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尹林平

心画

　　尹林平(1908—1984)，原名先嵩，又名利东、林平。江西兴国县人。1927年参加农民运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游击队独立大队副大队长、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等职。1933年任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委员兼军委书记、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长。1935年任中共厦门临时工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南方工委军事部长兼外县工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中共前东特委书记、广东军政委员会主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政治委员、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政治委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中共港澳工委书记、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副书记兼粤赣湘边区党委书记、粤赣湘边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原广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党委常委、干部部长，中南区公安军第二政治委员，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华南分局委员兼交通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主席，全国政协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纪念父亲尹林平

作者：尹素明

父亲尹林平离开我们有二十多年了，今年已是他的百歲冥寿。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并没有淡没，反倒是越来越清晰。

在写这篇小文章时，父亲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热泪盈眶，情难自禁。

父亲戎马生涯中的英雄事迹，在他的两本传记及其它的史料之中，已有详尽的介绍。在这里，我介绍父亲的几桩鲜为人知的小故事。

重庆谈判逸事

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重庆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共产党同意撤出长江以南包括广东的8个解放区的部队。1946年1月，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议。随后，颁布停战令。

但是，广东的国民党当局对停战令阳奉阴违，一方面公开宣称广东没有中共武装，只有“零星土匪”，不存在停战问题，另一方面，调动兵力，向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发动全面进攻，妄图消灭这些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电示我父亲，要求他在两个星期内，赶抵重庆，以揭露国民党的阴谋。幸好，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已有半年多的时间，香港飞重庆的航班已经恢复，父亲在周恩来指示的时间限期内，于1946年3月8日，经香港秘密飞抵重庆。

3月11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父亲宣布广东境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有东江纵队等5支华南人民抗日武装部队，并详细介绍这些部队在华南敌后坚持抗战的情况和战绩，揭露广东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共抗日武装存在，阻挠军调谈判，以企图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阴谋。

3月18日，周恩来以中共谈判代表团团长身份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又一次邀请父亲出席，向中外记者介绍东江抗击日伪军，抢救盟军飞行员，以及跟盟军建立情报机构，合作抗日的事迹，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屠杀东江人民的罪行。

这次招待会开得特别热烈，记者们在听说了父亲的介绍后，争先提出问题要他解答。《大公报》记者首先提出问题：听了林将军（我父亲当时的名字是林平)的介绍，我清楚知道东江纵队是一支英勇的抗日部队，为什么张发奎将军竟一口否认呢?

父亲朗声说，“这叫睁眼说瞎话，其目的是企图用谎话来遮掩自己的罪恶事实。”他接着说：“我们这支部队一成立，国民党顽固派就把它视作眼中钉，千方百计要消灭它，多少次派兵来围攻它。但我们没有被吓倒，本着坚决抗日的宗旨，在敌后继续不断消灭日伪军，敌进我进。从东江、珠江，打到北江，西江和韩江，哪里有日本鬼子，我们就打到哪里。因为我们积极抗日，建立了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便受到广东人民和香港同胞以及东南亚海外侨胞的拥戴。他们中许多青年远从海外跑回来参加部队，现在单是东江纵队就拥有1.1万多人枪，抗击了日军一0四师团等日伪军共10万多兵力。而此时的国民党军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在广东艰苦抗日八年，浴血奋战，多少战士的血洒落在东江、珠江、北江这片土地上，一点一滴地解放了这片土地，建立起东江北江6万多平方里的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达450多万，成为中外共知的华南抗日战场的一支坚强的武装力量，对抗日战争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日本投降了，余汉谋的部队却急忙从江西的三南地区跑回广东粤北“围剿”我们东江纵队的粤北部队，恨不得把它一口吃掉。接着，蒋委员长又调来美式装备的新一军、新六军和第五十四军到东江，对我东江纵队根据地全面进攻，采用“填空格”战术，企图把我军一举消灭，他们一面派出重兵大肆围攻，一面却谎称“东江没有共军”，这不就是他们睁眼说瞎话的伎俩吗?”

这时中央社记者站出来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中央社记者随三人小组到过东江惠州，也未见中共部队呀?林将军，这又作何解释呢?”

父亲幽默的说：“中国有句老话，‘一唱一和’，你们是国民党的通讯社，当然要为国民党讲话啦!”

父亲的回答，引发记者们一片笑声。

周恩来接着说：“事实胜于雄辩，还请林将军再摆一摆事实吧。”

父亲根据要求把准备好的东江纵队七年抗击日伪军的战绩，解放区面积和人口数字宣读了一遍。随之，又分发了香港沦陷时以及抗日战争中被东江纵队营救过的美国中尉飞行员威廉列夫柯，英国赖德上校以及其它盟国友人写给东江纵队的感谢信。

父亲读完这些充满着激情字句的信，记者们都兴奋地嚷开来。“这就是最好的见证呀”。只有中央社的记者感到十分尴尬。

招待会即将结束，周恩来最后发言，他代中国共产党要求全国人民，盟邦朋友一起监督双十协定的实现。

这次招待会影响很大。国民党元老何香凝、爱国将领蔡廷锴、民盟李章达等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解放区的进攻。香港各报刊都刊登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在香港掀起了很大的反响，各人民团体纷纷集会，要求国民党停止对东江纵队的进攻。

消息传到英伦，传到美国那些当年被营救过的英美朋友耳内，他们也先后发表公开谈话，声明“东江纵队是一支英雄的部队”，表示坚决给以支持。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重庆当局不得不与中共签订关于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父亲参加了签订仪式。

在重庆谈判期间，三月下旬，父亲要去一趟延安，因为在此之前，父亲从未去过延安。本来，父亲是要乘搭发生“黑茶山”空难的那架美国飞机去延安的。后来临上飞机时，给董必武伯伯劝阻，他说：飞机上已有两位我方的军事代表（指邓发和王若飞)加上林平同志，就有三位军事代表，国民党方面就会讲，三位中共军事代表同机飞赴延安，中共可能又要开秘密军事会议。为了避免授人口实，林平还是不要乘搭这架飞机吧。父亲听从董老的劝阻，就没有乘搭这架飞机。不然的话，“黑茶山”空难又多了一位革命烈士。而我呢，也就永远没有机会来到这人世间。因为我是1948年才出生的。

事后，妈妈说：“好在董老一句话，救了你爸爸一命，否则，你也就没机会

出世了”。

父亲的名字

父亲的一生中，使用过好几个名字。除了其它的临时化名之外，主要有四个：尹先嵩；尹利东；林平；尹林平。

在江西老家和参加革命初期，使用的名字是尹先嵩，这个名字是按家乡习惯，即按辈分排列而起的。

1932年5月至1933年底，父亲随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一、五军团攻打福建漳州，战后被留下来在福建工作。在福建整个工作期间，他用的名字是尹利东。因为当时有个算命先生，给父亲算命，说他运程“大利东方”。于是，父亲就引用了上述的名字。尹利东这个名字，父亲用了五年。

1937年7月，父亲调香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武装部任部长，后调广东省委任军委书记。决定留在广东工作。

父亲在福建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和追捕，并悬赏1000大洋买父亲的人头。为避开国民党的追捕，组织建议父亲改名字。改什么名字好呢?开会时，饶彰风叔叔提议，“干脆就叫林平吧，这个名字响亮”。于是，“林平”这个名字，就伴随着父亲度过他一生中最辉煌的岁月。

父亲在东江纵队任政委及粤赣湘边纵队担任司令兼政委时，都是用林平这个名字。在解放军军史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干脆就被称为林平纵队。

林平这个名字，父亲使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

1956年底至1957年初，父亲向中央打报告，申请在林平的前面，恢复原来的姓氏，获得中央的批准。父亲的名字就从林平改成了尹林平，父亲使用这个名字的时间最长，从56年底至84年9月8日病逝，大约使用了二十余年。

父亲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姓名改成尹林平，确切的原因我们一直不太清楚。但是，作为农家子弟，认祖归宗的观念总还是有的。更何况，我奶奶一共生了两女一男，父亲是尹家唯一的男丁。

谁也没有想到，父亲改名不到10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了严重的迫害，光是冤狱坐牢就达6年之久，受尽了折磨。当然，林彪反革命集团及四人帮对老干部的迫害是主要原因，但父亲改了名字，也给他添了不少的烦恼。因父亲改名的时间尚短，许多他往昔的上级、战友们都不知道尹林平就是林平。

记得1976年底，当时父亲虽然已经解放，但一直在家赋闲，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为此我去北京，为父亲的问题奔走，当时暂住在曾生叔叔家中。有一天，曾叔叔的女儿曾克南带我去找廖承志伯伯，廖公见到我，就热情地用纯熟的粤语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爸爸咁咩唔好，将自己的名改成尹林平做乜?提起林平，人人都识，大把人同佢讲说话，提起尹林平，冇人识架!你快的返广州，同你爸爸讲，叫佢将自己的名改番做林平啦!”。我回广州之后，将廖公的意见告知父亲。父亲听完之后，沉吟半晌，没有作声。但过没多久，他自己就亲自赴北京，向叶剑英元帅等他以往的老上级，老战友解释自己已经改名为尹林平。许多人听完他的介绍之后，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尹林平就是你呀!

经过叶剑英元帅、廖承志伯伯，特别是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父亲的问题终于得到了彻底的解决。1980年，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省委书记，并当选为省政协主席。

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是“素明”，父亲起的。给我起名时，爷爷曾建议，她是香港出生的，不如叫“香娥”。但父母均不同意，认为这个名字既难听又俗气。母亲叫父亲起名，父亲思索了一下，说：“就叫素明吧”。于是，我的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但这个名字背后的意义，我是1964年才知道的。那年，我在华师大附中入了团，兴冲冲地跑回家，向父亲说“我入了团啦，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呀”，父亲却以少有的严肃口吻对我讲：“我给你起的名字就是给你最好的礼物，她将伴随你一生，是鼓励，也是责任，你还要什么礼物!”于是，他把给我起名字的意义告诉了我。

原来，父亲未和母亲结婚前，曾经有过一位夫人，她的名字就叫李素明。父亲和李素明是在1934年10月结婚的，那时父亲在福建闽南地区工作，任红军红二支队队长。婚后不久，中央红军就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父亲留在闽南坚持游击战。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国民党加紧对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许多红军指战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李素明也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关入监牢。大约1935年8月牺牲在狱中。她牺牲时，和父亲结婚还不到一年。

1981年，李素明的表兄和妹妹来广州探望父亲。父亲特意叫我陪他们去越秀山游览。当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叫素明时，都十分感动。他们亲切地叫我小素明，并告知我许多李素明的事迹。李素明原是柬埔寨华侨，家境很富裕。她和她的两位兄长向往革命，把家中的所有财产变卖，回国参加革命。

李素明聪明能干，很会做群众工作。她双手都能打枪，并曾组织过一支地方游击队，在当地青年中很有威望。被捕时，担任福建安溪县团委组织部长。

被捕前，她本来已经隐藏在山洞中。后来，叛徒知道她和父亲的关系，就骗说是尹利东找她，将她诱捕。被捕后，她受到严刑毒打，要她供出组织名单及父亲的下落。但她坚贞不屈，只字不供，破口大骂敌人，并说：“我生为革命人，死为革命鬼，要砍要杀随你便，休想我出卖半个同志!”最后在牢中被敌人杀害。临刑前高呼口号，慷慨就义。

他们说，你父亲将你起名叫素明，足见他是个很念旧，很有感情的人，并热情地邀请我去福建看看。他们告诉我，李素明被捕牺牲后，当地群众对她很是怀念。解放后，给她修了坟墓，还立了碑，最近，永春县修建好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牺牲在闽南土地上的红军指战员及革命烈士，其中也有李素明。叫我去福建安溪、永春走走看看。

可惜，由于音信疏懒，至今还没有去。

夭折的两位哥哥

我的第一位哥哥生于1940年，当时东江特委刚成立不久，工作非常繁忙，侵华日军又经常猖狂进攻东江地区。母亲在河源待产，碰上日军飞机轰炸，差点被炸死。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法照顾孩子，父亲就将他托给别人抚养。

第二位哥哥生于1943年，当时形势已经较好，游击队在惠阳地区有固定的机关，可以抚养孩子。

二哥满月后，天真活泼，谁见了都喜欢，父母对他更是疼爱。许多叔叔阿姨都劝父亲把孩子留下来抚养。而且搞供应的叔叔们也答应保证母婴的供给，让下一代健康成长。

但是，那年广东大旱，竹树开花，全省出现大饥荒。惠阳机关的干部每天只吃四两米，前线战士六两。父亲带头每天只吃四两米。于是，父亲和母亲商量，说部队和群众都很困难，加上部队长年担负作战任务，我们不能再给部队和群众增加困难，决定把孩子送给别人。母亲非常难过，哭成泪人；因为前一段时间才知道送人的大哥已经夭折。现在，第二个孩子又要送走，于心何忍。父亲见母亲哭得那么伤心，就扶她到一旁，小声地安慰她讲：“不用太难过”，其实，父亲心中也很难过。世上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父亲是为了减少部队的负担，才忍痛送走自己的亲骨肉。结果，孩子送走不到半年，就天折了。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母亲每次提起此事，总是十分悲伤。我有些不理解，就问母亲：“为什么不将二哥送给舅父抚养呢?说不定能活下来。”我母亲是东莞人，家乡就在石龙附近的余屋村，舅父当时家境颇为殷实，抚养多个婴儿，绝对没有问题。母亲说，你爸爸当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是，余屋离石龙太近，只有几公里，而石龙有日本鬼子的驻军，孩子放在余屋，十分危险，最后还是决定送给别人。

“此人似很有办法”

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对父亲的评价。它批示在1945年2月12日的关于广东工作问题的电报上。这样的评价也是对广东军民抗日武装战绩的肯定。

在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了一个多师的兵力，包围和进攻曾生。王作尧部队。曾、王两支部队分头突围，由于分析错误，向粤东海陆丰方向转移。后受到中共中央5.8指示的批评，立即移师到敌后去。

在这紧急关头，中共广东省委派担任东江特委书记的父亲，兼任曾、王两部队的政委。8月初，父亲来到部队。9月份，就在深圳布吉鸡公头山的上下坪村召开了著名的上下坪会议。

会议由父亲主持，他一字一句地将中央的“5.8”指示背诵出来。父亲为什么要背诵电文呢?原因有两个：其一，当时东江游击队没有电台，中央的电报是打给香港廖承志处的，廖承志将电文给父亲看，父亲将其背下，记在脑子里；其次，身上不带文件是父亲多年做地下工作养成的习惯，怕文件路上丢失造成损失。父亲幼时家贫，只读过一年半私塾，但他的记性很好，电文经过反复默记下来，保证不会错。

经过上下坪会议，部队坚决贯彻党中央的“5.8”指示，总结了东移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坚持在惠东宝敌后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创立抗日根据地的正确方针。东江纵队史称上下坪会议是东江纵队斗争史的一个折转点。

曾、王部队在东莞、宝安敌后打开了局面，人和枪都扩大了，建立了游击区，武装民兵1000多人。进行了百花洞战役和阳台山反扫荡等战役，取得胜利。百花洞战役，日军哀叹为：这是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除此以外，还建立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

父亲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迅速在部队和群众中建立了卓越的威望。

1943年1月在中共广东省委被破坏之后，中央任命父亲为临时省委书记，领导广东全省的党内重责。

父亲分析形势，觉得广东远离中央，孤悬敌后，在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巩固根据地方面，必须随时取得中央的指示，没有电台，得不到党中央的指示，会迷失方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失电台。因此要注意抓电台的建设和保卫工作。

说起电台，引出一段故事，1943年2月，在大鹏湾的乌蛟腾村（现在属于香港新界西贡区），召开会议，商量筹组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东江和珠江两区的武装斗争。

会议由父亲主持，在会议上提出“坚持抗日，必须反顽”和坚决执行“主动进攻敌人，向敌后进军”的决议。一场主动向敌人进攻的激战，逐次在这两个地区展开，并很快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

“乌蛟腾”会议之后，大部队离开乌蛟腾村，但电台没有跟大部队撤走，而是隐蔽在乌蛟腾村附近一个名为石水涧的小村子里。不久，鬼子派兵来扫荡，打死乌蛟腾村两名村长及三个村民。电台也差点被破坏。

这件事发生后，父亲就指示电台一定要跟随司令部行动。而且派部队专门保卫电台。所以，东江游击队的电台从1942年2月成立直致北撤山东，一直保持安全的活动，广东抗日军民和中央保持着密切的联络。所以，父亲把电台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

由于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迅速的贯彻和执行，广东抗日斗争形势很好。1944年八月，父亲主持召开“土洋会议”，贯彻党中央关于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做出部队向东，向西，向北发展，全面开展广东抗日游击战争和全面恢复地方党组织活动，加强党的领导的决议。将土洋会议的决议和各地的落实情况，全面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取得的成果，如实向党中央和南方局写了报告。中央很快回电：省临委的决议与中央的精神相符，中央完全同意所提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从此，广东抗日游击战争像燎原之火越烧越旺，东江纵队迅速发展到12000多人，建立相当6个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活动范围扩大到广州郊区，粤赣湘和粤桂边界及韩江等39个县市。歼灭大量敌人有生力量，大大提高我军在华南地区的声威。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广东省临委的工作报告上批示，称赞林平“似很有办法”的人。

1979年尹林平夫妇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