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大志雄辩才，</p><p class="ql-block"> 治术功利开。</p><p class="ql-block"> 行律成法改，</p><p class="ql-block"> 无本之木栽。</p><p class="ql-block"> （“大志雄辩才”、“治术功利开”、“行律成法改”：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与吕慧清论多不合；会遣八使于四方求遗利，苏辙书致王安石力陈其不可。王安石怒，将加之罪，陈升之止之，乃于同年八月以为河南府——西京今河南洛阳市推官。起初，王安石既与吕惠卿议定，出示苏辙等曰：“此青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苏辙说：“以钱贷民，本以救民。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逾限；如此，则恐鞭箠必用，州县之事烦矣。”王安石曰：“君言诚有理，当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恰遇京东转运使王广渊言：“春农事兴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钱帛五十万，贷以贫民，岁可获息二十五万。”从之。其事与青苗法合，王安石始以为可用；召王广渊至京师与之议，决意行焉，乃于同年九月行青苗法。王安石荐吕慧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司马光谏曰：“惠卿憸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负谤于中外者皆其所为。安石贤而愎，不闲世务，惠卿为之谋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为奸邪。近者进擢不次，大不厌众心。”神宗说：“惠卿进对明辩，亦似美才。”司马光对道：“惠卿诚文学辩捷，然用心不正，愿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训若无才，何以动人主？”神宗默然。司马光又贻书王安石：“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王安石不悦。同年十月，以陈升之同平章事；陈升之既相，神宗问司马光：“近相升之，外议云何？”司马光对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神宗说：“升之有才智，晓民政。”司马光言：“但不能临大节不可夺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从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神宗又说：“王安石何如？”司马光对道：“人言王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起初，陈升之欲迎合王安石以固其位，王安石亦患正论盈廷，引之为助。陈升之知其新法不可行，而竭力为之用；王安石感激他，故先使正相位。陈升之既相，乃时为与王安石小异，阳若不与之同者；因言于神宗：“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岂可称司，请罢制置三司条例司。”由是二人遂分裂，王安石乃荐韩绛为制三司条例，与之共事；王安石每奏事，韩绛必曰：“臣见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可用，陛下宜省察。”王安石恃以为助。起初，龙图阁学士祖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王安石曾辞一人所馈润笔费，取置诸院梁上；王安石因母忧去，祖无择用为公费。王安石闻而恶之；及得政，乃讽监司求祖无择之罪。遇知明州——治所鄞县今浙江宁波市苗振以贪闻，御使王子韶使两浙考察其状，因迎王安石之意，遂连祖无择在杭州贪贿；时祖无择知通进银台司，自京师逮赴秀州——治所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市狱。因其巧诋无所得，遂诬以他事，调为忠正军——治所下蔡县今安徽凤台县节度副使；祖无择以言语、政事为时名卿，被诬放弃，士论惜之。神宗以监司郡守有老不任职者，则与闲局；王安石亦欲以处异议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史台、国子监及诸州宫观官使，不限员。神宗初即位，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谋之，吕公著荐张载有古学；召见，问治道，张载对曰：“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神宗悦，以为崇文校书。一日见王安石，王安石问以新政；张载说：“公与人为善则人以善归公，如教玉人琢玉，则宜有不受命者矣。”未几移疾，屏居终南山下。起初，神宗欲用王安石，张方平以为不可；张方平寻以丧去，服阕，以观文殿学士判尚书省。王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陈州——治所宛丘县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及陛辞，极论新法之害，神宗为之怃然。未几召为宣徽北院使，留京师；王安石深沮之，张方平亦力求去，乃于熙宁三年即1070正月复出判应天府。同年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请罢青苗法；神宗袖出其疏以示执政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青苗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勃然进道：“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因而非难韩琦奏曰：“如桑弘羊笼天下货财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兴利之臣。今陛下修周公遗法，抑兼并，振贪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谓兴利之臣乎！”神宗终犹疑韩琦疏说，王安石遂称疾不出。神宗谕执政罢青苗法，赵抃请俟王安石出后再行；王安石求去，神宗命司马光草诏，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王安石抗章自辩，神宗为巽辞谢之，且命吕惠卿谕旨；韩绛又劝神宗留王安石，王安石入谢，因言：“中外大臣、从官、台谏朋此，欲败先王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纷纷也。”神宗以为然。王安石乃起视事，持新法益坚；以韩琦奏付条例司，令曾布疏驳，刊石颁之天下。韩琦申辩愈切，且论王安石妄引周礼以惑上听；皆不报。司马光与王安石交厚，及行新法，贻书开陈再三，又与吕惠卿辩论于经筵，王安石不乐；神宗欲大用司马光，访之，王安石说：“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预国论，此消长之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夺气，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及王安石称疾不出，神宗乃以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固辞不拜，会王安石复起视事，乃下诏允辞，收还敕诰。韩琦以论青苗不见听，上疏请解河北安抚使，只领大名府路；王安石欲沮琦，即从之。同年三月，始以策试进士，赐叶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叶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时直史馆苏轼谓“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宰，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乃拟《答进士策》献之。神宗以示王安石，王安石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荡至此”，数请绌之。神宗初即位，孙觉为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罢去；王安石早与之善，将援以为助，自知通州——治所静海县今江苏南通市召还，累改知审官院。时吕惠卿用事，神宗问于孙觉，孙觉答对：“惠卿辩而有才，过于人数等，特以为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窃以为忧。”神宗说：“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议者谓：“《周官》所记泉府——掌管国家税收和收购滞销货物的机构，民之贷者至输息百分之二十五，国事之财用取具焉。”孙觉条奏其妄：“成周赊贷，特以备民之缓急，不可徒与也，故以国服为之息。然国服之息，说者不明，汉郑康成释经乃引王莽计赢受息，无过岁十分之一为据。不应周公取息重于莽时，况国用专取具泉府，则冢宰九赋将安用邪！圣世宜讲求先王之法，不当取疑文虚说以图治。”王安石览之怒，始有逐孙觉之意。会曾公亮言畿县散青苗钱，有追呼抑配之扰；王安石遣孙觉行视虚实，孙觉言：“民实不愿与官相交，望赐寝罢。”遂坐孙觉奉诏反覆之罪，贬知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青苗法行，吕公著上疏：“自古有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图治，亦未有胁之以威，胜之以辩，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主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遇神宗使其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王安石以是积怒吕公著，诬其言“韩琦欲因人心如赵鞅兴晋阳之甲以逐君侧之恶”，遂于同年四月贬知颍州——治所汝阴县今安徽阜阳县。李定少受学于王安石，举进士，为秀州判官；孙觉荐之朝，召至京师。知谏院李常见之，问曰：“君从南方来，民谓青苗法如何？”李定说：“民便之，无不喜者。”李常曰：“举朝方共争是事，君勿为此言。”李定即往对王安石说：“定但知据实以言，不知京师乃不许。”王安石大喜，立荐对；神宗问青苗事，李定说：“民甚便之”，于是诸言新法不便者神宗皆不听。命李定知谏院，宰相言：“前无选人除谏官之比。”遂拜监察御史里行。知制诰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言：“定不由铨考擢授朝列，不缘御史荐寘宪台，虽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隳紊法制，所益者小，所损者大。”封还制书。诏谕数四，苏颂等执奏不已，并坐累格诏命之罪罢之；天下谓之“三舍人”。监察御史里行程颢言：“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正使侥幸小有事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神宗令程颢前往中书商议，王安石方怒言者，厉色待之；程颢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之。”王安石为之惭愧理屈。监察御史里行张戬与台官王子韶论新法不便，乞召还孙觉、吕公著；又上疏论王安石乱法，曾公亮、陈升之依违不能救正，韩绛左右徇从，李定以邪谄窃台谏，吕惠卿刻薄辩给，假经术以掩饰奸言，岂宜劝君侧。前往中书争之，王安石举扇掩面而笑，张戬曰：“戬之狂直，宜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陈升之从傍解之，张戬说：“公亦不得为无罪。”陈升之有愧色。右正言李常言：“均输青苗，敛散取息，傅会经文，何异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王安石遣所亲密谕意，李常不为止；又言：“州县散常平钱实不出本，勒民出息。”神宗诘问王安石，王安石请令李常具官吏主名；李常以非谏官体，不奉诏。王安石积怒言者，而程颢等以言不行亦各乞罢；乃罢李常通判滑州——治所白马县在今河南滑县东北，张戬知公安县——在今湖北公安县西北，王子韶知上元县——在今江苏南京市境内。王安石素善程颢，及是虽不和，犹敬其忠信，但出为京西路提刑；程颢固辞，乃改签书镇宁节度判官——镇宁节度使治所澶州城今河南濮阳县。数日之间，台谏一空；王安石以外议纷纷，请以姻家谢景温为侍御史知杂事，神宗从之。依照旧例，文官铨选属审官院，武官铨选属枢密院；熙宁三年即1070五月，神宗与王安石议分审官为东、西院，东主文，西主武，以夺枢密之权，且沮文彦博也。文彦博言于神宗：“若是这样，则臣无由与武臣相接，何有知其才而委令之哉！”神宗不听。知谏院胡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李定非才。”神宗恶之，手诏“宗愈潜伏奸意，中伤善良”，遂于同年六月罢贬为真州通判。监察御史陈荐言：“李定倾为泾县——今安徽泾县主簿，闻母仇氏死，匿不为服。”李定自辩实不知为仇氏所生，故疑不敢服，而以侍养辞官。曾公亮谓“当行追服”，王安石力主之；罢陈荐御史，而改李定为崇政殿说书。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复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劝讲之地。”且论王安石之罪。王安石又禀告神宗罢林旦、薛昌朝、范育；李定亦不自安，求解说书，乃检正中书吏房舍人院。吕公弼以王安石变法，数劝其安静；王安石不悦。吕公弼具疏将论之，其从孙吕嘉问窃之稿以示王安石；王安石先禀告神宗，神宗怒，遂于同年七月罢吕公弼知太原府——并州治所阳曲县今山西太原市。御史中丞冯京言：“薛向总利权无绩效，近者复除天章阁待制，于待从为最亲，非向人材所堪处。”神宗不悦，以语王安石；王安石请改用冯京，神宗从之，以为枢密副使。直史馆苏轼议贡举与神宗合，即日召见，问方今政令得失；苏轼答对：“陛下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镇以安静，待时之来，然后应之。”神宗竦然曰：“卿三言，朕当熟思之。凡在馆阁，皆当为朕深思治乱，无有所隐。”苏轼退言于同列，王安石不悦，命权开封推官，将困之以事。苏轼曾以新法不便，上疏极论；时王安石赞帝以独断专任，苏轼因试进士发策，以“晋武平吴独断而克，符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为问。王安石滋不悦，使侍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穷治无所得；苏轼遂请外，通判杭州）</p> <p class="ql-block">注：图片摘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