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缘何作诗纪念耶稣

秀儿

　　

在华夏历史那浩渺如烟的长河深处，康熙皇帝（1654-1722）宛如一颗璀璨的星辰，散发着独特的光芒。他以非凡的统治智慧以及对文化、宗教的超乎常人的包容力，被后世屡屡提及。这位康熙皇帝可绝非仅是朝堂之上指点江山的政治家，更是一位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神秘联系，且能将感悟融入诗篇的独特诗人。

他竟写过一首奇诗纪念耶稣。

一

在康熙皇帝统治的时期，仿佛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暗中推动，让他与众多漂洋过海而来的西方传教士不期而遇，其中包括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法国传教士白晋和张诚等。

南怀仁对康熙帝有多项重要贡献：他改进了天文历法，制造了先进火炮，担任科学教育工作，促进中俄外交，并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南怀仁去世后，康熙帝给予他极高的荣誉，包括撰写祭文和赐予谥号“勤敏”。

白晋和张诚作为法国传教士，对康熙帝和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

• 教育贡献：他们作为康熙帝的老师，教授了几何学、算术、欧洲哲学史、医学和人体解剖学等知识。

• 科学传播：白晋和张诚向康熙帝介绍了当时欧洲先进的天文仪器，并讲解天文现象，包括日食和月食的新观测方法。

• 文化交流：他们将中国的文化、中医、风俗、儒家经典等介绍到西方，推动了中学西传。

• 著作编写：合作编写了满文实用几何学纲要《几何原理》和《几何原本》，后译成汉文，被康熙帝审定并收入《数理精蕴》。

• 外交使命：白晋奉康熙帝之命回法国招募新的传教士，开启了中国政府与法国使节外交的先河。

• 医学贡献：他们进献的奎宁治愈了康熙帝的疟疾，因此获得康熙帝的重赏。

二

在西方传教士的西学熏陶下，康熙帝因此学贯中西，对基督教的精髓有了深刻的领悟。他不仅沉浸于四福音书的篇章，对耶稣基督的生平和教义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更将这份感悟化为文字，倾注于诗篇之中。在这样的文化交融与心灵触动之下，康熙帝挥毫创作了《十字架歌》，亦称《基督死》或《康熙十字歌》。此诗篇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耶稣基督从被捕至被钉十字架的悲壮历程，不仅展现了康熙帝对基督教信仰的深刻理解，更流露出他对这一宗教情感的真挚尊重。

这是一首奇诗，在短短五十六字之内，竟包含了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数目；又有寸、尺、丈量度！

诗词原文：

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

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

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

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

译文如下:

“功成十架血成溪”

惊天动地的救赎大功，是借着耶稣基督悲惨地钉死在十字架上才得以完成，耶稣在承担人类的罪担时，被毒打流血遍体血迹斑斑，罗马兵丁给他带上荆棘冠冕，额头刺破血流满面，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手心脚心被钉穿，罗马兵丁还用枪扎他肋旁，血和水流出。耶稣通过在十字架上受难成就了救赎大功，流淌的鲜血汇成溪流。

“百丈恩流分自西”

那如同百丈长流般深厚、浩大的恩泽，是从西方传播而来，意味着耶稣所带来的救赎恩惠广远且深厚，源头来自遥远的西方世界。

“身列四衙半夜路”

耶稣先是被辗转押送到四个不同的衙门进行审讯，每一次都受到侮辱和毒打。一群疯狂的暴徒围着他，嘲笑、亵渎、杂着粗暴的咒骂。他那卑微的出身和贫苦的生活，被无情的匪类用来作评论的笑料，彼此呼喊地口吐、戏弄、 侮辱、讥诮的话。并且是在半夜的路途之中被这样来回押送。

“徒方三背两番鸡”

使耶稣心碎的更残酷的痛苦是来自门徒的否认。当耶稣被抓时，门徒都四散逃跑了，但彼得假关心自己的夫子，进到大祭司院内，装作漫不经心地混杂在众人中间烤火，一连三次被人问是否与耶稣一伙的，他都否认，第三次当他发咒起誓不承认他的夫子时，鸡叫了第二遍，此时耶稣在众人讥诮侮辱中带着 忧伤与关爱的面容，看着彼得，悲痛万分。

“五千鞭挞寸肤裂”

耶稣被剥尽衣服无情鞭打，当时罗马人的鞭子是每根皮条上有一些嵌着的铅丸和骨刺尖钩，一鞭打下去，人皮开肉绽、血肉横飞。

耶稣遭受了五千多下的鞭挞，以至于身上每一寸肌肤都裂开了。

“六尺悬垂二盗齐”

当遍体鳞伤的耶稣被带到众人面前时，那些罗马祭司官长们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仍让兵丁暴徒们戏弄耶稣，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带上，又吐唾沫在他脸上，并高喊钉他十字架，耶稣就这样被定为死罪。他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之后，竖了起来，离地面六尺以上，高高地挂起，并且有两个罪大恶极的强盗与耶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恶人们精心策划故意这样做，为了羞辱耶稣，将他置于盗贼匪类之间与歹徒并列。并且有一个与他同钉的强盗也口出恶言，凌辱耶稣。

“惨恸八垓惊九品”

耶稣受难的悲惨情景让八方之人都为之哀恸，也震惊了世间各个阶层，九品为最高，皇帝多用以附会为自己的位称，如“九五之尊”；在此乃康熙指自己。

"七言一毕万灵啼”

耶稣死前说了七句话，也就是“七言”：

1. “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路23:34）

2. “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一同在乐园里了。”（路23:43）

3. “女人，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若19:26-27）

4. “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玛27:46）

5. “我渴。”（若19:28）

6. “完成了。”（若19:30）

7. “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

当耶稣基督说完以后，头垂胸前死去。世间所有生灵都因感怀耶稣基督的受难而啼哭悲恸。



三

康熙帝之诗，既纪耶稣受难，又抒对基督信仰的深刻理解。其跨越文化宗教之隔，是东方君主对西方宗教的尊与情。由此诗，可感到康熙帝才情与对基督教的深悟，亦可见文明互鉴之景。

康熙帝，东方伟大君主，能以深情厚意作西方宗教领袖作诗，是文化交融的体现。诗中诸句，皆寓象征隐喻，如“功成十架血成溪”，述耶稣之牺牲，亦喻救赎之始；“恩流百丈自西分”，则象基督教信仰西传东渐，为文化互通之桥。

四

康乾盛世时期，乃清朝之辉煌岁月，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文化昌盛，四海升平，一派盛世气象。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全国人口已经从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年）的五千余万增加到了一亿多。到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人口进一步上升到了一亿五千万。

康乾盛世的出现与康熙、乾隆等皇帝尊重宗教的多元化有一定关系。

康熙帝在处理基督教、佛教和儒家之间的关系时，展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包容心态。

对于基督教，康熙帝采取了宽容的政策。他允许基督教在华传播，并尊重其信仰，体现了康熙帝对不同文化的接纳与包容。

对于佛教，康熙帝更是推崇备至。他不仅在个人信仰上深受佛教影响，还在政治上用佛教来加强统治。康熙帝通过修建寺庙、举办法会等活动，弘扬佛教文化，同时借此机会加强与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联系，巩固国家统一。

儒家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康熙帝更为重视。他崇尚儒家文化，提倡程朱理学，并亲自编纂儒家经典。同时，康熙帝也注重将儒家思想与实际政治相结合，推行仁政，以儒家道德标准来约束官员和百姓的行为。

在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康熙努力做到平衡与和谐。他既尊重各种宗教的信仰自由，又注重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既用宗教来提升道德，又没有因宗教势力过大而威胁到皇权。这种智慧的处理方式，使得康熙时期的社会呈现出一种多元而稳定的局面。



康乾盛世

康熙时期的中国版图约为1300万平方公里:

康熙时期在北京建立了四座教堂。

　　北堂（西什库教堂）：建于1703年，位于西城区西什库大街，为现存教堂中建筑规模最大、最壮观的一座，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南堂（宣武门教堂）：最初为一座小教堂，于1650年扩建，位于前门大街北侧。

东堂（王府井教堂）：位于王府井大街北段路东，始建于1655年，曾为顺治皇帝赐给两位外国神父的宅院。

西堂（西直门教堂）：即天主教圣母圣衣堂，位于西直门内大街，始建于1723年。

这四座教堂合称为北京的“四大天主教堂”。

据统计，在康熙年代，到1664年，全国天主教教堂数为159座（此数据应指大教堂），教友248180人。也有统计认为到1664年，全国天主教宗教教堂数为365座，教友255180人。此外，在康熙年间，随着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还可能建立了一些其他教堂，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统计。

五

在悠悠历史长河中，传教士们在中国这片古老大地上留下了诸多或深或浅的印记，他们的贡献宛如点点繁星，在不同领域散发着独特的光芒。

　　教育领域

创办学校，启智育人：

1836年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于澳门播下知识的种子，建起马礼逊学堂，那是中国西式学堂的滥觞。此后，诸多传教士怀揣着对教育的热忱，纷纷创办学府。像司徒雷登于1919年精心筑就的燕京大学，还有1895年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东吴大学等，它们似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为莘莘学子开启了求知的大门，源源不断地培育出各类英才，悄然推动着中国教育从传统迈向现代，为近代教育体系的构建筑牢根基。

中国历史上的教会大学主要包括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开办的大学，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学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下是部分知名的教会大学列表：

•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

• 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

• 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 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

• 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

•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 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 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 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Ginling College）

•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 沪江大学（Shanghai University）

• 华中大学（Huachung University）

天主教教会大学包括

• 辅仁大学

• 震旦大学（Aurora University）

• 津沽大学

这些教会大学在体制、机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直接采用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燕京大学

齐鲁大学

圣约翰大学

金陵大学

在中国教会大学中，许多毕业生成为了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以下是几位毕业于教会大学的知名学者：

• 林语堂：文学家，毕业于圣约翰大学，该校是中国首个全英语授课的大学。

• 张爱玲：著名作家，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后辍学，开始专职写作。

• 邹韬奋：新闻记者、出版家，也是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

• 顾维钧：外交家，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 贝聿铭：世界著名建筑师，毕业于圣约翰大学。

• 赛珍珠：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毕业于金陵大学。

• 陶行知：教育家，毕业于金陵大学。

• 方东美：哲学家，毕业于金陵大学。

这些学者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成就也是教会大学教育成果的体现。

林语堂

张爱玲

邹韬奋

顾维钧

贝聿铭

赛珍珠 在她四个月大时，随传教士父母赛兆祥和卡洛琳来到中国。她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但她的出生地是美国。

　　陶行知

方东美

　　医疗方面

医院建立，守护安康：

1835年，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怀揣着医者之仁心，在广州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广州眼科医院，它宛如一颗希望的火种，历经岁月变迁，发展成为如今备受赞誉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和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而北京协和医院、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等诸多由传教士创办的西医院，亦如一座座守护健康的堡垒，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为无数病患遮风挡雨，奠定了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基石。

北京协和医院

中山大学孙逸仙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文化交流层面

文化西传，拓宽视野：

传教士们恰似文化的桥梁，将西方那丰富多彩的科技、文化、艺术等知识，源源不断地引入中国。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世界画卷，让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的模样，那些遥远而神秘的国度不再是模糊的想象，中国人的视野由此被大大拓宽，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新窗口。

坤舆万国全图

　　科技领域

修订历法，精准计时：

回溯往昔，在明朝末年的时光里，利玛窦等传教士就参与到修订历法这一意义重大的事业中。他们携带着西方先进的天文仪器与精妙的计算方法，如同智慧的星辰，照亮了当时历法的天空，让历法的精度得以提升。

到了清朝，汤若望编纂的《西洋新法历书》，更是成为官方历法的蓝本，指引着人们精准地丈量时间。特别是天文现象，如日躔（推算太阳位置）、恒星（恒星位置数据）、月离（推算月亮位置）、交食（日月食推算）、五纬星（五大行星运动情况）及五星交会（五大行星的相对位置变化）。通过这些精确的天文计算和测量，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预测天体运动，从而制定出准确的历法。

西洋新法历书

制造仪器，仰望星空：

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康熙年间，凭借精湛的技艺，打造出赤道经纬仪等6座天文观测仪器，斯洛文尼亚传教士刘松龄监制的玑衡抚辰仪，亦在夜空中熠熠生辉。这些仪器宛如人类仰望星空的眼睛，助力中国的天文观测水平迈向新的高度，让人们对浩瀚宇宙有了更深的探索与认知。

赤道经纬仪

玑衡抚辰仪，它的主要作用是测定天体的赤经差、赤纬和真太阳时。它通过精巧的设计和制造，能够提高观测天体时的精度，是清代重要的天文观测仪器之一。

真太阳时（True Solar Time）是指以太阳的实际位置为基准来计算的时间。它是相对于恒星时而言的，恒星时是基于地球相对于远处恒星的自转来定义的，而真太阳时则是基于太阳在天空中的实际位置来定义的。

真太阳时的计算考虑了地球在公转轨道上的位置变化，以及地球自转轴的倾斜。因此，真太阳时与我们日常使用的标准时间（如格林尼治标准时间或地方标准时间）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被称为“方程时间”（Equation of Time），它在一年中会周期性地变化，最大值约为16分钟，最小值约为-14分钟。

真太阳时在天文学和导航中非常重要，因为它提供了太阳在天空中的精确位置。在玑衡抚辰仪等天文仪器中，真太阳时的测量是通过观测太阳在天空中的实际位置来实现的。

数学传播，启迪智慧：

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仿若智慧的密码，开启了中国人对西方数学认知的大门。此后，传教士们陆续翻译诸多数学著作，还在宫廷与民间开展数学教育活动，如同点点烛光，照亮了中国数学发展的道路，启迪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智慧。

《几何原本》

传教士们在中国历史上留下的诸多成就，犹如璀璨星辰，虽历经岁月磨砺，却依然在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闪耀光芒，成为中西交流史上不可忽视的印记，也为中国近现代发展添上了独特且厚重的一抹亮色。

康熙的《十架歌》仿佛是那个时代中西相遇的一声喟叹，它见证着传教士携带着西方文化等元素踏上这片土地后所开启的种种故事，诗与那些实实在在的贡献一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时刻提醒着我们，曾经的交流有着怎样的深度与广度，激励着当下的我们续写中外交流互鉴的绚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