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马之旅3：人文景观

陈振平

穿行时光隧道

　　这是新加坡河岸一条十分平常的行人过街隧道，却也是这个国家历史的时光隧道。它展示了新加坡成长的三个重要节点：1819年英国人斯坦福·来福士登陆、1823年新加坡河岸商业设施成型、1965年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

　　在新加坡河岸，矗立着来福士的塑像。河对岸近处是保留的一排老房子，背后则是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这个画面揭示了新加坡的今昔，也反映新加坡人将新加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归功于来福士，把他看作“带来福气的绅士”。

　　如今在新加坡，以来福士的名字冠名的设施比比皆是，如最著名的“来福士广场”“来福士酒店”“来福士医院”“来福士书院”……

近年来，“来福士”品牌也不断登陆我国，上海市中心有来福士广场，重庆的来福士广场更是取代朝天门码头成为城市的地标。

　　新加坡河岸的克拉码头，原本是小舟货运码头，是新加坡贸易发展的源头，河水曾经像上海的苏州河一样污浊。如今经过改造，成为热闹的娱乐餐饮服务区。

　　凉爽的夜晚来喝一杯，很有新加坡韵味。

　　克拉码头旁边的这幢大楼，百叶窗是彩色的，与克拉码头的色调吻合。

这幢楼现在是新加坡新闻和艺术部，而从前则是警察局，二战时期被日军占领。楼底门廊里有详细的图文介绍，是了解新加坡百年历史的一个窗口。

新闻和艺术部，每一扇百叶窗都是敞开的，给人一种新闻开放的感觉；五颜六色彩虹般的色调，又具有艺术气息；再加上展示大量历史资料，更凸显了这个部门的特色，一点也没有意识形态部门的神秘感、压抑感。

　　圣淘沙岛上的西乐素炮台，是新加坡历史上沉重的一页。

从前圣淘沙岛被称作“绝后岛”，在十九世纪以前就被认为是一处战略要地。苏伊士运河通航以后，英国殖民政府为保护新加坡这一日益繁忙的商业海港以及燃料添补中途站，在岛上筑起一系列炮台堡垒。西乐素炮台就是现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海岸防卫堡垒。

二战期间，日军发动马来亚战役，轻敌的英军接连败退，没有认认真真和日军打一场硬仗，反倒是把剩余的部队撤过柔佛海峡，全部集中到新加坡要塞“守株待兔”。

1942年，在世人都在关注新加坡战役时，短短半个月，14万英军在还有绝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况下，居然“不可思议”地投降了。

时任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悲痛地说：“英国史上最沉痛的浩劫，规模最大的投降，就发生在新加坡。”

媒体和战争学者认为：这是英国二战中最不堪回首的耻辱之战。英军之所以不加抵抗就投降，一个很大原因是在马来亚战场被日军打怕了。

但是在炮台的展览说明中，对那次耻辱的投降很少提及，倒是对“大炮未发一炮”的说法作了醒目的辟谣：“当年这些大炮确实是为阻止海上目标而设置的，但当发现日军从陆路进攻新加坡岛后，这些大炮调转方位，改为向岛上的敌军开火。”

当然，读历史、看展览，都要留一个心眼儿，能独立思考。

　　在新加坡，国旗随处可见。

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965年被马来亚“踢”出来，但还不到六十年，就从一个“弃儿”摇身一变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堪称奇迹。

当年马来亚为何要把新加坡“踢”出去呢？

1963年，新加坡以独立城邦的形式加入了成立不久的马来亚联合邦。但由于新加坡和当时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在种族权利分配上有意见分歧，反对“马来人至上”的政策，新加坡接连爆发种族骚乱。当时新加坡181万人口中，华人占比72%。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认为，新加坡130万华人的加入会打破马来亚的平静，新加坡在联合邦的存在和李光耀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立场不利于联合邦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为了避免其他民族规模超过马来人，当新加坡加入联合邦时，执政党也邀请沙巴和砂捞越一同加入，于1963年组建马来西亚，其中华人以44%的占比成为第二大族群，仅比马来人少3%。为削弱华人力量，马来西亚在1965年8月9日国会的投票中，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决定驱逐新加坡。因此，马来西亚华人占比从44%下跌至36%，形成了马来人坐大的格局。

这一结果对于新加坡是祸是福？现在看来答案是明确的。1970到1990年，马来西亚人均GDP从385美元增至2442美元；而新加坡在同一时期人均GDP在1990年达到1.2万美元。

　　不知道马来西亚如今对当时的决定抱什么态度。

据报道，由于受到不公正族群政策的影响，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持续外流。截至2020年，共有144万华人放弃马来西亚国籍（或保留双重国籍）定居他国。外流的马来西亚华人66%居住在新加坡，在那里他们可凭能力自由进入政界商界，实现个人价值。

截至2023年，马来西亚人口约3400万，其中华人700余万，占22%。华人对马来西亚财富的占有率从72%降到60%，但依然掌握着马来西亚的经济命脉。马来西亚财富排行榜中，华人富豪常年占据80%。

来到吉隆坡的独立广场，看看马来西亚引以为傲的世界最高国旗。

下图中左边的画面中间是广场上95米高的旗杆，号称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可惜因为下雨，国旗湿透了，耷拉着，看上去只有光秃秃的旗杆。

右边画面中的马来西亚国旗下有一块牌子，上面说：这是1957年8月31日第一面马来亚联合邦国旗升起的地方，取代了英国的米字旗。

　　旗杆基座上有一幅马赛克镶嵌画，记录当年马来西亚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在这里升起第一面国旗的瞬间。

感受多元融合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社会都是多元的：从外表上看，建筑是多元的；透过建筑可见，宗教是多元的、种族是多元的；再接触一下当地人，你会发现语言文化也是多元的。

下面这个画面中，近处的圆顶是纯粹伊斯兰风格的，远处的吉隆坡双塔虽然是现代主义风格，却也体现了伊斯兰艺术元素，采用了传统回教建筑常见的几何造型，如四方形和圆形。二者同框，象征着马来西亚的文化与现代化。

　　洁白无瑕的新加坡圣安德鲁斯教堂矗立在一群现代化摩天大楼中间，相互衬映，却只是这个城市国家多元文化的冰山一角。

　　百年历史的维多利亚剧院钟楼与现代地标金沙酒店重叠在一起，是这个城市国家发展进程的写照。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促进种族和谐是政府治国的核心政策。

这个国家虽以华人为主体，但政府十分注重保护其他族群尤其是马来族群的文化和利益。

这是新加坡的马来传统文化馆，它展示了马来社群的历史、文化和贡献。2012年9月由李显龙总理亲自主持开馆。

　　2016年我应邀访问新加坡时，参观了和谐中心，在2006年由李显龙总理揭幕的铭牌前与和谐中心的官员合影。

接待我的这位官员说，1964年7月21日曾经发生过华人与马来人的血腥冲突，23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新加坡独立建国后，将这一天定为种族和谐日。

他还告诉我，新加坡官方认可的有十大宗教，按字母排列分别是：巴哈伊信仰、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耆那教、犹太教、锡克教、道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遇到重大事件，十大宗教的领袖会共同祈祷。

　　和谐中心里展示了马来人的帽子和微缩的可兰经。

　　来到阿拉伯街，就到了甘榜格南，这里是新加坡穆斯林的聚居区。

　　这里的壁画呈现了穆斯林的生意和生活。下面四幅壁画中，左上角是卖沙爹的小贩，右上角是卖花的爪哇女，左下角是做钻石珠宝香水加工生意的，右下角是甘榜格南的茶店生意。

　　清晨的哈芝巷，店铺都还没有开门，但仍然可以看到它的商业、文艺气息和色彩斑斓的建筑风格。巷子尽头就是建于 1824 年的苏丹回教堂，它是甘榜格南的标志性建筑，金色圆顶和巨大祈祷堂融合了波斯、土耳其与古典马来建筑风格。

　　牛车水是新加坡的唐人街，华人的地界，满眼都是小商铺和小饭馆。

　　这一看就知道是个印度庙，紧靠着牛车水，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各得其所。

　　峇峇娘惹（baba nyonya），是马来西亚槟城一个独特的历史族群，峇峇娘惹博物馆则是来此必看的人文景观。

明朝郑和率船队下西洋时经过马六甲，部分随行人员留在了当地。这些人定居后，和当地马来族或其他民族的妇女通婚。马来语中把他们生下的男性后代称为“峇峇”（发音“巴巴”），女性后代则称“娘惹”。

他们虽生根于异国他乡，但继承了中华文化传统，同时把马来人的语言、服饰和饮食习惯融入日常生活，讲的是一种福建方言与马来语的混合式语言。

下图是博物馆的峇峇娘惹合影照片。其中峇峇们有的西化穿洋装，有的则恪守传统服装。想必当时他们都明显受到东西方影响。

　　下面两幅照片是娘惹消遣生活的物品。左边是她们嚼槟榔的用具，右边是她们玩纸牌的场所。

　　娘惹的服装和鞋子多是手工缝制的，绣花极为讲究。右下角的椅子据说是峇峇娘惹相亲时用的，坐在一起却互不相见，敲定即可。

　　如今峇峇娘惹已成为历史，但这里处处可见伪娘惹，有的花上百马币梳妆打扮以假乱真，有的则卷一块“纱笼”自娱自乐。

追寻孙中山遗迹

　　史上有孙中山“九次革命，五到槟城”的说法，亦有研究称，孙中山历次起义共募集60余万两白银，其中三分之一来自槟城。我们在槟城逗留期间，顶着烈日寻访了这位中国革命先行者的踪迹。

打铜仔街120号的这间小门脸，如今是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孙中山曾在此秘密举行策划广州黄花岗起义的会议并募捐，在此筹办同盟会机关报《光华日报》。这里也曾经是为革命活动作掩护的槟城阅书报社的社址。

黄花岗72烈士中有四分之一是南洋华侨，其中4人是槟城华侨。

　　我们参观了这座典型的海峡殖民地时期民居：窄门进去是瘦长的屋身，从堂屋到隐秘的天井花园，再到传统的娘惹厨房；精致的木楼梯、华丽的地砖，一幅手绘的孙中山画像摆放在堂屋中央，两边墙上满是历史介绍。

　　槟城孙中山纪念馆的这座小楼，是孙中山1905年首次来槟城时与当地侨领见面的地方，后来他每次来槟城都在这里会见革命同志。

1910年中国同盟会南洋总会由新加坡转移到这里。天高皇帝远，清政府鞭长莫及；而作为海峡殖民地，又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和资本的支撑，孙中山正是利用这样的条件，使这里成为他领导革命推翻帝制的大本营。

搜索华报根源

　　1910年12月，孙中山在槟城打铜仔街120号创立《光华日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为革命作了充分的群众和舆论准备。

《光华日报》的另一个闪光点是，它已成为世界报业史上发行最悠久的华文报纸。虽然在历史上有不少早于它创刊的华文报纸，如上海滩上鼎鼎有名的《申报》《新闻报》，但都没有能够延续至今，反倒是偏安一隅的《光华日报》坐拥了这个名头。

　　在吉隆坡唐人街的报摊上，有好几种中文报纸，却没有《光华日报》，因为这家报纸是槟城出版的，大概仍是地方报纸。

　　在槟城东家酒店，每天早上客房门口都会放一份报纸，却都是英文的《星报》。我请前台给我送一份《光华日报》，服务员满口答应，可谁知第二天送来的是中文的《中国报》。我再次请求前台服务员，并且告诉他《光华日报》的历史意义，他说明早会通知员工上街去买。令我纳闷的是，第三天早上专程送来的依然是《中国报》。

　　我决定自己上街买。在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附近我终于找到了印度人开的报摊，买了当天的《光华日报》，还买了《南洋商报》。

从现今的版面看，《光华日报》完全是一份通俗报纸，全然找不到早年同盟会机关报的感觉，尽管报头上赫然标着“创刊于1910年”的字样。

　　内页主要是地方新闻，两个版的国际新闻也都是碎片化的，没有什么深度。一条上海市副市长访问台北的消息登在底部。评论版“异言堂”很单薄，外形是大报，内容是小报。

　　当天的其他中文报纸，从头版的编排形式和内容上看，也是琳琅满目的通俗风格。泰国总理到访的新闻都出现在头版的中下部。《南洋商报》内页财经新闻占多，《中国报》其实跟中国没多大关系。

我问了两位买报纸的华人，都是上了年纪的。他们说一直有读报的习惯。而年轻人只是看手机。

槟城140万人口中，华人占六成，每天报摊上有五种华文报纸；报摊主说每天各报都进十五份，都卖光的。

纸媒依然有市场，这一现象说明什么？

　　新加坡的《海峡时报》《联合早报》则更多体现大报风格。韩国总统尹锡悦颁布戒严令遭到反对的新闻，都是以通栏标题登在头版头条，颇具国际视野。

　　在马六甲，我十分注意在当地博物馆里寻找有关《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的踪迹，可惜一无所获。

这份由英国人米怜创刊于1815年8月5日的月刊，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新闻史上普遍将它视为以中文出版的第一种近代报刊。其内容主要是宗教，次为新闻、新知识。该刊每期五至七页，约2000字，初印500册，后增至1000册，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于1821年停刊，共出80多期。

米怜作为传教士，在澳门和广州传教受到限制，不得不退居英国人的海峡殖民地马六甲，为传教而创办了这份报刊。

第一份中文报刊和连续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刊都出现在马来西亚，难免会让人有点尴尬。是因为那里的华人特别有文化？特别开化？恐怕都不是吧。

无奈列强更迭

　　在马六甲历史和民族博物馆，呈现了几个世纪受外来势力侵略的历史，是马来半岛历史的浓缩。

这两幅画记录了1551年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交战并最终赶走葡萄牙人的经过。

　　这三座塑像分别呈现荷兰人统治时期、英国人统治时期和日本人占领时期。

　　在博物馆里专门有一层楼面，展示明朝郑和下西洋途经此地。与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截然不同的是，郑和的船队带来的不是侵略，带走的也不是财富。他们留下了中华文明和他们的后代——峇峇娘惹。

感叹华商兴衰

　　在槟城值得参观的另一家博物馆是俗称蓝屋的张弼士故居。

　　张弼士（ 1840-1916）是广东大埔人，幼时家贫，18岁到印尼谋生，在一家店铺打工，因为勤奋好学深得店铺老板赏识。后来他娶了店铺老板的女儿并继承了店铺，开始从商发家。他先后开过锡矿，做过房地产，经营过中草药，玩过金融，还涉足垦殖、土产、航运、银行等行业，生意遍布印尼和新马，事业巅峰时个人资本在东南亚侨商中名列第一。

故居内的这幅照片是1915年74岁的张弼士代表民国政府率团参加巴拿马世界博览会。在那届博览会上，他的张裕葡萄酒一举夺得四个奖项。

　　蓝屋自1897年动工，从苏州请来设计师，因此有苏州园林的特色，十分典雅。还有近百位风水先生进行测量，历时七年才竣工完成。

蓝屋占地面积5000多平米，建筑面积3100多平米。两层楼，38间房间，5个天井，7个楼梯，220个窗。

　　张弼士富可敌国，被称为“东方的洛克菲勒”。但这只是就他的经营能力和财富而言的，在其他方面则不然。洛克菲勒给儿子们的三十八封信，为其家族连续数代人才辈出打下基础；而张弼士死后他的产业和家业很快就败在一群妻妾和子女手里。就连这幢蓝屋，也是在破败不堪后被有识有财之士买下重新翻修的。呜呼哀哉！

感受诗人气息

　　槟城东家酒店成立于1884年。我们入住其遗产翼，欣赏其一百四十年的历史记忆。

在酒店走廊的这一面墙上，列出了众多曾经入住的名人名单以及他们的入住记录。

　　左上角是英国作家、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基姆》、政治讽刺小说《老虎！老虎！》等 ，1907年或诺贝尔文学奖，是英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

右上角是德国作家、诗人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主要作品有《彼得·卡门青》《在轮下》《悉达多》《荒原狼》《东方之旅》《玻璃球游戏》等。194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左下角是德国通俗文学作家卡尔·迈（Karl May，1842—1912）。他被称为“中国通”。他的作品中描写中国的街头巷尾，描写中国人形态的眼角眉梢，有大量细微之处；同时也描写了大量中国的地理和民族风貌。但是，卡尔·迈是否真正来过中国依然是个谜，大部分研究者认为他的“中国故事”完全出自于他的想象。

右下角这位，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喜剧大师卓别林。

　　在酒店的画廊里，可以静静地观看大量历史照片，这是这家酒店的一大亮点。

　　在这里可以看到1957年的《海峡时报》，头版头条登载马来西亚获得独立的报道和与政府对立的马共领导人陈平是否走出丛林的报道，对我们了解该国历史很有帮助。

　　这张皱巴巴的老报纸尤其珍贵。这是1937年8月20日的《海峡时报》，报道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淞沪抗战，头条通栏标题说“中国在上海拼掉了第一师和第二师”，副题说“日军试图登陆受阻”，“中国军队猛烈轰炸日本领馆区”，“弹片在公共租界横飞”，“呼吁世界基金会救援中国难民”。另一条新闻说：“美国不卷入中日战争”……

坐在豪华的五星级酒店里，读着八十多年前的外国报纸，看人家如何客观报道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激烈战斗，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以两千七百多元一天的价格入住作家吉布林套房，得以细细品味其人文气息。

这套135平方米的套房，有书房、餐厅、客厅、卧室和两个卫生间，两个巨大的阳台面向大海。而最值得欣赏的是作家吉布林的书房。这面墙上有他的全集和主要著作的封面，从中可以大概了解他的创作历程。

　　书房里的各种摆设，不知是否与作家有关，但都体现了一种艺术氛围。

　　墙上吉布林的这首诗《我的儿子杰克呢？》十分感人。1915年，一战期间，他的儿子杰克还未满18岁。吉卜林不顾妻子和女儿的反对，极力推动杰克入伍，但不久就杳无音信。这首诗写的是诗人通过各种关系打听杰克的下落。但他们最后等来的答案是：杰克牺牲了。这个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

我随手翻译他的这首诗，默默感受诗人内心的一种悲凉、内疚乃至悔恨：

你可听到我儿子的消息？

潮水无语。

你可知道他何时归来？

海风沉默，潮水还是无语……

　　吉布林写给儿子的这首《如果》更是脍炙人口，堪称他的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