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 太阳升

爱民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首歌词深刻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和崇拜，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作出的贡献举世瞩目。

他胸怀伟略，高瞻远瞩，他深谋远虑，运筹帷幄；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危难走向光明，从挫折走向胜利；他统帅的人民军队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披荆斩棘，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他精通历史，以史为鉴，他的革命理论和哲学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

他的一生平凡伟大，智慧超群，魅力无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他的诗词，他的书法，潇洒豪迈，独树一帜，纵观世界，无人能比；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带领中国人民洗刷了中国近代史百年来的耻辱，让中华民族昂首挺胸，屹立于世界东方，他为中华民族作出的卓越贡献永载史册。

毛泽东光辉一生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无畏的一生，功勋卓著的一生，光芒四射的一生。

为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他不怕挫折，不惧艰险，不畏强敌，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国，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战胜了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十六国联军。

毛泽东一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成为人民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欺负，任人宰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他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贫穷落后，一穷二白的面貌，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旧貌换新颜。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繁荣富强，他的功劳比天高，比海深，他的光辉像东方升起的太阳照亮了全中国。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字润之，笔名子任）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毛顺生，母亲文七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勤奋读书，是学校中品学兼优的佼佼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加入湖南起义新军，在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兵后退伍求学。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学习。第二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4月，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同年6月，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同年8月，毛泽东与蔡和森等人抵达北京，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后经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恩师杨昌济教授介绍，认识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管理员。

1919年4月，毛泽东返回长沙。

同年5月，受“五四运动”影响，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湖南学联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毛泽东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1919年10月5日，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病逝，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为母亲举办丧事。

1920年冬，毛泽东同杨开慧结婚。

1919年，毛泽东与母亲文七妹（坐在中间）和弟弟合影。右边站着的是毛泽东，左边站着的是毛泽东的两个弟弟毛泽民和毛泽覃。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1919年11月16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周南女校合影，后排左四为毛泽东

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

1920年1月18日，进步团体辅社成员在北京陶然亭合影，左四为毛泽东。

1921年7月23日至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和浙江嘉兴召开。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广州的陈公博，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出席会议，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同年10月10日，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毛泽东任支部书记。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

同年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有九名正式委员、五名候补委员。并选出由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组成的中央局（相当于政治局）。陈独秀任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任中央局秘书，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1924年1月，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毛泽东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任上海执行部委员、组织部秘书等职。

1925年2月，毛泽东因积劳成疾回到韶山养病。同年9月，毛泽东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同年10月，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宣传部长。同年12月，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政治周报》，并担任主编。

1926年1月，毛泽东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常委会批准毛泽东继续代理宣传部长。

1926年3月，毛泽东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同年11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1927年1月，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下乡考察农民运动，先后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2月5日，他回到长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区委作了几次报告，纠正他们在农运工作中的错误。同年3月，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首次发表。

1924年，毛泽东在上海。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时合影。

前排左一为邓中夏、左六为胡汉民、左七为汪精卫；

二排左四为叶楚伧、左五为王荷波；

三排左一为刘伯伦、左二为毛泽东、左八为恽代英、左十为戴季陶。

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

1927年4月国共合作全面破裂，8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路线，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并担任前敌委员会书记。起义军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意志和决心。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力量远远超过起义军，秋收起义失败。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到达江西宁冈县茅坪，选择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及湘南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军委书记。

同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成立，毛泽东当选特委书记，第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同年6月，工农革命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同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中央委员。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主力第一、三纵队七百多人到达井冈山，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

井冈山根据地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指挥下，多次粉碎湘赣两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根据地的区域不断扩大，红军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

1930年6月，中共红四军前委和中共闽西特委在福建省长汀召开联席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六军（后改称第三军）、第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后改称红军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红军第一路军总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同年8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举行，会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担任副主席。会议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会议根据临时中央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红军，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职位被撤销，毛泽东在中央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受到排挤。

1933年1月，毛泽东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从1930年12月至1934年10月，由于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越来越多，红军越来越强大，成为国民党的心腹之患。蒋介石调兵遣将，集中数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毛泽东针对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间，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并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步步紧逼。此时，中共临时中央迁至瑞金，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放弃红军擅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采用阵地战抵御敌人的进攻，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地位。经过一年苦战，红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8.6万人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江西于都出发突围长征。

1934年，毛泽东和警卫员在瑞金。

左起：毛泽东、吴光荣、陈昌奉、戴田福

在长征初期，国民党调集重兵围追堵截，红军屡遭挫折，尤其是湘江战役极为惨烈，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部队锐减至3万余人。

1935年1月7日晨，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取得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方面犯下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深刻分析和严肃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毛泽东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这次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同年3月中旬，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成立，周恩来为团长。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毛泽东用兵如神，终于率领红军走出了困境，转危为安。国民党妄想在红军长征途中消灭红军的企图彻底破灭。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会址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由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第三军团与直属部队组成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胜利会师，中央红军在吴起镇休整后，出发去甘泉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至此，中央红军彻底粉碎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历时一年零二天，穿越12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不畏艰难险阻，翻越万水千山，历经千辛万苦，胜利走完长征路。

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10月10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城会师。

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二军团主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将台堡会师。

10月23日，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与红一军团第一师陈赓部在将台堡南兴隆镇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长达两年的红军长征宣告结束。

陕西吴起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

1936年5月9日，党中央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作《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大数量地培养干部。党要有成百上千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前线上去”,“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会犯罪。”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瓦窑堡召开，专门讨论创办红军大学问题。会上，毛泽东就未来红大的教育方针、学习时间、学习内容、教育方法、教员及组织机构等问题提出方案，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关于建立红大的方案。

1936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旧庙前举行开学典礼宣告成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领导出席了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对学员们说：“我们这里要教员，没有；要房子，没有；要教材，没有；要经费，没有；怎么办？就是要我们艰苦奋斗。”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了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养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以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

1936年6月21日，国民党趁红军主力西征之际偷袭瓦窑堡。7月，红军大学随党中央一起迁到保安县（今志丹县）。

1937年1月19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

1937年1月20日，抗大随党中央迁往延安。1月21日，抗大第二期在延安开学，同一天抗大教育委员会成立，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是抗大的缔造者，抗大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成立，抗大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由毛泽东起草制定，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校风是由毛泽东反复修改拟定。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培养大批量、高素质干部刻不容缓，成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抗大成立后，毛泽东为抗大的教育工作和抗大的发展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大量工作。

1936年，毛泽东和林彪在红大。

1936年，毛泽东和朱德在陕北保安。

1936年，毛泽东和青年时代的老师徐特立在陕北保安。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

1936年12月7日，毛泽东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直至1976年9月逝世。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毅然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扣留来陕西督战的蒋介石，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以“兵谏”逼蒋介石抗日。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之后，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发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并委派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赴西安参加谈判，促进事件和平解决。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举行谈判，讨论释放蒋介石的条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六项主张。24日上午，国共双方经过反复磋商，达成九项协议。当天晚上，周恩来在张学良及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周诚挚地向蒋陈述，目前时局，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六项主张，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年，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秦邦宪在延安。

1937年5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和当年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以卢沟桥事变为借口发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8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八路军总指挥部下辖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

1937年10月，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国民党政府命令，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八路军、新四军改编后，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毛泽东坐镇延安指挥抗战，通过写文章、发表著作，作报告、发表演讲来指导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

193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政策。

1937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意见。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同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论持久战》讲演。

毛泽东发表的这些文章著作和所做的报告演讲，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基本情况和力量对比，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并详细论述了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必须坚持的方针政策、基本策略和战略战术，为战胜日本侵略者指明了方向。

1938年，毛泽东、周恩来在延安。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和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李公朴（前排左一）交谈。

1938年，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士梁漱溟。

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演讲。

毛泽东和曾志合影。曾志是一位优秀的女革命家，她很早投身革命，与毛泽东的关系很好，经常称呼毛泽东为“老毛”。

毛泽东和张国焘合影。张国焘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1938年借去西安祭拜黄帝陵的机会潜逃，投靠了国民党。

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平淡，却展示出毛泽东身居高位，平易近人的高尚品质。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与苏联记者和摄影师石少华乘车前往延安抗大参加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在汽车行驶途中，发现有两个小八路在车后追车。这两个小八路高个子叫安定保（15岁），小个子叫刘长贵（14岁），在延安抗大校务部管理科担任通讯员。那天，刘长贵和安定宝给中央机关传送完文件回来，在行走时有一辆小轿车从身边开过。两人之前都没有见过汽车，感到好奇，就跟在车后追着跑。汽车突然停下来，毛泽东下车走了过来，两个小八路立刻认出是毛主席，既兴奋又紧张，呆呆地看着毛主席，毛主席主动与小八路亲切聊天，石少华将这一场景拍摄下来，洗了两张照片，一张送给毛泽东，一张自己保存。

1962年，石少华在北京举办了个人作品展览。毛主席知悉后，以老朋友的名义邀请他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吃饭、叙旧。在谈话中石少华问到：“主席，当年我曾给您拍了一张你和两个小八路聊天的照片，您还记得吗？”毛主席爽快地说：“怎么可能不记得？那张照片我很喜欢，一直珍藏着！”。主席让秘书把自己的相册拿了出来，翻到那张照片说：“是不是这张？”，石少华惊喜的说：“就是这张，没想到主席您收藏得这么好。”他告诉毛主席，自己保存的这张照片和底片被日军的炮火毁掉了，他取出随身携带的相机重新翻拍。接着，他又问到：“主席，您还记得照片里面的两个小战士叫什么名字吗？您当时都跟他们说了些什么啊？”毛主席摇了摇头说：“我真想不起来了。”之后又说：“现在，我也很想找到他们，看看他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了，问一问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照相时的事……”此时，石少华心中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两个小八路，把他们带到毛主席面前，满足毛主席想再见见他们的心愿。

经过多方打听，仅仅打听到这两个小八路的名字：高个子叫安定保，矮个子叫刘长贵。后来又查到安定保曾担任过抗大东北干部队队长张学思的通讯员。

1966年石少华找到时任海军参谋长的张学思，从他口中得知：1944年，他带领抗大东北干部队前往东北敌占区，在经过承德附近时，与日军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干部队损失了60多人，其中包括安定保。两个小八路，一个牺牲了，另一个在哪，依然渺无音讯。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他与小八路重逢的心愿落空。

1986年4月中旬，一个在辽宁丹东武装部工作的战友写信告诉石少华，说他们那里有一个刚刚退休的老头说他就是《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照片中的刘长贵。石少华立刻赴丹东与刘长贵会面，两人见面后，刘长贵说：“你那天给我们照相时，身旁还站着好几个扛摄影机的苏联人呢。”听到这句话，石少华百分之百确定眼前的刘长贵就是照片上的刘长贵。因为当年自己和几个苏联记者同往延安抗大这一细节，他从没有对别人说过，如果不是当年的当事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随后，刘长贵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当年毛主席与他们聊天的内容。

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的聊天内容经过刘长贵的回忆和石少华的披露，后来被编写成课文《小八路见到了毛主席》和《毛主席和两个小八路》这张照片一起收入了小学语文课本里。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和两个小八路聊天。

196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家中与石少华谈话。

1939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建校三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王明、刘少奇、邓发等领导出席了纪念大会。

1939年，毛泽东和苏联记者卡尔曼在延安。

1939年10月，毛泽东会见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报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演讲，4月27日，这篇报告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为题，在延安《解放日报》上首次发表。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发表《反对党八股》讲演。

这三个报告成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报告明确提出整风的目的和任务就是要整顿党内的不良作风，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同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这是我党第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以整风方式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

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党在各个时期的经验教训，对党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做出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贡献。至此，整风运动圆满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的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清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指导地位，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通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党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纠正了党内的不正之风，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2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技术干部季会上讲话。

1942年5月，毛泽东和参加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的人员合影。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给120师干部作报告。

1943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推选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正式成为党的领导核心和最高领袖。

1944年5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

1943年12月9日，毛泽东和陈云、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

4月2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中央作书面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报告以书面形式发给每个代表人手一册。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斗争，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提出要克服一切困难，团结全国人民，废止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报告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毛泽东要求全党保持和发扬这三大作风，并号召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会议确定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

6月11日，毛泽东在闭幕式上致闭幕词《愚公移山》，高度评价这次大会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开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呼吁国、共两党停止内战，民主统一，和平建国。蒋介石以此为由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举行国、共谈判。

1945年8月16日，蒋介石在发给毛泽东的第二封电报中说：“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蒋介石认为毛泽东不会赴渝，如果毛泽东不来，蒋介石就可以说共产党拒绝和平谈判，将内战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决定亲自率共产党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延安飞抵重庆，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代表团成员包括富有谈判经验、思维敏捷的周恩来、王若飞。这一消息顿时震撼了重庆全城。

8月29日起，国、共双方开始谈判，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很大，谈判举步维艰。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一致，签订《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的社交活动异常丰富，主动会见各界知名人士，他不仅会见了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还会见国民党右派大佬陈立夫。他还参加国际活动，接受各国记者采访，处处彰显政治家的睿智与气度。

1945年10月11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共进早餐，餐后毛泽东乘车到重庆九龙坡机场，在张治中的陪同下返回延安。

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展现出他的非凡魄力与勇气，同时也展现出共产党对待和平的诚意，使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望大大提高。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的企图彻底落空。

1945年9月，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谈判时合影。

左起：美国谈判代表赫尔利、蒋介石、毛泽东。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调集重兵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扩大到其它解放区，解放战争拉开序幕。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早有准备，周密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抗日联军开辟东北根据地。同时任命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全权指挥东北地区我军的作战行动。为应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调整了战略布局，对各解放区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加速实现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在战略战术方面，制定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

1947年7月，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948年3月21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机关离开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前往华北。同年5月，抵达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其中辽沈战役歼灭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47万余人，使东北全境获得解放；淮海战役歼灭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55万余人，使华中、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平津战役歼灭华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全歼天津守军，和平解放北平。三大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大部分主力歼灭，国民党败局已定。

三大战役是国、共两党两军之间规模最大的决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每个战役双方参战兵力总和都超过百万，这样规模的战役在世界军事史上都极为少见。毛泽东以其主宰全局的战略决策，英明果断的军事指挥，完胜蒋介石。

在辽沈战役中，毛泽东指示林彪先打锦州，断敌退路，关门打狗，一招置东北国民党军于死地。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又指示林彪，部队停止休整，立即入关，迅速合围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守军，使敌成为瓮中之鳖，平津战役胜券在握。兵贵神速，出奇制胜，毛泽东运用自如。蒋介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统领的军队一个一个被歼灭。

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横渡长江，一夜之间就攻破了国民党军队沿长江南岸构筑的坚固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国民党在中国大陆22年的反动统治彻底崩溃。解放军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乘胜前进，相继解放了杭州、汉口、武昌、汉阳、南昌和上海等大城市，歼灭国民党军队43万余人。随后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将盘踞在大陆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全部歼灭。

1950年6月，我国第二大岛屿–海南岛获得解放。解放军大规模作战行动基本结束，全国除西藏及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之外的国土均获得解放，解放战争胜利告终。

1949年3月5日至1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并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作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关于军旗的决议》。

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到城市，提出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全会确定在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毛泽东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他告诫全党要警惕敌人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六条规定”：

一、不搞祝寿活动；

二、杜绝送礼行为；

三、减少敬酒次数；

四、降低拍掌频率；

五、避免以人名命名地名；

六、勿将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相提并论。

这六条规定是毛泽东给全党，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定下的规矩。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预见到党内的革命意志薄弱者，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现在的腐败分子层出不穷，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其根本原因就是放弃了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全党。

毛泽东担任中共最高领袖数十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两袖清风，一尘不染，堪为楷模。他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他的伟大著作及毛泽东思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部机关分乘第四野战军汽车团的11辆吉普车、小轿车及10多辆大卡车离开了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将此次进北平称为“进京赶考”，并表示：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希望考出个好成绩来。

3月24日下午，车队抵达河北省涿县后改乘火车。3月25日清晨，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站。下午5时，在北平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中央领导乘坐吉普车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由担负北平市警备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41军（其前身为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的三个英雄团（塔山英雄团、塔山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两个炮团和一个坦克营及部分英雄、功臣、模范代表组成。四野著名将领刘亚楼担任阅兵总指挥，解放军高级将领、北平市党政领导、民主人士及各界代表和国民党起义部队高级将领随同中央领导出席了阅兵仪式。阅兵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在阅兵总指挥、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陪同下，乘坐我军缴获的美式吉普车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主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会议决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在北京（原北平）。

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国庆节为10月1日。

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会议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9月30日举行了奠基典礼，毛泽东在会议上宣读了由他本人题写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1949年10月1日，北京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经历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

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在天安门广场，就是让子孙后代永远铭记革命先烈们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无私奉献，没有他们的流血牺牲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美国组建“联合国军”帮助南朝鲜抵抗朝鲜军队的进攻，“联合国军”以美军为主导，其他15个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法国、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派兵协助美军参战。

9月15日，美英等多国联军出动300多艘军舰， 500多架飞机，7.5万军队在西海岸仁川登陆，对朝鲜人民军发动猛烈进攻。

10月1日，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赴朝参战。

10月7日，多国联军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重警告，大举越过北纬38°线攻入北朝鲜。

10月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命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19日夜晚，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三兵团所属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和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及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今上河口）和辑安等地先后入朝。

10月25日，志愿军第40军打响了入朝参战第一枪，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空前规模的大决战拉开序幕，面对全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美军，面对拥有海空军绝对优势和武器装备精良的多国联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不怕苦、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与敌军展开浴血奋战。经过两年多的较量，经历了五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多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38线以南，并迫使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年7月27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败了美军耀武扬威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志愿军将士英勇善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感天动地。这场战争再次证明毛泽东无愧为英明的战略决策家、天才的军事指挥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一面抗击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一面在国内完成了繁重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同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

1953年，按照他的建议，中共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有系统地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任职到1959年。

1956年4月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对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进行了一些初步探索。同年9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

从50年代末开始，领导中共同苏共领导人奉行的大国主义和干涉、控制中国的企图进行了坚决斗争。70年代，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开始打开对外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

毛泽东思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基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理论学习的指导思想。

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毛泽东都发表了许多经典著作，纠正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各种错误思想，领导我党、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分清敌友才能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

1927年1月4日，毛泽东赴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至2月5日止，共计32天，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真实情况有了详细了解。同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对陈独秀的右倾思想及路线进行了批评。

1928年10月，毛泽东针对党内有些人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发表文章《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长篇工作报告《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后更名为《井冈山的斗争》。

这两篇文章根据红四军在井冈山开展武装斗争的实际情况，阐明了在国民党政权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才是中国革命取胜的正确道路。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比喻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这封信公开发表后，红军指战员的革命意志和必胜信念受到极大鼓舞。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部分红军干部存在教条主义思想和盲目的工作作风，发表文章《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毛泽东发表的这些文章，及时纠正了红军内部存在的思想问题和错误认识，提高了红军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根据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明确指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报告还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讲，通过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反“围剿”的正确战略就是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等14项反“围剿”斗争必须坚持的指导路线及战略战术原则。

在论述“战略退却”一节中，毛泽东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者反对战略退却，主张“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御敌于国门之外”，这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的土地”。

在论述“集中兵力问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将敌军对我军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对于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论述“运动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

在论述“速决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

在论述“歼灭战”一节中，毛泽东指出：歼灭战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

毛泽东论述的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成为其军事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1937年7月，毛泽东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错误思想，撰写了《实践论》，即“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他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人的一切行为活动都是实践，人的认识是从实践活动中获取的。

▲实践是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实践活动不断深入，认识才能不断提高。

▲实践是检验认识的唯一标准，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定。

毛泽东在论述“认识的过程”时指出：

▲认识来源于实践，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感性认识是表面的、片面的、外部的。对感性认识产生的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即理性认识。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

▲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已经完成，理性认识还要应用到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认识的曲折性与前进性，人对于事物的认识，并没有一个彻底完成的时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才是我们不断提升自我认知的正确过程。

毛泽东对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科学论述，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经典理论。

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授课时，讲述了《矛盾论》。

毛泽东指出：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法则，所以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避免的，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无处不在。

没有矛盾就没有发展，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事物的变化取决于外因和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个性中存在着共性。普遍性揭示了事物运动的共同规律，而特殊性则决定了事物的独特本质。如果不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据；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矛盾具有同一性，失去一个矛盾面另一个矛盾面即不存在，矛盾亦不存在。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斗争性是矛盾运动的动力。通过斗争，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最终导致事物的质变，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而矛盾的同一性则是相对的。

在社会变革中，各阶级之间的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还可以通过革命斗争实现转化。

▲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关系：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它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对矛盾对立统一法则的深刻论述，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又一经典理论。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针对抗战形势发表《论持久战》演讲。

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延安《解放》杂志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正式刊登发表。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详尽分析了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优势与不足，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论调。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即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为战略的反攻战。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中，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论持久战》的基本论点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国必将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这篇著作成为指导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纪念白求恩》

1938年初，白求恩率领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赴晋察冀边区工作了一年多，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到感染。

1939年11月12日在河北唐县逝世。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白求恩逝世写的悼念文章《纪念白求恩》，表达了对白求恩逝世的深切悼念，高度赞扬白求恩同志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和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

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为人民服务》

1944年9月5日，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参加大生产劳动时，因炭窑崩塌，不幸牺牲。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出席张思德追悼大会并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发表演讲：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毛泽东同志在演讲中高度赞扬张思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系统阐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理想、道德原则和价值追求。这篇文献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我党的根本宗旨，激励共产党人为人民利益奉献一切。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

报告深刻地阐述了我党的三大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的标志，毛泽东指出：

▲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愚公移山》

194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致闭幕词，引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的故事，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全体共产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6月30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规定了人民共和国的政权的性质及其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普遍真理，是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泽东一家满门英烈

毛泽东不仅自身投入到中国革命之中，还教育、带领他的亲人一起参加革命，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毛泽东有六位亲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是：

△堂妹毛泽建，1929年8月20日牺牲，时年24岁；

△妻子杨开慧，1930年11月14日牺牲，时年29岁；

△二弟毛泽覃，1935年4月26日牺牲，时年29岁；

△大弟毛泽民，1943年9月27日牺牲，时年47岁；

△侄子毛楚雄，1946午8月10日牺牲，时年19岁；

△大儿子毛岸英，1950年11月25日牺牲，时年28岁。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六位亲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2009年9月10日，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堂妹毛泽建（乳名菊妹，又名毛达湘）

毛泽建于1905年10月出生，幼年因家庭贫困被毛泽东父母收养。

1920年，跟随毛泽东来到长沙，在崇实女子职业学校读书。

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9月，在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学习。

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来到衡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担任学生党支部书记。在组织学生运动时，结识了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的共产党员陈芬。

1925年底，两人经毛泽东牵线结为夫妻。婚后不久，党组织派遣陈芬前往郴县领导农民运动，毛泽建因在校学习未毕业留在衡阳，并担任湘南学生联合会女生部部长。

1926年夏，毛泽建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运动委员，前往农村开展农民运动，组建神皇山农民协会，在集兵滩的观音堂办了两期农运干部培训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芬被任命为衡山县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毛泽建来到衡山县任秘书兼县委妇女委员，协助丈夫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朱德、陈毅领导的部队来到耒阳一带，陈芬与毛泽建从衡山县转移到耒阳县。

1928年4月，朱德、陈毅领导工农革命军赴井冈山，陈芬与毛泽建留在耒阳，领导游击队坚持斗争，陈芬任游击队党代表，毛泽建任游击队队长。

1928年5月，陈芬在一次行动中被曾经的同学出卖被捕，在押送耒阳县城途中被敌人杀害。同年夏天，游击队在耒阳夏塘铺与敌军遭遇，毛泽建受伤被捕。随后又被红军救出，此时的毛泽建身负重伤而且即将临产，为了不拖累红军队伍，她坚持留了下来，隐藏在夏塘铺的一户老人家里。不久孩子出生，孩子的哭声引来了正在搜查的挨户团，毛泽建再次被捕，被敌人从耒阳押到衡山，面对敌人的封官许愿和严刑拷打，她意志坚定，宁死不屈，并写下遗书。

1929年8月20日，在湖南衡山马庙坪被敌人杀害，英勇就义，时年24岁。毛泽东得知毛泽建牺牲的消息后说：“菊妹子的牺牲很可惜，她是个好同志”。

毛泽建遗书

妻子杨开慧

1918年6月，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先生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来北京大学任教，成为伦理学教授。杨开慧随全家迁往北京居住。同年8月，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先生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北平期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交往日益密切，成为恋人。

1920年1月，杨昌济先生在北京逝世。毛泽东等亲友安排杨开慧一家扶柩返回长沙故乡板仓。

1920年冬，杨开慧与毛泽东在长沙结为夫妻，没有花轿、没有嫁妆，杨开慧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简陋的教师宿舍。婚后，杨开慧生育了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她不仅独自承担起料理家务，照顾孩子的责任；还经常为毛泽东整理资料，抄写文件，协助毛泽东做了大量工作。

1922年，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位女党员。

1922年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杨开慧负责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个职务，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1925年2月，杨开慧与毛泽东回到韶山，在毛氏宗祠创办了韶山首家农民夜校，杨开慧担任夜校老师。

1927年8月31日深夜，杨开慧将毛泽东乔装成行医郎，送丈夫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夫妻俩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是永诀。毛泽东走后，杨开慧回到距离长沙县城50公里的板仓老家，一边养育三个孩子，一边领导板仓地下党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1930年10月，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在板仓被捕，随后被押往长沙，关进长沙陆军监狱。在狱中，敌人威逼利诱她只要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放。她的回答是：“要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她坚定地表示：“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浏阳门识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毛泽东得知妻子牺牲的消息，痛彻心扉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57年，毛泽东写词一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表达对杨开慧的深切怀念。

杨开慧烈士

三弟毛泽覃

1921年，毛泽覃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到常宁县水口山等地从事工人运动。

192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担任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5年夏，被派往广州，先后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中共广东区委、广东省农民协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作。后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工作。

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十一军25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粤赣湘边区。在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消息后，朱德立即派遣毛泽覃去井冈山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毛泽覃一路打听来到茶陵县，终于见到了毛泽东，促成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两支红军队伍在井冈山会师。

1928年初，毛泽覃任遂川县游击大队党代表。随后奉命带队接应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1928年5月，任红四军第31团第3营党代表，参加了龙源口等反“围剿”战斗，成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

1930年1月，任红六军（后改称为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曾代理军政治委员。同年10月，任中共吉安县委书记、红军驻吉安办事处主任。

1931年6月，任中共永(丰)吉(安)泰(和)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第5师政治委员。

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毛泽覃被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

1934年12月，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闽赣军区司令员，率部转战于闽赣边界的崇山峻岭。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率领的部队被国民党军队打散，在江西瑞金红林山区被包围，为掩护游击队员突围，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毛泽东得知毛泽覃牺牲的消息后，回想起母亲去世前的嘱咐，悔恨地说：“我没有照顾好小弟，我没有尽到大哥的责任啊！”

毛泽覃的妻子及子女：

▲1924年夏，毛泽覃与第一任赵先桂在韶山东茅塘结为夫妻。

1925年夏天，毛泽覃被派遣到广州工作。同年10月，党组织派遣赵先桂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夫妻双方联系中断。

▲1926年，毛泽覃与第二任妻子周文楠在广州相识并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毛楚雄。

1928年初，周文楠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丈夫失去了联系。儿子毛楚雄由外婆抚养长大，参加了八路军后牺牲（详情见后续）。

▲1931年7月20日，毛泽覃与第三任妻子贺怡（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的妹妹）结婚。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贺怡随丈夫留在中央苏区，因怀孕没有跟随丈夫打游击，被派遣到赣州任县委书记。不久生下一个儿子，原名叫毛岸成，在敌人白色恐怖下，怕暴露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改名为贺麓成。

1934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将她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红（小名毛毛）交给贺怡抚养。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贺怡根本没有条件抚养孩子，就把毛毛寄养在一户老乡家里，却没想到，因为战乱，毛毛失踪了。新中国成立后，贺怡担任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她四处打听，寻找毛毛的下落。

1949年11月21日，贺怡到广东出差时，听说有毛毛的消息，就赶紧回来。在路上出了车祸，贺怡将坐在自己身边的儿子推出车外，自己随着吉普车一起坠入河水中，不幸遇难，时年38岁。此后，寻找毛毛再也没有音讯了。

贺怡遇难后，儿子贺麓成由姑妈贺子珍抚养长大。他学习勤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大学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出色的导弹工程师。他一直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知道他是毛泽覃的儿子，毛泽东的侄子。

直到1983年，民政部颁发毛泽覃的烈士证书时，贺麓成的真实身份才曝光。他才以毛泽覃儿子的身份领取了毛泽覃的烈士证书。

毛泽覃烈士

二弟毛泽民（化名周彬）

1921年，毛泽民在毛泽东的教导下，随大哥一起参加了革命。

1922年10月，长沙笔业工会成立，毛泽民担任工会秘书，与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了工人罢工，取得成功。

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9月，被派往广州，在彭湃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1925年底，学习结束后被派往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他先后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等地建立书店，出版发行党的文件和刊物。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回到湖南湘潭、湘乡一带准备秋收暴动。

1931年7月，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部长。随后到瑞金，协助毛泽东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代表大会。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成立，毛泽民任首任银行行长。

1933年5月，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15人大队，毛泽民担任大队长兼没收征集委员会副主任、承担筹粮筹款、保障红军供给的艰巨任务。

1936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1938年2月，毛泽民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组织上决定让他前往苏联治病。在抵达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由于中苏边境发生鼠疫致使交通中断，前往苏联受阻。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主任邓发建议他们留在新疆工作。经党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彬，留在新疆工作，被军阀盛世才任命为省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

1941年2月，改任省民政厅厅长。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国民党蒋介石，派军警包围毛泽民、陈谭秋等共产党人的住处，软禁了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员。

1943年2月7日，毛泽民等共产党人被关押到监狱审讯。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1943年9月27日深夜，盛世才下令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共产党员秘密杀害。

毛泽民的妻子及子女：

▲1913年，毛泽民17岁时，由父母包办与第一任妻子王淑兰结婚，婚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毛远志。

毛泽民参加革命后，因王淑兰是个农村小脚妇女，没法跟着他走南闯北，留在家乡又担心她会受到牵连，就与王淑兰离婚。

▲1925年底，毛泽民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党组织安排纱厂女工钱希均和他假扮夫妻。

1926年，毛泽民与钱希均结为夫妻。

1931年秋，毛泽民夫妻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瑞金工作。

1934年10月，毛泽民夫妻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8年2月，钱希均陪同毛泽民去苏联治病，被留在新疆工作。

1939年，钱希均要求回延安，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最终离婚。

▲1940年，毛泽民与第三任妻子朱旦华（时任新疆妇女协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在工作中相识，经八路军驻迪化办事处主任邓发撮合，二人结为夫妻，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毛远新。

1942年，朱旦华与毛泽民一起被拘留，在关押期间，与方志敏的堂弟方志纯相识。

1946年，朱旦华被释放回到延安。

1949年，方志纯的妻子娄曼文病逝之后，朱旦华与方志纯结为夫妻。

2010年5月29日，朱旦华离世，享年99岁，是毛家媳妇中最长寿的。

毛泽民烈士

毛泽民与妻子朱旦华、儿子毛远新合影

侄子毛楚雄

毛泽覃与妻子周文楠之子。

1927年9月8日出生于长沙。在毛泽覃牺牲后，由母亲周文楠与外婆周陈轩抚养长大。

1945年8月，王震奉命率八路军南下支队返回陕北，在途经湘潭时，刚满18周岁的毛楚雄找到王震说：“王司令，我是毛泽覃的儿子，我跟您的部队去延安我伯伯那儿！”王震通过韶山地下党组织调查确认毛楚雄的身份后，致电毛泽东报告这件事情。毛泽东回电，嘱咐王震将毛楚雄带到延安。毛楚雄参加八路军后，被编在教导团第四连。南下支队进入鄂豫皖边区，与李先念任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会合，组成中原军区，毛楚雄在中原军区政治部宣传队做宣传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当局撕毁停战协定，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同时，又以“和谈”名义，邀中原军区派代表赴西安谈判。为了表示我军对停止内战的诚意，王震根据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的指示，决定派遣干部旅旅长张文津（原军调部武汉军调处第九执行小组上校参谋）和旅政治部主任吴祖贻前往西安谈判。王震考虑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将毛楚雄送往延安比较安全，遂决定让毛楚雄以警卫员的身份随张文津、吴祖贻去西安。临行前，王震特别交代张文津、吴祖贻，一到西安就把毛楚雄送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请办事处同志把他送往延安。

1946年8月7日，张文津一行四人从镇安县杨泗庙出发，行至宁陕县东江口镇时，胡宗南部队第181团第四连连长李清润在巡查时将他们扣留。胡宗南电告蒋介石请示如何处置，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就地秘密处决”。

1946午8月10日晚，李清润带人在宁陕县东江口镇城隍庙附近，位于旬河旁的河滩里将毛楚雄等人活埋。毛楚雄牺牲时，年仅19岁，是毛泽东牺牲的亲人中年龄最小的。国民党反动派为掩盖其杀害和谈代表的罪行，拒不承认杀人事实。毛楚雄等人在去西安途中与组织上失去联系，下落不明，组织上多次派人查找，均一无所获。

直到1984年12月，中央成立的联合调查组在西南军法处的上千份档案中，找到胡宗南部队第181团少校军官韩清雅的罪犯判决书和181团营长邹寿珊写的旁证材料，查清了毛楚雄等人的遇害经过。在三烈士牺牲近40年，此案终于真相大白。

1985年，李先念在《红旗》杂志发表了《向革命先烈学习，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纪念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烈士》文章，高度赞扬三烈士在敌人面前展现出坚贞不屈的革命信念和共产党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大儿子毛岸英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长子。

1922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长沙。

1930年11月14日，母亲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1931年春节前夕，地下党组织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送往上海，安排到大同幼稚园。入园后不久，小弟毛岸龙因病去世。

1931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大同幼稚园解散，毛岸英、毛岸青在地下党员董健吾家暂住。不久因生活困难，两兄弟流落街头，当过学徒，捡过破烂，卖过报纸，推过人力车，过着流浪生活。

1936年6月，地下党组织找到毛岸英两兄弟，委托东北军将领李杜将毛岸英两兄弟带到法国巴黎，随后送往苏联莫斯科，安排到国际儿童院学习。

1939年，加入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后任团支部书记。

1942年5月，进入伊万诺沃苏雅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不久，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校期间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担任过苏联红军坦克连的指导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

1946年1月，随苏共派往延安的医生一同乘飞机回国。临行前，斯大林专门接见了他，并赠送一支手枪。他牺牲时，身边还带着这支手枪。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4月8日，毛泽东送毛岸英去读中国的“劳动大学”，请延安著名的劳动模范吴满有当他的老师，让他与老师同吃、同住、同劳动，干农活学种地，体验农村生活。毛岸英很快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不到半年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9月25日，老农亲自送毛岸英回到延安。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啊，一个白胖子变成了一个黑铁塔。”

1947年3月，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赴山西临县郝家坡、山东信阳县参与土改工作。

1949年2月，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担任李克农部长的秘书。

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毛岸英牺牲后，刘思齐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我们结婚后，岸英曾带我去西四胜利影院看电影《三毛流浪记》。他触景生情，非常激动。电影结束了，影院里的人都走空了，他还沉浸在电影的情节中。他和弟弟在上海流浪的经历与三毛非常相似，三毛所吃的苦他都吃了。和三毛不一样的，就是他没有给资本家当过干儿子，没有偷过东西。”

1950年夏，在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

1950年10月19日，随志愿军司令部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司令部俄语翻译兼机要秘书。

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驻地大榆洞遭到美军的空袭，毛岸英不幸牺牲，年仅28岁。遗体安葬于朝鲜平安南道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1954年12月，志愿军总部发电询问是否将毛岸英遗骨运回北京，毛泽东只说了一句话：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将自己儿子的遗骨和成千上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永远地留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毛岸英烈士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与毛泽东合影。

毛泽东一家四口珍贵合影。

左起：李讷、毛泽东、刘思齐，毛岸英。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中国人民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走完了他光辉的一生，与世长辞。

中国人民永远怀念毛泽东！

毛泽东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