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 爷

东歌

　　“爷爷”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极普通的称谓，至今在我脑里依旧只是一个概念的存在。因为从出生起到现在，我没有开口叫过一声“爷爷”。

我的爷爷不仅离世得早，而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亲包括父亲家里与爷爷有关的其他人，几乎从来不在我的面前提爷爷的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过去是做什么的，以及与他有关的任何信息，在我的大脑里一直是空白的。很长时间他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陌生人。而我脑子里逐渐形成“我也有爷爷”的印象，时间已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了。

　　1979年改革开放，许多政策开始改变，爷爷的后代一女三子集体商量共同出资给爷爷建一个衣冠墓。

当年爷爷过世后坟茔埋在自家的田地里。解放初期因土地改革分田平地，尸骨被丢弃荒野。那时因成分问题，父亲及他的兄长们没有人敢出来理这档事。改革开放后，大家才敢动了为自己父亲重新立碑建墓的心思。地址选在爷爷经营产业最后的落脚点，也是我们现在把它当作了自己籍贯的地方。衣冠墓建起后，1995这年，爷爷的孩子们召集了所有的儿孙回乡祭拜，“爷爷〞在我的大脑里才慢慢有一个粗略的概貌。

　　二十一世纪初，因为工作关系，我回到了祖先生活的家乡，知道了我除了有籍贯，原来还有祖籍。那是一个紧靠大渡河边的地方，我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他们喝饮着大渡河里的水，嚼食着河水灌溉丰收的粮食，把自己的根脉世世代代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里。

我曾无数次徜徉在大渡河边祖辈生活过的地方，寻找他们留下的踪迹。父母金婚那年，我随父亲回过这里。走过几道歪歪扭扭的田坎，看见了几间屋子，父亲说这就是他童年生活过小屋。木板竖墙，青瓦封顶，矮矮小小坐落在四周栽种着菜蔬和几棵果树之间。时间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还住着人家。据父亲自传记载这几间房子是我爷爷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建的。几十年的光阴过去了，我不知道这几间木朽瓦脆岌岌可危的房子，还能不能为安住在这房子里的主人遮风挡雨。

　　之后，我从父亲和本家的堂兄姊妹那些零星的信息里知道爷爷的一些事。爷爷是遗腹子。他还未出生，我的祖父就离开了人世。祖母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长大后到一家做铁锅的小作坊当了学徒。他很争气。白天干活，晚上学习。写字买不起纸，就捡别人丢弃的废纸练习写字。凭着自己的聪慧，得到了老板的赏识，派到省城当了铁锅销售的代理。在省城见了大世面，机敏的爷爷便脱离了原来的作坊，在省城开基创业开始了独自经商做生意的历程。

爷爷是一个做生意的天才，他善于利用资源，发现商机。

当年河对岸生产井盐。他就把井盐通过水路贩卖到省城，获得了第一桶金。随后租了房，把一家人带到了省城。由于生意做得好，不久又在省城买了房子，一家人安居乐业成了大城市的“市民”。随着盐业生意的不断发展，积累了足够的资金，爷爷又在老家办起了酱园作坊，生产豆瓣酱油。据亲戚们传爷爷的酱园作坊规模不小，经商的品类也很广。在老家县城建有总厂，在县城附近的乡镇建有分厂。他把井盐贩卖到省城，又从省城买回酱园作坊生产需要的辣椒等原料，产品买到岷江两岸的村落城镇直到省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先后在省城，县城及几个人口密集的乡镇等地买了经营盐业、酱园、杂货的商铺。还在老家买房买地，开展养猪打米等副业生产。有这样规模的产业，虽然比不上大城市的民族资本家经营者。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在当地他也算得上是一个资产雄厚、名气不小的实业家。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省城经常遭受日寇飞机袭扰，不得安宁。1939年，爷爷决定举家搬回老家。

或许是乡情难舍，早些年间，爷爷从这里走出去做生意赚了钱后，他就回到老家把原来一个叫“宏义公”的房子买了下来。这所房子离河边不远。木墙泥瓦，竹篱围墙，院内有五间房。堂房、卧室、厨房、柴房一一俱全。还有一间养猪的草房，草房外有一块菜地，一个典型的农家院落。院内左边是一块七八十平方米大的三合土水泥坝子，这是爷爷晒豆瓣酱油的地方。院外右边是一大片可以用来种植的旱地。后来右边隔壁邻居搬迁留下两间房子，爷爷又把它卖了下来。

爷爷买的房子离镇上很近，半里地。这个镇当时算是社会功能比较齐全的乡镇。人口集中，街面布市，商铺重重。还有一所公立的中心小学。由于距镇上很近，爷爷及他的孩子们，近水楼台享受了许多的资源。小孩可去中心小学上学，爷爷在镇上开铺面也有了自己的山货店。

随着酱园作坊生产经营的不断扩大，为了便于产品的外销，爷爷又把家搬到有水运码头的一个叫石板溪的地方。之后石板溪就成了爷爷这家后代的籍贯。

爷爷凭着自己的聪敏和能力，创立了自己的家业。今天回望这段历史，若逢现在的情形，我们一定会向他投去羡慕加敬仰的眼光。在那个年代，一个毫无背景的青年，一不靠官，二不靠匪，当然也没靠黑社会，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勤俭持家，从一穷二白做起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这段发家史铸就了一个小人物变成了有钱的人，这当中他肯定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

他的不断经营扩张，建厂买地，又决定了他必须雇工。从最初的自我劳动付出获得报酬，最后走向从他人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中获取利益，站到了无产者的对立面。至此他以往所有的个人创业勤奋努力的经历，也就衍变成了一个有产者不体面的历史。

　　解放后成分评定，爷爷被评为工商业兼地主，这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当时，人民政府对工商业者实行的是保护政策，对地主成分则是采取剥夺家产“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爷爷在其中兼而有之。而怎样处理好他这类有钱人的问题，确实是考验当政者具体处理人的政策认识能力和人文素质高低。

怎样拿捏好两个政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处理好爷爷的事，的确难为了土改工作队。作为地主，他经常被通知去农会关着门交代他的问题。作为工商业者，没关两天又放了回去。并叮嘱他老实呆在家做生意，不准乱跑，随时听从传唤。一个只会做生意，对党的政策接触和理解十分有限的人，弄不清新旧时代转变的形势，来来回回的反复交代，使他对裂变之下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畏惧感，心里形成了极大的思想压力。那段时间，爷爷生意也没心思做了，整天在家，患上忧郁症，一时想不通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从无产者到有产者，一个创业者的奋斗史随着他的离世隐没在了历史变革的大潮中。

爷爷流云西去，而他留给子孙的“成分”遗产，此后一直影响着他的后代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他们很难随愿安排自己的人生，实现心中的梦想。好在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时期，很多政策的改变，爷爷的子孙们如同许多的老百姓一样，才有了自己人生愿景选择和实现的自由。

当年，我想父亲及他们父辈这代人在其后代的成长过程中，有意避开与爷爷有关的所有话题，可能就是怕他们后代的前途命运，受到爷爷这顶高成分的帽子和非正常离世的影响。他们的良苦用心让其后代缺失了这段人生体验，一个血脉相亲的长辈成了后代人的陌生人。

而我这一生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叫过一次“爷爷”，也从来没有叫过一声“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