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人地二易》纪录片，一位上农老人的自述！（十九）作者：苗贵 注明：此文转发于《上海农场人公众号中的文章》

邓宝山

苗贵：空谷秋声（19）

“清队学习班”结束以后，我仍旧回到元华工作，其时为加强对三类人员(包括知青)的管教管理工作，成立了元华分场严管组，组长为李光锁，组员为张松泉、杨银明、梁诚、朱太森(均系航校转业到农场)，杨金荣、王信、谢玉林、杨志林、谷嘉品和我。主要任务是“抓阶级斗争”，将各单位的知青“尖子”集中起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基本上一个月为一期。一共大约办了五六期吧，农忙过了，“尖子”少了，学习班生意清淡，于是关门大吉。

在严管组是我在“文革”中过得最轻松的一段日子，基本上是每天中午一顿老酒，酒后其他人睡午觉，我则与航校来的小青年张松泉、杨银明等去西大河游泳。

有一次是“大礼拜”(每十天一个休息日)，游泳的人特别多，我就提议去大丰县城从大中集游回来，当即有十几个人同去，到那里后七八个人下水，顺着公路边的干河，向东经裕华镇17.5里，游到东坝头已是22.5里，再向北游4.5里，总共游了27里，抵达元华四队的西大河口。

时年36岁的我第一个游到终点，第二个是24岁航校来的张松泉，第三第四是“少年解教人员"宓启昭(25岁)、王相东(24岁)，23岁航校来的杨银明第五，也就是最后一个坚持游到终点的人。

除了游泳，再就是钓鱼。我其实是个不善于钓鱼的人，可有时我的运气很好，有一天上午9时左右，我看见围河里一串串的水泡，估计水下有甲鱼，就赶忙去伙房寻猪肝，没找到猪肝，就切了一小条煮过的肉皮，把它穿上鱼钩投入水中，不用渔竿，钓线一端用螺丝刀插在河岸边的土中，我就走开了。

过了约半小时，我走到岸边看时，水面的浮标不见了，而露在岸上的钓线一端还在。我试拉了一下，钓线在水中是直直的，我以为是鱼钩被水下的水草或垃圾什么的绊住了，就小心慢慢地往岸上收线，随着钓线愈收愈短，我隐约看到是一条大鱼，连忙加力把鱼拖甩上了岸。

大鱼在岸上不断地拍打挣扎，发出了很大的响声，杨金荣等闻声从屋里跑出来，见是-条大鱼也兴奋得“喔哨!喔哨!”大声喊叫起来。这一叫不打紧，恰恰惊动了刚走到村口的元华四大队的军代表小吴和几位领导班子里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清清楚楚地看着我捕获了一条重达5斤4两的大青鱼。一顿到口的美餐就这样被杨金荣他们吆喝走了，嗣后他们自己也懊恨不已。

不得己，我只好把鱼送到干部伙房，炊事员把它分成二十余块，红烧煮熟后免费供给每人一份。过了些天，我又拿了鱼叉到水稻田的排水沟去巡看，看到有两条鲤鱼在齐膝深的水中一前一后慢慢地游着，我就对准前一条鱼的尾巴叉了下去，只见一团浑水泛起，前后不见有鱼逃窜，心知一定叉到鱼了，便脱鞋下水去摸，一摸果然就摸起一大一小两条鲤鱼，大的3.2斤，小的2.7斤。

这以后我就经常带了鱼叉下田寻鱼，一连几次均无所获，兴趣也就渐渐淡了下去。除叉鱼外，盛夏的“夜钓”也是很够刺激的，我趁值夜班时先在屋山头的电灯光下捉些蝼蛄作为鱼饵，然后投钩入水，很快就会有动静，不过是小鱼居多，只有一-次钓到过一条重达2斤的大河鳗，吃了好几天才把它吃完。以后不值夜班了，“夜钓”也就随着停止。

“严管组”解散后，我回到元华四大队仍为一中队管教队长。肖志声为大队指导员，刘福元为大队管教，财务潘兴富，统计杨美英，卫生员刘君美，事务长沈锡霓，二中队管教队长沈立诚。另在此时期有着较多的接触和往来的有知青五连的陈书君、葛明、宋文德、聂明华等，还有下明知青柯梅的小妹思琪。

1973年3月，海丰农场成立，劳改农场与知青完全分开。元华分场划归海丰，原上海农场的人员均迁到下明分场，原元华四队编名为下明六队，由屠金龙担任大队领导，许廷涞为大队管教，中队长是姬易常、谷嘉品、刘文锦、马玉科、陈文彬、马永京、施金友，杨焕藩当事务长，统计林振国，左余佳、王载道为保管，卫生员蒋雨泉。

我名为中队长，实际上成了“一把手”的秘书和代表，大队里的许多事都让我管。人们嬉称屠金龙为“老大”，我为“老二”，可见关系不一般。由于我的自尊心特别强，尤其是容不得别人对我有半点的不尊重，这其实是一种“自卑”的变态，一触到我的“疼”处，就会头脑发热而不能加以自制。

在下明六队，我又因保管员王载道(干部)说我“右派分子有什么了不起”，而赏给他第三下“右派”的巴掌！在这之前，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于1958年下放在时丰四队时打过本队的裁缝(场员)，1960年在丹山果园场时打过医务人员安在喜(职工)。

1974年年初，机构重作调整，我被调到下明七队二中队担任管教中队长，大队长彭金玉，管教董聿祥，财务张蕴玉，统计王一民，中队长王文龙、王泽立、王胜玉，保管员杨子林。往来人等是李宝栓、朱荣珍、钟念玮、应沁芬、杨小青、杨桂芳、葛明、李开荣、周林等。

　　这年夏天，我将青光眼术后的母亲带去农场小住，稍尽儿子的一点孝道，全队上下都对老人家表示了亲善和友好，入秋时，我伴送母亲回上海。

双目失明的老人家又通过本家叔父（原市局警卫处长王济普的岳父），亲登复出的原市局副局长杨光池宅第，痛述革命家史和当下实际困难，苦苦哀求将自己的儿子调回上海，博得了杨老的同情与支持。真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另外，我又通过上海朋友陆子祜争取了“工总司”驻劳改局抓组织工作的刘训常的同情与支持。有道是:

董道栖蓬草，纸牖遮连绵。不感应门月，扬鞭惊蹄轻。乱世浪淘沙，傲菊寄篱下。横舟弄潮儿，敢梦敲罗刹。

到了年底，劳改局组织组的赵中石找我谈话，告诉我调动的名义只能是“照顾夫妻关系”，而组织上找傅美丽谈话时，她竟坚决反对我调回上海。还多次写信到农场要求“不让苗贵调回上海!”所以赵中石要我尽量改善一下同傅的关系，于是，我就独自去到了南汇乡下。

那是一个严冬的早晨，我提了几包干点心赶到了傅家，一进门就看见岳父母和那个早已变心的女人那三张死板的脸，我主动打招呼，他们一个也不理我，到中午吃饭也不叫我，到晚上我就吃自己带去的点心，累了躺下睡觉，这一晚也不知傅美丽睡在何家。

第二天岳父就叫傅美丽拉我去南汇法院，法院星期天不办公，值班的一位40多岁的女同志，听了情况后当即批评傅美丽:“组织上照顾你们，准备把苗贵调到上海，这是好事，怎么你反而要闹离婚?你到底存什么心?这种离婚法院是不会判的”，这场“官司”就此了结。

过后，我把到南汇乡下的情况向劳改局组织组作了汇报，他们认为这个女的不大正常，更觉得有必要及时把我调回上海了。

1975年3月8日，下明划归海丰农场，人员分别调迁到川东、时丰、庆丰等分场，我被调往川东六大队。计有陈纪法、郑洪泰、徐志国、戚仁泰、谷嘉品、莫振南、徐志才及戴玉兰、郑丽红、郑丽华等。分场和其他大队有往来的：宋宗贤、杨瑾、楼锦富、薛玉坤、杨德辉、韦宝珍、沈惠君、刘良生、王一民、王文龙、张蕴玉、王胜裕、杨桂芳、刘光中、张席珍、谷伟昭、施美琴、李志富、毕巧玲、杨善太、谭秀銮、杨志成、甘关然、荀成源等。

1975年7月的一天，在苏北上海农场发生了一件出乎人们意料而引起全场骚动的事件，近二十年只进不出的上海农场干部人事制度，突然解了“冻”，而这解冻的第一人，竟然是一个家喻户晓声名狼籍的摘帽右派。“苗贵调上海了”的消息顿时从川东分场传遍近百里外的总场地区和其他分场，真是“翻了篓子倒了油，有人喜欢有人愁”。

尽管有人想拖我的后腿，但他们无法改变上海公安局、劳改局发到农场的调令。至于我对此也不敢怠慢，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那“贫寒十九年，牧羊北海边”的是非之地——苏北，上海农场。

无辜遣垦北，莫须右加冕，仰慈幸折柳，横眉十九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