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飞之死 ‍（纪实文学）

中华大姐大

一他是谁 公元一九五零年。春三月。四日。清晨。河北省阜平郊外的一片田野中，春风徐徐，阳光明媚。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被压赴刑场。他是谁？他犯了什么罪？他还这样年轻。黧黑的皮肤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雕塑似的反射着金色的光彩。一双眍眍的眼睛在高耸着的颧骨下面闪烁着炯炯的目光，透着他的精明、干练、坚定和执着。精瘦的充满了精神活力的身板挺拔而颀长，宽宽的肩膀更使他显得威武甚至有些英俊。他没有戴手铐，两只手摆动着，自然而又从容，就仿佛一个累了一天收工回家去的人。两条腿却有些拘谨，小心翼翼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地，一步步地向前走去……他听见身后一声轻轻的呼唤，仿佛生怕惊吓着他：好了，就在这儿吧。但那声音虽然轻得如此温柔，却依然仿佛惊雷般使他心悸而颤栗。他停下了脚步，努力向上挺拔了一下腰杆儿，以使自己镇定下来。这里，是一片沐浴着春光的土地。不知是去年还是更远一些年代留下来的高高的枯黄的蒿草下面，翠绿的新芽已经长得半尺来高。透过黄绿交错高低参差的蒿草，他的心更加痛楚地颤栗了：他看见了自己的归宿——一口崭新崭新的棺材上，同样一条崭新崭新的绿色军毯一半儿铺在棺材的底板儿上，一半儿在棺材的侧板儿上无力地耷拉着——那是准备当做被子盖在他身上的。不仅因为那毛毯膨松而暄软，更因为当时的条件如此艰难，组织上却把一条崭新的毛毯给了他这个死囚犯，这使他那无比忧伤和绝望的心里立即涌起了阵阵的柔软和温暖……它们静静地躺在那儿，躺在一堆刚刚刨开的新土上面，耐心地等待着他的到来。新土的后面，是一个墓坑，他知道自己从此将在那里度过不知多少个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直到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化为灰烬、化为乌有……他象一个患有严重颈椎病不能转动头颅的人那样，机械地僵硬地转过了身躯，更加奋力地向上挺了挺腰杆。那身崭新的被摘掉了帽徽的新军装，是战友们送给他“上路”的“礼服”。长年忙于工作无暇修饰自己的面容，他精瘦的脸颊上颧骨高耸眼窝深陷胡须蔓延头发散乱。此时，在他“上路”之前，战友们含着热泪精心地给他理了发，使他好象整个变了一个人——清洁整齐容光焕发，仿佛一个头一次去见丈母娘的土里土气的乡下人。他静静地站着。站着，是一种优待。那天，他小心翼翼恳求似地问：“我能不能站着……死？”军事法庭上静得只听见人们的呼吸声，有几位同志红了眼圈。答复是：可以。他轻舒一口气，眼睛湿润了，感谢组织对他的理解和宽容……他静静地站着。等待。在绝望中等待枪声，在绝望中等待死亡……他看见在场的军人立正，严肃而又深情地向他行了一个军礼。他慌乱得不知所措，刚想回一个军礼，却想起自己已经没有帽徽，已经无权再行军礼！他深深地、深深地弯下腰去。就在他直起腰杆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听见“砰”地一声，枪响了！他究竟是谁？何以组织上对他如此宽容？何以战友们对他如此深情？他究竟犯了什么罪？何以在刑场上能够享受军礼？既然能够享受军礼，又为何处以死刑？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活动中，在研究中国版画史的时候（鲁迅是我国现代版画艺术的倡导者和缔造者），在研究鲁迅先生生平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够看到一组鲁迅先生与青年木刻家们围坐在藤椅中亲切交谈的照片：青年木刻家们正在向前探着身子，静静地聆听着鲁迅先生的教诲，汲取着鲁迅先生的思想精髓。鲁迅先生则潇洒自如地侃侃而谈，左手挟着香烟，面容尽管疲惫而又憔悴，却依然显得刚毅、严峻，深邃的目光高瞻远瞩地望向很远的深处……鲁迅先生，这一中国新文化运动伟大旗手的风采和他面对任何困难而无所畏惧的精神，通过照片，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具体和深刻的印象，成了艺术家们塑造鲁迅形象的典型范本。更为珍贵的是，这组照片成了鲁迅先生生前的最后一组照片，十一天后，鲁迅先生便紧紧闭上了他“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双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是谁，如此准确及时地把握了鲁迅先生这一瞬间的神态，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珍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的轨迹已经运行到了1980年，一张聂荣臻司令员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引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寻根热。一时间，“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问号，仿佛漫天飞舞的雪片，弥漫在中日两国厚重广袤的国土上。原来，照片上的小姑娘是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中，八路军在山西井阱煤矿的废墟中救出的敌人的孩子，当时只有三四岁。她的名字叫兴子。是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写信给日军的片山旅团长，要求他负责将兴子送交她的亲属，并派人将其送到了日军驻地。1980年7月14日，一位恬静美丽的日本妇人带领着她的先生和三个女儿，来到中国北京面谢中国共产党，面谢聂荣臻。她，就是当年的兴子，现名美穗子。当年，日本侵略者以震惊中外骇人听闻的手段杀害了中国数百万人民的惨景，令中国人民至今想起依然惊心动魄记忆犹新，其中，象兴子这样无辜的孩子又何止一个两个！但中国共产党，在敌人屠刀上同胞的鲜血尚未冷却之时，能够把敌人的孩子送到她的亲人中间，这是怎样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这又是怎样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人道主义精神！这无疑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谱写了一首壮丽的篇章！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又是谁？他，就是沙飞。 当年，聶荣臻将军在战场上救了一个日本小姑娘！ 并且精心地照顾着这个敌国的孩子 …… 1987年，人们在他被处决的地方，给他立了纪念碑。在他的墓碑上这样写着：“……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时期，在党的领导下，沙飞拍摄了数以千计的各种题材的照片；对革命摄影理论也卓有贡献。他和战友们一起，为我党我军的摄影和画报事业做了开创性工作；培养了一批革命新闻摄影骨干；用鲜血和生命保存了数以万计的摄影图片资料，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1995年，沙飞、石少华摄影作品展在广州、深圳和汕头等地隆重举行。全国人民政协副主席刘澜涛写了题词：“人民摄影家沙飞同志永远值得怀念！”杨成武也写了题词：“纪念革命摄影艺术家沙飞同志！”并说：“沙飞不仅是一个好的摄影艺术家、优秀的前线新闻摄影记者，而且是摄影事业的开拓者、组织者，他培养了摄影干部，创办了画报，现在摄影记者和画报工作要发扬沙飞等老一辈摄影家英勇奋斗、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沙飞死了。沙飞死在用自己短暂的一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刚刚成功的锣鼓声中，他虽然看到了五星红旗招展在蓝天下的烈烈风采，却没能为新中国的巍峨大厦添砖加瓦！那年，他三十八岁。一个多么不该死的年龄！ 二他为何叫沙飞 沙飞，原名司徒传。1912年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后随父母迁居广州。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广州几乎成了中国革命的策源地，沙飞生活在这里，自幼受着反帝反封思想的熏陶。孙中山先生的影响，“五四”、“五卅”、“大革命”的影响，更是使他不断滋生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十八岁那年，因父亲的商业破产，沙飞在即将高中毕业时，被迫投考了广东无线电专门学校，以求学得一门技术，以利谋求职业。半年后，他带着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在汕头无线电台做了一名报务员。这时，十九岁的沙飞就和一些进步的知识青年们自发地组织了“读书会”，阅读了许多进步的刊物、报纸以及书籍，其中尤以鲁迅的作品为甚。早在鲁迅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他的人格的力量，他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就已经为许多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所折服。当时，沙飞虽然年幼，对鲁迅这个名字，也是如雷贯耳并不陌生。如今，通过鲁迅的许多作品，沙飞看到了鲁迅那博大的胸怀，那忧国忧民的思想，那对劳苦大众彻底的奉献精神。这些，使鲁迅成了沙飞心目中无比崇拜的偶象，成了他心目中高大辉煌的榜样。沙飞决心学习鲁迅，做一个革命的文学青年，以笔做武器，向一切旧的势力和不合理的制度展开殊死的斗争。后来，他又想改学木刻。因为鲁迅先生说，木刻是“尽着环子的任务，助成奋斗，向上，美化的诸种行动”。然而不久，沙飞偶然看到了一幅苏联的托儿所正在给婴儿进行日光浴的新闻照片。它不仅使人看到日光浴对提高婴幼儿身体素质的作用，而且看到了苏联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沙飞立即想到了我国画报中所刊登的那些陈腐无聊萎顿颓废的东西。它侵蚀人们的思想，消沉人们的情绪，丧失人们的斗志，最终必将使人们置国家与民族危亡于不顾……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于是，经过了对比思考，他发现：文学，对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劳苦大众，岂不比读天书还难！而木刻又显得何其缓慢！摄影，即便是偏远山区的一个村民，也能通过摄影的画面，直观地看懂生活中某个瞬间的再现，从而引起他的思索。还有，它比木刻更加真实更加迅速也因此而更具战斗性……从此，沙飞决心要以毕生的精力去从事摄影事业，改造旧摄影创造新摄影，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并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刻苦钻研摄影技术。当沙飞把自己的决心告诉家人的时候，不仅因为当时的摄影只不过是一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消愁解闷的工具，内容也不过是些花前月下美女靓妞等极其消极颓废的东西，还因为他的这一决定必然影响到家庭的经济收入，他自然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沙飞却决不气馁。他一方面极力地说服家人，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向着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1935年，他因拍摄了社会底层人民大众的一些生活照，而有幸加入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进步摄影团体——“黑白社”。这对他无疑是个极大的鼓舞，使他对自己选择的人生目标充满了信心。1936年，逐渐成熟起来的沙飞看清了日本欲以南澳岛为跳板，加速侵略中国的阴谋。他雇佣了一叶小舟，冒险上了南澳岛，采访了在日本经济鲸吞下的岛上渔民和盐民的生活，并抓拍了《南澳岛——日本南进的一个目标》的组照，成了我国最早的以国防为题材的摄影组照。此时，鲁迅先生所在的上海市，先后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总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沙飞又在进步的刊物上看到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四君子与中共领袖商谈联合阵线的信，这些无一不象擂鼓的重锤，一阵阵地敲击着全国人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心扉！沙飞在几经努力，终于得到了妻子王秀荔（现名王辉，系广东省人民银行副行长，现已离休）和家人的支持，抛下了妻儿老小，放弃了在电台具有优厚待遇的职业，立即打起行装奔赴上海。为此，沙飞深深地感激着妻子。（他和妻子的恋爱也是仿效了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以自由恋爱的方式营造了自己的家庭幸福。）在上海，他找不到工作，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的想法因此而成了镜中明月。而自己崇敬的鲁迅先生又一直病魔缠身，不能前去打扰。为了更好地从美学的观点去认识摄影，掌握摄影，他投考了上海美专。在那里，青年木刻家们对他全力的支持、无私的帮助，就象肥沃的土地对于稚嫩的禾苗，使沙飞在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的熏陶和影响中，逐渐成熟起来。那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日，《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在八仙桥青年会开幕。尽管沙飞已经知道鲁迅先生曾经连续给白危写信，说自己“至今天天发烧，不能随便走动，所以关于木刻展览会的事情也就无从谈起了。”但他依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每日在展览会上流连忘返翘首以待，一心盼望着鲁迅先生能够在展览会上出现…… 直到十月八日，展览会即将结束，沙飞已经近乎绝望，突然，随着人们的一声惊呼：鲁迅先生来了！沙飞的脑子里“嗡”的一下，是因为盼望得太久？还是因为那光芒太强？他激动得手足无措，下意识地站在原地急切地放眼望去，只见鲁迅先生穿着一件古铜色长衫，一顶呢质帽子戴得很低，人们象众星捧月般簇拥着他走进展厅。他走得十分逍遥，十分安祥，一派“风吹浪打，又奈我何”的神韵……哦，先生，我的先生！沙飞仿佛被引力极强的磁石吸住了，目不转睛地仰望着自己无比崇敬的先生。他看见先生的脸清癯憔悴布满倦容，两颊深陷颧骨突出。浓黑的眉毛仿佛刺向敌人的匕首，刚直而粗犷。苍白的、写出了多少让敌人惧怕的文章的手，此时无力地夹着一根香烟。他的眼神是那样的温暖慈祥，仿佛抚摸爱子的手臂，在每个人的脸上抚来摸去……沙飞不失时机地立即打开了镜头盖，使鲁迅先生的微笑永远留了下来！先生拖着自己疲惫虚弱的病体一一参观并评点了一幅幅作品后，再次在藤椅里坐下来，尽管频频的咳嗽和气喘使他的谈话断断续续，他依然清晰地表达了自己对新木刻摒弃“为艺术而艺术”，努力成为“大众艺术”的观点。先生不仅谈艺术，还谈哲学，谈人生；不仅谈中国版画的现状，还谈果戈理，谈高尔基，谈浪漫派诗人和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青年木刻家们怀着无比崇拜的心情，聚精会神地听着，无一不被先生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所震憾；无一不被先生说古论今、纵横捭阖的谈吐风度所吸引。尤其是当时鲁迅先生正被国民党政府严密地监视着，他能够不畏强暴地出席木刻展览会，更是使青年们对他充满了崇敬。而对先生病体的阵阵担忧和深深的痛惜又沉沉地窒息在每个人的心头……忽然，先生炯炯的目光望定了沙飞，亲切地问他：“你最近拍了些好照片吗？”“在十六铺码头拍了几张工人生活……”沙飞兴奋得红着脸，眼睛，却依然被牢牢地吸引在先生的脸上。“好啊，要注意镜头对准广大民众，要真实也还要有艺术性。”先生亲切地教导他说。“先生，我最近喜欢学木刻了呢。”沙飞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想法统统告诉先生，只可惜要说的话太多，反而只说出了这一句。“那么应该特别学好素描哩。”先生依然十分关切地教导着他，“基础打好才能产生好作品啊！”沙飞刚想再说些什么，奥地利记者魏璐诗女士的一声“哈罗！”把鲁迅先生给“抢跑了”。沙飞在遗憾之余，又及时地打开了镜头盖…… 先生在临走时又对青年木刻家们说：“这次展览会开得很成功。我建议你们，在展品中选出二百幅，出版一本木刻集。关于书店的承印问题，就包给我好了。另外，今后木刻的方向，应把全国的木刻家们组织与团结起来，并与国际先进的艺术团体及作家取得联系……”这天，先生炯炯的目光、昂扬的声调和战斗的豪情，永远留在了沙飞的记忆中，陪伴着他一生的战斗历程。先生为人生而艺术的思想，有如茫茫夜海中的灯塔，给了他无尽的战取光明的勇气和力量！十一天后，沙飞怀着无比痛惜的心情，参与了悼念鲁迅——这个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我们伟大中华的民族魂的葬礼！几天后，上海的许多进步杂志和报刊发表了他的“南澳岛渔民生活”、“鲁迅和青年木刻家”以及“悼念鲁迅”三个组照。在发表这些作品的时候，他想到了鲁迅先生追求自由、战取光明的精神。于是，他说：“我要象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自由飞舞。”从此，“沙飞”这个名字因此而“诞生”并一举成名。后来，沙飞在反动当局的“注视”下，离开了上海。他先后在广州、桂林举办了以《华南前线的南澳岛》、《纪念鲁迅先生》、《儿童节献画》、《大众生活》和《人像静物》几个内容的个人摄影展览。他在展览的序言《写在展览之前》中写到：“……这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人类最大的耻辱，而艺术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类去理解自己，改造社会，恢复自由。因此，从事艺术的的工作者——尤其是摄影的人，就不应该再自囚于玻璃棚里，自我陶醉，而必需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角落，去寻找现实的题材。”这成了沙飞人民革命摄影的宣言书和我国摄影走上为人生而摄影的新纪元的标志。两次展览以新的主题、题材和内容把观众的视线引向一个摄影为人生的新天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广州国民日报》评论说：“这是摄影界的一个新动向。”《广西日报》也评论说：“摄影极得观众好评，良以取材深刻，技术超卓云。”许多广西大学的知名人士和教授也纷纷撰文写道：这“简直就是一种革命。”“在中国出现这样充实内容的影展，也算有摄影史上崭新纪元的。”“他的一架照相机，就是一种犀利的武器。”“崭新的摄影艺术之途是由沙飞先生苦苦开辟出来的。”等等。这是沙飞摄影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自此，沙飞这个名字，不仅被摄影界所知晓，而且被新闻界、艺术界、教育界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所知晓。 三两部珍贵的照相机 “七•七”事变的炮声，吹响了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号角，沙飞立即打起背包赶赴华北抗日战场。他得到了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陈望道等人的支持和慷慨相助，於同年9月，到达太原，以“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的身份由“通讯社”周巍峙和八路军办事处彭雪枫的介绍赴平型关八路军115师采访。10月，沙飞在五台山见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当他向聂荣臻表达了自己参加八路军的迫切愿望，阐述了自己以摄影为武器，揭露敌人，鼓舞人民的志向后，聂荣臻非常高兴，当即就批准了他参军的要求，并任命他为军中专职摄影记者，编辑科长和《抗敌报》报社副主任。沙飞成了以摄影记者的身份参加八路军的第一个。离别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员把自己的魏尔脱照相机挂在了他的身上。沙飞懂得这架照相机的分量，它不仅仅是一架照相机，它是党的领导对他的期望，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他的期望。从此，他背负着这架照相机，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为抗日英雄们留影，为民族解放纪实，拍摄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极其珍贵的文献资料。可惜这架照相机没能保留下来。沙飞的第二架照相机，是白求恩大夫送给他的。38年6月，白求恩由延安来到了五台山。在这里，开展了他兢兢业业为战地服务的医疗事业。38年9月，沙飞得到消息说聂荣臻司令员和白求恩将接受广州《救亡日报》记者的采访，他于是急忙前往五台松岩口采访这一消息并同时采访了白求恩——这位中国人民无比爱戴的外国医生。当白求恩知道了眼前这位中等个子黧黑皮肤有着一双眍眍眼睛的年轻军人，就是为鲁迅拍照的沙飞时，明亮的目光中流露出了赞赏的热忱。而当沙飞居然能够不用翻译就可与他交谈时，他惊讶并快乐得叫起来：“噢！这真不可思议！你的英语怎么说得这么好！”沙飞幽默地伸出自己瘦得细长的手指用英语告诉白求恩：“小时候我掐指一算，就知道将来会有个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等着我来采访，所以我才上的英文学校，而且学得格外认真格外扎实。”俩人于是开怀大笑。 当沙飞看到白求恩和木工一起制造的医疗器械，并为其拍照时，白求恩告诉沙飞，他设计了一种适合行军用的药驮子，能够装载一个手术室和一个换药室的全部用品！便于随时转移和随时治疗！白求恩亮起炯炯明亮的眼睛，饶有兴味地问沙飞：“你猜我们给它起了一个什么名字？”不等沙飞回答，他就笑着说，“我们把它叫作芦——沟——桥！”白求恩的话音刚落，沙飞就暴发出一阵极富感染力的大笑来：“哈哈哈哈！好名字！日本人进攻我们的芦沟桥，我们就用芦沟桥来反击它！哈哈哈哈！”沙飞告诉白求恩，自己是如何从想学习鲁迅做个革命的文学青年，又改为想搞木刻，最后决定从事摄影的整个心路历程。告诉白求恩自己一心想要改造旧的摄影，创立为人生而摄影的思想，并且十分崇敬地说：“鲁迅先生也说了，要‘摒弃为艺术而艺术，努力成为大众艺术’的话。”白求恩蓝灰色的眼睛里迸发出无比神往和憧憬的火花，他说：“鲁迅，我知道他！我是多么想见见他，可惜……”说着，他的眼神暗淡了下去，突然，他灵机一动，说，“你给鲁迅拍了那么多好的照片，能不能……送给我一张？”沙飞看着白求恩魁梧的个子却小姑娘般流露出羞赧的表情，爽朗地笑了：“哈哈哈，没问题。只可惜现在我随身带着的，只是一些底片。等我洗好了，一定送给你！”白求恩告诉沙飞，自己也十分爱好摄影，并且自愿做一个业余的八路军的摄影战士，尽力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多做贡献。不仅如此，白求恩还喜欢美术而且钟情于文学，这和沙飞的爱好是何等相似！白求恩说：“我以前发表过一些作品，有诗，有散文，有随笔还有一些医学论文。你知道我曾经画过一幅名叫《手术室之夜》的油画，还在蒙特利尔市参加过美术展览呢。”沙飞极为羡慕地说：“那你为什么要搞医学呢？”一种坚定和执着的光彩闪现在白求恩深沉的眸子里，他说：“那些只是我的爱好，而医学，则是我的责任。”说着，他看着沙飞脖子上挂着的照相机，说：“你的这架照相机可没有我的照相机好。”沙飞双手护着自己心爱的照相机，极其神秘极为自豪地说：“你知道这架照相机是谁的吗？是去年我参加八路军的时候聂荣臻司令员把他自己的照相机亲自挂在了我的脖子上！”“哦？”白求恩再次感到了惊讶，他从沙飞脖子上拿过了相机，边抚摸边赞扬着说：“你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是太好了，他们知道摄影的重要，知道记载历史的重要。他把自己的照相机送给你，表明了他对你从事摄影事业的态度，又以实际行动支持了你！你可要从真正意义上用好这个相机，切莫辜负它哟！”沙飞尊敬地望定白求恩，认真地点点头说：“我会的！”这两个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同年龄而又是初次见面的人，在金色的夕阳下，谈得何其融洽何其投机，真象两股汇合在一起的潺潺小溪，分不清你我了！这次采访，沙飞从深层次了解了白求恩的工作、生活以及他的思想，他的爱好，他的品格，他对人类解放事业的奉献精神……这些都刻骨铭心地记在沙飞的心中，时时刻刻教育着他，影响着他。沙飞不失时机满怀激情地拍摄了许多白求恩富有战地生活情趣的照片。其中有聂荣臻司令员会见白求恩，有白求恩给八路军伤病员动手术，有白求恩与八路军小战士，以及白求恩和当地老百姓等等珍贵的照片。甚至连白求恩裸露着身体在唐河里随波逐浪游泳洗澡的照片都拍摄了下来！沙飞与白求恩的友谊就象黄河长江之水，滚滚奔流永无竭期！他们都拍摄了许多晋察冀抗战局势、八路军如何优待俘虏以及全民投入抗战的照片，并以各种形式千方百计地发往一切可以发往的地方，甚至发往国外。这不仅使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了解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瓦解和削弱了侵略者的力量，而且，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人民自身的抗日信心和决心。沙飞万万没有想到，1939年9月当他刚刚和精力充沛刚毅顽强的白求恩分手在唐县黄石口村，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亲密的战友，他亲密的影友白求恩，竟然撒手永远离开了人间……当沙飞手捧着白求恩逝世前弥留之际写给聂荣臻将军的信，尤其是读到“照相机给沙飞！”的遗言时，他声泪俱下泣不成噎。有什么比这种馈赠更加珍贵！有什么更能表达一个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有什么更能寄托一个外国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对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关怀、支持和期望！如今，沙飞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七十多年了），而白求恩送给他的照相机却依然被完好地珍藏在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保险柜里，它将永远作为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见证，永远作为白求恩大夫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见证，同时，它也构成了沙飞摄影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一段动人的心曲…… 四他成了杀人犯 多年来的艰苦生活和夜以继日忘我地工作，使沙飞原本就并不健壮的身体日渐虚弱。他患了在当时来说几乎和今日之癌症不相上下的疾病：肺结核，肝炎……在那样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里，他怎敢患上如此令人头痛的富贵病！而在他瘦弱的胸腔里，又博大着怎样一种近乎母爱的情愫：他疼爱自己的战友，疼爱生活在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画报社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象何重生、雷烨、陆续等，都是来自大城市，还有一个华侨艺术家叫冼群（许群？）的。这些人都是画报社不可或缺的技术力量和中坚骨干。沙飞唯恐他们过不惯农村生活而不安心工作，一面发展副业，做豆腐，养猪羊，种蔬菜，一面请求聂荣臻司令员并得到了批准，给每个技术人员每月八斤面粉，三十元钱。而沙飞自己吃的是黑豆，每月只有五元钱。就这样他还常常用自己的津贴费买鸡买蛋做好了给加班加点的同志们吃。看着他们呼噜呼噜吃得忘乎所以，沙飞的舌根底下也一阵阵涌起美味鲜亮的汤汁来……有人发现了他的馋相，端了碗叫他吃，他却死活不肯。再说多了，原本黧黑的脸就越发黑得吓人，那是他要发脾气了的先兆……即便是在住院期间，他也常常把自己的营养品分发给同病室的战友们吃！他还常常偷偷地拿出钱来接济周围的老百姓。他还有什么？他还有什么！他的富贵病就这样两手空空地一直贫穷着！他常常背着人吐血，咬牙，皱眉……沙飞不仅关心战友们的生活，还帮助他们学文化，训练他们的摄影技术。沙飞曾经一边帮助自己的警卫员赵银德学习一边对他说：你不能老做警卫员，你还要做大事情。解放初期，张进学到德国去学习印刷技术，他极为规范的操作使德国人吃惊了。张进学自豪地对德国人说：你知道我的老师是谁，是、沙、飞！正因如此，战友们喜爱他，尊敬他，亲切地称他为“南蛮子”。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紧密得象个揉了又揉的蜜团儿……谁都知道创业难。而在那种不仅设备奇缺环境恶劣，更有天上的敌机狂轰滥炸，身后敌人的追杀如呲牙咧嘴的豺狼虎豹，在这样的条件下创业，岂不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么！但是沙飞，有了这些与自己“好得穿一条裤子还嫌肥”的战友们，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与爱护，他还怕什么！他和战友们搞技术革新发明创造，制造了一整套适合游击战争所需的轻便排字房、轻便印刷机、轻便制版设备。敌人走了，支起来就用；敌人来了，折起来就走！他们工作得好不得心应手，好不潇洒自如！他们所出的画刊，在晋察冀军区下至每班一份，每期要出到五千至一万册！每期都是紧跟形势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甚至还配有英文！与此同时，沙飞费尽心机，讲学培养，训练出了几百名技艺超群的摄影工作者，使人民摄影这支奇葩，仿佛秋季金黄的谷穗，摇曳在抗敌前线，摇曳在坚固的大后方，摇曳在军民之间，摇曳在官兵之间，摇曳在中外桥梁之间……这一切，仿佛一个耗油极费的灯盏，消耗着沙飞体内的热量。而那一直被冷落和贫穷着的富贵病，却又得理不让人，就象一个恶狠狠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不断地向他逼近、逼近、逼近！ 沙飞曾经参加过多次战斗，亲临前线去抢拍抗日战争的真实画面。一次，画报社在华塔山上庄打游击，被汉奸告了密，日本人扬言要大屠杀，要血洗！军区通知不留守，全部转移。晚上，画报社与休养连的伤病员以及军区保卫部的同志们一起转移至柏崖村。做饭的时候，敌人包围上来。正在洗脚的沙飞来不及穿鞋袜，背了两个底板箱与战友们一起就跑……当敌人撤退后，战友们才找到了沙飞。他滚在了山脚下。大家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呀，你还活着！沙飞见到这几个人，爽朗地哈哈大笑说：有你们在，咱们的画报还能出！沙飞后来才知道，休养连的一百多人都死在敌人的刺刀下。画报社的好几个技术骨干也牺牲了。赵烈，这位年仅二十三岁的共产党员是为了去救何重生、张梦华和孙湮同志而与他们一起光荣牺牲了的。陆续，这个北京来的大学生，则是因为掉了眼镜视力极差而最终没能突破重围。军区政治部锄奸部余部长的妻子和警卫员弹尽粮绝，英勇牺牲。而他们一个两岁一个只有五个月的幼儿，双双被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抛进沸腾着的一大锅开水中……在阜平，两万多乡亲丧生在日寇的屠杀中，平阳惨案一次就被杀害了两千人！一次次的战斗，一次次的牺牲。就是这样一些与自己并肩战斗耳鬓厮磨的亲密战友，一个个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就是这样一些无辜善良不甘亡国的同胞弟兄，一个个倒在了汩汩的血泊中！每个人的死都仿佛一把尖厉的匕首，当当正正刺在沙飞的心窝窝儿上！沙飞明亮的眼睛从此汪进了太多的痛楚，汪进了太多的伤悲，也汪进了更多的愤慨和仇恨……住院治疗冻脚的时候，沙飞孩子般“哇哇”地哭着，哭得那样真情，哭得那样童贞。他不住地说：没有腿了我还怎么上前线，怎么去摄影。不能摄影我还活着做什么！大夫们拿他毫无办法，一边无可奈何地摇着头，一边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保留了他原本应该锯掉的双腿。复原回画报社后，他灼灼燃烧起自己眼里的痛楚和伤悲，白天，更加忘我更加投入地工作，敏捷的思维和聪明的才智使他象个旋转着的陀螺，绝妙的主意层出不穷，绝好的文章妙语联珠，绝好的镜头使一个个历史的画面凝固！夜晚，高度兴奋的神经使他象个不眠的猫头鹰，亮起自己的双眼，彻夜思念着战友，感受那一阵阵鼓荡在心间的愤慨和仇恨。再一个白天，他更加投入……如是这般的恶性循环，不知周而复始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终于，他精神的防线就象大雨滂沱洪峰咆哮时的河堤，决了口……他开始自言自语，无比动情地和已经牺牲了的战友聊天，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思念的衷情；他走着走着，就象一个寻找脚印的傻子，顺着原路走回去……对于他的反常，战友们面面相觑窃窃私语却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后来他开始感到无比的恐惧，总觉得有人要杀害他。不仅怀疑日本大夫的药里有毒，拒绝服用他开出的任何药剂，他甚至怀疑自己深爱着同样深爱着自己的妻子也在举枪瞄准着他…… 终于，他暴发了！那天，当担任内科主任的日本大夫走进明亮的病房为他诊治的时候，他产生了幻觉，他看见那是一个青面獠牙血红着眼睛的日本鬼子，那鬼子正发射着机关枪，身下，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他看见那两个被抛进开水锅中的幼儿在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挣扎着……当那大夫拿起听诊器，他却看见那是一支手枪，枪口正对着他……他要杀我！他要杀我！他要杀我！！说时迟那时快，他神速地抽出了身边战士的手枪，扣动了板机……那时，我们的医学对于“精神病”这个名词，还是那样的陌生，更没有“精神妄想狂”这个概念。即便是人们懂得“精神病”的症状，翻遍刚刚建立起来的新中国的法律，也找不到一条“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时失去自控的情况下，其行为不负任何刑事责任”的法律条文来！对于他的反常的表现，战友们尽管再三陈述，却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而且也无人相信更无人考虑……几十年后，画报社年龄最小、被同志们戏称为沙飞干儿子的顾棣，如今已是年近古稀头发花白的老人，依然以泪洗面泣不成声。他说：沙飞的精神是我一生做人的标准：无私地奉献，锲而不舍地追求，不向任何困难低头……现在依然健在的沙飞的老战友：裴植、袁克忠、蔡尚雄等等，依然尊敬备至缅怀有加……判决下来时，聂荣臻司令员颤抖着声音对伙食管理员说：弄几条鱼吧，他是广东人，爱吃鱼……说罢，回转身去，人们看见他在自己的脸上抹了一把……沙飞是唯一的在刑场上享受军礼的人民摄影家！几十年后，当“精神妄想狂”已经被我们的医学所认识，人们知道了它不仅有后天的因素，还有先天遗传的成份。于是遍查沙飞的家族史，发现了他患有此病的六弟……沙飞死了。沙飞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中杀出一条血路，奠定了人民摄影事业，创办了人民画报，给子孙万代留下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