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盛世危言》是郑观应编成于公元1894年（光绪二十年）的论文集。全书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在当时是给甲午战败以后沮丧、迷茫的晚清末世开出了一帖拯危于安的良药。</p> <p class="ql-block">《盛世危言》亦曾呈给光绪帝，光绪帝下旨“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该著作被当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推动洋务运动的张之洞亦评“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窥见该书对治理国家之价值。《盛世危言》乃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p><p class="ql-block">除清朝社会外，著作对其后的社会亦产生广泛影响。《盛世危言》的出版，其中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承先启后的作用，亦为1898年开始的百日维新奠下重要根基。蔡元培于《蔡元培年谱》评价该书：“以西制为质，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发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盛世危言》所提出的革新观念和“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p><p class="ql-block">这部著作唤醒了千百万沉睡的灵魂，影响了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甚至是毛泽东在年轻时也经常阅读。3</p><p class="ql-block">毛泽东读到《盛世危言》一书，深受启发。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郑观应）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p><p class="ql-block">版本信息</p><p class="ql-block">现今最具代表性的《盛世危言》文本，分别是光绪二十年（1894年）的5卷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14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8卷本《盛世危言增订新编》。近代，研究郑观应的专家夏东元教授所编的《郑观应集》，当中《盛世危言》文本乃其上三个版本之综合本，共115篇文章。而最早的《盛世危言》5卷本包括57篇文章，其标题分别如下：</p><p class="ql-block">《道器》 《学校》 《西学》 《女教》 《考试上》 《考试下》 《藏书》 《议院》 《日报》 《吏治上》 《吏治下》 《游历》 《公法》 《通使》 《禁烟上》 《禁烟下》 《传教》 《贩奴》 《交涉》 《书吏》 《廉俸》 《建都》 《教养》 《训俗》 《狱囚》 《医道》 《善举》 《税则》 《国债》 《商战》 《商务》 《铁路》 《电报》 《邮政上》 《邮政下》 《银行上》 《银行下》 《铸银》 《开矿》 《纺织》 《技艺》 《赛会》 《农功》 《垦荒》 《旱潦》 《治河》 《防海上》 《防海下》 《防边上》 《防边中》 《防边下》 《练兵》 《水师》 《船政》《民团》《火噐》《强兵》</p><p class="ql-block">参考资料</p><p class="ql-block">罗炳良 ·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 · 华夏出版社 · 2002年版：《盛世危言》评介第3页</p> <p class="ql-block">《盛世危言》是一部探讨国家治理、社会发展以及应对危机的著作，其中有许多富有哲理和警示意义的金句。以下是一些《盛世危言》中的经典金句：</p><p class="ql-block">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篇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贫者可富，废者可兴。</p><p class="ql-block">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p><p class="ql-block">这些金句体现了作者对于国家富强、社会治理、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它们警示人们在盛世之下也要保持警醒，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以应对潜在的危机和挑战。</p><p class="ql-block">请注意，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如需更深入的理解和分析，建议阅读原著或相关学术研究文献。</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