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新作 作家黄仁柯谈第一文学女博士

爱老年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陈学昭在第三排左一）。她是浙江唯一参会者。

中国第一个文学女博士陈学昭：

困顿时总有贵人相助

（读史琐记十）

黄仁柯著

一般人都会认为，在一个有着铁的纪律、崇信"斗争哲学"的革命团体中，"人性"、"人情"这些字眼是没有存在空间的。

退休十七年，读了数以千万字计的历史、传记、回忆录，才明白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中国作家协会要打韦君宜同志右派，是胡乔木同志给她说的情。浙江打陈学昭同志右派，是周扬同志给浙江省委打的电话，提出"免打"的建议。当然，周扬同志这个"说情"电话不是他主动而为，他是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委托。虽然周扬同志这个建议当即就让省委领导给打了回票，但总理、邓大姐不要把陈学昭打成右派的意图，他到底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虽然也就是个"奉命而为"，但在"越左越好"的大背景下，这样的"奉命而为"也需要勇气，需要担当，需要同志间的信任和对于人世的悲悯情怀。

一作者题记

当今文坛，还记得陈学昭先生的码字人，大概不会太多了。陈先生1906出生于浙江海宁，1991年仙逝于杭州。离去33年，小两代人了，干么还要记得这么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太太？

这话就有点浅薄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时代。这不会错。然而，作为一个码字人，不知道自己从那里来，不知道自己该往那里去，码出来的文字没有根基，还不就是一堆松散的砂砾？有伟人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话是重了一些。但我们中国老祖宗说的温故知新，前车之鉴，以史为鉴，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检验，应该是码字人所必须谨记的喻世明言呢。

其实，在先生风华正茂的时代，她可是延安（和解放区）众所周知的大作家。凭着中国第一个文学女博士的头衔，凭着夫妇两人同为博士的学衔，她在延安首屈一指。何况她的《工作着是美丽的》《漫走解放区》，文字那么悠美，感情那么真挚，曾经在中国解放区、国统区，甚至在欧美，产生过那么广泛的影响。比起当下文坛那些"天之骄子"、"著名作家"，先生不知把他们甩出了几条街。

有一个故事就令人印象深刻。

第四次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期间，丁玲先生著文，把参加文代会的中国作家队伍形容成是"五代同堂"。丁玲比先生大2岁。她把自己定为第二代作家，却把叶绍均（圣陶）、萧三、陈学昭列为第一代。丁玲先生解放初期曾继冯雪峰之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取消供给制后干部评级，中国作家协会评定为七级、享受副部长级待遇的有两人，一个是周扬，一个就是丁玲。文坛一度有人误以为丁玲"骄傲"、"自视甚高"。开文代会，丁玲把陈学昭列为第一代，自己甘居其后，有谦让的成份，但也决不是"客里空"。因为陈学昭17岁（1923年）发表作品的时候，丁玲还没有出道。而且在《鲁迅日记》中，陈学昭的名字出现过三十几次，在当时的年轻作家中十分难得。丁玲把一个"大先生""三先生（周建人）一手培养提携的女作家列入第一代作家的行列，应该称得恰如其分、名至实归。

当然，丁玲尊陈学昭为与叶绍均、萧三并列的第一代作家，同一桩历史公案应该也有着某种关联。那就是1953年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

建国初始，丁玲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风头应该是很厉害的了。可是过不多久，文坛却毫无征兆地开展起批判"一本书主义"的运动，丁玲的作协党组书记，也就无声无嗅地干到了头。

不过在文艺界批"一本书主义"初始阶段，还没有涉及到"溯源"的问题。换句话说，还没有点明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是在何时、何地、何人与闻。虽然大家也在大张旗鼓地批判，但也就是个"隔空喊话""敲山震虎"，还说不上"剌刀见红"。但到了反胡风，这个批"一本书主义""始作俑者"的帽子却一下子就落到了陈学昭的头上。有一回北京文艺界开大会，主持者安排"学习小组组长"第一个发言。小组长竟然一个疙瘩也不打就把"揭发丁玲一本书主义"的"著作权"送给了陈学昭，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是"陈学昭揭发的"!

小组长送"著作权"的时候，陈学昭就坐在台下。她愤慨至极，当面栽脏，这谎也扯得太无耻一点了吧？没有丝毫的犹豫，先生就在会上做了严正的反击。在晚年的回忆文章《1955年夏天在北京》中，她写了好长的一段话，她说：一天下午，（反胡风学习小组）组长把我叫到一间小屋子里说：丁玲和你这么要好，你们平常谈些什么？我说没谈什么，她忙她的，我忙我的。他说你好好想想。你不讲对你没有好处。

过了两天，这天下午，通知召开大会，大家坐定，宣布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小组长。他走到台前，声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批判丁玲的"一本书主义"，并且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话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把小组长如何逼问我和丁玲间谈了些什么话，我怎么回答的等等，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且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结果，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议室里有好些人也站立起来。显然会是开不下去了。那天我心里真是气愤极了。（引自《陈学昭文集》《浮沉杂忆》P494页）

其实，早在延安文艺界批丁玲《三八节有感》的时候，陈学昭就找周总理和邓大姐给丁玲说过好话。"我对邓大姐说，批《三八节有感》批到什么时候呀？我看可以收场了吧？中国有这么久的封建传统，做一个女人本来就不容易，何况出了点名，就更难了。"（同上文P496页）

周总理、邓大姐听了陈学昭的反映后如何与上层沟通，先生的回忆录中没有涉及。但是后来老人家定性"丁玲是同志，是内部矛盾"，丁玲很快得以解脱，却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有着这么两次患难中的交集，丁玲尊陈学昭为第一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又与丈夫陈明一道专门到杭州拜访陈学昭，拉了一个下午的体己话，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陈学昭去延安是抗日战争全面抗战开展起来后的1938年。这离她1935年在法国获得文学博士之后返回上海，差不得已经过去了二年。

回国两年，为了解决"饭碗问题"，陈学昭和丈夫没有少费周折，然而最终，他们还是选择了延安。

之所以做出这种选择，鲁迅先生的言传身教，应该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陈学昭17岁那年（1923年）参加上海《时报》《妇女》栏目的公开征文，获得了第二名。这个起点不低，对于一个17岁的少女，应该说是很难得了。自此，她受到文坛前辈戈公振（翻译家戈宝权先生的叔父）和"大先生""三先生"的热情扶持。1924年11月鲁迅先生在北京发起成立文艺社团《语丝社》,《语丝》杂志创刊，18岁的陈学昭就参加了签名。1935年2月从巴黎回到上海之后，陈学昭多次拜访鲁迅、周建人、孔德沚，甚至还在6月，与丈夫何穆一起，邀请鲁迅先生全家在麦瑞饭店吃了一顿饭。先生去世后，陈学昭更立即从无锡赶回上海，为先生扶灵送葬。可以说，通过十几年的交往，先生的左翼文艺观"桃李不言，下自为蹊"，陈学昭年轻的躯体中早已经流动着左翼文艺的血脉。

当然，促使陈学昭奔赴延安的直接原因也有两个。一个是她夫妻二人回国后一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何穆是一个医术精湛而自视甚高的医学博士，朋友介绍一般的教会医院、乡野医院，那里能入得了他的法眼？

第二个直接原因是就在夫妇二人犹豫困顿的时刻，陈学昭看到了斯诺撰写的《西行漫记》，并且知悉幼小时的"闺密"张琴秋正在延安。

张琴秋是茅盾先生胞妹、早期共产党人沈泽民先生的夫人，沈泽民牺牲后嫁给了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张琴秋曾任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严格点说，在自始自终走完长征的几十个红军女战士中，她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名符其实的女将领。

陈学昭写信给张琴秋表达了投奔延安的念头。

　　张琴秋回信告诉了到延安必办的手续和路线。陈学昭"按图索骥"，一番艰苦的巅波之后，终于在1938年8月6日，乘坐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物色的一辆大卡车，来到了延安。

陈学昭夫妇在延安受到极高的礼遇。他们是延安唯一的一对双博士夫妇。本来就"物以稀为贵"，再加上何穆后来又担任了延安中央医院的院长，白求恩大夫奔赴晋察冀之后，延安中央首长和各级干部的大痛小病，尤其是上点名堂的手术，差不多都得出自他何医生的一只手。周恩来骑马摔断胳膊，首先给他动手术的就是何医生。

那可是个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年代呀！老人家的选集中，就刊有当时中共中央关于积极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几次指示。后来"抢救运动"中对来自白区的知识分子"整肃"过头，出现了"特务如毛"的怪现象，可一经发现，老人家就坦率地向被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举手敬礼，而且声称得不到同志们谅解他就不把手放下来！

正因延安有着如此开明的政治环境，而立之年的陈学昭在延安如鱼得水。到延安后不到一个月，她就访问了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林伯渠、成仿吾、蔡畅、周扬、李六如、丁玲、陈昌浩、吴亮平、马海德……．等几十位延安名流。再往后，朱德、林彪、贺龙、罗瑞卿、周恩来、邓颖超、陈云、吴玉章、徐特立、康生、沙可夫……．都成了她的采访（聊天）对象，成了她笔下描绘的生动人物。

可以说，几年的延安岁月，陈学昭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朋友圈"。这个建立在理想、工作和学养、气质基础之上的"朋友圈"，让陈学昭的延安岁月充满了正能量，奋发有为，佳作频出。虽然延安期间她经历了丧子之痛，过后不久，在她的爱女亚男出生后不久，又因丈夫的过错让婚姻走到了尽头。但是在邓大姐、蔡大姐等妇女界前辈的劝慰帮助下，她到底从个人幽怨的泥潭中勇敢地走了出来。而且即使是在令人望而生畏的"抢救运动"中，她也因了经历的单纯和与鲁迅先生的师生关系，只用了两个下午就顺利过关。这样的速度在当时的延安知识界，应该是叹为观止的了。（见《亲历延安岁月》，黎辛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P136页

更加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对于她与何穆的婚姻纠葛，"朋友圈"的师长也给了她极大的关切。

周总理是知道陈学昭在巴黎留学期间与蔡元培先生次子蔡柏龄有过一段纯洁而炽热的情谊的。因此，先生与何穆分手之后，周总理批评过她在婚姻上"识人不准"。抗战胜利前夕，总理坚决主张派陈学昭到巴黎世界妇联去做妇联的工作。中央和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完全同意。为了去巴黎，1945年之后，陈学昭"两进三出延安"，往复行程三万多里，几乎耗尽了解放战争所经历的整整三年。但到了可以从东北出境途经远东转道巴黎时，总理这个委派却让李立三同志一个人给否决了。立三当时的理由是：陈学昭不是因为工作去巴黎，而是为了（和蔡柏林的）婚姻。

立三同志这么说是不是子虚乌有我不敢妄言，但是总理和邓大姐知道陈学昭与蔡柏龄的纯洁友谊却可以肯定无疑。总理、邓大姐所做的一桩既有利于工作又可以成人之美的安排虽然因了立三同志的反对而功亏一篑，但总理、邓大姐对于一个女作家的人性温暖，却已经可以让人深深地感动了。

当然，这感动也许说得还早了一点。因为同先生以后将要面临的打击与劫难相比，这点婚姻上感情上的挫折，实在是小巫见大巫，算不了一回事。

那么，作为鲁迅先生十分倚重的中国第一个文学女博士，为什么在红旗升起之后，又会面对那么尴尬与困顿呢？

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之后。陈学昭当选第一届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作为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有着广泛影响力的女作家，先生当然可以选择留在北京，留在全国文联或中国作协，继续她的创作生涯。可是，好强的个性和对于故土的眷恋却使她和欧阳山一样，选择了故土，选择了到家乡去深入生活，开展文学创作。

先生的选择得到了总理、邓大姐的热情支持。总理不仅建议先生扎根茶乡，甚至连拟议中的小说书名《春茶》，也在与先生的交谈中，若隐若现地地扯过几次。

先生信心十足，把九岁的女儿亚男送往育才小学安排停妥，就"千里走单骑"，匆匆赶往杭州，准备赶赴茶乡深入生活。

可惜，计划不如变化快。回浙江参加土改没多久。谭震林将军就把她找到办公室。

谭震林是陈学昭早在延安时期就慕名已久的新四军将领，当时正担任着华东野战军副政委、浙江省委书记，封疆大吏了。

谭震林告诉她：马寅初先生马上要到浙江大学出任校长，省委决定立即公开她的党籍，任命她为浙江大学第一任党支部书记！

陈学昭措手不及！

陈学昭1945年入党后，一直没有公开身份，以"民主人士"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即使解放后担任浙江省中苏友好协会的会长，也是一种名誉上的任职。因此，这个浙江大学党支部书记的任命，实际上是陈学昭先生一生中具有行政权责任职中最高的一次。后来她还当过浙江省文联副主席。但当时的省文联实行秘书长负责制。副主席只是个名誉称号，她实际的工作也就是个专业写作。

当时的浙江大学有师生5000余人，党员却只有20几个。因此，谭震林在任命马寅初为校长的同时，还任命了一个学校三方代表：学生代表包漠枢；校方代表教务长严仁赓（严修先生的孙子、刚从美国归来的经济学家）；而党代表则选派了陈学昭。延安时期，先生就"吃中灶"，享受师团职干部的待遇。解放后，先生更被评定为十级，对应当时军队的准军级。把陈学昭这么一个十级干部派到浙江大学去当党支部书记、教授，教授中文系三、四年级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写作，应该称得上所托有人，适得其所。

陈学昭愉快地听从了省委的安排。她相信谭震林这样的安排是出于对自己的信任。作为一个女作家，先生很看重朋友之间的战斗情谊，她可是一个很感性的女人那！

遗憾的是，没干上几个月，先生就把这活给干砸了。原因也说不清道不明，但直接的原因却简单明燎，她的女儿、我在浙江省作家协会的同事陈亚男（愿她的灵魂安息）在所著《我的母亲陈学昭》一书中就明确地写清了事情的原委：

"谭政委叮嘱她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校的政治课。当她提出知识分子应好好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个别高级知识分子态度傲慢，行为散漫，母亲想到自己的责任，便毫不留情地进行批驳，她忽视了方式方法，过于偏激，为此她得罪了个别高级知识分子。不久，就有人联名写信给省委宣传部，控告她不尊重老教授。不久她就离开了浙江大学"…….

（引自《我的母亲陈学昭》P33页，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

几个老教授联名写信就使得学校的党委书记走人，这在后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建国初始，这样的情况却出现过不少。中国美术学院（当时叫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党委书记、院长、老延安江丰同志、副院长莫朴同志，就曾经因为主张取消国画系，开设彩墨绘画系，遭到美术学院老一辈国画教授的联名上书坚决反对而遭到了严厉的处分。江丰被调走，后来还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差一点就丢了饭碗。这些事例也从侧面表明，当时各级党组织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对于在全国享有较高威望的高级知识分子，还真的做到了充分信任、礼遇有加。

离开浙江大学之后，陈学昭根据总理和胡乔木同志的建议，选择杭州西湖区龙井茶村作为深入生活的基地，准备写作长篇小说《春茶》。先生是从延安走出来的，当然信奉延安的那一套思维和工作方法，深信深入生活就要深入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想老百姓之所想，急老百姓之所急。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情怀，她不由自主就又卷进了一场得罪人的纠纷。

这场纠纷算不了大，却为她日后的遭际埋下了祸根。亚男在她所著《我的母亲》一书中曾经有过如下的描述：

"在龙井她与茶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茶农有事都愿意与母亲说，向她反映公家兴办龙井茶场建馆舍，把茶农的好茶地圈了去。茶农靠的是茶园，一株茶蓬的培养至少要七八年才能采摘，茶农的依靠失去以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这时期母亲频繁地往来于北京和杭州两地之间。每次去北京总要探望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总理常向她问起茶农的情况。她内心沉入激烈的斗争中，觉得如果不照实说，对党不忠诚；如果说了，就要得罪人，结果她还是选择了后者，把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母亲向总理建议说，公家办茶场建馆舍可以开辟荒山，不要去圈茶农的茶园。待母亲回杭州后，龙井的茶农欢天喜地地告诉她好消息，被圈去的茶蓬统统退还给了他们，茶农们乐了。可母亲因此又结下了一个'怨'"。

（引自《我的母亲陈学昭》P35页）

当然，先生结下的这个"怨"，就某些"事主"而言是只有"肚皮里做做文章"而不敢明火执仗吼出来的。陈学昭毕竟是向总理反映情况，她什么地方错了？

他们只有耐着性子等待。而几年之后，历史给了他们机遇。在一个伟大口号的遮掩下，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冠冕堂皇的好机会。

那已经是1957年4月间的事了。当时，为了贯彻中央关于"整风"的决定，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邵荃麟和夫人、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葛琴来到杭州。

荃麟1926年入党，参加过周总理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抗战时期出任过浙江省委常委，主编《东南战线》，资格很老，又是很有见地的文学评论家。他的夫人葛琴是个巾帼英雄，1926年就在上海参加我党地下工作，出任上海局宣传部内部交通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期间，担任持枪护卫总指挥周恩来的，就是这个18岁的小姑娘。她的小说集《总退却》1932年在《北斗》刊发，鲁迅先生做序，说它"将中国的眼睛点出来了"。

荃麟1906年生。葛琴1908年生。先生与他们年龄差仿，彼此间早就相熟、惺惺相惜。为此，荃麟、葛琴一到杭州，就到家看望了先生。转天荃麟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身份在灵隐招待所邀请浙江省文联作家、艺术家开"双百"座谈会，老延安陈学昭顺理成章就作为被邀代表参加了座谈，并且在邵荃麟、葛琴的一再鼓励下，即席讲了几句。

这几句话的"原文"就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

这几句话，先生的本意是想说希望省委领导能像关心戏剧、美术一样，多关心一点文学创作。浙江当时正因抓了昆剧《十五贯》而风头正健。文学创作基本上就是个"个体劳动"，作家希望领导多关心关心文学，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其实这种大路货的意见，即使在我任职的时候，每逢省委宣传部召集文艺界开会，也不知道听到了多少，完全可以被认定是没话找话的"空话、套话"。所以座谈会上说了之后，先生也就把它们扔到了一边。

可是（讨厌的可是！）荃麟离开不几天，上海文汇报一个记者就赶到杭州采访先生。记者打着荃麟的旗号，先生也就把在座谈会上说的那几句话一字不改地重述了一遍。

文汇报很快就在记者的综述报道中，摘引了先生的这条"意见"。而且几天之后，新华社记者又把这条"意见"在电讯稿中作了传播。

如果到此为止，先生所提的这条"意见"，是谈不上有什么"杀伤力"的。问题是在于，新华社的通稿经由广播电台广播之后，台湾的广播电台竟然也采用了先生讲的这句话，并且加注说：陈学昭先生原来拥护共产党，现在也对共产党有意见了。

台湾电台可是敌台呀！矛盾瞬时就改变了性质。"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宣扬的东西不是反革命还能是什么？

在1957那场令人心惊胆颤的暴风骤雨中，浙江和四川是党内反右反得最"坚决"最"彻底"的两个省份。浙江省委三个常委：省长沙文汉、省委副书记杨思一、省高级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一个省委委员、财政厅厅长孙章禄被打成"反党集团",是省级干部打右派打得最多的一个单位。浙江文艺界也跟着"惨不忍睹"。宣传部代部长陈修良、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黄源；省文联主席宋云彬、副主席陈学昭；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郑伯永以降的中层以上干部几乎"土崩瓦解"。创刊不两年的《东海》文学杂志，编辑人员13人，戴上右派帽子的7人、中右分子1人、坏分子1人。戴帽子者的占比达到了全社编辑人员总人数的70%。

在这样一种斗争氛围下，陈先生被打入"另册"，实在是在劫难逃呀！（以上内容、数字引见《我的母亲陈学昭》、《上海鲁迅纪念馆：陈学昭纪念集》、《郑秉谦文集散文卷》P42页）

从1957年7月28日被定为"右派"到1979年2月28日省委下发文件为她平反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原工资级别，整整过去了22年。

人生能有几个22年呀！在这22年中，先生受过的苦、遭过的罪能少得了吗？

然而，本文不想把这个话题展开了。先生在《陈学昭文集》散文卷《浮沉杂忆》一书中，已经对这22年中的人情冷暖，作了详细的记述和精到的剖析,"革命群众"如何逼迫她清扫整排宿舍的男女厕所、绍兴农机厂一个无赖治保委员如何贼喊捉贼送她一顶"破坏分子"帽子、造反派头头如何狗仗人势逼迫先生把女儿给他做"女朋友"…………等等等等，先生都有着冷静而清晰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那里去了解详情。本文只想记述几件日常小事，让读者通过这些小事，了解一下这位中国第一个文学女博士，在这22年之中，曾经经历了多少的尴尬与无奈。也想让读者诸君看一看，即使是在危难之中，人性的光彩，一刻也不曾在咱国的土地上黯淡、泯灭。

在咱们国，一般的码字人只知道巴金先生是解放后唯一一个不拿工资、只靠稿费过日子的作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解放后大陆靠稿费过日子的作家还有好几个，陈学昭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陈先生靠稿费过日子，从她留学法国时就已经有过端倪了。当初筹集去法国的船费，先生主要就是靠了在鲁迅先生帮助下出了两本书的版税。

去延安后，虽然稿费的标准不高，但有稿费应该还是肯定的。进城后，先生虽然也评了个十级，但主要的收入应该还是稿费。而且建国初始，稿费的标准还着实定得不低，物价又便宜。当时刘绍棠出版一个小册子稿费一万多元，居然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陈先生那时候无论体力还是脑力都处于黄金时段，她又是个"劳动模范"，优产高产，稿费优渥，日子过得应该是中等偏上。

打入另册之后，已经出版的好多书都奉命下架，还没来得及出的书更是封存冰冻，生活的源头活水也就自然而然地洇塞断流了。

从打成右派到1961年，陈学昭整整四年没有薪水、没有稿费，生活的窘迫，自然勿需言说。她的女儿在她《我的母亲陈学昭》一书中，就有一段令人心酸的白描，她说：

"星期六下午下班后我回到家，才发现帮忙的阿姨只给母亲做晚饭。晚饭后我早早地上床睡下，不多一会，母亲也熄灯躺下。只一会儿的时间，便听见地板上悉悉索索的响动声，人没得吃，老鼠也饿得慌，早早出来觅食。便见母亲房内又亮起灯光，她走到我这间屋里，用撑衣棒将一根细竹杆横搁在腰门上面和气窗之间，再把散放在地板上的青菜一棵棵很不容易地搭在竹杆上，'五角钱一斤青菜，老鼠吃了，我们吃什么………'当时我在杭州大学总务科（做杂务，拉大板车），依然根据农场标准每月拿19元5角的工资。母亲只有凭自己计划使用前几年所得的稿费，艰难地贴補家用………"（引见《我的母亲陈学昭》P47页）

一个闻名中外的作家、一个单身孱弱的老女人，面对政治压力、人情冷暖和贫寒生活的多重摧残，那个凄苦，那个无奈与无助，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当绍兴农机厂那个治保委员挑动一个街巷的妇孺，见面就喊她"破坏分子"，朝她吐口水时，陈学昭在给周扬并请周扬转邓大姐的信中，甚至表达了"我对人类失望了"的感叹。

不过，先生到底从绝望中走了出来。

不仅仅是那个诬陷她的治保委员最终露了原形，案情大白天下，更主要的是一个个的老首长、老朋友，老贫下中农、甚至素无谋面的平头百姓在她"落难"的日子，所给予的无私真诚的爱护与帮助。

"平反改正"之后，先生写了好几本散文集，对22年困顿中向她伸出援手的"恩人"的"一粥一饭"，进行了深情讲述。

在她生活窘迫困顿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先生"（周建人）夫人王蕴如老太太，用手帕包着自己家养的10个鸡蛋和在84号省府大院空地上种植出来的青菜，颤颤巍巍地给她送到家中；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林淡秋调任杭州大学副校长之后，排除种种干扰，终于在1961年6月之后，恢复了她（10级降5级之后的）15级工资，恢复了公费医疗。虽然在"史无前例"中这个15级待遇又改成了每月60元的生活费，但比起"切源断流"，到底也是天上地下；

"史无前例"中关"牛棚","小将"们对"牛鬼"们逼交待、逼材料，动辙拳打脚踢，说不老实，避重就轻。有一个负责监管她的体育系青年教师，看她害怕，竟然一次一次地提醒告诫她，别的什么也别说，就说反右派的事；

女儿亚男受牵连升不了学、长期在农场养奶牛，她想写信给邓大姐寻求帮助，又害怕直接写信给大姐大姐会收不到。为难之际，一个近邻的青年教师黄先生挺身而出，直接跑北京把信送到了周建人先生家中，最终由三先生转交邓大姐，让独生女终于回到了她的身边…….

当然，危难之中，先生最向往、最怀念的还是延安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坦诚无间、不设防。有什么"小毛小病"，同志之间都会直截了当地、善意地向你指出。当时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就曾直截了当地向她指出，不要说反话，中国人没有这个习惯，人家会当真话去听的。还有好几次，李富春感叹地说她是个理想主义者。当时她还听不明白，直到1957年以后，她才开始懂得富春同志这句话，是一句客气的批评话，批评她缺乏社会实际生活经验。而当时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同志，曾经当过她的直接领导，更坦率地开导她处理人际关系的"处世之道"：路上遇见同志，不论是男是女，都应该打招呼，不要视而不见。否则，人家就会认为你是个"大妇人主义者"………

（引文见《我的母亲陈学昭》P111页）

有恩于先生者的名单可以开列好长一串。可以容她一吐肺腑的总理、邓大姐；三先生夫妇；陈云、于若木夫妇；茅盾、孔德沚夫妇；堂姐陈宣昭、吴觉农夫妇；自幼的闺蜜张琴秋夫妇………都可以称为是先生生命和困顿中值得指靠的真诚的"贵人"

当然，先生的"贵人"中，与她相交时间最长、对她影响最深的应该还是陈云、于若木夫妇。（总理到底走得太早了一点啊！)

于若木先生是个营养专家。她是所在单位第一个贴出揭发江青作威作福大字报的。为此，"小将"们把她关起来，打她，饿她。

三中全会之后的1979年，于若木到杭州医病，托人四处打听后知悉了陈学昭住在杭大宿舍，立刻就到先生娲居的筒子楼探望了她。

这以后，学昭先生落实政策三次搬迁，于若木先生都要到家探望。

1980年学昭先生住院治疗，于若木前后探望了

三次。当学昭先生提出想见见老首长时，于若木欣然应允，不久就带陈学昭母女谒见了陈云。

陈云同志五十年代末就患有心绞痛，抵抗力差，平日很少会见客人。这次破例，让陈学昭感触很深。位高权重，不忘故旧，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难得的呀！

1985年5月，陈云同志又专门给陈学昭写了一幅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落款：书赠陈学昭。铃章两枚：一枚"陈云"，又一枚"时年八十又一"。同时，陈云同志还给亚男写了一个大楷条幅："桐花山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落款：书赠陈亚男。

读罢陈云赠书，先生沉默许久，才对女儿说："老首长这几年肯定用功读书，相比之下我却落后了。他给我写的条幅选用的那两句诗，我越想越觉得是再贴切不过了：如果当时我真的就去寻死了，功劳和过错，不是永远被掩埋，无法说清楚了吗？我究竟是怎么样的人，还是老首长了解呀！"

后来，先生把陈云同志赠送的这幅字和茅盾先生赠送的另一幅字，一直挂在床前。于若木再次与她相见时，先生说："在延安，我受到老首长的帮助和关心，如今我是一部旧车子、老车子了，每年你又在物质上精神上给我加油，给我鼓励。"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这里，有必要把延安时期的一件往事再说一说。1937年12月，陈云同志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上任不久，他就发出了一个指示，指出要打破关门主义，大量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并指出必须抢夺知识分子，谁抢夺到了知识分子，谁就得到天下；……

（引文内容见《我的母亲陈学昭》P228至237页

)

把大量发展知识分子提到这样的高度，陈云同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高瞻远瞩的政治策略，我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至1945年6月，全国的党员总数从1936年的二三万人，提升到了120万，这支浩浩荡荡的党员队伍，为夺取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今，全国党员总数已经达到九千多万，与1937年的数目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陈云同志和老一辈革命家关于"抢夺知识分子"的见解，对于当下仍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结束本文前，有几句话还想请读者耐心听

听。

中国知识分子有不少毛病（团体内的知识分子也不能免俗）。他们的毛病，说透了也就是个自视高、翘尾巴、好吹牛，有的可能还喜欢"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事没事总想着说点"当惊世界殊"的"微言大义"。但究其动机，大多数也就是图个嘴巴上的痛快、吸引别人的眼球，真要说到"谋王篡位""大逆不道"，除了王莽，中国读书人中还真的没有出过几个。大部分中国读书人想的就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还真的可以而且应该被视为"可以依靠的""自己人"。

中国知识分子眷恋总理、陈毅元帅；眷恋胡耀邦、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原因有好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因为他们把知识分子当成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科学当成了第一生产力，把知识和人才放到了社会发展的重要高度。中国老百姓历来讲究"士为知已者死"，何况是那些早已把身家性命抛之脑后投身革命的革命者◇

可以断言，革命党人不缺人情味。革命党人不缺人性关怀。总理、邓大姐；陈云、于若木；三先

生夫妇；茅盾夫妇；甚至周扬同志；在陈学昭先生困厄时的义举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像陈学昭先生那样因为对领导有一点小意见就被打入另册的历史悲剧，再也不能让它重演了！

善待老百姓！善待读书人！善待自己的同志！善待所有愿为社会发展、民族复兴作出贡献的仁人志士！

也许，这就是八十翁在新年将临之际，要写这么长一篇《读史琐记》的缘故吧？

2024年12月21日 下午5时35分

初稿于杭州静怡斋

2024年12月22日 上午11时修改

2024年12月25日 上午11时再改

2024年12月27日 上午11时改定

作者简介

黄仁柯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原驻会国家一级作家

作者简介：

黄仁柯 男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原驻会国家一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