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毅生连环画作品＿＿《鮀岛地下尖兵》

黄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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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党反动派残酷统治下，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汕头市开辟了一个对敌斗争的第二战场。地下工作人员隐蔽在敌特腹地，战斗在敌人心脏，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经历一个个险情，完成党交给的一件件任务。

谍中谍，计中计。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繁华的汕头埠一隅，围绕绝密的红色交通站，每天都在上演隐蔽战线上“现实版”的无声战斗。

从红色交通站成为党中央与苏区联系的生命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策动敌特起义，那些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勇士们以忠诚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充满传奇色彩的壮歌。

红色交通站

　　汕头市是粤东门户，潮汕、兴梅、赣南物资集散地，也是潮梅和闽西南华侨出入的口岸，又是潮汕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开埠以后的汕头逐渐发展为一个消费型的商业城市，工厂企业甚少，钱庄、酒楼则大肆发展，洋货充斥市场，各色人等粉墨登场。对于地下工作而言，这里也提供了一个人员、物资秘密中转、情报传递交换的好环境。

　　从南昌起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白色恐怖环境里，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汕头市开辟了一个对敌斗争的第二战场。在这条无形的战线上，党的地下工作者经历一个个险情，完成党交给的一件件任务。



　　这是一座刚刚修缮一新的骑楼式建筑物，共有3层楼高。门口正上方，红色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及“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的黑体字，方正、简朴而又庄重、醒目。



　　中央红军长征之前，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有一条途经汕头的秘密交通线，蜿蜒曲折长达数千公里，它由中央直接掌握，担负着党中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转移干部、传递信息和运送物资的任务，它就是至今仍备受称颂、常被影视剧作为题材的“红色交通线”。



　　这条秘密交通线，活动于国民党统治区，战斗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当时曾护送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安全进入苏区，源源不断向中央苏区运送军需、民用物资。它是唯一一条自始至终不受破坏的地下航线，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共中央至中央苏区秘密交通线汕头中站旧址位于汕头市中心城区海平路97号。当年的红色交通站华富电料行，作为小公园开埠区又一处被“唤醒”的城市历史记忆符号，为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增添了一张新的“红色名片”。

　　1927年，南昌起义的部队和秋收起义的部队，分别在朱德和毛泽东的率领下会师井冈山，从此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但是，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红四军不得不撤出井冈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红四军游弋在闽粤赣边，一直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十分被动，十分艰难，甚至时常被逼入绝境。



　　此时，蒋桂战争爆发。这对于红军来说是 是一个极好的休养生息和发展壮大的机会。毛泽东立即向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想法，并于1929年3月间带领红四军从江西翻越武夷山脉，进入福建长汀，在长岭寨打了从井冈山撤下来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接着，红军又三打龙岩城， 最终在闽西这块土地上站住了脚，扎下了根。



　　谁知，毛泽东的报告还在路上不断转送 就收到了远在上海的中央来信，中共中央以为红军还在被围追堵截中疲于奔命，于是向地处福建西部的红四军发出命令，要求红军分散作战、保存实力，史称“二月来信”。

　　说是“二月来信”，当到了毛泽东手中，已是三个月后的事。好在党中央后来又收到毛泽东的回信，方知形势发生了对红军有利的变化，采纳了毛泽东和朱德依托闽西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建议，红色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



　　红四军走出了困境，中国革命也即将迎来一个发展新高潮。但是，国民党反动派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所以，对于红军而言，要生存，要发展，首先就要打通与外界的联系，打破敌人的封锁。

　　闽西赣南苏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干部奇缺，急需的物资难以保障供应。打通一条从闽西通往上海的陆路秘密交通线，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于是，卢肇西被派去承担这一开拓性任务。



　　选中卢肇西组建地下交通线的原因，主要是他早在1927年就加入共产党，时任闽西红二十军军长兼第一纵队司令，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同时他是客家人，从永定到广东大埔一带接壤地区，都以讲客家话为主，这就为他提供了一张特殊的“通行证”。

　　历经20多天的周折和艰辛，1930年6月26日，卢肇西终于在上海小沙度路的一幢房子里见到了周恩来，并把沿途按照毛泽东要他债查的交通线路一一做了汇报。周恩来认真做了研究，最后确定了一条线路:上海－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瑞金。



　　这条绝密交通线是中共中央交通局在闽西工农通讯社的基础上建立的，由周恩来亲自选点、布点。经过缜密分析，汕头因诸多有利条件被中央指定为红色交通线的枢纽中转站。



　　汕头是港口城市，水路交通便利，只要衔接稳妥，护送于部来往一般可以不在此停留。香港到汕头的客船，约在天亮后进入妈屿口，上岸时为上午八九点，同志即可坐人力车去火车站搭乘往潮安的火车，再从潮安搭船上大埔，很方便。



汕头于1860年开埠，商业之盛曾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华洋杂处， 百业并存，南洋华侨与客商来往极为平常，同时汕头是进入大埔、闽西的必经之地。这有利于过往同志乔装打扮，不易被发觉。

　　这里革命基础较好。在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在潮汕取得胜利，周恩来在汕头主政东江，工农运动如火如荼。土地车命战争时期，南昌起义军进占潮汕，建立了一批工农革命红色政权，曾有过“潮汕七日红”的辉煌历史。

　　随后，这里建立了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因此，潮汕群众基础好，有革命根据地可作依托，易于隐蔽。

　　但在国统区交通站中，汕头所处的环境也最为险恶，因为这个百载商埠也是鱼龙混杂之地，特务密探云集。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中央交通局必须派出精锐力量，来主持汕头站的工作。



　　1930年底，中央交通局副局长陈刚通过中央秘书处外交工作负责人黄玠然在上海中法药房的亲戚的帮助，在汕头市镇邦街7号建立中法西药行分号，以此作为中央交通局直属交通站。在汕头，他化名刘作抚。

　　 在汕头交通站建立的同时，南方局秘书长饶卫华被派到香港建立华南交通总站。广东省委发行科长李沛群到闽西任交通大站站长，卢伟良任大埔交通中站站长，肖桂昌、曾昌明、熊志华等担任中央交通线专职交通员。

　　到1931年初，一条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得以迅速打通。

　　险恶环境之下，交通线形成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交通员之间的联系只能是单线联系，没有往来的交通员之间，一般相互都不认识，即便是站长也不一定认识全线的交通员。



　　 在交通点的安排上也是费尽心机，有的点是以家庭的形式出现，而有的点则是以店铺或学校的形式出现，甚至有的点还出现在娱乐场所。

　　对交通员的选择无疑是整个工作的重中之重。交通员要求有很强的党性、半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而且身体必须健壮、思维缜密并有一技之长。

　　此外，交通员还必须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懂得当地“行话”，以便混入人群中不易被人察觉。同时，在每次行动之前，他们都要准备好一些能自圆其说的“托词”，通晓各种隐藏文件、金钱和重要物资的技巧。





中法西药行离西堤码头很近，周围是居民区，利于隐蔽、疏散。这个药行在热闹的街面上显得平静无奇。交通员平时看店，偶尔收到奇怪的“药方”，就拿给陈刚“翻译”，陈刚按“药方”往来香港采购药物，不久，这些药物就被辗转送到苏区。

　　汕头交通站既是承上接下的中转站，又是内地交通始发站，许多物资要在这里转运，许多人员要从这里经过。1931年初，为预防万一，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一个绝密备用站。 为此，委派陈彭年、顾玉良、罗贵昆3人以上海客商的身份到汕头，筹建备用交通站。

陈彭年等2月到汕头后，罗贵昆利用其社会关系，在南京旅社附近的海平路97号租用了一座面临马路但没有铺面的3层楼房。门是在一条胡同侧面开着，从房子到海边码头还隔一道马路。

　　他们在这里建立了一家专营批发代销、不做零售的电料行，目的是利用商店名义购买苏区急需的电器材料。

　　陈彭年曾长期在上海租界做秘密工作，懂黑社会语言和活动方式。他是山东大汉，性格豪爽，个子高，穿上长袍大褂像是大老板，碰到问题能机智应对，所以他的身份对内是站长，对外是电料行的“老板”。

　　顾玉良做过生意，也当过交通员，懂得一些做生意的道理，具有党内秘密交通的经验，任电料行会计并负责地下党联络接待工作。

　　这三个人中，罗贵昆是广东梅县人，能讲潮汕话，在汕头也有些社会关系，他任电料行职员，同时负责外部联络交际。



　　电料行还按照汕头当地的惯例，雇用一个小伙计，为电料行烧水、做饭、做杂事。电料行在当时称“华富电料行”，刚建立时只是处于试运作阶段，并未被中央启用，处于“休眠”状态。

　　华富电料行的“洽谈室”，中间是酸枝家具，摆放着潮汕工夫茶具、德国竹笼煤油灯，还有电话机、留声机、麻将桌。有时候，打麻将是为了招待来做生意的客人;有时候，是为了借那个声音，掩护同志们讨论工作任务。



　　与上海、香港、大埔、青溪、闽西来往的交通站不同，汕头两个交通站是直属中央交通局的绝密站，负有特殊任务，平时根本不送文件，是专门负责护送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时负责无线电器材和药品的组织供应和输送，只有特殊时刻才启用。



　　中央对汕头交通站的工作要求很严格，专门制定了严密的工作制度:只同所在地党委的东江特委书记一人联系，不与其他人发生关系;交通员只单线联系，没有任何横向联系; 不准外人住站，经过干部也不带到交通站交接，由交通站派人到约定地点会见。

　　汕头华富电料行交通站建立并在汕头站稳后，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顾玉良代表汕头交通站发出与地方党委东江特委书记见面的信号，同时中央也指示东江特委帮助交通站开展工作。



　　东江特委先派交通员到汕头的南京客栈，经过罗贵昆和顾玉良取得联系，然后，带领顾玉良去找东江特委接洽。

　　当时东江特委的负责人住在南澳县。顾玉良和带路的同志先到饶平海山去找，但没有找到，带路的同志把顾玉良介绍给当地党组织，并安排住在一个学校里，然后他就离开海山到别处去了。



　　顾玉良在海山住了好几天，刚好碰上一家老百姓办喜事，说一定要邀请远客去吃喜酒，并要顾玉良坐在上席，因不懂当地语言好在有几个教师陪席可做翻译。桌上摆着大鱼大肉，还有大鲜蚝，配上酱料，生吃很鲜美。



　　这是顾玉良第一次吃生蚝。夜晚，还有青年来闹新房，对歌仔，伴娘很聪明，对答如流，难不倒她。这是顾玉良第一次见识潮汕风俗。

　　过了几天，带路的同志回来带顾玉良渡海到南澳山村里，找到了东江特委书记。大家一见面感到格外亲切，东江特委书记高个子，清瘦有神，他把手枪放在桌面上，随时准备战斗，看来斗争形势很张。



　　在互相握手问候之后，顾玉良向书记汇报有关情况，要求特委今后帮助他们把从上海到汕头来的人员和物资转送到苏区。书记答应完成任务，并且定下了今后联系的地点、暗号和交通员。



　　从此以后，从上海来的同志和物资，经过交通站的联系之后，由东江特委的交通员安全护送到苏区。



　　为了顺利过境，去苏区的同志抵达汕头以后，多以商人身份从汕头坐火车经潮汕铁路到潮州西门火车站，用人力车作掩护，穿越潮州城区到交通旅社暂时歇息。

　　然后，这些同 志通过乘坐韩江小电船溯韩江北上到大埔、茶阳、青溪再转闽西永定，或经梅县松口、焦岭、平远往江西寻乌等地。

　　从澄海、饶平过大埔入闽西这条路，土匪多，穿戴比较整齐的都要受到抢劫。因此途经这线路的同志多装扮成当地农民模样，以免发生意外。



　　护送中共军政要人由白区进入苏区，是这条“红色交通线”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930冬到1931年春夏间 中央抽调一批干部到中央苏区，经汕头前往苏区的有任弼时、刘伯承、叶剑英、项英、左权、徐特立、邓发、张爱萍、萧劲光、伍修权等100多人。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叛变投敌，周恩来果断指挥上海党中央机关转移并废止以往的秘密工作方法，并及时对中央交通线进行调整，撤销顾顺章所了解的交通站。为此，汕头中法西药行分号停止活动，陈刚与交通员撤离赴香港。

　　幸好顾顺章对周恩来亲自掌握的“华富电料行”一无所知”，“华富电料行”交通站躲过一劫，并在危难时刻被正式应急“唤醒”。从此，华富电料行作为汕头地下交通站继续运作，在随后的艰难岁月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顾顺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特科负责人之一，对上海党中央机关内部情况比较熟悉，他的变节投敌严重威胁着中央高级干部的安全。

　　在周恩来果断指挥下，党中央及时转移疏散干部，这期间经汕头撤离到中央苏区的有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李克农、钱壮飞等，后来，周恩来也通过汕头交通站辗转进入苏区。

　　1932年，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临时中央机关在上海难以立足，被迫迁入中央苏区。大批干部经汕头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中包括博古、刘少奇、陈云、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瞿秋白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即奥托·布劳恩) 等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到红军长征前，由这条交通线经汕头进入苏区的中央领导同志和其他干部约有200多人，为保卫党中央、保存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

　　交通线还担负着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外钞等交给党中央，再把为苏区采购的大批物资转运进去的重任。

　　汕头交通站站长陈彭年经常来往于上海、香港、汕头和中央苏区等地，穿走于敌人封锁线，置生死于度外，把中央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等带给上海党中央。

　　1931年，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亲自到中央苏区提款，仅这一次就运送20万元。

　　1932年，专职交通员曾昌明、肖桂昌到福建漳州，时任红军东路军政治委员的聂荣臻交付给他们价值约5000元的金条。

　　交通员们以身犯险，把银圆绑缚在手臂上，把金条藏在随身的纸伞杆中，风餐露宿，力保分文不失地将钱款交给党中央。

　　同志们凭着勇敢机智，跋山涉水，闯过国民党层层封锁线，安全抵达上海党中央驻地，为党中央解决经费困难问题作出了贡献。

　　国民党当局在对苏区进行疯狂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苏区实行严密封锁。凡是邻近苏区的敌占区城镇，国民党当局对食盐布匹、煤油、药品等实行限量“公卖”，并阻断赤白地区的交通。

　　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出现了经济生活恶化的局面，苏区人民所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尤其缺乏，五金电器及无线电器材更是找不到。

　　对此，除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积极采取措施生产自救外，党中央特别指示在红色交通线沿途的香港、汕头、大埔以及邻近苏区边境，开设商店，利用合法经营，尽量采购和运送苏区急用物资。

　　汕头交通站充分利用商贸发达的有利条件，积极采购苏区急需物品送往苏区。同时，从上海、香港等地采购的物资也通过商业活动或社会关系托运到汕头，由交通站运载往潮州、大埔、闽西，送入中央苏区。

　　1932年冬，为解决中央红军急需无线通信器材的问题，专职交通员熊志华受中央交通局所派，从上海运送电台到汕头，熊志华住进南京旅馆等候党组织派来接应的老陈同志。

　　当晚，汕头市戒备森严，传言要抓一个从外边来的共产党，背察、宪兵两次到南京旅社搜查，熊志华把装着电台零件的竹枕头和其他行李一起交给店员小王，放进旅社的栈房，安全过关。



　　没多久，敌人又开始当晚的第三次搜查。这一回，来的是几个便衣特务，但熊志华在旅社“伙计”的帮助下，巧妙地避过险关，在汕头交通站的安排下顺利地离开市区， 又通过重重关卡，把电台及配件安全地送到闽西苏区。

　　但汕头交通站的老彭、老陈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保证了熊志华和绝密交通线的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汕头交通站如同蚂蚁搬家一样先后输送苏区的食盐、布匹、电器、印刷机、军械等军需、民用重要物资达300多吨，为苏区反“围剿”斗争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932年春，陈彭年调任中央苏区国家保卫局交通科长，肖桂昌接任汕头交通站工作。

　　1934年10月，陈彭年参加长征，1935年，他身带五斤黄金，忍着饥饿，一心只想将这笔经费带到陕北，在深入大草地时与两位同志一起，失足陷于沼泽，壮烈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反动派占领了苏区，在白色恐怖下，有些交通员叛变投敌，许多基点村、接头户都遭到破坏，中央交通线被迫撤销。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前夕，汕头交通站工作人员撤往中央苏区参加长征。至此，汕头交通站圆满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天亮前的地下尖兵

　　在红军离开井冈山，开始长征以后，1935年10月1日，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完全落入敌手。至此，坚持斗争长达8年的潮普惠大南山革命根据地丧失了，革命者被迫转入隐蔽斗争。



　　此后多年，在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下，汕头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屡遭破坏、损失几近殆尽。多少党的优秀儿女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直到1944年底，随着抗战形势好转，潮汕党组织恢复活动。1945年初，党派陈焕新、许隆秀到汕头市重新组建市工委。抗日胜利后还从各县先后调进黄光武、陈续豪、林青婉、许泽、陈行之、余昌辉、黄逊哲、张文序、郑礼和等一批党员干部。



　　原隐蔽下来的姚壁、陈舜华、陈慈娟、李亚贵、谢德样、陈锦昌等人也重新回归组织，加上1946年从工人中发展的黄志桐、黄爱仁、林训秋，在中学生中发展的吴锋、孙瑞、黄潮珠等党员，汕头的革命力量逐步集结，革命活动进一步开展起来。



　　1946年春，潮汕特委机关搬来汕头市，由特委负责人曾广、吴健民及革命母亲李梨英和张明、陈锦、高梧清、方兰等人组成一个小康人家”作为掩护，领导潮汕地区的革命斗争。



　　1947年夏，地下党员陈宁在汕头市永和街裕泰盛布行以职员为掩护，与隐蔽在汕头福合埕连发饭店当记账员的党员邱盛花一起，组成当时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站，为中共地方武装潮汕人民抗征队采购资、转送干部。



　　1948年春，此前撤退到泰国的郑瑁被党组织调回汕头市工作与在南华学院以读书为掩护的党员干部张文序和以小商贩为掩护的郑礼和，以及党员王慕真、王婉真、杜仪等同志会合在一起。



　　这些同志后来成为汕头市第一地下工作团的主要骨干，在潮汕地委委员吴健民领导下开展工作。



　　1949年初，潮普惠南分委派姚泽华来汕，利用其爱人李维武的家为活动据点，与在碧光中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的王义炽、隐蔽在汕头市第六小学任教的黄逊哲一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9年4月，党又派倪克屏、王逸之、曾冬郁、陈大理来汕工作，由潮汕地委汕头特派员余康(即余昌辉)领导。这是汕头市第二地下工作团的雏形。



　　第二地下工作团的杨少文是中共地下党打入敌人陆军联勤司令部第六十八后方医院的上尉文书。1949年5月，他接到上级指示，要求全副武装到机场接一位带有绝密文件的女同志，并要扮成未婚夫妻护送入内地。



　　杨少文并不知道，他护送的是华南分局从香港派回来的机要人员方芳，她的身上带着一份密电码。他按时接到这位穿着金凤花图案旗袍的女同志，并安排她到自己姐姐家过夜。



　　第二天一早，他们雇一辆人力车，从姐 姐家出发，当来到利安南路时被几个敌兵拦车检查。杨少文大模大样地说:“是联勤总司令部的。”敌人看到他挂着上尉军阶，就放行了。

　　杨少文“夫妇”赶到揭阳码头，马上乘船到关埠辗转进入内地。杨少文一路上与敌特斗智斗勇，闯过一个个关卡，顺利地完成了护送任务。



　　随着形势转变，在国民党政权中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感到前途暗淡。我方抓紧时机，宣传党的政策，指明出路，瓦解敌人。当时，边纵二支连续发布《告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书》《告国民党公务员书》等，为汕头市地下党组织进行策反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1948年10月，地下党员陈宁通过进步青年林友的关系，搞到一批炸药，他了解到林友参加过青抗会，思想一贯进步，当时又有上山参加革命的意愿，经组织研究同意，吸收林参加地下情报站，开展策反工作。



　　首先要策反的就是献出炸药的军统汕头特务骨干邓太启，他是林友的姐夫。林友当时就暂住在姐姐家，与姐夫抬头不见低头见。



　　 邓太启在抗战初期曾是中共地下党员和党支部书记、潮汕铁路工会负责人，后因汕头沦陷、生活所迫又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才接受国民党保密局特工训练当上特务。但他没有出卖组织和党员的行为，还曾掩护过进步人士。

　　看到蒋家王朝崩溃的形势，邓太启深感穷途末路，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想法。他装糊涂与妻弟的朋友“做生意”，间接献出炸药其实就是一次“投石问路”。



　　有一次，陈宁到邓太启家找林友“喝茶” ，因大院外面戒严，就在那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就有军统保密局特工队长谢某来找邓太启谈事情。

　　 谢某进到邓家，来不及躲避的陈宁只好背壁装睡。谢某问:“这是什么人?”邓太启回答:“我的朋友，想在汕头做些生意。”就这样敷衍过去。

　　经过一系列的考察，陈宁认为策反邓太启已具备一定的基础。争取他为我党做事，作用很大，因为他是汕头市警察总局督察室“剿匪”司令部特工队组长，敌特中枢人物。

　　经过陈宁与林友的策动，邓太启表示愿意立功自赎。陈宁为了更安全和及时得到情报，希望在他家隐蔽下来。经领导批准，得到邓太启的同意，陈宁以合伙做生意为名 搬到邓家住下。

　　这个地方只有汕头地下党负责人余昌辉、总联络员邱盛花知道。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安插在敌特腹地、深藏在“虎窝”里的党的地下情报站--宁站。

　　后来，很多有关汕头市军统特务活动的情况，就是邓太启提供的，其中包括军队、警察、喻英奇及洪之政土匪部队的活动情况。

　　更重要的是，临近新中国成立前夕，邓太启把军统在潮汕的潜伏计划，即八县一市潜伏特务名单及一批新式手枪全盘献出，对汕头市解放后清匪肃特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3月，张文序在路上偶遇到校友陈士美(即陈楚明)。

　　陈士美于1938年参加共产党，后固找不到联系人而失去关系，在国民党汕头市府户籍科任户籍事务员，因不愿为反动派卖力，只上班3个月就在家“养病”，由别人代职。

　　在张文序与陈士美接触过程中，一提到革命工作，陈士美对党渴望已久的热切之心就表露出来，要求帮助她解决组织问题，并表示只要党的需要，她同意重回户籍科上班 为革命出力。

　　从此，陈士美就多次为党的同志出入汕头安全做身份证，并把汕头市国民党的政军要员的住址提供给地下党，还把敌人要抽查户口的情况提前告诉张文序，以便地下党及时布置转移。

　　后来，陈士美又接受了策动其朋友卓鉴英起义的任务。卓鉴英原是喻英奇的少校副官，检查站站长。陈士美对他讲时局，谈前途，指出路，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后，卓终于认清形势，决心站在人民这一边。

　　卓鉴英利用在喻英奇身边工作的机会，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敌军调防及其他情况。喻英奇逃离汕头时，卓鉴英留下来并当上警察总局财务科长。此后，对警察总局督察王乃忠、警察三分局局长王文新、四分局局长李扬等人进行策反。

　　1949年夏，张文序由林忠俊介绍认识了进步青年店员陈仕华。在联系过程中，陈仕华汇报其同乡陈遇南原系工兵营长，现任汕头军事构筑委员会委员兼构筑组组长，住他家的四楼。

　　张文序听到这一情况后，指示陈仕华，抓住机会在陈遇南房里盗取图纸。

　　后来经过研究 大家认为要取得更重要的军工图，比较理想的办法是策动陈遇南起义。陈仕华针对陈遇南的思想实际，阐明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



　　陈遇南再三考虑后，表示愿意秘密起义，并将机密程度较高的汕头军事战备要图全幅献出，使中共作战指挥机关更了解汕头敌军的构筑设施和军事部署，为汕头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红色交通站成为党中央与苏区联系的生命线，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策动敌特起义，这些战斗在秘密战线上的勇士们以忠诚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充满传奇色彩的壮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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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上午，由汕头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红色汕头》系列连环画丛书首发式暨连环画作品展览在汕头图书馆举行，多位汕头市文化艺术界人士、知名画家及青少年读者参加了此次活动。

该套丛书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展现，也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共10册，是中共汕头市委宣传部和全体编创者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感恩奋进、呕心沥血、激情洋溢的致敬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