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何以敦煌展，了解敦煌壁画中的故事。(之二)

江西老知青

佛、菩萨像（中心柱）复制品莫高窟第432窟西魏 万象人间壁画中人的世俗百态，作为信徒们联结物质世界与精神家园的隐秘线索串联起无数定格成画的世情瞬间，虽不能直接表现社会民生，却也婉转得映照出各历史时期、各阶层人物的生活场景。 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 莫高窟第323窟初唐李其琼临摹此迎佛图是佛教史迹画中吴淞江石佛浮江的内容。故事说西晋时，有二石像浮游吴淞江上，顺流而下，巫祝扬幡设醮如迎海神，风浪大作，人不能近石像，道教徒以为天师降临，派人迎接，也不能靠近石像，最后奉佛的居士与僧尼共往迎接，念经诵佛，于是风平浪静，以船将石像迎至，见石像背后刻有"维卫佛""迦叶佛"的名号，供奉在通玄寺。画面以佛教徒迎佛场面为中心，画僧众以船载二佛而归，江岸上僧俗妇孺纷纷往迎、跪拜。右下部绘有一家祖孙三代人前往江边迎佛的情景，祖母执莲抱孙子骑牛背上，儿子牵牛前行，媳妇捧莲随行牛后，孩子回头招唤母亲，祖父拄杖蹒跚紧随赶路，生活情趣浓郁。 八王争舍利莫高窟第332窟初唐冯仲年临摹 八王争舍利表现的是涅槃经变的情节之一。释迦牟尼拘尸那城涅槃后，佛体火化，波婆国等七国国王率军至拘尸城，要求分得释迦佛火化后的舍利，并声称如果不给，当以力取，拘尸国王不允，于是双方发生战争。画面上山峦起伏，河流浪涛汹涌，争夺舍利的各国兵众执盾牌、挺长矛，跃马飞驰，激战于河边，一王负伤坠地，战马受惊驰走。 剃度图莫高窟第445窟盛唐史苇湘临摹剃度图是弥勒下生经变中的情节，表现五十六亿万年后，弥勒下生娑婆世界成佛，国王、大臣以及后宫眷属纷纷追随，剃度出家的场景。画中的剃度场面共分六组，男女分列。男剃度图表现法王丰王子、大臣由比丘剃度的情景；女剃度的画面皆有围屏遮挡，由比丘尼为王后及后宫眷属落发。画面中央摆放着供养法器与袈裟，已剃度者正在跪拜礼佛。这幅剃度图人物众多，绘画细致，尤其是细节的描绘写实生动，使得画面充满了生活气息。 雨中耕作莫高窟第23窟盛唐姜豪临摹天上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雨下如注。农夫头戴席帽，正在耕地。另一农夫戴斗笠，着半臂短衣，下穿犊鼻裤，正冒雨把收割的麦捆挑回家。边上有一家三口席地在田间餐饮。这是《法华经变·药草喻品》中的内容，用以阐释"佛法平等，犹如时雨，普润万物，依性成长" 嫁娶图莫高窟第445窟盛唐李其琼临摹在敦煌壁画弥勒下生经变中，有反映其中弥勒世界"女子年五百岁尔乃行嫁"的情节，即其中的婚嫁图场面。具体情节如这幅壁画所描绘的那样，在一大宅院建筑外面的一侧搭一帐篷内设宴席，一长桌上堆放各种食品男女分坐。其外又以屏风围成婚礼的会场，场内当中可见一人独舞，并有乐队伴奏。新郎新娘身著盛装，在男女嫔相的簇拥下，面对宾客，在乐舞中礼拜。整个婚礼场面十分热闹，在屏风外又有一男子在探头偷看，很富于生活气息。这幅婚嫁图也是敦煌石窟壁画中较为完美的一幅，实为表现当时的婚礼场面。 女供养人莫高窟第9窟晚唐史苇湘临摩画面上三位贵族妇女供养像立于一华丽的毡毯之上，均大袖裙福，轻纱帔帛，云头屋，屈臂合十或手持供养。第二身正在回头与第三身说话状；另在第一、二身之间下面立一光头小孩，身骑竹马，举头张望；她们身后的供养侍女或束高罄，或束双丫馨，神态各异，或在注视前面的女主人，或在回身讲话，或作窃语状，富有生活气息。 曹议金及侍从供养像榆林窟第16窟五史苇湘临事 曹议金穿绛色大袍，戴直脚模头，双手执香炉，面佛供养。榜题"敦归义军节度便检校太师托西大王谯郡开国公曹议金一心供养"。身后有二侍从持弓袋、箭囊、宝刀随行。 曹元忠父子供养像榆林窟第19窟五代李其琼临事曹元忠为曹议金之三子，双手持香炉，题"推诚奉国保塞功臣救归义军特进检校太师景中书令谯郡开国公曹元忠一心供养"。其后一身小的男像，榜题"男将仕郎延禄。"为其子曹延禄。 五台山图莫高窟第61窟五代李振甫临摹五台山位于今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相传为文殊菩萨道场（佛陀或菩萨居停和说法的场所）是中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佛经说："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国中有山号五顶，文殊师利游行居住于此，为众生说法"，古代印度称中国为大震那，而五顶之山，正吻合五台山有五台（顶）的地貌。五台山在北魏时即被一些僧人和佛教徒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居所。五台山被指为文殊菩萨道场之初，并无五台山图。唐代初年，高僧会颐奉皇命在五台山巡礼，画出五台山小帐，才有五台山图出现。莫高窟现存最早的五台山图绘制于中唐，最初多为屏风画，其后不断改变绘画形式，并结合名目繁多的五台山圣迹故事，发展出内容丰富，类似经变的五台山图。五台山的文殊信仰萌发于南北朝，至唐代大盛，其后文殊信仰东传至朝鲜和日本，西南传播至西藏，尼泊尔、印度和斯里兰卡，五台山也成为中国及邻近国家和地区文殊信仰的源头。61窟的五台山图，面积45.9平方米，是莫高窟同题材中规模最大的一幅作品、画面上部为菩萨、罗汉与天龙的化现景象；中部描绘五台山的山峰及大的寺院；下部表现通往五台山的道路与沿途的地理风貌，充满日常生活气息。 女供养人像莫高窟第61窟五代万庚育、冯仲年临此窟是五代时期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与妻浔阳翟氏开建的功德窟，窟内画面有众多的曹氏家族供养人像。这4身供养人像，前2身着回鹘装，头戴桃形凤冠，冠后垂红结绶，穿绣花翻领紧袖长袍，面部贴花钿，抹红颊，饰耳琐与瑟瑟珠，手捧香炉和花盘供养。第3身头戴珠宝凤冠，饰步摇、耳球、瑟瑟珠项钏，身穿对襟大袖绣袍，披绣凤乌罗巾，面饰相同，手捧花盘。第4身戴桃形凤冠，着汉装捧花盘供养。这4人分别是窟主曹元忠的母亲、姐姐等人。 《洪辩告身碑》为唐代碑刻，是洪翔高僧國寂后其弟子及族人所立，碑高149厘米，宽66厘米。碑文分三段，上段刻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敕河西都僧统洪辩及沙州释门义学都法师悟真告身；中段刻唐宣宗敕封诏书；下段刻唐宣宗所赐信物名牒。据斯坦因、伯希和记录，此碑原嵌在藏经洞西壁，后王圆篆将其移出立于第16窟甬道，1965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清查洞窟时又将其恢复原位。 遇见·藏经洞洪辩法师之痊窟，就是现在所说的藏经洞。 藏经洞封闭之谜。 王道士名露椽，湖北麻城人，出生于清道光十年1850)，因家乡连年灾景，他外出逃难来到甘肃西部的肃州（今酒果）。光绪年间，在肃州退防营中当兵，退伍以后，在酒泉出家当了道士。后来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他云游到敦煌莫高窟，在莫高窟清除洞窟流沙，供奉香火，布道募化，修建道观。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道士发现了藏经洞。 敦煌遗书藏经洞出土了各种文字的古代写本及绢画、纸本画、麻布画等文物7万余件。根据目前调查，写本年代最早者为东晋时期，最晚者为11世纪初北宋年间。其文化内涵，涉及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明，以及佛教、道教、儒教、景教、袄教、摩尼教六大宗教，为研究中国及丝绸之路沿线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珍贵资料，是研究古代东西方文明相互影响、汇流的重要依据。 这次就是藏经洞部分遗书。 这些就是藏经洞部分珍贵文物。 洪辩（?-862)，唐沙州僧人，俗姓吴，出生于官宦世家。幼时出家，聪明好学，精通吐蕃语，潜心钻研并传译佛教经典。大中二年(848）助张议潮起事，大中五年（851）被唐宣宗敕告身（即授官凭证），任命为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僧政，法律三学教主并敕黄牒 藏经洞各种文物。这些都是被外国列强从藏经洞骗取，现存法国等博物馆。 藏经洞里发现的习字纸。 归义军衙府酒破历（三段此写卷正因为《金期经注资），废弃后在背面抄写（顽残，《行文军街府酒银历）简称（酒味）、即分备为三所（D0038+ +P26291, P 藏于法国国家园书馆，D0038+D0784原为一铃长方未文印，印文"旧父军节奖使新山"《南路）用酒名日繁多，涉及致项旧父易时期的政治、经济、外变内1了波斯、印度，中亚的物产以及行义？2四十年代分裂成两段，教煌艺术研究所（今致煌研究票）3号，另一段流款日本，成为青山杉雨先生的藏品。1997年，其子青山庆示将父亲收晶的8件数煌文献捐献给敦煌研究院，包括《道账）被新腕的一段，现编号D0764。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外交活动 宋代救设莫高窟藏经制出土保存有未剧裂前的临基本三人、写匠、发匠、泥跃、石区、木匠、组、安等各行器业用票、以营榨研究院藏设、赛马柱、功率、助费等民俗活动用酒，日义车衙门为了内政外交的需要，设立了9门用于接待的而著夏设司、视场司、文献中有关甘州、西州、伊价、于其使者的烟器，说明常有使者来往或居管敦煌，其中"甘州文学孔目言""修于调文学礼层日"中的'无自管"指通晓各种民族文字的翻译人员，是归义军时期与周边退使，贸易往来机繁的例证。 P .2629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酒账》记录了归义军衡府的公费用酒支出。包括北宋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四月九日至十月十六日，共213笔支出。其中"五月"、"六月"用未笔书写，在纸张的接 这些都是被外国列强从藏经洞骗取，现存法国等博物馆。 腊八燃灯分配窟复制五代：951年）敦研究院藏D0671写卷正面为唐代写经《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共25行上端写5个"兑"字，是兑换、废弃的意思。正面作废后，在背面抄写（腊八燃灯分配窟盒名数）。卷背末尾铃"吴曼公"方形阳文收藏印。卷尾跋记"此腊八日燃灯执事名单，都头，押衡等皆康时官名，乃为僧政统辖。有关唐代莫高窟文献，较写经可贵，当宝霞之。丁酉八月期，毗陵吴曼公题，时年六十有三。"铃阳文"珠字翁"印和明文"毗陵吴观海曼公审藏"印。此件是研究敦煌莫高窟营建历史的重要文献。内容为道真和尚在辛亥年（951）腊八前一天安排"遍窟燃灯"的布告。他将崖面分为11个区域，安排人员分别负责燃灯，一般洞窟燃一盏，大窟和特殊洞窟燃多盏，总数700盏以上。可以想象当夜的莫高窟"圣灯时照，一川星悬"的壮现场面。布告中还明文规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右件社人依其所配。好生精心注负，不得懈怠触秽。如有阙然（燃）及秽不尽（净）者，近人罚布一匹，充为工扇。近下之人痛决尻杖十五，的无容免。辛亥年十二月七日释门僧政道真。"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复制 唐代第一长诗﹣﹣秦妇吟复制藏经洞各种文物 清朝政府部门收到藏经洞文物资料。 藏经洞全天星图。唐代（618-907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全天星图》又称《致煌呆图甲本》，此卷前面部分为（气象杂占》，后为（解梦及电经一卷），星四居中，总长330厘米。星国中关于恒星的画法采用了三国时以色分类的画法，把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石申、甘德、巫威三家的星分别表示：甘德的星用黑点表示，石申和巫威的星有橙黄色点加黑顾围表示。星图对赤道区域的星和对北极附近的星采用两种不同的画法，赤道区域用圆柱投影的方法，从十二月开始，按照每月太阳的位置，分12段画出，中间夹有说明文字：北极附近以天际为中心，将球面投影于平面，这种方法类似国外的麦卡托圆博投影法。麦卡托是荷兰数学家委地理学家，他在1568年刊印了第一幅《麦卡托投影航海图》，敦煌《全天星图）的发现，证明了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使用圆柱投影的时间要比凌卡托早八百多年。经者研究认为《全天星图》给于初磨时期，全国共绘出1359颗星，包括了当时北年球肉面所能见的大部分恒星。欧洲各国在更远镜发明以前，始终没有超过1022颗星的星围，中国古代天文学家在当时的条件下何以能观遇到如此多的楼，至今仍是一个末解之谜。《全天星图》的发现引起不少西方科学技术史专家的关注，西方科技史家认为："从中医纪政14世纪末，除中国星图外再也举不出到的是图了。"美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学的瑟博士称其为"一切文明古国流传下来的星图中最古老的一种"。他在对中国和欧洲古代各种呈图进行对比之后说："欧洲在文艺复兴以前可以和中国天图制质传统相提并论的东西，可以说很少，甚至周百就没"。因此，这件（全天星倒）被誉为世界上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是数最多的一幅星图， 新修本草唐代（618-907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3714此卷是《新修本草》的卷十残卷，以朱墨杂书的形式写成，是目前最接近唐代《新修本草》原貌的写本、《新修本草》是由唐代苏敬等人编撰完成，于显庆四年（659）由朝廷颁布的药典著作。《新修本草》原书分为药解、图经、本草三部分，共54卷，本草部分记载了药物的性味特点、产地、采集要点、治疗功效等，图经部分根据药物的实际形态描绘出图样，药解是对药物的文字说明。书中共收载了844种药物，还对原有药物加了按语，对药物理论等做了详细补充，书中还记载了用白锡、银箔、水银调配成补牙用的填充剂，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补牙文献记载。红制门《新修本草》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颁布具有药典性质的药学著作，它比欧洲最早的《佛罗伦萨药典》(1498年出版）早839年，比1535年颁发的世界医学史上有名的《纽伦堡药典》早876年，比俄国第一部国家药典 1778年颁行）早1119年，故有世界第一部药典之称。 中国最早的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唐代：619-907年法国国家用书馆藏 P .2507开元水部式》为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修订。内容是关于水漫源管理中国最早的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复制门26 的规定，少部分条款是涉及全国道路桥梁、渡津以及各地河道运输、海上运输管理的规定。唐朝统治者采用了多种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关系，律、令、格、式是唐朝的主要法律形式。其中，式是有关封建国家各级政权组织或各类机关活动的规则，以及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公文程式的细致规定。 《水部式》是唐朝的一項独立的行政法規，其名称来源于唐朝中央机构中管理水资源的部门﹣﹣水部。这件文书是迄今所知由中央政府作为法律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水利法典，对研究唐代水利制度及法律制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外国盗窃者，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围棋论著﹣﹣棋经一卷复制N27北街（157-981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S 5574棋经一卷》，作者不详，"棋经一卷"是其尾题。卷首约残五行，实存159行：2400余字。内容由棋经和三篇附录组成、棋经共七篇，第一篇篇名已佚，其余为《诱证篇第二》《势用篇第三】《象名篇第四》《释固诗鹤第五》《模制篇第六》和《部轶篇第七》。附录三篇为《棋病法》《棋法》和梁武帝萧衍的《棋评要略》。《棋经一卷》总结了围棋行棋的最基本規律和活则，从中看到若干久已支传的古代弈棋制度和棋法，提供了若干新的原建原则和战略战术，对围棋棋艺具有总结和开创之地学者研究认为敦煌的《棋经一卷）成书于北周时期，比此前人们认为最卑的模经（北京张挥的（瞑起个三篇》：单将近五百年，是我国我存最早的橄榄序论昔作，藏经同发现的《撰起一卷》是我国围棋界的重大发现，它的发调使得中国图模发展史将有很多地方局姿播新利，一起程度上改像了中国围幄的历史，尤蕊对深 A 研究唐代以前我国围棋展更有看我度安物义。 于阗王尉迟输罗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复制宋代（97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5538于阗国王尉迟输罗（ visaSura ）于天尊四年(970）写给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于阗语信函正本，共81行，文末书写有一个大大的汉字"敕"。"敕"字为帝王自上命下之词。信函内容是向曹元忠报告了他率军进攻黑韩王朝取得胜利的消息，并提及于阗国向沙州和中原王朝进贡玉团、大象等事宜。于阗文是古代于阗人所用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中伊朗语东部方言之一，由于操这种语言的民族被称为塞种（希腊人所谓斯基泰人），故又称于阗塞语。由于沙州归义军曹氏和于阗国的国王有着联姻关系，两地政权交往密切，在敦煌保留了一批内容丰富的于阗语写本。敦煌藏经利发现的于阗文写本是研究于阗历史和文化、于阗与敦煌的交往以及西北各民族变迁的重要原始史料。于阗使臣上于阗朝廷书复制宋代（97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2741v于阗文《于阗使臣上于阗朝廷书》写在汉文《大般涅槃经》的背面，是一位于阗使臣所写奏稿，主要记载了于阗国派人出使沙州及甘州，商洽护送于阗国使臣和天使到沙州后再到甘州前往中原朝廷等事宜。 唐代（018-907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S .3720蓝底金字大般涅槃经卷第六如来性品第四之三复制纸的染色技术在汉代已经出现，魏晋南北朝继承了汉代的染潢技术，从蓝草中提取出靛青染料，制成青纸。书写谣书和经史子集类书籍时，为了表示尊重而使用青纸、史称"青纸诏书唐代的青色藤纸并未广泛投入到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仅供富廷使用，极为珍贵。道观用青藤纸朱字写荐告词文，谓之青词。以青纸金泥书写佛经，是一种高规格的写经供养。藏经洞出土的数件唐代青纸写经皆是残件，但弥足珍贵。此件书写规整、书法精湛，高雅静谧，古意盎然，体现了佛教宁静淡泊的思想境界。制 北朝大般涅槃经卷第八如来性品第四之五敦煌研究院藏D0227此卷乌丝栏纤细规整，墨色浓黑而有光泽，书法保持了较多的隶书气息，为隶书向楷书过渡，字体结构也如隶书扁平状，书写工整，由于书写的速度快，横画起笔显露尖锋，收笔停顿，撇画收笔往往上翘，显得意态开张，灵动潇洒，每字都给人以美的享受，当出于写经高手之笔，是北朝时期敦煌写经中的精品。 二观世音菩萨像证制唐代（9世纪中叶）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这幅纲画给并排站立的两身观世音菩护命，二菩萨超化佛冠，唱饰理活，立于落台上头顶都有华盖，右侧菩萨右手持净題，左手扶杨柳枝，左侧菩萨左手持花，右手组说法印。两身菩护品部表情，身体动态几乎是很像相对，在两身菩萨中间有一方发思文，思文也分两部分，文字左右相对，发思文中大数记录主要供养人名及其骄惠，倒养人（右边是温义，左边是义道）可能是同一人。学者研究认为此画的制作时间是781至847年间。 四观音文殊普贤图唐代（864年）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这幅绢画的上部绘四尊观世音菩萨立像，下部给文殊和普贤菩萨像。据题记可知，上部观音像从右至左分别为"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大圣救苦观世音菩萨""大悲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大圣而意轮警萨"。"而意轮"应是"如意轮"之误。四身现音菩萨像手持净瓶和莲花，造型大体相似。下半部分右侧文殊菩萨，有昆仑奴牵狮；左侧为普资菩萨，有昆仑奴牵象，大菩萨两倒各有二著萨持幡侍从，画面最下部有供养人画像及题记。中央发思文中有成通五年（864）记载，发思文的右边是四身男供养人像，第一身为比丘装束，后三身为俗人形象，题记依次为"父借神威一心供养""兄亡将唐我一心养""兄唐小展一心供养""衙前店候历安谁"，左边是女供养人，前两身为比丘尼，后两身为世俗像，精题依次为"比丘尼妙义一心供养""尼福妙一心供养""母赵氏一心供养"阿妇什三娘一心作"。 唐代（618-907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4508太宗温泉铭复制书刻碑的第一人：传世作品有（晋在中国书法史上，唐太宗是行祠铭》和《温泉铭》、《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自撰自书的一镌立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块行书碑文，原石已佚，仅存记载、幸有教煌藏经测保存的拓本，残存50行，弥足珍贵。. 降魔成道图复制五代（907-960年）绢本着色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MG .17655这件表现佛传故事中降魔成道的场景，是同时期较为少见的绢画作品。画面中央，富丽的华盖下结跏趺坐释迦像手结降魔印；三面八臂的降三世明王立于云端。佛周围绘姿态各异的魔军恶鬼进攻佛陀和被降伏皈依的情节，色彩丰富，描绘细腻，布局合理。画面左右是佛陀诸相，暗示佛的神通。下都绘白象宝、玉女宝、兵宝、马宝等佛教七宝面。 三国志·步鹭传 ．东晋（317-420年）敦煌研究院藏D0554此件是西晋陈寿撰《三国志·步鹭传》，仅存《步鹭传》的后半部和评语的前半部。存25行，440字，纸质较厚，曾遭遇水浸，有霉点。以淡墨线为界栏。残卷无纪年，考证为东晋时期抄本，是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早期写本之一。书法笔调丰劲挺秀，不失晋隶神韵。通过研究写卷的书体及其中"诣"、"封"等俗体字，可探析秦汉隶书经魏晋南北朝流传至隋唐时期的字形变化。 北魏（450-451年）敦煌研究院藏D0783v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十二年（451)太平真君十一年至十二年历复制历日为北魏历书，是现知最早的纸质抄本历日，历日分两年抄写在《国语》的背面。在太平真君十二年历日中，2月16日和8月16日各注"月食"，是两次对月食的预报记录，为迄今出土的汉简历谱和敦煌吐鲁番历日所仅见，是中国最早的月食预报资料。经我国紫金山天文台天文学家研究数据证实，月食预报记载完全准确。 树下说法图复制唐代（8世纪初）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这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窟出土绘画品中时代较学约细画作品，图中阿弥陀佛结跏趺坐于莲花宝座，身后两株菩提树，上部有华盖。两個分别有理音和大势至菩萨，两位大菩萨前又各有一供养菩萨坐于膳台上，身后有三位佛弟子，画面右上角保存了一身姿态轻盈的飞天，左上角已残损。作品中佛、菩萨及弟子的面部及肌肤的描绘，采用朱红晕染，低处深面晴，高处浅而明，鼻梁衬以白粉表现出立体感。这种西域式晕染法传自印度和中亚，在北朝时期较为流行，从此件作品可见康明绘画中依然在运用西域式录染法。画面下部中央的碑状物用于写发思文，现空白。右侧男供养人已残损，仅存部分帽头，左侧存一女供养人，视高髻，看福裙，一手持鲜花雕于方程之上，与夏高室初唐第329宣东壁女供养人相似，表现出初磨人物的服饰特征。 九九歌诀复制唐代（618-907年）英国国家图书馆藏 S .8336V 该卷正面所抄为《咒（祝）愿新妇文》等，背面抄写乘法口诀5行，虽有残缺，但存有"一八如八"等句，可知此卷属45句式九九表，九九表有36句、45句、81句三种。敦煌文书中留存的九九表数量众多，形式多样。■ 算书复制.唐代（618-907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2667《算书》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算书写本之一，今存十三题，其中有关算题中涉及到军需物品、军事编制模式的相关问题，应该是北朝时期战事频繁在算学题中的具体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军制模式的反映。对研究唐代实用算术的发展参考价值。 算经一卷并序复制唐代（618-907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3349《算经一卷并序》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算书写本之一，现存内容包括序文、识位法、九九表、大数记法、度量衡制、九九自相乘数，和总题为"均田法第一"的十道关于土地面积计算应用田、环田等各类田地面积的精确计算公站烈养乔中记载的直田、圆田、四不等式，为非常实用的基础的算题。 炽盛光佛及五星图复制唐代（897年）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31. Ch . liv .007这幅作品根据《佛说炽盛光大威德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绘制，这一题材的作品最早出现于唐朝，北宋、西夏时期广泛流行。主要用于信众礼拜，祈求消灾免祸。画面左上角题记文字竖行，由左向右："炽盛光佛并五星神乾宁四年正月八日弟子张淮兴画表庆讫"。这件唐乾宁四年（897）所造的佛画是现存最早的炽盛光佛图。佛身放射五彩光芒。周围是五位星官：画面左侧第一位是木星，也乘摄提，文官模样，戴猪冠。木星后是水星，也称北辰，是女性形象，一手持笔，一手持本，头戴猴冠。车前牵牛的老者是土星，婆罗门装扮，一手持杖，戴牛头冠。土星后是金星，也称太白，是身着白衣的女子形象，双手抱琵琶，戴鸟形冠。画面右下侧是火星，也称荧惑，形象如金刚，四臂，分别持弓、箭、剑、戟，戴马头冠。 携虎行脚僧复制唐代（618-907）绢本着色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EO .1138据学者统计，敦煌画中现存行脚僧图至少有20幅，其中壁画8幅，绢、纸绘画14幅。这件作品是藏经洞绢画中表现世俗僧人的精品，描绘细腻，线描浅施、设色雅淡，经卷的轴端施以红点，僧衣和经笈以金泥彩描。画面中从印度取经归来的硕学僧人，左手拄杖，右手持念珠，身后放光，与虎相伴，背负经囊努力前行。画面左上角有云中小佛。小佛前方和行脚僧身后上原有榜题，现漫，经囊上写"大藏"二字。佛教自印度经过中亚向中国传播，经历了无数僧人东传佛法、西天取经的不懈努力。经学者考证，敦煌画中行脚僧像的产生，是李通玄佛教史迹画在流传过程中吸纳了宝胜如来信仰及华严三祖法藏等因素，保存了与虎为伴、背经素远行的主要特征。 藏经洞绢画纸绢类文物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存，实属不易。藏经洞出土大量纸本、绢画，流传至今，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反映了不同朝代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社会生活、价值取向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持琉璃钵菩萨像幡复制唐代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139.Ch001Tang菩萨脚踏莲花，右手托琉璃钵盂碗，左手下垂结印，神情庄静肃秽，颇具男性气概，与同时期券萨像虽柔美的女性化形象迥异。 地藏菩萨像复制唐代（9世纪后半）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地藏菩萨的形象一般为剃发圆顶"声闻形"，与僧人相同。原因是地藏菩萨曾发誓愿在释迦入灭后到弥勒出世的无佛世上济度六道一切众生。敦煌地藏图像出现在唐前期，在敦煌地区持续流行约四百年，比丘形地藏在唐代最流行。藏经洞发现纸、绢画中的地藏单尊形象以比丘形、披帽形、密教菩萨形立像为主，多为幡画题材。这幅绢画中的地藏菩萨为比丘形象，赤足踩在两朵莲花之上，立于华盖之下，有圆形头光。右手持摩尼宝珠，左手自然放于胸前，不持物 持盘菩萨立像幡复制唐代绢本着色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MG .17650 菩萨面右侧身立于莲花上，白巾束发戴花蔓宝冠，右手指相捻结印，左手承托盘花，面庞丰满，容貌安祥沉静。画面保存完好，着色润泽柔和，色彩如新，是唐代典型的菩萨造型。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复制北宋（981年）绢本着色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MG .17659观音跳足直立于供坛的莲座上，有背光，周围画众多侍从和变相：华严菩萨助会、飞仙赴会、梵王助会、如意轮菩萨助会、孔雀王菩萨助会、饿鬼乞甘露等，内容丰富。下端中间"功德记"有二十四行文字。其左侧为施主樊继寿及仆从的供养像。樊继寿身着官服，手持香炉，面前直立，虔诚供养。此画内容丰富，线条细腻，彩绘精工，堪称上品。根据"功德记"和施主题记，可知画成于六月十五日，施主的官街为"节度都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承右下角绘地藏菩萨与道明和尚及金毛狮子。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图，局部，这个是供养人像。 行道天王图复制五代（907-960)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26. Chxxvii .002藏经洞中发现的天王画像多绘于幢、幡上，由于幡的主体狭长，受画面所限，画像基本上多是单独的立像。这件及前件作品是难得一见的群像，虽然画幅不大，但绘画艺术水平很高，保存状态良好。画面整体场面壮阔、气势恢宏，是不可多得的古代绘画珍品。画面右上角榜题："水路（陆）天王行道时，施主徐汉荣一心供养。"水陆天王，即行道天王、毗沙门天王。此画人物造型生动饱满，线描细致，颜色以红、金、白色贯穿全图，细部点缀青色。画面上部隐约可见的山峦和红色的云彩，表现毗沙门天守护的须弥山之北方。左上角的房屋，代表"三大城郭"之一。画面主体是一组人物，毗沙门天王骑白马，头戴金冠，身披金甲，肩生火焰。白马向前，天王左手拉紧马缰，回身向后，与随从呼应。天王周围围绕着五位王子，均穿着铠甲，各持象征毗沙门天王的塔、帽、弓箭等。天王后两位世俗装扮人物。画面前景的夜叉面容可怖，半裸上身，围裙赤足，手舞足蹈地采集珊瑚、金币、宝瓶、火焰宝珠。下方水池右边身着红衣手捧花盘的女子，抬头仰望毗沙门天。池中有游戏的童子和水鸟，盛开的红莲和莲叶点缀其中。 引路菩萨像复制唐代（9世纪末）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这幅绢画表现的是菩萨引导亡者进入佛国世界的情景。图中菩萨一手持幡，一手持长柄香炉，头戴花冠，项饰璎珞，身着华丽的长裙，足踏莲花，徐徐行进在云层之上。他的身后跟随一位妇女，头梳高髻，身着红色糯裙，拱手徐步而行。画面左上部画出彩云中的楼阁，象征着佛国世界。画面右上部榜题中有"引路菩"三字，应缺一"萨"字。引路菩萨这一题材在唐代较为流行，反映了人们对往生佛国天堂（西方净土世界）的追求。图中跟随菩萨的妇女形象丰满，衣着华丽，是盛唐以来贵族女性形象的典型。 佛说十王经复制．五代（907-96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P .2003 行道天王图复制唐代（9世纪）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行道天王之称在中原出现很早，《贞观公私画史》《益州名画受》《宣和画谱》中都有记载。这幅作品中毗沙门天王佩戴"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带领眷属乘赤紫祥云横波渡海。天王右手持载，从左手腾起的云彩上载着宝塔，塔中有坐佛。随行眷属有手捧盛鲜花金盘的功德天；手持金杆回首顾盼的白发老者婆鼓仙着绿衣，双手捧宝珠者以及画面左下角头戴金冠，身着红袍，双手合十的是两位王子。画面右上方双翼张开，挣扎欲逃的道楼罗形神魔，象征以毗沙门天王的力量可赶走的恶。 天王像复制唐代（8世纪末﹣9世纪初）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 ,天王束髻戴冠，身着皮革与织物结合的铠甲，华丽而轻盈。人物面部仅用墨线勾出眉眼、鼻子和胡须，以粉色晕染肌肤。服饰不同部位的质感、肌理和图案被刻画得十分细致，可以明显分辨出由硬质皮革制成的衣领、肩甲和护胫，由柔软织物制成的衣袖和裤子，以及精美的刺绣图案。此像的外观不似大多数天王那样具有神魔的特点，更接近普通人，唯有头光和足下的祥云显示着他的神圣地位。从尊像形象和绘画风格判断，作品的年代可能为盛唐时期画面最下边有类似涂鸦的三幅草图藏经洞绢画纸绢类文物能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得以保存，实属不易。藏经洞出土大量纸本、绢画，流传至今，对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它反映了不同朝代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情况，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趣、社会生活、价值取向和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内容。 广目天王临摹唐代（9世纪）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Stein painting 137.Ch 临摹者：吴荣鉴广目天王浓髯怒目，身裹甲胃，下着战裙，双手持握金刚宝剑，剑鞘上镶嵌宝石。以墨、朱线交替描绘的髯须，刚劲流畅，更显天王威严勇武。天王的铠甲呈现出坚硬的金属和皮革以及轻软衣料的不同质感，绕于双肘的飘带、腰裙以及红色的裤子、膝下用绳带系住的白色护胫，均如丝绸般的柔软。这幅作品虽边缘残损，但画技高超，不失为一佳作。其色彩鲜明饱满，线条刻画流畅而富有张力，将西方之守护神的威猛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 多闻天王临摹唐代（9世纪）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 临摹品临摹者：高鹏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束发，戴三珠冠，眉眼间露出不可抗拒的威严，胡须和头发栩栩如生。右手托塔，左手按剑，脚踩附地黄发邪鬼，用剑压住鬼身，气宇轩昂。画面最下端有菱形图案。作品用色简单，但色彩晕染及过渡丰富自然，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复制金刚力士像唐代（9世纪末）绢本着色英国国家博物馆藏这种金刚怒目的姿态很受大众欢迎金刚力士有圆形火焰头光，怒眉凸眼，张口怒吼，胡须飞扬；腰束裙，上身及腿脚袒露于外的肌肉暴起，右手握拳上举，左手下垂紧握金刚杵；左足前踩，右足后蹬，足指张开，披帛绕身，冠带飘举。力士的身体，以厚重的赭红晕染，突出其块状肌肉，奋张的须发，飞扬的冠带，颇有怒发冲冠之意，表现了金刚的雄健和神力。挥动的手臂及飞杨的裙上下呼应，动态十足。作品中的形象与藏经洞发现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封面木版画的形象一致。 坚守·传承百年漫漫求索中，一代接续一代，用一生践行信念。舍己成众间，支撑起不灭心灯。大行无言处，敦煌，历历新生…… 薪火相传敦煌研究院成立于1944年，距今已有八十载，经由几代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献研究、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均有辉煌成果。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敌寇压境、山河破碎的非常时期，无数中华儿女肩文化遗产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责任，以大无畏的斗志与满腔赤诚的爱国精神，投亡的洪流中。一大批学者走出书斋，远赴西北考察研究敦煌石窟、临摹壁画。李丁陇月，时任西安中华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西北文物委员会委员。独自一人在敦煌探险，并临事壁画一百余幅。1939年在兰州、西安、重庆等地举办了"李丁陇敦煌壁画临摹展"，自此开启了中国画家们临事研究敦煌壁画艺术的序幕。 张大千 Zhang Daqian 府之国远赴敦煌 1941年至1943年间，为究探六法艺事 张大千1899-19831941年，看到李丁陇临摹的敦煌壁画，张大千对敦煌十分向往，当即自筹资金，携家眷、率门人子侄及喇嘛、画友等数十人，从天府之国远赴敦煌。1941年至1943年期间，为"究探六法艺事之根源，以求六朝隋唐之真迹"，张大千考察、临摹石窟壁画276幅，于1943年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多次举办"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品展"，并出版了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 于右任巡视河西1941年秋，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视察河西。"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于右任参观莫高窟后写下的《敦煌纪事诗》中的一首。面对莫高窟满目疮痍，流沙堆掩的现状和前景，忧心如焚。提议并积极奔走呼吁将莫高窟收归国有，建立保护机构，以便管理、保护、研究和宣传敦煌文物艺术。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在于右任的倡议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以画家王子云为团长，于1942年赴敦煌考察，历时半年多，拍摄和记录了大量关于莫高窟的珍贵资料。影西北史地考察团1942年6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地理研究所三个学术团体组成"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敦煌石窟，测绘丈量和拍摄洞窟，并对敦煌文物古迹进行探查，成绩斐然。 1943年，在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大声疾呼中，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1944年1月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标志着莫高窟结束了长期无人管理及屡遭破坏的历史，开始了对石窟的初步保护。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1944-1949年），先后有许多有志青年，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敦煌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竭尽所能，开展了有限的石窟保护、整理、维修、临摹、研究工作，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 常书鸿﹣-(1904-1994)常书鸿，1904年出生于杭州，1927年赴法留学，1936年回国。1943年，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推动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常书鸿担任副主任委员，他自告奋勇愿意远去敦煌筹备研究所成立事项。1944年元旦，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从此，常书鸿先生一脚踏入莫高窟，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艺术和人生苦旅，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敦煌。 段文杰（1917-2011)1944年，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四川展览，一时轰动山城，排队购票者长达一里多，可谓万人空巷。当时还是重庆国立艺专学生的段文杰，跑了30里山路来观看，第一天竟然没有买到票，于是第二天又去。这一看，成了一生事业的缘起，他把自己看到了敦煌，一去就是一辈子。置身敦煌七十多个春秋，段文杰临摹历代壁画380余幅，开创了整套完整科学的临摹体系和美术研究方法；培养了一支全国独有的专业临摹队伍；建构起相对完整的敦煌石窟艺术发展史体系，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敦煌学专刊《敦煌研究》；率先在国内主办了敦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1982年，段文杰继常书鸿之后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他积极拓展石窟保护国际合作项目，倾注心力构建人才梯队，为敦煌文化的弘扬做出了杰出贡献。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改革先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樊锦诗，女，汉，中共党员，1938年7月出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她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洞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敦煌莫高窟开发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念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传承与利用做出突出贡献，被誉为"敦煌的女儿"。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等称号。 沙海图存。看守式保护时期。1944年，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之后，便开始担负起保护和研究的取重任务，其间清除流沙，修建洞窟间的临时栈道，安装少自洞窟窗门，制定洞窟管理规则等，并于1944-1945年修筑了莫高窟中寺至下寺的保护围墙。但当时受人力、财力限制，所做的一些保护工作基本上只能起到一定的看守作用。 危崖渡难﹣﹣抢救性保护时期。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开始了对敦煌石窟文物更加有序地保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于1961年被国务院颁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2年文化部报经国务院批准进行莫高窟抢险加固工程，1963-1966年对莫高窟崖面进行加困，整个工程采用了重力挡墙、梁柱支顶和清除危岩的工程措施。此后，继续对莫高窟崖体进行局部加固，所有经加固的岩壁和洞窟40多年来尚未发生过坍塌、倾覆等地质病害。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采用一系列方法防止了大量壁画大面积脱落、起甲和酥碱的病害，使瀕临坍塌的石窟、即将傾倒的彩塑脱离了危险，得到了有效保护。 古壁新颜，科学保护时期1980年至今）( SINCE 1980)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莫高窟的文物保护工作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时期，主要进行了工程地质与环境调查；环境监测及环境质量评价；用新技术、新材料加固石窟；综合性防治风沙；研究壁面彩塑病害机理、修复材料及工艺并进行修复；研究应用计算机数字化信息技术，对珍贵的壁画资料进行高保真、永久的保存；随着与日俱增的参观者对洞窟壁面带来的危害，研究洞窟游客最大承载量；采用计算机技术建立石窟文物档案、工程档案和保护修复档案；全面进行国内、国际合作保护莫高窟石窟文物；同时进行土建筑遗址和石质文物保护加固研究。 六字真言碑元代敦煌研究院藏．长81厘米宽58厘米厚5厘米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五月十五日僧守朗立。碑的内容由三部分构成：一、四臂观音像；二、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三、与此功德活动有关的人员题名。碑身的上额自右而左阴刻"莫高窟"三字，碑身中央刻四臂观音像，观音像上方刻有二层不同文字，每层各六字，其中上层为梵文、下层为藏文；观音像之左方自上而下刻有二种文字，内为西夏文、外为汉文；观音像右方内八思巴文、外蒙文。此6种语言中，汉文字为"噫、嘛、呢、叭、咪、咻"六个字，其余五种文字也皆与汉文同义，即六字真言。汉文六字真言的外侧刻有功德主連来蛮西宁王及妃子屈术、太子等题名。另一侧，蒙文六字真言右方有立碑纪年、立碑僧守朗等人题名。观音像下部刻有沙州路及河渠司提领、大使、百户、僧人、长老等题名。此外，碑身最外缘两侧，左右分别刻有二比丘尼名及石匠名。此碑共刻有82人名字，均译成汉字写成，其中有蒙古、汉、党项、回鹘等族人。 敦煌莫高窟洞窟藻井非常漂亮，现在敦煌莫高窟研究院。用数字方法，向参观者展示的各种各样的藻井图案，绚丽多彩。令人眼花缭乱。 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佛画北魏敦煌研究院藏长49.4厘米宽29.5厘米 这件刺绣说法图属寺院供奉物，残损严重，从保存部分可以辨认出一身着红色袈裟结跏趺坐在莲座上佛的下部。佛左侧残存侍立的菩萨下半身，立于莲花之上。佛与菩萨之间，填充以忍冬等植物纹样。刺绣最下方为供养人和发愿文，发愿文居中，供养人分列左右。左侧立一供养比丘尼和四身女供养人，右侧应为供养比丘和男供养人，但残损严重，只能辨认出其中二人。发愿文置矩形框内，高约11厘米，宽约16厘米，从右至左14行共150余字。发愿文中有"口□十一年四月八日直广阳王慧安造"等字样，据考证，文中的广阳王为第二代广阳王元嘉，法名慧安，他于北魏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在洛阳制作了此件刺绣，并通过僧人带到敦煌供奉。刺绣花边原本可能位于刺绣说法图的某侧，图案由联珠串成的龟背纹和圆环套叠而成，圆环被相邻的两个六边形分成四段，用不同色彩的丝线绣出。圆环内部也被划分为四个区域，相对的两个较大区域填镜像对称的忍冬，两个小区域内各一卷叶。 宋国夫人出行图 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史苇湘、兰州艺术学院临墓 作品与《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绘制于同一洞窟，南北相对，彼此呼应。宋氏是张议潮的夫人，此图可视为宋氏夫人的出行画卷，画面轻松欢快的气氛与张议潮出行图的威严肃穆恰成对比。全画共有人物百余，杂技舞乐，车舆驼马，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画面分为三个部分：(1）杂技舞乐：画面前导是杂技的顶杆表演；随后有舞伎四人围成方阵，翩翩起舞；舞伎后有乐工七名正在奏乐。(2）出行图主体部分：舞乐之后是装运行李的马车和宋氏女儿乘坐的肩舆；张议潮夫人宋氏骑白马，前有女官骑马导行，乐伎奏乐，后有骑马婢女随侍左右。(3）饮食供应：画骑马卫士、狩猎队伍以及驼运酒、的骆驼和仆从。 张议潮出行图莫高窟第156窟晚唐关友惠、冯仲年、兰州艺术学院临事这幅作品绘于晚唐威通二年至六年（公元861-867年）。唐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张议潮在沙州（敦煌）起兵驱逐吐蕃，之后渐次收复甘、凉、肃及伊西等地，并奉河西十一州图籍归唐，从而结束了吐蕃在河西的近百年统治。唐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唐宣宗教封张议潮为河西十一州节度使，驻节敦煌。此图是张议潮在唐威通二年（公元861年）攻取凉州后，为庆祝整个河西重归唐政府版图而绘制。画面由相互衔接的三部分组成，前为仪仗先导，中部是节度使张议潮及子弟军，后为猎骑与后勤辎重部队。出行队伍旌旗飘扬，绵延浩荡，显示出严整的军仪，是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画面反映河西节度使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张议潮，于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攻占凉州后率行军仪仗出行的场景。 鑫男供养人三身林窟39窟回鹘史苇湘临摹这三身回鹘装男供养像，两身形像高大，头戴三叉冠，冠后垂结绶，身着圆领窄袖团花长袍，腰束软硬二带，双手持长颈香炉，虔诚礼佛。人物面像长圆形，两顾丰满，身材高大魁伟。第一身供养人从其衣冠服饰来看，应是沙州回鹊首领形象。该像身后立一持长杖的供养人像，身量小，应是其随身侍从，但也有可能是前者的幼子。 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出土五代敦煌研究院藏纵27.5厘米横51.5厘米厚9厘米凤砖砖面上的凤凰口衔绶带，展翅飞翔，体态舒展，飘逸潇洒，构图上利用双结绶带顺着凤的形体变化填补砖面的空隙，并且增强了凤的轻盈浮空之感。造型上虽受砖面空间局限而尾部较短，但线刻羽毛概括简单，形态朴质优美。． 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出土五代敦煌研究院藏纵25.5厘米横51厘米厚9厘米砖面上龙依砖形造型，身躯较短，呈 S 型身姿前曲后伸，蜿蜒盘曲，弯转自如，龙首高昂，张牙舞爪，奔腾飞跃，表现奔驰的动态，整个形象夸张，动态逼真，豪壮奔放，神武雄健，具有古拙浑厚之美感。路 Brick with the Image of Dragon ． 胡人牵驼砖敦煌佛爷庙唐墓出土唐代敦煌研究院藏纵35.5厘米横34厘米厚6厘米砖上骆驼背负重驮，四肢健捷，昂首阔步，甩尾前进。牵驼人头戴中亚塞种人的尖顶帽，高鼻深目，身穿圆领窄袖服，右手紧握细绳，左手杵短杖，表现了牵驼人与骆驼长途跋涉的精神面貌。砖面构图均匀、紧凄，造型比例适度，神态生动真实，刀法熟练，从内容到形式均属敦煌文物代表作品中之上乘。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铛的驼铃中行进的情景，看到它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国际间友好往来的象征。 天马砖敦煌三危山老君堂唐代建筑遗址出土唐代敦煌研究院藏纵20厘米横42厘米厚10厘米此为修建该庙堂之建筑及装饰材料。砖面上天马躯体修长，昂首挺胸，头生犄角，马尾高扬，四肢矫健，腾空飞驰，脖系飘带，迎风招展，飘弋翻飞。天马又称神马。历史上有关天马的故事发生在汉武帝时期，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在给汉武帝的报告中称西域的大宛国"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在敦煌"得神马于渥洼水中"，汉武帝作《太一之歌》:"太一贡兮天马下，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蹬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水经注．河水》:"汉武帝闻大宛有天马，遣李广利伐之，始得此马，有角为奇。故帝作《天马之歌》曰：'天马来兮历无草，径千里兮巡东道。'胡马感北风之思，顿羁绝绊，骧首西驰，晨发京城，夕至敦煌塞北外，长鸣而去。"这块花砖上驰骋奔腾，日行千里的天马骏姿，正如唐代诗人李白《天马歌》中描绘的那样："腾昆仑，历四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哺秣越，神行电迈墨恍惚"。 藏经洞文物的回归和数字化重聚多年来，藏经洞文物的回归得到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关注，通过捐赠及其他方式，一些文献实物回到了原属地。自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敦煌项目（ IDP 项目）的倡导和支持下，国内外主要收藏机构都逐步对所藏文物进行了数字化，并在 IDP 网站公布。随着计算机、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国内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也不断探索建立藏经洞文物数据库。敦煌研究院积极把握时代机遇，开展"流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复原项目"。探索建设内容最全面、功能最完整、使用最便捷的"数字藏经洞"数据库，期望藏经洞文物能在数字世界实现重聚、重现、共享。 藏经洞文物的回归1997年10月9日，日本青山庆示先生遵照其父亲、著名书法家青山杉雨先生的遗愿，向敦煌研究院捐赠了流失海外8件敦煌文献。①北魏《国语卷三．周语下》残卷②北宋《归义军衙府酒破历》残卷③北魏《佛图棠所化经》残片④北朝《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七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五》残卷⑤北朝《修行本起经卷下出家品第五》残卷⑥北朝《大般涅槃经卷第二十四光明遍照高贵德王菩萨品第十之四》残卷⑦北朝《大般涅槃经卷第三十八迦叶菩萨品第十二之六》残卷⑧北朝《维摩诘经弟子品疏释》残卷 供养菩萨像莫高窟第328窟初唐高117厘米 Mogao Cave 328 The Early Tang Dynasty 这身彩塑位于正龛龛外北侧。发髻高耸，上身袒裸，璎珞长垂，腰系锦裙，肩覆披巾，胡跪在莲台之上，神情虔诚恭敬，气质端庄典雅，体现出朴质含蓄美。 菩萨立像 Standing 莫高窟第194窟盛唐高143厘米这身彩塑位于主室正龛龛内南侧。头挽双鬟髻，曲眉丰颊，朱唇绿须，身着圆领无袖上衣，披巾回绕，长裙覆脚，圆润的双臂和轻盈的体态表现地恰到好处。衣饰色彩清淡，纹样繁复，有织锦刺绣的华丽和质感。 观音木雕像敦煌莫高窟千像塔出土北宋敦煌研究院藏高124厘米宽36厘米厚28厘米 菩萨坐像莫高窟第205窟初唐．高134厘米宽74厘米厚62厘米菩萨于莲台上作游戏坐式，由于位置在洞窟中央的须弥坛上，是一身造型比例准确，姿态自然，并且有生命力的青春健美的形象。虽按照当时对胁侍菩萨的审美要求塑造仪容，却毫无矫揉造作之气。面部及双肩、足部虽已残毁，但那微倾的头部、挺直的腰身、丰满而富有弹性的肌肤，贴身的长裙，以及垂挂于莲座四周的裙裾，不但体现出菩萨安祥自信的神韵，而且表达出菩萨的肉体和丝绸服饰不同的质感和实感，为唐代时期的圆雕精品。 说法图 莫高窟第205窟盛唐高鹏、娄婕临摹铺说法图，构图紧密，人物众多，主尊阿弥陀佛结跏趺坐须弥形莲台上，手结说法印，侍立供养，前有护法金刚力士二身。由于时代久远，变色严重。现根据壁画颜料的科学分析和验，复原到初绘时的原色，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和色彩的恢复，作了有益的探索。 炽盛光佛莫高窟第61窟西夏李月伯、霍秀峰、田虎临事 Mogao Cave 61 The Western Xia Dynasty 炽盛光佛依据《佛说无比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消灾吉祥陀罗尼经》绘制炽盛光佛即金轮佛顶尊，从佛身毛孔能放射出炽盛光明，主消裱灾难。唐代起其造像就广为流传。画面中的炽盛光佛，乘装饰华贵的高轮牛车（已残），车尾斜竖两面龙纹旌旗，右手食指顶金轮，七曜星神四周簇拥，二十八宿列于云中，黄道十二宫悬浮虚空。佛及其诸神眷属，都以祥云承托，云彩之外全为蔚蓝色天空，表示炽盛光佛在天空巡游，随时随地消灾祛难，降福人间。全图场面及规模宏大壮观，构图严谨，造型庄重端丽，敷彩比较浓丽厚重，颇有唐画灿烂富丽的遗风。 水月观音榆林窟第2窟西夏李承仙临摹水月观音为三十三观音之一。在敦煌壁画中，五代始见存在，开始多为小幅，到西夏晚期成为鸿篇巨制。这幅水月观音位于西壁门北侧，画面上南海茫茫，景色寥廓，在透明的巨大圆光里，显现出头戴金冠，长发披肩，保饰璎珞环钏，腰系长裙的观音菩萨。其双腿一屈一盘，一手撑地，一手拈珠，半侧身若有所思，坐在有如琉璃般光滑，又有浮云般飘渺的岩石上。身后山石如苍松般高耸入云，石缝间修竹摇摆，远处虚无飘渺，空中有一对鹦鹉双飞，景色宁静优美，似在仙境。对面一人云中而来，巾幔裹头，大袖长福，披云肩，双手合十礼拜观音。整个画面有动有静，绿色与蓝青色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 西方净土变榆林窟第3窟西夏吴荣鉴、高鹏西方净土变主要表现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美妙，是唐代以来敦煌石窟历久不衰的壁画题材，但与前代相比，画面中的诸多细节和意趣迥然相异。画面布局中，原有的以主尊阿弥陀佛为核心，"种种庄严尽绕之"的向心模式被打破，阿弥陀佛被安置在建筑的后殿；庭院中，与会的圣众不再围绕主尊阿弥陀佛，呈 X 形散开，全部面向前方；建筑物布局仍沿中轴线设主殿和配殿，但各栋殿阁已没有唐代的建筑风格，檐下斗拱不如唐代的粗大雄伟，趋向宋代以后的纤细密集；乐舞不再位于主尊的正前方，而是移至前殿的门屋内；极乐世界中没有化生，但有信佛的世俗女子。以上种种皆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内容，展现出全新的净土变风貌。 观无量寿经变莫高窟第172窟盛唐史苇湘、李其琼、万庚育、欧阳琳、关友惠、冯仲年这幅大型净土变通壁巨制。天宫建筑雕梁画栋，寰楼玉宇，金碧辉煌，中间主即佛说法会，善萨天人离膀听法。个个虔诚礼收，人物造像均细胶丰润，形象而又生动。在上面各种乐器不鼓自鸣，飞天扬手散花，飘水飞降，在天宝建筑下画有净水池，池中绿波荡漾，水鸟游乐其中，莲花童子形象可爱。整幅画面结构紧杂，色彩富丽，是盛康艺术的代表作。 普贤变榆林窟第3窟西夏赵俊荣临摹这幅普贤变，位于西壁门南。与门北文殊变相对，结构、画风也相同。普贤菩萨乘象，舒右腿半跏坐于莲座上，冠带、披帛、理珞随风飘扬，手执经书，俯视下界，神态悲悯。众中有菩萨、天王、罗汉和道教化的天人，环绕普贤，乘云浮游于大海之上。上方天际有仙山琼阁，南侧突出崖岸，画取经僧玄奘与猴行者牵驮经白马，在巡礼中向菩萨合十致礼，说明当时流传的三藏取经故事也成为佛教壁画描绘的题材。 文殊变榆林窟第3窟西夏李月伯临摹文殊变和普贤变是唐代以来行之不衰的壁画题材。这幅文殊变中，文殊菩萨手持如意在青狮背莲座上半跏趺坐，形象丰腴、俊雅、坚毅、沉静。象征智慧威猛的青狮足踏红莲，步伐劲健。狮奴用力拉着缰绳。文殊和周围帝释、天王、菩萨、罗汉、童子等圣众，在云霭之上汇成了渡海的行列。画面背景远处的山峦，群峰耸立在清澈的水面上，环抱着许多巍峨的佛寺庙宇。此画将人物推至较远的视觉空间，使其处在一个优美辽阔壮观而深远的背景中，给观者一个身居高处鸟瞰全景的感觉。并且用很大的画面描绘山水风景，以线条勾勒山脉的形状走势和纹理，用淡墨渲染烘托出山体的阴阳向背。 观音经变莫高窟第205窟盛唐常书鸿临摹《观音经变》原是《法华经变》之一品。由于社会灾难的众多，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就成为既普及又方便的信仰对象，在隋唐时已是家喻户晓。此画幅中观音菩萨立于莲花上，两旁和下方绘各种灾难图，有毒龙诸鬼、牢狱枷锁、大辟临刑、海船遇难、怨贼劫夺、推坠山崖、毒药咀咒等等，形成凹字形的画面，别具一格。 菩萨莫高窟第66窟盛唐常书鸿临摩这幅观音菩萨是观音造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身。观音菩萨面如满月，启唇微笑，情态乐观，正面垂视下界的信众，微倾的头部与扭动的腰肢及微向外舒的左腿，使灵动的躯体形成" S "形的动态。宝饰珠钢，璎珞绕体，纱裙透体。 菩萨莫高窟第320窟盛唐关晋文临摹这身菩萨发髻高耸，神情雍容，胸饰璎珞，一手持花在胸前，一手下垂轻抚飘带，衣饰繁复华丽，色彩丰富。虽变色严重，但从变色之中，仍能看出面部眼眉勾勒细致而严谨的笔法 乘象入胎莫高窟第329窟初唐李其琼临摹 此图表现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六牙白象前来投胎的情节。图中菩萨云髻宝冠，上身袒裸，坐于象背，侍从前后相随。大象脚踏莲花，天人承托奔腾于空。象前有乘龙仙人引导，后有天人护卫。成群伎乐飞天奏乐散花，披巾飘带迎风飞舞，天花乱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