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

李班主

　　

下乡时我刚过十七。当时的舆论导向是号召知青“扎根农村闹革命”。我虽指定为知青组长，但没想过要扎根，也没喊过要扎根。时间不长，知青点就开始有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过这种“个人隐私”我也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小学入队我不是第一批；中学入团我也不是第一批；要在知青期间入党，对我而言太高远了。远到遥不可及，高到蜀道之难。所以根本没打算要写申请。但是有个想法很明确，也很坚定，那就是农活一定要干好。

(下乡知青十八岁的我)

　　我这人很有点“表里不一”。平时一副“清高”的“娇小姐”样儿，一旦做起事来，又秒变风风火火的“女汉子”。知青点(林场)的农活虽不比生产队辛苦，但农忙时也会下到队里劳动。不说插秧割谷，也不说割柴翻地，单说挑担子吧。那会儿我只有九十多斤，一百来斤的担子不能不挑。走在长长的队伍里，行在窄窄的田埂上，不能休息，不能减速，硬是逼着自己学会了换肩，学会了快步如飞。平时吃水要到一个陡坡下的水井挑水，遇到雨雪天，肩上的担子比体重还沉，脚下的土台阶泥泞不堪，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硬是能把一担水挑上来，桶里的水还不洒，脚下的步子还不打滑。现在想来仍觉不可思议。可技术活是不能用蛮劲的。比如除草，棉花苗或其他庄稼苗，一人一畦，边锄边往前走。锄到头了回头看，除草能手的地里，庄稼独活，杂草全晒蔫了；不会除草的，要么庄稼杂草同茁壮，要么庄稼杂草齐遭殃。其实锄草的技术全在锄尖儿会“跳芭蕾”上。锄尖儿围着庄稼轻点轻转，杂草瞬间扫光。靠的是目测精准，手感灵活。

年终按工分取酬。先由当地老农根据体力和技能给知青定级。当年女知青只有三个人定为最高级别：一级劳力，我是其中一名，分得人民币98.5。

　　大概1975年2月的一天，大队民兵连长突然找我谈话，大队部办公室里严肃紧张的气氛，是长到十八岁的我未曾经历过的。连长没有开场白，劈头盖脸地质问：“知青都写入党申请书了，就你不写，为什么？”我实话实说：“我觉得自己条件不够！”连长反问：“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够条件？”我哑然了，不知道怎么回答。连长像是拿住了我的软肋，开始连篇累牍的批判：“你觉得自己条件不够就不写申请？你觉得条件够了就写申请？你以为你是谁啊？够不够条件是你觉得的吗？那是党组织考验的！”我也感觉自己犯了凌驾组织的错误，大气不敢出一口，言语不敢吭一声，静静地听，听得心里咚咚狂跳。连长的教育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最后用命令的口气说：“明天交入党申请书！”就这样，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几天后，又接到连长通知，填写了入党志愿书。这才知道，原来连长是大队党支部组织委员。

　　事情偏就这么巧。有一天回家路过大队，一群人正围在一起说话，有人大喊：“那不是小李吗？”我闻声走去。只见人群中站着连长，全然没了跟我谈话时的威严。只见他手里提着一双鞋子，怯怯地说：“小李，你回家啊？麻烦你帮我把这双鞋修一下吧？”如果是一件叠得整齐的干净衣服，心里自然会感到熨帖，但眼前是一双烂得不成样子而且已经发黑的白色球鞋，刚从地里踩踏出来，又是泥水又是粪土。要说心里不犯膈应不是实话。但我不太会拒绝，就接下了这双鞋，拿什么东西裹了一下就带回家了，上街找了个手摇机器的鞋摊儿，把鞋补好了，一元五角。连长要给钱我没要。不是因为他找我谈过话我害怕他，也不是因为他是连长、组织委员我巴结他，也不是因为他舍不得一块五毛钱我怜悯他，而是面对一个把早该丢掉的鞋子补补再穿的农民，我伸不出手。要说这叫讨好贿赂大队领导，确实有这么一次，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更巧的事情还在后头。下乡那会儿大队还没供电，用的都是煤油灯。有一天，老姜主任向知青发话，大队要供电了，希望知青们想想办法，帮大队买变压器和电线杆。回家后我就那么顺口跟父亲说了一嘴。我不懂大人的事，也没指望能有回响，纯粹充当了一回传声筒。当年父亲在地区国防工办“支左”，主管军工厂。恰好有一家军工厂更换了一批变压器和电线杆。军工厂想低价出售旧货，大队财政紧张，也希望能便宜买进二手货。这不正是两好归一好，天时地利加人和吗？我就陪着老主任出了趟差，大队就用上电灯了。

​ 在知青点儿劳动了一年，我就抽到大队学校当了代课老师，那可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一年。征得校长同意，我组织了校宣传队，按照当年我的老师教我的套路去辅导学生练功，排练节目。农村孩子淳朴，做事认真，一台节目，几天工夫就排好了。当时公社有十几个大队，县里举行文艺调演，单把我们宣传队拉上去了。之前孩子们的表演都带着傻傻的乡村“土范儿”，经过训练，孩子们一亮相，一股鲜活的“文艺风”把观众惊艳到了。特别是“花儿盛开”，更是刷新了观众视野。几个高个儿孩子在内圈前软翻定型成花蕊，一群矮个儿孩子在外圈前软翻定型成花瓣儿，活像一朵正在盛开的花朵，引得观众阵阵掌声。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连电影和舞台表演都很少看到的年代，一帮地道的农村孩子能有这样的功夫和表演，确实叫人咋舌。宣传队获奖，实至名归。演出还没结束，一位中年妇女就找到我，要我去县委机关幼儿园上班。

获奖也好上班也罢，似乎跟我无关。我只享受跟可爱的孩子们在一起、跟淳朴的农村教师在一起的时光。教学过程，我重温了课堂知识，课余时间，我几乎跟孩子们泡在一起，练功、练戏，重拾在小文艺班练就的前软翻、一字功，尽情挥洒青春热量。不仅体验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畅快，还享受到孩子们拿我当偶像明星的淋漓，更体会到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喜悦。今天太阳还没西沉，就已经盼着明天太阳东升，每天活得跟“欢喜坨”似的，入党的事儿根本没工夫过问。

1975年公社知青组成地区代表队，参加了全省知青汇演。我是知青点唯一参演知青。之后我又参加了地区知青巡回讲师团，讲述我跟孩子们的故事。这期间，我也没打听过入党的事儿，也没有人告诉我入党的事儿。每天快乐充实地过着。虽然偶尔也会听到一些风言风语，权当耳旁风，一笑了之。有一天，偶然听说填写入党志愿书超过一年就过期作废，心里难免掠过一丝担忧，心想，我的时间也快一年了，何况离开知青点儿也一年了，人走茶凉，入党的事儿可能黄了。但是心态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是你的跑不了，不是你的求不到。

没想到在快满一年的时候，我终于被批准为中共党员，成为知青点仅有的两名入党知青之一。那是一九七六年二月，我十九。

　　当年暑假，接到公社通知，我又调到公社高中，组建了公社宣传队。队员由各大队学校选送文艺积极分子。一台节目很快排练完成，随后就开始到各大队巡演。几十号人马，浩浩荡荡，每到一处，都受到热烈欢迎。孩子们演出也很卖力。他们表演的人偶舞似乎是当地的新物种，很受青睐。宣传队成了公社的“红招牌”、“香饽饽”。可是1976年9月9日巡演到山河大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演出戛然而止，宣传队随即解散，我留在高中作民办教师，月薪36元。

时光流逝，一转眼入党都快五十年了。回忆往昔，感慨万千。不能忘怀我美丽动人的十九岁，致敬我们渐行渐远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