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走就走游昆明（4）——云南省博物馆（2）

燕影细语

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

离开“远古云南——史前时期的云南”展厅，沿着展馆指示牌的方向，走进了“文明之光——青铜时代的云南”展厅。展厅分为云南青铜时代的开端、云南青铜时代概况、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滇国、云南青铜时代的落幕4个部分，展示了从战国到西汉时期，云南灿烂的青铜文化。

一般认为，金属工具的出现、文字的发明和国家的形成是人类跨入文明社会的三大标志。在东汉之前，云南没有文字，但呈现了灿烂的青铜文明，点燃了文明之光。铜是人类最早使用的金属，青铜文明在全球广泛存在。但云南的青铜文明独具地方民族特色，用青铜器物记录历史。这些浮雕墙上的图案都来源于云南出土的青铜器上的纹饰，有战争场面、祭祀场面、狩猎场面、生产生活、乐舞等场面。

考古发掘证明，3800多年前，云南开始冶铸铜器，徐徐拉开了青铜时代的帷幕。战国末至东汉初是以古滇国青铜文化为代表的云南青铜文化发展高峰期。这幅地图上绘制了云南青铜器出土的地点，在滇西北、滇西、滇中、滇东以及滇东南都有出土，而出土最集中、艺术性表现力最强的青铜器出自于滇中地区的古滇王国。

遵义型铜鼓的太阳纹石雕。

【云南青铜时代的开端】

云南开始冶铸铜器的时间大约是3800年前，这是根据大理剑川海门口遗址的文物测定的。经过1957-2008年三次发掘，海门口遗址出土了石器、陶器、骨器和青铜器共三千余件，还发现了中国首例、也是规模最大的水滨木结构干栏式建筑的聚落遗址。近年来，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大理银梭岛、龙陵大花石等早期青铜时代遗址的发现，表明云南青铜文明诞生的多元化。

海门口遗址出土的铜器和铸铜石范，以确切的地层关系再次证明了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陶网坠（商周，剑川海门口出土）

陶网坠（宋元，剑川海门口出土）

铜夹子、铜镰刀、铜斧、铜纺轮、铜锛、铜鱼钩、石刀（商周，剑川县海门口出土），铜手镯（战国，剑川县海门口出土）

陶盆、陶罐、陶钵（商周，剑川海门口出土）

水滨木结构干栏式建筑，屋顶为长脊短檐，房屋被木扳或竹板分成两层。上层是茅屋，供人居住；下层没有围挡，用于豢养家畜。这类建筑的优点是透气防潮，适应南方潮湿环境，和现在傣族居住的吊脚楼非常接近。

在青铜出现之前使用的是红铜，纯度较高，但硬度较低；后来人们发现在纯铜中加入一定比例的铅和锡，能够提高器物的硬度和抗腐蚀性，这就是青铜。青铜器逐渐流行，应运而生出不同的铸造方法，这个场境表现的是“范铸法”：以泥制模，雕塑图案、铭文，阴干后烧制成母模，以母模制泥范，阴干后烧制成陶范，熔化合金浇注入陶范腔内成器，脱范后即是青铜铸件。“模范”一词由此而来，而模和范只能一次性使用，这便是成语“一模一样”的来历，正因为如此，古代的青铜器件件都是孤品。

【云南青铜时代概况】

据最新研究，云南青铜文化于夏商之际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步走向成熟，西汉时期到达了最高峰，后随着汉文化的“大一统”，逐渐没落，在东汉时期退出了历史舞台。按照云南青铜文化的地域范围以及青铜文化遗址类型，可以分为滇西北、滇西、滇中、滇东及滇东北、滇南及滇东南几个区系。云南青铜文化是一种晚熟早夭的区域性青铜文化。晚熟，是指它的成熟时间较之中原地区相对滞后。在中原已经进入铁器时代之际，它的高潮才刚刚拉开帷幕；早夭，是指它正处在发展的巅峰时，因为西汉帝国的“大一统”政策，迅速地被汉文化所替代。

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

滇南、滇东南地区青铜文化遗址发现不多，其文化面貌与滇中滇池地区颇有相似之处，可能与两者相似的地理环境、相同的民族分布有关。红河，古称“濮水”，是因其两岸居住濮人而得名。红河流域的青铜文化，与战国西汉时期的濮、僚、鸠僚等古代民族有密切联系。滇南地区青铜器以不对称形铜钺、羊角钮钟尤具特色。

广南羽人船纹铜鼓（西汉）

铜鼓是以青铜铸造并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稻作民族中的一种打击乐器。其基本形制为“通体皆铜，平面曲腰，中空无底，側有四耳。”铜鼓由鼓面、鼓身两部分组成，鼓面为圆形，鼓身拟人化的分成胸、腰、足三段，在胸、腰之间，常有四个半环形耳，便于悬挂敲击。

广南羽人船纹铜鼓于1919年在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阿章寨出土，属于西汉时期的石寨山型铜鼓。鼓面饰太阳纹，分14芒，其外分5晕，饰多种几何图案；鼓胸饰船纹，船上人物头戴羽冠；鼓腰饰椎牛纹、鸟纹、舞人纹等，鼓胸和鼓腰之间饰4耳。此铜鼓代表了石寨山型铜鼓的最高成就，其器形规整、圆润，纹饰清晰丰富，展现了句町古国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对于研究句町古国的历史、文化、宗教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鸟头形铜饰物、铜斧、铜钺（战国，滇南采集）

铜钺、铜锄（西汉，滇南采集）

铜钺（西汉，滇南采集）

三支俑铜灯（西汉）

这件出土于个旧市的三支俑铜灯高42厘米，为一裸体男俑跪坐，双手平伸，头顶、双手各有一灯盘。该俑铜灯是由四部分范畴后再拼合而成，手臂、头部均可与躯干分离，拼缝整齐，线条流畅。在范铸的基础上，男俑的眉毛、短髭须、脐部还用线刻手段加以细致刻画。男俑着汉服，表情恭谨，大眼阔鼻，神态古拙，饶有“胡风”。头部缠绕一圈丝带，在额前结成竖立小髻。俑灯虽是汉式题材，但跪俑形象却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

滇西北地区青铜文化

滇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德钦、永胜等地发现的双环首青铜短剑，是典型的北方青铜器，被称为“鄂尔多斯式”或“中国北方青铜短剑”。鄂尔多斯青铜器是自商代中晚期至东汉末年以匈奴系统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北方民族的物质遗存，分布于我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对中原及广袤的欧亚草原均产生过重大影响。鄂尔多斯青铜器最具有特征的是大量动物纹装饰器物。云南类似“鄂尔多斯式”的青铜器不少，滇西、滇中地区尤其多见。

双环首铜剑、曲柄铜剑（西汉，丽江市永胜出土）、铜剑三把（战国，德庆县永芝采集）

双耳陶罐

铜秃鹫（战国，德钦县石底出土）

该器物高4.5厘米，宽6厘米，采自德钦县石底，造型为一展翅飞翔的秃鹫，长喙大眼，翅膀、尾部的羽毛刻画仔细，显示出滇西北地区古代民族对秃鹫的熟稔和高超的青铜铸造技巧。秃鹫的双爪被省略，由锥体取代，腹部有穿孔，推测它可能是一个杖头。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权杖头存在于西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两河流域。新石器晚期，居住在我国西北甘青地区的氏羌族群就已经南下到达滇西北、滇西。这件铜秃鹫杖头应是滇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接受了外来文化的影响而铸造的。

滇西地区青铜文化

滇西是云南青铜文化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地理情况差异极大，高山峡谷之间不同的民族相互错居，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众多，形成了多样而复杂的文化特征。滇西青铜文化的发展，在土著民族的基础上，明显受到了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滇西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昆明族人”活动中心，这与本地区横断山脉这一南北民族文化交往的历史走廊的存在有着重要的联系。

铜钺、鹦鹉形铜啄、铜房子模型（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铜六畜（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祥云大波那铜棺（战国）

洱海附近是云南青铜文化诞生的重要地区之一，祥云大波那铜棺就是战国时期居住在滇西的昆明族人使用的葬具。铜棺长243厘米，宽62厘米，重257公斤，顶作人字形屋脊状，棺身为长方体，由7块铜板组成。铜棺的形制模仿了当时活人居住的干栏式建筑。顶部及四壁铸有人字形带纹、云雷纹、虎、豹、猪、鹿、马、鹰、水禽等图案，既带有游牧文化色彩，又是昆明族人对图腾崇拜的体现。随葬品有青铜器、锡器、陶器等。青铜器造型、纹饰粗糙，表明当时的治铸技术还未成熟，其中屋宇、家畜模型以及农具的出现，表明其主人已经是定居的农业民族。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具保存完好的铜铸棺材，也是云南出土的最大的青铜器，充分体现了当时青铜铸造技术发展的高度。

滇东北地区青铜文化

滇东北地区是且兰、牂牁等古代民族的分布区域。目前关于青铜文化的考古材料主要集中于昭通坝子。滇东北地区的青铜文化，一部分是承接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流而来，另一部分则明显受到了黔西、川西南乃至于巴蜀文化的影响，在最后的发展阶段则受到了石寨山文化的影响，整个昭鲁盆地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体系。

孔雀盖提梁铜壶（东汉，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铜簋（东汉，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铜甗（东汉，昭通市桂家院子出土）

滇东地区青铜文化

滇东地区青铜文化主要集中在今曲靖市及其周边地区，以土墩墓为主，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最具代表性。从历史记载来看，这一地区属于与滇有亲属关系的古代“劳浸、靡莫”等民族所居，文化面貌上与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有很多共同点，又具有一定的地区文化特征。因为地缘上与黔西接近，两者的青铜文化也具有一致性，也有学者认为该地就是古夜郎国属地。

左：镂空蛇纹铜剑鞘（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右下：兽面纹铜扣饰（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右上：铜剑鞘、铜矛（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镂空蛇纹铜剑鞘（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

整体为失蜡法铸造的镂空剑鞘，器形扁薄，上端略宽方折，下部逐渐收缩为圆弧形框架。剑鞘正中从上到下依次排列有6个渐次缩小的圆形泡饰，根据痕迹推断，以前可能镶有珠玉宝石。泡饰两侧各有一组对称的半圆弧蛇身，下端为一分体蛇首。剑鞘最上端有1条横贯的小蛇，边框为一圈阴刻回纹，边框外侧各有一组蛇形纹饰，呈对称排列，共由8条蛇组成，展示了从幼蛇到成蛇的过渡。该剑鞘是八塔台出土的青铜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彰显了当时曲靖地区高超的青铜冶铸技艺。

滇中地区青铜文化

滇中地区以滇池、抚仙湖、星云湖为中心，各民族汇聚于湖畔平地、山间坝子，治铸铜器、文明孳长，是云南青铜文化发展的最高峰。滇中地区青铜器构思巧妙、工艺精美，尤其是尺寸不大但人物众多的场面雕塑，以高超的写实技艺为我们保留了2000多年前滇人生产、生活、战争、祭祀的生动场景，堪称“青铜铸就的无声史书”。

蛙形铜矛（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蛙在滇青铜文化中是常见元素之一。古滇国先民因无法解释旱、涝等自然现象，将青蛙视为能呼风唤雨、驾驭洪水的神灵物。蛙形铜矛的刃为阔叶形，其接口和刃的后部巧妙地铸成一蛙形，后肢呈蹲踞状，前肢作前扑状，双眼圆睁，仿佛前方发现了攻击的目标。蛙背饰有勾连云纹、圆圈纹和锯齿纹等，造型生动形象。蛙形铜矛被认为是一件仪仗兵器，并非用于实战，而是在举行重大活动或滇王出行时，用来彰显滇王的威仪和王权。

猴蛇铜钺（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钺是中国古代仪仗兵器，在滇青铜器中数量较多，刃作扇形或新月形，銎上均有几何花纹、动物钮饰等。此件器物扁圆形銎，弧形刃；銎饰回旋纹、菱格网纹；銎上铸一猴，正在顺銎攀爬。猴首高昂，长尾垂地，四肢作弯曲状，两前肢用力踩踏一蛇，张嘴咬住蛇头，动感十足。

戴冠人物铜钺（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骑士猎鹿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女骑士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立鹿（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刻纹铜叉、蛇形铜叉（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孔雀杖头、铜孔雀（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戈、铜锛（商周，昆明市王家墩出土）

【滇中地区青铜文化——滇国】

滇池附近的滇中地区曾经存在着一个神秘的古滇国，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只有几行字的记载。古滇国出现于战国初期，却突然消失于西汉时期，大约存在了五百年。两千多年来，古滇国的历史被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因为缺乏实物证据，很多人对古滇国的存在持怀疑态度。直到1956年从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县石寨山6号墓出土了一枚“滇王之印”，从而证实了古滇王国的存在。古滇国是如何建立的，现在尚未有定论。有一种推测是“庄蹻入滇”。战国末期，楚国将领庄蹻率部队来到滇池地区开疆扩土，后来其归国之路被秦国军队阻断，只好留下来，融入当地生活，最终成为一代滇王。

古滇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以造型精美奇特、纹饰细腻丰富的青铜器闻名于世，包括铜鼓、贮贝器、葫芦笙、案、枕、编钟，各种造型的扣饰、杖头，以及具有特点的兵器、金饰、玉饰等。与中原青铜器崇神、重礼的程式化、符号化不同，滇人用现实主义手法，将社会生活的千姿百态熔铸成一件件青铜艺术杰作，用青铜记录历史。古滇国工匠技艺精湛，已能掌握铸造技术中铜和锡的合适比例，兵器中锡的比例较大以提高硬度，装饰品中锡的比例较小以便造型。有的器物表面经过镀锡、错金、鎏金处理，镶嵌以玉石纹案。古滇国青铜器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风格，在与中原文化相互交流、融合中，保持着自身鲜明个性，在中国青铜文化中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文化席位。

秦开“五尺道”

秦朝建立后，为加强统治，公元前250年李冰主持从僰道（今宜宾）到夜郎（黔西、滇东）修整道路。公元前211年常頞继续修筑，开通了五尺道（即1.2米宽的道路）。这是首条由政府组织修筑通往云南边境的官道，加强了中原与西南地区联系，推动了西南开发，为秦朝对该地区的行政管理奠定基础。这是云南证实纳入中国历史版图的最早记录。

汉武帝赐印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积极开拓边疆，在征服南越后势力向西南扩展。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朝兵临滇国，滇王投降。汉武帝在滇国故地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将滇国纳入汉朝统治体系。

“滇王之印”出人间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学家在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底漆器粉末中，发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纽的“滇王之印”。其出土与《史记》记载相互印证，确凿证明了古滇国的存在及其与汉朝的密切关系，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对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意义重大。

滇王之印（西汉）

这是滇王金印1︰1的复制品，原印的黄金纯度达到95%。印钮是回首的蛇形，与印身分铸焊接而成。西汉时蛇钮金印一般赐给外戚，也就是非刘姓的诸侯王使用，这与滇王的身份相符，进一步验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关滇国记载的真实性，是滇文化研究中里程碑式的突破，原件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牛虎铜案（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案”在古代指盛放食物的桌子，但这件是祭祀活动中放置祭品的礼器。它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第24号墓坑发掘出土，高43厘米，长76厘米，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呈站立状，牛角飞翘，牛四脚为案足，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案盘面。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向着案盘面虎视眈眈。大牛腹下站着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大牛和小虎用模范铸造，一次成型，而小牛则是另铸，再焊接。无论从力学或美学角度看，该器物均几近完美。据专家介绍，牛虎铜案出土的时候，碎成了28块碎片，没人知道是什么东西，经文物修复师一点一点拼凑，用了3个月拼合，再花一年时间修复，形成现在所见的器物。牛虎铜案是用来放献祭牛牲的，这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献祭，牛牲在祭祀三牲中居首位。虎在古滇文化中具有崇高地位，常立于滇人祭祀的铜柱顶端，为崇拜之对象。牛虎铜案造型奇特，构思新颖，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牛虎铜案非常精美，它的发现轰动世界，在我国文博界有“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之誉。

贮贝器是云南特有的青铜器，顾名思义是贮藏贝币的容器，但它里面存放的是产自印度洋地区的海贝，说明当时的云南和这些地区已经有了交流活动。贮贝器是滇国彰显权贵地位、祭祀祖先、歌功颂德的重要器物，也是最具特色的器物，其它地方没有发现。它主要有三种类型：铜鼓型、束腰筒型和盒型。

四牛鎏金骑士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这件为典型的束腰筒状贮贝器，腰部两侧各有一虎形耳，虎作向上攀爬状，生动逼真。对于贮贝器而言，器盖是最重要的艺术舞台，在直径25.3厘米的盖面上，中间位置为一名鎏金骑士，威武不可侵犯。他的身份不是王族成员就是奴隶主贵族。外层雕塑呈逆时针方向排列的四头公牛，牛角长而弯，显得膘肥体壮。牛在滇国象征财富，代表了墓主人生前拥有大量的财富和极高的权力与地位。

杀人祭鼓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器盖上的场景就象一幕幕定格的话剧，把古滇国的祭祀、战争，纳供、狩猎的故事雕铸于上，成为一部无字的史书。这件杀人祭鼓铜贮贝器反映了古滇人祭祀农神的场景。两千多年前的古滇国，每当播种时节，总要采用活人血祭的方式举行春耕礼，祭祀农神，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为相信女祭司具备沟通天地的力量，所以在滇国祭祀中总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这件贮贝器盖上，正中是由三个铜鼓叠成祭柱。盖上有三十多位人物，分成两拨。一拨人梳着辫子，据史书记载为昆明族人，身材比较高大；柱子上绑着一个人，在盖板前略靠右侧处，马上要被杀死，这是战争中的俘虏，用于活人献祭。被绑人前面有一个人正抱头痛哭。另一拨人梳着锥髻丸子头，这是滇族人。在盖板后略靠左侧，有一女贵族头发挽成银锭髻，坐在仆人抬的肩與（轿子）上，前有骑马人和仆人开道。周围人群中有手提篮子刚从田间归来的农妇，有怀抱孩子四处张望的母亲，席前置篮准备与人换物的妇人，围着祭柱的女性舞者跳起了祭祀舞。

战争场面贮贝器盖（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这是一件西汉时期滇国的战争场面叠鼓贮贝器的盖，发现时器身已残，只有一个器盖了。器盖上铸有13个人物和1匹马，表现的是滇族与昆明族军队交战的场景。雕铸人物的一方是滇国将士，一位通体鎏金的骑马将军体型高大，一群装备精良的士兵头戴盔，穿铠甲；另一方留着辫子、拿着盾牌的是昆明族人，都是步兵，由于装备不如滇人，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被砍头颅，呈现被击败的场景。古滇人和昆明人的战争持续了数百年，各有胜负，但因为这件器物出土于滇国，故滇国人表现得更勇猛一些。

楚雄市万家坝古墓群

1975-1976年初，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楚雄市青龙河畔万家坝进行了考古发掘，约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共发现79座古墓，皆为竖穴土坑墓，其中大墓13座位于发掘区的中部，小墓则分布在大墓的两侧，反映出原始氏族部落社会族葬制的特征。

铜鼓（春秋时期，万家坝出土）

万家坝79座墓中共出土5面铜鼓，第1号墓出土1面，第23号墓出土4面，均为墓地中央大墓所拥有。万家坝铜鼓是迄今为止经科学发掘出土的最古老的铜鼓，是铜鼓中最原始的形态，年代上限可以推到春秋时期。

刳木棺

刳木棺是把整段树干掏空做的棺材，出土时下面垫有象征权力的铜鼓，彰显了墓主高贵的地位。

铜矛、带铜鐏铜矛（春秋，楚雄市万家坝出土）

铜臂甲、铜锛、铜铃、铜钺（春秋，楚雄市万家坝出土）

铜锄、铜斧（春秋，楚雄市万家坝出土）

铜戈、圆形铜盾饰片（春秋，楚雄市万家坝出土）

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

滇人普遍使用“扣饰”做装饰，滇青铜文化中的动物搏斗扣饰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的动物搏斗铜饰牌在题材选择上存在相似性。但就具体器物而言，两者在表现手法、艺术风格上存在着差异，特别是滇国动物搏斗扣饰善于表现动物争斗中的悲剧气氛，与北方草原文化中程式化、夸张化的风格大相径庭，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搏杀场景扣饰在同类中出土最多，因为滇人崇尚这种生死搏击的悲壮力量。动物头像、房屋模型和斗牛场景等扣饰都属于不规则形，出土时背后粘有木屑，推测是装饰在棺椁、门、墙等器物上。

上：二虎噬猪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下：虎牛搏斗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本该诺诺认命的牛一反常态，以无畏的勇气与老虎搏斗着。虽然狡猾的老虎钻到牛腹下用利爪撕裂了牛的腹腔，但它也用锋锐的犄角挑穿了虎身，玉石俱焚。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甘屈服而奋力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越的气氛，具有崇高的悲剧美感，让人见之动容，甚至引发出对人类社会某些相似现象的联想。

上：三虎背牛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下：二豹噬猪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二狼噬鹿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三狼噬羊铜扣饰（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铜房子模型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规则扣饰

不同于动物搏斗饰扣的不规则形，圆形或矩形饰扣为规则扣饰，一般装饰在滇人腰间。

圆形镶石铜扣饰（上左，下左和右）、圆形牛边铜扣饰（上中）、圆形孔雀铜扣饰（上右）（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圆形鎏金镶石猴边铜饰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这件扣饰的正面为圆形牌，内凹似浅盘形，正中镶嵌红色玛瑙，其外分作三圈，皆镶绿松石原片，打磨得很薄而且中间还有穿孔，古代对绿松石的这种加工工艺目前还是未解之迷。背面正中部铸有可供佩挂的矩形齿扣。周边有一圈鎏金透浮雕小猴，首尾相接，形象生动，富有情趣。此扣饰鎏金与玛瑙、绿松石相映生辉，工艺精湛，是难得的滇国艺术珍品。

长方形斗牛铜饰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滇人的崇拜对象

宗教活动是滇国重要的事务，各种宗教祭祀活动既是行政的手段，也是维护王权和贵族权力体制的重要方式。这些特点在现存的青铜贮贝器和扣饰图案中反映得特别鲜明。滇人的崇拜总体上可分为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两大类，具体的崇拜对象有：太阳（天神）崇拜、祖先（鬼魂）崇拜、动物崇拜、生殖崇拜等。

鎏金铜牛头（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牛头（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鱼杖头、鎏金铜鸳鸯（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立牛、鎏金铜器盖（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立牛铜壶（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牛头铜饰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鹈鹕衔鱼铜饰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滇王铜编钟

与铜鼓一样，在征战、宴会、祭祀场合都会用到编钟。编钟是古代统治者专用的乐器，也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编钟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早期一般是由3枚组合成，春秋末到战国编钟数目逐渐增多至9枚一组或13枚一组。中原地区编钟组合以奇数为主，而云南出土的编钟与之不同，多为偶数，6枚一组。此外，钟为平口，与中原弧形口不同。

这组编钟出自石寨山6号墓，与滇王之印同墓出土，所以称为“滇王编钟”。滇王编钟一组6枚，附钟座一对，编钟上宽下窄，钟体断面呈椭圆形状，半环形绳纹钮。钟面两侧各铸四龙，两两相对，一拖尾，一卷尾。龙均为两足，三趾，有一足距，长耳，无角，圆睛，颊旁有髭须状物，龙身饰以条纹、点纹，近唇边一周装饰有卷云纹。这也是滇国出土的唯一一件铸有龙纹的乐器，所以又把它称为“龙纹编钟”。仔细观察，会发现龙头的样式与中原文化一致，但是身子却是蛇形，构成龙头蛇身，可能来源于滇文化中的“南蛮蛇种”，认为滇人是蛇的后代。

羊角钮铜编钟（春秋，楚雄市万家坝出土）

1975年，云南省楚雄县万家坝1号墓中出土了一套羊角钮编钟，其形制、枚数和发音均与中原出土的编钟完全不同。这套羊角钮编钟，共六枚，是迄今出土的这类编钟中件数最多、保存完好的一套。该套编钟以青铜铸造而成，外形似铃，钟顶铸有一对羊角为钟钮，故此得名。钟体呈扁圆形，上小下大，斜肩。外表素面无纹饰，钟体上部（羊角钮下方）开有两个对穿的竖长方形出音孔，两侧有铸制时合范痕迹，内壁光滑。钟口平直，横截面呈橄榄形。1983年，经云南艺术研究所音乐研究室测音，每钟各发三音。

羊角钮铜钟（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玉衣随葬是中原习俗，汉代的人们相信“玉能寒尸”“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玉衣随葬有等级区分：皇帝使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主要流行于西汉，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下令禁止使用玉衣，它就逐渐消失了。玉衣的制作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制作一件中等型号的玉衣所需费用相当于一百户中等人家的家产总和。

滇王玉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这件“滇王玉衣”出土于石寨山6号墓，由166片玉片构成，其中包括69片规整的边角地带有穿孔的玉片，97片末穿孔玉胚片。穿孔玉片中我们未发现金缕的痕迹，当时大概是用丝线、麻线等穿缀成型的。这件玉衣并不完整，仅覆盖了人的脸、前胸部位。可以看出，玉衣没有全部制作完成就使用了。玉衣、珠褥是受中原影响出现的高规格陪葬品，滇王用此葬礼，表现了汉王朝与滇国的密切关系及滇王对汉文化的认同。

兽形金饰片（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四人一牛铜戈（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啄是滇国特有兵器，整体似长啄鸟头形，銎部横置于刃部之上，呈丁字形。啄锋既长且尖，也有铲形的，使用时如长啄鸟啄木，也可像铜戈一样钩杀。此件器物刺细而长，銎部近乎圆柱体；平面纹饰较多；銎上原铸有四人和一牛（第二人已失）其中，三人皆穿短裙，着披毡，戴耳环。第一人背后背着一个包裹，第三人作赶牛状，第四人右肩扛一棍，中间则是一头犍牛。据考证这应是古滇人的一个纳贡场面。

蛇柄铜剑、金剑鞘（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滇人的祭祀仪式

滇人的祭祀仪式很多，有贡献牺牲祭祀、有杀人祭祀、有舞乐祭祀等，有些仪式看似为娱乐，实际仍然可能有着特殊的宗教主旨，如多次出现的剽牛、斗牛、狩猎、操舟等活动。滇人的祭祀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滇青铜文化图像所展现的一些复杂、完备的大型祭祀活动证明，西汉时期，滇国的祭祀活动已经成为维系滇王统治的一种特殊精神纽带。它还可能是当时社会财富集中与交换的一种特殊方式。在祭祀的重大场合，各地的人们聚集一起，互通有无，就像今天云南少数民族的“赶集”“赶街”一样。

猎首纹铜剑（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该剑长28.2厘米，一字格，空心圆柄，剑柄两面雕刻猎首人物纹饰。剑柄上浮雕人物头梳高髻，发髻上饰有圆形五角星似的装饰，头顶一面鼓，神情狰狞，双目圆睁，龇牙咧嘴，身着对襟长衫，腰带上系圆形扣饰，衣着华丽。双手戴宽边手镯及钏，跣足。右手持短剑，左手提着一人头。该图像反映了古滇人猎头的习俗。猎头活动多与宗教祭祀有关，或用来祈求年成丰稔。剑身纹饰与剑柄相似，只是其人双手上举，下足半蹲作舞蹈状。该人物应该是滇人的巫师。

鸟衔蛇铜杖头、飞鹰铜杖头、鸳鸯铜杖头（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四人缚牛铜饰扣、三立牛铜杖头（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鱼杖头（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长方形斗牛铜饰扣、人形柄铜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祭祀场面铜贮贝器（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该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69号墓。器身为铜鼓形，上部无面开口加一盖子，其下依次为胴、腰、足部，胴、腰间有4个绳纹耳，足部外侈平底，底有3个扁矮足。胴、腰部分别饰有羽人划船纹、舞蹈纹、弦纹、三角齿纹及同心圆纹等。顶部圆片状盖子上铸有35个人和2匹马。中央有一立柱，柱顶略粗作盘状，柱底作铜鼓形。柱侧有一乘四人抬的肩舆（轿子），舆内坐着一个通体鎏金的女人，身后有人执伞，舆前有骑士开道，两侧有侍从跟随。另环绕立柱还有扛铲者、顶物者、背袋者、持棒者、抱罐者、抻布者、跪坐者等。表现的是在贵妇人主持下即将举行一次与农业有关的祭祀和利用祭祀时机进行赶集交易的活动场面。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该器物由两个铜鼓重叠而成，盖上共雕铸人物22个，马5匹。当时滇国东边是“夜郎”，西边是“昆明”（今滇西），北边是“邛都”，各国之间为争夺领土、奴隶、牲畜等而经常交战，尤其是滇人与昆明人之间的战事最为频繁。本器物反映的正是滇人与昆明人军队交战的真实场景。战争场面极其惨烈，有策马拼杀者，有赤手肉搏者，有倒地哀嚎者……千年前的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似迎面而来。有趣的是，不论战争的真实结局如何，古滇国青铜器上的“胜利者”总是滇人。

叠鼓形铜贮贝器（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目前为止， 云南 省共出土九十余件贮贝器，而“叠鼓型”只有三件，都出自高级墓葬。

立牛铜贮贝器（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立牛铜贮贝器（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五牛铜贮贝器（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六牛铜枕（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金莲山墓地

金莲山墓地位于云南澄江县东南，海拔1806米，相对高度不到100米。2008-2009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墓地进行了发掘，清理墓葬265座，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式多样，有单人葬、多人葬、二次葬、叠肢葬、堆骨葬、垫肢葬等。金莲山墓地发现的大量人骨及保存较好的叠层葬墓葬，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尚未发现，而多种复杂的葬式、葬俗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墓地，这在滇青铜文化遗址中还是头一次发现，丰富了对石寨山文化的认识。保存相对完整的人骨，为复原古滇原住民的体质特征提供了宝贵材料。墙上是金莲山墓葬的复原场景，是迄今为止滇青铜文化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平民墓葬群。

滇池、抚仙湖附近的势力盛衰

战国时期，滇池东岸的天子庙、羊甫头势力发展较快。战国末期则抚仙湖、星云湖周围地区李家山逐渐崛起。西汉早期，石寨山势力发展后来居上，一统滇池区域。汉武帝设立郡县之后，石寨山势力达到顶峰，其后逐渐衰落，东汉以后基本无太多遗留，李家山的辉煌则继续一直延续到了东汉初。

天子庙、羊甫头墓葬与濮人关系比较明显。李家山、石寨山两地墓葬共性较多，李家山早期墓葬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性特征，而石寨山墓葬则更成熟、更多元化，显示出与骑马民族文化接触较多的特征。羊甫头、石寨山等墓葬在西汉晚期以后就逐渐衰落，估计与汉武帝设置郡县加强统治有关。

这边是官渡羊甫头墓葬的模型，羊甫头墓葬群也是滇文化的代表遗址，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也出土了7000多件珍贵文物，包括大量漆木滇人的宗教和祭祀。

滇人的发型和服饰

滇人是爱美的民族，且善于打扮，男性最常见的为圆髻发型，先以丝、麻或棉质发带束发于头顶，然后打结成髻，状似击鼓之木锤，史称“魋髻”。妇女的发型变化较多，有的梳“椎髻”，其他还有“银锭髻”“马鞍髻”等，也有的自由垂放背上，不加梳理，别具风情，还有的挽成螺旋形状，盘在头顶正中，也有的束于颈侧，或者结于脑后等，种种不一。

滇人男性服饰多着对襟长衫，下着短裤。肩披帔、束腰带、胸腹处悬挂圆形扣饰作装饰，腰悬佩剑。滇人女性服饰也着对襟长衫，袖较短。内着圆领短胸衣，下身着短裙，同样肩披帔、束腰带、以圆形扣饰作装饰。

滇国民族无论贵贱均跣足（赤脚），有的贵族还纹身、头插雉鸡的尾羽和牛尾巴为饰。除此之外，出现在滇青铜器上的人物形象，还见编发辫者，他们就是司马迁所记载的“编发”的昆明人。昆明人常用铜头箍箍发，史称“曲头”。

持伞女铜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20号墓。该俑呈跪状，高46.5厘米。其头梳“银锭式”发型，这是滇族妇女的传统发饰。上身着无领对襟长衫，下身着裙，跣足，佩戴有耳环和手镯。两小臂平举于胸前，作持物状，所持有物应为伞，但发现时伞已无存。

持伞女铜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高43厘米。该俑亦呈跪状，头上饰高髻，戴耳环，肩上披帔，腰束带，跣足，双臂前伸作持伞状，伞已经脱落，人物面部表情肃穆、呆滞，反映的是一位女奴隶的形象。

左：持伞男铜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右：女佣铜杖头（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持伞男铜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男性形象跪坐，双手持伞，头顶梳发髻，颈饰多串珠链，身披帔系带于胸前，内着长衣，腰束宽带，腹正中饰圆形扣饰。背部因腰际装束形成向后凸的背囊。此类持伞俑出土时均置于铜鼓或贮贝器上，位于棺木两端，似有供养和导引神灵之意。

镶石铜手镯（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中国古代的漆器工艺

漆器是指用生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生活器具及工艺品、美术品等。被涂过漆的胎体经过反复多次的髹涂后，不仅坚固耐用，耐酸、耐碱、耐磨，而且色泽华丽，引人瞩目。漆器工艺早在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漆器的国家。

汉代漆以黑红为主色，品种有盒、盘、匣、案、耳环、碟、碗、筐、箱、尺、唾壶、面罩、棋盘、桌、凳、几等，几乎涉及生活的各方各面，汉代还开创了许多新的工艺技法，如多彩、针刻、铜扣、贴金片、玳瑁片、镶嵌、堆漆等。滇青铜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各种漆器，色泽艳丽，明显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漆木柲铜矛、铜钺、铜戈（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及其他漆器、陶罐

漆陶盒（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滇人与昆明人的战争

滇人和昆明人是云南青铜时代的两大族群，从地域上说，昆明人主要居住在以洱海为中心的滇西地区，滇人主要居住在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在文化上，这两个族群也具有不同的特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滇人是“耕田，有邑聚”的农耕文化，而昆明人是“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的游牧文化。由于文化上截然不同的个性和双方利益诉求上的巨大矛盾，导致滇人和昆明人之间经常爆发激烈的战争，这种状况通过出土的大量青铜器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青铜兵器的使用，对古滇国战争的结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那个战争频发的年代，滇国青铜器中兵器数量特别庞大。

猜一下这是昆明人还是古滇人？前面贮贝器介绍时谈到这两种族人的特征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滇青铜文化的最大特征，就是青铜的使用和宗教、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考古出土最多的青铜器是兵器，占了十之八、九。滇人的彪悍也体现在兵器上。

左：二鹿铜斧（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右：二鸟践蛇铜斧（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二鸟践蛇饰铜斧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第13号墓，通长23.5厘米，斧刃扁长，中段收束，后部中央有三角状凸棱。銎两侧面铸细密的太阳纹、回旋纹、锯齿纹等；銎背上铸两圆雕水鸟，背向而立，引颈嘶鸣，振翅欲飞；足下各踏一蛇，蛇身蜿蜒交缠，蛇头高昂紧贴鸟胸。在古代，铜斧不仅可作生产工具、作战兵器，而且它还是一种表示王者权威的仪仗器。据研究，第13号墓的主人很可能也是一代滇王，这件二鸟践蛇饰铜斧造型优美，工艺精湛，是墓主人显示权威的一件重要仪仗器。

从左至右：豹衔鼠铜戈、虎熊猴蛇铜戈、三熊铜戈、虎牛铜戈（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带有各种动物塑像的兵器属于仪仗兵器，滇人认为这些动物具有神性，而这类兵器犹如护身符，带到战场上可以保佑自己。

豹衔鼠铜戈，该器物前锋收缩略呈梯形，銎部饰卷石纹、同心圆纹、锯齿纹等；銎背上雕铸一豹，呈缓步行走状，昂首、挺胸、拖尾，嘴里衔着一鼠。鼠被豹衔于半空中，头朝下，身体极度扭曲，作挣扎之状，显然刚刚被捕获，尚未毙命。器物造型生动、有趣，加之戈刃很钝，似为非实用器，当为礼仪用器。

铜戈和曲刃铜戈（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吊人铜矛二件（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狼牙棒（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立犬铜狼牙棒（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镂空铜锤（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这两件吊人铜矛的刃部平面呈三角形，后锋作锐角，圆銎孔，刃部近柄两侧分别缚一圆雕裸体昆明人，头低垂，身弯曲，面部表情显得痛苦不堪。器物线条立体而富于观赏性。把活人赤身裸体反绑悬挂是滇人宣扬国威的手段，体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从左至右：四兽铜啄（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人头纹铜斧（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立兽铜戚（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俘获纹铜斧（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大铜矛、立犬铜矛（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黑玉石剑璏、玉石坠、玉标首（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剑（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铜戈（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镶石柄铜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带鞘铜剑和铜削（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猴柄铜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镂空铜剑鞘（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虎噬牛铜狼牙棒（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鸟首曲柄铜斧（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双头铜啄（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矛（西汉，曲靖市八塔台出土）、虎噬牛铜啄（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立猪铜戚（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钺（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穿山甲饰铜戚（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刻纹铜片（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1956年，晋宁县石寨山古墓群遗址13号墓中出土了一块长方形的铜片，该铜片下端已残缺，上端居中处有一圆形小孔。铜片残长42厘米，小孔孔径约0.7厘米，上下宽度并不完全一致，上端宽12.9厘米，中间宽12.5厘米，下端宽12.6厘米，表面镀锡，时代在西汉中期。铜片上有细致的线刻图案，据研究，“铜片上的各种图形也应该是一种文字符号，是表达或记述某种事物的”。鉴于这种图案与一般图画不同，其目的不在于抒发美感，而是观念的表达，介乎图画与文字之间，可称之为“图画文字"。它对于探究文字的起源以及滇国青铜文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解读一下刻纹铜片上图画文字表现的内容：

伟大的神啊！我奉献上美丽的雉鸡和珍贵的玉镯，祈求你的降临，期盼你的庇佑。

我在这次战争里勇敢地与昆明人作战，取得丰硕的战果，我俘获了12个昆明男子，70头牛，20匹马，100头猪，200头绵羊，23头山羊，这是最令我骄傲和永远铭记的事。

在另一次战争里，我用牛角号指挥，妇女们箪食壶浆做好后勤，这次战争我斩杀了7个敌人，俘获了8个昆明女子，40头牛，120头绵羊，收获颇丰。

还有一次战争就惊险得多，我与一支以虎为标志的昆明人作战，虽然我杀死了13个昆明人，俘获了11个昆明男子，但我也受伤了，不得不请求巫师用针筒为我针灸疗伤。

这些功绩都承蒙在伟大的神的保佑，我谨奉献上珍贵的布帛，表示我的谢意。

最后，我用铜釜烹饪了美味的食品恭候您的降临。伏维，尚飨！

滇人的装饰品

滇人头插发簪、耳佩玉制或铜制的耳环，颈戴珠串，全身上下佩戴着用金、铜、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不同质材制成的臂钏、手镯、扣饰，富丽华贵，高雅大方。身穿的条纹对襟长衫之上，还以挑花刺绣的方式在上面绣出各种不同的几何纹、动物纹作装饰，生动自然。滇青铜文化墓葬出土大量精美的金、玉、玛瑙、青铜饰品，反映了“滇国”的富有，折射出滇人丰富多彩的生活。

下：铜鼓形玛瑙珠，上左：红玉髓蝉形扣，上中：红玉髓牛头形饰物，上右：葫芦形玛瑙珠串；右侧：绿松石扣串，白玛瑙扣串（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自左向右：绿松石珠串、玉管珠串、红玛瑙珠串（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玉玦、金钗（西汉，晋宁县石寨子出土）

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该器长14厘米，宽5.4厘米，背面有“L”形扣，出土于晋宁石寨山，表现的是两只豹子与一头野猪的生死搏斗场面。以往研究认为，早在春秋时期，云南楚雄万家坝遗址就出土了“鎏金器物”，但通过现代科技分析，万家坝出土器物的“鎏金”是因为表面有一层铜锡合金的小箔片覆盖形成的。这件“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上真正采用了鎏金工艺。

古代的鎏金技术是用“金汞齐”——先将黄金打成薄片并剪碎放入水银中加热到400℃，使黄金熔化，冷却呈“金泥”，然后均匀地涂抹到器物表面，边烘烤边捶打，水银蒸发后黄金就附着在器表上，最后用玛瑙压子压磨，使金粒空隙减少，器物光亮如新。

玉镯（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滇国的金器

黄金的发现和使用比铜和青铜晚，中国商代以前只有零星的出土，商周时期金器的数量、种类才逐渐增多。东周以后出现了大件金器。云南使用黄金的历史，从考古发掘来看是西汉的事情。西汉中期，汉武帝开滇，赐印滇王，令其“复长其民”，“滇国”金器的大量出现，显然与中原文化的大量传入右密切关系。滇国出土金器的主要制造加工工艺有：锤揲、铸造、錾刻、镂刻、贴金、包金、鎏金、镶嵌等，技法多样，水平相对成熟，在造型与工艺上都受到了青铜器的影响。

金镯（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滇国的马具

西汉时期，滇国的马具已经很完备，项带、额带、鼻带、咽带、颊带等组成马络头；衔、镳组成的马衔；马鞍也很齐全，有鞍垫、攀胸、后秋、腹带，还有装饰用的马当卢、马珂等。滇人还发明了马镫的雏形——绳镫，极大地提高了滇国骑兵的战斗力。

铜弩机（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河内工官”铜弩机（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箭箙（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铜镞（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镞（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矛（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铜矛（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铃、鎏金铜马珂、铜三通（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鎏金铜马珂（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包金辔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自左向右：铜头盔残件（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镶嵌瑙凹字形铜胸甲（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甲片（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金臂甲（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金剑鞘（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套石坠（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缚虎任务纹铜剑（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金臂甲（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滇人的生活用具

滇人的生活用具种类繁多，由青铜、石、陶、漆木、竹、木等不同材料制成。造型包括有釜、鼎、罐、觚、勺、豆、案、枕、盒、壶、尊、杯等，晚期还出现了汉式提梁壶、洗、甑、鍪、案、镜、耳杯等器物。

卷刃铜锄（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漆木柄铜锛、漆木柄铜卷刃器、漆木铜凿（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铜锛、尖叶形铜锄、铜斧、阔叶形孔雀牛头纹铜锄、尖叶形雉鸡纹铜锄（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锯片（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鱼钩（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牛头（西汉，昆明市东郊出土）、铜牛角（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銎铁凿（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立牛铜伞盖（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牧牛铜器盖（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四人猎虎铜扣饰（西汉，江川县李家山采集）、二人猎猪铜扣饰（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猎鹿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爪镰（西汉，昆明市呈贡龙街出土）、鎏金骑士猎鹿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二骑士猎鹿铜扣饰（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人物铜饰物（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四牛铜线盒（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七牛铜贮贝器（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这一器物的器盖上铸有七头姿态各异的牛，它们有的站立，有的低头，仿佛在安静地吃草或休憩。牛的形象塑造得十分逼真，肌肉线条、牛角等细节都清晰可见，体现出当时较高的铸造工艺水平。

立牛铜尊、立牛盖铜尊（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铜盉（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尊（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铜幅撑、铜熏炉（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铜刷形器、铜纺轮及铜杆（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陶纺轮（西汉，昆明市呈贡龙街出土）、石纺轮（西汉，昆明市磷肥厂出土）

铜纺织工具（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洗（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斧（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铜匕（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鼎（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立鹿铜针筒（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漆木纬刀（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铜壶（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立鹿铜针筒是西汉时期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的文物。整体造型很有特点，器身主体呈圆筒状，应该是用于放置针等小型物件。筒身上可能有精美的装饰，而上面的立鹿造型尤其引人注目，鹿的姿态栩栩如生，这一形象也许有着特别的象征意义，可能和当时的图腾崇拜或者生活场景相关，展现出西汉时期当地的艺术风格和工匠的高超技艺，为研究当时的手工艺水平以及文化内涵提供了实物依据。

铜鼓（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鼓（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鼓（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鼓（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铜鼓（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钟（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

圆形镶石舞人铜扣饰（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五人奏乐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圆形镶石舞人铜扣饰为西汉时期文物，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李家山遗址 。采用透雕工艺，在直径仅7.1厘米的圆形空间内，生动展现出18个人物形象。正中嵌玛瑙珠及绿松石小珠，其外透雕人像一周，衣后皆饰尾，手挽手，腿部微曲做旋转舞蹈状，边沿嵌绿松石小珠。这种围成圆圈、连臂而舞的场面，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舞蹈中仍能见到，体现了古滇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圆锥形铜器盖（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鎏金舞人铜杖头（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葫芦笙（战国，祥云县大波那出土），四人舞铜佣（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立牛铜葫芦笙（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葫芦笙（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葫芦笙（西汉，昆明市羊甫头出土）

鎏金八人乐舞铜扣饰（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在耕作和战争以外，娱乐生活也是必不可少的。滇人能歌善舞，这枚“八人乐舞扣饰”就生动反映了他们宴乐歌舞的情景。上排的四人正手舞足蹈，引吭高歌，下排的四人从左到右，依次舀酒、饮酒、击鼓和吹葫芦笙，可以说是舞台和乐池的雏形。

四人舞铜佣（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四人舞铜俑就是在博物馆门口看到的一组乐舞女团，现为云南省博物馆馆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这组铜俑展现了滇国四位女性乐舞表演者的形象，其中一人吹奏葫芦笙，其余三人双手打开，边跳边唱 。她们发型和穿着基本相同，长头发梳成银锭髻，一根长发带绕发髻一周后拖在脑后，双耳戴玉玦，双手腕到手肘戴多个手镯 。两位舞者右手加戴宽边玉镯，肩上披披帔，前襟短后襟长拖于地，腰间束带配圆形扣饰与短剑，腰后系长带尾巴的兽皮，膝盖下拴绳，光着脚 。

立牛铜葫芦笙（战国，江川县李家山出土）

器物的音斗部分仿葫芦形状制成，正面开有5个孔，背面开有1个孔，孔内原来应插有竹管，出土时已经腐朽无存。上部为曲管，曲管上开一小孔，并于顶部焊接一头小牛。牛呈站立状，角长而内翘，长尾拖于地，显得娇小、恬静、可爱，好像小牛是从器底一直攀爬上来，至顶部时由于重量的作用而使得器管自然弯曲，造型之奇特，构思之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滇国的对外交流渠道

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身毒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土著民族文化生长发育的重要摇篮，同时也是云南和东西南北各方交流的文化熔炉。滇青铜文化汲取了众多不同民族文化因素，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典型代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明，它不仅折射着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文明之光，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重要文化枢纽。

铜贮贝器（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海贝（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三兽铜盒、三鸟铜盒（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滇国的玛瑙与蚀花肉红石髓珠

玛瑙是玉髓类矿物的一种，它是水晶的基床，同水晶一样也是一种硅矿石，化学成分为二氧化硅。水晶是单晶体，而玛瑙是多晶集合体。云南保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玛瑙产地，滇池区域也有很多地方出产玛瑙。据研究，石寨山、李家山两地出土的玛瑙珠管，其原料很可能就是来自滇池附近。滇青铜文化遗址出土的几件蚀花肉红石髓珠，花纹是后期加工出来的，这种加工工艺较早出现在巴基斯坦。“滇国”发现的蚀花肉红石髓珠不多，当属外来之物。

玛瑙、肉红蚀花石髓珠（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有翼虎银带扣（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

此带扣为银质，长10.1厘米，宽4.2-6.1厘米，呈盾牌形，前端较宽，转角处略呈弧形，后端较窄，转角方直 。其结构与现代皮带扣相似，前半部分有弧形孔槽，槽内横装齿舌，至今仍活动自如 。带扣前面有凸起花纹，中间是一只有翅膀的老虎，右前爪持一枝状物，昂首翘尾，虎目镶嵌黄色琉璃珠，虎身还使用绿松石小珠子和金片等镶嵌装饰，身后山石、卷云作缭绕翻腾状 。

鎏金二怪兽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透雕三水鸟铜扣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镜三件（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印二件（西汉，江川县李家山出土）、铜灯（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

铜柄铁剑（西汉，昆明市磷肥厂出土），铁剑（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柄铁镰（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铜镰刀（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铁斧（西汉，晋宁县石寨山出土），铁锤（东汉，昭通市出土）

左：陶灶（西汉，晋宁石寨山出土），右：铜钟（西汉，呈贡小松山出土）

【云南青铜时代的落幕】

《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通西南夷，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大量移民的涌入，为云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牛耕的推广、水田的开发、陂池的修筑都标志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汉族移民入滇以及汉族官员在云南采取的汉化政策极大地推进了云南地方文化的汉化速度。漫长的青铜时代徐徐拉上了帷幕。

东汉以后，城市及交通干道上的云南人已经逐渐适应中原文化的方式，而高山峡谷中的一些民族，仍坚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形成了所谓的“上方夷”、”下方夷”。曾创造出辉煌一时的青铜文化的滇人，逐渐远离了原来的生活地域，开始向南迁徙，历经漫长的岁月，与西南边地民族融为一体，成为一些现代云南少数民族的祖先。

题外话：青铜器是云南省博物馆的亮点，展馆主题鲜明，展品内容丰富，观展环境舒适。由于观展时间有限，很多时候只是拍了一些照片。回家后，在重温梳理、整理展馆内容时，只有一个感觉，展品太多了，展品设置的逻辑线条感觉似乎不很清晰，例如，对于贮贝器，在展馆的很多处都有出现。此外，展柜位置、灯光布控不尽如人意，拍摄的照片反光严重。部分展板文字是贴上去的字块（部分字块已剥落），呈现的阴影效果在照片中反而不清晰，建议在字体效果设计上尚需仔细斟酌。

由于展品太多，篇幅很难控制，所以，100张照片的篇幅已经无法满足内容呈现的需求，只得开通会员。但是，长篇幅的文章，不仅自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整理，而且大家阅读时也会比较辛苦，抱歉。

为什么要花时间去整理？只是因为在参观时短时间内很难消化展馆内容，观看或听讲解时好像看懂了，但一离开展馆，什么都忘了。重新梳理，了解历史发展，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了解很多很多……给自己留点记忆，和大家做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