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四川-史前时期 #四川博物院

王feel

四川盆地西靠青藏高原，北依秦巴山地，东连长江三峡，南临云贵高原，地貌复杂、生态多样、资源富集，远古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迁徙交融，孕育了远古四川的早期文明。

峡江地区的龙骨坡遗址将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了距今约200万年前；腹心地带的眉山坛罐山遗址是四川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川西高原出士的大量手斧是古人类对高海拔环境生存适应的见证；20世纪50年代发现的“资阳人”是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进入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族群汇聚盆地，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史前文化。至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筑墙建城，古蜀文明由此开篇，并酝酿出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使成都平原成了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走出洪荒-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是人类使用打制石器进行生产劳动的时代；远古人类的体质具有很多原始的特征，但已逐渐向现代人的身形演进；他们以狩猎-采集为生，并在约150万年前学会了用火。旧石器时代的各类文化遗存是早期人类生存状况的直接物证。四川盆地早在百万年前就出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在盆地东部的峡江地区、南边的深谷洞穴，以及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川西高原的阶地河流都遍布着旧石器时代的各类遗存。远古人类逐水而居，以洞穴为家园，在巴山蜀水之间群居生活、劳作生产，不断适应大自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逐水而居

四川优越的生态环境，为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劳作、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考古资料证实，在成都平原、盆地丘陵和盆地边缘的山地，乃至于川西高原，均埋藏着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远古人类逐水而居，所以旧石器时代遗存多位于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远古先民由步履蹒跚到健步行走、奔跑，从使用简单古朴的工具发展到尖锋利刃的石器和精美的复合工具，足迹遍布四川盆地，甚至已经开始了征服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的步伐。

洞穴家园

远古人类以天然洞穴为家，遮风避雨、抵御猛兽侵害，繁衍生息。先民们将洞穴作为长期的居所，进而形成堆积丰富，包含有大量人类文化遗物的居住、生活遗存。洞穴遗址是旧石器时代最重要的遗址类型之一。根据最新的考古调查，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分布广泛，这些洞穴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必将取得丰硕的成果。以攀枝花回龙湾为代表的洞穴遗址为研究四川地区当时人类的洞穴栖居、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资阳先民

1951年在四川省资阳市黄鳝溪建桥施工中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资阳人”。“资阳人”头骨化石的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的重大考古发现，在当时相对艰苦的形势下，其发现与研究的过程，记录和展示了党和政府对考古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资阳人”头骨化石作为中国南方地区晚期智人的重要代表，为研究中国境内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其测年数据为距今约3.5万年。

文明星火-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跋山涉水，在四川盆地交汇，形成了多个各具特色的文化圈。横断山脉纵贯南北，甘肃、青海的先民经此南迁进入盆地西北，带来了纹饰精美的彩陶；长江三峡蜿蜒折转，江汉平原的人们溯流而上，在峡江地区渔猎耕种，甚至以鱼骨随葬；秦巴山区峡谷纵深，关中先民翻越秦岭南下，在嘉陵江流域留下了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四川盆地多样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多种的文化，不同的族群带来了稻作文明、粟作文明，以及成熟的家畜养殖技术，他们于成都平原聚合，产生了稻、粟双作的农耕系统，由聚落发展到古城址群，酝酿出盆地的文明星火。

文化多样

四川盆地四周由青藏高原、秦岭大巴山脉、云贵高原环绕，这里地形地貌复杂多样，有高原、山地、丘陵、平原，不同的水土哺养出了不同的文化。盆地西北的人们与甘青地区密切交往，将彩陶不断引进；盆地东部的人们与江汉地区交流频繁，习得水稻种植技术；盆地西南的人们与云贵高原南来北往，把稻粟农耕技术向南扩散；而盆地腹心的成都平原，则汇聚了周边文化的优势，形成了更为发达的文明，成了中国史前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

生产生活

新石器时代，温暖湿润的气候在我国大江南北催生出了规模不一、类型多样的村落，其先民因环境或生计等各种原因，沿着山川河流不断迁徙、相互往来。

不同文化背景的先民在四川盆地聚合，他们因地制宜，建造各自的村落和家园，并栽培农作物、驯养动物、磨制石器、制作陶器、建造房屋，甚至修造环壕或筑城建墙。在高原和山地的人们以粟作为主，而成都平原的人们则稻粟双作，形成了更多的聚落和古城址群，村落之间的差异逐渐凸显，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

平原筑城-古蜀文明开篇

成都平原气候温润，物产丰饶，适宜人居，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多元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区域特征明显的“宝墩文化”，此时不同群体建立了众多的大小规模不一的聚落。宝墩先民们在这里建城筑墙，出现了新津宝墩、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等8座史前城址，这是成都平原时代最早的古城址群，其中宝墩古城是发掘最早、面积最大、最具典型的遗址。从宝墩文化发现的礼仪性建筑、礼器、墓葬，以及水利设施的修筑、城墙的构建等，证明宝墩文化出现了阶层的分化与公共权力组织，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拉开了古蜀文明的序篇。

古城址群

20世纪90年代开始，成都平原先后发现了8座宝墩文化古城址。8座城址时代早晚略有差别，但文化的整体面貌较为一致，它们在筑城方法、城址地形的选择等方面都有一些共性。这些城址综合反映了宝墩文化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一一宝墩文化早期城址聚落之间没有出现明显的层级秩序或向心结构，至宝墩文化偏晚阶段，城址内聚落出现分化，似表现出一定的向心团聚结构。可见，宝墩文化已处于文明前夜，成都平原迎来了文明曙光。

宝墩古城

宝墩古城位于新津区城西北约5公里的宝墩镇（原龙马乡）宝墩村。整个古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为较规整的长方形，面积60万平方米；外城呈现出较规整的圆角长方形，面积276万平方米，城墙周长近6.2公里。

宝墩古城是成都平原城址群中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座，是继浙江良渚遗址、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石峁古城遗址之后，国内第四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对宝墩遗址的空间结构、聚落形态及社会发展状况的研究，有助于探索成都平原的史前文明进程。

礼仪建筑

成都平原的大型礼仪建筑基址目前仅发现9座，其中新津宝墩遗址8座，郫县古城遗址1座，其他城址暂未发现类似的大型建筑基址。宝墩遗址的大型建筑均位于内城，方向与内城城墙平行。这些建筑基址规模大、柱坑规矩、柱网清晰、规格较高，单体面积均在200平方米以上。据宝墩遗址空间布局分析得知，当时每个群体都有一座自己的大型建筑。这些大型礼仪性建筑的出现，有助于加深对成都平原社会复杂化程度以及文明进程的理解，反映出成都平原史前社会已迈入一个新阶段。

三星初现

四川盆地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不同族群的人们在成都平原汇聚，到宝墩文化时期出现了盆地最早的古城址群，并成为长江上游独具地方特色的史前文化中心。宝墩文化从早期聚落到古城址群的演变，拉开了文明的序幕，象征着权力的礼仪性建筑和礼器使祭祀成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集体活动，人群之间逐渐有了阶层的分化，古蜀文明的曙光初现。

随着不同聚落、城址之间的交流融合，三星堆文明继宝墩文化之后在成都平原崛起，特殊阶层的权力更加强化，城址规模更加宏大，社会复杂化进程加快，诞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早期城市，使古蜀文明在青铜时代最终成为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与黄河流域的其他早期文明并辉，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