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苗贵：空谷秋声（20）</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到上海后，我先去市公安局转关系，再到劳改局报到。劳改局组织组没有把我这个摘帽右派安排在市区劳改单位，也没有让我户口落在我常住的市区家里，借口说是为了照顾夫妻关系，而调我到地处南汇县周浦镇的劳动玻璃厂(上海市第二劳动改造管教队)，户口为厂集体户口。</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劳动玻璃厂简称劳玻厂，内称劳改二队。初到劳动玻璃厂人生地不熟，人事档案中又有戴过右派分子帽子的记录，处处都要比人矮一截。一开始分配我去行政组卖饭菜票，家属住房也不分给我，就在办公室搭一张铺睡觉。工资按五八类地区标准(按理凡上海劳改局分配下去的都拿八类地区标准)23级为48元。</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76年低工资调整时，他们也不把我列入40%范围，我通过市局政治部办公室副主任凌荣生(系与我同批由基层选调在市局经保二处工作时的同事)，找了市局工调领导小组宋若侠(原市局局长办公室副主任)、韩锡清(原市局政治部干部处处长)两位领导，他们对我的超低工资和遭遇十分同情，立即打电话给劳改局工调小组，要他们下达解决，劳改局工调小组回称下面已经定局，无法再改。</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宋、韩两位就从全公安局工调的余额中凑了一个份额，通知劳改局叫二队再增造一个名额，不想时任劳动玻璃厂厂长是个不通人情的浑蛋，竟来个拒不执行，说“将一个名额给犯过错误的人，下面工作不好做”，就这样白白地送掉了我这次低工资调整的机会!</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到1981年，我已参加革命工作30年，48岁的我仅有48元的月工资，这在全局全市全国乃至全世界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然我除了听从毛主席的教导“夹起尾巴”之外，又还能怎么样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77年春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汇的匿名信，“傅美丽与某大队一电工在某小学的单人宿舍里……”我问她那个电工是谁?她不正面回答我，我也就不再去睬她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以后她再也不到玻璃厂的家属宿舍来了，我也不到乡下去，一直拖到1978年10月，她终于向周浦法庭申请离婚，1979年1月8日裁决离婚。第二个月她就和一个有三个儿子的男人结了婚。</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79年上海农场政治处派员抵沪向我宣布:“右派错划”。撒销、改正了二十二年前上海农场给我做的错误政治结论。</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80年5月11日，在我生命中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折，就是我和年龄比我小、工资比我高、有独立住房、品貌端正、贤淑善良的小学教师结了婚。从此，我真正地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小家庭”,生活开始一天天地好起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锦堂春迎空谷传声赖慈颜恩露，芳草香飘乘风仙去惟音容犹存——1983年5月16日晚，我至爱的母亲在六个子女和孙子陪护下安详地走了，享年七十六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85年11月，我那幼小缺乏家庭正常护爱的儿子组成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进一步改变了我蒙冤受辱的面貌，终于我的“尾巴”逐渐在人们的眼中消失了，我人也因而“长高”了，尤其是工资，按中央77号文件，我一加就是三级，以后也每次不落空，基本上已与同工龄的人持平。住房方面也稍有改善，由一套煤卫合用阴暗潮湿的底楼旧工房，换了套康健路上四楼的独用新工房。</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到了1989年，从白茅岭农场调来朱崇武担任上海平板玻璃厂厂长，正好我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自修大学专科毕业，加上我一贯对工作的勤恳努力，很快获得了朱厂长的赏识和重用，任命我这个非党员的干部为厂保卫科长，后来还向上呈报，让我享受了副处级待遇。不仅如此，朱厂长还帮我解决了媳妇和女儿的调动、招工问题。</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93年7月，我被司法部首批授于一级警督警衔。在这前后，我还获得了四枚分别由公安部、司法部、市公安局、市司法局颁发的三十年以上“公安”、“司法”、“劳改”、“保卫”工作荣誉勋章，因而我是全局勋章最多最全的老公安保卫工作者。此外，又是全局最老的摩托车驾驶员、年龄最大的法律自修大学毕业生，全局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任非党员保卫科长。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在玻璃厂干了二十年的行政保卫工作，刚混出个人模人样，转眼已到了退休的时刻，组织上花了37万余元，让我自由选购了一套94平米二房一厅的高层住宅，使我退休后再无住房困难之忧。</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2px;"> 1994年9月29日，我任副处级保卫科长时办了退休手续。</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