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如烟（16）

上善若水

难忘儿时的年味

 2024.腊月.初一

今天进入了农历龙年腊月，开始了蛇年新年的倒记时，新年的脚步已离我们越来越近，不由得又勾起我对儿时过年的回忆。

记得小时候，每年一进入腊月，整个乡村就开始有了年味，人们仿佛都遇到了喜事，出门都笑逐颜开，哪怕是平时不苟言笑的也面露喜色，平日司空见惯的争争吵吵也都见不到了。家家户户开始忙活起来，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比较早的行动就是请裁缝缝制过年穿的新衣服。那时候农村裁缝不多，各家各户都要做衣服，只能提前到裁缝那里挂号排对，依次进行。接下来男人们开始挂挂面、锤糯米面，挂挂面是技术活，有的人家的男人自己能做好，有的做不好，就得请人帮忙。也有人家干脆自己不做，花钱到集市上买，但多数还是自己家做。锤糯米面，需要排队，当时我们村用来锤糯米面工具只有一个，短时间内大家都要用，只有排（队，按次序进行。

生产队开始捕鱼，分发给村民作为年货。我们那个村有好几个池塘，每年过年前都要请专业捕鱼人员来捕鱼。生产队分发捕捞的鱼的方式也很独特，不用称称，由生产队干部按全村人家的户数，不管各家各户多少人，把捕获的鱼按大小搭配，分成一堆一堆的，然后由各户村民自己挑选，谁也不说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

农历腊月二十三，称为小年，家家户户都要在灶台的烟囱部位摆上香炉，点上香烛，祭拜灶王神，祁求来年家人安康。腊月二十三一过，年味就非常浓厚了。男人们开始做豆腐，女人们开始洗被子、床单等床上用品，那个活可是很辛苦的。那个时候的腊月天比现在冷得多，有时池塘水面上都结非常厚的冰，洗东西需要携带锄头把冰砸开一个冰窟窿才能洗，冻得人手都红肿、麻木。每年年前只要是晴好天气，全村人家的房前屋后所有树的枝头上都晒满了洗过的床上用品。

小年后，条件好的人家，开始杀年猪，但不多，印象中我们村每年也就三、二家。我家当时条件算不错的，所以每年过年都要杀年猪。记得我家当时每年杀猪时，村里有些青壮年男人都主动来帮忙抓猪，帮助屠夫杀猪。每次猪杀好后，我母亲都要让屠夫割下一大块肉烧一大盆子，请帮忙的人一起吃一顿肉。长大后我回想起这个细节，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总觉得他们主动来帮忙动机不是太纯，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为了蹭一顿肉吃，毕竟那时候农村人一年到头很难吃上肉。每次杀猪以后，父亲都让我给姑妈的婆婆送去猪的内脏，或猪肝，或猪肚，或猪心肺不等，那时候认为这些是猪身上最好的东西。

小年一过，村民家家户户都会去赶集购买年货。离我们家比较大的集市在乡政府（过去叫公社）所在地，离我们家有五里地。每个月有几次大集，几次小集。腊月天的农村集市尤其是大集那真叫热闹，满街都是人，摩肩接踵，人山人海，我们小孩们一般都随父亲或母亲一道去赶集，父母从来不让我们自己去，可能是怕我们走丢了。鸡鱼肉蛋不用买，家里都有了，主要买酒、爆竹、年画、对联、祭祀用品等。记得买这些东西中最火爆的是年画，摊位前人头攒动，挤破了头，想挑选中意的年画很难，服务员也因太忙，不耐烦，服务态度很不好，能买到就算不错了。

过年前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炸圆子，通常都是腊月二十九晚上做这项工作。这也是我们孩子们最期待的，因为可认吃到圆子。炸圆子通常都是母亲在灶下烧火，父亲在灶上掌勺炸圆子，我们孩子们就负责运输，主要是把事先在别处做好的圆子搬运到厨房灶台上，让父亲下锅炸。我们一边搬运，一边吃炸好的圆子。因为好吃，控制不住，尽管父母一再提醒，叫我们别吃多了，但几乎每年炸圆子我都还是吃多了，造成消化不良而形成积食，第二天年三十吃年饭，面对难得的满桌佳肴，却没有任何食欲。

吃年饭是过年最重要的大事，仪式感极强。吃年饭前要贴门对，然后把所有饭菜在桌子上摆好，但不能开吃。这时候父亲拿出从集市上买回来的炮竹到门外去放，这时候我们小孩子都跑出去看，但不敢靠近，离得远远的，并且双手把两个耳朵捂得紧紧的。父亲放完炮竹，我们全家才正式开始吃年饭。父亲辈兄弟姐妹五人，姑姑家不在我们村，两个叔叔在城里，在老家本村住的只有奶奶、我家和三叔一家。每年吃年饭，我们都在一起吃，如果中午在我家，则晚上在三叔家，如果中午在三叔家，则晚上就在我家，反正我家和三叔家两大家加上奶奶，每年都在一起吃年饭，这予示着家族的团圆、和睦。吃年饭还有一个习俗，每个人碗里的饭都不能吃完，要留下一点，这叫年年有余。还有一个习俗，年饭桌上要摆一条没有烧的生鱼，自然不能吃，就是摆上桌做个样子，这叫年年有鱼（余的谐音）。年三十吃完年饭后，父亲和三叔就领着我们一众家人去祖坟祭祀祖先，先烧纸，后磕头，最后放鞭炮。

除夕晚上，等我们孩子们睡着后，母亲就会挨个给我们每个孩子的枕头边放上一块用纸包着的方片糕，等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看到方片糕，迫不及待地抓到就吃。这个习俗愚意是年初一进入了新的一年，我们又长了一岁，这叫步步高。年初一早上家家户户都想赶早开门放炮竹，所以不等天亮，外面早已炮竹声震天响，我们也就早早地起床。这时候父亲已早于我们起床，在那里洗脸，整理着装，然后就看到他开大门、放炮竹。完了后父亲就来到堂屋香案前，在每个祖先的牌位前恭恭敬敬地上香、磕头，非常严肃、非常虔诚，我们孩子们在边上看着也不敢吱声。做完这一切后，父亲和母亲一起，又领着我们孩子们去给奶奶拜年，父母亲不用给奶奶下跪瞌头，我们孩子们则需要一一给奶奶下跪瞌头，奶奶则给我们每人分发一些糕点，让我们吃。

大年初一按照习俗是不去亲戚家拜年的，但村民们都形成了一个定式习俗，就是在家门口互相拜年。通常的做法是，大家自发到村里的場地集中，然后一大群人挨家挨户去拜年。到每一户人家也不坐下，更不用上茶，就站着互相道个好，寒喧几句就离开，但到每一户人家，这家人都要给抽香烟的发一根烟，不抽烟的，送一把炒货或拿几颗水果糖，不要也不行。等跑遍全村各家，抽烟的人两个耳朵、手上夹的都是烟，不抽烟的口袋装的都是爪子、花生和水果糖等。

一般年初三开始出门去亲戚家拜年。通常都是我二姐带着我或我哥哥去。礼物方面，有长辈的至少要带一斤红糖，再搭配上其他东西，一般要有四样东西。有小孩的都不能少了方片糕。城里的亲戚都是我父亲去，一般与我们无关，最多有时父亲带上我一道去。我们去给亲戚家拜年，亲戚们自然也要来我们家拜年。那时候奶奶和我们家住前后屋，每年过年很多亲戚都要来给她拜年，但中午吃饭都由我家安排。我们自己家亲戚也不少，每年来拜年的也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户亲戚，是母亲娘家的远房亲戚，听母亲讲过去跟他们家都不怎么来往，后来他们家主动过来走动，才逐渐有了往来。这个亲戚家十分贫困，四个儿子都打光棍，每次来我家拜年，四个儿子都一起来，四个人一起一般带一斤红糖，最多加一盒饼干。他们四个人一顿要喝三斤酒，在桌上每上一道菜倾刻就被抢光，搞得我母亲烧莱也来不及，我们往桌上送莱都要小跑，看着他们那种可怜样子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后来我在想他们每年来拜年可能是假，到我家来蹭吃蹭喝可能才是真，当然这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

那时候农村过年正月里有一个非常热闹的重大活动，就是唱大戏。每年过年一直到正月结束，都还是天寒地冻，没什么农活，即使有也干不了。这时候有一些民间专业戏班子，被一些村邀请来为农民唱戏，唱的都是我们当地最流行的庐剧，非常受老百姓欢迎，每一场戏不管多远，大家都赶去看。演出地点都是在露天埸地，人山人海，因为人太多，很多人怕离戏台太远看不见，就从家里扛着板凳去，站在板凳上看。

除了看戏，那时候正月里还盛行赌博，基本上每个村都有赌场，公安部门也不管，完全放仼。参加赌博的都是男人，没有女人参加。孩子们在正月里喜欢玩一种类似赌博的打格子，这个玩法是，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聚在一起，在地上画一个方框，每人拿出一分钱或两分钱硬币，最多是五分钱。把这些硬币叠加垒起来，放到地上画的方框中央，然后每个人依次投掷一枚古铜钱，在前方画一条线，看谁投得远，但又不能越过那条线。依投掷的远近决定顺序。第一名先持古铜钱拍方框中的硬币，被拍出方框外的硬币就归他所有。其他人依次再拍方框中剩下的硬币，直至把方框内的所有硬币都拍出方框就算完了。就这样一轮又一轮地进行。这个玩法关键是争取能第一个拍方框中的硬币，如能第一个下手，方框中垒得老高的硬币往往能一下子被拍出去许多，这样就能赢钱了。如果用一分、两分的硬币，半天的输赢一般也就几角钱，如果用五分钱的硬币，半天输赢也不超过块把钱。

到正月底，年也就算过完了，天气也逐渐转暖，有的农活也可以干了，农民们才逐渐收心，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生产活动。

弹指一挥间，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年虽然每年的年还在过，年青人可能没感觉，可老辈人现在总感觉现在的年没过去有味了。按说现在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吃的、穿的、用的都比过去好了许多，但为什么对现在的年乏味了，没感觉了？难道是人们过于恋旧了？我觉得恐怕不是，根本原因可能是中国人千百年来累集起来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年文化没有传承下来所至。值得欣喜的是。就在这个月的4日，中国的“春节”申遗成功，中国人的春节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独特魅力。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很多华人每年都在热热闹闹过中国年，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同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可春节竟然在中国被逐渐淡化，变成了墙内开花墙外香，岂不是怪事？

千百年来，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中国人民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赓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这一情感纽带，我们不能把老祖宗留下的这一宝贵财富弄丢了。愿中国的年文化永远繁荣，愿中国人民的年味永远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