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人地二易》纪录片，一位上农老人的自述！（十六）作者：苗贵 注明：此文转发于《上海农场人公众号中的文章》

邓宝山

苗贵：空谷秋声（1６）

我在时丰三队当了不到一个月的纠察管教员，就又调到了时丰分场场部，分场长魏俊祥和教导员宋心田、政工干事肖振声等均待我不错。其中我与魏俊祥家关系最好，特别是魏60岁的老岳母，一共生了三个女儿就是没有儿子，便要认我做她的干儿子。那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是“干妈”为我过了三十岁生日。

我那时不参加农田劳动，只是在场部打打杂，在所有房屋的山头和墙上画毛泽东像，写写“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之类的大标语，再就是教干部家属和留场人员唱革命歌曲，空下来就自己写写画画，倒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到了年底，“帽子”们又要集中了，我被调到了分场东北角的时丰四队“下放组”，我在“下放组”担任学习组长，劳动组长是蒋洪岭，组员有章民权、陈文彬(妻夏翠萍)、王东林(妻王桂英)、李文玉、倪俊杰等。

时丰四队的大队长是张万勋，副队长郑隆武，中队长王玉有(妻伍丽华)、大队管教干事为季斌(妻黄学秀，是我在时丰小学任教时的学生)，财务干事杨振新、统计徐逸民、事务长徐正中、王敏、卫生员沈绰、彭珍珍等。

上半年基本上是在棉花田里劳动，下半年我被调到棉花仓库，负责晒花、分级、打包和进仓。这一时期由于大队长张万勋是个好人的缘故，我与本队所有在职干部都处得不错，尤其与思想观点接近的沈绰、彭珍珍夫妇更是多有交往，成了莫逆之交。

入冬，我和王东林被派到下明草荡，就象《水浒》中的林冲那样看守草料场，住进三角棚，夜晚凭着天上的指北星，漫巡在一大片寂静无声看不到边际、高齐腰胸的草荡之中，俨然成了大地的主人，任凭你大声喊叫说唱，任凭你翻跳爬跑大发歇斯底里，也不会有人出来说个“不”字。

有时夜晚在草荡里迷了路，左转右弯反而走入了草荡的更深处，与在另一三角棚守候的王东林吹哨大半时辰联系不上时，真令人感到有些紧张和恐惧。此时就得选一处较光洁的地方坐下，抽上一支烟定定神。然后再确定一个方向走上一段路，试着手电照照，口哨吹吹。不行，则折回另方向走段路，再试，直至确定三角棚方向为止。

又有时发现附近有动静，老百姓偷偷刈草、或急促的走步声，二人就一起离棚包抄，口哨手电乱吹乱照，吓得那些偷草人丢下镰刀和草担就逃，而我们就稳稳地前去收集和清点“战利品”。这就象是古时候战争，一方战败丢盔弃甲逃跑一样。

这一段的草荡生活，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如今回思起来，犹感兴味盎然。真所谓是：缪影惧夜叩，空谷震潺爱。

我在时丰四队的一年里，先后接触和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是韦正非、谷嘉品、叶萍、孟辉、冯慧珍、王文英、邵玉玲、王诚婉、陈梅红、吴梅棣、吴玉梅、薛玉坤、韦宝珍……

1965年1月，农场为适应“四清”运动的需要，在时丰六队西村建立了一个“干部生产队”，队长曹文芷、指导员王可文、事务长周国立、钱德宝、医师陆鹤龄等。

下设三个小组，指定我任第一小组组长，组员都是属于“四不清干部”，有刘耀坤(大队管教干事)、陆宝才(总场行政科副科长)、邵杰(工业科科员)、姚良全(加工厂主任会计)、戈锡基(总场医院头牌医师)、徐柏(供销科主办科员)、刘贵(加工厂干部)等。

这是一场颇为有趣的闹剧，先是由“戴帽右派”领导的包括党员在内的“下放干部”，后来又变做革命干部来专右派分子的政，我因所谓“骄傲自满和狂妄自大”被赶下了台。这件事在农场引起不小的骚动。正义之士认为一身清白的苗贵，完全有资格领导那些“四不清”干部，“左”派人士则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断然使不得的。而依我说，我还耻于和那些“四不清”分子为伍呐!正是:

漫天风雨无人问，郁郁苍苍草自芳。一种清奇谁介得？舅姑红艳说花王。

1966年3月，我从“干部生产队”调到元华分场四大队担任第一中队的管教中队长，其时，农场的场长是吴心荣，党委书记为林传富。前场长吴福海调任上海市农垦局副局长，党委书记陈宏惠调任上海市公安局行政处长，王东异调任劳改局副局长，李世全为上海市公安局监委副书记，魏林生调任军天湖农场党委书记。

1966年4月，宣布摘掉我戴了长达八年的右派帽子，由30元生活费恢复拿行政23级45.5元工资，八年被扣的工资算是我无偿地捐献给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八年至少错过了二次提级机会算是我发扬了“共产主义风格”。我的工作显然是出色的，很快就获得了分场和大队的一致好评，并为我记了“绩”，但我的“翻案”思想是不会改变的，我要以出色的表现来为自己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