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文学缘 一世挚友情

月色江声

在文学的世界里，友情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创作者的心灵，也温暖了彼此的人生。我的父亲和作家浩然，就是这样一对在文学创作中结下深厚友谊的挚友。他们的友情，如同一首跨越时代的长诗，既有波澜壮阔的篇章，也有细腻入微的情感。

父亲年轻时便怀揣着对诗歌的热爱，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之中。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受命创办《河北日报》，担任副社长和总编辑。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他依然不忘文学创作，笔耕不辍，诗歌、散文、剧本等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下流淌出来。在他的领导下，《河北日报》创办了文艺副刊《布谷》，寓意着催人耕耘，盼望丰收。《布谷》的创刊，不仅刊发了大量优秀文学作品，更凝聚了一支热爱文学、讴歌生活的作家队伍，成为国内历史最为悠久的党报副刊之一。

1954年6月，浩然，这位只上过三年半小学的通讯员，被调入河北日报通县专区记者站，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在报社举办的记者培训班中，浩然的视野被极大地开拓，他认识到作为新闻记者也能跟作家一样，用自己的作品影响千百万读者。1955年6月，浩然调到报社总部，他的创作热情如同熊熊燃烧的火焰，不仅写新闻通讯，更产生了用文艺作品表现农村剧烈变化、歌颂社会主义新人的强烈愿望。他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小说创作，随即写出了《喜鹊登枝》《新媳妇》《春蚕结茧》等短篇小说。

父亲与浩然的友情，正是在文学的共鸣中悄然萌芽。在训练班上，父亲了解了浩然的工作经历，看到了他的创作热情。文学成了他们共同的语言，对文学的共鸣，让二人成为知己与文友。不久，浩然被调到北京《俄文友好报》，继而又调到《红旗》杂志做编辑，虽然两人不再共事，但书信往来不断，文学交流和友情在字里行间继续流淌。

1962年8月，父亲在给浩然的信中写道，“这里（报社）文艺部的几个同志，最近写作热情高涨起来，我常向他们说“贫莫贫于无才，贱莫贱于无志”，鼓励他们立志在文艺方面向你学习，有空来天津玩儿吧，等待着你”。浩然把父亲的鼓励记在日记里，时时刻刻激励着自己的创作热情，

1962年11月8日，浩然趁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修改作品之际，抽空看望了父亲。这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分别后好几年也不曾再见面，虽然有书信，但要谈的话很多，有许多问题要请教，尽管修订稿件工作十分紧张，但一个白天没有工作，在与老朋友老领导的相逢，这一天过得使人愉快”。浩然把与父亲的见面作为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永远地记录下来不断地重温享受，

1966年4月，父亲调到北京日报工作，想到能与浩然在同一座城市生活，见面畅谈的机会多了，心里感到非常高兴。可是没想到，浩然却在此前已被派往距京城100多里的怀柔县田沟村搞“四清运动”了。不久，迅猛而起的政治风暴把二人重逢相聚的美好愿望击得粉碎，二人心中只有默默地祝愿一切安好。

父亲与浩然深厚的友情不仅在二人密切的书信往来，在文学创作上的志趣让二人互相支持和帮助。

1972年5月浩然在《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发行后，紧接着开始第二部的写作。由于杂事缠身，创作条件环境的不适，心中十分焦虑。父亲得知后去信给他“七月的承德无动辄一身大汗之苦，我热切地等待你的到来”热情邀请浩然来承德写作。同年7月，浩然终于摆脱了杂事的干扰来到承德。父亲安排他在被改作市委招待所的避暑山庄烟雨楼。烟雨楼位于山庄的青莲岛上，四面环水，安静优美，是乾隆皇帝避暑休闲读书之处，浩然看到如此幽静的环境，不禁感叹“昔日帝王读书地，今朝农夫著新篇”。浩然非常珍惜这难得的写作环境，累了病了也不敢有半点懈怠，每天坚持创作，直至完成了《金光大道》后三部的大纲和第二部的草稿，只因接到回京参加学习的通知，遗憾地离开承德回到北京。

1973年，浩然身不由己的陷于政治漩涡，使《金光大道》的第二部的创作时断时续，他给父亲来信诉说了自己的苦闷。父亲马上给他回信安慰和鞭策，“你总想趁年轻多为人民写点好作品，这是你多年的志愿，我完全理解，可否向领导这样讲，一般外事活动少参加，以抓紧写出《金光大道》第二部、第三部为由，让领导上多给一些创作时间，因为读者都盼望着，这样提出，领导会安排些时间给你”。

浩然恳切地请求得到了领导的应允。1973年7月，浩然再次应父亲的邀请，到承德修改《金光大道》第二部。这次父亲还一同邀请了作家杨啸、诗人李学敖来承德采风创作，在承德浩然偶然遇到作家魏巍。在创作之余父亲安排并陪同浩然、魏巍、杨啸、李学傲到围场的御道口、塞罕坝游览采风，在那次采访中魏巍写下了散文《草原纪事》。

父亲与浩然不仅是一对知心老友，在文学创作中他们也是一对互相了解沟通默契的创作伙伴。浩然有着丰富的创作灵感，充满高昂的创作热情和娴熟的创作技巧，构建起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与鲜活的文学人物。父亲多年从事编辑工作，善于掌握作者的创作思想、作品构思和写作技巧，容易与作者沟通；也了解读者在作品内容、情感共鸣、审美取向等方面的需求，是完美的作者与责编的关系。

1971年4月，浩然经过艰苦创作完成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初稿，把样书寄给了父亲。父亲仔细读后给浩然写了长达19页的回信，表达了读后的意见。浩然在4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从出版社回到家，看到了翟向东来信，立即赶回出版社，找到责任编辑许显卿沟通讨论信中提出的意见，才再次回到家”。

《金光大道》第一部出版发行后，父亲收到浩然寄来的赠书。父亲把发行版本与样书仔细地对照着又读了一遍，更深刻地理解浩然的创作思想。父亲在石家庄开会时，观看了河北省话剧院排演的话剧《艳阳天》，观看后给浩然去信提出了几点建议，请浩然在与剧院交流意见时提出修改参考。

1973年8月，浩然完成了《金光大道》第二部的创作，给父亲寄来一份校样。因为工作繁忙，父亲利用晚上抓紧阅读，常常看到深夜和凌晨。阅读中父亲因感人的情节兴奋不已，禁不住多次流出激动的泪水，让自己沉浸在书中动人的故事里。10月15日，浩然与责任编辑许显卿专程赴承德听取父亲的意见，父亲的意见丰富了浩然的创作，鼓起了进一步修改的信心。

1981年4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浩然短篇小说选》一书，父亲作为最熟悉了解浩然的老友为此书写了序言。在序言中父亲回顾了与浩然的友情写到“我和浩然是1954年6月相识，当时我主持河北日报的工作，因为他在副刊上发表了几篇生动的生活故事，而显露出才华，就把他调到报社当记者，这一工作变化，使他从一个县的境界走进广阔的天地，开拓了生活视野”。序言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了解浩然作品的视角，也让人们感受到了两位文人之间那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深厚情谊，成为二人深厚友情的见证。

1993年6月，已步入老年的浩然，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学之路，创作了自传体长篇小说《活泉》，由于种种原因，浩然这部90年代的代表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父亲看到浩然艰辛的创作，没有得到尊重，便承担起一份朋友的责任，写下了书评《渠清缘有活水来——读浩然《活泉》有感》。评论写到“《活泉》最可贵之处，体现了历史的真实。写出了每个人物的人生目的，让人感到生活中的人是有骨有肉的”，父亲还以宋代朱熹的诗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比喻浩然的创作就像汩汩而涌的泉水，在清澈沟渠中源源地流淌。书评登载于同年9月22日《人民日报》评论版，以报纸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为挚友的作品做推荐。

　　步入 21 世纪，岁月的车轮无情地划过时光的轨道，父亲与浩然先后告别了这个世界。至此，他们那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跨越风雨的深厚友情，缓缓落下了帷幕。

　　梁秋川先生（浩然之子）在《父亲浩然和他的朋友们》一书中，用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将这段珍贵友情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他们的情谊，宛如一首悠扬的乐章，在朋友之间口口相传，成为令人动容的佳话；又似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浩然的众多作品之中，化作永恒的纪念，在文学的天空中散发着温暖而璀璨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