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毛泽东的晚年心境该有多么苍凉！

虎行天下

本文来自昆仑策，头条。作者，张志坤，昆仑策高级研究员。

自古以来，英雄人物到晚年的时候，其心境都难免孤独苍凉，所谓英雄暮年是也，这是一条历史规律。

据说，毛主席晚年特别钟爱两首诗：其一是清朝严遂成《三垂冈》，其诗曰：“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其二是唐朝罗隐的《筹笔驿》：其诗曰：“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据说，每每读过这两首诗后，毛主席都十分感伤，甚至不免于泪水涟涟。如此英雄一世的伟大人物，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情感与心境高度关联，毛泽东也有英雄暮年之时。晚年的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毛泽东，探究他的内心情感世界，应该是一个重要的维度。

第一，没有成功的喜悦

毛泽东缔造了共产党、缔造了人民军队，缔造了共和国，这些伟大的业绩昭彰史册、永世不祧。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这应该没有什么争议。但是，晚年的毛泽东真的有那种伟业成功的自得与喜悦吗？

晚年的毛泽东曾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显然，这段话所透漏出来的，并非是自信和愉悦，而是深沉的遗憾与忧虑。

那么，究竟是谁在和伟大领袖过不去呢？

在当时的中国，除了台湾的蒋介石非法政权外，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人敢同毛泽东对着干，但是，在重重阻力面前，毛泽东却难以全部实现自己的夙愿。

一是中国封建主义的遗留太重了。

作为三座大山中的一个，推翻封建政权仅仅是第一步，而铲除封建文化及其余毒则不但是任重而道远，且举步维艰。譬如，进城之后共产党确实没有当李自成，但这并不妨碍其中相当一些干部萌生出“论功行赏、加官进爵”这等当官做老爷的心态，这些人干革命的动力削弱了，享受太平的心理滋长了。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不良倾向日渐明显，新的官僚老爷集团隐然成型，至于社会生活上的各种黑暗面，更是不胜枚举…

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落实起来太难了。

尽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绩，但在“形而上”的层面，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实际落实起来太难了。曾经寄予厚望的人民监督政府具体实施举步维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保障，他们的诉求没有得到很好的倾听，仅以接受高等教育为例，五六十年能进入大学学习的人，大多数都是原来有钱有背景家庭的子弟，真正工人农民出身的则只占很小一部分。至于整个社会层面，类似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几十年艰苦卓绝浴血奋斗，目标是建立新社会、新国家，但实际上却“新”得有限，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甚至还隐约显现一副满朝新贵的景象。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看得清楚透彻，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说，“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

第二，没有得心应手的自信毛泽东

从投身革命的那一天起就同庞大的恶势力做坚决的斗争，他从未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和如山巨大般的困难所吓倒，相反，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他从来都高度自信，从来都在掌控大局、把握方向上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面对反革命围剿的时候是这样，面对党内路线斗争的时候也是这样，“唤起工农千百万”，因而具有压倒一切敌人与困难的绝大勇气和信心。但正所谓“运去英雄不自由”。进入人生暮年的毛泽东却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在生活上他显得很寂寞，情感上显得很孤独，精神上也不时呈现凄凉之态。

原因在于，周边真正和他同路人越来越少，发自内心自觉听从他号召的人越来越少，他所希望的事情，往往都被应付了事，而他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却被一些人干的热火朝天。面对诸多重大的历史性难题，面对利益至上、实用主义抬头的种种倾向，使得他虽身为领袖，却深感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他肯定十分怀念那些响应他的号召，不讲条件、不计代价而在他直接指挥下赴汤蹈火、甘于牺牲的那些烈士们。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因为有众多壮志牺牲的烈士，才有今天的政权社稷，可是这个政权社稷真的是那些牺牲的先烈们所期盼想象的那样吗？

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为了他自己，他并不是想享受权力，虽然他的权力最大，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去享受人生，但毛泽东矢志不移的，是想让他所亲手缔造的这个国家、这个制度、这个社会能够真正地契合初心与信仰，能够完成预期的使命，他的动机既简单也深刻，那就是新的国家和新的制度体系要对中国人民做出突出贡献，以此回馈中国人民；要对社会主义做出突出贡献，以此回馈马克思主义；更要对得起千千万万烈士们的鲜血和理想，以此回馈他们的捐躯与牺牲。

正因为这样，所以他才说，“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可以说，越到晚年，毛泽东越是心怀深深之殷忧，“我一想到咱们的红色政权是用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的生命换来的，我就特别担心现在和未来党的路线问题”。这样的表述说明，他十分担心千千万万烈士的鲜血白流，可谓愁肠百结、难以自已。也正因为这样，所以雷洁琼先生才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的著名题词。

第三，理想与现实差距太大。

众所周知，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树立起“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理想，其目标之宏大，可以说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无出其右，并且终其一生，都始终坚贞不渝。进入晚年也是这样，他要为既定的理想负责，对自己是这样，作为领袖，对其他人责无旁贷更是这样。首先是要对他的人民负责。在他的带领下，广大人民群众树立了强烈的社会主义理想，怀抱对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的强烈渴望。所以，现阶段就既要满足他们当前的实际利益，又要兼顾其长远的根本利益；既要鼓励他们从事生产热爱生活的积极性，又要遏制其中一部分急于发财发家致富的欲望。其次还要对当权当政的新官僚阶层负责，既不能令其封建化，如同历史上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起义者那样急不可耐地去享受权力的盛宴与狂欢，也不能使之走向资本化，更不能演化成为新财阀、新贵族，要坚决遏制其向特权阶层与贵族集团转化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他还要对那些已经牺牲的先烈们负责，是他们的牺牲才有后来的改天换地，这些牺牲的烈士既是为了信仰与事业，也是为了毛泽东。理论上说，革命队伍中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应该为牺牲的人负责，都要对得起牺牲烈士的理想、信仰与付出，但实际上却未必尽然。

因此，作为领袖，毛泽东更应把践行牺牲烈士的理想当做第一要务，他理所当然是这项事业的第一责任人，也是最高责任的人，所以他总是念念不忘先烈，念念不忘那些已经牺牲捐躯的人。可他越是这样地念念不忘，就越是看不惯现状，现实中的一些人就越是引起他强烈的不满和愤懑，因之也就越是感到自己很孤独孤苦，为此他难免带着强烈的情绪努力进行相应的政治设计与制度安排，力图从根本上避免他所认定的种种不良倾向。

他深知，解决人的精神与思想问题，真正做到坚持理想与初心，仅仅靠个体自身的主观自觉不行，光靠空洞的说教更不行，必须设计与安排一种社会运动，以外力的形式加以约束与强制，把主客观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政治经验，闹革命也好，搞建设也罢，都不能靠空想，而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找到相应的出路与办法。应该说，晚年的毛泽东依然为解决这个问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但往往都事倍而功不及半，他所设计的若干政治运动都没有收到预期效果，甚至可以说，最终的结果都存在诸多失败。

对比毛泽东远大的社会理想，中国社会的实际现实差距太大了。毛泽东不会满意，而只会失望。所以才有交班的忧虑，才有“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一说。

毛泽东主席晚年心境并非舒适快意，平常人所拥有的含饴弄孙的那种晚景，在他那里根本不见踪影，相反，老人家深感日暮途远、力不从心，因而心情相当苍凉。正因为这样，所以上述两首古诗中“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等句子才深深地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情感神经，才常常让他难以自已，洒下英雄暮年的动人泪水。后来的事实证明，老人家的这种情感完全不是情绪用事，而是建立在深刻政治与历史洞察力的基础上。

可喜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思想与理想在他去世五十年后重又发扬光大起来，为此，他和他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战友们庶几可以含笑天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