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上海“孤岛”与大后方的金融联系

汪海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包括虹口、杨树浦两区）与法租界，尽管已在日军围困之下，但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成为日伪势力和国民政府控制之外的相对“真空”，沦为“孤岛”，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人们称1937年11月12日至1941年12月8日期间的上海为“孤岛”时期。在这段时间里，租界当局宣告“中立”，由于日本还没有和英、法、美等国正式开战，暂时容忍了这种“中立”状态的存在。在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庇护下，上海“孤岛”与国内各埠间的贸易得以延续，同时维持着与日伪控制的沦陷区和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之间的贸易关系，金融联系也从未中断。同时因为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内迁，东西部金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影响深远。上海“孤岛”某种意义上仍发挥着中国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重要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的抗战局势及金融格局。
　　但历年来，由于资料分散和缺失，加之涉及“租界”等敏感问题，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关注较少。有鉴于此，笔者选择此题，意欲对上海“孤岛”时期与大后方金融联系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进一步厘清上海“孤岛”对中国抗战的价值与贡献。同时，为全面研究近代史上长江经济带两个重要中心城市——-上海与重庆的金融互动关系提供一些拾匮补缺。

金融联系是指两个或多个经济体通过货币、信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等形成的紧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可归纳为：
一是金融交易关系。包括经济体之间由贸易和经济往来引起的间接金融、直接金融和金融中介服务关系。表现为资金流动、金融市场及涉及到的各方面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关系。
二是金融调控与监督管理关系。主要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市场各方主体的金融活动进行调节控制和监督管理。包括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各种金融调控政策的实施及对经济运行状况的影响。
基于以上对金融联系的理解，本文拟探讨抗战时期上海“孤岛”与大后方国统区金融联系的主要表现形式，内外部动因及对各方的影响，揭示“孤岛”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金融联系的特殊意义———对于抗战胜利的影响，以及东西部金融互动和对中国金融格局的影响。

一、上海“孤岛”与大后方金融联系的贸易背景

贸易与金融是现代经济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贸易衍生出金融，而贸易的发展始终离不开金融的支持。某种意义上，金融一直是维系贸易的重要纽带。
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同时，也是国内埠际贸易的枢纽。上海沦为“孤 岛”后，开战初期经济遭受战争重创很快得到恢复并出现畸形发展。它在国内埠际贸易中的地位并未因此改变。与国统区大后方的贸易往来并未中断。就贸易额看，1938年上海“孤岛”对国统区输出货值2.03亿元，占上海国内输出总额的63.5%；自国统区大后方输入货值0.85亿元，占上海国内输入总额的43.3%。在1938年上海的埠际贸易总额中，大后方占55.9%。1938—-1940年，与国统区的输出、输入总额分别占上海的埠际贸易总额的55.9%、55.6%和49.8%。三年间从国统区大后方向上海“孤岛”的输出输入总额折合小米达2434958.5万市斤，占上海埠际贸易总额占比达53.0%。上海“孤岛”与大后方贸易占半数以上，仍保持着重要的贸易地位。所以时人称，上海与大后方之间政治纽带虽与切断，而经济纽带则始终维系。上海的经济势力依然支配着内地。

　　在日军重重包围下，巳沦为“孤岛”的上海，为什么仍能与国统区大后方保持如此规模的贸易往来，究其原因：
　　一是上海原有经济地位凭借“孤岛”特殊的政治环境仍得以维持。与沦陷区及国统区相比，租界内的形势相对比较稳定，人口、游资大量涌入租界。1940年初，租界人口最多超过500万，较战前增加一倍有余；到1940年5月底，“孤岛”上游资已达50亿元以上，是1939年秋游资12亿元的4倍多。上海的对内、对外交通、贸易基本自由，经济上出现畸形的繁荣。到1937年底，公共租界可以开工的工厂只有400多家；到1938年底已达4709家，一年增加10倍以上。进出口商行从1937年的213户增加到1941年的613户，全国的轻工业产品绝大多数从上海口岸输出。商业总户数、营业额和利润也都成倍增长，金融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营造业无不迅速发展。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金融中心的地位仍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二是大后方急需“孤岛”工业品。中国的西部地域广阔，但抗战前经济落后，工业基础十分薄弱。1937年符合登记条件的新式工厂数仅占全国的6%。工业品大多靠上海等东部沿海地区输入。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西迁重庆，大批机关、学校、工厂西迁，以及上千万的东部城市人口涌入大后方，生活、生产资料的需求急增，加之内迁工厂的复工复产，对工业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需求也大量增加。大后方所需的这些物资仍依靠上海等地的输入供给。
　　三是“孤岛”与大后方的交通尚能维持。从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上海的对外交通逐渐被日军控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只禁止中国船只通行，而不拦阻中立国商船往来。即使在上海沦为“孤岛”后，日军封锁了与大后方的内河航运，但中国当局和企业仍然可依靠中立国商船通过往大后方的沿海城市及毗邻的国际商埠，与当地的内陆交通相衔接，形成了好几条从“孤岛”至大后方的运输线，维持着贸易交通。
另外从政策层面看，抗战爆发后中日当局都出台了一系列管制经济措施，限制物资与敌方的交易。如国民政府1938年10月28日，就公布了《 禁运资敌物品条例》 （禁止把物资运到沦陷区）以及《査禁敌货条例》 （禁止把敌方物资运到我方），限制大后方与包括上海在内沦陷区的贸易往来。但由于“孤岛”的特殊地位，中日双方都有利用其筹措物资、资金，巩固各自战时经济的需要，故管控措施后来都网开一面，维持了这种贸易关系。
从“孤岛”与大后方贸易商品结构看，上海输入大后方的主要是工业品，棉纱、棉布等民用必需品在贸易中占主要地位。如1940年6∽10月上海对大后方输出的棉纱、棉布分别合占该月上海对后方输出总额的72∙6％、73∙0％、81∙8％、90∙1％及91∙3％。在大后方复产的棉纺织厂的原料相当一部分靠上海供应。而大后方输出“孤岛”的主要是农矿产品及初级工业制品。
　　为满足大后方物资需求，平抑后方物价，国民政府还亲自参与“孤岛”贸易活动，由农本局、贸易委员会组建“福生庄”、“建中申庄”等采办机构，负责在上海采购运输棉纱、棉布及机件原料等物资供应大后方市场。同时，＂孤岛”与大后方的秘密交易大量存在，也增加了两地之间的实际贸易额。
　　上海“孤岛”时期与国统区大后方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不仅促进了孤岛经济的繁荣，同时也为稳定后方金融，支持了大后方的抗战建设作出了贡献。
　　首先，它缓解了战时日趋紧张的商品供求关系，对平抑后方的物价，稳定后方经济，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次，孤岛与后方的贸易也为后方新建的工厂提供了大批急需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为后方工业的兴起和国民政府战时经济调整计划的实现作出了贡献。此外‚，这一时期也有部分后方物资由上海转运输出‚，为国民政府争取了外汇‚，增强了抗战实力。

二、金融机构是上海“孤岛”与大后方金融联系的主渠道

金融机构始终是金融联系的主渠道。近代史上上海绝大部分时间是中国金融中心。同时也是长江沿岸城市埠际间金融联系的枢纽,操握着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金融权柄。它的作用不局限于上海一地资金的融通‚，而是引导着长江流域商埠乃至全国各地的资金，资本的流向。
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四大国家银行为核心，以“南三行” 和“北四行” 为中心的商业银行为主流的现代化银行体系，居于控制和支配全国金融的中心地位。
　　而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及西南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 集中着大部分川邦银行总部和西南商业银行的办事机构，与上海遥相呼应, 处处以上海为龙头‚，充当着上海金融向西南及部分西北地区幅射的二传手。为此后重庆成为大后方金融中心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西南西北成为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八一三”后，以中中交农四行为代表的国家银行总行和大量上海金融机构陆续西迁重庆，使重庆由原来的长江上游和西南区域性金融性中心，摇身变成为国统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但上海“孤岛”一定程度上仍然发挥着中国金融中心的作用。留守“孤岛”的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办事机构与重庆及大后方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联系较过去进一步加强。
　　1、战时金融的指挥部四联总处从上海西迁到重庆，建立了大后方金融中枢
　　战前，国民政府已建立起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体系，初步实现了对金融的垄断。但随着全面抗战爆发，沿海地区很快陷入敌手，战前形成的国家金融网络以及财政收入受到沉重打击。面对恐慌的经济、金融形势，国民政府认为必须尽快由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建立起战时经济体制，统一全国的经济、金融力量，以适应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需求。这其中一个重要政策目标就是加强战时金融垄断体制，为此在上海成立四联总处，统领全国金融。于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联合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于1937年7月27日在上海合组联合贴放委委员会，共同办理同业贴现和放款。8月9日正式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下设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社），制定《贴放委员会办理同业贴放办法》及办事细则。联合贴放委员会之初，便得到上海金融业的欢迎和支持，效果显著。即在政府金融机构的有效监控下，活泼市面、增加生产。财政部遂决定推广到工商业和金融较为发达地区，并在汉口、重庆、南京、南昌、广州等11个城市先行设立。之所以选择在上海设立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和联合办事处，除了稳定上海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外，还企图进一步强化上海在调剂内地金融方面的中心作用。在国内其他重要城市设立的机构，均受上海节制。
　　但随着八一三淞沪会战失利，日军占领了上海。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受到威胁。到1937年11月，四行二局中枢机构和四行联合办事处最终撤出上海。11月25日，孔祥熙在汉口召集四行代表组成四行联合办事总处。1939年9月8日又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决定对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进行改组。1939年10月1日，在战时首都重庆正式成立改组后的四行联合办事处。总处设理事会，理事会设主席由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亲自兼任。此次改组改变了四联总处的地位与性质，由一个单纯银行之间联合办事机构，转变为隶属于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决策机构。
　　四联总处从抗战爆发初期在上海建立的一个临时金融协调组织，到最终在重庆确定为领导全国金融的地位，并将分支机构扩建到西南西北为主体的整个大后方，成为抗战时期中国金融业的指挥中心，大后方的金融中枢，参与了重大经济金融事务的决策，为抗战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战时金融中心由上海向大后方重庆转移创造了条件，构建了上海与大后方金融联系的体制框架。
2、以上海为主流的金融机构西迁，构建起大后方金融网络的骨架
　　随着金融中枢四联总处和中中交农等国家银行总部带头西迁重庆。四行分支行处先后因战区之推移，而内撤者更达200余处。到抗战即将结束的1945 年，四行在西南、 西北所设分支机构共340 个，实现了西南地区的全覆盖。随着四联总处与国家行局的西迁，商业银行与省地方银行也纷纷踏上内迁大后方的道路。这其中包括当年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银行“南三行”“北四行”“小四行”中的全国私营银行精华。这些银行其总行原大都集中设在上海。到1943 年7 月，东部迁往重庆的商业银行共计12 家，几乎全是战前上海的私营银行，“北四行” 中的金城银行、 中南银行与大陆银行等三行，“南三行”中的浙江兴业银行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二行，还有“小四行” 中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与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等三行。正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的迁入，使大后方的金融业得到空前发展，构建了较完备的战时金融网络，使得大后方与上海和外界的金融联系更为通畅。
3、留守“孤岛”的金融机构照常营业，继续充当上海与大后方金融联系的桥梁
　　淞沪会战结束后，尽管“四行二局”以及“南三行” 和“北四行” 等有影响商业银行总行机关已迁往重庆，而留在“孤岛”上这些银行的分行及其它金融机构照常营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全境。这一时期，留守上海的中资银行大部分移至租界继续营业，川邦商业银行在上海的6家分行1个办事处无一撤回。国民政府通过他们仍发挥着经济和政治影响，基本上控制着整个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这些留守机构充当上海与大后方金融联系的桥梁，也为后方抗战建国发挥着作用。

三、金融机构内迁促进了大后方经济、金融发展，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金融格局，加快了西部金融现代化进程
全面抗战爆发前，上海无疑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远东国际金融中心。据1937年《全国银行年鉴》统计，全国共有各类银行164家，54家总行设在上海，三分天下有其一，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国家行局、有影响的私营银行总行或运作中枢大多设在上海。
与经济发展格局相对应，东部沿海地区金融较发达，而西南西北地区的金融业则比较落后。1937年6月底，全国共有银行总行164家，分支行处1627个，其中有55%的总行和22%的分支行集中在华东地区。西部地区（不包括西北）银行总行和分支行数，分别是18家、163个，占全国总数的11%和10.4%。西北仅为3家、26个，分别占全国的2%和1.6%。
“八一三”后，上海和大部分东部、中部地区不保，国民政府遂决定最终迁都重庆。作为政府金融枢杻四联总处及国家金融机构“四行二局”随之迁重庆，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也纷纷西迁，并将总行移驻渝埠。这标志着重庆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金融中心地位迅速形成，并不断增强。同时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大量前往西南地区，并遍设分支机构，逐步形成了西南金融网络，全国金融中心的西移。到1943年10月底，重庆的银行总行达39家，较战前增310%；银行分支机构达89家，较战前增220%；期间银号钱庄虽有的合并，有的改组为银行，但仍达36家，较战前增15%。经过八年全面抗战的金融建设，到1945年8月，全国除沦陷地区外，各类银行总行为416家，分支行为2566家。其中整个西南西北地区占据了主导地位。有总行309家，占总数的74.27%；分支行1680家，占总数的65.47%。而西部地区又主要以西南为数量最多，机构主要集中在川渝两地。
从近代中国的华资保险事业来看，抗战爆发前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中部地区，1935 年，全国有华商保险公司总公司48 家，就地域而言，上海25 家、 香港13 家、 广州3 家、 福州3家、 天津2 家、 而北平、 重庆各1 家；分公司121家，其中西部地区也仅重庆有4 家。抗战爆发后，随着上海和武汉等地的一些保险机构陆续迁至重庆，以重庆为中枢，先后在各地新建了分支机构。于是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到整个大后方，特别是西南地区的保险市场。截至1944年11 月，重庆的保险业已增达华商保险公司50 家。据中央银行所编《 全国金融机构一览》 统计：截至1945 年8月，仅川、 云、贵、 陕、 甘五省，就有保险总公司及分支公司机构134 家，为抗战前的5 倍。

战时金融西迁，不仅保存了中国基本金融实力，避免了金融力量陷入敌手，其形成了空前规模的金融资源由上海等东部向西转移，包括资金、机构、人才等等，使东西部金融联系呈现出较以往埠际间经济交往常态下金融往来更密切、更复杂、也更有成效。这对维护战时后方经济，支持抗战建设起到了强大金融后盾作用。同时，这种基于战时需要而产生的东西部金融的深度交流，也推动了西部经济发展，加快了西部金融现代化的进程，改变了中国金融布局。
1、战时上海金融界对西南地区投资，是两地金融联系的重要内容
　　众所周知‚，战争本身不仅仅是军事和政治实力的较量‚，更是双方经济实力的较量。对中国抗战而言‚，大后方是中国抗战的依托‚，大后方经济建设成败关系到战争能打多久和最后结局。战时，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所在地的西南地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资金的支持，上海大规模的金融资源西移，贷款投资支持后方生产建设，特别是上海金融界加大对西南的投资，对稳定大后方经济起了关键作用。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金融界也表现出空前的爱国热情。1938 年就陆续有不少金融家前往大西南进行实地考察，着眼于投资西南布局。1939 年新年伊始，上海金融界发出“到西南去”的号召。上海的金融界和实业界要踊跃地大量投资到西南去，这一方面固然帮助了国家，使经济建设赶快完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1939 年的上海游资充斥，据估计上海各银行存款总额在20~30 万万元间，对于这些游资，不少有识之士认为：“目前上海这一个范围来说，消纳游资的途径，委实太狭小，而且多半不是康庄大道……我们知道，西南西北各省安全地带，新兴实业，气象蓬勃，各种富源，都在积极开发，这一块自由的新天地……需要多量的资金……因此，我们谈到上海游资的运用问题，最后就不得不恳切的希望上海贤明的银行家，从速以集体的行动，自动向当局提出一个一方面可以保持自身头寸调拨的灵便，同时又能献身国家的办法，勇敢的大量的向内地投资。” 紧接着， 1939 年8 月20 日，上海银钱界召集上海金融经济座谈会，专门讨论上海工商业与金融界的出路问题。明确提出了《 上海金融界在开发总后方中的任务》 ，指出，后方需要上海的资金，而上海游资也有去后方的必要。同时要求“金融界领袖负起抗战中后方建设的责任来，并且应该尽量以内地建设中种种真实的报道与正确的事实去解释许多人的怀疑，使他们的视线从孤岛看到后方，从现在看到将来，从自我看到国家……为了使上海的资金与整个抗战的形式相配合，上海金融界必须在发展总后方中尽其应尽的最大的任务”。在此背景下，上海游资大量涌入内地，具体数据现虽无确切可考，但据当年估计，仅1939年上海银行界及客户往重庆和西南各地投资总数不下15亿元。
　　以中国银行为例，抗战开始后，为加强抗战建国力量，遂将投资事业内迁，将原存上海、香港等地的机器辗转内移，在后方另建新厂。中行在抗日战争期间投资兴办的事业，包括纺织、化工、机械、冶炼、电力、采矿、食品等工业和水利、垦殖、运输、贸易等部门，其中有独资兴办的，也有参股合办的。根据《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提供的数据，截至1943年底的统计，中行投资的生产事业共计92个，较战前增加了1倍；投资金额2.5亿元，较战前增加了5倍。且战前投资主要在上海及东部沿海地区，而战时投资则集中在西南西北。
　　金城銀行原本是“北四行”的主要支柱，1936年1月总经理处迁移上海。1936年5月在渝设分行，1941年又设立重庆管辖行，全面负责金城在大后方的业务。《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详细记载了金城在西南、西北数十个投资企业情况。
“本行在大后方之投资于生产建设事业，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前，为数极微，二十九及三十两年始着手创办各公司，计有金川实业公司、中国化工企业公司、天城面粉工业公司、恒丰盐煤企业公司、成都燃料公司，同时，并参加投资而改组已有之工厂，计渝鑫钢铁厂、民生实业公司、新昌公司、渠江矿冶公司、大成化学工业公司。三十一年就上列各公司、厂矿或有增加投资外，复创办陕甘实业公司、乐昌实业公司、中化颜料染整厂，参加政府倡设之川康兴业公司，并投资于东林华银两煤矿公司、光大瓷业公司及华源织造厂等。三十二年应资源委员会之约，合组湘江矿业特种公司，并与水利委员会等发起创办富源水力发电公司，参加投资于中国企业协合公司、太平洋及强华、华孚等保险公司，完成东南兴业公司之设立。三十三年度，则赞助重庆缆车公司、南亚公司，承购成都自来水公司之公司债，协助四川机械公司及利人机器厂，而前经投资各单位其金额亦间有增加，是以投资之范围计有（一）钢铁机器业凡五，投资额为七百余万元；（二）煤矿业凡六，投资额为二千万元；（三）化学工业凡六，投资额为一千零六十万；（四）各从事专业之公司凡六、投资额为七百八十万；（五）保险业凡四，投资额为三百八十万元；（六）各实业企业兴业公司凡十，计投资二千零六十余万元；（七）承购公司债二，计二百三十万元。综此七类共达七千三百万余元。”
　　上海金融界对西部的投资，不仅致力于资源开发和生产建设，还将投资的重点放在西南交通建设方面。1938 年国民政府设立西南经济建设委员会后，第一步计划完成西南五省的铁路建设计划，为宝成、川康、成渝、川黔、黔桂、粤桂、湘黔、滇黔、滇缅、湘桂、 桂粤11 线，共长6400 千米，发起筹款2000 万元。经该委员会委员长孔祥熙与各银行界领袖接洽后，各银行踊跃投资，如数筹足。

　　2、战时上海金融家和金融人才的内移，成为与西南地区金融联系的重要推手
　　战前，作为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聚集了一大批专业的银行家和金融专业人才。抗战时期金融中心迁移到重庆，随金融机构内迁的还有一批优秀的金融家、银行家和数以千计的受过专门训练，熟悉金融业务的从业人员。金融家比如孔祥𤋮、宋子文、贝祖诒、钱新之、吴鼎昌、张嘉璈、杜月笙等。有的金融家抗战时期虽不在重庆，但其活动则与大后方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较如陈光甫、周作民等。他们不仅领导参与了大后方金融中心和金融网络建设，还积极投身抗战建国各项事业。像吴鼎昌、徐新六、张嘉璈等人参与了国民政府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之下设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张嘉璈担任过铁道部长、交通部长，吴鼎昌担任过实业部长、贵州省主席，他们都利用其在金融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力，出色完成了各自的职责。著名银行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在战时任贸易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军阶“同中将”。1938年9月赴美，负责美中贸易合作项目，后来促成了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和2000万美元的滇锡借款，为争取抗战外援，提振持久抗战信心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时期，在西南大后方，如此众多金融机构的建立，需要大量了解熟悉现代金融业务的金融人才的加入。而这些金融人才，有不少是从东部发达地区内迁转移到大后方的，如内迁银行中无论是国家银行还是商业银行，在内迁的初期，主要通过将东部人才调往西部筹办机构，以解燃眉之急。他们在西南的金融活动，不仅密切了东西部金融联系，也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带来了现代化的金融思想，大大推动了西部地区金融业从经营理念到方式的转变，加速了西部金融现代化的进程。
例如，大后方的农业发展是国民政府进行持久抗战的根本保障，是维持国统区统治的重要基础。为此，国家行局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农业进行了大量的农贷活动，促进了大后方农业金融网的形成，极大推动了农业生产。中国银行1937年时只有农贷人员130人，1940年以后，后方农贷逐年扩大，又要求各行深入农村，直接放贷，农贷人员亦随之增加。1940年增至321人，1941年551人，1942年637人。这些农贷人员虽多数是就地公开选拔招聘的，但其中经理以上业务骨干大部分由江浙赣等行选调有农贷经验人士担任。他们不辞辛苦，用数月时间穿越战地千里跋涉而来，为大后方农贷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四、上海“孤岛”是中日货币金融战的主战场

　　现代战争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全方位战争，经济战居于一个极重要的地位，而货币金融战又是现代经济战的核心。在抗日战争中，日本企图破坏中国的货币金融体制，扼制中国的战时经济命脉，摧毁中国坚持抗战的物质基础。而国民政府则利用英美的支持，竭力维持和巩固货币金融体制，增强抗战的物质力量，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货币金融战。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自然就成了双方货币金融战的最主要的场所。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占领东北全境, 中国经济实力受到很大损伤。为抵抗日本进一步的侵略, 国民政府进行了一项旨在增强经济实力的改革———币制改革。主要是“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在法币改革筹备期，日本就因中国没能沦为日元集团附庸而恼羞成怒，展开了疯狂的破坏活动。然国民政府利用英美两国支持顺利完成“法币改革”。1935年11月3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国廿四年十一月实施新货币政策命令及章程》，法币改革正式拉开。中国币制改革的成功出乎日本的预料，日本感到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进而发出战争叫嚣恐吓国民政府, 并积极备战。日本外务省甚至叫嚣，对法币改革“将断然排击之，虽诉诸武力，亦必阻止其实现。”因而，在中国法币改革实行仅仅二十个月后, 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战争的实质还在于经济原因。
　　法币是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系财政金融命脉所在。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地破坏法币流通，不仅发行日钞、军用票为其侵华战争服务，而且在沦陷区设立伪银行，发行伪币，用来调换法币，套购外汇，掠夺战略物资。“敌人以为法币制度，不仅为我国抗战财政之基础，抑且为我沦陷区人民与后方政府间之惟一经济上联系。故欲毁灭我抗战力量，必先摧毁我法币制度。”在国民政府来看，稳定上海法币汇价，使法币较之不能购买外汇的伪钞更具号召力，可以坚定人民对法币的信心。同时，法币与英镑、美元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借此照顾英美在中国利益，拉住英美，这些在战时具有极大政治意义。
　　因此，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安定金融主要通过稳定法币汇价来进行。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官方外汇市场，并宣布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消耗官方的外汇储备来维系法币的币值。这一政策对维护法币信誉和稳定起关键作用，但也给日伪造成了可乘之机。它们通过高压政策在沦陷区搜刮法币，并运至上海套取法币的外汇，企图通过套汇动摇法币基础，从根本上破坏中国币制和金融体系。
　　日本侵占华北后, 1938年3月和伪“临时政府”合谋策划在北平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发行联银券, 规定了法币在华北地区的流通期限, 并以联银券收兑法币。伪银行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伪币换取法币，再以法币套取外汇。7月12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为了使敌人完全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应设法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的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政府自行消灭。”为打击法币, 从1938 年 8 月起, 日伪把法币与联银券的比价一贬再贬，这样一来相当一部分法币开始南流上海，套取中国大量外汇。为了反击日本的套汇阴谋, 国民政府财政部对外汇买卖实行管制: 由中央银行总行集中办理外汇卖出业务, 另在香港设立中央银行通讯处, 收受承转购汇申请书, 经中央银行总行核准后, 即按官价售买。外汇管制办法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但由于上海等大部份地区已经沦陷, 出口所获外汇不能集中到中央银行, 外汇储备日益减少。外汇供给也日益不足, 很快在上海出现了外汇黑市交易, 法币汇价开始跌落, 1938年7月初法币汇价由上月的1先令上下跌至8便士左右。在日伪蓄意套汇加剧情况下，法币汇率难以维持。于是中国银行与汇丰银行达成协议，中国银行暗中进入上海外汇黑市维持汇价。
法币不稳, 全国经济运转都受到了影响, 对抗战局面很不利, 同时也威胁到英美在华资产的安全。国民政府积极寻求英国支持, 1939 年 3 月 10 日中英双方代表在伦敦正式签订了《中英货币平准汇兑基金合同》，双方各承担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以遏制黑市汇率的过度波动。这虽然对维持上海市场上的法币汇率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杯水车薪，仍无法阻止法币大量被日伪套取。出台不及两月汇价便由8便士跌至6便士。
1939年5月，日军在上海利用汉奸建立起华兴商业银行，发行华兴券；1941年1月又设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取代华兴银行，发行中储券。两行发行的货币均不与日元挂钩而靠上法币，以法币吸收外汇。这又使得法币汇价维持雪上加霜，到了最坚艰时期。这时英美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也伸出援手，经过协商, 又新设立 1000 万英镑平准基金用于维持法币汇率。更重要的是, 1941 年 4 月 1 日, 中国和美国也达成了平准基金合同。后来中英、中美平准基金又合并为“中英美平准基金”, 由三方代表组成平准基金管理委员会, 才使上海的法币汇率大体上得到维持。虽然被日本套去大量外汇, 损失不小。但法币黑市汇价的稳定, 提高了法币在国际市场的信誉, 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誉与地位, 拉住了英美。同时，由于法币币值较伪币稳定，使法币仍能在沦陷区流通，给日伪货币流通以极大阻力。抗战初期，由于法币对外价格相对稳定，对法币的对内信用和后方物价也有极大影响，后方经济也得以正常运转, 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总体来看，上海这场货币金融战得大于失。

五、国民政府对上海“孤岛”金融的监管与控制
“八一三”后，随着国民政府军队撤离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凭借特殊地位成为“孤岛”。尽管国民政府金融中枢和国家行局总部陆续迁往内地，而留守在上海“孤岛”上的分支机构照常营业，国民政府通过它们仍发挥着经济和政治影响，基本上控制着整个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法币仍然是租界唯一的合法货币，在上海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当天，国民政府下令上海银钱业停业两天。8月15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了《 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 》7项，其基本目的是限制提存现款，鼓励存款。次日，财政部又核准在上海施行补充办法 4项，规定银钱同业所开出的本票，只准在上海同业汇划，不付法币及转购外汇。此外，国民政府又同上海欧美系外商银行订立“君子协定”，凡从事投机与逃避资金的外汇购买，各外商银行 一 概拒绝供给，外商银行遇头寸短少时，先自行设法补足，遇市场供给不足时，再向中央、中国、交通银行补购 ，停止吸收华人新存款。这些金融管制措施的实施，防止了提现风潮的扩大，避免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稳定人心、稳定上海市面作用；另外收紧银，减少了资金外流逃和套汇，收到了安定金融的预期效果。
　　在中中交农四行中枢机构撤出上海不久，国民政府财政部便在给四行的电文中明确指出：“目前沪市情况特殊，交通梗阻，原可易地营业。但本部为谋沪市中外商民交易便利，及照旧办理汇兑买卖，以安定市面金融起见，相应电请贵行转饬上海分行依照法令规章规定，执行分行业务，以利市面。”1937年12月9日，中央、中国银行发言人称：已接财政部长孔祥𤋮之训令，上海中中交农四分行现仍照常营业，专求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上海四分行一日为众需要，将一日留于此间。”
　　为活泼市面、稳定金融，1937年8月9日，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八一三战事期间。除了四行联合贴放委员会对上海银钱业提供资金融通帮助外，中中交三行还向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提供透支额度1000万元，向其他同业提供抵押贷款。这些贷放对维护战事爆发初期上海的金融稳定起关键作用。“孤岛”时期四行继续对上海金融业进行联合贴放，自1938年起停止对银行钱庄的直接放款，改由银钱两公会代为转手申请。到1939年9月底，上海四行的贴放余额有1800余万元，对维持上海市面起相当大作用。
抗战期间，四行所发行法币是流通中合法货币，对此上海金融界和商民都没有疑虑。当时许多非发行银行和钱庄都是按照六成现金及四成保证准备的规定，分别向中中交三行领用法币。到1937年11月为期两年合约将届满，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致函三行，要求展期二年，当年底得到国民政府财政部和四行联合办事处的核准，准照原合定额展期一年。以后应有关行庄的申请，得以继续向政府银行领券。这充分体现了上海金融业对国家四行的依赖。
　　另外，留守的四行机构还在上海推行国民政府的其他金融统制政策，均收到不同成效，基本控制着上海金融局面。如取缔非法收受金类，禁止私运黄金，汇款和结售汇管制，银钱业内部实行“汇划证”制度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孤岛”时期上海金融业的同业组织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和上海钱业同业公会也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与国民政府的代表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协商，协助政府落实在上海的金融管制措施，对财政部《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大都“议决通告各行庄遵照办理。”（《全体银钱业紧急会议》，1937年8月15日上午。见上海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商业同业公会档案，档号S173–1–17。）同业组织在控制汇划贴水，集中同业结算、拒收日伪货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体现沪上金融人集体的爱国情怀。
　　“孤岛”时期，国民政府一方面要应付日伪的套汇, 另一方面还要反击日伪政权的金融机构和其发行伪币的直接挑战。1939 年 5 月 1 日，以伪南京维新政府为背景，并且直接得到日商银行支持的“华兴商业银行”在上海日本占领区宣布成立，该行宣称系日、华合办，资本总额为法币 5000 万元，发行面额为 100元、10 元和 1 元的“华兴券”。规定该种钞券与法币直接挂钩，等价行使，目的是在上海套取外汇。5 月 3 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即致电四联总处、上
海银钱业公会和市商会转知各行庄，“一律拒用该项伪币，绝对勿与来往。”7 月 17 日，财政部再度致电上海银钱业，要求制止伪币收付买卖。10 月 9 日，鉴于上海各银行钱庄仍有买卖“华兴券”，国民政府于 10 月 9日再度致电上海各有关各业公会，要求对各成员店号切实转行告诫，尽力设法制止。由于华兴券发行和流通遭到上海市民、商界和金融界的抵制和反对，流通范围狭小，主要在上海虹口区使用，故有“虹口钞票”之称。到1940年底，共发行565万元，“大部分都滞留在正金融银行上海分行和其他日本银行的库房里。”1941年1月汪精卫汉奸政府设立的伪中央储备银行开业，发行中储券，也遭到上海“孤岛”各界抵制，在太平洋战争前，日伪还缺乏在上海强制推行中储券后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租界收效极微。租界在沦陷区成为法币的最后的避风港。法币是“孤岛”上的合法货币，能在上海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成为与大后方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其原因有三：
一是上海本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发行货币的总枢纽，法币的基础相当巩固和。战时国民政府的重要金融机构在上海租界依然存在，银钱业的一切活动尚能奉行民国政府的法令，法币的基础并未动摇。
　　二是法币价值相对稳定，可以无限制购买外汇，得到英美等国的支持。与日元、军票、伪钞相比，法币是坚挺的通货。
三是上海各界和人民开展了各种抗日救亡运动，信赖法币，抵制和拒用日伪货币，使“孤岛”成为法币流通的天地，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了上海全部租界，强行建立了日伪货币体系，法币才逐渐退出租界。

　　总之，上海“孤岛”期间，在特殊的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庇护下，上海“孤岛”与国内各埠间的贸易得以维持，金融联系也从未中断。因为上海大规模的金融机构内迁，东西部金融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互动，改变了中国经济、金融格局，影响深远。以上海为主流的金融机构西迁，构建起大后方金融网络的骨架，为建立以重庆为金融中心的战时金融体系搭建了基础；战时上海金融西迁，带来巨额金融资源向西部转移，对西南地区的大量贷款投资，有力支持了抗战建设，对稳定大后方经济起了关键作用；战时随机构内迁，上海金融家和金融人才的内移，为落后的西部地区带来了现代化的金融思想，大大推动了西部地区金融业从经营理念到方式的转变，加速了西部金融现代化的进程。“八一三”后，尽管国民政府金融中枢和国家行局总部陆续迁往内地，而留守在上海“孤岛”上的分支机构照常营业，国民政府通过它们仍发挥着经济和政治影响，基本上控制着整个上海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法币仍然是租界唯一的合法货币，在上海金融市场占据支配地位，成为沦陷区与大后方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上海“孤岛”又是中日货币金融战的主战场，在抵制日伪货币、维持法币汇价稳定，争取外援，巩固战时金融体系方方面面都发挥着桥头堡作用。
　　今天，讨论上海“孤岛”时期与大后方金融联系问题，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上海这座城市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金融地位，以及对全面抗战胜利的作用；对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史上长江经济带上一头一尾两个重要城市重庆——上海的金融联系及互动影响，为进一步探索两地金融交流合作新路径有借鉴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共同打造西部金融中心也具有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