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川-秦汉三国时期 #四川博物院

王feel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巴蜀，在巴蜀地区统治长达110年，秦从此有了一个地大物博、经济富饶的大后方，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在巴蜀地区统治政策灵活、影响深远，水利建设成效巨大。

秦末义军并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九月，刘邦起兵于沛，封为汉王，巴蜀地区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早期的稳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汉武帝开发“西南夷” 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稳定西南的重要角色。东汉豪强大发展，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为后世公认。这个阶段巴蜀地区蜀锦、井盐、漆器等为代表的手工业及教育、文学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

秦汉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光辉闪耀的时代，巴蜀地区更是在这一阶段不断繁荣发展。富足的天府，安逸的生活，在这一阶段就奠定了巴蜀人民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延续至今。

沃野天府

公元前221年，秦朝结束战乱纷争，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2000余年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秦因巴蜀而富裕充盈，巴蜀地区因为秦的治理，使成都平原沃野干里，各方面均有大幅度提高。

汉代初期巴蜀延续了秦朝制度，设置郡县加强管理，为汉王朝的早期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边疆版图就此奠定，民族的交流融合使王朝气象更新。进入东汉后，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天府之国”基本建成，巴蜀地区迎来了全新的发展高峰。

秦汉治蜀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与中原联系紧密，早在秦惠文王时期就已经纳入到了中原板块，设置汉中郡、蜀郡、巴郡。自刘邦建立汉朝后，前期延续了秦的统治政策。直至武帝时代，以巴蜀地区为大本营，掀起了开发边疆的高潮，在少数民族地区初步设立郡县并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东汉豪族大姓空前发展，为三国蜀汉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迎来发展

秦治巴蜀时，实行分封制和郡县制以及灵活优厚的民族管理政策，从轻刑法、减轻赋税，为巴蜀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石。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爆发，群雄并起，短暂的秦朝很快灭亡。中国从分裂再次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巴蜀地区成为了最重要的战略后方，对汉军最终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推行以郡县制取代传统的分封制，但巴蜀地区因为特殊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社会组织不同于秦本土，继而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方法，建立了一套较为特殊的管理政策，这一制度在汉代以后也继续采用，成功稳定了巴蜀地区政局，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刘邦对巴蜀治理

自刘邦建立汉朝，汉代早期在巴蜀的统治区域，大致在四川盆地内，包括南安（乐山）、僰（bo）道（宜宾安边）、江阳（泸州）、符县符关（合江）。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割巴郡、蜀郡各一部，置广汉郡，这个名字包含了刘邦对巴蜀人民在汉王朝建立过程中做出贡献的赞赏和期望。

汉朝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后，休养生息，从而诞生了后世所称“文景之治”，西南地区自秦统一中国后也不例外。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承袭秦官制称“郡守”，最帝时改成“太守”，在政治制度上保证了蜀地的发展

开发西南

武帝时期，西汉进入极盛阶段，掀起了开发边疆的高潮，唐蒙开夜郎道，司马相如通邛都，张骞出使西域，汉武帝凭借巴蜀地区的人力物力完成了在这些边疆地区初步设立郡县的历史大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我国西南边疆版图，这对西南各民族的融合、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华文明的发展和传播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汉武帝第一次开发西南

汉武帝第一次开发西南，是因进军南粤的需要而引起。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东粤人杀王归顺，武帝命唐蒙出使南粤，直入夜郎，同时命蜀人司马相如为中郎将开发蜀郡西南，加强了这些地区与中原的联系。

唐蒙开夜郎道

唐蒙是西汉官吏，因其在汉武帝时期上书建议开通夜郎道，被任命为中郎将。据考古发掘，今六盘水和毕节赫章可乐遗址这一片被认为是夜郎古国所在地。唐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是开发大西南的功臣，今天贵州省桐梓县的“蒙渡桥”就是为纪念唐蒙而命名。从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至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长达22年之久，道路终于开通，直至两千年后的今天，人们一直使用这条道路。

司马相如通邛都

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汉武帝时被任命为郎，奉诏出使邛都（今四川省西昌市）。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说：“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邛都物产丰富，司马相如成功出使邛都是一座历史丰碑，它使汉王朝的疆域进一步扩大。

汉武帝第二次开发西南

第二次开发西南，是因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张骞出使西域后发现蜀贾商品，继而寻找通身毒（今印度）大夏（今阿富汗附近）的道路而引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张骞（约前164年一前114年），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人，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探险家、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南亚直至通往欧洲的陆路交通，因此被誉为“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

铜剑 西汉（公元前202一公元8年）

秦至西汉早期，巴蜀的陶器和青铜器保留了本地土著民族文化风格，陶器多采用泥质陶，主要以圜底罐等生活用具为主；青铜器多为“巴蜀式”铜器，如“柳叶剑”等，极富时代特色，具有代表性。

新莽政权

王莽称帝后立国号为新，开始进行全面改革。他根据图谶之学，大修子午道，经汉中，发展了巴蜀交通。其他与巴蜀地区关联较多的有更改地名与币制改革。从居摄二年（公元7年）到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这七年间，共进行了四次币制大改革，导致当时货币结构极为混乱复杂。

成家政权

王莽上台不久天下大乱，全国各地战乱纷起，在这样混乱的背景中，公孙述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四月，自立为天子，国号“成家”。成家是秦灭巴蜀后，巴蜀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独立政权，也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个完整占据巴蜀地区的政权，在四川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豪族兴起

汉武帝实施重农抑商政策后，加速了土地兼并，促进豪族势力的发展。到西汉晚期蜀中豪族已经成为一股新的势力。进入东汉后，豪族势力更加快了发展速度，光武帝刘秀本是豪族出身，东汉政权建立亦是依靠南阳、颍川、河北等地的豪族地主集团支持。王朝建立之初，为防止重蹈西汉覆辙，刘秀削弱以丞相为首的三公权利，各级政权基本上为豪族大姓所控制。

东汉征蜀进军图

刘秀在摧毁陇西势力后，于建武十一年（35年）春挥兵攻蜀，消灭割据蜀地的公孙述集团。刘秀军队从水路突破，攻占夷陵（今湖北宜昌境）后，乘胜南进，攻克武阳，直捣广都（今成都南），于十一月十八战胜公孙述取得统一战争的胜利。

东汉时期，豪族势力空前壮大，豪族庄园内通常农林牧副渔及手工业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东汉建立后，郡、王国同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王国承袭西汉制度，为皇子封地。刘秀取消了郡都尉制度，设立属国都尉，与郡形成交错关系相互牵制。

东汉末年豪族专政、黄巾起义、军阀混战等原因酿成全国大乱，但刘焉刘璋父子占据巴蜀，拥有益州土著豪族的支持，维持了本地区的基本繁荣，为刘备建立蜀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豪族多拥有一定的部曲、家丁等私人武装力量，特别是边远地区，其武装数目更为庞大。这些武装，平时横行乡里，战时则可以与其他豪族械斗，甚至与政府军、起义军抗衡。此画像砖表现的是豪族的武库。

武库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画面上武库建在台基之上，左边为五脊式房，房上立一朱雀，房内设置武器架，架上横放二戟和三矛。左边房柱上挂一弓。紧接武库右边有一房屋，室内置三案叠于几上，其前有二人。

陶执盾武士俑 东汉（25-220年）

部曲，源于汉代至三国时期的一种军队编制，后也常指豪强地主的私人家兵。这种特殊的武装是东汉地主庄园经济的产物。部曲平时耕作，战时攻战，发挥着兵农合一的双重作用。

物阜民丰

历经秦汉数百年发展，巴蜀已然成为中央集权下举世闻名的“天府之国”，水、陆交通大发展，路桥畅通，车马驰骋，巴蜀成为南、北、海上丝路交汇点，贸易网络四通八达。秦至汉初，移民入蜀，带来先进技术，为四川经济注入新鲜血液；东汉豪族崛起，成为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庄园内田连阡陌，男耕女织，六畜兴旺。这一时期四川所产的织锦、漆器等手工艺品远销全国，甚至影响到朝鲜、蒙古等区域。

巴蜀城邑

在秦汉郡县制度的影响下，巴蜀城邑空前增多，外来移民带入北方建筑思想和铁工具、砖瓦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巴蜀城市建设植入了新的活力。城市建筑和布局发生了变化，城邑大小只根据实际需要来确定，一般不受政治或礼制因素的制约，布局逐渐优化。

华阙双邈

阙是成对建立在建筑群入口处的两侧，标志着建筑群入口的建筑物。汉代以后，阙的记载不断增加，实物及画像砖石多有反映，是我们了解汉代建筑的可靠资料。四川的汉阙，大体可分为城阙、里闾阙、庙阙、墓阙四种，现存汉阙的实物大多是墓阙和庙阙。至今，在四川境内还保存着20余处的汉阙实物。

兴修水利

秦汉之际是巴蜀水利工程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巴蜀政权对都江堰水利工程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维护。孝文帝末年，文翁任蜀守时，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干顷。汉代的“都水”衙门，专门管理水利相关事务，充分保证了巴蜀地区水利设施的开发与维护。

岁修都江堰

自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解决了巴蜀地区的水患，西汉政权建立后也接管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官祭李冰，直至东汉一直保持着每年正月大修都江堰，保证四川平原沃野干里的繁荣景象。

都江堰渠首出土汉碑

此碑立于东汉献帝建安四年，碑文中记载的“塴吏李安、傅阳” 是指整个官府任命的负责整个“塴”（既整个都江堰）的官吏。铭文说：建安四年正月，郡府派守吏郭择、赵氾“监北江塴”，即临时监管都江堰的大修工程，证明了汉代对都江堰的维护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持续性的工作。

天府由来

“天府之国” 指形势险固、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地方，特指最适宜于人生活的地方。“天府”一词，现存文献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一》中，当时的“天府”是用来形容秦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即陕西关中地区。秦灭巴蜀后，以四川盆地为基础灭齐伐楚建立秦朝，自西汉时继续开发巴蜀，巴蜀大地繁荣兴旺富甲一方。东汉初，班固在《两都赋》中借长安父老的口称长安的富饶号称“近蜀”——用以接近巴蜀之富裕去比喻长安，可见汉代成都平原就成为了全国富饶的区域。“天府之土”一词出现在诸葛亮《隆中对》中，后世雅称“天府之士”为天府之国。自此，天府之国就已经专指四川的成都平原，并沿用至今。

陶房 东汉（25—220年）

陶楼 东汉（25—220年）

陶屋 汉（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

陶房 东汉（25—220年）

泥质褐陶，五脊庑殿式瓦顶，檐枋下有两组斗拱承托栏板，右边塑有一歌唱小俑，中部有一抚琴小俑（左边也本应有一小俑，现已失）。楼下左侧有踏步上通房廊。有一小说唱俑立于廊上。

“永奉无疆”瓦当 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瓦当，两汉时期，用以装饰美化和蔽护建筑物檐头的建筑附件，上刻有文字、图案，设计优美。祥瑞文字的瓦当表现了汉代先民企盼安宁祥福的美好愿景，更是两汉时期四川丰裕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表现形式。

陶水井 东汉（25—220年）

市井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西汉初年，将商业的治安管理与市场管理分开，从“亭”中分化出“市”。实行商人的市籍”制度，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不得带兵器、不得为官。城镇建立单独的市场区域，筑有围墙，建市门、市楼，每日按时开关市门。

车马过桥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车马过桥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秦汉时期，过去普遍存在的只能供人、畜行走的竹索笮桥、索桥被可通马车的木板桥或石桥所取代。在成都出士的画像石中，有反映马车和骑马随从在木桥上奔驰的画面，是当时交通顺畅、生产繁忙的社会缩影。

百业兴旺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手工业大发展，巴蜀地区传统的手工业文化在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下，许多新的手工业部门，如治铁、制盐、车马配件生产业出现并迅猛发展。本地区特有的传统手工业如漆器、纺织、治炼等部门也有了空前的发展。

这一时期巴蜀手工业少数以官营为主，总体上以私营、分散生产。这一时期巴蜀水、陆交通大发展，从以前的“四塞”逐渐变得“无所不通”，产品远销海内外。

茶业

巴蜀是我国最早栽茶和饮茶的地区之一，秦人伐蜀以后，巴蜀的种茶技术开始外传。从文献记录看，秦汉时期巴蜀人饮茶已极普遍。扬雄《蜀都赋》说成都“百华（花）投春，隆隐芬芳，蔓茗荧郁，翠紫青黄”，揭示出当时蜀地普遍种茶、饮茶。雅安蒙顶山，西汉时已是著名的茶山。

四川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相传2200年前，西汉药农、茶祖吴理真在蒙顶五峰之间的凹地植下七株茶树，首开世界人工种茶先河。

凤阙画像砖 东 汉（25–220年）

羊尊酒肆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画面上，小酒肆的老板正忙着收钱沽酒，他案下的地面上放着饰有羊头的肖羊形酒尊，前方的店伙计正忙着把空尊拉出门去，门前来沽酒的顾客络绎不绝，有的甚至担着自家的小酒坛，呈现出当时的市井风情。在汉代四川，这种酒肆作坊较为普遍，相传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曾从事此业。

酒肆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酿酒

巴蜀酿酒历史久远，秦汉时期人口剧增，粮食产量大增，酿酒业在这一时期有了更广阔的市场。秦至西汉初期，巴蜀城邑有专门的酿酒作坊与商铺，蜀地官吏、百姓、奴僮普遍饮酒。到了东汉时期蒸馏酒的工艺发展，有了较为细致的分工。这一时期巴蜀地区名酒有甘酒、清膘酒、旨酒、酴酿酒等。

酿酒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车马出行

秦汉时期随着马车的使用和普及，对道路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些较竞阔平坦的道路取代了过去那种狭窄而凹凸不平的小道。巴蜀地区几乎将所有的交通干道都经过改造，多数可以通大车，交通条件显著改善。车马出行画像砖是反映现实生活图像的一种，主要以表现当时荣耀出行与祭祀出行的场面宏大的车马列队。

辎车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斧车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轺（yao）车骖驾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画面上三马挽一车，车上有篷，篷角有四条带。车上三人，前左为御人，前右为待从，后高冠长衣者当为吏人，车前三马，皆彩头结尾，左两马埋头展力，有一马回首嘶鸣，挽车速行，表现了汉代驾车出行的场景。

斧车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轺车骖驾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轺车骑从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陶马 东汉（25—220年）

织锦

秦汉时期，成都是蜀锦的生产、管理和集散的中心。织锦工在成都“二江”（或为郫江和检江）中濯洗织锦，故汉代人们将这一区域称为“锦官城”。“二江”中的一江（检江）后改名为“锦江”，成都又别称“锦城”。

桑园 东汉（公元25—220年）

冶炼

秦汉时期，成都平原矿产资源丰富，治铸业非常发达，设有专门的官吏管理铜、铁生产。秦时，随着移民入蜀带来的先进治铸技术，蜀地冶铜业出现了车马器具，铁矿铁器源源不断地运往关中，成为秦统一天下的重要资源之一。及至西汉时期，蜀地的治铁业在西南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是铁器生产的主要基地。东汉时，巴蜀地区还以生产百炼钢而闻名全国。

漆器

制盐

巴蜀盐井是我国最早一批盐井之一，自李冰任蜀郡守期间，就已经对巴蜀盐井进行开发与治理，在全国井盐史上具有开先河的意义。秦至蜀汉，巴蜀普及了盐井，没置了盐官，盐成为巴蜀大宗外贸产品，除自供本区外，还大量输出到广大周边地区。除了政府控制的盐井外，一些私人豪户亦拥有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临邛更是全世界最早利用天然气煮盐的地区之一。

制盐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汉代四川地区的井盐制作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分工细致，工具完备。此画像砖表现了汉代治盐的情景：画面左下角有高耸的井架，架上安置有辘轳，用以转动系在绳索上的吊桶，交替吸卤。高架旁有一卤槽，将卤引入煮盐的釜内。釜下架设有灶，有人正奋力摇扇烧起熊熊烈火。

田园农耕

“食为人天，农为正本。”农业是秦汉时期巴蜀地区最大的社会生产部门。秦、西汉皆以巴蜀为战略基地，不仅养活了巴蜀各族人民，更是为统一全国的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东汉时土地兼并加剧，豪族庄园内，以农业生产为主，同时也包括各种农副业和手工业，形成了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

陶狗 东汉（25—220年）

陶猪圈 东汉（25—220年）

六畜兴旺

秦汉时期，巴蜀西部边地主要是以牧业为主，如阴平、汶山等地区，皆以产马、牛、羊闻名。平原地区圈养猪，出土的陶猪多肥硕，具有早熟、发育快、肉质好等特点。丘陵地区出士陶猪多为瘦型，推测该地区流行野外放猪。这一时期根据墓葬出土来看，巴蜀民间小家禽饲养也极为发达。按照当时的习俗，每户养两头母猪五只鸡或者一头猪四只鸡就可以成为小康之家。

簿书碑 东汉（25—220年）

这块碑是利用一块刻有文字的旧碑改作的，碑上用粗线条雕刻着一个老翁像外，原有的隶书字迹还大部分可以看到。碑刻汉隶12行，约300字。

渔筏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农作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播种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薅秧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农业生产

秦汉时期，巴蜀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有水稻、麦、芋、瓜、瓠（hu）、姜、葱、蒜、莲藕等。水稻是西蜀地区的主要粮食，依托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实施，蜀地更是秦汉时期全国最主要的粮仓之一。汉代四川稻作一般需要以下几个过程：修渠整地整田、冬水泡田、施肥、耕地、耙地、做秧田、插秧、中耕除草、收获。

陶田 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劳作俑 东汉（25—220年）

陂塘是一种人工开凿的蓄水池，设有闸门，可以调节水流，灌溉稻田。在出土的汉代农业陶石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稻田与水渠、水塘相依托的关系，几乎所有的稻田，都与水渠相连接；约有一半的稻田，旁边有专门的水塘鱼塘，从而确保了农业用水，又丰富了农作副业。

陶执铲箕俑 东汉（25—220年）

丰衣足食

秦并巴蜀和两汉的休养生息，给巴蜀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文化，再随着都江堰系列水利工程的修建，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四川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富足安稳的生活，从出士的这些陶俑和画像砖可窥见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呈现出眉开眼笑的面容，展示了巴蜀人民安逸舒适的幸福生活，以及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

庖厨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庖厨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养老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汉代儒学兴盛发展，推行以孝治天下，养老是以法律形式强制执行的，不仅仅在经济上对那些丧失劳动能力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高年群体的赡养，而且包含了政治上对高年群体的尊崇在内，赋予高年老人以一定的政治特权。其意义不仅在于一般的优抚老人，更在于建立一个政治伦理系统以巩固汉家统治。

宴饮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二十四字砖

全文共二十四字，分四行，寄托着古人富贵昌隆、兄弟和睦、爱情永存、仕途通达、长寿安康的美好愿望。“长相思、毋相忘”六字成为寄托男女相思之情的名句。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中就有“上言长相思，下言久离别”，唐朝诗人李白也有“长相思，在长安”之句。由此可见，历代文人骚客对“长相思”的喜爱。

庖厨俑 东汉（25—220年）

陶俑头 东汉（25—220年）

陶执镜俑 东汉（25—220年）

“执镜俑”一手执圆形物，一手或提鞋，或抱物，或自由放下。因手中所执圆形物似镜，故一般称之为“执镜俑”，但也有学者认为陶俑所持物可能为圆形团扇。

击鼓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七盘舞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杂技舞乐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导车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四伍伯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导车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乐舞百戏

东汉时期庄园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音乐、舞蹈和杂技等娱乐性活动的繁荣。豪族拥有众多的奴婢，这些从事技艺性的奴婢，主要来于“世袭”的奴婢家庭。此外，汉代巴蜀音乐舞蹈大量吸收外地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的成分，显得绚丽多彩。

说唱俑

幻化飞仙

秦汉以来，信仰的价值从两方面诠释：道家理解为长生不老和升仙，是自身的永恒，本质是对尘世和对现实生活的留恋；儒家从孝的角度出发，理解为传宗接代，是血脉的长流不息，本质是生殖繁衍后代。儒道两家的不同信仰认知，对生命的渴望，构成了汉代价值观。

飞马图残石画像 汉（公元前202—公元220年）

仙人六博图画像石 东汉（25—220年）

日神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月神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日神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月神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伏羲女娲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此图为人首人身蛇尾的伏羲女娲像，左边伏羲，左手持规，右手擎日轮，轮中一金乌；右为女娲，头梳双髻，右手持矩，左手擎月轮，月中有蟾蜍桂树。伏羲女娲两尾并鳞，身生毛羽，脚为兽爪，是一种半人半神的形象。

伏羲女娲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神，也是人死后的保护神，他们的形象在汉画像中颇为普遍，大概自汉前至唐，中国广大地区人们都有这种崇拜，相信伏羲女娲既能繁衍人类，又能保护死者。

西王母

“西王母”最早出现于《山海经》，是中国西方的神灵，居于昆仑山。西王母在道教中地位极高，盛传西王母有不死之药，食后可成为仙人，这算是西王母成为蓬菜、昆仑两大神仙体系中的主神的重要原因。两汉时期巴蜀地区对西王母崇拜达到了顶峰，西王母形象通过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等方式留存至今。

西王母和药砖 汉（公元前202一公元220年）

西王母月宫捣药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西王母月宫捣药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西王母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西王母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西王母头上覆一华盖，笼龛袖坐于龙虎坐上，周围有直立而舞的蟾蜍、九尾狐、持灵芝的玉兔、执戟的大行伯、三青鸟及拜谒的人像等。

西王母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摇钱树

摇钱树是东汉时期比较特殊的一种随葬品，以川渝为中心，分布十分广泛。摇钱树的作用是一种冥器，树座为陶质，树干和树叶是铜质，有的表面还鎏金，除了有方孔圆钱之外，主要是长生不死和荣华富贵两类主题图像，目的是祈望能让墓主升仙。

摇钱树

摇钱树由陶座和铜质树枝干组成。树枝干共分五层，并将西王母、天马、朱雀、玉兔、青鸟、乐人分侍於上。陶座为泥质褐陶，模制，呈圆锥体状。上小下大，当中贯穿一圆孔（供插摇钱树用）。陶座上下各浮雕一神兽。其上之神兽，双目突出，头直伸向前，其下之神兽，双目瞪圆，头曲颈向下。

鼎人画像砖 东汉（25—220年）

图中部为一大鼎，直耳蹄足有盖，鼎腹饰有云纹，垂角纹等。两旁各有一人，左者头戴高冠，着宽袖长服，右者右手握绳头，另一绳头系于大鼎上。

在道家追求长生的道路上，炼制丹药是重要的手段，鼎是不可缺少的炼丹工具。在古人眼中，鼎的构造暗合天地运行之理（二仪、三才、四时、八风、八节、二十四气），因此鼎能够模拟天地运转，将不同金属矿物蕴含的精气治铸到一起。正是因为鼎超凡脱俗的特性，才能将天地中生长的材料炼成“仙丹”，延年益寿，成仙升天。

文教兴盛

历经秦汉数百年的发展，巴蜀地区不仅成为中央王朝的“王业之基”，更是一个以文化繁荣而文明的中心，对后世影响深远。

这一时期是巴蜀地区文化和社会文明全方面发展的高峰期，在儒学的影响下，蜀地跃居文化之邦，才子辈出，蜀学之名威震四海，教育、文学突飞猛进，有了质的飞跃，传统的医学与天文学被发扬光大，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翁化蜀

文翁（前187一前110年）名党，字仲翁，公学始祖，西汉舒县（今安徽省庐江县西南）人。文翁为官清正仁爱、举贤兴教、励精图治，使蜀地“大化”，闻名满天下。文翁最具创意的举措，是率先在天下创立地方政府公办学校——郡学，持续培养官府所需官吏。他在西汉初期兴起了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历史上称之为“文翁兴学”。文翁兴办学校，采集石头修建校舍，所以开办的学校称为“石室”，又名“玉堂”。

文翁的贡献，不仅在于从教育入手，发展了四川的文化，而且他所创办的“官学”有一套得力的措施，成效卓著，到汉武帝时，中央政府推广了文翁的经验，下令全国各郡皆立学官，以发展教育，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孔子问礼”和“神农尝草”

“孔子问礼”也称为“孔子见老子”，图中老子向左而坐，孔子率领手捧简册的弟子向右相迎。“神农尝草”图中，神农一手执杖，一手拿草正在品尝，仓颉持草相向。这种画像加榜题的画面颇为珍贵。

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典刻石，东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至光和六年（公元183年）间刻制，立于当时的洛阳城开阳门外太学所在地。主要内容为儒家七经（《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共刻成46块石碑，每块石碑高约3米，宽约1米。石经用隶书篆刻，字体方正、中规中矩，极富盛名。熹平石经后因战乱毁坏，自宋代以来偶有石经残石发现，历代总共发掘近50余方。

讲经

讲经画像砖

书刀

书刀，刃部内凹，用于修改简牍文字，柄部多有环首，可佩于腰间随身携带。在汉代墓葬中，书刀经常与笔、墨、砚及简牍等文房用具一并出土

蜀汉风云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或蜀汉，政权延续至公元263年，共43年。蜀汉政权以巴蜀地区为核心，包含今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湖北西南部及云贵大部分地区，与魏国、吴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巴蜀地区在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继承了秦汉时期的传统，战乱相对较少，经济维持了基本的繁荣，“天府”的称号正式移居于蜀。当时成都规模宏大，超过了魏都、吴都。以刘备、诸葛亮、关羽为代表的獨汉英雄受后世尊崇，为世所公认。

蜀汉立国

东汉末期宦官专权，黄巾起义、军阀混战导致全国大乱。刘备以“兴复汉室”的大局出发，联合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占领荆州南部广大力量，奠定天下三分的基础，在汉中之战胜利之后占领汉中并于221年在成都称帝。刘备称帝后发动对吴国的战争，兵败夷陵，于223年在自帝城病逝，葬于惠陵。后因政治腐败，少主刘禅降魏，263年蜀汉猝亡。

鞠躬尽瘁

225年，诸葛亮平息了雍闿、孟获等在云贵地区发动的叛乱，历史上称之为“南征”。227年，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诸葛亮进驻汉中，筹备北伐曹魏。前后历时6年，共五次出蜀北伐，对魏国造成一定的威胁，取得了局部胜利，起到了保蜀自强的效果，北伐与南征对当时社会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风留存

蜀汉时期是巴蜀地区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东汉末年战乱频繁，加之佛教传入、道教的兴起，这一阶段巴蜀传统文化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变。成都作为蜀汉都城，是整个三国文化的核心地区，辐射周围留下了丰富的三国文化遗存。作为秦汉王朝的延续，三国蜀汉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涵盖着广泛的内容，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托盘献食俑 三国（220 —280年）

提鱼俑 三国（220– 280年）

蜀汉三国时期，巴蜀地区农作物主要有稻、麦、稷、高粱、麻、芋、豆类、荞麦，形成了多种类的物产。晋人袁准称“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蜀汉后期，粮仓存米达40万斛，金银、锦帛织造不计其数。

三国文化

三国文化涵盖了文学、历史、戏剧等多个领域。西晋史学家陈寿撰写的纪传体断代史《三国志》为后世留下了这段历史的史学资料，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综合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解《三国志》，再结合当时的民间戏剧、传说、故事等，创作而成的伟大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更是对三国文化在中国本土及海外发挥了长远的影响。

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机勃勃而又伟大的时代，延续时间很长，对中国乃至世界古代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时期内，中华文明和秦汉政权的统治在地域上得到了空前迅速的扩展。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巴蜀地区在秦汉政权的统洽下，从多种文化林立到置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为多元一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