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大志雄辩才，</p><p class="ql-block"> 治术功利开。</p><p class="ql-block"> 行律成法改，</p><p class="ql-block"> 无本之木栽。</p><p class="ql-block"> （“王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1021至1086，抚州临川县——今属江西抚州市人，北宋宰相，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王安石，中进士，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政绩显著，曾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请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未被采纳；神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继续阐述变法主张，深得天子赏识；升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陆续制定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将兵法等；拜相，大力推行改革，并积极促成熙河开边。变法初期，神宗对其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且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王安石遂被罢相，一年后复用旋即又因君臣间分歧再罢出判江宁，累封荆国公；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累赠太傅、舒王，谥文。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荆公新学”，促进宋代凝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其散文雄健峭拔，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虽不多，但风格高峻，有《临川集》等著作存世。毛泽东：“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毛泽东论中国历史人物.从轩辕黄帝到孙中山（下）》；吕思勉：“王安石的变法，旧史痛加诋毁，近来的史家又有曲为辩护的，其实都未免有偏。王安石所行的政事，都是不错的。但行政有一要义，即所行之事必须要达到目的，因此所引起的弊窦必须减至极少。若弊窦在所不免，而目的仍不能达，就不免徒滋纷扰了。安石所行的政事，不能说他全无功效，然因此而引起的弊端极大，则亦不容为讳。”——《中国通史》｛第四十章｝。相关轶事典故有执拗相公、无惧三不、清廉朴素、不迩声色、囚首丧面等）</p><p class="ql-block"> （“大志雄辩才”、“治术功利开”、“行律成法改”：王安石，临川人，好读书，善属文，曾巩携其所撰以示欧阳修，欧阳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授淮南判官。按照旧例，秩满准许献文求试馆职；王安石独否，调知鄞县——今浙江宁波市，通判舒州——治怀宁县今安徽潜山县。文彦博为相，荐其恬退，乞不次进用，以激改奔竞之风；欧阳修荐为谏官，王安石皆以祖母年高辞。欧阳修以其须禄养，复言于朝，召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又于仁宗嘉祐四年即1060五月改度支判官。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上万言书，其大要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故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器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因生天下之财，故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之前，馆阁之命屡下，王安石辄辞不起，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乃赴是职，闻者莫不喜悦。王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辞之累日，阁门吏赍就付之，拒不受。吏随之而拜，则避于厕。吏置敇于案而去，又遣还之。上章至八九次，乃受。嘉祐六年即1061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诰，遂不复辞矣。同年闰八月，策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王介、苏轼、苏辙皆在举中。苏辙对切直，胡宿力请黜之，仁宗不许，曰：“以直言召人，奈何以直弃之！”乃收入第四等。王安石认为苏辙有意右助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前后上章专攻成帝及后宫而党于王氏五侯，不肯撰词；同平章事韩琦曰：“此人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为之词。终英宗之世，王安石被召未曾起，韩维、吕公著兄弟相继称扬之；神宗在颍邸，韩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道：“此非维之说，维友王安石之说也。”韩维迁庶子，又荐王安石自代；神宗由是想见其人。及即位，召之，王安石不至；神宗对辅臣说：“安石历先帝朝召不赴，颇以为不恭。今又不至，果病邪？有所要邪？”曾公亮说：“安石真辅相材，必不欺罔。”吴奎说：“臣曾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非为自用，所为迂阔，万一用之，必紊纲纪。”神宗不听，于英宗治平四年即1067闰三月命知江宁府——治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众谓王安石必辞；及诏至，王安石即起视事。同年九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王安石受命，历时七个月始至京师，于神宗熙宁元年即1068夏四月诏越次入对。神宗问以为治所先，王安石答对：“择术为先。”神宗说：“唐太宗如何？”王安对道：“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神宗说：“卿可谓责难于君。”一日御讲席，群臣退，神宗留王安石坐，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汉昭烈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王安石说：“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契；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诚推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弊，卷怀而去耳。”神宗说：“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王安石对道：“惟能辩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同年十一月，举行郊祭礼。执政以河北受灾，国用不足，乞行南郊祭时勿赐百官金帛；诏学士议。翰林学士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可听也。”王安石说：“唐代宗时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司马光说：“善理财者不过头箕敛尔。”王安石说：“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弘羊欺武帝，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二人争议不已。神宗说：“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适逢王安石草制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时神宗以灾变避殿，减膳撒乐，王安石言：“灾异皆天数，非关人事得失所致。”神宗欲用王安石，唐介言：“安石难大任。”神宗说：“文学不可任邪，经术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唐介答对：“安石好学而拘泥于古，故议论迂腐，若使为政，必多所更变。”唐介退后对曾公亮说：“安石果大用，天下必困扰，诸公当自知之。”神宗问侍读孙固：“安石可相否？”孙固答对：“安石文行甚高，处侍从、献纳之职可矣。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狭少容。必欲求贤相，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其人也。”神宗不以为然，竟于熙宁二年即1069二月以王安石参知政事，并对其说：“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经术，不晓世务。”王安石对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神宗说：“然则卿施政以何为先？”王安石对道：“变风俗，立法度，正方今之所急也。”神宗深纳之。王安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权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惟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神宗纳其说。王安石犹恐神宗不能决意任之，乃复言：“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势而起。尧与群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不为异论所惑。”神宗说：“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起初，泉州人吕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满入都，与王安石论经义意多合，遂定交；王安石因言于神宗：“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吕惠卿及苏辙并为简详文字。事无大小，王安石必与吕惠卿谋之；凡所建请章奏，皆吕惠卿笔也。又以章惇为三司条例官，曾布为简正中书五房；凡有奏请，朝臣以为不便者曾布必上疏条析，以坚帝意，使专任王安石，以威胁众，俾毋敢言，由是王安石信任曾布亚于吕惠卿。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颁行天下。王安石与刘恕友善，欲引置至三司条例司任职；刘恕以不习财粮为辞，且曰：“天子方属公以大政，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利为先。”王安石遂与之绝交。王安石曾与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滕甫一同主持考试，因语言不友善而深恶之；会议新法，恐滕甫言帝信之，因而极力排斥他，罢知开封府出知郓州——治所须城县今山东东平县。翰林学士郑獬权开封府，不肯行新法；宣徽北院使王拱辰与王安石议新法不和；知制诰钱公辅言滕甫不易去，薛向变法当黜。王安石恶之，出郑獬知杭州——治所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市、王拱辰判应天府——宋州治所宋城县在今河南商丘市南、钱公辅为江宁府——治所江宁县今南京市江宁区。王安石既执政，士大夫多以为得人，吕诲独言其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将入对，司马光亦将诣经筵，相遇并行；司马光密问：“今日所言何事？”吕诲说：“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司马光愕然道：“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君实——司马光字亦为是言邪！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且上新即位，所与图治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顾可缓邪！”吕诲上疏言：“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诚恐陛下悦其才辩，久而倚毗，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尽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于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斯人也。”神宗方眷注王安石，还其章疏；吕诲求去，王安石亦求去。神宗对曾公亮说：“若出诲，恐安石不自安。”王安石说：“臣以身许国，陛下处之有义，臣何敢以形迹自嫌，苟为去就。”乃于同年六月出吕诲知邓州——治穰县今河南邓州市。吕诲既斥，王安石益横。王安石嫌吕公弼不附己，乃奏用吕公弼知开封府的弟弟吕公著为中丞以逼之，吕公弼果力求去，神宗不许；吕公著言于神宗：“惟人君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则不为邪说所乱矣。”神宗善其言，而不能用。起初，范纯仁自陕西转运副使召回，拜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奏言：“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书曰：‘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愿陛下图不见之怨。”神宗问：“何谓不见之怨？”范纯仁答对：“杜牧所谓‘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神宗说：“卿善论事，宜为朕条陈古今治乱可为监戒者。”遂作《尚书解》以进。时神宗切于求治，多延见疏逖小臣，咨访阙失；范纯仁言：“小人之言听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盖知小忘大，贪近昧远。愿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输法于六路，范纯仁言：“臣尝亲奉德音，欲修先王补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灵，敛怨基祸。安石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在廷之臣，方大半趋附，陛下又从而驱之，其将何所不至！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俨欲事功急就，必为憸佞所乘。宜速还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范纯仁求去，不许。不久罢谏职，改判国子监；范纯仁去意益确。王安石派人告诉他：“已议任为知制诰矣。”范纯仁说：“是以利訹我也。言不用，万钟俸禄何加焉！”遂录所上章申中书；王安石大怒，乞加重贬，神宗说：“宜与一善地。”乃于同年八月命知河中府——治河东县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不久又改任成都转运使；以新法不便告戒州县不要急于施行，王安石怒其沮格，找机会将其贬知和州——治所历阳县今安徽和县）</p> <p class="ql-block">注：图片摘自网络</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