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战延安(龙门往事十二)

乐山

第十二章 密战延安

军莫过于赏，赏莫厚于间。薛浩然从保安科领取了20大洋的经费，骑上高步林安排的自行车，一路下坡飞奔而去。送走薛浩然后，高步林起草了上万字的《万国祥材料》，详细介绍了“浩然简历、社会关系、工作任务、交通联络及密码规定”等。同时，他在报告中提出“如果今后空中联络或陆上交通能打通的话，一定能起很大的作用。”黄龙地区保安分处处长郁朝贵非常重视空中联络，同意韩城保安科尽快派人与高梦吉联系约定空中联络方法。

薛浩然来时，解放区麻烦不断；回时，国统区颇费周折。在朝邑检查站，两个保安团的士兵无视绥署二处证件，非要搜查薛浩然。一踏5000元面额边币给他带来烦来了，士兵看见财神似的要把他带巡检亭。薛浩然气愤地喊道：“老子是绥署二处的，你们的团长赵德顺，我认得。”两个士兵被他的气势镇住了，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过来看了看他的证件，摆摆手让他过去了，那踏边币成了他们的牙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当兵的没文化。胡宗南签发的证件在文盲士兵面前没有威慑力。

薛浩然不敢怠慢，赶在天黑前骑到华阴县。在地摊上喝了一碗羊肉汤，吃了一块烙饼。华阴火车站是个大站，列车都在此加煤加水，站前有军警联合巡查队。他骑着自行车拦住一队巡查，单脚撑地，右手掏出证件，递给带队的少尉说：“我是绥靖公署的，现在有车去西安吗？”

　　他的样子不像是乘客，倒像一个便衣特务，其实也真是一个潜伏特务。少尉看了看证件，立正敬礼后，说了一声：“客车没有了。”

“今儿，是回不了西安了？”薛浩然叹气说了一声。

“长官，客车没有了。货车随便搭。何况，客车也不允许带自行车。”少尉好心提示他。

“谢谢，兄弟辛苦了。”他说完，骑上车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一晚。

第二天中午，薛浩然凭着人见人怕，鬼见鬼愁的情报处证件，顺利地在站台上等车。薛浩然选了一列比较干净的运粮车，他先是举起自行车，用手把挂住车厢，然后自己登上车顶，再将自行车拽上来，躺在粮包之间，仰望着青天白日，思考着美好的未来。

货车在新丰甩车皮，一进一退，摇摇晃晃。突然，并排的一列客车上有人喊他“薛浩然、薛浩然。”寻声找去，一列客车由慢到快，喘着粗气开走了。

坏了，碰见熟人了，是敌，是友？他的心一直纠到西安东站。他从车上下来，习惯性地来到徐家。徐学章见到他即兴奋又羡慕:“浩然，你从哪弄辆自行车？”

“共产党发的。”自豪得有点张扬。

拍打去一身尘土，洗头洗脸后，谢浩然给徐学章详细讲了他回韩城的新鲜经历。接着他说：“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发展你。”徐学章仿佛重新回到启蒙时期听着启蒙老师的教诲一样，听出了自己光明的未来。他提出第一个问题：“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你先去绥署打听一下风声。我离开西安这几天，咋给二处说？”

“你就说是想回韩城，结果没回成，在华岳庙逛了几天。”

“一个人逛，谁信？得有证人。”

证人来了，来人就是在新丰喊薛浩然的孟师孔。原来他从三原不假外出回潼关老家了。两个违反军纪的特务订定下攻守同盟，哄人的故事编了出来：薛浩然颈椎不好，找孟师孔陪他去华县杏林镇的中医推拉按摩，顺便在华阴逛了几天，孟师孔陪薛浩然看完病，顺便回家看看。

二人走进北院门绥靖公署二处潜伏组。组长程再颐指着二人鼻子大骂一顿，让他俩各领经费器材立刻返回。程再颐在国共西安情报战中连个配角都算不上，但是他的大哥程慕颐，是主角中的主角。

　　1938年4月，张国焘出逃至武汉的国民党政府，担任军统局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所主任。他向戴笠建议：共产党重视青年学生，正在大力招收知识分子，国民党也应从学生入手，培养特务打入中共内部。戴笠密令程慕颐在汉中举办“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练训班”，简称“汉训班”。戴笠兼任班主任，程慕颐任副主任，大名鼎鼎的沈之岳担任训育股股长兼学部队长。沈之岳的特工生涯贯穿了国共密战全场，在复旦大学上学时，积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被捕后诈称何应钦副官沈策的亲戚，聪敏的表现引起戴笠注意，诱劝他加入复兴社。1938年4月，化名沈辉的沈之岳随陈致平（琼瑶的父亲）教授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毕业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共同的摄影爱好，与江青交往较多。后来离开延安进入汉训班。他可谓是特工之王，曾服务过毛泽东、暗杀过刘少奇、交友过胡耀邦、取悦过蒋介石、效忠过蒋经国、逮捕过李登辉、暗查过马英九。

汉训班旧址

汉中市十八里铺陈家营村

　　戴笠对汉训班寄予厚望，曾亲自来汉中为学员训话：“汉训班的学员都是党国的灵魂，领袖的耳目，都是特殊人才，需要作出特殊贡献；都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从共产党手中拉回群众，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都要做无名英雄，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子，天天时时要记住一个人，那就是蒋委员长；都要为蒋委员长而生，为蒋委员长而战，生得惊天动地，死得英勇壮烈。”在戴笠的特别厚爱下，程慕颐仅用了15个月，就培训了8期278名特务，大多被派往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根据地。这些特务根据所潜伏的地域和部门、单位的不同承担不同的任务，有的专职情报侦察，有的专职爆炸暗杀，有的专职交通联络等等。这些特务中有许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特技训练，对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中央首长形成巨大的安全威胁。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也随之升级。1941年3月，以程慕颐为站长的军统西北特侦站在北院门138号成立，下设延安、榆林、韩城、宜川、五台等18个特侦组。其中延安组组长张林清，副组长傅镇基、祁三益。国共两党秘密战在延安正式开打。7月，程慕颐决定联络潜伏特务，实施死间计划，准备配合军事进攻，于是任命赵琇为延安组总联络员，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分别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小组的联络员，前往延安联络潜伏特务，掀起了一场国共两党延安密战。

　　延安密战开打之前，潜伏在庆阳中学教书的军统特务吴南山弃暗投明，成了陇东保安分处的秘密外勤人员，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1941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工作会议后，吴南山返回途中在甘泉县城南门外遇见了前往延安联络特务的祁三益。边区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按照李克龙“要斗智斗勇，立足于思想教育”，“大部分可以转化过来”的指示，大胆策反使用祁三益，吸收他加入边保外勤工作，安排他在延安市场小学教书。1942年春节期间，祁三益在新市场先后直接发现和间接挖掘出李茂春等8名特务，经过策反教育，这些特务表示愿意配合配合边保处工作。

“五一”劳动节，延安各界在南关大操场举行庆祝大会，各部门、单位、学校以及人民团体列队参加。布鲁安排李春茂主席台观察、祁三益在大会入口辨认，此招挖掘出包括赵琇在内的25名特务。此外，还有一个潜伏更深，更重要，更危险的特务叫胡思瑗。布鲁分析认为除了军统延安特侦组的线索外，可能还有别的更加隐秘、更加重要特务由程慕颐直接掌握。鉴于胡思瑗是学生出身，布鲁根据特务化名不化姓的特点，指示调查工作从学校入手、从胡姓入手、从陕甘宁籍入手。侦查员很快就发现抗大二大队九队有甘肃籍学员胡耀南，已是军委二局安塞无线电台党支部书记。边保处先后在延安军统案中共发现特务56名。毛泽东得知后连声称赞：“奇功，这个布鲁，真是我们延安的‘福尔摩斯’！”

　　也是在1942年春节，西北特侦站外收发主任周制刚携带7万元活动经费潜逃，周制刚不仅知道站内秘密，而且还知道各特侦组的联络地址和特务数量等，如果这些秘密一旦泄露，将是西北特侦站和程慕颐的灭顶之灾。戴笠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将程慕颐停职查办，任命军统局晋陕区行动科科长王之定为西北特侦站副站长，代理站长。也是在五一前后，周制刚被抓捕归案，声称此事是程慕颐策划。王之定自知初来乍到，站内尽是程的亲信，为增加自己接管特侦站的筹码，他将口供告诉程慕颐。程慕颐大骂周制刚血口喷人，在向戴笠报告中表示：“奉派赴特侦站之曹子章等十余人拟请钧座电饬王之定同志先予分派工作。”戴笠批示：“周犯制刚拐款潜逃应即审明，呈请委座准予以辩下听。调查课职员名义交西安警备司令部。”秘书室主任毛人凤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应交由军统司法室处理。最后，周制刚被勒毙西安拘留所。

　　汉训班阴魂不散。1955年一江山岛战役后，解放军缴获程慕颐的一份报告，声称自己领导的训练班先后培训670名特务，除少数人外多数打入共产党，有的已经担任重要职位。为此，公安部成立“603专案”专案组。专案组认定“汉训班”先后培训特务631名（含教官37名），超过掌控的320名，远远超过延安特侦组的56名。事实表明，有些人从此脱离特务组织，有些人进入冬眠状态。如陈景芳，潜伏长达20年，被捕时已担任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处处长。多数应像《无悔追踪》中的冯静波一样，做了一个无害于社会的普通百姓，终老一生也没有被唤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