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知青回忆之十六——我的知青二哥（下）

二竹斋

徐林知青回忆之十六——

我的知青二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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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林知青回忆之十六——我的知青二哥（上）

图（1） 二哥（左1）和我（右1）与生产队的社员在一起

　　爱好文艺的二哥

在我们家里的五兄妹中，除小妹在读书的时候表演过几次节目，我在小学二年级的“六一”儿童节和新兵连时滥竽充数，上台表演过节目外，就数二哥还有些文艺细胞。他上台表演的节目不多，但他却是我们家里唯一一个掌握乐器的娃儿。

读初中时，二哥喜欢上了吹笛子。那时的小孩大都没有零用钱，不像现在的孩子，包包里多少有两个钱，想买一些自己想要的小东西都不会为难。二哥想学笛子，手里没钱怎么办？这也难不倒爱动脑筋的二哥。当年我们读书时的万二中，长着几笼竹子，二哥就选好一根竹子，再用削铅笔的小刀，一点一点的将竹子削断，取下一节与笛子长短差不多的竹子，拿回家用烧红的火钩钻上眼子，一支笛子就做成了。笛子需要的蒙纸，也是从竹节内壁取出的纯天然的膜。他用这支自制的常常跑调的“笛子”，着了迷似的勤学苦练，终于通过自学，能够吹出让大家能听得出调调的曲子来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去买了一支最便宜的笛子，这才拥有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乐器。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闹革命，家里又遭遇变故，我们都成了逍遥派，成天在家无所事事，有大把的时间自由安排。二哥就利用这段难得的逍遥，开始学习二胡。他学这些乐器时，没有老师指导，也没有哪个内行指点，全靠自己摸索自学。加之第一把二胡买的又是最便宜的那种，音质差得不是一般，自学加上崴二胡，刚开始拉出来的声音是说有好难听就有好难听，那几天我们都是在他“杀鸡杀鸭”的噪音中度过的。不过他的刻苦也让人佩服，越是拉得难听他越是勤学苦练，这期间也不晓得邻居们的感受如何，反正我们的感受不啷个好。

不知过了好多天，慢慢的能听得出一点儿名堂了，拉出来的调调儿也开始像回事儿了。这时候二哥小学班上的同学，也是我们的邻居常同学，送给了二哥一本自刻的油印二胡曲谱。我记得曲谱里有《江河水》、《赛马》、《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等十多首曲子，这么完整的一本二胡曲谱，在那个年代是十分难得的。二哥自从有了这部曲谱后，更是练得起劲，逐渐地拉得有模有样的了，到插队落户前就已能完整地拉出好几首曲子。

落户时二哥把二胡和曲谱都带到了农村，闲暇时他就拉拉二胡。从那以后就时而有旋律明快，激情奔放，舒展流畅的如《赛马》，时而又有如泣如诉，缠绵哀婉，悲愤激越的如《江河水》等二胡曲，从我们的知青屋里飘出，回荡在地广人稀的乡村田野、林间和夜空中。给我们枯燥乏味，单调孤寂的知青生活，带来了一丝丝乐趣。

二哥不单单是爱好鼓捣乐器，他从小就有舞台表演的经历。幼儿园时在《三只蝴蝶》、《小熊请客》的儿童剧中，就担任过男主角，经常在节日和与其他幼儿园联欢时表演，这两个节目成了当年电报路幼儿园的保留节目。

上台表演节目的次数多了，也难免出现翻车。有一年“六一儿童节”，幼儿园与电报路小学联欢，各自都把压箱底的节目拿了出来。演出是在电报路小学操场露天举办的，双方的老师和学生围成一圈观看节目。轮到幼儿园表演时，先上的是《三只蝴蝶》，二哥在这出戏里扮演的太阳公公。由于接下来的节目是《小熊请客》，二哥在这个节目中扮演的又是狡猾的狐狸。幼儿园阿姨为了角色转换时快捷方便，在给太阳公公化妆时，就将下一个节目里狐狸的大尾巴系在二哥的腰上，再用太阳公公的红色大斗篷把狐狸尾巴遮住。由于过去表演节目都是这样操作的，负责化妆的阿姨也就大意了，在系狐狸尾巴时没有系稳，结果表演时就出现了意外。

当《三只蝴蝶》的剧情表演到太阳公公出场时，二哥头顶太阳公公的面具，手拄一根大拐杖，身披大红色斗篷，张开双臂做光芒四射状。正当他在三只被大雨淋湿了翅膀，蜷缩在一起瑟瑟发抖的可怜的蝴蝶旁，迈着稳健的舞步，转着圈圈卖力地表演着放射万丈光芒的时候，系在腰上的狐狸尾巴突然脱落，从斗篷里漏了出来，并随着舞步的变化，时而上下跳动，时而左右摇摆。太阳公公的狐狸尾巴露出来了这滑稽的一幕，立即笑翻了全场近千名师生，而二哥却浑然不知，还在那里起劲地跳着。直到阿姨发现，赶紧跑过去把狐狸尾巴重新藏起来，才止住了全场的笑声。

上山下乡一年多后，二哥又参加了公社的文艺宣传队，在宣传队里拉拉二胡或京胡，需要时也客串一些小角色。在《红灯记》里，他客串的是跳车人。在一次汇报演出时，他从幕后的高凳上跳到前场时，脚没有踩稳，“哐嘡”的一声，被重重地摔在了舞台上。在他忍着疼痛，坚持演下去的时候，听到台下的农民观众纷纷议论道:“这个知青演得好真实哟，绊（摔）在台子上的声音愣闷（这么）大，就像是真的一样！”他们哪里知道，二哥这一摔那是真摔，这结结实实地摔的一跤，不知让二哥疼了好多天。

二哥表演的节目我去看过一次，那是公社宣传队解散后，大队组织知青和一部分青年农民成立的一支宣传队。经过几个月的排练，在那年八月的伏旱期间正式亮相，为全大队的社员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表演场地设在十一队的一块晒坝里，舞台是用板凳和木板搭建的，照明用的是那个年代常用的汽灯。不要小看这种不起眼的土灯，有得一两个这样的汽灯，就能把一个不大的演出场地照得瓦亮瓦亮的。

演出开始后，先是表演了几个小节目，接着就由几个女知青和农村女青年，表演舞蹈《社员都是向阳花》。这个舞蹈的动作有点大，跳着跳着不知怎么的，就把本就不稳的舞台给踩垮了，好几个女演员纷纷掉到了台下。好在台子不高，只是引起了一阵骚动和惊叫，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压轴节目是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威虎厅杨子荣舌战群匪的那场戏。因为这是压轴戏，宣传队的精锐尽出，剧中人物全是由知青扮演。当幕布拉开，杨子荣和众土匪头目亮相时，下面的农民观众一下子就笑得前仰后合。因为当时正值大热天，台下的观众大都穿的是薄衣汗衫，还有许多农民打着光胴胴（光着上半身），就是这样都还是热得大汗淋漓。而台上的知青演员，因为剧情需要个个穿的都是大衣棉袍，尤其是扮演匪首座山雕的二哥，身上穿的不知是从哪里找来的翻毛羊皮背心，头上戴的还是一顶狗皮帽子。在汽灯的照射下，演员们一个个脸上湿漉漉的，台下的观众见状不笑才怪。有调皮的小青年边笑边对着台上喊道:“你们热不热哟？”

知青演员们不受台下观众的影响，卖力地表演，把每个角色都表演得十分到位。扮演匪首座山雕的二哥，更是把一个老谋深算，阴险凶残的座山雕演得惟妙惟俏，活灵活现。不得不承认二哥还是具备一定的表演才能，他的表演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就是这一次看了二哥表演的节目，我才知道了二哥的文艺天赋，不仅仅是表现在对乐器的把握上，他还具备了一定的表演能力。他虽然扮演的都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我还是觉得他在对角色的理解、把握和表现上，还是拿捏得十分到位的。

除此之外，二哥所表现出来的吃苦耐劳，也是打动芳儿的原因之一。

图（2）《三只蝴蝶》剧照， 后排右2为二哥

　　任劳任怨的二哥

文革期间，父亲的工资被扣发，一家八口人的生活受到影响。于是二哥就在大哥带领下，找到了一个当挑二（相当于现在的棒棒军）的活路。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过江，到陈家坝挑石板儿补贴家用。小小年纪就每天早出晚归，干最苦最累的活，磨练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由于有了这段经历，落户后二哥很快就适应了农村的繁重劳动和艰苦生活。

生产队在为我们盖房子的时候，要到山上去把建房用的木料挑回队，我们两兄弟也参加了搬运木材的活路。一次，我们挑着百多斤重的板材下山，我跟在二哥的后面，走到一个叫堰塘坎的地方。二哥挑着沉重的木料，只顾埋头赶路，没想到长长的板材前端戳到了堰塘的堤坎上，强大的后坐力把猝不及防的二哥，连人带木料怼到了小路下面的冬水田里。我赶紧放下担子，把二哥和木料拉了上来，这时二哥的鞋子和裤子都被稀泥糊满，衣服也沾上了许多泥巴。

那时虽然是隆冬季节，但由于挑木料的活路是重体力劳动，衣服穿多了反而是累赘，因此我们都穿得十分单薄，那天我们都只穿了一条裤子，连长衬裤也没穿。二哥把裤子和鞋子脱下来后，没有多余的裤子可换。我和二哥只得提着裤子和鞋子，到堰塘里把稀泥涮掉后拧了拧，然后穿上湿漉漉的裤子和鞋子，走了十多里路，把板材挑回了家。这一路可苦了二哥，可二哥却不当一回事，直到回家后才换下了湿衣湿裤，现在想起来都还感到心酸。

当年虽然二哥的体力比我强不了多少，但每当我们在一起做活路时，他都处处照顾到我。收稻子时，他揽下搭谷子的重活，把相对轻松一点的割谷子的活路留给我。一天下来累得二哥腰酸背痛，他也咬牙坚持，从不叫苦，也从不让我去替换他。

秋收后要挖干田备耕，由于要抢季节下冬粮，时间紧活路重。生产队就将要种小春粮的田块分包到户，由各家各户去完成。本来挖干田的活路就很辛苦，而其中掏沟的活路既重又还有一些技术含量，否则沟掏得不深不直难看不说，还影响排水。分给我们两兄弟的那块干田又硬又板结，二哥默不作声地主动承担了掏沟的活路，掏完沟又还要和我一起挖田。为了抢进度，我们活路也做得粗糙，翻出来的土块大坨大坨的，有时遇到一个人翻不动的大土块时，还要两兄弟同时用两把锄头齐心协力一起拗。

挖完干田后的下一道工序是由生产队的男女劳力一起欠田，就是把大土块锄小到适合下种的规格。由于我们挖的土块大，增加了欠土的难度，有的社员边欠边埋怨:“是哪家挖的这块田咯，整起嘞闷大一坨坨的。”我们两个听到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当时的心情正应了那句“驼子死了两头翘，又好哭来又好笑”的老话。

二哥除了在劳动上处处关照我，在生活上他也很会安排。那时候城里的糯米十分紧俏，我们生产队种植的糯米分大糯米和小糯米，大糯米可以用来做包馅的大汤圆，而小糯米因糯性赶不上大糯米，就只能做没有馅的实心小汤圆。生产队每年要分一些大糯米，但由于大糯米产量低，适合种植大糯米的田块又少，所以分到的大糯米不多。二哥就把大糯米做成汤圆粉全部带回家，我们自己留下的就只有少得可怜的小糯米了。就是留下的这点小糯米，做成小汤圆也不够我们吃几次。于是二哥就想办法，用我们自留地里自种的糯包谷与小糯米混合磨成粉，做成小汤圆粉。虽然口感不是很地道，一股包谷味，但却满足了我们在乡下也能吃得到汤圆的需要。

二哥在农村所展现的种种能力与美德，自然深受田家坝女孩们的喜爱，更不必说是在那些女孩中出类拔萃的芳儿了。

图（4）二哥在我们落户地方的高洞岩

　　回访田家坝芳儿今安在

三兄弟最后一个离开生产队二十五年后的一九九七年，我们分别从成都和万县市出发，在梁平县城会合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田家坝。当年的农村虽已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多年，农民吃饭的问题得到了根本改善，但乡村的道路和生产队的院落基本上还保持原貌。那次我们见到了许多当年落户时的社员，在与社员们的摆谈中，得知了一些芳儿的经历。

二哥回城后不几年，芳儿也出嫁了。听说男方是一个复退军人，由于芳儿各方面条件十分优秀，男方随芳儿当了上门女婿。这期间芳儿到村办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因故离职，仍回乡务农。

婚后，芳儿生了一女，为了再添个男孩，又怀了一胎。被计生办追得到处躲藏，据传还曾经到万县市来躲过，但她没有跟二哥联系，也没有跟我们联系。结果所有的辛苦、委屈都值了，芳儿第二胎终于遂愿，诞下了一个健康帅气的男孩。

中午我们在大队田支书家院坝休息时，遇到刚从责任田做活路回家的芳儿夫妇。这时的芳儿也是四十多岁接近五十的人了，虽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见到二哥后，双方已没有了当年的羞涩，相谈甚欢。

二零二三年四月，我和二哥、二嫂再次回到田家坝。这次的乡村与当年相比已发生了巨变，过去的乡村小路改造成了能通汽车的水泥路，一些田间小道也已硬化。传统的农村院落，已被一栋栋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两三层楼房所取代，现在的农村与我们落户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遗憾的是许多往日的社员和小伙伴都离我们而去，还健在的又有一些搬到了城镇去居住了，留在生产队的人已不多。那些新建的漂亮楼房十室九空，留守村里的人寥寥无几，记忆中乡村的烟火气与我们渐行渐远，农村空心化的趋势已十分严重。

过去种植旱地作物的山包和塝塝田，现在都已退耕还林，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和密不透风的树林。就连我们精耕细作过的自留地，也被密密匝匝的树木所覆盖，再也找不到曾经的痕迹。

来到芳儿住过的院落，看见一条新修的水泥路穿过芳儿的祖屋，过去的房子被彻底毁坏，院子里一片狼藉。

我们向同行的社员打听芳儿现在的状况，他们告知芳儿的男人前几年因患肝癌去世。新农村建设占了芳儿的房屋后，芳儿得到了一笔补偿款。她用这笔钱在过去的竹园公社，现在的七星镇街上买了商品房，脱离农村住到了镇上。屈指一算芳儿应该是七零后的古稀老人，劳苦一生的芳儿总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可以安享晚年了。

尽管二哥与芳儿的这段情缘最终并未开花结果，但它真实地记录了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充满回忆与艰辛记忆的人生旅程。在此，我不禁想起《小芳》这首歌的最后两句歌词，借此作为我回忆的结语：“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衷心祝福你善良的姑娘；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你站在小村旁。”

徐林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七号于成都丽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