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悦读

观者周莉

圣贤的教诲

我们现代人常常以为，古人是非常迷信卜筮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其实，古代的圣人从不迷信，在这里，我引用《帛书周易、要篇》来说明一下，先贤对神秘的卜筮之学的态度，研究易道和易数的目的，就是要开阔视野，究天人之际，使我们在学问上广见博文，修养上有所进步，道德上有所提高。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为言取之，赐緍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矩方也。前详而至者，弗详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福。《尚书》多疏矣，《周易》未失也，且又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予乐其辞也，予何尤于此乎？”子赣曰：“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奇于人也，而可乎？”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之纲，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之。非文王之作《易》，予何知其乎纣乎？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史巫之筮，向之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则。君子德行焉而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求吉，故卜筮而稀也。数巫卜筮其后乎。”

这位向孔子提问题的学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孔子弟子端木赐，字子贡，（子赣），是孔子非常喜欢，也非常倚重的学生。春秋时期，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于学问道德各有精通。

端木赐原是卫国人，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最富裕的。赐不受命而貨殖焉，臆则屡中。他不光有商业百能，在政治上也有很多高的成就，曾当过鲁国的宰相。学绩优异，文化修养丰厚，善于辩论，政治、外交才能卓越，理财经商能力高超。在孔门弟子中，是把学和文结合的最好的一位。

这么有水平的一位学生，提的问题当然也有很高的水平。早年的孔子也研究《周易》，但并非是多重视它，只是把它当成一般的卜筮之书。但是到了晚年，在周游列国，处处碰壁之后，才对《周易》的思想认识上，有了明显转变，非常的喜欢，甚至手不释卷，“居则在席，行则在槖”，这令学生们颇为不解。尤其是子贡，好像还有认为老师是老糊涂了。子贡没给老师的反常行为留什么面子，直接问到：老师呀！你以前不是教导我们说，丧失得行的人才去求神问鬼，没有计谋的才去打卦问卜，我认为你那时候讲得很正确，我也认认真真的按照您说的去做了，可是老师啊，怎么你老了反喜欢上你这些啊？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一向“敬鬼神而远之”的圣人，是不讲天命和你信的。“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孔子始终认为尽人事是第一要义，不要迷信天命，那么，怎么看了反而崇拜起《周易》来了呢？“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说，如果天年假我，或过五十，或十年，沉潜于《周易》之中，那么我的人生大概就不会走大的弯路了。充分地肯定了《周易》对人生的指导作用，确实令人不解。

夫子说：“君子代天立言，自有自己的原则，而不能人云亦云。迷信天命和鬼神，是人生的常态。人间的祸福，当然也是常态。过去的吉祥和祸，自有其规律，不是偶然的。知道了祸福的规律，而不是去投机取巧。在这一点上，《尚书》没有细说，《周易》却加以了保留，而且都是古圣人之说。我这么大岁数了，并非沉浸于《周易》的卜筮之应用，而是喜欢《周易》的哲学和思辨。”

孔子的回答，子贡还是不太满意，又问道：“如果是这样，那你又错了，您曾经教诲我说：谦逊正直，敢作敢为，人们就不会有什么人生的困惑。夫子您不重视卜筮的技法和结果，而只是注重《周易》的思想和方法论，这不是原木求鱼吗？通过研究卜筮之道，也能通晓天地宇宙和人生的大道吗？”

夫子说：“荒谬啊呀，赐！我告诉你，研究《周易》，希望百占百灵，是普通人的想法，而不是真正的易道。真正的易道就是通过研究《周易》，发现天地人生的规律，能够敬畏规律。让鲁莽的人知道害怕，让软弱的人知道勇敢，让愚昧的人知道妄为，让奸诈的人回归忠厚。文王仁爱，不得其志，才有了这些思想。纣王无道，文王作《易》，为了不因此书而招灾惹祸，才给此书披上了卜筮的外衣。从成书过程来看，文王作《易》的本意，本来就是说明这些道理的，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

子贡又问道：“夫子您也信占卜之术吗？”

孔子曰：我也占卜。一百回大概有七十多回是准的。只用周梁山的占法。看看占的结果，哪个多，就按哪个办。

最后，孔子总结道：“《周易》的研究，我是最重视卜筮背后的规律，看到的只是卜筮之后的德义啊。通过卜筮的技法得到数，通过数的结果通晓天人之道，从而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占卜重视结果，而不研究祸福的规律，只不过是巫砚之术；重视祸福的规律，记录下来，而不能以之指导人民，也不过就是史官的职责。史官巫砚的卜筮之术，我也研究了，但最终还是给否定了。后来的学子们，如果对我有什么怀疑的话，或许就是因为《周易》吧？我只不过求其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罢了。我和史官及巫觋，是同一种研究方向，得出的却是不同的结论。君子重视自己的修养，而不是求告于鬼神，因此很少祭祀；宽厚仁义来求得自己的福报，而不是预知未来投机取巧，因此很少卜筮。这些神秘的文化，我是不信的，我看中的是这些神秘文化背后的东西。“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孔子的晚年为什么这么喜好《易经》呢。

吾求其德而已。

这正是圣人对待卜筮的态度呢。

《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姓之道也，非《易》也。

也就是说，希望百占百中，是普通百姓对于卜筮的要求，无非就是事能前知，趋吉避凶而已，并非易道的真髓，也是不正确的研究态度，研究易道和易数，“幽赞”和“明数”都是手段，“周梁山之占”只是一种小算方法，最后还是要“达于德”，提升自己的修养，达到“仁”的境界。如果不能研究易道的目的，眼睛里只有这些占筮的手段和技法，“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史，”。就成了半瓶醋，要么是个神神道道的们外汉，要么是个不知变通的唯技术论者。

研究易道，目的就是要明白天人之道，从而有助于自己的道德修养。如果只重视占筮的技法，无论有多么高的准确率，无非就是“史巫之筮”，似是而非，绝不是研究易道的目的。研究易道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这种常见的《易经》讲解，使读者对神秘之学有一个充分的理解，而不至于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