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竹边头出好笋——吴晗故居游记

闲人

我从小知道吴晗先生，是因为《海瑞罢官》，在那个动乱年代，吴晗是反面教材。读大学之后，一切都在拨乱反正，才知道吴晗是多么的冤屈。工作之后陆陆续续读了一些吴晗的史学专著，意识到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退休之后寻访吴晗故居和吴晗史学馆，才全面了解到先生曲折的一生，所有的感悟汇集如同一首诗，那是吴晗先生1938年在云南独石山寻访彝民义军首领赵发所写的诗：

独石山头树将旗，
将军英名妇孺知。
我来已历沧桑劫，
犹傍斜阳觅古碑。
——吴晗《登独石头》

1909年9月24日，吴晗出生在苦竹塘村一个家风颇严的书香门第，原名吴春晗。苦竹塘村因塘而得名，塘的四周长满芦苇之故。义乌人说的“苦竹”，即芦苇。芦苇是多年水生高大禾草，其嫩芽和根茎均可食用，味微苦，因而称之为“苦竹”。义乌自古有“苦竹边头出好笋”的谚语。在义乌当地，流传着神童吴晗的传说。他在6岁时就写过一首《咏怀诗》，诗曰：“橱中无菜市中有，饮酒何必杏花村。人人谓我读书好，我谓耕者比我高。”这首诗中有哲思，有境界，有导向，有价值观。且不说文采，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殊为难得！ 吴晗故居建于1924年，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正门门脸用穹隆顶青石抱框，砖砌壁柱，两旁立柱呈锥尖顶，抱框上方“吴晗同志故居”六个字为曾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所题。拱门正上方为“蝶恋花”砖雕。故居院内草地上有一块石碑，是原北京市市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题写的对吴晗怀念之辞。 故居内的整体建筑大体上呈“凹”字形，坐北朝南，面阔五间，上下两层。故居书房的书柜上方，有“梧轩藏书”四个字。吴晗的父亲吴滨珏是清末秀才，家教颇严，家中藏书较多，这使吴晗在很小的时候就得以博览群书，诸多藏书中的《御批资治通鉴》可能是吴晗从事史学研究的启蒙读本。吴晗故居客厅中央挂着一幅立轴水墨山水画，是浙派绘画大师余任天的作品。画两侧有对联：“心中先成小五岳；图内可观大山川。” 距离故居不远的吴晗史学馆坐落于苦竹塘畔，馆体白墙黛瓦、拱门曲檐、古色古香。在馆内“吴晗著作与史学图书馆”专题区，观众可以通过点击“吴晗著作互动查询”大屏，阅读吴晗的著作，还可以通过展厅的弧幕影院，观看吴晗波澜壮阔的一生，可以通过视频观看吴晗编写的剧本、婺剧《海瑞罢官》。 史学馆展示了吴晗先生的手稿、信件、照片以及他参与的各种社会活动的资料严谨的治学态度：吴晗聪慧勤奋，他在清华求学期间便写下了《胡惟庸党案考》《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等一批相当有见地、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文章。他秉持着严谨求是的治学精神，注重对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他的《朱元璋传》、《胡应麟年谱》等著作，至今仍被视为研究明史的珍贵资料。在抗日战争期间，吴晗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斗争和救亡活动。他以笔为武器，撰写文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激发了民众的抗日热情。他支持民主运动，在李公朴、闻一多遇害后，他写下了《哭公朴》《哭一多》等文章，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行径，表达了对友人的深切怀念和对正义的坚定追求。吴晗与袁震的爱情故事也体现了他的执着和坚定。吴晗是在袁震的影响下倾向于共产党，在袁震身患疾病，是吴晗不离不弃，始终陪伴在她身边，两人相互扶持，共同走过了许多困难岁月，他们的爱情故事成为了一段佳话。看着这些珍贵的文物，人们仿佛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气息，以及吴晗先生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在吴晗史学馆，有二份珍贵的资料值得一提，一是吴晗将《朱元璋传》的手稿呈给毛泽东阅读后，毛泽东的回信。二是陈列着一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书的封面上写着“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9月8日”几个遒劲潇洒的毛笔字。这两份资料充分说明了毛主席与吴晗的交往，以及毛泽东对吴晗的尊重。 1959年，毛泽东看了湘剧《生死牌》,提出倡导要敢讲真话，吴晗听从毛泽东的意见“宣传海瑞精神”,开始研究海瑞，为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1962年因庐山会议，迁怒于吴晗，江青、姚文元等一伙鼓吹是影射领袖，“为彭德怀翻案，反党反社会主义”。1968年，吴晗身陷囹圄，次年惨遭迫害致死，骨灰至今下落不明。

走访吴晗故居和史学馆，的确让人产生诸多感慨，也有些联想。近几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拆除北京牌楼的往事，与梁思成、林徽因的争论，再次把吴晗推上网络舆论风口。一个以笔为枪，从青年时代就投身爱国救国战线的民主斗士，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迁的年代，有时候是身不由己，显得非常渺小。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用英国哲学家培根讲过的一段话来评价吴晗的人生：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真理因为像黄金一样重，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相反的，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误倒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

图片由作者手机拍摄，其中一些照片从吴晗史学馆内的展示图片翻拍，质量欠佳，十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