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三次近距离见到毛主席。第一次是1953年1月，父亲从西北局调入中宣部工作，住进了中南海，直到1956年。我入了中直幼儿园，是日托的那种托儿所，毎天早上从父母那儿上辆接儿童的厢式三轮车，去位于西四大红锣厂的四合院幼儿园，下午再坐三轮车回中南海父母家。后来上全日制小学，就是周末班车接送。那时我不太懂事，常站在家门口眺望湖水，见几人从家门口走过，听工作人员小声说：“毛主席来了！”我眼寻去瞧，不知哪位是？ <div> 1955年8月，我上小学，放暑假到位于中南海乙区的游泳池游泳。游泳池的水非常清澈。池北边有一个喇叭形的大水管，“哗哗哗”地往池里注水。游泳池是白色的瓷砖沏成的，显得非常干净明亮。<div> 还不会游泳的我，在阳光下的浅水区玩儿了一阵后，就发现有工作人员在游泳池的东侧立起了一把遮阳伞，摆了一把躺椅和桌子。不少人兴奋地说：“毛主席，毛主席！”只见毛主席穿着一件蓝条的毛巾布睡衣走来，他身材魁梧，肤色白皙，燃着一支烟和一位工作人员坐在桌旁交谈。<br></div><div>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站起，走到游泳池边，脱去睡衣交给身边的人，显出他身上的深蓝色游泳裤。他慢步走到池东南深水处下了水。毛主席身体稍向右倾斜，腰部弓起，头露在水面上，全身几乎都漂在水面。他两手看从两胯旁轻轻提起，从肩部向身体两侧划去，小腿和脚轻轻地交叉摆动，他游得轻松自如，毫不费劲儿，就像是侧卧在水上休息一样。有时，他平躺在水中随波荡漾；有时，他侧泳蛙泳交替变化缓慢前行，但动作舒缓，神态松弛，陶醉其中，快意盎然；这样特有的潇洒随意姿势让我非常惊奇。<br></div><div> 过了一阵，毛主席就上岸休息坐在地上。这时我和另一小朋友，向毛主席跑去。我们给他敬了个少先队礼，和毛主席握了握手。毛主席微笑地看着我们，一一问了我们父母是哪位又在哪里上学。<br></div><div> 我们答话后，一阿姨补充说：“他们都上小学了，小林这学期得了二等奖。”小林立即补充说：“友友得了三等奖！”毛主席便笑着说：“这很好呀，我就从来没得过一个奖！”说得大家都跟着主席笑了起来。<br></div><div> 至今我仍记得毛主席那软软的大手，记得在中南海的那段日子，中南海里的那种朴实温暖又严谨的氛围影响着我的一生。<br></div></div> 第二次见毛主席，是在十一年后的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万人大会，我和一女同学被安排在代表席左侧第一排，紧邻主席台。当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大会，并宣布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后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总书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先后讲话。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分歧和困惑。在会上，刘少奇坐在讲台上边抽着烟边讲，谈论到文革的开展的时候，他坦言讲到：对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实话的讲，我也不太晓得。当说到：“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时，毛主席红光满面、表情十严肃突然现身，从我眼前走向讲台，顿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此起彼伏，刘少奇立即起身，向主席一个又一个地躹躬。但是，毛泽东没看他，只是在台上向场内代表鼓掌、挥手致意，然后坐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表讲话，停留了一会儿，任凭欢声雷动，竟自突然起身离开了会场，引起了全场的惊讶。<br> 刘少奇的讲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是会议上最长的一次讲话。台下听众听得也很是激动，尤其是对于刘少奇而言，当时作为国家主席，能够以如此谦逊的态度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也是很难得的。中央领导人朱德、董必武、陈毅、李富春、陈伯达、康生等，都起身鼓掌。接着周恩来总理，邓小平讲了话。这次会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和升级，也标志着群众运动的兴起和扩大。它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质和目的，也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难题和危机。 第三次是在1966年8月18日，我当时是红卫兵一员，在天安门广场和几十万人一起，按要求席地而坐。我的位置靠前，就在公路边上。高音嗽叭播放着歌曲，不久，毛主席身穿65式军装，乘敞蓬军用吉普车驶来，这是毛主席首次穿军装与80万红卫兵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会面，当时气氛异常激动。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不断地挥动着手中的军帽，向群众们示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不断回荡。 以后，到1968年军代表入驻学校，学校酝酿复课，此时恢复征兵，我应征入伍。到部队时间不久，就被师里多次调去画毛主席像，从毛主席到开源、到井冈山、到延安、到建国，先用部队的油漆画，后用油画颜料画，从小版画、剪纸画、标语、宣传画从几寸画到一米左右，再到三四高大大小小的油画种种，常是夜以继日地，几乎画了八年，宣传了八年，几乎天天紧跟着毛主席。总之，毛主席在政治上重要影响力、个人魅力和文化领域的形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