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一手劳动功夫

空谷闲云

练一手劳动功夫

——闲云散语（2）

孔令贤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刚参加工作时，常听领导们会上会下讲昔阳“三枝花”——农业典型大寨村、农村文化工作与干部参加劳动，曾受中央表彰，名扬神州。

大寨村距我任教的留庄二里远，对其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改变贫穷面貌的事迹略知一二。亲身经历1963年洪灾，目睹大寨群众依靠自己力量战胜灾害的壮举，则对大寨更加感佩，曾写成散文《戏台》，发表在1992年的《山西文学》。留庄是全县有名的文化村，出过农民诗人李居鹏。爱好音乐的李小怪做词谱曲的《金线银线花红线》，曾同农民作曲家史掌元的《唱得幸福落满坡》一起参加全国农民歌曲大赛，获得三等奖。要不是六三洪灾，小怪被村前的大河夺去生命，说不定昔阳又添一个农民作曲家。

对干部参加劳动的体验，则在之后两年进入县委机关。

初来乍到，一切感到新鲜。最不可思议，堂堂县委机关，组织、宣传、纪检诸部门五脏俱全，却仅有四十几人。平常每个部门只有一人在家，其余都在乡下蹲点，调研。县委有个几十号人的农村工作队，更是常年在乡村工作。

干部参加劳动，便是干部下乡的产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激情燃烧岁月，昔阳县发扬老区传统，注重教育、宣传、引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尤其强调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逐渐形成社会风气。

因了愚公移山的传说，太行山活在“无路难，开路更难”的哲学里。因了太行山的传奇，愚公子孙们坚毅、执著，“挖山不止”。故乡自古多奇葩，干部不脱离劳动便是其一。

上图：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副县长赵满仓（中）在劳动工地。

早在1957年，县委就做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决定》。对县社（乡）两级干部发有《记工本》，在哪里下乡，就在哪里劳动，由所在生产队填写劳动工种和天数。队（村）干部更是同群众一起劳动，毫不含糊。

1958年，县、社、村三级干部实做工每人平均189个，补贴工每人平均160个。到1961年，干部每人平均实做工254个，比1958年增加34%。补贴工每人平均70个，减少56%。1962年，在生产队做的劳动日，县级每人平均62个，公社每人82个。所谓社会风气，是干部参加劳动人心所向，自觉而为，引领潮流。

当时的地委、省委看重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不断总结推广。有幸阅读过1963年山西省委总结上报中央的调查报告《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当初的干部风貌，桩桩件件，总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上图：东关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张臭小（前排左起2）带领群众在田间劳动。左1为下乡干部。

上图：东关大队会计刘根元（右），白天参加劳动，夜晚工作。

　　东关党支部书记孔庆喜是干部参加劳动的模范，很受群众拥戴。图为他逝世后，村干部亲自为其扶灵抬棺。

　　故乡东关村的党支部书记孔庆喜，那年30来岁，一米八的个头，是村人心目中说话算数、做事靠实的“大拿”。一年四季，几乎每天早晨都要走遍全村土地，看庄稼长势，查农活质量，谋整体规划。白天同群众一块干活，晚上开会到深夜。全村千余口人，数他起得早，睡得晚，也最忙，也数他知晓整体状况，安排工作靠谱。补贴工分却不比别人多。不累吗？在省委的调查报告里，他这样回答：“当干部，当共产党员，就应该比群众吃苦。这样，既能做好工作，又多做了劳动日，感到理直气壮，痛快，光荣。＂

东关“支部委员高寿昌、治安主任李义小、妇女主任焦明眼，他们外出开会和到党校学习了半个月，都没要补贴，还都超额完成了队里规定的劳动日。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误了工以后要赶工”。

“东关大队会计兼第四队会计刘根元，春季社员讨论给他的补贴工是240个，定工劳动100个。到11月底，他实做劳动日220个。秋收分配的时候，只要了队里的130个补贴工。”

全东关，15个享受补贴的大队、生产队干部，原定补贴工1080个，结果补贴600个。

2002年初春，我应邀参加中国散文学会组织的笔会。在山东菏泽，与著名作家周明见面，我甫报家门，他便说，“噢，昔阳，昔阳我去过。”

一句话拉近彼此距离，忙问周老师什么时候来过昔阳？

周明老师说，“是1963年吧。那时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很有名，有个劳模，叫李千周，我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

这篇发表于1964年《人民文学》的特写《榜样》，说的就是“连年实做劳动日都在140个以上，每个冬季拾肥（每天早上挎着粪筐拾粪）一百四五十担”的沾尚公社党委书记李千周，就是那个早晨沿村吼叫村干部起床下地，从而带动全社干部参加劳动的劳动模范李千周。

有趣的是，山西省委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调查报告上报中央，有幸得到伟人首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逢先知与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有着权威记述。

“二月会议（指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作者注）后，毛泽东转发的第一个文件，是山西省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3月23日转发，题目是《中央转发一个调查材料：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毛泽东审批时，觉得标题太平，不足以引起注意，重新拟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是伟大范例》。”（1312页）

是年5月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60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各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都得到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1317——1318页）

抚今思昔，豁然明白，伟人赏识并力推昔阳县等地干部参加劳动的经验，意在试图回答无产阶级政党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延安窑洞之问”，慎重书写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历史答卷。

上图：作者下乡时，与老农亲切交谈。

　　作为一项重要遗产，赓续到我们这代，劳动仍是必修的干部功夫。下乡工作，睡农家炕，吃百家饭，与年轻后生肩并肩锄地，和老农锅对锅抽旱烟，共品庄稼丰歉，人事长短。

在机关，我们曾经在城南河垫地耕种，经办公室外的风雨，吃自己汗水酿的粮食。也曾栽过虎头山的树，收过武家坪的谷。在关山水利工程工地，挥动锤头打炮眼，躲在山坳隐蔽处听山崩石裂的声响……

往事难忘，来路可追。躬身于实践，哪些事该办，能办，该怎么办，胸中有宏图，心中有底数，避免多少拍脑袋决策的弯路。躬身于群众，知道群众想什么，盼什么，上级要求什么，该为群众做些什么，避免多少孤家寡人的邪路。躬身于奋斗，觉得懒惰可耻，安逸可悲，不劳而获可恶，自省，慎独，做共产党员该有的样子，避免多少走向贪污腐败的不归路。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机关干部参加劳动少了，而多年劳动所根深蒂固的思想积淀心理认同，不会因岁月流失而消弭。经常思念着，离开集体经营，乡亲们能适应个体生产吗？外面打工潮涌动，安贫乐道的乡下人敢于独闯天下吗？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路，究竟有多长？留在农村的空巢老人，生活得如何？面对越来越多的村庄成为＂空壳村＂，振兴乡村该从何处着手？居庙堂之高，唯恐位卑难尽责；处江湖之远，深怕有心力不及。如是进亦忧退亦忧，单单归因于出身农家，似有浅薄偏颇之嫌。当今之世，从农家走出的不孝子、叛逆子有的是。更重要的在于，曾经的躬身劳作历练，耕耘过的土地与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已然镌刻于灵魂之中，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所谓乡愁，应有这些意义在。

作者：孔令贤，山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作出版《大寨沧桑》《超越昨天的辉煌》《回望昨夜星》《漫话大寨文化》《孔令贤散文选集》《守望树》《难民村的时代脚印》等10部。作品获赵树理文学奖等多个奖项，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