庐结连山别样幽

虚怀若谷

　　“庐结连山别样幽”，是父亲咏庐诗里的诗句。诗里的“庐”，指的是我家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建在与母亲任教的连山学校相邻的那个简陋房子。房子虽简陋，但它却是我父母亲一生中永远的记忆。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蔚蓝的天空下，浏阳河的支流——涧江河就像一条翡翠玉带蜿蜒在浏阳西区的大地上。河岸边高大的槐树下，似摩天轮一样的筒车不停地旋转着，竹筒里依次倒出的河水溅起了无数雾状般的水花。广袤的田野上，三两只白鹭飞向了远处。

连山学校就坐落在这秀丽的涧江河畔。五十年代中期，母亲带着襁褓中的我，来到了这所乡村学校任教。母亲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全身心投入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她业务能力强，教育得法，所教班级都进步很快。她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为了国家栋梁之材。她关心群众疾苦，爱护群利益，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母亲出生在湘潭的一个世代商贾人家里，她天资聪慧，读书认真，成绩优秀。12岁就考取了湖南私立南华女子中学，女诗人李淑一曾是她的国语老师。母亲中学毕业后，冲破家庭阻力，毅然投身革命。16岁时，受湘潭地委派遣来浏阳开展土地改革和清匪反霸运动。工作结束后，又奉命在浏阳第十二区做妇女工作。艰苦的环境，超负荷的工作，压垮了母亲的身体，上级只得将她调入教育部门工作。从此，母亲就在三尺讲台谱写青春，浏阳成了她的第二故乡。

　　母亲为人活泼，能歌善舞。她不但是学区的教学骨干，而且还是学区的文体主帅。学区的教研示范课和球类比赛，母亲都要担当主角。

那个年代，中心工作多。母亲除了完成教学任务外，还要参加诸多的政治活动。根据统一安排，参加工作队，去外乡开展政治运动。节假日，母亲要组织学生下队搞文艺宣传，慰问军烈属；送新战士参军入伍，接复、退军人回乡；提着沉重的石灰桶，去山头写大幅宣传标语。农忙时节，母亲还得去田头搭棚护秧；统计生产进度；送科普知识下乡。母亲总是一双赤脚，风里来雨里去。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1967年，母亲也受到了冲击。先是将照料我们生活的外婆抓去游乡批斗，并派人把她遣送回了湘潭老家；接着大整黑材料，对母亲展开了没完没了的审查。后来，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停止了她的工作。在县第五中学任教的父亲，他住室的墙壁上，也被人贴满批判的大字报，他要在大小会上不断地作自我检讨和批判。与世无争，老实巴交的父亲，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母亲不向厄运低头，她唯一能表示抗争的方式，就是离开这纷纷扰扰的职场，带着我们兄弟3人落户农村。

那一年，我刚读完小学；大弟在读小学三年级；小弟还刚呀呀学语。这样一个拖伢带妹，没有住房，没有劳动力，不懂生产技术的累赘户，要落户生产队是有极大的难度。

危难时刻见真情，纯朴善良的老百姓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的双手。学校相邻的洲上生产队队长真心实意地邀请我们去落户，他告诉我们已腾出准备让儿子结婚的房子让我们住。学校所在地的大屋生产队，尽管他们已接纳公社安排的株洲知青落户，但高队长依然做通工作，将五十年代“大兵团”移来的一家4口人，迁回原籍生产队，欢迎我们去落户。据说，还有长寿、连兴等生产队都希望我们去落户。母亲考虑再三，决定带着我们兄弟3人落户在学校所在地——大屋生产队。

　　1968年3月，我们家4口人，正式落户大屋生产队，成了队里的“准社员”。我们这些“准社员”，队里是没有粮食分配的。每月要拿着居民粮食供应证，到集镇仓库里购买粮油。须等到来年稻谷新熟，通过工分结算，我们才能吃上了生产队分配的粮油，享受到社员的待遇。这个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的社员。

落户后，队里考虑我们一家缺少劳动力，安排我们饲养队里的一头牛。我想象着：清晨，骑在牛背上，吹着短笛去放牧，那是多么美好而自在啊！可是来到牛棚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条个头不挺大的温顺黄牛，躺在脏兮兮的牛棚里。它瘦骨嶙峋，全身沾满了牛粪。黄牛看见了我来了，连忙爬了起来，隔着牛栏，两只无神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鼻孔里发出哼哼声，似乎要向我诉说着什么。我觉得它好可怜，赶紧打水替它洗干净身上的粪便。我又请来几个小伙帮忙，一起将牛栏打扫干净，再铺上干干的稻草，给牛饮水的石臼灌满了水。这是我当“准社员”后，参加的第一次的劳动。

我和弟弟在队里主要劳动任务，就是放牛和割草。清晨，我和伙伴们牵着牛到河边吃草。白天，我和小伙伴们到离家4、5里地的林塘大队去割草，那儿水肥草茂。我割满一担草，挑着近60斤的草回来时，已是下午2点多钟了。烈日当头，肚子饿得咕咕叫，喉咙里干得冒烟。我什么也顾不上，一心想着那可怜的黄牛。我挑着鲜嫩的草来到牛棚时，黄牛听到我的脚步声，老远就高兴地发出哞哞的叫声。看到黄牛欢快地吃着我割来的草，我的饥渴和疲惫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经过大半年的喂养，黄牛长得膘肥体壮，我也成了地道的放牛娃。

　　生产队里出工劳动，记工分有不同标准。男劳动力，每天记10分，妇女记7分。而我还算不上半个劳动力，只能记4分。母亲除了做好一日三餐外，还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修渠、积肥，力所能及的事，她样样都去干。

队里的社员对我们很关心，常来串门，话家常。他们老挂在嘴边的是：感谢母亲为上不起学的孩子垫付学杂费；劝辍学的孩子来复学。夸母亲教育孩子有方，孩子们听话，成绩进步快。

左邻右舍隔三差五给我们送菜，什么辣椒、苦瓜、茄子摆满了一地。队里的七婆婆、三婆婆、华大娘最有趣，常常放下一大把蔬菜，茶叶，或几个鸡蛋，不声不响地走了，弄得母亲老是费神猜测。

连山地处丘陵地带，油茶树满山满岭。那些落下的树叶，是做饭的好柴火。我和大弟带着竹篮子，跟着大伙一块去山里检扒茶树叶当柴火。我们力气小，脚上又磨起了血泡，背着柴火走不动，每回掉队，落在队伍最后。福大娘将柴火送回家后，立即派人手过来，帮我们将柴火弄回家。在我们困难的的候，这些善良、纯朴的人们，给我们帮助，给我们关怀，给我们送来温暖。

　　我们租住的土木结构房子，是“大跃进”年代修建的。一堵外墙，已严重倾斜，用一根木头，挂上石头撑挡着。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风雨，使土墙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垮塌下来，必须得马上拆掉重修。

记得那时，外婆带着我和弟弟住在母亲任教的学校里，不但房间狭小，而且经常搬来搬去。在我记忆中，单搬到校外租住就有七、八次。现在落户队里了，我们总得有一间属于自己安身立命的房子。于是，母亲决定借这个机会，在修好外墙的同时，再搭建一间房子。要建这个房子，困难重重。除时间仓促外，既没有木材，又缺少资金。父母亲四处想方设法：买下队里从涧江河柴坝上取出的废木桩，弄几根旧楠竹当檩木；平整地面后，铺筑一层三合土作墙脚；请人在稻田里和泥制作土砖，一切因陋就简。

住在山里的叔父，离我们家有30多里，是个土木匠。他白天帮我们做事，夜晚偷偷用土车从家里送来旧门窗。经过一个夏天的努力，一个20多米的陋室终于建成了。将它间隔为两小间，内间做厨房，外间作堂屋兼餐室。不过有些不伦不类，窗户是叔父设计的叫炮眼窗户，外窄内稍宽；一根弯曲的白杨树杆，作横粱。尽管这样，父母亲还是长舒了一口气，颠沛流离这么多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对母亲造谣中伤，捕风捉影的审查，毫无结果。到了1969年，稻子还没有新熟，就恢复了母亲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当成正式社员。家庭生活又稳定了，父母亲决定：不能让我们再荒废学业了，得继续去上课读书。到了下半年，我和大弟又背着书包上了学校。

　　七十年代，连山学校迁到别处去了。母亲又两次在这个房子的两边搭建了几间房，使面积增至100多平方米。母亲在房前屋后，栽了桃树、李树、柚子树，还栽了不少竹子、垂柳、樟树等风景林。善于书法和绘画的父亲，又在室内张贴了他的字画，把一个陋室装扮得十分温馨、雅致。春天里，桃花红，李花白，杨柳依依，景色迷人。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甜蜜。逢年过节，我们带着孩子回家，全家人在这里团聚，连山庐里充满了欢歌笑语，其乐融融。父亲抚今追昔，挥笔写下咏庐诗：“庐结连山别样幽，桃红柳绿水长流。幸福不忘勤与俭，饮水犹得忆源头。”

我们兄弟3人，先后参加了工作，陆续离开了连山。母亲也调到别的学任教去了。可是，每到周末，她却依然回连山的老房子里居住。八十年代，母亲离休了，她仍不肯离开连山。她早已和当地老百姓融为一体了，她熟悉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习惯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人民群众也把她视作他们当中的一员。九十年代中期，村里上一辈的老人都相继去世了。母亲也年事已高，一人住乡下，实在有些不方便，这才住到了集镇上父亲学校的教师楼里。

此时，父母亲仍旧不定期，回连山看望乡亲们，看看老房子。父亲还时常买些建筑材料，对房子进行修葺。无奈连山庐，建造质量太差，年岁一久，墙壁开裂有了窟窿。2001年，父亲不幸病逝后，房子又多处垮塌。最后，弟弟只得请人将房子拆掉了……

简陋的连山庐，记载着父母亲人生中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见证了一个时代的伟大变迁，它成了我父母亲人生中难解的情结。健在的母亲，现在和我们一起住在城里。她90多岁了，虽有些失忆，但身体仍健朗，生活也基本能自理，可她还时常惦念着连山的那个房子。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那些岁月里，遇见的那些善良的人，发生的那些充满人间烟火的往事，都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2024年12月于浏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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