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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结婚对数创40年新低？中国婚姻报告2024

原创 任泽平 泽平宏观

2024年11月05日 00:00 北京 8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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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任泽平团队

婚姻是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个人来说，婚姻是情感的升华，家庭是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但近年来，多种选择和无奈之下，中国人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随着社会发展，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认为婚姻是束缚。另一方面，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从人口角度看，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结婚“主力军”减少。“婚都不想结，还生什么孩子”，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结婚率下降、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加重是互为因果的。

11月1日，民政部发布《2024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离婚登记196.7万对，同比分别减少94.3万对、0.6万对。

参考近十年数据，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占全年比重在72%-79%，估算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在601万对-659万对，即使最高值也是近40年来的新低。

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原因及影响，并提出建议。

1 中国婚姻现状：结婚少了、结婚晚了、离婚多了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直到近年有所改善。

一是结婚登记对数不断创新低，10年内下降49.3%，2023年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预计2024年结婚对数创近40年来的新低。2013-2022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1346.9万对的历史高点持续下滑至683.5万对，降幅49.3%，2023年结婚登记对数768.2万对，同比增长12.4%，主因疫情后补偿性结婚需求释放。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同比减少94.3万对，说明补偿性需求基本结束。参考近十年，前三季度结婚登记对数全年占比在72%-79%，可以估算出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在601万对-659万对之间，即使最高值也是近40年来的新低。2013-2022年粗结婚率从9.9‰降至4.8‰，2023年升至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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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晚婚”现象突出，初婚人数减少，25-29岁代替20-24岁人群成为结婚主力，高年龄层段（40岁以上）结婚登记占比大幅上升。2013年-2022年，内地居民初婚登记人数从2386万的高点降至1051.8万人；再婚人数先升后降，2019年达到455.9万人峰值后降至2022年的315.2万人。2005-2022年，20-24岁结婚登记人数（含再婚）占比从47.0%降至15.2%，25-29岁从34.3%升至37.2%，30-34岁、35-39岁、40岁以上结婚登记人数占比分别从9.9%、4.9%、3.9%增至20.7%、9.1%和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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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经过长期持续攀升后，在制度调整下近年有所改善。1978-2022年，我国离婚登记对数先升后降，从1978年的28.5万对升至2019年470.1万对的峰值，此后大幅下降至2023年的259.3万对，主因实施了离婚冷静期政策。2024年前三季度，离婚登记对数196.7万人，同比减少0.6万对。粗离婚率从0.2‰攀升至2019年的3.4‰，2022年下滑至2.0‰、2023年小幅升至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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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未婚比例增加，未婚同居率提升，非婚生育增加、但占比较低。从2009年到2013年，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2019年，中国30-34岁男性未婚比例为18.16%，女性未婚比例为8.7%，低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根据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根据2016年CFPS数据，出生队列为1970-197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5.9%，未婚生育占比为0.3%；出生队列为1980-1989年的人口婚前生育占比为6.1%，未婚生育占比为1.2%。（参考育娲人口《中国婚姻家庭报告》）

2 年轻人不结婚：选择还是无奈？

2.1 自我选择：高学历、独立和社会包容

受教育时间增加、教育年限延长推迟就业平均年龄，进而推迟结婚平均年龄。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水平随经济发展大幅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22年博士在校学生数16.6万人增至55.6万人，硕士在校学生数从65.4万人增至309.8万人。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比例从1999年的15.8%下降至2022年的3.4%。伴随受教育年限的增长，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人口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对婚姻持开放态度；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社会地位上升。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1997-2022年，专科及以上学历人口中，女性占比从37.2%大幅提高至48.1%，女性在高等教育群体中逐渐接近男性。高学历女性往往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加大婚姻市场匹配难度，单身女性规模快速上升。

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2022年，人民法院审理离婚一审案件结案数量呈现增长趋势，从106.6万件增至143.1万件，增长了34.3%。根据家理数据，2022年，离婚诉讼案件中家庭琐事性格不合占比75.3%，家暴、虐待、遗弃占比32.9%。

2.2 无奈：婚育成本高、社会压力大

结婚成本高，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核心城市房价收入比持续提升，年轻人面临“买婚房”、“还房贷”双重压力。1998年房改以来，房价经过几轮快速上涨，导致年轻人购置婚房首付、婚后还贷成本明显提高。2010-2023年，百城样本住宅均价从9314元/平上涨至16220元/平。2004-2023年中国个人购房贷款余额从1.6万亿元增至38.2万亿元，增长22.9倍。根据Wind数据，2010-2020年，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从20.0增至24.4。此外，在部分农村地区，天价彩礼导致很多男青年结不起婚。并且，越是偏远、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彩礼要得越高，让很多农村贫困家庭不堪重负。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高，抑制组建家庭意愿。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四二一”结构的家庭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根据育娲人口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如果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进行国际对比，澳大利亚是2.08倍，法国是2.24倍，瑞典是2.91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日本是4.26倍，中国是6.9倍，几乎是全球最高的。

工作生活难以平衡，更多年轻人选择推迟婚育。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结婚生育意愿自然会降低。此外，已经就业的年轻人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和竞争压力，无法达成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从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迈入婚姻。

2.3 婚姻基础削弱：适婚年龄人数减少、婚姻匹配困难

适婚年龄人数减少且仍处下降阶段。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2020年，15-35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33.5%下降到27.2%。根据七普数据，我国80后、90后、00后在2020年的存活人口分别为2.14亿、1.78亿和1.55亿，整体呈不断下降趋势。当前结婚年龄主力25-29岁人口大幅下滑，对结婚对数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育娲人口《中国人口预测报告》“中方案”，20-40岁人口仍处减少阶段，预计2023-2043年下降16.9%。

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婚姻匹配困难。男女比例失衡。比如00后男女性别比约115，男性比女性多超1100万，90后男女性别比约110，男性比女性多近900万。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40岁男性人口比女性多1752万人。农村“剩男”和城市“大龄剩女”问题突出。2022年，中国30岁及以上未婚男性有超过60%分布在村镇、一般为较低学历；未婚女性有超过60%分布在城市、一般学历较高。

3 影响：拖累生育水平、加重养老负担，单身经济盛行

晚婚导致晚育现象加剧，初育年龄每推迟一个月，总和生育率下降8%左右。“婚都不结了，怎么生孩子”。当前，中国绝大部分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占比较低，所以结婚数量的减少直接影响生育水平。1990-2020年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推迟至29.4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2.0岁推迟到28岁；其中，女性、男性平均初婚年龄分别在1996、1998年超过晚婚年龄（女23岁、男25岁）。1990-2020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7.9岁，平均生育年龄（所有孩次）从24.8岁推迟至29.7岁。并且，1990-2020年30岁及以上高龄产妇的生育一孩数占比从4.6%增至近29.8%，生育子女数占比14.0%增至45.4%。从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生育一孩、二孩、三孩及以上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7.5、30.3、31.6岁。2023年总和生育率仅1左右，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

晚婚晚育、不婚问题加重少子老龄化，进而加重养老负担，拖累国家财政、制约经济活力。2013-2023年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9.3%，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3%。2012-2022年中国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算术平均增速18.8%，而支出算术平均增速约为22.9%。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时间自2012年见顶后逐年下滑，从18.5个月逐渐下降至2021年的11.2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区域差异较大大，2023年有14省养老金入不敷出。其中，黑龙江、辽宁、吉林下拨金额829.3、844.3、218.7亿元，占总下拨规模的77.5%。

单身人口数量增长，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一方面，因为结婚对数下降、结婚推迟等原因，“单人户”数量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因为住房条件改善，很多年轻人不与父母同住，而是享受独居生活。2020年，中国家庭户接近5亿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1.25亿。2022年，我国15岁以上单身人口数量2.4亿，占总人口的17.1%，创历史新高，超过英国、法国、德国人口总和。

单身经济盛行，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追求高品质、高质量、高消费的生活，助推新消费模式、以及促进文娱、宠物消费。单身人群具有偏好便利性消费；尼尔森的《中国单身经济报告》显示，42%的单身消费者为悦己而消费，远高于非单身消费者（27%）；单身消费者中97%会选择网购，62%更倾向于点外卖。此外，单身人群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特点，注重自我投资。关于对未来一年的时间规划方面，“22%的单身消费者期望去读书，18%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学习新技能，17%的单身消费者希望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均高于非单身消费者的13%、11%和14%。同时，在对未来一年的消费意愿预期方面，分别有16%和14%的单身消费者更愿意在自我提升和运动健身多花钱”。尼尔森数据显示，单身群体注重感情寄托，在就餐、娱乐的支出意愿高于非单身群体；此外单身青年宠物消费占比高于非单身消费者，未婚人群占比达57%。

4 启示

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改进住房、教育、医疗问题；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应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1 从居住、就业、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

一是成立住房保障银行收储库存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完善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的人地挂钩，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一方面，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哺乳假等制度，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另一方面，根据单位女员工规模及年度生育情况，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三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四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大力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和社会力量，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积极性，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

4.2 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尽快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全面放开生育，将是否生育、生育几个孩子、什么时候生育的权利还给家庭，由每个家庭自主决定生育的孩子数量。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全面放开生育，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支持辅助生殖、发放补贴。八是保障单身女性生育权。

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发放生育补贴，发放群体可以向有抚养老人、孩子的家庭倾斜，由于这部分家庭存在较大的育儿、养老支出需求，可以补贴的储蓄漏出率，同时，可以切实降低这部分家庭生育养育成本。长期看，新增人口会增加对汽车、房屋、电器、旅游等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对于生育补贴的具体方案，我们建议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可以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按上述补贴计算，即一孩家庭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1500元，三孩家庭平均每孩补贴2000元。按此计算，大约需要提供1-3万亿左右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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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当下结婚率的不断走低早有预期，但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还是非常震惊，因为如果三个季度的结婚人数连500万都不到的话，参照往年的数据，基本上也就意味着今年全年的结婚人数不会超过650万对，甚至直接跌破600万也完全有可能。而对比一下往年的结婚登记人数，这个数字更加的触目惊心，

2023年结婚768万对，离婚259万对

2022年结婚684万对，离婚210万对

2021年结婚764万对，离婚214万对

2020年结婚814万对，离婚373万对

2019年结婚947万对，离婚415万对

2018年结婚1011万对，离婚380万对

2017年结婚1063万对，离婚437万对

2016年结婚1133万对，离婚347万对

2015年结婚1225万对，离婚384万对

2014年结婚1307万对，离婚364万对

相较于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1300万对的结婚人数，现在的结婚人数已经实质性的腰斩。而且与之相应的，离结比却一直居高不下，始终在百分之40到50之间。而今年预计600万出头的结婚登记人数背后也意味着出生率的进一步下降。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数量为902万，今年上半年则为427万，今年出生人口数量跌破900万已成定局，而明年还有后年呢，如果按照今年的结婚登记人数状况，未来只会更加不乐观。

而与之相比，美国2024年上半年出生人口为178万，但考虑到美国人口只有3.35亿人，中国的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2倍，而中国2024年上半年出生人口却只有427万，不到美国的2.4倍。更不要说印度2024年出生的那1160万人口了。

形式可以说不是一般的严峻。

可能有人会觉得，现在失业的人那么多，出去玩都到处排队，人口少一点不也挺好的，就没有那么多人抢夺资源了，工作都好找了。再不济将来还有人工智能，以后就机器人代替人力了。我的看法是这样想未免太过于乐观，人口形势恶化导致的后果其实是全方位的。

首先一点肉眼可见的就是整个社会会迅速丧失活力，其实看一眼农村就知道了，失去年轻人和新生儿的社会结构会变得暮气沉沉，所谓的创造性，创新力更是不复存在，这一点在中国的一些老龄化程度超高的大城市其实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就比如上海，极低的生育率和占比巨高的老龄化人口，以及像沙白白一样奉行单身不婚主义价值观的大行其道，如果再缺少了外来人口的输血，基本上这样的城市不会再有任何的发展前景，只能靠过去积攒的老钱过活，而难再有新的活水产出。

而上海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其他城市了。而如果按照以前的生育模式，农村出生率高，城市出生率低，那么尽管城市本身没有多少人口的产出但可以不断地吸血农村的新生力量，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即便是山东河南这样的历史上的人口大省出生率也在快速下降，也变得生不动了。如果一线城市的发展无法再依靠吸血二三四线以及农村的人口来继续发展，那么靠着城市那些近乎负数的生育率又能维持多久呢？到时候总不能像加拿大一样，引进一堆的印度人进来吧。

而至于将来可能的机器取代人力，同样也不乐观，因为按照目前人类的科技水平，机器真正能够帮到人类的地方更多的是在工厂，农田这些地方，一台机器能顶几十甚至上百个人的工作量。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工厂的机器存在的意义是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本来就是要卖给人的，不可能一个机器生产出来一条毛巾去卖给另一台机器。而没有新生人口也就意味着没有市场需求。机器自然也就失去了被创造出来的价值。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假如我们老了，要坐轮椅或者躺在病床上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在自己的身边照顾自己，是自己的子女也好，或是将来自己花钱请的护工也好，最终一定是需要活生生的人来照顾我们。给我们洗衣做饭，打扫房间，陪我们说话聊天甚至太阳好的时候把我们推出去晒太阳。

但现在的人工智能水平完全达不到这种取代人力的要求。甚至连基本的叠衣服的功能都很难做到。更不用说替我们去菜市场买菜，然后再做个三菜一汤出来了。所以最终的最终，我们还是需要有人的照顾，与人发生链接。但是如果出生率像现在这样断崖式的暴跌，养老院一个年轻护工恨不得要照顾八个老人的吃喝拉撒，那又能怎么照顾的过来的呢，也许你会说，那我有钱啊，加钱雇个一对一的照顾的，想法是很好，但是万一你隔壁的老头比你更有钱，也更愿意出钱呢，当人力资源有限的时候，你所获得的服务标准不再取决于你卡里的余额是五十万还是一百万，而是取决于你身边那个比你能出价更高的人。打折的飞机票也许几百块你就能从地球的一端飞到另一端，但旺季稀缺的时候你可能几万块钱都未必能够买到一张，而你又有几个两万呢。

而且如果按照当前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其实讨论什么时候退休以及退休后拿多少退休金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如果等我们老的时候，因为年轻人的数量的巨减，不仅护工费用大涨，其他一切需要用到人力的地方都会大涨，比如快递，外卖的服务费这些。假如到时候护工的工资涨到一个月两万甚至更高，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月嫂的工资已经差不多接近这个数了，那到时候就算是你的养老金能拿到两万又能怎样，钱还是不够花，因为一切牵扯到人力的服务费都会因为年轻人短缺而导致人力成本的昂贵。

所以最终的最终，我觉得真正要考虑的不是自己将来退休后能拿多少养老金，又或者去哪家养老院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老年生活，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能够让自己尽可能的保持身体健康，并缩短将来可能因为种种因素不得不躺在床上等着别人照顾的时间，因为到那个时候，不管是我们找陌生人护工还是让自己的子女照顾自己，到时候的人力成本都变得极度的高昂。所以真正关键的不是我们什么时候退休，而是我们什么时候会丧失行动的能力然后不得不躺在床上，只要不丧失身体机能，还能跑能动，能给自己做饭吃，能下楼取快递那么我们的生命的质量就绝不会太低，而只要躺在床上不能动了，银行账账户上躺着的那些冰冷的余额又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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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贰柒叁

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474.7万对，同比减少94.3万对，而离婚登记196.7万对。去年全年依法办理离婚手续360.53万对，比上一年增加72.6万对，上升25.2%。

婚姻，作为家庭的基本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承载着个人情感的升华，更是赋予人们切实的归属感。对于社会而言，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犹如稳固的基石，有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婚姻现状却呈现出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结婚人数减少、结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是复杂多变的社会变迁和年轻一代价值观的深刻转变。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2024年3季度民政统计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仅为474.7万对，同比大幅减少94.3万对。即便按照历年数据估算，2024年全年结婚登记对数也将在601万对至659万对之间徘徊，这一数字即便是最高值，也已是近40年来的新低。与此同时，离婚登记对数虽然有所减少，但绝对值依然高达196.7万对，反映出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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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结婚率下降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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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年轻人，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他们的思想观念与前辈大相径庭。在个人选择与社会压力的双重作用下，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经之路，而是被赋予了更多个性化的色彩。他们追求独立自由，视婚姻为一种可能束缚个人发展的框架，而非幸福的必然归宿。加之，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职业竞争的加剧，高婚育成本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让许多年轻人对组建家庭望而却步。高昂的房价、教育费用以及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共同编织了一张庞大的经济压力网，使得“买婚房”、“还房贷”成为许多年轻人难以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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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结构的变化，则是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适婚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结婚“主力军”的萎缩。这一趋势不仅加剧了结婚率的下滑，也为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埋下了隐患。经济独立的女性，在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的背景下，更是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离婚，这个曾经被视为禁忌的话题，如今已变得不再那么敏感。经济的自主，让女性在面对婚姻不幸时，能够勇敢地选择离开，寻求属于自己的幸福。

02 中国结婚率下降的影响及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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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率的下降，直接导致了生育水平的下滑，进而影响到国家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生育率的降低，意味着未来劳动力的减少和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这无疑将给国家的养老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如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现象的增多，也将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生育水平的下降，不仅关乎国家的未来，更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在传统观念中，儿孙满堂被视为家族兴旺的象征。然而，在生育率持续下滑的今天，这一愿景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遥远。随之而来的，是养老负担的加重。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多，养老资源的分配将更加紧张，国家的财政压力也将随之增大。这不仅会制约经济的活力，更可能影响到每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

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样不容忽视。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现象的增多，将导致社会年龄结构的失衡，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而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则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医疗资源的紧张、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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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如此严峻的婚姻现状，我们必须从政策、经济、社会观念等多方面入手，综合施策，以期改善当前的困境。

首先，从政策层面出发，我们需要通过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年轻人的生活压力。在居住方面，可以加大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降低年轻人的购房门槛；在就业方面，可以优化就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支持；在教育方面，可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助于年轻人更加从容地面对婚姻和生育的挑战。

其次，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也是当务之急。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生育津贴、延长产假和陪产假、优化教育资源分配等方式，来鼓励年轻人生育。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儿童教育和成长的关注，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此外，政策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婚姻咨询、婚恋服务等方式，为适婚人群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帮助。同时，还可以加强对婚姻家庭的保障力度，如完善婚姻法律制度、加强婚姻家庭咨询服务等，为婚姻的稳定和幸福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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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社会各方也需要共同努力，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媒体可以加强对婚姻家庭的正面宣传，展示婚姻的美好和幸福；教育机构可以加强对学生的情感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家庭则可以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良好的家风家教，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坚实的支撑。

婚姻是社会的基石，是家庭幸福的源泉。面对当前婚姻现状的挑战，我们不能坐视不管，更不能盲目悲观。相反，我们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和行动去面对和改变。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支持、社会观念的转变等多方面的努力，我们有望改善当前的婚姻现状，为年轻人创造更加宽松和自由的婚姻环境。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婚姻的幸福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和努力的结果。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珍惜婚姻、尊重家庭时，我们才能够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繁荣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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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晚婚晚育不婚数据分析

1. 结婚率下降

结婚登记对数减少：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对数为474.7万对，同比下降94.3万对。预计全年结婚登记对数将在601万对至659万对之间，创下近40年来的新低。

离婚率上升：尽管离婚登记对数有所减少，但绝对值依然高达196.7万对，反映出婚姻关系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2. 晚婚晚育不婚现象

未婚比例增加：20-39岁女性人口中，已婚比例从77.93%下降到67.06%，到2019年又上升到72.72%。

非婚生育增加：根据2018年数据，出生队列为1980-1984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3.33%，女性为26.79%；出生队列为1985-1989年男性的未婚同居率为37.99%，女性为33.13%。

3. 影响因素

教育水平提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导致适婚人口结婚年龄明显推迟。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990年的22.0岁上升到2020年的28.0岁；男性同期从24.1岁上升到29.4岁。

经济压力：高昂的房价、教育费用以及持续攀升的生活成本，使得“买婚房”、“还房贷”成为许多年轻人难以承受之重。

人口结构变化：随着少子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适婚年龄人口的减少直接导致了结婚“主力军”的萎缩。

4. 政策应对

住房政策：加大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降低年轻人的购房门槛。

就业政策：优化就业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创业支持。

教育政策：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减轻家庭的教育负担。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24年中国晚婚晚育不婚现象的严峻性及其背后的多重因素。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要采取综合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并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明年重点任务中提出“制定促进生育政策”。11月2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会议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若干措施》，提出各地各部门要统筹谋划，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地见效。这意味着生育支持体系将会加快构建。自放开三孩以来，我国生育支持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支持、服务支持、时间支持、文化支持四个方面。1）经济支持方面，提供个税抵扣和生育补贴。2023年个税专项扣除标准从1000元/孩/月提高到2000元/孩/月；生育补贴方面，当前23个省份的近60个城市和地区探索实施生育补贴制度。考虑地方财力不足及人口流动的税收跨区贡献等因素，建议国家层面拿出GDP的2%以上，作为生育补贴发放。2）服务支持方面，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2020-2023年千人托位数从1.8个增长至3.4个，已完成至目标的四分之三，但较法国32.1个、加拿大15.5个仍有较大提升空间。3）时间支持方面，延长各类生育相关假期，需探索成本共担机制。延长男性陪产或护理假期，鼓励男性参与家庭育儿。通过“建立合理的成本共担机制”，有助于缓解用人单位成本压力，减少职场性别歧视。4）文化支持方面，通过各项宣传活动形成正向婚育价值观、营造婚育友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比如倡导地方整治高彩礼等问题。人口是长周期、慢变量，但势大力沉、影响深远，生育政策调整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一。我们这几年呼吁“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应对老龄化少子化挑战”，已看到曙光，生育政策在逐渐松动。全社会开始高度关注中国人口问题，政策也逐渐向鼓励生育转变。从“放开三孩”到“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期待未来有更多行之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鼓励生育的力度。相信经过一系列长短结合的措施，未来人口有望长期健康均衡发展。核心观点中国70年生育政策演变：从鼓励到严控到放松，再到构建生育支持体系。1949年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五个阶段：一是1949-1953年鼓励生育阶段；二是1954-1977年宽松计划生育阶段；三是1978-2013年严格计划生育阶段；四是2014-2020年放松计划生育阶段；五是2021年至今生育支持阶段：“放开三胎”，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生育情况：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育龄妇女规模下滑，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滑。1）生育率：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代之前的6左右，降至1990年的2左右，再降至2010年后的1.5左右，2020年跌破1.3，2023年降至约1.0，不足更替水平的一半，全球倒数。90后、00后的生育意愿分别为1.54和1.48个。2）育龄妇女：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育龄妇女见顶回落，2013-2022年主力育龄妇女年均减少约353万人。生育主力出生在1987-1995年，一孩生育主力出生在1989-1997年。随着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育龄妇女进入快速减少期，预计2030年、2050年主力育龄妇女较2022年分别减少17.4%、37.4%。3）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滑，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未扭转中国出生人口下降趋势，生育堆积效应基本结束，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七年下降，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新低。短期看，2024年出生人口和生育率可能会有小幅反弹，但是长期看，由于生育堆积效应消逝、生育率低迷、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滑等，如果没有实质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出台，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较难扭转。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1）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主要是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下降、且不能完全实现。数据显示，2017年、2019年、2021年我国的生育实现率分别为87.2%、77.3%、63.3%。2）进度效应：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结婚率连续9年回落，2000-2020年平均初婚年龄从24.2岁推迟至28.7岁，初育年龄从24.3岁推迟至约28岁。3）不孕效应：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4）成本效应：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抑制生育意愿。在统计的14个国家中，中国抚养成本/人均GDP为6.3，高于除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中国城镇就业人群性别薪资差距为22.9%，在OECD国家处于前列，职场性别平等待完善。国际经验：鼓励生育效果如何？1）OECD国家经验：生育支持包括提供男女平等育产假、提高经济补贴（现金、税收减免等）、提供托幼服务、促进就业性别平等四个方面。2）法国：积极推进家庭和工作的平衡，总和生育率位居发达国家前列。法国早在二战前就开始鼓励生育，通过完善细致的津贴体系、多样化的托幼服务和打造家庭友好型企业氛围等来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2022年总和生育率达1.8。3）德国：鼓励男女共担育儿责任，提高生育支持力度，近年生育率明显提升。德国从21世纪初开始重视人口问题，学习北欧国家，大力提高生育支持力度，总和生育率从排名倒数逆势提升至1.5左右。3）日本：传统性别分工激化工作与家庭矛盾，总和生育率跌破1.3，陷入“低生育陷阱”。日本从1990年代开始鼓励生育，但是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缓慢且补贴力度仍不如北欧国家，“男主外、女主内”传统分工固化、男性育儿假有名无实、职场性别歧视等，生育率跌破1.3。启示：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刻不容缓，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切实减轻生养育孩子负担。1）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多生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全面放开生育是把生育权从国家计划回归家庭自主，是把生育数量多少的选择权交回给家庭决定，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生育意愿。2）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现金补贴、购房补贴等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四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给予有孩家庭购房补贴，降低抚养直接成本。五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六是建立男女平等、生育友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比如男女平等的育产假等。七是完善辅助生殖顶层设计，给有需求家庭定向发放辅助生育补贴券。3）大力发放生育补贴，切实减轻家庭养育孩子负担。建议国家层面出台生育补贴政策，按照孩子数量针对家庭发放，给有孩家庭每月1000-6000元。比如一孩补贴1000元，二孩家庭补贴3000元，三孩家庭补贴6000元。短期有助于扩大内需、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提振生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增强经济社会活力，一举多得。目录1 中国70年生育政策演变：从鼓励到严控到放松再到构建生育支持体系2 生育情况：生育率低迷，年轻人生育意愿低，育龄妇女规模下滑，出生人口连续下滑2.1 生育率：年轻人生育意愿低，一孩生育率持续下降、二孩政策消退、三孩政策效果未显现2.2 育龄妇女：婴儿潮人口逐渐退出育龄阶段，90后渐成生育主力2.3 出生人口：连续7年下降，第四轮婴儿潮未出现3 为什么不生？——生育基础削弱、生育成本约束3.1 生育理论：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3.2 进度效应：晚婚晚育、单身主义等削弱生育基础，婚姻匹配难3.3 不孕效应：不孕不育削弱生育能力3.4 成本效应：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就业与家庭矛盾提高机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