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顶棉帽

李中合

我的三顶棉帽

李中合

按说，不管棉帽子、单帽子，真不值得一提，但通过我的三顶棉帽，也能折射出岁月上的一些变迁。

一顶是七八岁上完小（高小）时候，老父亲花了一元钱买的，一元钱三四个工值，算咬牙掏的钱。帽面是蓝的卡布，帽脸内侧是短茬黑绒，挨在脸上扎扎的。可我头大帽子小，不合适，因没货了，退又退不掉。说实话，即使不合适，也舍不得退掉，只好留着戴。戴的时候得使劲往下拉，拉过，也只能护住两个耳朵，脸的大部分仍就露在外边。开始，人见了捂着嘴笑，笑我戴的帽子像耍猴的，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家乡处在秦岭之下，又是洛水源头，属高寒山区，冷的让人受不了。雪过天晴，家家屋檐上的雪水结成一排冰溜，有四五尺来长。尤其茅草房，冰溜更粗更长，屋门像水帘洞，又像溶洞里的钟乳石，煞是好看。水瓮、瓦盆被冻破，年豆腐、凉粉被冻成一包渣，司空见惯，并不奇怪。一旦北风呼啸，就经久不停，刮的人眼睛睁不开。偶尔的大风可以把人掀倒，头顶着风，得调整成弓箭步，不然被掀走十来步立不住。

没有手套、棉帽子之类，手背肿的像鳖娃子，脚肿的塞不进鞋去。父亲不忍，就给买了帽子。可钱花了，只暖个头顶，耳蛋子冻烂，流黄水，由发痒痒到一直到开春结痂。帽带子哈了热气，变成蒿子棍，硬邦邦的，冻僵的指头，系起来都很难，干脆呼啦着帽脸不系了。

如今回想这顶帽子，虽然小了，但它却温暖了儿时的心，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记忆和对家父的怀念。

高中毕业，已经十七岁了。回到乡下，依旧穷的不行。想通过挖药，担木炭挣零花钱，但“资本主义尾巴”割的紧，哪敢呀！政治口号就是让老百姓学雷锋，学大寨。我从张贴的雷锋像上，看到雷锋戴的帽子挺好，一枚五角红星镶嵌帽额中央，无论帽脸翻上去，还是放下来，都挥发出一种军人的气质和风貌，帅气！ 由此特别渴望也能买到一顶。我去商店看了，有卖的，但价格昂贵的让人却步。

稍后两年，政治宽松，割“尾巴”停下，买帽子机会来了。我綑了六根丈二木椽，随着村上人，到秦岭背后的峪口去卖黑巿。半夜动身，抗到岭底，再翻过秦岭，然后走出峪口。一路上，肩膀困疼，左换右换都吃不住。走完百十里，已经是灯火阑珊、皓月当空。那阵子，腹如雷鸣，人像散了架似的。在黑市场上总算卖掉，换了八元钱，乐得一夜睡不着。

回到家，又添了钱，去商店很慷慨、也很奢侈地买回了两顶“雷锋帽”，其中一顶是给老父亲的。拿回家仔细看，那草绿色的帽面、枣红的栽绒帽脸，黑色的帽带，端在手里沉甸甸的，再闻一闻布料的清香，比过年还兴奋。对着镜子左瞧右看，上下打量，脸被包裹的绵绵的，严严的，比起第一顶帽子，实在是太体面了。父亲很高兴，手不离帽，帽不离手。冬天过去，他的帽碗边沿沾上了一圈汗渍，而我给帽碗里衬上东西，不戴时就包起来放进箱子，一直保持着初买到的颜色。再后来，我去黄家村给邻居抬寿材，还要顺便相亲，因天气冷，就戴了那顶帽子。天撮之合，一相就成，也许有“雷锋帽”促成的因素。 自从有“雷锋帽”，一戴就四五年，直到上了大学，才算停止。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气候也变暖，无须再戴再买。但最近这段时间，觉着年龄趋大，是到了该买的时候，至少别让热量随顶飘散，况且戴上也是个装饰，加上忆想到帽子于我的陈年往事，就拿定主意买了。手不缺钱，网上挑选也十分方便，更不愁样式种类。

网上挑了好一阵，不要皮革的，也不要皮毛的，最终选了一款和当初同样的蓝色面料、黑色人造毛的。既可保暖，又不至于上火。没有了父亲，就只给我下了单。网购回家，直到拆开戴上。款式新颖，质地柔软，比以前的两顶帽子上档次多了。

我对着镜子上下打量，可心情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热盼和到手时的激动。

2024、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