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探秘(一十一)【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153《人工智能的智迷》】2024年12月16日

林祥新海派赏石门类一一十福石

　　

三O五、对社会治理价值作出转替(现代中国有能力用新价值对传统中国旧价值进行转替)后，我们才重新找回自己的立国之本

开场白

在西安的孙教授为12月【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第二期旨在12月渲染情感的话题内容，他也特意发来了一个文本——

【一、在当今世道中(用更学术一点的词语说，就是在现代主义世道)，人们应该要认识：就是大到民族与国家、中到组织与团体、小到单位与个人——应该以什么来作为立国之本的？

(一)、用一个最直白的表述既为——是怎么找出对人类文明可以进行全视域量化的方法论？

然后，再用这一方法论，去对人类文明进行分类——例如，通过方法论一种相同的量化标准，去对不同时期的文明进行分类；分类后再去重构出一个关于人类社会文明的结构主义——

于是，可能就会得到一个更为客观的，关于人类社会文明正确量化后的结构分类，就是人类社会一路过来的文明，在结构上可能不是一条直线的呈现路线？

那为什么人类社会文明，不是一条直线路线形的一种结构主义呢？并且，又怎么去对此进行释义呢？

首先，只能先通过去产生出一种新方法论，从而通过新方法论，再去对我们华夏全部的历史经验主义作出新解构——

其目的当然是为了从中找出，在我们华夏全部历史经验主义中，有什么特殊性？

是不是——例如，现在的现代中国，是在现代主义结构之中的中国。那既然是在现代主义结构之中的中国，那现代中国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文明水平，一定是与现代主义主体的文明性，是处在同一水平位置上的吧……

但是，现代中国呆在这一文明性位置的时间是不长的，因为只有113年(1911~2024)。

所以，问题就来了——就是对这个问题怎么辨识？因为，在更长远的历史经验主义中：例如，在另一个时间之窗量化维度中，一个时间之窗更长的传统中国，其文明水平位置，又该作出怎么的量化？并且在作出量化后，它与后面的现代中国，又会呈现出怎样的接口关系呢？

所以，对这一新问题(其实是历史问题)，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该不该要赶紧去开动新思想呢——就是这个现代中国之前的传统中国，其本身的历史存在主义，它的周期性为什么会有那么长呢？因为，它长到一共有2131年——221(公元前的)+1910(公元的)……

所以，对我们现代中国来说，是不是要认真找出一个新的方法论理论，从而可以去解构，在所谓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接口上，在客观应该呈现出一种怎么的线性？

但是，我们过去没有对此问题作出分辨的方法论？所以，如果现在有新的方法论出现了，并用它去解构人类社会文明真正完整性的结构主义，那一定是在现代主义之当下真正的要务……

而且，现在似乎已经发现了，我们要去找的新方法论可以说是一种新理论，因为它有一个无功利之条件式(就是人类社会之前从来也没有注意到的一个条件，现在是可以得以辨识的)——

例如，在现代主义文明之结构中，其最重要的核心是作用于社会治理的制度性体系；

而当我们现在将这一制度性体系，去用一个名词代入，这个名词便可以成为制度性体系的代名词了——例如，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大制度性体系，他们便是人类社会文明中最重要的“价值”(这一“价值”便就是治理社会制度性体系的名词)。

所以，在二、三百年前西方主义内生出了资本主义价值，当西方用这一价值治理社会后，就表现出现代西方与二、三百年前的西方，是处在分别为两个不同文明水平的位置上……

(二)、那么，以上说的关于量化文明的一个条件，就是人类社会在治理社会时有无一种“价值”性？例如，资本主义价值与社会主义价值，这是量化文明性结构的一个根本条件！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有或者没有关于治理社会这一价值性，就可以用更严格的无功利之方法论，去重新量化人类社会文明水平位置的结构性，也或者说时代性不是量化文明结构的主要条件？而是有无社会治理之价值性才是主要条件……

据于此，一个社会是不是运用价值性去予以治理，便就是作为量化一个社会，其真正文明水平位置的历史经验主义论。而不是简单的时代论，才是呈现人类社会文明性差异的根本标志？

而当我们有了重新辨识人类社会文明之新结构主义的一个方法论理论后，而再把它回置到文明的结构主义中去(所谓结构主义就是去功利主义；而所谓去功利主义就是去意识形态主义——例如谁是谁非论)——

于是，现在我们就可以去进行自然得多的辨识——就是在现代中国之前的时间之窗，它就是一个比现代中国时间周期更长的传统中国，而这一时间之窗更长的传统中国，它在社会治理上，已经明确用到“价值”性——

所以，现在有关于认知上的一个大问题就来了——传统中国因与现代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都具有用了价值性这一条件，这就应该表明传统中国其文明水平位置的线形，与现代中国文明水平位置彼此线形的接口，是处于同一平滑移动线的一个线形，是不是呢？

例如，现代西方与古代西方(西方不存在像传统中国相似的传统西方)？因为现代西方有治理社会的价值性条件(资本主义)、而现代西方前面的古代西方，却没有治理社会的价值性条件？

所以，现代西方与古代西方之文明水平位置彼此的接口，不是一条平滑的移动线之线形？它是一个有高低差的接口线形……

但是，传统中国在文明水平位置上，因为是有社会治理价值性的条件了，所以传统中国就具备了与古代西方，在文明水平位置上不同接口的特殊性了？

　　

(三)、由于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在文明结构之接口上，与西方主义那边有特殊性；所以，就算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确实处在两个明确不同的时间之窗，但在文明结构中的社会治理上面，因两大不同的时间之窗，各自在社会治理上都具备了价值性条件；因而，若要对社会文明水平位置的结构进严格行量化，是不是西方主义的经验就失灵了呢？

例如，西方在二、三百年前出现了前后的文明性变化，是一种突破性的演进态势(这一突破演进态势的原理，就是有无治理社会价值性这一条件)。

但是，在时间周期很短的现代中国之前，好比在113年前(现代中国之前的时间之窗是传统中国)，它就与现代西方与古代西方，在文明水平位置所呈现接口的结构关系是根本不同的——例如，古代西方没有治理社会价值性的条件，而传统中国却具有治理社会价值性的条件；

只是，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价值性条件又是什么、又怎么将它分辨出来呢：怎么辨识——当然不是社会主义价值，而是我们新明皇聊天群所定义的“法道儒价值”。

那么，以传统中国这一历史存在主义本体论就事论事——例如，如果传统中国不具有通过自身内生出一种治理社会的价值、就是没有法道儒价值的话，那何以传统中国、并且传统中国的国祚何以又长达2131年呢……

(四)、而正因为早在传统中国时，就内生出治理社会的价值性，所以传统中国也同时产生出了，对人类社会文明性结构四大特殊性的第一：

(1)、第一大特殊性第一：是今天全人类应该根据一个社会有无用一种价值性进行治理，以区分文明性结构之不同——例如，在公元前221年，当传统中国运用“法道儒”思想，并用这一思想内生演化出治理内部社会的价值性条件后，这就标志着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导致出一种文明性接口关系的突进，就是能够上台阶了。

因为，在传统中国之前的另一个大时间之窗(华夏时代)，这个华夏时代没有产生出社会治理价值性条件。所以，华夏时代与传统中国，其文明性结构便不是一个平滑移动线的接口，而是一个上下台阶的突进接口(如古代西方与现代西方之文明性结构的关系)……

如果，当我们将这一文明性结构的线形关系，置入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根本理论中，那我们就马上可以分辩出，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第一时间之窗(华夏时代)其文明性结构是处于第一台阶的一个水平位置上；而当传统中国因为有了社会治理价值性条件后，其在文明性结构的接口关系上，便出现了与华夏时代不处于平滑的线性的接口关系上，而是跃升上去的一个接口关系。

这样的话在公元前221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人类社会首次出现了从第一台阶文明的水平位置，经突进跃升到了第二台阶文明的水平位置！

(注：西方在现代主义的时间节点中，他们也跨升到了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去了，其标志亦是西方内生出了社会治理的价值性条件——资本主义价值。

同理——在现代中国的时间之窗中，中国人用社会主义价值转替了法道儒价值，这种转替虽然是人类社会的首例，但这只能说明现代中国还是处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那是因为治理社会这一价值性条件没有发生突变……)

(2)、第二大特殊性第一：就是传统中国是人类文明中，第一个成为大国地位代表的国家(因为传统中国是人类社会第一个用内生价值治理社会的国家——展开一下：在现代中国传替了传统中国之后，现代主义第二个成为大国地位代表的国家出来了——它就是美国)；

(3)、第三大特殊性第一：就是传统中国是人类文明中，第一个成功迈上一个分类文明——农业文明制高点的国家，但这在人类文明中还是唯一的！理由是传统中国用桑叶养蚕，烧出蚕丝织成面料，并成为向全球出口的大宗商品；再者传统中国用一种树的叶，通过复杂工艺制成茶，并让茶再次成为向全球出口的大宗商品——

而同时期阿拉伯人只能用自然晒干的香料或贵金属，去换取传统中国的丝茶瓷这类大宗商品；而更差一点的是西方人，更是只能用贵金属来兑换传统中国的大宗商品……

(再展开一下，美国现在算是成功迈上另一个新分类出的文明——工业文明制高点的国家！但美国不是唯一呆在工业文明制高点的国家，现代中国在进入到新时代阶段后，也成为了迈上了这一工业文明制高点上去的国家)；

(4)、第四大特殊性第一：则是用于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道儒价值(由传统中国内生构建而成)，它在传统中国被现代中国转替时，这一法道儒价值也被中国人自己引入的另一个新价值所转替(被社会主义价值传替了)，这亦是人类社会文明第一次对治理社会的价值性进行的转替。

从而让中国避免了像全部拉美地区国家，是由西方主义在经过殖民化后，其地区国家用于内部社会治理的价值，是由西方灌输的资本主义价值予以植入(包括全部意识形态——就是信仰)——

展开一下像东亚的日本与韩国好一点，他们这些国家在列强的逼迫下，接受了资本主义价值，但并没有让西方信仰在本国普世化；还有南亚大国印度，亦是在被西方主义殖民化后，在西方主义灌输后植入了资本主义价值，但印度保持住了自己原生态泛化的信仰……

(注——所以像东亚、南亚、以及拉美各国，在开始被植入资本主义价值对内部社会进行治理后，这就标志着进入到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上了，而没有用资本主义价值<用社会主义价值也样>之前，这些国家则还处在于人类社会第一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中，而无论是近在19或20世纪)……

再展开一下——在现代主义阶段，现代中国通过引入社会主义价值，对传统中国治理内部社会的法道儒价值进行了转替，显然这决不是一件孤立的事——

例如，在苏联回去俄罗斯后，他们的国家用引入的资本主义价值更换了他们自己原本用于治理苏联社会的社会主义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不算完全是由苏联内生的、但苏联却是第一个在人类文明中构建出社会主义价值的国家)。

而美国现在则比较吃力一点，他们用于社会治理的资本主义价值也不是内生的，他们也是在英法殖民化灌输后，被植入资本主义价值的。

但是，正因为治理美国内部社会的资本主义价值不是它内生的，所以美国缺乏像现代中国、现代俄罗斯那样，对社会治理价值改换门庭，能产生出一种主动性的精神来？

例如，像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他在所著一本叫《技术封建主义》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因美国出了一类新资本(区别于像华尔街那样的旧资本)，这个新资本就是科技资本。

因为，这类新资本他们让资本增值的方式，不是通过投资去扩大生产，再从生产商品的销售中获得利润？而是通过出租平台虚似的算法，并从出租算法中收取每件商品40%的租金；

这一收租的形式，与过去拥有土地的领主，通过出租土地收取租金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资本主义没有被社会主义转替；而是被“技术封建主义”改换了门庭——

所以，亚尼斯·瓦鲁法基斯认为因为美国人现在笃信的资本主义价值，无法被社会主义价值转替，而只能被“技术封建主义”改换门庭，从而令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得出了“资本主义没有未来，而且资本主义是不稳定的”结论！不是吗——

二、再回到本节题目的议题上，那就是我们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到底是什么

(一)、如果，我们现在确认了咱们【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前面一期所介绍的一个理论——它就是华夏文化理想：是一个具有核心价值之理论的话；那么，对这一理论所呈现出来全部命性再作出的认知，就是我们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

因为，中华民族的全部命运都是寄托在华夏文化理想之运程中的——例如，它所产生出不同运程的大时间之窗，并且在进入到第二大时间之窗(传统中国)时，内生出人类社会文明中，第一个构建出用于治理内部社会的一种价值——法道儒价值！

又因为有了法道儒价值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治理，传统中国便作为首度迈上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新水平位置之国度；然后，就是在传统中国在隋唐宋中国，就是在抵达历史等高线模型所表达的顶极点符号(也就是天平盛世)后，又迈上了农业文明的制高点；再然后就是传统中国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上，第一个成为了大国地位代表的国家……

(二)、事实上我们【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在提出了华夏文化理想运程这一总的理论大纲后，又提出了传统中国对人类社会文明性结构四大特殊性第一的新认识论。

当然，这也是我们新明皇聊天群所表达的新思想观，就是从今天开始的现代主义，将完全有可能出现一种新格局——例如，在过去文明认识观上，人类社会总是围绕在因观念上产生了分歧，而不得不导入功利主义的批判中，甚至还要进入到“武器批判”中去？

可在有了华夏文化理想运程这一理论总纲后，现在看来总是对过去的批判，可能是一种太过功利主义的思想观——

因为，文明要是在平等的意识中，就能产生出更为客观的相互对照与修正，从而在局部而不是整体上，对过去在功利主义视域中所形成的思想观，予以适度摒弃，在摒弃了更多功利主义后，才能产生某种修正……

或者，对于可能要出现更大一点的修正，便是我们在上面所论述的那种所谓“转替”了。

所以，在对未来现代主义之演化态势进行预判时，我们便要重新作出更客观的评估。并在重新作出评估后，就能让中国人可以拥有到具有新思想观支撑的立国之本，这便是重中之重！

(论述至此处必须得再展开一下，就还是要联系到在上一期【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确立的主题上，就是12月份这一情感渲染之时刻！)

那么，在这一期【新前卫系列连载小说】中，既然我们新明皇聊天群已经找到一个以新思想观为突破口的方向，就是我们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与时俱进的命性，竟然是如此的不可思议！那在这一期中，就会让我们以更加饱满的热清，来进一步加大对12月份情感渲染的氛围——

(三)、所以，认识华夏文化理想运程本身的神奇性，便是要在最重要的时刻；例如，在两个大时间之窗需要作出转替(转替是一个中性意义的改变)时，它就不仅仅是简单的革命性——例如，像西方产生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样的革命不是“转替”，而是一种破旧立新——

所以具体而论，像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第三大时间之窗对第二大时间之窗(现代中国对传统中国的转替)，便可辨识到，这仅是对华夏文化理想运程时间之窗的转替(当然，这种转替也是一次极大的检验)……

因为，在第三大时间之窗对第二时间之窗作出的转替，它是有严格条件的——这个条件便是两种社会治理价值也同时进行转替；因为，如过不出现后一种新的社会治理价值，对前面一种社会治理价值的转替，那所谓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命性就不能体现出，所谓第三大时间之窗对第二大时间之窗的转替了。

所以，很显然这种转替性，一定是发生于一个大时间之窗的末世——例如，像造成宋降的便只是一次辽金元外之敌，对中华主权的改变(这样的改变只是政权的改变，而不会是后一个时间之窗对前一个时间之窗的转替)？而根本的条件就是看，有没有出现一种治理社会的新价值，去转替原有治理社会的旧价值；

再例如明末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建立了一个新的大顺政权，但这一政权由于没能对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道儒价值进行价值转替，其新政权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而民末大顺政权的出现，反而遭至另一个外敌后金满人，又一次像蒙元染指了中华主权那样；同样的只是后金满人建立了满清政权，因为这一政权也没法完成新社会治理价值对原有社会治理价值的转替，故而它必须走完传统中国这一第二大时间之窗阴极谷底之命造……

而且，太平天国是如此、义和团起义也是如此……

　　

(四)、再接下来就轮到两大改变和“四大天王”了：第一大是民国对满清的改变，第二大还是在民国阶段，就是新军政势力对旧军政势力的改变——

(1)、民国对满清的改变，只是一批已经在满清掌握了军事实权的北洋势力，碰巧因新军起义而主导了满清政权的逊位，而让其变身为主导中华主权一时的旧军政势力……

(2)、而逸仙的确又是主导了对旧军政势力进行改变的北伐，他也确实是想让传统中国走出来，然后是走向民主的现代中国。

但是，北伐成功并不能真正让现代中国转替传统中国？因为治理传统中国社会的法道儒价值，不知被什么价值转替——如果说民国最大枭雄的袁氏，他在主导民国政权时，当时世界上只有第二种价值——资本主义(第一种是法道儒价值)，若袁氏能伸头一刀、缩头也一是刀般坚决，让现代的资本主义价值去转替传统中国的法道儒价值的话？那他就是现代中国的“华盛顿”！

但袁氏显然是现代政治的侏儒；而到了在逸仙推动北伐时，这个世界上已经又有了第三种治理社会的价值(社会主义价值——由列宁在苏维埃首次作出了实践，甚至列宁对逸仙也是很赞赏的；当然，逸仙对实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英美是更为熟悉一点的)……但是，逸仙的生命并没有让他看到由他推动的北伐，最后来到胜利的一天……

(3)、而北伐后来是由逸仙的军事接班人蒋氏，在他继续推动下实现了胜利，但此时现代中国之改变，却只是一个新军政势力对旧军政势力的改变；而这一新军政势力，在必须对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价值(法道儒)进行舍取、就是用社会治理的新价值去转替旧价值，却是不得完全不得其法？

这也就说明蒋氏他完全是对现代政治不入流的人？可他竟也到苏俄进行过实地考察的(而且，还派儿子到苏俄去留了学)？也又可见蒋氏在对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命性的认识上，是一个完全是不得要领的门外汉！可见，像他这么一个人，怎么会最终主导现代中国之命运呢？而他的所谓种种努力，不但是笑话还又很是荒唐……

(4)、逸仙另一位更重要的政治接班人是汪氏，可他后来却在民国的抗日阶段，不仅成为了先总理的犹大，还成了现代中国最大的奸人(抗日时期成为国民党伪政权一把手)……这就与中华主权概念上重要政治人物之格局性，相差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了……】

三O六、现代中国能够得以用新价值去转替传统中国旧价值是因为出了求取到新真理的主心骨

下半场的话题内容，仍是有在西安的孙教授发来的文本——

【一、时此至今日，我们当然能够从基本面上，把现代中国的过往，梳理到七七、八八的明白了——

那就是在经过现代中国民国阶段的至暗时刻，而在现代中国进入到新中国时，中国人突然就抓到了极大的运气——就是当现代中国的新生力量，有了绝决的果敢、并用了吃奶的力道，在经过了37年的力挽狂澜后，才将那些笼罩在旧中国头上，层层叠叠、匪夷所思之阴霾一扫而光了！

这样，才可以不再重蹈自打1840年以来，中华在主权上总是要在经过一个至暗时刻，复又进入被一个新的至暗时刻连篇累牍危机的折磨、并且是在长达109年的时间后，终可以转危为安了！

只是，若要联想到让现代中国转替传统中国之机运的认识上，竟然确是如此的步步惊心；甚至到了快要遭遇到败亡只差一步之险的地步了；只是，真到了这么只差败亡一步之险的地步后，我们却找到了真正的出路！可这样的幸运到底又是从哪里得来的呢？

原因就只有一条，那就是在进入到现代中国后，出来了更为新生的一派，他们有新的世界观。然后，又在有了新世界观后，他们能强出头来为中国人作主！

从而真的实现了中华民族自公元前221年以来，就是华夏文化理想运程全部的命造突然照在了我们的前路上了！就好比如同在公元前221年这一时间节点那样，同时是传统中国首次成功跃上了，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水平位置、并像是中华民族首次让自己内部社会的治理，有了一种可以量化其命性的价值——法道儒价值！它的神奇性又一次在现代中国显灵了！

而这一量灵的神奇性，是它能够让中华民族在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不同的进程中，都可以在一个平等目灵通之中，让不同的社会治理价值，可以置于一种神奇的转替命运中，从而让新的价值体系，继续保全中华民族，不从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中断链出去，这一不会断链的密码就是具有让一种价值、对另一种价值作出神奇性“转替”。

如此，在公元前221年，传统中国开了在人类社会文明中，首先用一种价值性对社会进行治理之先河；那么，再到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现代中国，又可以在现代中国转替传统中国后，得以去引入一种新的社会治理价值，从而实现华夏文化理想运程，虽然会有不同的时间之窗，但在经过社会治理价值的转替后，便可去实现送出旧命、继了新命之道是一统的理想目标！

只是，用于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价值，是内生开创而来的价值；而现代中国对传统中国作出转替的价值，只是一种向外取经后得耒的价值；但这也是在人类文明中，第一次实现了后面的一种社会治理价值，对前面一种社会治理价值作的客观转替！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要进一步去弄明白，在现代中国转替了传统中国时，我们心急火燎的想要建立起一种新世界观来，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找着(这只是在现代中国之当口，故内生是根本来不及)一种新的真理，从而再来确立现代中国的立国之本……

所以，这才是主导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真正神奇命运之机关，而谁能在一个正确的方向，将这一机关开启了？那就是意味着这一朝向正确方向去的民族，还是在人类社会第二台阶文明这一水平位置上，继续拥有所谓的立国之本，而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

或者还可以这么认为，当时已进入现代主义的中国人，要么继续过去的能耐——例如，把继往圣绝学的旧命进行到底；要么去产生出更大的能耐，从而在一种与时俱进之精神指引下，去勇闯摆在通向新彼岸面前的暗礁险滩？并且，似乎两者只能择其一……

如此的于是乎，现代中国真的在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般生死之劫后，才让现代中国能得以真正转替传统中国成功(真正的成功是对社会治理的价值性予以转替成功，而不仅仅是改一改国号、或换一批人当权)！

而且，我们现在当然是明白了，虽然其中的经历真可谓是如此的一言难尽——例如，尽管自打现代中国一来到民国阶段，就出来了所谓的“四大天王”……

但现代中国在最初的开始阶段，还是要不断面临着在对待传统中国旧的社会治理价值，作怎样的决择之难题，例如，是继旧命还是开新命的难题？如要开新命，就要快一点找到转替传统中国社会治理旧价值的新价值？

可怎么更加的找着治理现代中国社会的新价值、从而实现新命继旧命的转替，这在现代中国的民国阶段，一时竟成了一件比登天还难的事……

所以，虽然在民国阶段出来了一批一线的政治人物，但他们想救中国之技却是穷技。结果，他们这些人也成了在救中国之道中，险于险滩的无功而返者。而且，他们还造成一切前途，是如此的不可捉摸与扑朔迷离……

只是，我们现在还处在种种扑朔迷离之中吗？就是在我们已经来到现代中国新时代阶段的当下，人们怎么去参透其中真正的天机密码——或者实在的说就是中国人怎么去参透所谓唯一的天条，最后为什么总是归于“事在人为”这一条上……

这里我们想开启一个在新维度上的思想方法论——例如，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现了以易中天为代表的、所谓新的从疑古出发后想要重新释古的这一学术派，他们提出了“世说新语”的方法论，像他们先摆弄了一回《三国》(就是出了“《品三国》”)；然后，又摆弄了一回《论语》(“《于丹论语感悟》”)，似乎还真的学气很甚与不一无足……

但是，所有的那些先疑古、而后面之目的主要是为了去释古的这一派学术派，他们都还只能是敢在古旧的一个池子里，先把水搅得够混、后再加上一点新色彩；再然后最多只是让自己，索性掉进古旧池子中去，但却只是让自个湿湿水而已……

二、但是，现代中国是一新池子是吧；虽然，现代中国现在还是处于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之总的命造中！

所以，正确认识现代中国这一新中国的“新池子”之学术，它乃就是现代中国立国之本所需要认识论的根本，可这一根本的学术，它到底怎么去构建呢？

当然，这一切只能从先建立新认识论开始，下面我们以这么一个视角来作为引子——

(一)、以所谓钱穆的“世界之问”作为引子——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所谓研究钱穆的一位美国学者邓尔麟，他提出了所谓对钱穆之第一个“世界之问”——就是“中国人靠什么得以维系数千年”之思考；

以及，后来钱穆本人反过来对邓尔麟其人，提出了第二个“希望之问”——“大陆有没有希望”的思考？

如果说那位美国学者邓尔麟的“世界之问”，还算是一个比较用心之提问的话，那被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国学大师之一的钱穆，他的“希望之问”其实就是一种“小脑之问”(虽然不是“无脑之问”)……

　　

(二)、接下来我们从钱穆引升到一位俄罗斯当代思想家杜金，他对人类社会治理价值的结构性，在作了思考后的分类——

亚历山大·杜金有几个重要的学术理论，其中的一个就是“欧亚主义”(Eurasianism）——甚至，早在布尔什维克(20世纪20年代)赢得俄国内战后，在那些逃离俄国的白人移民中，就提出了“欧亚主义”的概念。

而主张“欧亚主义”的人认为，俄国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还在沙俄之前的时期，这一地区就形成“蒙古鞑靼枷锁”(Mongol-Tatar Yoke)的一个治理时期。所以，蒙古人对俄罗斯民族国家意识的成形，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这一时期俄罗斯诸公国们依赖于所谓的“金帐汗国”(Golden Horde)在政治上的庇护，这在客观上使得斯拉夫人，在其发展道路上开始与欧洲分道扬镳。从而为俄罗斯文明之进步定位了自己道路之方向。

因此，历史上的俄罗斯人，他们就没有把自己绝对定义为是一个欧洲国家、或者是一个亚洲国家，俄罗斯民族的国家就是欧洲与亚洲的结合体。

但俄罗斯古代的文明史，到金帐汗国的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再前面的历史篇章了；而再前面的篇章就是蒙元了(13世纪)；而蒙元再前面的篇章就是宋中国了(作为文明之范畴而言确是如此)……

以下是亚历山大·杜金教授本人的像片——

(三)、所以，拿中国人钱穆的引子，去与俄罗斯人杜金的引子作一回无功利的比较，通过比较再来看美国人邓尔麟与钱穆之先后两个所谓“世界之问”——(“中国人靠什么得以维系数千年”与“大陆还有没有希望”)？结果是比较后，一中国人与一美国人他们俩位都给不出正确的答案——

相反的是现在的俄罗斯人杜金，他倒产生出了一些新认识(还不是答案)——就是他提出了“第四政治理论”——

第一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就是由西方内生出的社会治理价值)

第二政治中的社会主义——当然就是由苏联时期第一次实践的、也是社会治理价值)

第三政治中的民族主义——现在只能指代中东的王权国家——它是一种非价值性意义上的本土主权治理……

第四政治中的是泛地区主义——杜金认为这种泛地区主义正在形成之中……

可见，俄罗斯人杜金的见解置然要高于钱穆；因为，杜金认识到了社会治理价值是可以转化的——当然杜金还不得转替之要领？

因为，俄罗斯不能转替苏联，这只是一种回去(就是苏联是回去了俄罗斯，而不是被俄罗斯转替，那是因为如果是真正的转替，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回到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中去？因为社会主义是后现代的价值性，而资本主义是前现代的价值性；在这点上可稍作展开，法道儒价值被社会主义价值的改变才叫传替——好比现代中国转替传统中国……)

　　

三、新中国是现代中国的“新池子”，可这个“新池”到底有多神奇

借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来比划——例如，拿公元627年~645年(唐太宗贞观)年间，唐藏化18年功夫，从西天取来了真经；

而巧合的是在唐藏西天取经之1276年后(就是在1921年)，现代中国竟又神奇的开启了更为非凡的第二次求取”真经”的进程。

正如词云——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不同的只是今日之悟空，他并没有被压在五行山500年，反倒是今日悟空之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一直能反倒诸山(就是“一众如来”)——

例如，像是反倒1924年在广州的“一众如来”、反倒1925年在上海的“一众如来”、还有就是反倒1927年前在武汉的“一众如来”等等……

后来，今日之悟空反而去井冈山登顶了，并在那儿打造出超过昔日孙悟空那根力压千钧之重的另一根新金箍棒(孙悟空的金箍棒是来自东海龙宫)！并又在跃出了延安的宝塔山后，那杆实际由气拔山兮的红旗作为符号的“金箍棒”，便顺理成章的成为“大救星”降临神州的符号！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仍要感叹，《西游记》这本历史书，竟然会成为现代中国对传统中国转替的预言？

如此，我们今天就必须要去作更深刻的认识，就是现代中国虽然还是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中的一个进程(历史等高线模型第三大时间之窗的阳极起点)，但现代中国因为出了象征东方红的大救星！这就预示着现代中国，虽然只是作为历史等高线模型的一个阳极起点(历史经验主义所指示阳极起点之一大特点，便是始终会作向顶极点缓升的运动)；但在现代中国所出的这一阳极起点，它在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中，十分意外的又具有突出的成熟性！

例如，在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作转替的周期中，正好处一个完整的三元九运180年的运行周期，就是从1864年~2044年(现在离2044年只还差19年)。

那么，从自1864年的161年以来，中国人竟遇上了反差如此之大的煞劫与洪运；如诗云——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四、再进一步认识唐藏取经与《西游记》的历史神奇性

当我们现在能更认真客观去重温，现代中国为什么要开元这个事？当然是传统中国在末世时，那些原来就有权势，以及虽是草根、但却有相当学养的人，有要救中国的想法……

但那些以圣贤为目标而转出来的政治人物，毕竟大多只能属于草根政治人物的级别；例如，在“四大天王”中，除袁氏是旧军政势立派的领军人物外，另外三位都是白手起家而转变成为政治大人物的人……

所以，当在传统中国末世时，有人以无功利的激情，突然推动了义举(辛亥起义)，这就造成了足从让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冲击力时，就是在需要面对复杂局面来重启国运的局面时，最后一定是会出现如上面诗中所举——“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之人的……

那么，现代中国在又过10年，就是在1921年时，有人就算到了早在1276年前，有唐藏通过千辛万苦去西天求取真经是为圣迹！

于是，在华夏文化理想运程不同的第三大时间之窗中，以为信史与现在还处在亲历史的两大时间之窗之中，分别出现了两次目的有相同意义，但道途完全不同的向外求取真经的事迹，应该都为圣迹吧！

因为，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向外求取真经，他们亦是传统中国完全进入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第二大时间之窗，由历史等高线模型分辨出顶极点(太平盛世)的亲历史的人演绎出来的！

没想到当在传统中国处在末世，它需要被转替时，现代中国又出了欲通过求取新的真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由列宁初步设计的社会主义价值之一个体系)，然后用它对传统中国用于社会治理的法道儒价值予以转替。

只是，这一转替过程仅化了38年的功夫，一个新的用于社会治理的价值体系，就被成功构建了出来！虽然当时是靠一人之伟哉！但这一人之神哉背后的神哉，乃是因亿万人民都视他为大救星之体认！

而亿万人民体认他是大球星之道，是因为现代中国唯有他，既能找到了向外求取的真经，还能完美而具体的予以演化——就是现代中国再用着求取来的真经，让其变成治理现代中国内部社会的价值性，而实实在在的对传统中国治理社会的法道儒价值，做到了真正实实在在的转替。

上一段说了这是华夏文化理想运程第三大时间之窗最具有闪光性(伟哉)的时刻！但除了伟哉之外，还有神哉——其神哉性便是亿万人民，在治理现代中国内部社会的价值——社会主义转替了治理传统中国内部社会的旧价值——法道儒之第一时间，人民立马就产生出了治理现代中国之社会主义价值，是一个好价值体系的觉悟！当时，亿万人民在心里面是这么由衷地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