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冤魂之十一 明史研究第一人吴晗

杜锡林

　　吴晗（1909年8月11日—1969年10月11日），原名吴春晗，字伯辰，曾用笔名刘勉之、赵彦等。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人，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北京市副市长。

　　清华大学时， 吴晗陪朋友看患病的袁震，吴晗与袁震认识后一直照顾袁震，不离不弃。后来吴晗坚持与袁震结婚，由于袁震有病，婚后一直未要孩子。抱养了一女一儿。

　　1930年，吴晗追随胡适的脚步从上海到北平，后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胡适的影响下选择专攻明史。清华求学期间，吴晗得到学校的认可，得到郑振铎等人的赏识；清华毕业后，吴晗受邀留校任教。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晗先后到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任教，后加入民盟，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宣传中共政治思想。

　　1931年初，吴晗辞去在燕京大学的工作，吴晗决定再次投考北京大学史学系，此次考试，他的英文、文史满分，但因为数学零分被北大拒之门外。吴晗重新去报考清华大学，考清华时吴晗考了同样的分数，虽然清华也有一门考零分不能录取的规定，但是，清华大学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由，破格录取了他。

　　郑振铎当时是燕京大学的教授，1933年秋天，他想发起创办《文学季刊》，在找到了巴金、谢冰心、朱自清和吴晗等人当编辑。在创刊号上，吴晗写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受到郑振铎的赞赏。自此以后，郑振铎就成了吴晗的良师益友。

　　1934年，吴晗从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应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邀请吴晗留校任教。

　　1937年，吴晗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到云南大学任教。1940年，吴晗从云南大学转到西南联大任教。

　　1941年9月，叙永分校结束，师生返回昆明，在回到昆明之前，吴晗与妻子一起到重庆去拜访董必武，董必武给他们讲了当时的抗战形势，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这次谈话对吴晗以后思想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43年7月，吴晗经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年夏天，吴晗介绍闻一多加入民盟。

　　1946年5月四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后，北大、清华、南开分别迁回北平、天津。吴晗离开了昆明到上海后在报上看到了李公朴、闻一多被杀的消息，写下了《哭公朴》《哭一多》两篇战斗性很强的文章，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径。在举国衰悼李、闻烈士时，周恩来特地从南京来到上海，招待中外记者后在张君励家里会见了吴晗等人，给吴晗以极大的鼓舞。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当时，党交给民盟的任务之一是团结一批教授加入到斗争中来。吴晗很快就和钱伟长、孟庆基、沈元等建立了密切联系，和张若、朱自清、潘光旦等一些名教授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反饥饿、反内战，以及反对美军暴行的斗争中，北平一些教授发出的通电声明，大多是由吴晗参与起草，然后由他到老教授中去征求签名。.

　　在清华任教期间，吴晗利用教授身份，把一些暴露了的地下党人送到了解放区。1948年大搜捕后，吴晗被列入黑名单中，在地下党的催促下吴晗到了石家庄解放区。在中共所在地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会见了吴晗。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吴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受党中央委托，和钱俊瑞一起接管了北京大学。接着又以副军代表的身分，接管了清华大学，并担任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0月1日，吴晗参加了开国大典，新中国诞生了，吴晗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程。

　　1949年后，吴晗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历史学会会长等职。

‌ 胡适在北大时十分赏识吴晗的才华，是吴晗的恩师。1949年‌北平解放在即，吴晗奉命前去劝说胡适留在北大，但胡适拒绝了吴晗的劝说，并用三句话表达了他的立场：‌

“你不懂，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

“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

“你跟着他们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这三句话反映了胡适对当时政治局势的看法和担忧，也导致他的声誉因此一夜跌入谷底。胡适随蒋介石去了台湾。

　　胡适（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市浦东新区），祖籍为安徽省徽州府绩溪县上庄镇（今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曾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国驻美大使、南开大学校董会董事等职。他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是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与领袖之一。

　　虽然人们对吴晗在北京旧城改造等的观点和作法有不同看法，但他不失为一名民主斗士，文史大家，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过很大贡献。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1960年吴晗应友人之约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次年九月，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

　　1965年11月15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陷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随后，又把吴晗和邓拓、廖沫沙一起被打成“三家村”反党集团。1966年5月10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此文分7个部分系统全面地批判“三家村”，以此揭开“文革”的序幕。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摧残，1966年夏，吴晗已被关了起来，但是批判并未停止，1969年10月11日，吴晗被迫害致死。

　　吴晗每天被毒打批斗，吴彰年纪还小，吓得瑟瑟发抖，而姐姐吴小彦有一天终于爆发，冲过来对着一个人猛踹一脚，大喊：“回家打你爸爸去吧”。也许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气势震慑住了，这群人不再殴打吴晗。但这样的“女儿救父”只能用一次，对吴晗一家人的迫害程度越来越严重。

母亲病的奄奄一息，想喝口粥被拒。两个10来岁的孩子借来平板车，把妈妈推到医院，医院得知情况后拒绝抢救治疗不幸去逝。爸爸意外去逝，吴小彦被关进精神病院，1976年意外去逝，吴晗弟弟也不幸意外去逝。吴彰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8岁时，看到爸爸被跪着帮在树杆上，头发揪光、拧耳朵、用皮带抽打……尸骨现在没有找到，只留下两件血衣。

　　吴小彦与弟弟。1975年秋，她被北京公安局拘留，在看守所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吴晗夫妇、养女吴小彦特殊年代非正常去逝。

人无完人，吴晗的悲剧，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不应忘记过去极“左”路线的惨痛教训，更要珍视今天的开明与包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绽放出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光芒，让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粉碎“四人帮”后，为吴晗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2月专案组作出“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性质严重”，“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吴晗的亲属拒绝这种结论，上书党中央，要求重新审查。邓小平看到了这封信后，要求对吴晗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来。1979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全部推翻了原专案组关于吴晗的结论。

1979年7月，北京市委为“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平反，为吴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1979年9月14日，党中央和北京市委在八宝山为吴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先念、胡耀邦等人出席了追悼会，在悼词中赞扬吴晗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优秀的历史学家，肯定了他在革命中、明史研究中做出的贡献。1984年11月，吴晗的家乡开放了“吴晗故居”。清华大学为纪念吴晗修建了“晗亭”，由邓小平同志亲自题写“晗亭”二字，表达了对吴晗革命与治学的功绩及人格与品德的肯定。

　　军委主席邓小平为清华大学的“晗亭”题字。

朱镕基总理与吴晗夫妇是清华校友，朱总理为浙江义务吴晗衣冠冢碑题字。众所周知，朱总理一般不轻易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