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四川-先秦时期 #四川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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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四川，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文献记载，巴蜀古国所在之地，为“人皇九囿”之一，巴蜀为“囿中之国”。至大禹，分九州，巴蜀属梁州。经过历代先公、先王的经营，巴与蜀逐渐成为长江上游两个强大的国家。通过近百年考古工作，一个远比文献记载更为神奇的巴蜀王国逐渐显露尊容。在长达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蜀文化，与川东、重庆峡江地区的巴文化交相辉映，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巴蜀文化”，并与周边各族群交流互动，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战国晚期，秦得巴蜀之富，有了统一全国的物质基础，巴蜀大地逐渐成为秦统一六国的坚实后方。此后，巴蜀文化逐步融入中华文明。 蜀王世系 神秘王国文献中古蜀的起源，与传说中的黄帝、颛顼、大禹等英雄人物有关，在其文明初起时代，经蚕丛、柏濩、鱼凫三代蜀王，古蜀从酋邦社会演变为王国。近百年的考古工作，勾勒出一个比历史记载更加真实的古蜀王国。作为古蜀文明典型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特征鲜明，兼收并蓄，独树一帜。其后的金沙•十二桥文化，延续三星堆文化的信仰，以成都为核心，使王权逐渐取代了神权。这是古蜀王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其文化影响力东至鄂西，西抵石棉，北达汉中，南接黔东。 大禹和蜀古文献中多有“禹出于西羌”“禹生石纽”等记载。相传大禹黄帝后人，生于汶山郡广柔县，即今四川省阿坝州汶川县、茂县和绵阳市北川县一带。至今这一地区还有祭祀大禹的习俗。这些古老传说和习俗，是上古时期古蜀与中原相互交流的历史印记。“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 —《三国志•蜀志》 三星闪耀约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以三星堆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它依托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构筑起一个雄踞西南的文明古国，其文化影响已达鄂西、汉中地区，并与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神秘而灿烂的三星堆文化，是我国古代区系文明的典型代表之一。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青铜人物雕像和人面具，根据发式、服式和脸型，可以判断他们属于不同的等级或族群。这表现出一个以蜀为核心、拥有众多族类的统治集团，以及神权政治的中心地位。 金沙熠彩承续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进入金沙•十二桥文化时期。在己发现的十二桥文化聚落遗址中，金沙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精美的文物备受关注。这里可能是西周时期古蜀王国的都邑所在，开启了古蜀文明的新篇章。初具都邑规模的金沙遗址也将成都的建城史提前到距今3000多年前。 金沙遗址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漆、陶器等各类文物数以万计，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化之后古蜀文明的去向，找到了有力证据。 十二桥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建筑遗存，其分布面积接近10000平方米，已揭露的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考古发掘表明，3000多年前这里曾毁于一场大洪水。因其文化面貌与金沙遗址有着很强的共性，故被合称为“金沙•十二桥文化”。 竹瓦吉金《尚书•牧誓》中记载了蜀人出征参与“武王伐纣”的战争，揭示了古蜀国与周人的密切往来。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先后两次发现的青铜窖藏，属于金沙•十二桥文化，共出土了40件精美青铜器，其中的青铜礼器带有强烈的西周文化烙印，见证了周人与古蜀国密切的文化联系。 “牧正父己”铜觯西周（前1046-前771年） “覃父癸”铜觯西周（前1046-前771年） 铜觯为酒器。覃氏、牧正氏均为古代中原族氏，其氏族名常见于商周青铜器铭文中。“覃父癸”觯与“牧正父己”觯均为中原地区铸造的青铜器。《尚书•牧誓》记载武王伐纣时，得巴蜀之师，令殷人倒戈。出士的文物和历史文献都印证了古蜀国与中原的密切往来。 竹瓦街窖藏出土的兽面纹铜罍与辽宁省喀左县、湖北省叶家山墓地出土的青铜罍风格相似，它们有可能出自于周文化核心区域，后又辗转流传至各地。 象首耳卷体夔纹铜罍西周（前1046-前771年） 商周时代蜀国礼制自成系统，青铜礼器以尊、罍为重器，区别于中原以鼎、簋相配的列鼎之制。商代晚期的三星堆文化中就出土了不少青铜尊、罍，西周时期的竹瓦街一号窖藏中也曾出士“一大四小”五件铜罍，二号窖藏中又出土了“一大三小”四件铜罍。 羊首六涡纹铜罍西周（前1046-前771年） 牛首耳铜罍西周（前1046 前771年） 牛首纹铜钺 鸟纹铜戟 四脚蛇纹宽叶铜矛西周（前1046-前771年） 巴蜀辉映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百家争鸣。巴、蜀在同中原和荆楚的往来中，发生了重要转折。古蜀国在不断吸收中原、荆楚的礼乐文明后，将世俗王权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原有的神权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曾经居于汉水上游的赫赫巴国，因不敌荆楚的扩张，最终南迁至川东、峡江地区，并成为当地各个土著族群的统治者，使巴文化迎来全盛时代。位于四川盆地东、西两地的巴与蜀，在并存中交融、发展，逐渐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巴蜀文化”。 蜀国瑰宝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古蜀国为开明王朝统治，它凭借物茂粮丰的物质基础，在与秦、楚的武力较量和文化交流中，形成了重祭祀、精工艺、尚滋味、好文采的礼制与习俗。在成都平原的考古遗存中，不少具有中原、荆楚文化因素的器物与蜀文化器物并存；两湖地区也相继出土了不少巴蜀器物，它们是古蜀与中原、荆楚频繁互动的重要见证。 水陆攻战纹铜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此铜壶以三角云纹为界带一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采桑射猎，中层为宴乐弋射，下层为水陆攻战。其中“水陆攻战”纹饰常见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这类铜壶最早应是来源于中原地区。 水陆攻战纹是我国东周时期在青铜器上的一种新的装饰工艺，画面构图丰富，人物形象洗练逼真，生动地展示了当时的战争场面，是美术史、战争史研究的重要题材，在考古研究中也极具价值。 船棺载魂成都平原的船棺葬，主要以船形棺木为葬具，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古蜀人的葬俗。船棺葬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向外传播至了川东巴文化地区和川南荥经等地，分别见证了巴、蜀的文化交流和蜀人的南迁。 1964年夏至1965年春，成都百花潭中学扩建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其中10号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尤以水陆攻战纹铜壶最负盛名。它以精湛的镶嵌装饰工艺，再现了战国时期上层贵族社会生活、宴乐、战争的场景。 铜鍪战国时期（前4755-前221年） 马家王气新都马家木椁墓，是迄今为止四川省内发现的战国时期规格最高的墓葬之一，墓内腰坑出土的188件青铜器，种类多达数十种，且大多数器型均5件为一组，体现了蜀人“尚五”的礼制。有学者认为其墓主人可能是古蜀开明王朝的某代国王。 “五”，在蜀人的宗教意识中有着特的意义。文献记载，开明氏庙有五色、民有五丁、墓有五冢……考古发掘中，竹瓦街一号窖藏集中出土五件铜罍，马家木椁墓所出青铜器绝大多数五件为一组，说明“五” 在蜀人意识形态中有着独特的内涵。 铜戈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铜戈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带盖蟠虺纹铜浴缶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蟠螭纹铜鉴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铜銷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铜刀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牛鼠纹铜矛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平肩圆刃铜钺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蜀楚关系蜀、楚两地，江水相连，一苇可航。在马家木椁墓的腰坑中，大量本士青铜器与中原、楚式青铜器并存，成为古蜀与中原、荆楚文化互动的见证。考古遗存和历史文献，都反映出战国时期蜀、楚之间的密切往来。 曲柄铜匕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铜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此印的印背中部有一鋬钮，四角各饰一组兽面，印文为巴蜀符号，是目前发现的等级最高的巴蜀铜印。 铜印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巴国遗珍巴国原是周王室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之一。约春秋晚期，巴国不敌楚国扩张，从汉水上游迁徙至四川盆地东部和重庆、鄂西峡江地区，他们承袭了中原和荆楚的礼乐制度，成为这一地区土著族群的统治者。巴人民风敦厚、质直好义，善乐舞，信巫鬼，崇白虎。宣汉罗家坝、涪陵小田溪等遗址的考古发现，大致勾勒出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展示了巴人多元的文化面貌。 铜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巴地盐业盐业的发展，对巴蜀文化的长期生长颇为重要，巴人向三峡地区的扩散，便与盐业资源的开发利用有着密切关系。而重庆市的中坝遗址，则堪称一部五千年的巴人制盐史、文明史。 廪君与巴人廪君是巴人尊奉的英雄式国君。史书记载，廪君成为巴人首领后，射杀盐水女神、获取盐业资源；死后又幻化成白虎。由此，白虎成为巴人的图腾。有专家考证，香炉石遗址所在地区可能就是廪君率领巴人建造的最早都城—夷城。 虎纹铜戈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巴国，在殷墟卜辞中称其为“巴方”，说明当时“巴”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巴人中的一支一一寶人（即板楯蛮），不仅曾出征参与武王伐纣，歌舞以凌殷人，使商军倒戈，为周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春秋战国时期还成为蜀、楚文化交流的媒介之一。 虎钮錞于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巴楚关系春秋战国时，巴楚之间虽“数相攻伐”，但王室之间也有联姻，巴国王室更是吸收了荆楚的“礼乐文化”。在楚国，其都城郢都也有巴人聚居区，楚地的民歌“下里巴人”即源于此。而巴人的文化更是在楚国长期风行，盛而不衰。湖北省荆州市出土的“兵避太岁”铜戈，年代早于川东地区同类铜戈，见证了巴国迁徙的历史事件。 铜钲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巴蜀图符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和印章上，常出现各式各样的图形和符号，与平常所见装饰纹样有异。这些或抽象、或写实的纹样，极具地域特色，它们以不同的排列组合装饰于某件器物上，既有区别又联系紧密，因不能严格区分和释读，学者们将其统称为“巴蜀图符”。虽然考古学界对巴蜀图符的认识尚有争议，但它却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开巴蜀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 “王孙袖”戈上的图案为典型的虎纹，其形制也为巴蜀式，与郫县（今郫都区）出土虎纹铜戈极为相似。但其上文字为楚式。据文字内容可知，它应是巴蜀首领赠给楚王之孙“袖”的物品。楚国强大后，对周边被占领的民族采取安抚政策，“袖”便是当时楚占巴地的监使。 辐射西南位于我国大西南的横断山脉，自古以来就是各民族迁徙交流的通道。盛极一时的巴蜀文化曾以这里的山间谷地和河流为通道，对西南地区的土著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甚至借此辐射至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北部。古文献记载，秦灭巴蜀后，蜀太子安阳王曾带领族人沿西南山地流亡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并建立了政权。 凤鸟纹铜钫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 融入华夏公元前316年，秦国南下，兼并巴蜀，结束了巴蜀古国雄踞西南的历史。巴蜀文化随着秦国军队向外扩散，逐渐融入统一的华夏文明之中。在长达百年的岁月中，秦将巴蜀作为统一六国的战略后方而大力营造，兴修水利、重视农耕。秦国又先后将各国移民迁徙至此，带来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加速了巴蜀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步伐。成都平原在秦的经营下，逐渐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四川盆地也从此成为后世中央王朝经营西南的战略要地。 闭而不塞巴蜀之地虽然“四塞”，然而“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在先秦时期己成为西南贸易的必经之地。四川盆地河流众多，多可通航，岷江和嘉陵江至长江的航路，横贯成都平原和川东地区，是巴蜀通往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大动脉。秦巴山脉及横断山脉中的各条河谷，成为巴蜀先民走南闯北的交通要道，北与中原长久往来，南与西南各族保持着密切联系。 南方丝绸之路、蜀道及长江水道四川盆地通往我国南方地区及东南亚地区的交通路线，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其雏形早在商代就已存在；盆地通往我国北方地区的褒斜道、陈仓道（故道）和金牛道，也在先秦时便已开通；而东面的长江水道，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便已成沟通四川盆地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交通大动脉。 巴蜀归秦战国晚期，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国内部在经过激烈争辩后，秦王决定经金牛道南下吞并巴蜀，并命张仪、司马错等人率兵，大破蜀军于葭萌关（今四川剑阁东北），杀蜀王，灭蜀。同年，秦军又灭巴国，虏巴王。巴蜀归秦后，秦得其美丽江山、丰饶物产，有其粮食、布帛、金银，极大增强了秦国实力，具备了统一天下基础，巴蜀文化也最终融入到统一的中华文明之中。 通融四方古蜀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城市体系，并以此为依托与周边各地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的交流。商至西周时期，古蜀人以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中心都城，并在其周边建立起多个规模不一的中小型聚落。战国至秦，四川盆地相继出现了一批新兴城市，其城市体系初见端倪。 “九年相邦吕不韦”铜戈及其铭文拓片（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征集）铜戈内正面有刻划铭文“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宣，东工守文，丞武，工极，成都”；背面有铸文“蜀东工”，表明铜戈是在蜀地“东工”由中央官吏监造，这为研究秦兵器刻铭格式提供了新资料。“蜀守宣”填补了蜀守一职在文献史料记载中的不足。“成都”一名至迟在公元前238年已经存在，这对成都得名的由来及成都城市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 张仪筑“成都城”的平面布局图古蜀人西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成为现存成都建城的最早遗存。巴蜀归秦后，张仪与张若所筑“成都城”周长12里，高7丈，城内分为大城和少城两部分，其规划、设计、布局，基本模仿当时的秦都咸阳，奠定了“成都城”的基本格局。从此成都成为举世罕见的“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的古老城市。 李冰治水生活在成都平原的古蜀人，长期与洪水搏斗，积累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治水经验。秦灭蜀后，蜀守李冰总结蜀人历代治水经验，成功修筑起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洪水频发的成都平原逐渐变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泽被千秋万代。秦国也因据巴蜀粮仓而有了统一天下的物质条件，日益富强，最终建立起统一的国家。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虽然巴蜀古国所处地域相对封闭，但它以开放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成为先秦时期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中心。这一古老的文明因其独特鲜明的文化特质而惊艳于世。在长达干年的发展历程中，巴蜀文化先后与中原、荆楚、周秦等文化之间既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对抗，她对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统一国家的诞生等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与东南亚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秦并巴蜀后，实力大增，得巴蜀之广袤江山、丰饶物产，最终一统天下。巴蜀文化也伴随着秦的统一战争，逐渐融入到华夏主体文明之中，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历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并在经济、文化、技术、军事等各个方面持续奉献着自身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