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元老赵剑波（白衣天使5）

黄美德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医疗十分重视。1951年2月19日，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吸收了昆明市一批开业与闲散医务人员，组成边疆巡回医疗队，派遣了第2、第3分队来到普洱专区。专区又将第2分队（共15人，队长张爽之、副队长赵剑波，队部设在车里）分配到车里、佛海、南桥三县巡回医疗。他们主要任务是深入宣传抗美援朝运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开展免费医疗工作，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因此，所到之处，受到各族人民的热情欢迎。至1952年，该分队到普洱参加三反运动后，由省卫生厅委托普洱专署整编，大部分队员分配到车、佛、南、镇四县，参加县卫生院的组建。1952年9月，车里县卫生院成立，由省医疗队留下赵剑波医生负责。车里县卫生院，是日后州医院的前身，理所当然的，赵剑波医生是州医院元老。当时的县卫生院，沿用原美国人办的教会医院。

西方的医药是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首先带进西双版纳的。1913年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从泰国派牧师与医生入境在景洪开始传教。1938年他们在景洪的澜沧江畔建起教堂与医院。此外，教会还在距景洪城西北七八里的曼燕寨，收容了200多例病人隔离治疗。(1913年传教士到达勐匡 ，也收留过一批麻风病人)。传教士传播的西方医药技术，受到傣族群众的广泛信任。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南进，泰国陷落，长老会牧师与医生于1942年撤离。从此医院经费断绝，被迫关闭，麻风村也无人再管理。

座落在澜沧江畔的教会医院，掩映在一片绿树林中。这是一幢二层小楼，远远看去，墙是用石头磊砌成的，给人一种厚实稳重的感觉，里面一定也是格外的清凉。不过，与日后的州医院大楼相比，教会医院的房子，狭小逼仄又不起眼，但它同样是州医院的前身。

工作安定了，赵医生便将妻小接到西双版纳。这时，昆(明)洛(打洛)公路还没有修到西双版纳，到思茅后，跟着马帮跋山涉水，走七八天才到景洪，途中的艰险，如瘴气，毒蛇猛兽和蚊虫蚂蝗防不胜防。赵医生夫人王惠月，一口浓重的昆明腔，烫着卷发抹着口红，时髦又时尚。那时他们才有一个孩子，名志红，还呀呀学语，还不会走路。

1953年1月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后改名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成立后，实行区域自治。这年3月，周基克由普洱专署卫生科调往西双版纳，担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卫生科长兼中心卫生院院长。

原来，赵医生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因为赵医生的历史，赵医生曾经是国军军医。解放以后，称这部分人为“留用人员”控制使用。

周基克接管车里县卫生院后，赵医生就是个普通的医生了，他什么领导也不是，我还以为他这是碌碌无为不求上进。后来才知道，他的人生坐标就是一个悬壶济世的好医生。

在西双版纳地区，称医生为“摩雅“，这个摩雅是总称，有以民族性划分为摩雅傣(傣族)与摩雅贺(“贺”傣语，译成汉语为“汉族”)；有以职务高低称呼的“摩雅竜”(大医生)与“摩雅囝”(小医生)，还有以年龄称呼的“摩雅涛”与“摩雅囝”，等等，不一而足。

赵医生是名副其实的大医生，傣族群众都称呼他为“摩雅竜”。在医院，年轻一代称呼赵医生为“摩雅涛”，摩雅涛，就是老医生。但无论别人怎样称呼他，他都不计较，就跟他当不当领导都无所谓是一样。

赵医生是资深老医生，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一天午后，天空蓝莹莹的，纵横交错的林荫小路，身穿白大褂的身影穿梭不停。

这时的医院，已不再叫车里县卫生院了，改为自治州民族医院，地址也不是原来的教会医院。离教会医院不远的东南处，依然是澜沧江畔又立起两幢遥相呼应的二层楼房。它们是新建的州医院，规模比原先的教会医院宏伟得多。新建的医院过边是一片芒果林，林子一直延伸到澜沧江边，一年四季花香四溢。两幢楼房一前一后，前面是门诊部，后面是住院部，两幢楼之间是凤凰花盛开的林荫小道。

一天，我走出值班室，只见赵医生站在住院部门口，他的脸向着林荫小道。他在看什么？我向他走去。他回过头来，他说，“来病人了！”

他原来他在等病人。时值盛夏，林荫小道的凤凰花，仿佛是燃烧的火焰。有俩人穿过花海迎面走来，一个搀扶着一个，被搀扶的那个显然是病人。渐渐地他俩挨近了，这时赵医生对我说：“来的是恙虫病人，你信不信？”

赵医生笃定的神情和语气就像是打赌。病人面色潮红，估摸是个发烧病人，在版纳，发烧的病种可多呢。我笑了笑，心里却暗想，病人都还没有检查，难道你是未卜先知？

我抢先接过住院单，一看赫然三个字：恙虫病。委实让我大吃一惊，我张大眼睛望着他。赵医生呵呵呵地笑了，笑得像个孩子。确诊恙虫病，关键找到焦痂，找到焦痂就是“证据确凿”了，后来在病人会阴部找到焦痂。走出病房，赵医生问我：“你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到他是恙虫病的。”

我笑了笑，我的目光里带着钦佩和崇敬。赵医生说：“他的眼结膜充血。”

这就是临床经验，画龙点睛一笔。

当时景洪市有个“沙坝”。沙坝是澜沧江改道，沙石淤积而成的。版纳分雨季与旱季，雨季来临的时候雨水涟涟，澜沧江波涛汹涌洪水涛涛，沙坝被洪水淹没了。雨季过后洪水退潮，这时不少人到沙坝垦荒种植。凡是去过沙坝的人，几乎都感染了恙虫病。沙坝老鼠和恙蜹多。确诊恙虫病，最关键的是找到恙蜹叮咬的焦痂，但焦痂多在肛门周围和会阴部，不像眼结膜充血看得直接。

这时，我像海绵吸水一样的努力学习。医学知识浩如烟海，像赵波涛似的抓要点和重点，则事半功倍。比如：来自沙坝的发热病人，首先想到恙虫病；咳嗽咳痰，又是来自三达山团山寨，则要讯问是否吃过“喃泌布”，这些病人可能是肺吸虫病；下过稻田，发热和黄疸，则要考虑钩端螺旋体病；发热伴全身酸痛的病人，要询问是否吃过“剁生”，病人可能是旋毛线虫病，然后腓肠肌查幼虫确诊。如此等等。熟悉的人文地理知识，使诊断符合率不断上升。一年以后，我到三达山巡回医疗，我独立行医还带学生，我的地方病知识就是跟赵医生等老医生学来的。

1965年夏天，医院搞“五反”运动，每到下午，医务人员集中开会学习。版纳的夏天就像蒸汽锅，热得不得了，住院病人纷纷钻进树荫下休闲。我也在树荫下给病人量体温和发药。就在这时，一位傣族妇女抱着病儿，哭号着向医院门外走去，想放弃治疗？

病儿是蚕豆黄，医生建议家属输点血。我望着离去的背影迷惑不解。就在这时，赵医生走过，他对我说：“傣族最怕血晕。”

这么说来，是害怕输血逃跑了 ，我慌忙跑去追赶。

“蚕豆黄”是一种因红细胞膜先天性缺陷而发生的先天性贫血，因吃蚕豆而引起，故称“蚕豆黄”。西双版纳全民信仰小乘佛教，心地善良悲悯。蚕豆黄引起的贫血，后来的治疗就是液体內加地塞米松和大剂量维生素C，经此治疗病儿也都痊愈出院了。

距离景洪七八公里的曼燕寨，是美国长老会收容麻风病人的寨子。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长老会牧师与医生撤离了。从此，麻风村无人再管理。

关于麻风病，我还在小的时候，便谈麻风病色变，听说麻风病人狮子脸，麻风病人要活埋，这些儿时留下的阴影，即使学医，依然挥之不去。

赵医生到曼燕寨子，有时是星休天，有时是下夜班。因为路途远，赵医生在麻风寨要吃顿中午饭。直到六七十年代，傣族吃糯米饭还用手抓。那时生活很艰苦，下饭的只有点酸腌菜。看见赵医生从寨子归来，我们带着插科打诨的口气问道，“赵波涛，手抓饭不怕被传染？”

对待科学，赵医生非常较真，他神情严肃地说：“吃饭是不会传染的。”

接着，赵医生给我们讲解麻风病的传染途径和麻风病的防治知识。

几十年以后，想到赵医生为麻风病人服务的崇高精神，感到无比的敬畏。为病人服务，那是一种信仰。

赵医生除了义务为麻风病人服务，州政府的义诊也是他承担。新中国成立，赵医生是第一个踏上西双版纳这片热土的大医生。试想想，解放初期，为了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随着领导出入土司家的，少不了一个肩背药箱的医生。赵医生就曾经担任过这个角色，他因此也结识了不少的领导和土司头人。这些各色各样的领导，他们的工作都很繁忙，小疼小病一般都不来医院，只要一个电话，赵医生就义务出诊。

赵医生爱喝点小酒，但酒量很小。他要回家取下酒菜的时候，我们告诉他不必了，我们已经为他准备好了。

西双版纳地区，雨水通了以后，成群结队的蚂蚁飞出洞穴漫天飞舞，西双版纳的蚂蚁很大，我们称呼它为“飞蚂蚁”。飞蚂蚁有个特点是“扑火”，利用飞蛾扑火这一原理，我们捕捉飞蚂蚁。电灯下置张桌子，桌子上放个盆，盆里放上半盆左右的水，只见成群结队的飞蚂蚁，向着闪闪发光的电灯冲去，前扑后继，不一会，盆子里落满的是飞蚂蚁。坠落在水里的飞蚂蚁，虽然“扑腾”着翅膀，却再也不能展翅飞翔。这些胖乎乎的飞蚂蚁，经过煎炒变得香脆脆的了，吃起来美味可口。这是我们为赵医生准备的下酒菜。赵医生喝的酒，是用酒精勾兑的，也就是一二十毫升，赵医生慢慢地品尝，有滋有味。

这时的赵医生，也成为多子女的父亲。赵医生的孩子，除了长女有个志虹的小名，其他的就是二妹三妹，还有的是叮咚和嘣咚。赵医生说，“嘣咚一下就出来了。”

不久之后 ，“文革”降临了。当年取代了赵医生的周基克，他的日子一直不好过。文革时期，扣给周科长的帽子满天飞，忽而是“三反分子”，忽而又是“牛鬼蛇神”，再忽而又是“走资派”。周科长挨批斗，搞卫生倒痰盂，还挨“革命群众”打耳光。文革时期，就连年轻的科主任也未能幸免，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时的赵医生则安然无恙，原来赵医生不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他这是大智若愚啊！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高处不胜寒。

一天傍晚，全院职工大会。革委会领导突然一声吼叫，随着怒吼声两个彪形大汉像天神下凡，将开救护车的张师傅揪出来。这个突袭的过程，被称之为攻心战术。张师傅被反剪双手，比坐“喷气式”还严酷。领导指着张师傅说：“希望有问题的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否则就像他一样。”

然后就是一阵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那个时候，连我这样的小青年都害怕。害怕莫须有的“罪行”从天而降。

一天，我到刘医生家，刘医生这时是革委会领导。刘医生指着一瓶猪油，他说：“这是赵医生给的。”

赵医生是回族，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点猪油。猪油是用罐头瓶装的，在那个年代算稀缺物了。赵医生把这一瓶猪油送刘医生，难道因为是害怕？

抗日战争时期，那时还是热血青年的他投笔从戎。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赵医生成为国民革命军，他进了国军军医学校成为一名军医。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为保家卫国他不怕流血牺牲。然而，这却成为他的历史包袱。伟人说过，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赵医生送猪油，那是因为害怕。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粉碎“四人帮”赵医生卸下身上的包袱，当上了政协委员，儿女相继成人，姑爷还是州长，可惜赵医生已作古。

赵医生长女志虹补充：

父亲是我终身的偶像，他有宇宙般的胸怀，包容了世间真善美假丑恶，他有一颗仁慈的心，对每个人都报以善意，他热爱生活，幽默风趣，他对工作总是充满了激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工作需要他都任劳任怨，无论是去麻风村还是去布朗山出诊，还是节假日主动值班，他都毫无怨言，他用自己的双腳丈量了版纳的村村寨寨，他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挽救了多少条生命。他首开州医院的慢病快治病，他与钟惠澜教授完成了国内首例肺吸虫的报告。在版纳州没有专业法医的情况下，他承担了法医的工作，积极配合公安破了布朗山一家多口的凶杀案。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不慎摔跤，导致右胸四五肋骨骨折，第二天仍回来值班。父亲到版纳后积极学习民族语言，尊重当地民风民俗，配合省委工作组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了建州筹备组为建州作出贡献，他是历次的州人代会代表并入主席团。参加了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少数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父亲走了二十多年，还有人提到他就伸出大拇指，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我为有这样的父亲骄傲自豪，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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