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川-两晋至唐五代时期 #四川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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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战乱迭起，四川成为南北势力争夺的战略要地，历经剧变，人口频繁迁徙，南来北往的民族交融，碰撞出风情多姿的文化。在纷乱的时代里，自东汉就传入西蜀的佛教梵音兴盛，成为人们心灵的慰藉。隋唐一统天下之后，四川环境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文化丰富多元，繁荣的成都有了“扬一益二”之美誉。时至五代十国，前蜀、后蜀的统治者孜孜求治，促进了地方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成就了四川独特的文化面貌。 两晋南北朝时期-交融汇聚两晋南北朝是四川历史上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长期的战乱使士著居民大量外從，而众多少数民族居民则陆续迁入，四川地区民族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也促进了这里多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丝绸之路河南道的兴盛，使成都成为当时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域的重要枢纽，东来西往的商贾、使团、僧侣、行人行经此地。众多的民族、文化在此交融汇聚，教育、文学、史学、宗教也在秦汉三国的基础上蓬勃发展，且更加完善和丰富。 朝廷市变自公元263年魏灭蜀至581年隋灭北周近320年的时间内，四川地区先后经历了魏、西晋、成汉、东晋、前秦、刘宋、南齐、南梁、西魏及北周10个政权的统治，政权更替频繁，又充斥着割据和叛乱，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人口总量减少，经济在承续秦汉的基础上缓慢发展。 乱世遗存两晋南北朝时期四川地区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社会经济艰难发展，昔日繁华的古城，也在连年的战争中变为瓦砾残垣。同时，众多民族在这里交融，众多文化在这里汇聚，为四川地区留下了独特而又富有多样性的遗存，也为四川在唐宋时期的勃发预播了种子。 公元263年，魏灭蜀。公元265年，晋代魏，史称“西晋”。西晋朝廷为了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控制，分益州置梁州、宁州，并把跟随刘备入蜀的荆州人士及其子孙迁往关中、河东。蜀地的安定及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对于西晋顺利灭吴起了重要作用。 早期青瓷器：以浙江上虞为中心的宁绍平原是我国成熟青瓷的起源地，著名的越窑是这个区域青瓷窑场的典型代表，其青瓷生产对长江中上游地区影响深远。 四川地区早期瓷器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两晋南北朝瓷器，器类、坯胎成型、施釉、装饰风格及演变规律均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基本一致，反映了这里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长江水道成为窑炉技术、产品形态传播的重要通道。 青釉鸡首壶东晋（317-420年） 青釉莲瓣纹罐两晋南北朝（265-589年） 朱雀铺首石墓门晋（265-420年） 铜双凤双鱼洗晋（265-420年） 公元347年，东晋大将桓温灭成汉政权后，巴蜀地区归东晋统治，建康文化得以通过长江水道传入。自蜀地归入西魏北周后，南北朝的形势北强而南弱，蜀地的形势变得相对安定，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杨坚建隋的前夕。 铠马骑士画像砖南北朝（420-589年） 牛车画像砖南北朝（420-589年） 乐舞画像砖南北朝（420-589年） 巴蜀史学双璧两晋南北朝时期，蜀地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其中有两部著作名扬海内外，一部是陈寿编撰的《三国志》，另一部是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这两部著作开创了历史叙事的新模范，为后世正史编撰、方志书写提供了借鉴，成为这一时期巴蜀史学繁盛的代表。 成汉政权自李雄于公元306年正式称帝建立大成政权，经李寿改国号为汉，到公元347年李势降晋，成汉政权割据巴蜀地区共42年，是“五胡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割据政权之一，鼎盛时期占有梁、益、宁三州的大部分地区。 东西交往南北朝时期的成都，在河西走廊不通畅时成为连接西域与建康之间的必经之地和重要中转站，商贾、使团、僧侣、行人东来西往，佛教造像艺术也在这里融合发展。成都出土的南朝佛教石刻造像，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上一朵绚烂的奇葩，这些造像极大地充实了人们对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认识，也证明了当时的四川地区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丝路河南道丝绸之路河南道兴盛于公元4-6世纪，是沟通建康与西域、漠北间交通的重要通道之一，因沿线主要经过当时被南朝称为“河南国”的吐谷（yu）浑而得名。河西走廊交通因战乱而受阻后，丝绸之路河南道的作用逐渐凸显。河南道开辟后，东晋南北朝、西域、中亚、西亚的诸国使节、商旅、僧人都穿行其间，多元文化在此交流和碰撞，融合与发展，成都成为连接南、北丝绸之路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国际性开放城市。 商贸交流青海省西宁市、乌兰县、都兰县相继出土的外国古代货币，既是这一区域当时中外交流的一个有力证据，也是这一时期“河南道”连接东西交通繁荣一时的证明。 僧侣来往经行河南道的中西僧侣是佛教传播与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尤其是当时到达建康的高僧们，他们充实了东晋南朝时期中国的佛教理论，为后世中国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使团往来根据文献统计，吐谷浑国、柔然、沮渠高昌、麴氏高昌、龟兹、于阗、滑国、粟特、波斯国、天竺国诸国都通过河南道与东晋南朝政权遣使往来。 佛教造像继1921年在四川茂县出士了南朝齐永明元年造像后，1989年在汶川县又出士了一批南朝佛教石造像，这些造像的出土证明了岷江上游地区在古代佛教文化艺术传播中的纽带作用。 南齐永明元年释玄嵩造像碑南齐永明元年（483年） 这是我国现存纪年最早的着汉式佛衣的造像碑，是我国佛教造像中褒衣博带式佛衣的最早实例之一，是佛教艺术中国化历程中里程碑式的造像。 凉州模式凉州位于西域与中原北方之间，是佛教从西向东传播的重要中转站。在凉州建立的前凉、后凉、南凉和北凉政权均大力推崇佛教、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凉州成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佛教传播中心之一，南齐时成都的造像也显现出凉州模式的影响。 齐梁之变梁武帝灭齐之后，对成都地区的控制开始加强，来自凉州的影响减弱，成都南朝造像艺术大量吸收了来自南朝政治中心建康的文化因素。同时，梁朝与南海诸国交往日益频繁，印度秣菟罗-笈多风格由海路传入梁朝，并沿长江水道传至成都地区。多元文化的交融，使成都南朝造像艺术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度。 万佛之光南朝的江南寺庙林立、佛像众多，却在无休止的王朝更迭与岁月沧桑中烟消云散。幸运的是，以万佛寺为代表的成都南朝造像的发现，使南朝造像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让人能够一睹褒衣博带、秀骨清像之风，也昭示着南朝的成都与建康一样，是一个梵宫琳宇鳞次栉比、塔刹庄严的古都。 阿育王立像南北朝（420-589年） 菩萨坐像北周天和二年（567年） 菩萨立像南北朝（420-589年） 阿育王像所谓阿育王像，并非是阿育王本人的肖像，而据传是阿育王所造的释迦牟尼佛像的略称，在中国东晋南北朝隋代的帝王、僧侣阶层和信众中有特别的信仰和崇奉。成都萧梁、北周时期出现的诸多阿育王像，是成都南北朝造像的一大特色，应得力于梁武帝的积极推动。 药师佛坐像南朝（420-589年） 佛教造像传入中国后的三种佛衣式样 盛世华章-隋唐五代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社会稳定，物阜民丰，商旅云集，一派繁华。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在唐代后期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与扬州并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中载“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物质上的富足推动了精神领域的更高追求，四川自古以来人杰地灵，安定优越的环境更是吸引了大批北方文人学士避乱入蜀，这一时期的四川文教兴盛，梵音回响，诗文并盛，酒韵茶香。 西南胜景公元589年，隋灭陈，重新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唐盛世，国家统一，政治开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巴蜀地区在唐王朝的统治下未出现大的战乱，成为全国较为安定的地区之一。五代十国时期，中华大地南北战火纷飞，而四川地区先后建立了前蜀和后蜀两个地方政权，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达，时人誉 “天下之富国”，乱世之乐士。 隋控巴蜀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十分重视对巴蜀地区的掌控，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并任命四子杨秀为益州总管，后改封蜀王，出镇蜀地。隋炀帝统治时期，这里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稳步发展。 陶俑隋（581-618年） 唐治三川公元618年，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巴蜀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财力方面的支持。安史之乱之前，四川长期处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的状态，成都平原是唐朝的重要粮仓。根据治理的需要，唐朝廷对四川地区的行政建置不断进行调整，唐人将剑南东川、剑南西川和山南西道称为“剑南三川”，构成了唐代四川的主要行政区划。 三彩骆驼唐（618-907年） 初唐将领冉仁才冉仁才（594-652年），字征文，唐初将领。隋唐之际盘瓠（hu）蛮冉氏占据巴东，公元622年冉安昌归顺唐朝，其子冉仁才历任泾、浦、澧、袁、江、永六州刺史，娶皇室汉南县主，故冉仁才墓在当地也俗称驸马坟。冉仁才父千在唐初参加了平定萧铣的战役，为唐王朝的统一大业作出了贡献。 青釉俑唐（618-907年）冉仁才逝世时官至永州刺史，其墓中出土青釉瓷俑80余件，基本符合“三品以上九十事”的规定，是依等级埋葬。这批瓷俑包括镇墓兽、仪仗俑、骑马俑、驼马俑、牵马牵驼俑、官员俑、侍从俑、僮仆俑、伎乐俑、人首鸡身俑、十二生肖俑等，集中出土于内甬道的两耳室，从质地和釉色来看，应来自湖南的湘阴窑。 青釉人首鸡身俑唐（618-907年）此件人首鸡身俑其实就是道教史上一位著名的女神——九天玄女，这件九天玄女俑与宋明墓中的玄女地券功能相同，均是用于镇墓辟邪。 巴蜀之邻唐、吐蕃、南诏紧邻，三方势力错综复杂。唐朝廷在四川地区广设羁縻府州，主要分布在与吐蕃和南诏接壤的地区，唐朝廷通过四川地区与吐蕃、南诏进行着广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往来。 吐蕃：公元7世纪，吐蕃在青藏高原崛起。松赞干布继位为赞普后，逐步统一了雪域十余个部落，将政治中心迁徙到逻些（今西藏拉萨），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南诏：唐初，洱海周围六个较大的部落被称为“六诏”，因蒙舍诏在诸诏之南，故被称为“南诏”。在唐王朝的大力扶植下，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徙治太和城。公元738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 ① 唐蕃会盟碑公元821年、822年，唐朝与吐蕃在长安和逻些会盟。公元823年，以盟文刻石立碑于拉萨大昭寺门前，称“长庆舅甥会盟碑”，也称“唐蕃会盟碑”，藏语称“祖拉康多仁”，是汉藏两个民族团结友好的历史见证。 ② 南诏德化碑南诏德化碑位于南诏太和城遗址内，碑文为研究南诏的形成、社会制度、南诏与唐王朝及吐蕃关系等方面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材料。 二帝奔蜀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唐玄宗仓皇出逃，经两月抵达成都，史称“玄宗幸蜀”。公元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次年唐僖宗逃亡四川，史称“僖宗幸蜀”。经济繁荣、城市建设完善、未卷入战争且易守难攻的蜀地，成为玄宗和僖宗最理想的避难之所。 两蜀兴亡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大分裂时期。从公元907年朱温以梁代唐开始，在短短的50余年时间里，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五个政权，加之南方地区的吴、吴越、前蜀、闽、南汉、荆南、楚、后蜀、南唐和北方地区的北汉，史称“五代十国”。四川在这一时期先后由前蜀、后唐和后蜀政权统治。 永陵公元918年，王建病故，终年七十二岁，庙号高祖，谥号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葬于成都西郊，其陵墓史称“永陵”。永陵王建墓是全国第一座被科学发掘的帝王陵寝，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座地上皇陵，历时千年完好无损，其独特的造型与宏大的规模，堪称我国历代陵墓建筑中的经典之作。 玉大带前蜀（907-925年）永陵出土的玉大带是一件兼具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国宝级文物。此带由七方銙、一方䤩尾、两节革带和一对银扣组成，銘尾背面所刻铭文记载了玉大带火中幸存的故事。此带出土于棺床之上，可确认为王建遗体身佩之物。 镀银铜猪前蜀（907—925年） 玉谥宝前蜀（907—925年）永陵出士的谥宝，出士时盛装于精美的双层方形银平脱漆套盒（宝盝）中。谥宝为玉质，钮作免首龙身造型。印面篆刻“高祖神武圣文孝德明惠皇帝谥宝”14字。 和陵孟知祥（874-934年），河北邢台人，早年追随沙陀军将领李克用征战天下，为后唐开国功臣之一。公元925年，后唐发兵攻灭前蜀，继派孟知祥镇守西川。公元934年，孟知祥称帝自立，不久病逝，传位于子孟昶。孟知祥死后与妻福庆长公主合葬于成都北郊磨盘山，即为“和陵”，陵墓形制为穹庐顶三室结构，具有北方少数民族风格。 福庆长公主墓志铭及盖后蜀（934–965年） 杨一益二隋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日趋繁荣。蜀锦以其图案华美、织造精益而享誉四海。益州造纸业大力发展，纸张种类和质量远超前代，益州成为当时全国纸张的重要产地，同时也是全国最重要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本土制瓷业走向成熟繁荣，瓷器已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喧然名都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当时全国的大城市之一，人口规模仅次于长安和洛阳。唐代后期，又与扬州并列为全国最繁华的两大商业都会，时称“扬一益二”。五代十国时期，成都作为两蜀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后蜀皇帝孟昶曾下令在成都城遍植芙蓉，成都故有“蓉城”的别称。 花纹砖五代（907-960年） 蜀物殷丰隋唐五代时期，四川盆地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社会安宁，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四川盆地不仅粮食生产发达，在周边丘陵和山区种植的经济作物，也成为支撑四川经济的重要支柱。酿酒业、茶业、制糖业、井盐业兴盛发达，制瓷业走向成熟繁荣，蜀锦、蜀纸、雕版印刷亦享有盛名。 蜀地名窑四川地区隋唐五代瓷业有较大发展，青瓷趋向成熟，生产地域广大，已发现的窑址遍布川西各地及川南、川北一些地方，制瓷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应用了釉下彩技术。这一时期发现的主要窑址有青羊宫窑址、邛崃十方堂窑址、琉璃厂窑址等。 青羊宫窑青羊宫窑是一处具有浓厚四川本土特色的大型民窑，是成都平原现存最早的青瓷窑场之一。隋唐时期，青羊宫窑以丰富的产品供给成都，成为城市经济与文化生活生动而靓丽的一部分。 邛窑邛窑主要分布于今邛崃市境内，始烧于隋代，盛于晚唐五代，南宋后衰落，是四川地区古瓷窑遗址中烧造时间最长、产品最丰富、影响最大的民间窑，创烧了独特的高温釉下复合彩和邛三彩瓷器，产品畅销成都平原及三峡等地区。 玉堂窑玉堂窑位于都江堰市西南的玉堂镇，创烧于唐代中期，终于两宋，以青瓷为主，兼烧白瓷。玉堂窑现存的龙窑遗迹和窑包，散布在约2.5平方公里范围内，在当地有“上九堆、下九堆”之称。 琉璃厂窑琉璃厂窑位于成都华阳，兴烧于唐末，衰落于晚明，以宋代最为兴盛。五代至北宋初期是窑场的初创时期，生产规模还不是很大，产品以日常生活用瓷为主，以青釉瓷为主，流行褐、绿色彩的彩绘装饰。 制糖业巴蜀地区是我国最早制作蔗霜的地方之一，蔗霜是蔗浆熬成的糖霜，即白糖或冰糖。糖霜的生产是我国历史上甘蔗制糖的重大进步，但是由于窨制糖霜的技术不易掌握，所以终唐之世只有遂州（今遂宁）出产糖霜。 井盐业巴蜀地区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盐卤资源，经过南北朝时期的衰落，到唐代前期巴蜀盐业逐渐恢复，中唐以后井盐产地迅速扩大，盐井数目急剧增加，到元和年间，剑南东西川和山南东西道、黔中道，均已形成各自的井盐产区。 茶业巴蜀地区是我国最早种植茶树的地区之一。入唐以后，茶业成为巴蜀地区重要的产业，巴蜀地区也成为全国重要的名茶产区。绵、汉、彭、蜀、邛、泸、雅、眉八州相互连接形成一条产茶地带，其中又以雅州为产茶中心。 酿酒业隋唐时期巴蜀地区粮食的充足促进了酿酒业的进步，名酒迭出，酒肆林立，饮酒之风遍及城乡，盛行一时，更是引得众名家纷纷赋诗推崇。 丝路锦观唐代，巴蜀地区始终保持着先进的织造技术水平，成为我国当时最为重要的高级丝织品的生产中心之一，出产的丝织品主要分为绢、绫、锦、罗、纱五大类。蜀锦是唐代巴蜀地区最为著名的高级丝织品，主要产于益州、蜀州（今成都崇州）和绵州（今绵阳），成都是最重要的织造中心。蜀锦因为织锦技术精湛，成品极为精美，受到达官贵人的喜爱，并远销到日本、波斯。 益州麻纸造纸术发明于汉代，作为产业兴起是在唐代。唐代成都造纸业闻名全国，又不断创新。益州麻纸质量好、产量大，受到社会各层的广泛喜爱，还被指定为唐朝廷专用纸，皇帝诏令和官府藏书，均用益州麻纸书写。 雕版印刷中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渐在民间普及，长安、成都和扬州的印刷业最为繁荣，成都当时流行着民间自刻自印的历书、字书、佛经等，印数也大，传播很广。两蜀时期成都雕版印刷的长足发展，为宋代四川刻书事业的高度繁荣奠定了基础，“蜀本”亦从此名扬天下。 卞家刻印“陀罗尼经咒”原件时代为唐中晚期，1944年成都望江楼唐墓出土，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国内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唐代雕版印刷品之一，也是四川发现的最早的雕版木刻印刷品。 灰釉彩绘提梁壶唐（618-907年） 青釉彩绘四系罐唐（618-907年） 文化盛事隋唐五代时期，巴蜀地区政局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创造了一个好的社会氛围，活跃的文化、艺术和先进的教育在这样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巴蜀文学迎来了繁荣，五代时设置的画院开历史之先，孟蜀石经对于经学的保存、传播和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诗鼎盛唐代文学以诗歌见长，唐诗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巅峰。四川为唐诗的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初唐的陈子昂是唐诗发展关键期的重要人物，巴蜀的土壤成就了李白、杜甫等巨匠，王勃、卢照邻、岑参、张籍、刘禹锡等著名诗人也曾入蜀留下杰出诗篇，故而有“自古诗人例到蜀”之说。 瑞兽鸾鸟花卉纹铜镜唐（618-907年） “石涧敲冰”七弦琴 唐（618-907年）琴身通体有蛇腹断纹和少许梅花圈纹。琴面张弦七根，嵌圆形螺铟十三徽。底面首部阴刻有行草“石涧敲冰”四字，喻其弹奏似金石之音。龙池下腹部刻有篆书“玉泉”方印一枚。 《毛诗》残石后蜀（934-965年）双面刻《诗经〉一面是《周颂》，一面是《鲁颂》。此面为《鲁颂》。 唐末大批中原画家入蜀避难，为蜀中画坛带来了深刻影响。其后，两蜀皇帝都比较重视绘画，尊崇画家，设立了画院等机构，蜀中聚集了不少画家，画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成为当时与南唐并列的全国两大绘画艺术中心之一。 黄筌《写生珍禽图》卷黄筌（约903-965年），字要叔，成都人，前后蜀宫廷画家。曾师从唐末入蜀的刁光胤学画花马，又从孙位导画人物、龙水，从李昇学画山水，终自成一家。黄笙尤擅花鸟画，与南唐徐熙并称“黄徐”，形成五代花乌画的两大流派，对北宋花鸟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花间词派花间词因后蜀赵崇祚所编《花间集》而得名。《花间集》长期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词集，收录了唐末五代18位词人的500首词作，其中韦庄、李珣、欧阳炯等14人或生于蜀，或宦游于蜀。花间词促进了宋词意境品味的提升和宋词的深入发展，为宋词成为与唐诗并起的两大文学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孟蜀石经孟蜀石经，又名广政石经，肇始于后蜀广政元年（938年），由当时宰相毋昭裔主持刊刻，以开成石经为蓝本，并增刻注文，历时八年，刻成十经，碑石上千块，立于孟蜀太学（即汉代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余下三经在宋代补刻。这是我国古代唯一附有注文的石经，首次将儒家“十三经”全部汇集一堂。 七朝石经 道风梵音巴蜀地区是中国早期道教的发祥地，隋代统治者对道教的扶植政策，为唐代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入唐以后，道教始终得到统治阶级的扶植和崇奉，道教仍然是巴蜀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隋唐时期，佛教在四川有了很大的发展，高僧辈出。佛教逐渐中国化，相继形成不同的佛教宗派，其中对巴蜀佛教影响较大的宗派有禅宗、净土宗和密宗。巴蜀地区出现的净众保唐禅派，在我国禅宗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玄奘入蜀玄奘（602-664年），俗姓陈，今河南偃师人，隋末随其兄长捷法师到达成都，在成都学律并受具足戒，这为日后玄奘成为谙习经、律、论三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奠定了初步基础。 柳本尊 844-907年，名居直，嘉州（今四川乐山）人，晚唐五代时自创四川地区金刚界瑜伽部密宗，布道行化于成都四周，屡显神异，信众甚多。 马祖道一 709-788年，俗姓马，汉州什邡（今四川什邡）人，是中国禅宗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其明快而峻烈的禅风对南宗各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的临济宗、沩仰宗都是出自他的禅系。 福感寺福感寺原名大石寺，初建于东晋，隋时蜀王杨秀王妃又兴建，唐初改名福感寺，是唐代成都有名的大寺。2016-2017年，成都市实业街唐代益州福感寺遗址出土了300余件（块）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陶造像和刻经，蟠龙碑碑首还残存有“大唐益州福”字样。 经版 净众寺净众寺的前身是南北朝时期的安浦寺，为当时成都的名寺，隋唐五代时期持续繁荣，是净众保唐禅派的发源地，在唐代禅宗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唐时住锡高僧的数量超过本地的福感、圣寿、大慈等传统名寺，居成都之首。 陀罗尼经幢幢身唐大中元年（847年）唐武宗灭佛时，净众寺管被彻底废毁，寺内著名的铜钟也被迁移到了大慈寺内。唐宣宗立，恢复佛教，净众寺获得重建，题记中“再兴寺”即指唐宣宗时重建净众寺。 菩萨立像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 佛坐像隋唐（581-907年） 菩萨头像唐（618-907年） 金刚力士像唐（618-907年） 巴蜀石窟的年代，从北魏、初唐、盛唐、中晚唐延续到五代、两宋，明代仍有余绪。盛唐以后，大规模的石窟开凿活动在北方渐衰，但在巴蜀地区却日益繁盛，发展出极富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造像题材和风格。四川和重庆目前已知的石窟和摩崖造像有近3000处，比较集中分布在广元、巴中、成都、乐山、安岳和大足几个地区。 1 巴中南龛、西龛、北龛、水宁寺、石门寺2安岳卧佛院、玄妙观、千佛寨、圆觉洞、华严洞、毗卢洞、茗山寺、孔雀洞3大足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舒成岩 川渝地区晚唐五代小型经幢晚唐五代时期，在川渝地区流行一种形制特殊的小型经幢，经幢两端多刻五方如来真言和解冤结真言，加上幢身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真言，这三种真言都具有破除地狱灾祸的功能。 菩萨坐像唐（618-907年） 乐山麻浩崖墓位于乐山市城东凌云山南坡的麻浩，从大地湾内至虎头湾东侧，绵延300余米。崖墓分层排列，高低错落，左右毗连。在崖墓分布最密集的虎头湾东侧地段，层数多达九层。据乐山市文物部门1985年普查结果，总数为330座，时代属东汉。1号墓（麻M1）中“佛像图”具有明显犍陀罗艺术风格，或为中国遗留早期佛教石刻造像之一。 公元960年，后周禁军将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并制定了“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的策略，于公元965年灭后蜀。后蜀的统治就此终结，但两蜀在当时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的局面下，为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做出的努力，对维持四川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四川日后成为宋朝最为重要的经济文化地区之一奠定了基础。四川即将进入历史上引以为豪、令人骄傲的时代一宋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