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历史文化（11）

庭祥

　　民国时期的长子名士高洪

高洪（1880~1935)，字容斋，号绵谷山人。长子县城内人。民国时期山西首届省议会副议长。高洪出身寒微，其先世于明朝末年为逃避战乱灾荒，由山东省迁到山西上党地区，落籍长子，累世农耕，不获小康。髙洪出生之年正值清末，政治腐败，外患频仍，民生凋敝，上党地区几度荒旱，家计益形窘迫。六岁时父亲病殁，家里生活更加艰难，全赖寡母一人苦苦支撑，将其抚养成人。母亲虽系普通农妇，然治家甚严，沉毅果决，敦睦邻里。她克勤克俭，节衣缩食，督课其子读书向学不遗余力。加以高洪本人颖敏嗜学，博览强识，奋发图强， 不数年，岁科两试名列前茅，补为廪膳生员。

官费留学日本

废除科举后，光绪三十年（1904)，山西奉命派优秀学生50名官费赴日留学，高洪顺利入选，成为山西省首批官费留日学子之一，亦为长子县官派出国留学第一人。至日本后，入东京铁道学堂。光绪三十一年，在日本加入山西同乡会，后又加入同盟会，参与山西留日学生举行的争矿运动及《民报》《铁券》活动，并积极为《晋学报》撰稿，鼓吹革命。

投身长子教育事业

宣统元年（1909)，高洪学成归国。为开启民智，返乡后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执教于长子县立高等小学堂。在授课中向学生积极介绍海外新知，开拓其视野，宣传反封建民主思想。 联络业界同人，大力提倡“女学”、“天足”，赞助县内女子求学，亲自动员族中堂妹、侄女等 亲友中女子不缠足，入学求知，增长文化。在其积极倡导下，不少亲友中已经缠足之青年女子也放足入学，这批女子后来大多又到太原、长治等女子师范深造，成为县内女子教育的先行者。

任山西省首届议会副议长

其后，髙洪又至省城太原，投身于新兴实业教育，先后执教于山西铁路学堂、实业学堂， 并广泛联系社会各方贤达人士，社会影响与日俱增，被选任为山西省咨议局议员。其时，咨议局虽系清廷御用机构，但许多同盟会员、革命志士也渗入其中，成为一个特殊的政治斗争场所。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灵丘县人）的“实业救国”思想和反清革命思想，与高洪颇为合拍。

宣统三年（1911)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在太原发动新军起义，击毙巡抚陆钟琦，推翻满清地方政权。民国元年（1912)初，河东军政分府兵马节度使、著名同盟会员王用宾赶来太原，倡议取消国民公会，组织临时省议会，在留住省城各县人士中，每县选一人为议员， 组成正式民意机关。高洪积极参与其事，当选议员。同年，根据民国政府选举条例，筹备山西省首届议会选举。年末，经初选、复选，选出正式议员120人，候补议员120人。高洪当选为正式议员。杜上化当选议长，高洪、张端当选副议长。

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山西省议会群情激愤，要开会决议反对帝制。阎锡山出于种种考虑，指使其亲信以“共和与帝制有国会两院决定，省议会无权提议”为由，加以阻止。 高洪与杜上化、张端等不为所动，主持议会开会，形成议案，付诸表决，结果反对帝制者居绝对多数。而后领衔通电全国各省议会，呼吁一致反对袁世凯称帝。此举令阎锡山十分不满。不久，阎锡山奉袁世凯之命，将省议会武力解散。

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共和再造，以黎元洪为大总统的民国政府，曾授予髙洪“一等嘉禾章”，特予表彰。同年，国民政府通令各省召集第一届省议会复会。复会后，阎锡山欲贿赂议员选其岳叔丈徐一清为国会参议员，事情败露未达目的，干脆置省议会于不顾。省议会的议案移文概不执行，应提交省议会审议的议案也不提交，一切独断专行， 省议会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势之下，髙洪身为议会副议长而无所作为，思想上极端苦闷，曾给友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相赠：“尊前时复中清圣，灯下还能读汉书。”延至民国七年，第二届省议会选出，第一届省议会宣告解散，结束了他省议会副议长的政治生涯。

参与山西铁路建设事业

高洪留日所学本为铁道专业，归国后在山西未能充分发挥其专长，除铁道学堂授课外，还参与了同成铁路公司的筹建。民国二年（1913)，当局提出修建同成铁路（山西大同至四川成都），组建同成铁路公司。高洪参与筹建工作，拟定公司组织规划，起草规章制度，勘定山西境内线路。该公司曾由太原向南铺轨数十里，终因军阀割据，时事纷争，不果而终。

当选国会参议员

由省议会退出后，高洪又当选为国会参议员，即当时所谓京议员。高洪任国会参议员时，正逢军阀曹锟贿选总统。高洪与部分议员拒绝投票，并坚拒5000元贿款及冰炭费等名目。这一行动颇为时人所称道。民国八年（1919)，山西省创设统计处。高洪出任省统计处处长，前后历时10年。统计处实系阎锡山安排资深人士的一个闲散机构，并无实权。当时除山西省外，全国只有广西有类似机构。但高洪任处长后，积极规划，认真主持调查统计，收集全省政治、经济、气候 人口、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资料，逐年汇编成册，供各方参考。各地学术研究机构、机关院校、有关专家学者多来联系、函索，成为当时国情研究的重要资料。民国十七年，统计处被当局裁撤。民国二十一年，阎锡山改组山西省政府，曾提名他当财政厅长，他坚辞不就，后安排为绥靖公署参议。

推广新式簿记学

髙洪在政坛上虽然历尽坎坷，贡献无多，但在山西省文化教育及社会公益事业方面却成就颇丰。除早年执教于长子县立髙等小学堂、省铁道学堂、实业学堂外，一直于公余兼课，从未间断。先后任教于省商业专门学校、第一师范学校、育才馆（后改称“行政人员训练所”、“党政学院”）等校。讲授“簿记学”、“公牍”、“统计学”、“铁道通论”等课程。其簿记学课程为山西省推行科学的新式簿记开了先河。山西省首先于官钱局试行新式簿记，但通晓者甚少。专业培训，学者每感枯索，且与传统的中式簿记相颉颃，收效甚微。而高洪能以风趣幽默驾御科学，突出新式簿记之优越性，使学者于不经意间而顿悟，且乐于接受，获得普遍好评，使新式簿记得以顺利推行。

普及国语统一

高洪博学而能创新，于新生事物尤所重视，曾作多方面的探索，涉及面甚广。因此在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地方文献研究整理，以及历法、书法等方面，均有显著成绩。民国八年(1919)，他兼任山西国民教育学科编纂会会长，主持编纂国民教育补习教材多种，分发各县应用。又兼任检定注音字母委员会委员长、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国语研究会会长等职，成为民国初年教育界、语言学界影响甚大的“国语统一”运动的中坚人物之一。他主编的《国语报》刊行各县，并与外省刊物交换，扩大影响；在太原创办“注音字母讲习会”（地址在傅公祠，即今太原东缉虎营街省政协院内），亲自讲授语音知识。特别是他在晋语方言与国语(现在正式定名为“普通话”）语音对应规律的教学中，明确地提出晋语入声系统的语音特点及其分布地域纠正方法等，实为山西省近现代语言学界方言研究之第一人。他的这些工作，对当时的国语统一运动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后来的晋语方言研究、推广普通话工作，起了先导作用。因上述各项工作的社会影响，民国十四年八月中华教育改进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举行时，他代表山西出席了大会，在会上与各方专家学者交流意见，为推动中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个时期，他对当时的历法在农业生产中的实用性、科学性甚感不足，于是钻研中外历法专著，请山西大学教授张静山帮助计算有关天文学数据，写成《历法私议》一册。当时北京有某专家多次与之信函往复交换意见，并几次专程来并，当面研讨；然未及定稿溘然长逝， 其手稿也于战乱中遗失。

重视古代文史资料

的收集与流传

高洪也十分重视古代文史资料的搜集与流传。民国十三年（1924),有友人偶于黎城县获得乡贤靳荣藩（清乾隆进士，学者称绿溪先生）遗著《潞郡旧闻》手稿三卷，高洪恐其湮没，自费排版铅印500部分送各方，以广流传，并为序以述原委云：“潞安居上党之中，自汉以后 为大郡。凡山川形胜，文物典章，经史所载，百家传记所书者，何可胜述……黎城靳先生敦学不倦，博极群书……辑成《潞郡旧闻》四卷：曰疆域，曰人物，曰艺文，曰轶事，旁引曲证，不厌求详。举史集所载，缀于一帙，意甚善也……余虑其久而淹也，因付剞劂，藉广流传……”现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山西省博物馆均有藏本，长治市旧志整理委员会1996年曾重印。

创办上党师范学校

高洪热心办学，重视教育，曾资助银洋500元，为长子县第一高小修建校舍；又于省城筹置县会馆，以利乡人旅居。民国二十一年（1932)，高洪与地方人士郭宝清（长治人）、常效春 (长治人）、马君图（晋城人）、连天祥（屯留人）、秦绍观（壶关人）、李庆芳（襄垣人）、刘和斋（黎城人）、李墨卿（潞城人）等人，在长治创办上党乡村师范学校，宗旨是为上党培养乡村教师，改变上党地区乡村教育的落后面貌。他积极制定规划，申请立案事宜，被推为该校董事会的董事长。高洪领导董事会为乡村师范拟定校规制度，执行教育方针，编制教学计划，审核教育经费，任用教学人员（任命郭宝清为校长、李庭桂为校务主任）。他联络进步人士主持校务，王中青、史纪言、赵树理等都在该校工作过。抗战爆发，该校停办，师生大多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晋东南一带影响颇大。

高洪嗜围棋，擅书法。其书法初学欧阳询，继学颜鲁公，尤工行草，兼及篆隶，笔力遒劲绝俗。晚年又致力于古籀、金文、甲骨文，终生不辍。因其一生任教，受业者多请书写条幅，墨迹在省内流传颇广，一时蔚为大观。

位高不忘母恩

对于自己的成长，髙洪特别感恩于其母。为报答寡母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培养抚育之恩，曾于民国五年（1916)其母六十寿诞之日，邀集各界友好举行大型寿诞庆典。消息传出，大总统黎元洪及民国政要徐世昌等分别以国民政府或个人名义送来总统“褒奖状”及贺幛、贺联等多宗。事后，髙洪将赵戴文等多人所撰寿序、寿文，以仿古线装本印成《高母宋太夫人六秩寿言》一书，分送乡党及友人，以为纪念。民国二十四年（1935)，高洪患脑溢血逝世，遗体葬于长子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