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人地二易》纪录片，一位上农老人的自述！（十八）作者：苗贵 注明：此文转发于《上海农场人公众号中的文章》

邓宝山

苗贵：空谷秋声（1８）

1968年夏，上海首批200名“红卫兵”杀向地处苏北大丰的上海农场，随后又有大批上海知青开到农场，不久，农场实行了军管。元华分场军代表为张锦春，红卫兵团长李平，副团长蔡国林。紧接着就是“按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部署，清理阶级队伍，揪出特务、叛徒、走资派和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包括已摘帽)五类分子。

在元华四大队的20余名干部中，就揪出了9名“牛鬼蛇神”:马玉科、刘耀坤、钱源、谷嘉品、苗贵、李纯杰、陈伯敖、李熙春、李本道，指定我担任“牛”组长，每天早晚两次向原先由我画在大队部屋山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低头请罪，并要求我们这些“老牛”随时接受红卫兵小将们的监督和批判。

我们九个人被分到不同的知青排进行专管批斗，我和马玉科两个摘帽右派被分在女知青排，白天随她们劳动，晚上则向她们汇报一天的思想改造情况。其他六个被分到男知青排的“老牛”，则除了白天劳动和晚上接受批斗外，每天还要早晚两次为这些“小老爷”清倒小便桶。

通过我们这些“老牛”的检查和交代，使我们和红卫兵及知青之间逐渐有了了解，渐渐地“专政”不那么狠了，“阶级斗争”的弦也有些松了。1968年中秋之夜，我向全体红卫兵知青作了一次近两小时全面彻底的“交代”，让这些思想单纯的年青人了解我的出身、历史，和如何因恋爱而遭到顾盛水之流的诬陷，以致最终被打成右派的全过程。随着我悲恸的叙述，许多知青也为之动容，个别的呵斥我“不许放毒!”然立即有人对其阻止，并让我继续讲下去。

我们终于“化敌为友”，分场和大队负责“清队”的蔡国林、唐治安、徐志刚、徐遂华、葛连生、马家骏，以及滕红、吴星月、陈水蓉、周忠云、劳一蓉等红卫兵知青，此后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尤其是分场的唐治安，多次为我上传下达并透露内情，表示我被打成右派的问题，一定会在运动中得到澄清和平反。不仅如此，连负责分场斗批改运动的军代表张锦春，也对我的问题表示十分的同情和支持。

我们的“牛棚”生活，其实也是很有趣的，三间房连在一起，摊了八张草铺，每人一套毛选，天天象老和尚念经似的读老三篇，读好后就侃大山，交流各自在知青连队的所见所闻，此后便开“无轨电车”，乱七八糟无所不谈。马玉科最是爱逗刘光宇讲他的风流史，刘则津津有味地一谈就没个完，太离谱了，我就出来打个招呼，另换一个话题。

“伪保长”肖万春是个很狡猾的家伙，他常常要到红卫兵那里去汇报，所以大家都防着他。有一次下雨不出工，天气又比较冷，刘耀坤就提出弄点酒喝，我也正有此意，就叫了一个“老部下”(天不怕地不怕令红卫兵知青感到头痛的少年解教人员李德宝)，替我们外出买酒。酒买来后，还需要下酒的菜，我就叫肖万春到“大伙房”(场员食堂)去买，李去了，一买就买了好多菜。

到了开宴的时候李突然肚子不舒服不能喝酒了，过了一会他说出去小便，一去就是半个多小时，回来时脸上贼秃嘻嘻的，问他什么情况他什么也不说。不到十分钟，管“老牛”的红卫兵来了，看到我们在喝酒，就故作惊讶地说:“啊!你们竟敢喝酒!”接着把我带到大队部，由副大队长徐遂华向我问话:“你们今天怎么竟敢喝起酒来了?!”

我心里一琢磨，就决定拿“告密者”作垫背，说:“今天因为天气不大好，我们几个有了些年纪的都觉得腰酸背痛，肖万春就提出弄点酒吃吃，我说牛棚里喝酒不大好吧，李说没有关系，他们又没有规定过我们不准喝酒。我又说酒菜怎么弄?肖万春说酒你可以叫李德宝去买，你过去是他的主管队长，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对他也不敢多问。至于菜，由我（肖万春）负责到大伙房去买……”

徐大队副一听大为恼火，立刻令红卫兵把肖万春揪到大队部组织批斗,这个“伪保长”开始还想申辩，但去大伙房买菜这个事实他是抵赖不了的。出尔反尔窝里斗的肖万春，做梦也未想到“告密”会落得如此的回报，不但没有讨好，反而碰磕了一颗大门牙(系批斗时红卫兵按其头着地时磕掉的。肖万春将此牙保存很久，说不定至今还会留着)。

1969年年初，随着“革命大联合”的形势发展，“牛棚”也由分散变为集中，把分场各单位的“老牛”集中在一起编成两个大组，由我和李宝栓分别担任组长，其时共有“老牛”40余人，有李宝栓、赵国法、马玉科、刘耀坤、陈文彬、谷嘉品、邓成仁、王信、陈桂芳、马振陆、马振盛、杨焕藩、钱源、李纯杰、陈伯敖、李熙春、李本道、林振国、成明……

每逄“早请示、晚汇报”，朗读毛主席语录并“低头请罪”时，那种参差不齐、有气无力的情景，直叫人心中发笑。我们这些“老牛”都是老公安了，每个人对自己的“问题”都很清楚，哪里有那么多“罪”可认的?!回到“牛棚”便都“原形毕露”，相互模仿和嘲笑刚才那动人的一幕，也正可算是“黄连树下作曲，苦中作乐了”！

　　过不多久“大牛棚”拆开，我被调到元华一队的知青连队，虽在一连的时间不长，也处了几位较好的朋友，他们是杨怀祥、朱佩芳、周忠云、蔡华以及农场干部梁典勋等人。

1969年年底，在总场军代表的主持下，举办了为时两个月的“清队学习班”，我被分在第五小组，组长屠金龙(是与我两派的农场干部，共产党员)，副组长王开凤(是与我一派的农场干部，共产党员)、马家骏(红卫兵小将)，还有“革命动力”滕红、范红妹、“小刁”，三人均为红卫兵小将。“对象”则是马振盛(与我两派观点的农场干部，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谷嘉品(摘帽右派)。

按说，我对这次“淮海战役”式的清队抱的期望很大，从军代表到小组长都给我吃过“定心丸”，说我的问题一定能在这次运动中解决，我也真是“乌龟爬门槛，待看此一番”了。然而，所有的人都错了，在大树特树个人威望的时候，怎么会允许有人抹杀他反右的伟大业绩呢?!

1970年2月，当军代表张锦春最后向我摊牌要我“正确对待”时，我顿时感到五雷轰顶，禁不住吼叫起来:“有错不纠，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吗?!”军代表沉默不语。我忽然明白过来，原来所谓的"有错必纠”是要以维护政治正确为前提的。

1970年2月借普希金两首诗自抒: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须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心永远憧憬未来，现在却常是阴沉。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恋。”

《哀歌》“我体验了自己的愿望，我厌倦了自己的幻想:现在留下来的只是一片苦难，那心灵空虚的果实。在残酷运命的风暴之下，我的灿烂的花冠凋谢了：我悲伤地、孤独地生活着，我等待着:是不是已到了我末日的时光?这就象听到冬日风暴的啸响，受着晚来严寒吹打的一片迟凋的树叶，在光裸的枝干上战栗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