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打拐”，收获颇多

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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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公安部开展了新中国首次打拐专项行动，这次行动的背景是宗族势力利用基层党政工作削弱，拐卖妇女儿童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随着对外开放，西藏也是如此。

1990年3月初，接局里主要领导通知，派我和吉崩岗派出所所长张文生（因被拐女孩属吉崩岗派出所管辖）两人，配合自治区妇联董秀副处长和区信访办干部李霞女同志一起，赴河南省新乡市长垣县一处农村，解救被拐的拉萨市藏族女孩XXXX（简称：仓决）。

自治区政府相关领导十分重视，组织联合调查组，经过几次会议研究，决定由自治区妇联牵头、公安配合。其间我复印准备了很多关于中央打拐的文件，同时将女孩基本情况也作了了解。上级拨了5000元办案经费由董秀副处长保管。

　　原拉萨市公安局白色办公大楼

1990年3月10日我与张文生所长在区公安厅三处办理了携带枪支《特许持枪通行证》。我们一行4人按既定计划于3月11日乘飞机抵达成都。乘火车于3月14日下午1：40分到达河南省郑州市住“中州宾馆”，15日在河南涉及到的各级政府、妇联、信访、公安机关的高度重视、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配合下，与当地成立了联合调查小组并召开了汇报会议、制定解救方案，除了董秀处长介绍这次来的目的及相关情况外，整个案情由我汇报。通过双方沟通，初步了解了犯罪嫌疑人和当地群众的一些风土人情以及女孩的所在地。内地一村一户大多以姓氏宗族聚集居住，我们担心一但被当地人发现去解救妇女，宗族们会集体纠结在一起，不让带人离开，他们认为花钱买来是“合法”的事，所以我们就得快办快撤。

郑州市公安局及信访办

犯罪嫌疑人张天义（男，汉族，52岁）系河南省长垣县孟岗乡野寨村人。

16日早上在郑州市公安机关的配合下到达新乡市，又在新乡市公安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抵达长垣县，此次接力配合有省厅九处三科彭章发科长、新乡市局刑警大队王队陪同。长途跋涉也十分劳累，暂在县政府招待所稍息并及时召开几个参战部门的碰头会，进一步核实情况。17日下午，为使解救工作做到万无一失，考虑到当地宗族的风俗习惯以及我们在解救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对方众多亲戚纠缠、藏匿或伤害被解救受害人、聚众追赶围攻我们解救人员，或与我们解救人员发生正面冲突等等问题，我向参加解救小组、新乡市公安局办案人员及长堰县局参战的同志汇报了我的想法，提出两套方案：一是以当地公安机关为主，在深夜以查户口方式，了解被解救妇女“仓决”的确切住址，由行动小组趁深夜、当地乡亲不易集结的机会，进行快速解救；二是在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当地公安机关人员配合张所长，由张所长用藏语与被拐妇女对话，一但确认立即带离现场，星夜赶往郑州市。第二套方案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认同，会议一直开到深夜11点多钟。

新乡市公安局办公大楼

张所长同新乡市公安局十几位荷枪实弹的干警，与深夜12点乘车向出发地进发。我、董秀副处长、李霞和当地部分干警仍留在招待所待命，随时用电话了解营救情况。

解救小组俏俏潜入“老庄”野寨村，张天义因躲避计划生育早已外出。经过一个多小时周密部暑后，由张所长进入仓决住地（张所长自小在拉萨长大熟悉藏语）。此时与受害人进行长达十多分钟的对话，仓决女孩也愿意随我们返回拉萨，并说出了还有另一位被拐藏族女孩“卓玛”，经过接触谈话，该女孩不愿意离开本地，所以也就不勉强了。于是将仓决迅速带离现场赶到县政府招待所与我们会合，经初步复核无误后（此时仓决已经满口说的都是河南当地土话了）而且身怀有孕三个月，为尽快离开长堰县，小组决定由董秀副处长、李霞乘坐新乡市局警车同当地公安干警连夜赶往郑州，我与张所长继续留下，在当地公安人员配合下处理善后取证和抓获张天义后续工作。

　　河南省长垣县政府办公大楼

孟岗乡派出所

到达新乡市她们一行三人乘上开往成都的火车，到达成都经征得女孩同意，在董秀和李霞两人的配同下，适时将胎儿刮掉，稍休息几天并顺利将其带进拉萨，交给她的家人（这些情况都是返回拉萨后，大家集体向上级汇报工作时得知这一情况），整个解救工作取得较为成功。

3月20日，也就是董秀副处长她们离开的第三天，我与张所长上午再次向县政府领导汇报工作进展情况，请求协助我们做好后期收尾工作，在当地派出所干警的带领下走村串户，了解情况将该取的证人证言初步完成了，从中得知张天义大约在10天后才能返回老家，此项工作只能暂时搞一段落。

经初步请示，3月23日我与张所长决定趁此机会各自回到老家顺便看望家中老人，同时也与当地公安机关负责人留言和电话号码，一但有张的消息，各自火速返回长垣县。

由于没有完成带回张天义的任务，我回到家中后心里老是觉得不踏实，于4月6日发了两封信函给河南省公安厅九处三科彭科长和长垣县公安局牛学中局长，查询是否找到了张天义。几天过去一直未得到回复，我又发了一份加急电报通知张所长，约定时间统一赶往郑州并在火车站碰头。当年4月18日我们两人早上在郑州火车站相见，在火车站旁小面馆吃过早饭便乘车去了长垣县，仍住在县政府招待所，经了解没有张的下落，后经请示西藏“打拐办”同意不需继续追查了，于4月22日由郑州乘8次特快列车，23日抵达成都暂住在西藏成办二所（现改名为“天湖宾馆”）。

　老成办二所（改名“天湖宾馆”）

成都绿叶啤酒厂

历时一个多月的奔波，由于我们办案经费5000元全在董秀副处长那里，我与张所长自身带的费用已经无法支撑返回拉萨的路费了，除了劳累就是“囊中羞涩”。我两在成都的生活、住宿费用由张所长在成都认识的熟人那里暂借。正当我两准备返回拉萨时，公安部规定飞机上不准携带枪支，张所经打听并找了四川省武警边防处同志，回答是：“现在上面有规定，只能把枪支寄存在我们单位，然后通过组织返还你们单位”。得知这一情况我们就离开了（后因张所长要返回拉萨，我们只好忙着各自的工作。期间我与张所长佩戴的手枪用布包好，委托局总务处在成都出差的马国范师傅，他卸下车门内侧挡板，将两支手枪放在东风牌汽车玻璃门内带回拉萨，后通知我们去取，我们也非常感谢）。

5月9日夜12点过，我接到市局总台打来电话，说我科需在成都协查一起“敲诈案”涉及的单位，由于办案经费紧张就不再派人过去了，让我联系休假返回在成都的我科干警田会凤同志，与小田取得联系后，随即开始走访工作。唯一的线索：犯罪嫌疑人韦一飞（男、汉族、34岁、大学文化、江苏濉宁人）；守爱萍（女、汉族、26岁、小学文化，系成都市绿叶啤酒厂第四经营部主任）两人于5月5日在拉萨市雪莲宾馆，用勾引等手段敲诈外地经商人员3000元。所以要求我二人在成都查明他（她）经常落脚在锦江宾馆、岷山饭店、成都西藏饭店、成都绿叶啤酒厂等地是否有作案嫌疑线索。

锦江宾馆

岷山饭店

10日上午，我让张所长陪同我去成都市公安局找三处治安唐科长，他为我们出据一份证明，让我们分别去东城和西城两个分局找治安科的同志协助。那时办案除了乘坐市内公交车就是步行，返回二所后我没有去两个分局麻烦他们，与小田直接去了跳伞塔派出所找左敏所长（他在85年前后作为援藏干部分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得知我所治安防范工作搞得不错（当时我在巴尔库派出所任职），他随同援藏干部公安厅李副厅长来我所，蹲点了解情况以便推广经验，我俩从此比较熟悉）。由于左敏所长已调走没能联系上，只好同小田把涉及到的单位统统过了一遍。

经过大量走访，我们对涉及到的单位、管辖派出所都一一进行了调查核实，各单位和辖区派出所均未接到投诉记录，经查绿叶啤酒厂也没有守爱萍这个人，于5月15日我将工作进展情况向治安科米玛科长作了汇报并咨询下步如何进行，直到6月上旬因其他原因让我们停止调查返回单位。回到单位后，我们解救小组向区“打拐办”作了系统汇报，所做工作也得到上级充分的肯定和的认可。

6月25日，我科米玛科长在科务会上讲到我科升格为“处”级单位，各股也相应升格为科级部门的消息，新办公大楼已竣工，各科室准备近期搬家。

新办公大楼侧面

90年代，我局在处罝拉萨少数极端分子“骚乱闹事”事件中，取得了辉煌成绩、战果卓著。扎西顿珠局长也随之调任拉萨市人民政府任副市长兼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我局时任副局长朗杰同志升为正局职（在我的记忆中，由本局任为正职的有三位：宋全科、路德川及朗杰局长）。随着市局主要领导升格，由局党组改为党委，市局各部门也“水涨船高”。我科也正式改称“处”级了，随之将原来下设的办公室、治安股、特行股、户籍室改称治安科、特行科、户政科（下设居民身份证办公室），办公室名称不变。

1990年10月下旬我们三处由原驻地刑警大队院内，利用三天时间搬迁到燃料公司仓库盖的公安局新大楼里，从此局直各部门工作逐步迈向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