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 ‍ 许仁忠

山河美

拙文《路漫漫 吾当上下求索——我的人生回忆》发表己来，得到朋友们的关心与支持。文字共有十八个篇章，现在将每篇集中重发于此，方便各位阅读并斧正。谢谢！

第十七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

—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前边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叙述我的衣食住行，现在该说点其他的一些琐事了。上边那个篇章把副标题取为我的衣食住行“琐事”，一位校友曾调侃的说：衣食住行不是琐事呵，这句话讲得很对，衣食住行是人生的主要事项绝非琐事，这个副标题加了引号的所谓“锁事”，其实是想在这个篇章中还记与叙一些我这几十年人生中其他一些比较琐碎的事情，比如下边要写到的关于我读书学习的思维方法，它其实也不是琐事，只是内容比较零碎，所以把它归在这一个篇章之中。现在有校友调侃“衣食住行不是琐事”，加之后边要记到的这类琐事可能内容还会比较多，于是我干脆把这类琐事独立一个篇章，命名为“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予以记叙，这算是撰写过程中与校友的一个互动产生的变化吧。

从读书学习的角度来讲，我确实是一个优秀学生，小学过得很恍惚也很不错就不多说了，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因为当年正处在饭都不太吃得饱的困难年代，同学中认真努力读书的本身就不是很多，所以说我在初中的学业应该是出类拔萃了，我应该是以很优秀的成绩参加中考进入成都七中的。在成都七中这个自由氛围很浓厚的学校中，因为有很优秀的良师益友的教诲和鼓励，我的学业一直是很优秀的，众望所瞩的被大家认为会在1966年的高考中考入清华北大北航中的一所。当然30多岁才有机会读上大学，对这种机会的珍惜使我学习十分努力，即便有当时带着两个双胞胎孩子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窘迫，我的大学各科学业是学得十分优秀的，为我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科研奠定下良好的基础。

但是从学习方法来讲，用今天的话来讲我确实有点“另类”，可以说是极不规范极没有章法，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随心所欲，用另外四个字天马行空来形容也不为过，用一种贬义的说法就是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歇。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各科学业的成效优秀，更多的是来源于自己那种有点漫不经心的悟性，当然也要感谢当年我的先生们对我那种因材施教的教诲方法，比如初中的班主任赵泽书老师，高中的数学谢晋超先生臧葆华老师和语文白敦仁先生，大学中的康世焜先生王荫清先生。与我高中时候的同班同学张昭特别优秀的学习方法相比，我在学习方法上的所作所为就简直不堪一提，好在我的悟性还能让我在学业上与她比肩，但我自己是清楚明白的，在很多知识点的严谨和细化上，我和张昭同学的差距其实是很大的。

我的学习方法中一个最大的陋习是随时都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即时兴趣行事，这种对喜好.和兴趣之外的事不管不顾也让我会很快的进入角色，这也许是我这种陋习最大的优点吧。习惯上不管是在学校课堂上还是在家中，只要脑海中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便会不舍不弃的深究下去，直到让那个问题得到我自我比较满意的解决。在大学一年级学习立体解析几何时，有一天课程要结束的时候任课教师卢先生布置了一道习题，布置的时候随口说了一句这个题目比较难，同学们如果觉得有难度也不一定非要完成它。当天回到家中后卢先生这句话一直使我挂怀，我居然花了大半夜时间去钻研这个题目，一口气弄出七八种解法才心满意足地入睡。

读书的时候有一种习惯说不上是优点还是缺点，那就是我不喜欢记忆而喜欢推理。对这个说不上是优点还是缺点的习惯，我经常自我调侃的说是自己的记性不好，这种说法其实还是有点站不住脚的，当年在成都七中时语文白敦仁先生曾要求我们背诵类似于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的大块头文章，我其实也很好的完成了背诵，所以不能说是记性不好就不想去记东西。但不知道怎的在习惯上用就是不愿意去记忆东西。比较典型的是对数学公式和数字的记忆，简单的像30度45度60度这几个特殊角的三角函数值，我从没有刻意的去记忆过，都是每当要用时或者在纸上画出一个特殊角三角形，甚至在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个三角图形，然后去即时推断他们的三角函数值是多少。稍复杂一点的例如三角诱导公式倍角半角公式乃至和差化积积化和差公式，我都没有去强行记忆过，至少没有刻意的准确记忆过，也就是说我在使用的时候都要去推导一下，记忆中的仅仅是一个印象是个参考。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在观念深处认为一个人的大脑不可能存储那么多东西，有些东西不需要去记忆而能够通过推理推导得到，那就不要强行把它存储在大脑中了。

在读书学习时我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怪习惯，那就是喜欢在比较喧哗的环境中看书或者是做习题，比较典型的就是喜欢听着当年比较普遍的收音机广播边听边做功课，而这种听不是一种音乐或者歌曲，更多的就是广播内容。这个怪习惯说好听点叫“闹中取静”，说夸张点叫“一心两用”，这些褒义的说法是不能抹杀这个习惯的怪癖的，这个怪癖的习惯当年是如何养成的现在也理不出头绪了，只是记忆中自从家中购置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后，我就是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完成功课了。

这种学习习惯上的凌乱和不规范在有些特定的情况下还是能表现出他的优点，那就是可以让我锲而不舍的把一个问题钻研的比较深透。记得当年在成都科技大学大四快要毕业时，系主任王荫清教授把我引进了模糊数学之门，等我拿着王荫清先生给我的模糊数学的资料时立刻就着了迷，是连续的用了将近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认真攻读，很快便进入了角色。模糊数学的基础是模糊集合，与所有的传统数学都建立在普通集合基础上一样，所有的模糊数学都建立在模糊集合之上，也就是说传统数学的所有分枝，都可以在模糊集合的基础上拓展出相对应的模糊数学分支，进入了角色的我就是凭着习惯所养成的那种刼性，很深入的进入了模糊数学各个领域，这对于我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后来西南财经大学在教学科研上做出相应成绩是至关重要的。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生活中的“锁事”吧。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我住的和需要管理的房子转多，会时不时遇到一些水电问题，房子中的水电出了问题，当然是找水电工去维修，但个人对这些水电问题也很感兴趣，有工人来维修时我总是在旁边看得很认真仔细，有一种把出问题的原因彻底弄明白的欲望了，这也许是对琐碎之事的一种特别挂念吧。

说到了房子较多，就又有一个有意思的趣事觉得可以记叙一下。我在上世纪90年代购有了一些房子，当年的房子都是砖混结构的多层，进入新千年后这些房子的环境和交通有了改善，比较适合当年刚毕业的大学生租用。正好那个时候我从商海回到了西南财经大学教书，高校教师不坐班空闲的时间很多，于是我便开始改造这些房子用于向大学刚毕业生们出租。其实最早的想法源于有二三套大房子，面积都在130以上，最大的一套将近170个平方，整套租出去的可能性不大，于是我就想着把它改造一下，改造成一间一间的单间出租。

首先改造的是一套在7楼的跃层房子，这个房子在七跃八，面积130多平方但却是三室二厅二卫，要命的是因为是老式的砖混结构房子，不少在顶楼的业主己在反映屋顶漏雨水问题，我的房子虽然还没有漏雨水，但也应防患于未然。我想到的最好的防雨水漏水的方法，就是把整个屋顶都盖上让雨水不在屋顶上停留，屋顶上都没有水了自然也就不存在着漏的问题了，正好那个时候小区不少在顶楼的业主都在楼顶上搭建房屋，我也就加入了这个行列。这种搭建后来特别是现在是不行的，叫做违章搭建是要被拆除的，但当时管的并不严，法不治众有关方面也就听之任之了。

最后是在这套房子的顶上搭建了三间房子外加一个卫生间，然后把这套房子赠送的一个花园式露台也搭建成一间房子，七楼把一个比较大的厅改造成两间房子，把饭厅也改造成一间房子，这样七楼就有了4间房子，七跃八的八楼把一间很大的房子改成二间，这样八楼也就有了4间房子。这样完工之后这套房子居然有11个房间可以对外出租，当年的大学毕业生都是80后，毕业后想留在成都的人较多，对住房也不挑剔只要便宜就行，所以这十一间房间很快的就租出去了，房租一间在300元到400元之间包水电气物管等费用，价廉物美一度供不应求。

于是我又加紧进行其他房间的改造，一套在五楼的大房子原来就有4个房间和一个比较大的客厅与一个饭厅，也把客厅改成两个房间饭厅改成房间，加上最后的一点改变，这套房子就有了8间房可以出租。另外一套也是七跃八在顶楼的160多平方的房子，也改造为有8间住房可以出租。另外在西南财经大学住房改革中所购买的一套在城区的一套二房子把厅改造为房间，也一共有三间房子可以出租。这样这几套房子一共有30间房子可供那些刚毕业的学生租用。

最大最集中的改造是把一层楼的四套房子进行搭建，这四套房也都在顶楼。先是把原有的厅改造成两个房间，加上原有的房间，这样原有的一套三的房子改造成有5个房间可以出租，一套二的房子改造成有4个房间可以出租。然后在每一套屋的屋顶进行了搭建，一共搭建出10个房间，加上原来房间中的单间改造，一共有28个房间可以出租。改造工程全部完成后，加上购买的几间本来就是单间的房子，一共有60余个单间出租。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了。一个是这么多能租出去吗？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紧锣密鼓的改造这些房子，完全是被要租房子的同学们追着要租的情况下进行的。当年80后的大学毕业生，奋斗精神很强也不挑剔物质条件，只要房租便宜有利他们很好的留在成都奋斗，至于居住条件稍差点他们并不十分在意。另外就是我这边也有一些支持他们的措施，主要是房租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付，减轻一些经济条件并不十分好的同学的经济压力，这样使得来租这些房子的刚毕业的同学们络绎不绝，颇有一点供不应求的味道。

再就是怎样租出去？当年的出租房市场很开放方便，除了有门店的中介在支持出租外，网络上出租房屋的平台也很多，把房源往出租平台上一发出，很快就会有同学打电话找你联系。除了这两个渠道之外，当年同学们还口口相传互相推荐，我的联系电话在很多高校同学们中都有，同学们在相互传递介绍中，对房子的位置交通价格等都要做详细的推荐，特别强调房东是西南财经大学的老师，房租一个月一付，大家尽管可以放心的去租来使用。

更使人感到满意的是住进这些房子的同学们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集体地居住在一套房子中，虽然各住一间。但相互之间的联系沟通交流都很好，一套房子的公共环境方方面面特别是卫生，都自我管理自我维护的很好，就给我减少了很多管理上的麻烦。不少房子都有同学自告奋勇的为我的房间出租提供服务，有新同学来看房时，他们会主动的带新同学看房子作介绍，同学们的这种自我管理精神和能力，使我这个大学老师感到十分欣慰。

最后的问题是房租的收取，为了方便出租也是支持同学们，这些房子都是一个月付一次房租，同学们对老师的支持十分感谢，到该付房租的时候他们都会主动的把房租通过银行转账到我提供的银行账户中去。当年在收取房租上还是比较忙碌的，60多间房子，每间都是一个月付一次，一个月要收60多笔款项，平均每天至少两笔 也就是说在那几年中平均每天我都会收到六、七百块钱的房租，这还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这些房子这样租了好几年，后来基于很多原因，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始的时候，卖掉了其中的五套房子，这样出租单间减少了一半多。卖房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吧这种比较陈旧的砖混结构房子置换一下，卖房的资金在2012年左右置换成了三套城区的电梯房，两套在城中心人民公园附近，是毗邻的胜西小学的学区房，一套是青羊区打造的青羊新城中品质很好的小高层电梯房，这几套房子购进的时候正在比较好的价格点位，购买后已经翻倍升值。当然还余有一部分资金去买了六套公寓房，虽然购买价格不高，但到现在升值也不大，这应该是初次介入成都市的公寓房不太了解行情所致。

剩下的房子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后，出租就没有那么好了，一是后来的大学毕业生对住房的品质要求提高了，改造出来的群租房无论房间本身还是小区环境都不太好，特别是没有电梯，慢慢的就不被青睐了。二是很重要的一个出租渠道也就是网站上的租房网，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的小网站自生自灭，最后就只剩下几家有影响力的大网站，使得在网上发布房屋信息不是那么通畅成本也增加了并且效果并不是太好。这个时候来了一大批出租房包租公司，在房东手中大量收房做二房东，到后来我也把逐渐出租得不是很好的几套房子交给了一家叫蛋壳公司的包租公司。

这个蛋壳公司是在美国上市的一家上市公司，经营和管理实际上是很规范的，只是后来因为规模扩张得太快，加之从2020年起又受新㓂疫情的影响，导致最后资金链出了些问题。我有两套房子交给了它，交给它的时候出租状况已经不太好了，位于青羊小区的那套已闲置有相当时间没有人来租了，在交大花园武侯小区那一套也有较长的时间没有租满，主要是要想出租得比较好必须要对房子进行升级改造，从我的角度考虑因为出租前景的不确定性就不大愿意投资，房子就这样不死不活的拖着。蛋壳公司包租了这两套实际上已经很破旧房子后，进行了彻底的大规模升级改造，重新装修了房屋并配置了家俱和空调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及大门与房间门的密码锁，加之他们公司良好的在网上推荐出租房的渠道，房屋出租状况是很好的。

问题是规模扩长得太快，加之新冠疫情影响到了租客和出租收入，蛋壳公司在2020年下半年资金链断裂了，比较规模性的不能给原房东支付租金，最后蛋壳公司选择了终止与房东的租赁合同。我的两套房子全部退还给了我，房间的装修和配置的空调等设施都转给了我，房子交给我的时候其实每个房间都住有房客，当然蛋壳公司收取的每间房子的房租较高，因为他们联合网贷公司对房客提供了租房货款。我在接受下这些房客后降低了一点房租，加之房子又升级改造了增添了空调等家具家电，便得这两套房子到现在仍然对外出租的较好。

其实蛋壳公司是属于那种正当经营的公司，它同也在2020年七八月份跑路的骗子公司不同，它是在经营中出现了失误，主要是扩展规模太快资金跟不上，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使资金链断裂，它处理问题的善后还是很好很规范的，不是一跑了之。我的那二套房子没有收到房租的时间最多两三个月，在我的积极介入与原有的租客沟通交流，并在蛋壳公司的主动配合下，原有租客很快解除了与网贷公司的租房贷款合同，在我降低了房租的情况下开始向我付房租，问题和矛盾也就很顺利的解决了。把整个账算一下，虽然我有两三个月没有收到房租，但房屋的装修和家具家电等设施实际上已经数倍的弥补了我没有收到的那点房租的损失。

说到2020年七八月份有一批骗子公司也在成都广为收出租房二手包租，这些公司一来进入运作就是骗钱跑路的套数。他们先是高价向房东收房，然后低价出租给租房人，关键的要害是租房人要付9个月的房租，运作到某个时候便卷款跑路，引发出2020年下半年受害的租房者集体向政府有关部门投诉乃至报警。当年我也拿出了好几套房子出租给了这些骗子公司，我是出租给他们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骗子公司的，只是当年新冠疫情下房子本身也租不出去，我想打一个时间差能收到半年的房租也不错，果然在房子付了两个季度的房租后骗子公司就跑路了，我和被骗的租房人采用各自损失一半的方法解决了矛盾，并最后挽留下这批租房人继续租用我的房子，在当年那个新冠疫情环境背景下能有这种结果应该还是比较满意的了。

那一次大规模的骗子公司在房屋租赁市场上行骗，被骗的租房者在好几个月的时间中不断的集中向政府上访投诉报警，也批评政府有关部门的不作为。经过那次风波促进了政府有关部门首先是住建局对住房租赁市场的管理，主要是对这种包租公司加强收取房租资金的管理，凡是租房的人一次性向包租公司交了三个月以上的房租，包租公司所收取房租的资金住建局都直接监管，确保资金能够支付房东的房租，所以到现在成都的包租公司应该都是正常经营的，基本杜绝了那种卷款跑人的现象，我现在也有几套房子交给这些正常经营的包租公司，应该说状况还正常吧，如果说到风险，那也是经营风险了，也就是说包租公司承租了我们这些房东的房子，但如果整个住房租赁市场并不活跃，它包租到手的房子受市场环境的影响不能按计划租赁出去，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了。

说了很多租房的“琐事”，虽然繁琐但不知怎的我做起来还是觉得有趣，也许我本身就是一个琐碎之人吧。接下来想要记叙之事，把它说成是“锁事”似乎不太妥当，但对于我这个琐碎之人来讲，也许它确实就是“锁事”，这个事就是高等学校的管理架构。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30余年，对国内的公办院校的管理架构有些观察和见解，说实在话对公办高等院校的管理架构实在不敢恭维，简言之就是行政化，把一个好端端的教育机构弄得像衙门似的官员化，不仅是书记校长这些管理人员，就是老师的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都在用厅级处级人来匹配，真有点令人笑掉大牙的味道。不过有一点还是万变不离其宗值得肯定的，那就是教师的教学以及教师与学生的师生关系，不管公办高校行政化有多严重多离谱的使教师失去了办学的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以及在师生关系上还是起着主导的作用。

对公办院校管理架构和管理机制上的诟病实在不想赘言，因为说了也无用。我从体制内公办高校退休后在民办高等院校工作了十年，先后在三所民办高等学校担任院长，是比较身体力行的对民办高校的管理机制和管理架构进行了研究与实务。其实高等学校的管理架构，走在前面的发达国家已经探索出成功的管理机制，国外无论是私有的还是公办的高校，管理架构中校一级管理班子都很小，工作的重心都放在相对比较独立的学校下边的学院中，这应该是一个已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架构。国内的公办高等院校承袭政府的行政化就不说了，居然国内的民办院校，不少学校仍然有庞大的校级管理班子。

我在民办高等院校担任院长的十年中，比较坚持校级领导班子不要庞大的管理架构，几个学校中在四川天一学院实施得比较完善。当年四川天一学院校级班子中虽然成员也不少，但更多的成员是在系上第一线，在学校这个层面上只有我和一个管教学的副院长，比如当年有4000多学生的建筑工程系，就是由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龚老师在担任系主任，她的主要工作责任和精力都在系上，有3000多学生的会计系也是由党委副书记兼院长助理杨老师在担任系主任。按照我的管理架构的设想，四川天一学院最后将在学校下边设几个学院，我会让这些学院的院长也像龚老师杨老师一样，一方面是校级领导班子的成员，但主要的工作重心是在下边的学院，只是后来我们离开了四川天一学院，这个设想没有来得及实施。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和“书”有不解之缘，也来说说与它有关的一些琐碎之事。说到“书”，它应该有几层意思，首先是阅读书，再就是撰写书，最后是收藏书。阅读书籍是我从小的爱好，这与有一些文化的父亲带给我的方方面面有关。但幼年的时候能找到的书很少，印象很深刻的是两本书反复读了多次，一本是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作家杜鹏程撰写的，反复读了多次的这本书让我对当年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国共两党在延安的战斗印象和记忆特别深刻。另一本是由有很多开国的将军所写的文章和编成集的，书名叫《红旗飘飘》，这本书记叙了很多将军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战斗生涯，是将军们的回忆录合集。当年阅读这两本书主要是在周末，父亲会把我带到免费的位于提督街的工人文化宫，他看报纸我读书静静的度过祥和的周末。

11岁的时候转学来到了望江校小学，当我看到那些川大工学院的教授家庭同学家中有那么多书时，是既惊讶又羡慕，特别是那些同学家中都为他们订得有适合小学生读的杂志，这让我增添了很多知识，当然同学们也借阅给我看，让我领略了知识的浩瀚海洋。

进入初中之后开始读小说，首先是四大名著《西游记》《封神榜》《水浒》和《红楼梦》，四大名著中《西游记》和《水浒》是读得比较入迷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因为这两本书的故事情节比较紧凑和连贯，至于《封神榜》与《红楼梦》虽然也是有故事情节的小说，但好像对我来说可读性差了一点，特别是《红楼梦》中故事情节是家族中的事，好像也不是很紧凑和精彩，对少年的我吸引力不是很强，基本上是草草的浏览了一下。除了这四大名著之外，还读了《醒事恒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聊斋》，那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可能因为写的是社会现象吧，读起来很让人印象深刻。

上了成都七中之后，应该是因为功课的原因，读的书内容更窄一些了，但好像也读得更精一些了，那段时间读的比较多的是鲁迅先生和毛大爷的文章。说到在成都七中上高中的阅读要忆及一下给我们上了三年语文课的白敦仁先生，现在回想起当年白先生的语文教学，我觉得好像重点就是阅读和写作，似乎白先生很少跟我们讲到中文的语法。他首先很强调阅读，除了鼓励我们尽可能多的去读各类文章之外，更强调和要求我们背诵所阅读的文章，不仅是短小精干的好文章让我们去背诵，就是有些精彩的长文章比如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毛大爷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师说》、《岳阳楼记》这些比较长的古文，他都要求我们背诵。

白先生教学中也很强调写作，他很鼓励我们在完成他的命题作文的时候要放开思路敞开思想来写，不要被命题所局限，到了后来高二高三他甚至让我们自己命题作文。我当年对完成这些阅读和写作是很投入的，当年我在谢晋超先生的引导与教诲下对数学情有独钟，对所喜好的数学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时间，但同样在白敦仁先生教育与指引下对阅读和写作投入了很多情力时间，虽然说不上是喜好中文。近几年我撰写了七八十万字的回忆录，有同学谬赞我的文笔好文字可读性强，文笔好不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但能写出这么多文字应该是当年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先生们所给的功底。

高中那三年所阅读的书主要是鲁迅全集和毛泽东选集。鲁迅先生的文章浏览过不少，他的不少文章都认真精读过，感悟鲁迅先生对社会和人性是看得一针见血十分入木的，他用犀利的文字鞭笞着社会和人性的阴暗。至于毛大爷的文章，很感悟他在平淡的叙事中所表达出来的深意，比如早期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后来的《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胜利进城之际的《别了，司徒雷登》读起来从文笔和文采的角度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那三年中，有一种读书让人记忆深刻，那就是周末到春熙路上当年最大的新华书店站着读数学参考书的景况。当年对数学的酷爱让我很想读到更多的数学参考书籍，对中学生的我这类数学参考书的最好也最方便来源是新华书店，当年春熙路上那个新华书店对自然科学书籍是开架销售的，读者可以在书架上选择要购买的数据，但我没有更多的零用钱买书，于是就经常在书店站着阅读这些数学参考书，也许是站着阅读吧总觉得这个时候读的哪些内容印象特别深刻。

外国名著我读的比较少，读的时间是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期间，那几年因为没有人管我的日常工作我其实很闲暇，像《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弗》、《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都是在哪个时间阶段阅读的，当然那个阶段阅读这些书籍是有风险不能公开的，好在我的工作生活环境起到了很好的掩饰和保护作用。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也是在那个时间重新认真精读的，但我始终没有进入到大家所说的阅读这本书的境界。

在阅读上我感到最通畅的是经济管理类书籍，在文化大革命当逍遥派时对隔壁邻居老师家中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我是把它精读了的，这从后来我在胜利公司给那些政治夜校教员们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的信手拈来可以见到当初阅读的功底。大学毕业之后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时泛读的很多经济管理类教材和专著感觉上读起来十分流畅，也许我是从理工科专业的角度在读这些文科书籍，对它们有点泛泛读之没有真正的入门，甚至在很多时候阅读它们时产生了它们好像不是科学或者至少是科学的“味道”不足的感觉。

说了一些对书的阅读的有趣之事，接下来说说我自己撰写书籍的事。我编写的书都是学术上的，第一本书是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后，把模糊数学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中的专著，书名为《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1987年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撰写上比较顺利，因为他的内容除了介绍模糊数学在经济管理中可以使用的数学方法外，主要是收录了我用模糊数学方法研究和解决经济管理中实务问题的案倒，其中有不少是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比较有趣的事发生在这本书的出版上，当年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我这本专著时刚刚组建成立，我这本书是它出版的第11本书，也是它出版的第1本数学类书籍。首先是编辑，正好出版社刚新进了一位理工科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便由他担任了我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其实他也是出版社中唯一能够编辑理工科书籍的老师，毕竟模糊数学是问世不久的前沿性生学科，所以在审核上还是比较麻烦，在责任编辑努力下三审也终于完成了。

书稿发到了当年的国营大厂新华印刷厂排版印刷，有一两个月了工厂也没有反馈回什么信息，于是我和当时出版社的办公室主任李老师商量着一起到工厂去看看。李老师是英语老师，曾和我一起在基础部工作过所以很熟悉，他是一个摩托车骑行者十分喜好摩托车，于是我就搭乘他的摩托车从城西的学校穿城而过到城东北边的新华印刷厂，摩托车穿行在机动车道上，周围都是快速行驶的汽车令人有些心惊但也别有风味。到了工厂一看，我的书排了有10多个页版放在车间的一个角落边，上面已经蒙了不少灰尘，显然有一点时间没有开工了，找到排版车间领导询问了解情况，才知道的是数学书籍排版难度太大，很多数学符号手工排版使工人无法往下进行。

这要说一下当年的印刷，上世纪80年代我们的印刷厂还是采用手工字钉排版，书稿的所有文字包括数学符号都得一个一个字钉由工人一页一页的排版。数学书籍特别是我那本关于模糊数学的书，它所使用的数学符号有很多上下角标，工人的排班难度很大所以进展缓慢。进展缓慢也得慢慢的往下排呀？在我们的追问下车间领导才委婉告诉我们因为排版太难，已经没有工人愿意接手往下排这本书。怎么办呢？李老师是一位很有魄力的人，他果断的决定拉走已经排了10多页的那些书版，回学校印刷厂自己排版。

接下来我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是窝在学校印刷厂，与工厂的排字工人一起进行我那本书的排版，因为确实模糊数学的数学符号不仅较多并且难度也很大，我得和工人一起商量着如何选择字钉排版，经过努力书稿终于排版完毕并付印成书。

第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后，就在上世纪80年代后几年中，我先后出版了好几本专著，其中有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经济管理中的数学规划最优化方法》与《目标管理与目标规划》，有由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保险费计算的理论和方法》，这几本书的内容都是数学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是我在数量经济学中研究的成果，主要与我的数学专业方向也就是模糊数学和运筹学相关。出版的最后一本专著是由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与分析》，这是一种很实用的财务管理软件的系统设计著述，它的撰写与出版与我在上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中的游弋有密切的关联。

在编写和出版书方面教材就比较多了，先后由我主编的教材有五套二十余本，主要是财经院校不同层次的经济数学教材，包括一般经济管理类专业专科的本科的，以及经济信息管理专业理工科的，这些教材分别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和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出版。在这些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过程中，既结识了一批财经院校的数学老师，也结交了罗江印刷厂领导和不少工人师傅，在出版学生们开学要用的教材目标下，大家其乐融融的在一起工作着。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担任几个民办高校的院长时，还在西南财经大学出版了一套会计专业教材，全套一共有十本囊括了高职高专会计学专业的主要课程。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我撰写了《股海三部曲》一套三册，包括《新手炒股入门》、《从零开始学看盘》和《股票买卖技巧与实战操作》，这套书最后由商务印书馆的龙门书局出版。这套书中自我比较欣赏的是第三册《股票买卖技巧和实战操作》，在那里我比较详细的描述了各式各样炒股心态，强调切忌浮燥是作者多年实战的经验宝典，不追涨杀跌是作者多年实战的格守信条，“操作就是战胜自我” 是作者多年实战的内涵修养。我告诫每一位入市的炒股者，如果你能把进入股市像闲庭信步一样悠然自得，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你就成功了一半；如果你漫步股市能轻松自如心境宽阔，尤如在自家花园中散步一样，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你就完全成功了。

我现在正在撰写的回忆录，应该也算是一部自己的著作吧，从2020年上半年开始动笔，到现在五个年头过去了，已经完成了将近八十万文字，按照我现在的撰写兴趣以及计划，最终突破一百万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对我来讲应该是多年的书籍撰写中的一部“巨著”了。但现在手头仅仅是完成的回忆录文字的电子文稿，不少朋友问我是否有出书的打算与计划安排，我想我把它制成纸质书籍应该是肯定的，至少肯定要把它印刷出来，当然更想有出版社正式出版，只是这个事情涉及到方方面面，有些具体问题还需要仔细斟酌，但要出书是一定的，这应该是一部我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封笔之作吧。

接下来说说我的所谓“藏书”，用到藏书这个词确实有点底气不足，我只能说收集了不少的书，完全不能说是藏书，冒昧的用的这个词是与儿时受到的震撼有关。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已经讲到过孩提时候关于书与知识对我极其震撼的二件事。一件是十岁多一点吧，一天我正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前边那个很大很漂亮的荷花池嬉戏，因为是在水中玩耍光着脚衣服上还有少许泥点，这时早先就认识到的一位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长者招呼住了我，让我上岸跟他到图书馆去看看，我就这样打着赤足跟着长者进入了四川大学图书馆，他把我领进了一排当时就让我目瞪口呆的房间，后来知道那是四川大学图书馆的馆藏书库，一排排高矗到屋顶的书架上十分整齐的放了对儿时的我来讲是数不清的书，我被眼前的景象镇住了，仿佛在那一刻才知道书与知识的凝重。另一件是有一天放学后，同桌的张峡同学带着我到了绿阳村他的家，当进入他父亲的书房时，满屋的藏书也让我惊呆了，这时我才知道除了图书馆外，教授先生们家中也常有很多很多的书。这两件事给我带来的震撼让藏书这个词在我心中种下的根。

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后，我便有意识的集成自己的书，当时学校分到了一个一套二的房间，我刻意的把一间房子弄成了书房，除了购置了几个书柜之外，当然还有一个沙发床。首批陈列上书柜的是我从中学到大学读书时的教材和参考书，随着经济条件的好转，我也开始有意识的购买国内自己需要的书籍。最后能够使书柜充盈的机会是四川财经学院图书馆处理了一批理工科书籍，当年四川财经学院藏书太多但能够储存的地方十分不足，有相当大一批多年闲置的书被打包放在行政楼的空闲办公室中，随着学校招生人数的增加，行政人员也在增加这些办公室就需要启用了，最后学校决定把这批主要是理工科的书籍低价应该说是廉价处理给教职员工，这批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对我来讲是很珍贵的，因为它们是当年很不容易寻得到的数学专业的很多书，其中主要是上世纪50 60年代翻译过来的前苏联的数学专业教材，我在这次学校廉价处理这批书的过程中收集到了不少书籍。

当时的过程也很有趣和搞笑。这批书从行政楼办公室中搬出来后，就放在行政楼的入门大厅中，也没有人管理，是自己到图书馆中去问，才知道是要处理给老师们的，欢迎老师们去自我选购。选购的人并不多，估计它主要是理工科的书籍，当时四川财经学院的教职员工中理工科老师并不多，所以问津这批书的人很少。因为这批书对我太实用太需要了，我便去挑选了不少，挑好了之后书放在行政楼入门大厅中，便去图书馆交款，这时被告知要到学校财务处去交，去了财务处才知道他们对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只是知道这批书有老师要买可以到财务处交款，财务处的老师问我买了多少书要交多少钱，我也感到很茫然，因为是处理的书该交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然后又回到图书馆去问，得到的回答就很搞笑了，她们说你觉得要交多少该交多少你就交多少嘛，于是又只好去到财务处，几经往返真的是自报金额交了款然后把书拿回家。后来搞明白了，这批书学校的原意就是哪些老师需要就拿去用，本来可以赠送给老师们的，但毕竟是学校的国有资产，所以也不好大张旗鼓的对外讲，所以图书馆财务处这些学校部门也只需要老师们象征性的给点钱就行了，因为最后没有被老师们挑上的书都当作废纸处理了。

整个上世他80年代中，伴随着经济条件的迅速好转，我购置了很多书，除了一些经济管理和数学上的专业书籍外，也购置了很多其他书籍，有点要藏书的味道了。上世纪80年代是思想很解放很活跃的年代，在向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中，出版界也很开放出版了很多一套一套的书，比如各类世界名著，金庸古龙梁羽生等的武侠小说，以及各种各类词典等工具书。在销售上也很方便，各大书店甚至是出版社自己经常把书送到学校中来摆摊销售，并且价格十分便宜，那段时间为了充盈书柜我买了不少书。看着房间中五六个书柜整整齐齐归类摆放的书籍，很有一种充实的感觉，严然就以为自己是一个藏有书籍的知识分子了。

后来搬了几次家，先是由学校搬到茶店子，几年之后又由茶店子搬到石人小区，又过了几年由石人小区搬到西南财大光华校区对面的光华园，也是几年后又由光华园搬到女儿在树德中学光华校区读高中时的一个过渡房中，住了不久最后搬到现在住的地方青羊新城。几次搬家丢弃了很多包括家具小家电在内的物品，唯独这些书一直是辗转随行的，比较有趣的是每次搬家时都要受到搬家工人的嬉戏，他们一看到要搬的物品便叹口气说“又遇到孔夫子了”，为了安抚和鼓励他们我肯定是立马告诉工人们搬吧搬吧，搬完了我会给奖励的。确实搬这些书很辛苦，书的体积不大但很重，特别是从茶店子搬到石人小区以及后来从石人小区搬到光华园，因为石人小区的房子在顶楼七层又没有电梯，工人们用箩筐背着这些书上下楼确实很费力很辛苦，我能够做的就是在搬完之后多给他们点奖金吧。

一次次地搬家，书是有增无减，骨子深处总是觉得自己也算是一介知识分子了，总得有这些书籍作为自己的陪伴，确实每次在书房中望着这些书内心还是有点自豪感的。从光华园搬到女儿读高中的过渡房的时候已经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那个时候已经从西南财经大学退休在民办高校四川天一学院工作，我预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书籍最终也不大可能永远陪伴在我身边，于是在搬家前我精心挑选了一部分书，其中有我自己撰写的书，也有一批我十分喜爱觉得要珍藏的书，包括大概是1966年上半年或者1967年初我所记载的成都七中1966年6月开始的几个月文化大革命大事纪笔记本，把它们很好的封藏到了光华园那套房中九跃十的楼梯下边。

最后一次由女儿读高中的过渡房到我现在居住的青羊新区时，各方面多种多样的原因让我决定要最终处理掉这些书籍，这个想法在从光华园中搬出时可能就有点潜意识的存在了，所以那个时候选择了一部分要珍藏的书籍予以封存。多种多样的原因中首先是这些书籍的实用性，这批书跟随和伴倍了我多年，对当年的工作和学习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进入2000年后一方面工作和学习的内容己不大可能在这批书中得到支持，另一方面资料的查找也更多的是在网上找电子版，所以它们的实用性就很小了。再有就是观念上当年有这么多书籍一直让自己沉浸在“卿本一介书生”中，现在退休了年龄增长了，这种自得的心态也在逐渐淡漠。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新搬的家中再也没有位置放下这么多书柜摆放它们了，所以这批书籍在我搬入现在居住的房子中时被我忍痛处理掉了，珍藏了二三十年，说是忍痛处理掉还真有那么一份情感。

“锁事”中有一类不知道是来自于我的好奇心还是固执的习性，就是我很痴迷于去琢磨一些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也不是说去琢磨的事情不重要，客观上它们还是日常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先从前不久家中发生的一件事情说起，大约两个月前吧，家中橱柜的洗碗槽有点漏水了，虽然漏得不多不大但还是使人比较烦心，因为兴趣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仔细观察它，这是我历来都有的习惯，也就是先要自己看看是什么原因，一般是弄清楚原因后再决定是请人来修还是自己动手。为了弄清原因我还特意去买了一个新的水龙头，仔细分析了洗碗槽水龙头的结构，经过检查分析漏水的地方应该是那个冷热水龙头，并且判断出水是沿着进水的热水管漏下来的，只是漏水的情况有点奇怪，就是用热水的时候漏得不凶，反而是用冷水的时候水就比较历害的沿着热水管漏下来了，再就是不用水的时候是不漏的，但从道理上来讲不用水的时候冷热水管和龙头中是有水的，因为二根冷热水管的阀门是打开的，水是可以流入两根水管和水龙头的。

看到这个情况我就开始琢磨了，到底漏点在哪里，为什么不用水的时候不漏而用水它就漏，并且用冷水时比用热水时漏得凶得多。试验观察了多次之后感觉上认为是水龙头有问题，而不是进水的两根水管有问题，于是找机会去请教了一下水电工，得到的指点是漏点一会有三处：一是进水管坏了漏水，二是水龙头坏了漏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进水管和水龙头的结合部漏水。在这种指点下，我又进行了仔细的观察，首先排除了两根进水管坏了漏水，因为漏的水不是从两根进水管上直接漏出来的，而是从进水管和水龙头的结合部开始顺着热水管流下来的，水龙头坏了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没有用水时水龙头和进水管中是充满了水的，如果水龙头坏了不用水也会漏出来的。最后觉得还是漏水的那根热水进水管与水龙头的结合部出了问题，果然把这个结合部进行了处理后漏水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事情写起来过程很简单，其实琢磨它我还是花了个把月的时间，当然不是这一个把月天天都在琢磨这个事情，因为水漏的不是很凶，暂时用一个盆子在下边接着漏水，这一个多月中就断断续续的边观察边思考。这个事情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发现漏水了去找水电工来检查，但依我有过的多次经验，水电工来检查的时候也是挺麻烦的，他得根据现场情况和他的经验找出漏点，如果他的经验丰富和运气好会很快就照着漏点，但更多的时候是你得陪着他折腾大半天，最终如果能够找出漏点还好，但很多时候最终他会告诉你换一个新的吧，其实你去请水电工的时候一般他都会建议你换一个新的，当然换一个新的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花钱也不多，只是个人的性态决定了遇到这种问题你会怎么办，我的心性就是始终有一个想自己把问题搞清楚弄明白的念头，因为最终把一个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弄明白之后会有不少的乐趣和享受感的。

这种有点奇怪甚至过程有点自虐的心态应该是我从孩提时候就产生和形成的，记得当初每个周末从城中的光华街步行到四川大学，在沿着锦江和当年还有的城墙朝九眼桥方向走的时候，当年的实际过程就让我形成了这种心态。其实当年走这段路程的时候，我年龄也就是9岁左右吧，沿着锦江走的那段没有多大问题，因为还基本有路并且方向也很明确，但走当年被称作垮城墙的那段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了，除了知道应该往沿着城墙往前走的大方向外，城墙内外基本没有路或者是有路我不知道，这段路程最后走通不是一气呵成的，前前后后我走了多次，每一次都是走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我心中没有多大把握往前走了，怕找不到方向迷了路然后又折返回来选择其他的路径去四川大学，然后下一周再去探索，当然每一次都是走得离九眼桥越来越近，当最后那次彻底走通的时候，作为一个孩子我的自我成功的感觉达到了顶点，当然也由此带来了乐趣和享受感，这大概是我这种奇怪心态的由来吧。

这种情况其实在我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发生，大事小事都有。说一件大一点的事吧？这个事就是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多次记叙到的1998年我带队去兼并成都市装璜印刷厂时的一个细节。当年说到要由我带队操盘去收购这个厂，首先送到我手中的是这个厂的财务报表，我粗粗的看了一下不置可否，因为从一个财务报表上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财务报表上很多财务概念与实际的情况差异是较大的。比如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就需要仔细分析，固定资产和存货首先要确定是否账实相符，因为会有不少是账上有实际无，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需要去判断能收到的比率有多大，至于其它应收款基本上会是一个空数字，又如负债中应付账款与预收账款也有一个判断需要实际付出多少的问题，这些都需要实际去考案。

财务报表中还有不少虽然与兼并收购关系不太大的财务数据，它们的财务概念与实际中的情况也有不少差异。比如利润表中有一个待摊费用，它在实际中的情况与报表所反映出来的差异是很大的。很多这种财务专业的实务知识在我这里都是因为喜欢并且很执着的去研究去琢磨问题才在工作实践中逐步增长的。当初从西南财经大学进入市场经济游弋时，对这些财务报表上的财务概念，我是很坚决的是要弄清楚弄明白它们在实务中的意义的，也确实花了些时间花了些精力才把它们琢磨透彻搞明白的。搞明白的琢磨过程中似乎也很迷茫，但弄清楚明白它们对实际工作是有很大帮助的。

因为有这些实际的财务工作知识与经验，对我在决定对成都市装潢印刷厂的兼并收购工作程序与方法有极大的补益，让我在兼并收购中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事宜，最终很得体的实现了兼并收购的目标。这种弄得很清楚明白的财务实际知识，当年我到前面回忆录中曾经详细叙述过的那个公司去做经济顾问时，去了后我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提出要清产核资，主要是要弄清公司的家底才能更好的做好这个经济顾问，没有想到这个务实的行为得到了公司员工的肯定与赞许，后来在发生一些变故公司员工要“清君侧”请顾问团撤离时，出现了员工们提出“许老师不能走”的要求，除了有其他一些原因外，我这个一去就要清产核资的做法，是在员工们心目中留下了很深刻的许老师是干实际工作的映像，这是他们不愿意让我离开公司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在房屋装修中电工的活路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事。比如在线路设计中，进房的那个开关位置，无论是自己装修房子还是买的开发商精装房，我都发现安装得有多个多门的开关，但这些开关的多个按键中有相当甚至有时多达一半是不起作用的，就是一个摆没，比如我买的几套恒大精装房，进门的时候有两组开关五个按键，但起作用的只有三个。因为我自己装修的房子较多，经验告诉我电工进场的时候他都要给你说进房后厅中的灯要分别开关，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要多布几组线，一般说来都会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也就点头了，于是你可以看见在进门的开关上布了很多组线，但最后工程完成之后有很多都是没有用到的，后来弄明白了电工他的收入在结算的时候是按照布的线的长度来计算的，所以就出现了开始他说的需要很多但后来实际上又没有用的情况，当然嘛这个情况也可以理解，作为业主不过是稍稍多花了点没有作用的钱。

但电工师傅的有一种技术和手艺，我是一直在琢磨希望把它搞明白，但最终时至今日也没有弄清楚。就是在我的不少房子中，特别是90年代买的那些多层砖混结构房子中，曾经发生过一些线路障碍也就是线路不通没有电了，因为有不少很熟悉的电工朋友，请他们来看后讲是地线没有了。因为是朋友他们也很尽心，每一次遇到这个情况，我看他们都是费尽心思的在想办法如何搭设一根地线，看他们很费心的样子我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一直想把它弄明白，但因为电工师傅们解决的时候都是试着在这里搭搭那里弄弄，有时候要反反复复的弄多次才突然弄好了，所以我跟在他们后边虽然很想弄明白这个问题但最终也没有搞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在组织一些学校集体编写经济数学教材的事情上，不少工作的细节还是很让人琢磨的。比如第一套教材刚开始时为了赶上教材在9月1日开学前送到各个学校，对教材出版的各个环节我都关心的很仔细，先是书稿的三审环节怕耽误了时间，定稿后的书稿送到印刷厂后，怕在排版印刷上出问题，便带着老师到了罗江印刷厂，果然发现工人们初次排版数学书籍效率不高，便和工人们一起反复切磋保证了书稿的尽快排班成功。

第一套教材顺利出版之后，由于很深入的琢磨了整个出版环节，使我感到这里边还有很多机会，事实上从第二套教材开始，我就在计划与实施自己承担出版核算的工作，这之中也有很多细节需要深入研究也就是说要去琢磨。比如如何从出版社取得书号，这个问题在当年还不像现在那样可以成为明面上的事情，需要处理好很多环节上的事情。在整个出版发行的过程中如何节省开支保障教材低成本高质量出版更是一个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事情，这需要弄清楚整个出版印刷发行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费用情况，当然特别重要的是在和印刷厂厂长们的交流中了解到在淡季预先购入印刷纸张能较大的降低出版成本，使得在整个实际操作中不仅使教材顺利的出版了让各方面都很满意，出版核算的结果还产生了相当的利润，并且为后来顺利出版了多套教材提供了在运作和事实施上的经验。

我对琢磨事很感兴趣，但对琢磨人却很漠然，在与人的交往上我比较随意，不是很在意对方的性态呀心思呀，一般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本来面目去交住。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曾经用较多的文字记叙过我在蒲江县大塘公社当知青时遇见的贵人郑书记，在当年都想回城的环境中，郑书记在我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之下，在我在大塘公社插队落户刚满一年的情况下让我回成都参加了工作。其实在与郑书记的交往中，我还真没有仔细琢磨过他这个人，更没有因为与他比较熟悉提出过什么要求，我其实到最后都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和我摆龙门阵，更没有弄清楚他为什么会很理解我而帮我去处理好那次打贫下中农的狗的事情。我与他虽然交往至深但确实是君子之交，古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我和他之间除了公社打牙祭他带话让我去吃饭之外，我这方面是连一杯茶水都没有请他喝过，我这边能够做到的就是每次与他交往的时候，只要他提到感兴趣的话题，我都是尽我所知以我本来的心性侃侃而谈，没有什么去刻意的迎合他的意思，我想也许是在当年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他对能够有我这样坦诚坦然坦率的交流交往之人而感到欣慰吧。

这种情况在我这里发生的还是比较多的，我这一生中特别是中青年时期关系比较密切的“领导”还是比较多的，应该说这些“领导”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都给予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特别是对我的理解和包容。但说真的，我虽然和他们的关系都特别好，但在当年实际的相处中，我确实没有去刻意的去琢磨过他们的性情，更没有那种揣摩他们心思的举动，我是把我这个人的本来面目毫无保留的展示在他们面前，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和他们交往交流，也许正是因为是这样做的，才能使我和他们有比较坦诚坦率的关系吧。记得70年代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从区委书记副书记到财贸部部长以及商业局局长们，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和他们打的交道都比较多比较深，和他们也有很良好的不仅仅是工作上的关系，我这里说的关系是大家都作为普通人的一种私交。记得当年金牛区管财贸的副书记，其实我和他打交道的时候不多，毕竟他是书记我不可能有事没事的去找别人聊天，但就是那些不多的交往中，我感觉到他是十分信任我喜欢我甚至可以说是欣赏我的，因为在工作交住中他对我工作中的支持还是很多的，比如当年到火车北站去请他在转让土地的报告上签字，如果没有自认为和他有那种坦诚但确实是真诚的关系，以我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可能是不大敢到火车站去找领导签字的。

另外就是那位财贸部的部长，因为来往的比较密切，我倒是经常跑到他办公室去与他聊天，当然之所以来往密切有一个原因就是商业局的局长们都认为有些工作好像由我去给部长汇报还要顺畅些。我觉得我每次去找他聊天的时候，他其实都是很高兴的，以至于给我造成了一种他特别喜欢与我聊天的感觉。因为不少时候去与他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些目的和任务，也就是说希望他能够同意商业局的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尽管这些目的和任务说起来有些功利，但我在与他聊天的过程中内心还是很真诚坦白的，我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的，我知道的事情包括我的看法，我都很坦然的跟你讲了，至于你要怎样想怎样做以至于怎样看我那就是你的事了，可能正是因为这样我和他双方都没有当年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交往和交流都很顺畅了。

最有趣的是商业局那位第5把手副局长，农民出身的干部确实很直接，与他打交道在某些方面来讲还真是一种享受。比如在他经济紧张的时候，他会直截了当的喊着我，跟我说“小许你去财贸部帮我催一下补助的事嘛”，关于帮助当年石羊供销社一位姑娘调离金牛区的事情，他会直截了当的跟我说，就是不要让她离开金牛区，她离开了金牛区你就没得戏了。当然这种坦诚的关系还是来自于双方的真诚，记得1975年三月商业局要开商业工作会议，居然没有人起草会议的工作报告，他专程跑到胜利公社，先是按程序向工作队的领导也就是区委副书记和财贸部部长汇报希望能够由我来起草，虽然没有得到明确同意但至少得到了让他自己来找我商量的意见，他找到我说明了情况，我虽然知道工作队两位领导是不大愿意给我额外增加不该我做的工作的，但一看到他那种直接诚恳的样子我也就爽快答应了。当然诚恳是会有回报的，第二年在出让苏坡桥任家碾那块地的事情上，尽管他中间扯了些拐，但整个全过程他对我是完全信任完全支持的，他扯的那次拐实际上间接的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

以自己的本来面目示人与人打交道在我身上是比较多的，比如在西南财经大学一直有一种我与一位副校长关系密切私交很好的说法，其实从头到尾我与他都是一种工作和专业上的联系，特别是大家对数量经济的共同学术爱好使我们在工作上交往比较密切，我这方面积极的筹建了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他对我进行的各种数量经济包括经济数学的工作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又如在第二次退休前的十年中，我在三个民办高校担任院长，民办高校的投资方本质上就是我的老板，但我从不刻意的去琢磨他们，我就是按照我的工作方式管理学校，至于他们可能会有什么想法我不是十分关注的。其实从最后的情况和结果来看，我这种不过分的去揣摩和迎合他们的心思反而得到了他们的尊重，使得我能和他们即便是我已经离开学校后也能建立起很良好的朋友关系。

为什么很愿意去琢磨事而不愿意去琢磨人呢？这个我也不太能够说得很明白，只是觉得去琢磨事是很有意义的，因为一个事情就是客观的摆在那里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弄明白搞清楚不仅过程很充实很有意义，搞清楚搞明白了的那种乐趣的享受感是很令人神往的。至于人嘛本身变动就大，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并且都具有多面性，去琢磨这些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他人的性态确实没有多大意思当然也就更没有兴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总认为自己的事情要依靠自己去办，很少会对他人提出一些诉求，对他人无诉无求交往起来自然就坦率坦诚得多了。

其实尽量少对与自己有交往的人提出要求帮忙的诉求，是我自己处理朋友关系的基础理念，很多事情特别是一些不太好办的事情。求助于他人是会使别人很为难的。比如当年把我在农村呆了5年的兄弟调回城工作和给妹子办免下乡手续，这在当年是个天大的事情，我即便开口求助于他人，即便他人有帮忙的心意，但在实际中操作起来难度还是很大的，所以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了多年，与各方面关系都特别好，但我从来没有开口向他人提过这个事，是到了机会来临的时候，借助于各方面也就是他人的帮助，主要靠自己的努力解决了这些事。当然现在年逾古稀，回过头来看才感悟到无欲无求真的是人生该有的境界。

有一桩“锁事”也想聊聊，就是一代一代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说到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45后50后包括65前这20年生的人最为说不出味道的事了。曾经看到一个帖子，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两个知识分子退休夫妻关于自己省吃俭用给儿子儿媳孙子补贴家用开支的感悟，主要是谈到了两代人的消费观，其中有一个细节就是二位退休老人说到逛街口渴饮水，他们很坦率的说口渴了在超市中买一瓶纯净水或者矿泉水，随便一个地方可以坐下饮用解渴就很满足了，但儿子儿媳孙子不是这样，他们一定要拉着老两口进星巴克，喝了星巴克的咖啡或者饮料才满意，星巴克老贵老贵的价格让两位老人一声叹息，这实际上写出了两代人消费观的差异。

两位老人在文章中说道，就是一个解决口渴的问题嘛，有瓶装水喝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必非要去进星巴克消费一番呢？这种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差异，使得我们这一代45年到65年生的人很尴尬甚至有些窝囊。我不能说在这20年中出生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一群人中都会是这种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我们中也有不少的老人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是很超前的，但我可以说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一批古稀老人就收入来讲应该不是特别的差，至少不是因为经济原因不能去进行那些儿子孙子们喜欢和习惯的消费，事实上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经济上对孩子们还有所补贴，形成这样在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上极大的差异和反差，基本上来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是经历过艰难困苦的，共和国前30年贫穷落后的经济状况打在在我们身上的烙印很深很深，特别是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种天灾人祸的饿饭，贫穷带给了我们这种既尴尬又窝囊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思前想后确实有些无可奈何。

我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也是和大家一样的，也在这里糗糗实际感受。也说说像那两位老人一样的喝水解渴，我确实和他们观点一样觉得喝一瓶纯净水或者矿泉水就蛮不错了嘛，何必非要坐进咖啡厅去呢，当然有时也觉得饮水档次稍提高一点买瓶可乐或者果汁来喝也不错，但这代老人们的命与运确实不太好，赶上到了老年收入也能让自己可以有所享受的时候，遇上了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各种各样关于饮食的说法经常让你退步，你说喝点可乐吧有专家告诉你碳酸饮料喝多了容易造成钙流失，果汁饮料吧专家告诉你那个加了糖的饮料并不解渴是越喝越渴，自己的实际感受也确实觉得它不如纯净水或者矿泉水解渴，何况专家还警告你，那里边有很多防腐剂。所以无奈之下外出解渴的确实就是瓶装水了，如果有时间稍长一点的同学聚会，为了卫生安全往往都是自己带着茶水。

再来说说逛超市，在我的住家附近有两个应该说还是有相当差距的超市，一个是盒马鲜生一个是鹏瑞利，因为这两个超市都在我家所在的小区附近，所以有事无事作为溜达两个超市我也经常去逛，当然也顺便买点东西。在这两个超市中逛时，购物氛围的感受完全不同，并且购物人群的主体差异也很大。在盒马鲜生购物的主要是年轻人，特别是30多40岁的人，他们往往带着年龄不太大的孩子，客观的说他们在盒马鲜生购物享受氛围的成份多余购物本身，那里有很多现场现制现做的食品供你购买和享用，并且还专门辟得有供你享用食品的地方与桌椅，年轻人们在购物之余买点食品坐在那里享用还是很怡然自得的。而在鹏瑞利超市购物的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年轻人虽有但不太多，这个超市主打的服务就是购物，经常推出各种优惠活动来吸引顾客，来到超市的人也是奔着价廉物美的商品来的，有备而来往往每次购的物品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超市虽然也有熟食品销售，但没有盒马鲜生那种提供即买即食的地方，它卖的熟食品也不是即买即食的而是带回家中食用的。

我在逛两个超市的感受中，当然觉得购物氛围盒马鲜生很不错，让顾客很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所以有不少年轻人带着年龄不大的孩子来逛，购物之余会买些特别是孩子比较喜欢的即食食品享用。客观的讲盒马鲜生销售的商品特别是食品卖相当然也包括品质肯定是不错的，比起鹏瑞利超市来讲确实要好一些，但因此在价格上也高了不少，所以在盒马鲜生超市里中老年人顾客不多，特别是像我们这般年龄的老年人很少见。两个超市的购买人群径向分明，逛超市的目的也各异，在鹏瑞利超市就是奔着价廉物美而来的，而在盒马鲜生除了购物之外享受氛围也是所求，这实际上表现出两种差异较大的购物观念和购物行为。就我个人来讲，虽然我也很能理解盒马鲜生中那些年轻人购物的价值观念，但更多的还是赞同在鹏瑞利超市购物的中老年顾客那种务实的消费观，这也许这就是我前面说到的我们这一代人的尴尬窝囊和无奈吧。

其实从道理上来讲，我们这一代老年人心里边还是很明白的，就是要改变自己的很多观念，让自己过得愉悦些潇洒些，表现在消费上不要太物质化，不要老去注意那些物有所值的问题。但话是这样说，真正要在实际中做这种改变其实还是不是很容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会表现在各种层次上，包括物质需求上的心理精神上的，在物质需求层面上提升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档次其实要容易一些，毕竟嘛就是一些价格上的差异，我们这一代退休老人中应该都不差这个钱，何况价格高一点的商品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品质确实都会好一些，所以仅从消费的物质需求层面上改变我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在心理精神层面上的，就是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的改变会从心理上乃至精神层面上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就是在我上面说到的那篇文章中，两位退休知识分子老人也说到逛街口渴了，他们也与儿子儿媳孙子一起去星巴克喝了咖啡，其实花的钱也不是很多好像也没有啥，但不知怎的咖啡喝完了心里边总觉得有点别扭，至少是没有儿子他们那种享受的快感，这就是消费心理上总还是过不了那个坎，花了钱但却不能像年轻辈一样尽情享乐。

我觉得这两位退休的知识分子老人，说的就是活脱脱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群体写照，当年度过的那些年代磨合打造了我们，使得我们无论怎样努力都进入不了年轻后辈的时代。当然两位老人在长长文章结束的时候提出他们将要怎样做的观点我到是很赞同的，他们在对比了自己和儿子儿媳的消费状况后，毅然决然的决定不再省吃俭用为儿子家庭提供之前一直有的日常资助，他们强调要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后代存在，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正确的。

突然产生了想记叙一下A股中我经历的锁事的念头，可能是受A股在龙年春节前大跌而在春节前后在各方面特别是监管部门的努力下上扬到3000点以上的影响吧，但回忆记叙一下除了有自我的回顾之外，还有就是一如继往的想表示一种建议最好少涉足一点A股的观点。我从A股沪深股市开市起就比较密切的关注它，到1998年初便开设A股账户参与，二十多年来也经历了1999年、2007年和2015年的三次牛市，当然也经历了除这几次牛市外的漫漫熊市，仅管因为我比较特殊的A股操作方式以及运气吧，二十多年来我确实在A股市场有所收益，也确实在2017年9月由中央电视台二套经济频道《投资者说》专栏作过价值投资的节日，并为商务印书馆撰写一套三册《股市操练三部曲》专著由龙门书局出版，包括《新手炒股入门》、《从零开始学看盘》和《股票买卖技巧与实战操作》，但我还是要慎重的呼吁A股还是少参与一些为好。

想要回忆记叙这二十多年在A股上的锁事，是想把如果您要参与或者己经参与了A股应当具备的心态作一个提醒与介绍。A股市场运作中各种各样的心态，在我上边提到的《股市操练三部曲》中的第三册《股票买卖技巧与实战操作》有所著述，我在为商务印书馆龙门书局出版这套书的编辑推荐中曾经写道：“炒股切忌浮燥是作者多年实战的经验宝典，不追涨杀跌是作者多年实战的格守信条，‘操作就是战胜自我’是作者多年实战的内涵修养。每一位入市的炒股者，如果你能把进入股市像闲庭信步一样悠然自得，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你就成功了一半；如果你漫步股市能轻松自如心境宽阔，尤如在自家花园中散步一样，众人皆醉我独醒，那你就完全成功了。”，我实际上是想把这种我认为如果想在或者已在A股中的朋友都需要具有的心态推荐给大家。

我关注股市的时间很早，也就是沪深股市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市起始，我就开始关注它了，只是那个时候生意上的事情比较忙，我没有开户参与。那个时候我的公司在蜀都大厦，距离当年的红庙子市场很近，所以对当年红庙子市场的鼎盛和热闹比较清楚，因为离公司近也去红庙子市场逛过几次，对它的交易情况也很了解。我自己没有在红庙子市场买过现金交易的“股票”，但我公司的一位员工曾经在那里买过15,000股四川省信托的原始股，这支股票当时在红庙子通称为“小长江”，因为各种原因这15,000股“小长江”最后转到了我的手上，后来它居然真的在深交所上市了，是一只封闭式基金当时叫基金安久，我这15,000股“小长江”在上市的时候折合成基金安久50909份额，我一直持有它到转为开放式基金华安策略优选A，由封闭式基金转为开放式基金时已经变成将近13万份额。

后来到了1998年初，我在生意上的事情在逐渐收缩，也有了一部分资金积累，于是便在沪深股市上开了户，选择的营业部是位于当时的省展览馆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科技馆的成都证券，进入A股的时候它正处在漫漫熊市之中，试着买了几只股票但觉得操作起来难度很大。因为当时参与的资金还是比较充足的，于是我没有去买进卖出二级市场上的股票了，干脆就在一级市场上专注打新股，进场不久正好当年集中发行了一大批股票型封闭式基金，因为是初次发行认识到它的价值的人不多，所以申购的人不多中签率也比较高，我在那个时候申购到好几十万这种封闭式基金，当然也中签了一些新股。1998年发行的这批封闭式基金，正好赶上了1999年519行情，使这种股票型封闭基金很赚了一笔，在2000年和2001年的分红中我所收到的分红金额已经超过了当初的投入，中签的一些新股也获利不菲。这种赚钱效应让我确定了日后在A股上主要就是打新股的策略，参与二级市场的买卖都不多。

当时出入A股市场的时候还是很有趣的，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普及，所以炒股都还得到营业部去，都是后来逐渐有了局部的网络，也就是证券公司有一个可以远程发送股市交易信息的设备后，给资金量达到一定标准的客户配置远程接收交易信息的设备，才可以在家中炒股，当然后来互联网普及了，在任何地点都可以在网上炒股了。当年我入市后就去了成都证券在展览馆营业部，因为有一定的资金量被安排在中户室，也就是一间不大的房子中有大约七八个座位七八台电脑，配备了一个客户经理为大家服务，主要是指导大家买进卖出。

我去的那天来的客户人不多就两三个人，几个人中有另一位客户也是和我一样是刚来的，那位客户经理很热情给我们详细介绍了方方面面的情况。和我同去的那位客户与我完全不同，我是心中无数很茫然不知道该从何处下手，他好像是有备而来也很健谈，在滔滔不绝地说了一番生产资料的钢铁股煤炭股很有投资价值后，立即下手买入了确实当时很热门的好几只钢铁股票，当然后来的情况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钢铁股的盘子都很大，他买入的初衷是做短线的，但两个星期快过去了，买入的钢铁股仍然不死不活的停在买入价位上，在坚持了三个星期之后他也就把它们卖掉换股了，好在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就是亏了点印花税手续费，当然也赔上了不少时间。

热情的客户经理也给我们推荐股票，他推荐了好几支，盛情难却但主要是我自己也很茫然，所以在他推荐的股票中也试着买了两支，一直是青岛啤酒另一支是三毛股份。三毛股份当时是热门股一直在缓慢推高，我买后持有了一点时间也就获利卖出了，利润当然很微薄。那只青岛啤酒就很有趣了，买入之后先是像那位客户买的钢铁股一样横排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掉头向下也就是被套住了。按照我买卖A股的理念和方法，套住我就不管它了，当然到了1999年519行情的时候就解套了，我也没有管它仍然持有，又到了2007年第二次牛市它已经冲高到40多元，但我一直持有直到前两年冲上100元后。我大约在110元的价位卖掉了它。

参与A股的第二年就撞上了1999年的519行情，虽然牛市的时间不长，但股价疯狂增长的势头还是使参与者们都很吃惊。当然短暂的牛市疯狂过去之后，迎来的便是漫漫的熊市，熬过了好几年后才有了2007年大行情，那一年的沪市从年初突破3000点后一路升至6000点，并在10月16日触及6124.04点成就A股最高峰。因为我手中持有的二级市场股票不多，所以在这轮牛市中股票交易虽有收益但不是很显着，到是持有的那些股票型封闭式基金又乘着牛市赚了一笔分红也很可观。2007年的牛市过后，又是漫漫七八年的熊市，直到2015年才迎来了A股的第三次牛市。

从2015年至今现在又八、九年了，A股市场一直不死不活的，长期在3000点左右徘徊，去年下半年开始突破了人们长期说到的政策底3000点，然后一直下挫2900点、2800点，到今年春节前才刹住，现在又在3000点徘徊了。我虽然说起来参加A股市场的时间较长，从成果上来看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赢家，也就是说我在A股市场上是获利赚钱了的，但以我的认知和感受，我还是觉得A股市场不是一个建议大家都去玩玩的地方。 A股市场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个是上市公司的圈钱， A股的上海深圳交易所开市时的初衷就是为上市公司当时主要是国企融资，这一点也没有错的地方，全球所有的股市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融资。问题是逐渐逐渐的就变味了，在A股市场上市的公司不少都不是简单的融资而是圈钱。不少上市公司除了造假上市外，更多的公司是融到资金后不是用于公司发展，而是找机会把自己持有的股份变现圈钱，至于公司的成长性哦发展哦是没有认真考虑的，这样使A股市场成为了一个没有成长性的场所。一个正常的证券市场应该是上市公司融到了发展的资金，公司便逐步成长发展，股民也就是公司股东的投资随着公司估值的增长在增长，形成了一个多赢的良好局面，但我们的A股市场不是这样的而是反其道而行之。

A股市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的大多数参与者都是抱着赌一把的投机心理入市的，就是在行情好的时候冲进来希望能赚点钱，缺乏投资理念所以少有价值投资长期持有。其实这种赌博的投资心态最终又害了参与者，因为人性的弱点使他们很难在A股市场中把握住自己，最终成了一茬一茬的被割韭菜者。 A股市场的这种散户股东的投机心态，与上市公司的圈钱行为融合在一起，便使A股市场成了现在这种只有投机性没有成长性的局面。既然如此，所以我多次劝诫友人们不要轻易去涉脚A股，能不进去就不要进去，那里确实不是一个一般人可以试着去玩玩的地方。当然如果是已经进去了，那能够退出来自然是好事， A股市场30多年来实际上一代一代的股民一拨一拨的退出来的也不少，如果没有退出来，那就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了。

在拙著《股市操练三部曲》的第三册《股票买卖技巧与实战操作》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分析了涉足A股应该具有的良好心态，简单讲一句话就是“操作就是战胜自我”，只有你具备了能够战胜自我的良好心态，你才能在A股中站得住脚有所发展有所收获。这部分内容在这册书中的第八章，我把他的目录罗列如下：

【 第八章 操作就是战胜自我

8.1 贪婪与恐惧

一. 在贪婪中恐惧

二. 在恐惧中贪婪

三. 众人皆醉我独醒

8.2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

一.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1： （002135）东南网架

二.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2：（000878）云南铜业

三.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3：（600843）上工申贝

四.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4：（601857）中国石油

五.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5：（300022）吉峰农机

8.3 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 股市中的无为之治

二. 股市中的有所为

三. 股市中的有所不为

8.4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

‍ 一.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1：（002436）兴森科技

二.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2：（002177）御银股份

三.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3：（600086）东方金钰

四.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4：（600801）华新水泥

五.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5：（600485）中创信测

8.5 得失之间

一. 股市中的塞翁失马

二. 患得患失股市大戒

三. 最可贵平常心

8.6 得失之间实战操盘案例

一. 得失之间实战操盘案例1：紫鑫药业（002118）

二. 得失之间实战操盘案例2：坚瑞消防（300116）

三. 得失之间实战操盘案例3：涪陵榨菜（002507）

四. 得失之间实战操盘案例4：哈高科（600095）

五. 得失之间实战操盘案例5：中海油服（601808）

下边是拙著正文中的关于介入A股该有的心态的具体文字描述，主要是对各种心态的解说，略去了各种心态的实战举例：

散户投资者炒股是一个人的战斗，你的战友是你自己，你的敌人也是你自己。这个敌人就是你心中的鬼魅，是你的贪婪，你的恐惧，你的操作欲，你的得失心。当你战胜这些自我敌人后，你也就无私无畏，一切自如了。

8.1 贪婪与恐惧

‍贪婪与恐惧是投资者炒股大忌，但也是投资者炒股通病。人非圣贤，更非神仙，进入股市，嫣能不贪，嫣能不惧。贪可以，无利不早行，但贪婪不行，贪婪不是一般的贪。惧也可以，无惧不成人，但恐惧不行，恐惧不是一般的惧。因此，进入股市，投资者要至始至终医治贪婪与恐惧这二大顽疾，当贪婪与恐惧远离了你，你在股市中也就真正成功了。

贪婪与恐惧是一对双胞胎，常结伴而行，贪婪寓于恐惧之中，恐惧存于贪婪之际，贪婪之极是恐惧，恐惧之极是贪婪。炒股中，要在贪婪中恐惧，在恐惧中贪婪。

一. 在贪婪中恐惧

贪婪中恐惧是在贪图更大最大利润的企望中，要有惧怕心理。要清醒地认识到，追求更大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在追求更大最大风险，风险与利益随时相伴，仅有一歩之隔。在贪婪中恐惧是随时告诫你，见好就收，适可而止，有了恐惧，你的贪婪就能得以实现了。在股票卖买操作上，在贪婪中恐惧是提醒你当卖则卖，能卖就卖，不要登上此山岗，还望它山顶更高。当你真正在贪婪中有真正的恐惧，你对股市的认识也就深化了，也就会买卖操作自如了。

二. 在恐惧中贪婪

恐惧中贪婪是在惧怕股价有更大下跌的恐惧中，要有一点贪心之念，要有一念贪婪之心。要清醒地认识到，天明之前最黑暗，天亮之际有曙光，你在承担更大风险的同时，也在追求最大利润。在恐惧中贪婪是随时告诫你，天明在即，曙光巳现，有点贪婪，你的恐惧也就随之释放。在股票卖买操作上，在恐惧中贪婪是提醒你当买则买，能买就买，不必等到最低，也没有最低。当你真正在恐惧中有了真正的贪婪，你对股市的认识也就升华了。

三. 众人皆醉我独醒

《楚辞·渔父》中一句“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显示出大诗人屈原忠君爱国的崇高品质。这句屈原放逐后和渔父的对话，浅释了屈原被放逐原因：大家都污浊，只有我一个人清廉；大家都沉醉，只有我一个人清醒。“众人皆醉我独醒”，听起来似乎很离奇。仔细一想，还真是亘古不易的真理，放在股市操作中，还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冷眼看市，牛市到顶中众人皆狂，熊市到底中众人都跑，如唯有你一人清醒，牛市顶中卖票，熊市底中买票，会是什么结果，众人皆醉中的我也会十分明白了。

8.2 贪婪与恐惧实战操盘案例

‍实战操盘中，不乏有战胜恐惧克服贪婪最终嬴得圆满结果的成功案例，也有一些因为贪婪因为恐惧，错失良机最终痛吞苦酒的失败案例。股票涨涨跌跌，不断诱惑贪婪，添加恐惧，产生贪婪产生恐惧，也在情理之中。说自己不贪婪，说自己不恐惧不是真话，肯定有恐惧有贪婪才是实情，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它们战胜它们。总结出些许贪婪与恐惧的案例，但愿对你有所帮助。

实战操盘中，不乏有战胜恐惧克服贪婪最终嬴得圆满结果的成功案例，也有一些因为贪婪因为恐惧，错失良机最终痛吞苦酒的失败案例。股票涨涨跌跌，不断诱惑贪婪，添加恐惧，产生贪婪产生恐惧，也在情理之中。说自己不贪婪，说自己不恐惧不是真话，肯定有恐惧有贪婪才是实情，重要的是如何克服它们战胜它们。总结出些许贪婪与恐惧的案例，但愿对你有所帮助。

8.3 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最早见于《孟子》，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有所为”，意思是说现在的不作为正是为从后的有作为，一些事情不作为, 才会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为。近代冰心老人的祖父谢子修集古人名言的自勉联“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下联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意思。

“有所为有所不为”由原版经后人提炼，仅七个字，内涵无限深广，朗朗上口易于流传，应用亦无限深广，充分反映我们民族智慧的博大。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是辩证统一的。不作为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正确理解规则基础上的有所不为，是为了更好地有所作为。这是做人做事的至高境界。炒股也同做人做事一样，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 股市中的无为之治

“无为之治”始于西汉初年，特点是管得宽松，管得自然，管若未管，不管而管。“无为之治”是最高层次的政治学和管理学，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其他的管理模式能够与之媲美。

股市中的无为之治，其实说的是投资者的心境与心态。投资炒股赚钱，当然是一回事，白花花的银子投进去，难道还不是一回事？但是，是一回事并不意味着张弓拉弦处处紧张。从大处讲，投资炒股是你人生历程中经历的一件事，如同穿衣吃饭、读书工作一样，是一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事，不必看得过于紧张，过于重要。心境要放松，心态要平和，不要太把它看成一件事，该管的事要管，该做的事要做，管要管得轻松，做要做得自然，不要去无事找事，更不要无中生些事端。管事要得体，做事要得法，管似同未管，做似同未做，管寓于未管之中，做隐匿在未做之际。换言之，炒股是一桩事，它又不是一桩事，有了这样的心境与心态进入股市，你就稳操胜券了。

具体的说，股市中的无为之治，是让你宽松一些，舒坦一些，不必天天看着盘面，不必时时盯住涨跌，股票该涨就涨，该跌就跌，你的股票，该买就买，该卖就卖，一切顺其自然，不必过分矫揉造作，放松一些，有张有弛，也许你就赚钱了。

二. 股市中的有所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中，首先是要有所为。股市中哪些是必为之事呢？一是大势分析与判断，二是个股研究与选择。这是大事，不得不做，必须要做。

大势分析与判断是宏观环境、政策面、基本面、技术面对大盘或个股走向趋势的分析，是决定你下一阶段是以积极参与的态势介入股市，还是以谨慎的态势缓缓介入甚至暂时局外观察的关键。大势是向上的趋势，当然要积极参与，及时买票建仓；大势是向下的趋势，当然要审慎小心，必要时适度减仓。向上趋势行将到顶，要作好清仓退场准备，向下趋势行将到底，要作好进场买票准备，这之中，作好牛熊思维转换是特别重要的事。大势认淸了，你该怎样做就好办了。

个股研究与选择在某个意义上讲，更为重要。因为你进入股市，最终总是要买票，买票卖票才能赚钱。那么，你买哪类票、具体是哪只、何时买、买多少、怎样买，都是需要预先确定作出计划的大事，不能走到哪里黒就在哪里歇。作出这些决定，要对你钟意的股票作全面分析，基本面特别是财务指标、经营业绩、分配状况，技术面各项指标，都要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到好股票。

所以，进入股市，首先是有所为的大事等你去做的！

三. 股市中的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中，接着是有所不为。股市中哪些是不为之事呢？大事硧定之后，一些小事可以有所不为。比如，买票之后要坦然些，不要天天盯住盘面关注时时刻刻的涨涨跌跌，股票总是要涨跌的，天天如此，会弄坏你的心绪的。再如，千万不要心血来潮，去做追涨杀跌的蠢事。

8.4 有所为有所不为实战操盘案例

股市中，有不为之事，也有该为之事，有不为事之时，也有该为事之时，关键是要分清主从轻重，当为时努力为之，不当为时便不为之。

8.5 得失之间

“塞翁失马”出自《淮南子·人间训》中的一个典故，大意是说：在北方边塞有一个善于推测人事吉凶祸福的人，大家都叫他塞翁。有一天，塞翁的马从马厩里逃跑了，越过边境一路跑进了胡人居住的地方，邻居们知道后都赶来慰问，劝塞翁不要太难过。塞翁一点都不难过，反而笑笑说：“我的马虽然走失了，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呢？” 。过了几个月，这匹马跑回来了，而且还跟来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纷纷跑到塞翁家来道贺，塞翁反而皱起眉头对大家说：“白白得来这匹骏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喔！”。 塞翁有个儿子很喜欢骑马，有一天骑这匹胡人的骏马，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邻居们又赶来塞翁家慰问，劝他不要太伤心，没想到塞翁并不怎么太难过，反而淡淡的对大家说：“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但是说不定是件好事呢！” 。邻居们都莫名其妙，认为塞翁是伤心过头，脑筋糊涂。过了不久，胡人大举入侵，所有的青年男子都征调去当兵，胡人非常的剽悍，大部分的年轻男子都战死沙场，塞翁的儿子因为摔断了腿不能当兵，反而保全了性命，这个时候邻居们才体悟到，当初塞翁所说的那些话里头所隐含的智慧。

这个故事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渐渐地浓缩成了一句成语：“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说明人世间的好事与坏事都不是绝对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事也可能会引出坏的结果，好与坏在一定条件或情况下会相互转换。

“祸兮福之倚，福兮祸之伏”，人世间事事如此，股市投资自然也当如此。

一. 股市中的塞翁失马

股市中也有塞翁失马之事。君不见，股价即将见顶时，你却误判在上涨中途，还有较大上升空间，你急于抢进买票，却因阴差阳错未能如愿，正当你懊丧万分之时，股价到顶大跌，你躲过一场顶部错买被套之灾，焉知没买到票是褔是祸？！同样，股价即将见底时，你却误判在下跌中途，还有较大下跌空间，你急于抛票清仓，也因阴差阳错未能如愿，正当你后悔万分之时，股价到底回升，你躲过一场底部错卖之灾，焉知票没买出是褔是祸？！这种阴差阳错祸兮福兮之事，股市中并不少见，股市塞翁失马也就时有发生了。

股市中的塞翁失马不是说炒股是误打误撞，阴差阳错毫无规律，它是要提醒投资者，股市买卖交易应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宽敞的心境，操作细节上不以成败论英雄，谁也不是神仙，谁也不是圣贤，谁也不能不犯错误，就是神仙圣贤也要犯错误，何况凡人？因此，票没抢进，票没抛出，都未见得是福是祸，也就不必后悔懊丧。因为后悔懊丧带坏了你的心境心态，问题就真有可能要发生了，变坏的心境心态会引导你无错犯错，或者错上加错。

二. 患得患失股市大戒

股市买卖交易操作中，切忌患得患失。做人要大气，“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胸怀宽广，可以容忍别人，容纳各种事件，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小人心胸狭窄，与人为难、与己为难，时常忧愁，局促不安。做人如此，炒股也如此。炒股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大的方向大的事情决定了，就应心胸坦荡，不必为具体操作上一些环节过分纠结，更不要因为具体操作上一些失误失措而患得患失。股市瞬息万变，操作上出现一些问题十分正常自然，都是情理之中，犯不着责难自己，更不用抱怨他人。你在股市上常因票买早了利润薄了，票卖迟了利润少了而经常责人责己，试想你还有好心情看清大势明了方向吗？蝇头小利不要过分计较，点滴收益不要患得患失，才是进入股市应有的心态。

患得患失股市大戒还不仅是蝇头小利点滴收益，更为重要的是患得患失会使你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买票吧担心被套，卖票吧担心踏空，整天在买与不买，卖与不卖上纠结忐忑，你就会失去大将风范，难以在股市战场上取胜了。

三. 最可贵平常心

平常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的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一种心态，是既积极主动，要尽力而为，又顺其自然，不苛求事事完美，有从容淡定的自信心，做好每天要做的事情，享受生活，享受做好每一件事情所带来的快乐，就会有足够的力量承担一旦到来的挫折和痛苦。平常心应该是人们的“常态”，是具备一定修养才可经常持有的，是一种维系终身的“处世哲学”。

股市淘金，最可贵的就是平常心。决定投资进入股市，应该说是家庭或是个人的一桩大事，不能等闲视之。但大事并非异常事、突发事，不必过分惊觉，过分紧张，仍应抱有平常心。如果你能把炒股真正视为你一天日常生活的一件平常事，如同上课上班工作休息吃饭穿衣一样，那你就十有八九会在股市稳操胜券了。因为你的心态平和正常，会带给你清醒的头脑，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不至于把炒股一事看得过重而有失偏颇，甚至举止行为失措失态，那你对股市的分析决策合乎实际现状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如果你不以平常心进入股市，把炒股赚钱看得太重，成天挂在心上，朝思夜想日日盘算，甚至寝食难安，那就有些危险了。因为你心情太沉重，难免会对股市中各种情况的发生举止失衡，判断过于偏颇，对股市中错综复杂的变化，也难于正确分析正确处理，结果会与你的初衷相反，你越把事情看得重，亊情的发展却老是事与愿违，你本想炒股赚钱，结局却是被套亏损。

上面这些文字都是当年我为商务印书馆撰写这套书时感悟最深的东西，也是我最想让仍然还在股市中操作的友人们知晓的。如果你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仍然还在A股中浪迹，那就希望你一定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如果心态不能够正常化，那还是建议你尽快的离开A股吧。30多年国人在A股上的教训太多太多了，这些教训都是被一次次的一茬一茬的被割韭菜之后得到的，说一句不太客气的话，一个本来就不太正常的市场，你还能够指望在这个市场中收获到什么吗？对这种不正常的市场，最好的应对方法就是远远的离开它，越远越好。

接下来要记叙的“锁事”有点自嗨的味道，也就是有点自我表扬自己，不过我想已经年过古稀，即便有点自我表扬甚至有点自我吹嘘的味道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老年人嘛多听点好听的还是有好处的，即便是自我表扬自我吹嘘的自嗨。这些事有大有小，有对有错，有得意之作，也有唏嘘之事，有年轻时激动之为，也有年长后的慎重行事，算是对几十年过往作为的美好回忆吧。

在记叙具体的事情之前，想对自我作一个自描与自评：如同有不少友人在看了我的回忆录文字后，还是谬赞我是一个能干人，自我审视了走过的几十年后，我也不否定这个说法，从做事的角度我确实可以算住一个能干人，我所经历我所完成的很多事情无论从过程还是结果上来讲，确实能够展示我能干的一面。但是想要强调指出的是，自己认为我的这种能干是相当局部性的或者说是微观上的，我确实能够把一桩很具体的事情尽量的做得很完美很好，有的时候这种好和完美的程度让我自己都很惊讶，但自我审视和评价自己，我认为我不是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当然首先就是我没有做大事的志向和愿望，也就是说我的目光还是很短浅的，碌碌而为没有想过去做有高远志向的事。

说自己是一个不能做大事的人，我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还是在有些时候处于做大事的阶段和位置上，但即便是在做大事的位置上，我思维和行为的侧重点还是放在把一个具体的事情做好做完美的角度上，因为我的兴趣就在于喜欢做具体事。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下海，也办了公司当了老板，应该说是在一个可以做并且能够做大事的位置上了，但我津津乐道的仍然是一些具体事情，至于是不是要让公司有发展好像没有深入想过，当然有一个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挣点钱实现多方面的财务自由。

特别是我在民办高校工作那十年，前后担任了三个学院的院长，道理上说这些学校该如何办怎样发展这些大事应该是我当院长的考虑的，我也确实去考虑了去做了，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还是放在很多看起来比较具体的事情上，比如如何更好的去维护教职员工与学生的基本利益，再具体点就是如何给教职员工涨工资，如何让学生在学校中尽量费用少点知识和技能多学点。尽管我也思考和身体力行了让学生“学什么”“怎样学”的大问题，但这些大问题最终也是落脚在系部办学的具体事务中。

当然在操作一行很具体的事情时，我的个人魄力和才干确实会得到很好的展示，这种魄力和才干会表现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敢做吗”，这是一个魄力的问题，再就是“怎样做”，这是一个才干的问题，在完成和做好一个具体事情上，我确实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有才干有能力的人。先讲一点一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的故事吧，当时学习成绩很优异的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承担了学校比较多的学生工作，在我的印象中我已经记不清楚我是不是担任过学校的团委会学生会的什么职务了，但要负责的工作是很明确的。

记得当时每周要出一大板黑板报，每一期内容的构思稿件的组织都需要我去完成，当初学校的团队专职干部彭老师给我说要做这件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就总觉得我是能完成的，也就毫不犹豫的承担下来了。事实上工作还是有难度的，每一期内容的构思就得要我结合形势和学校的状况来提出，向同学们组稿也比较困难，不少时候都是我自己在捉刀代笔。但不管怎样，这个每星期一板的黑板报总是按时推出的，这个过程和结果说明了我是具有做好这个事情的能力的。当然当年的同学后来多年的好友洪时明兄在工作中给予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在黑板报组版和文字的才干让我从来没有过这一期黑板报能否按时推出的担忧。这个事情虽然不大，但从事情的过程和结果上看，我对做好这类事情还是很有胆魄和能力的，至少是心中有数的。

在成都七中读书时有二件事我已经在前面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一件事情是在谢晋超先生为我们组织的数学兴趣小组上，谢先生提出要我们办一份《数学小报》，其实他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只是表达了一种想法，具体怎样操作他没有多说，但不知怎的慢慢的这个事情就成了我和张昭的事情了，当然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谢先生当年给我们班上的课比较多，沟通交流比较方便，但我现在回想起来也应该与我个人的因素有关，因为在潜意识深处我是觉得我是能够做好这件事的，所以也就去承担了，当然张昭那一手隽秀的钢板刻字也是这项工作最终落到了我和她身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实办一张小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的过程也有艰难之处。记得有一次谢先生在数学兴趣小组上解了一个高次方程，然后告诉我们这类方程叫对称方程，然后就说这一期的数学小报就重点介绍一下对称方程，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一期的数学小报要有一篇关于对称方程解法以及引出来很多数学知识的文章，并且说了一句这篇文章大家有时间都写写。到了接近该出这期数学小报的时间了也没有收到稿子，于是我就只好捉刀代笔了。当然当时的实际情况也不是只好，我自己还是心中有数的觉得可以写出一篇较好的介绍文章，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写出了初稿，请谢先生浏览了一下他还是比较满意，这一期数学小报的主版文章总算是得到了解决。

还有就是我曾经说到的在高二暑假谢先生让我为他解答一份建国以来到1965年的高考试题，他跟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知道这个事情的难度的，高三的课程内容我还没有学，要做出这份试题解必须要自学高三的课程。但在我的潜意识深处，我是认为我是能够完成这些的，当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当时稍有犹虑我也就答应了。拿到试题一看，才发现解放初期那两年各个大学自行命题考试时，清华、复旦的试题中还有行列式的计算，而行列式计算在当年是大学一年级的内容，于是我在那个暑假中先是自学这些没有学过的内容，然后进行高考试题的解答。尽管整个过程难度是相当大的，但最终在我的努力之下还是完成了谢先生嘱咐的这项工作。

这几件事都发生在中学时代，当年尚且年青，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还谈不上什么魄力和才干，老师的嘱托嘛作为学生当然想尽力完成，只是这几件事在当时看来，作为学生的我要去完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当年敢于接受这些任务并尽力去完成，还是表现出年轻的我在判断一件事情的完成难度上以及自我克服这些难处是有一定能力的，否则也不敢贸然去接受老师交下的任务。这几件事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能否完成或怎样完成主要涉及到我自己个人，与此关联的其他人几乎没有，也就是说我只要对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些事做出判断就行了。而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需要一些人甚至比较多的人一起去完成，这就有一个需要对工作团队作出判断并且组织这个团队大家共同去完成的问题了，在这方面往往更能展示自己的能力与才干。

在回忆成都七中1966年6月到8月文化大革命初期三个月的情况时，我曾经提到过三件大事：一是六月十日左右成都七中第一张到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二是六月二十四日要求撤走工作组，三是八月十八日三楼阅览室大辩论，这三件大事都与我密切相关，头两件大事我扮演了主角的角色。成都七中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并组织一批同学制作的，制作这一份长达将近二十页的大字报，是在大字报贴出的前一天下午，我和十分密切的好友刘仁清就当时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和情况交换了意见，对当时出现的把斗争矛头指向老师们的倾向提出质疑：如果这么多老师都是牛鬼蛇神，那我们成都七中党支部这么多年在干什么呢？加上受当时左倾思潮的影响，认为在全国教育战线上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统治了17年，成都七中肯定不可能例外，于是决定写一份大字报表达我们的这个观点。我和刘仁清分手回家的时候天色己经较晚，我给他说我去看看情况，看能不能在今天赶出一份大字报来，我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指的大字报内容的撰写，这个好像我在与刘仁清交谈的过程中已经比较心中有数，主要是大字报的抄写制作，这么晚了我要回家去看看能不能组织得起一批同学连夜赶制。

我之所以这样给刘仁清说要回去看看，是因为时间已经较晚，我得去看看能不能够把各方面的人手组织起来，所以我没有给刘仁清说肯定的话，等我心里边感觉到这个事情不会有多大问题。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展示了我在组织完成一项具体工作上的能力，我在回家的路上就召集到了一批同学，有我们高六六级的吴伯贤周光熔同学以及高68.1班的好几位同学。大家都聚集到了我家中，我给大家讲了，下午我与刘仁清交换意见的情况，说到我们决定出一份大字报表示我们的观点，我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辛苦一下熬个夜，争取把大字报制作出来明天贴出去。

大家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于是立即就分工动手，首发是我立即开始起草大字报的内容，其他同学分别去准备笔墨纸张，我让大家二个小时之后再次在我家中会合，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我会起草出大字报内容的一半，她们可以开始抄写，同时我起草大字报内容的另一半。两个小时后大家再次汇合时已过了午夜十二点，我的大字报内容的上半部分已经起草并审定完毕，几位同学便分头把这部分内容分开进行抄写，这个时候我开始抓紧继续起草大字报的后半部分。

大约在凌晨3:00左右，我的大字报起草完毕，她们所抄写的大字报前半部分内容也接近完成，大家让我去休息一下，她们确保能在天亮前抄写完大字报。早上6点当我醒来时，同学们已经把抄好并检查过的大字报卷好放在桌子上了，草草的用过早饭之后我带上大字报去了学校，当时学校已经停课，和我们观点接近的一批同学大约有二十多人都住在行政楼三楼阅览室中，我上楼找到了刘仁清龙向东等同学，大家一起阅读检查了大字报都表示认同，最后由刘仁清龙向东刘正富和我以“敢闯霹雳向东烈”的名字代表大家签署。应该是说大家对于这么快我就能够把这份大字报组织制作出来还是有些意外的，当时刘仁清说了一句“许胖子，你还搞得快哦，都搞出来了就签名吧”，这份成都七中第一篇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就这样贴出去了。

把一件很具体的事处理和解决好还是需要一定的技术或者说是艺术的。1967年2月17日后，四川杀气腾腾的“二月镇反”开始了，当天从直升飞机上铺天盖地撒下来的传单可见来头不小。当时“七毛”去静坐成都军区的同学们都撤回了学校，大家都在静观事态的发展。第二天与我们毗邻的空指7237部队来了一位李参谋，说要找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弄清楚去成都军区静坐绝食的情况，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部队在工人造反派中抓人的情况，为避免意外在我提议下大家同意由我出面应付，因为我有两个极好的身份，一是我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二是我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

不过这个身份如何向李参谋所代表的7237部队表明需要一定的技巧，在与这位李参谋见面前我心中很明白如果一碰面就直白这两个身份，可能产生的效果不会太好，至少不会有利于后边由我出面去与部队协调相关事宜，我觉得我应当在合适的时候用比较艺术的语言让他关注我重视我。我和他一见面，李参谋就很严肃的板着脸给我讲静坐成都军区是很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按部队的统一安排他们7237部队负责弄清楚成都七中红卫兵去成都军区静坐的情况，我很安静的面对微笑的听他讲述，并且时不时的点头表示赞同，这样他的情绪逐渐有所缓和，语言也不再那么急促严肃了，在我觉得我应当并且氛围也可以开口讲话的时候，我对他讲述的第一句话是“李参谋说的对，我已经批评他们了”，在讲出这句话的一瞬间我看到了李参谋闪过了一丝惊异的目光，他停住了讲话望着我，显然是想听到我进一步的解释，于是我告诉他我虽然在“七毛”负责，但我的观点是红成的，而且我没有去成都军区静坐。我看他还有听我继续讲的意思，便开始了自我批评。

我给他讲我们是中学生，比对门成都工学院的大学生年龄要小得多，我是同学们中年龄最大的了，也才19岁不到20岁，我们最小的同学还有13岁不到14岁的，所以我们考虑不㥧，听信了揪出了西南局省市委的走资派后要继续揪成都军区的走资派的宣传，就有同学到成都军区去静坐了，现在同学们都回到学校中来了，我已经很严厉的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总结这几天在成都军区静坐的情况，做好自我批评和自我反省。李参谋听我讲了这些，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直板着的脸有一点微笑了，他跟我讲弄清楚在成都军区静坐的情况是部队的基本要求，他希望我能配合他尽快的把情况弄清楚。我连忙点头表示一定密切配合，把同学们在成都军区静坐的情况在这一两天内弄清楚后向他汇报，并且带着他在学校里逛了一圈，特别刻意的带他去看了一下初一的小同学。因为有这一个比较好的第一次见面的过程，后边的事情也就逐渐不麻烦了，伴随着整体形势的逐步缓和，最后7237部队在弄清楚成都军区静坐情况后也没有再提出其他问题，甚至对“七毛”的一些宣传器材如红旗锣鼓广播设施都没有像其他学校那样予以封存乃至收缴。

如果一件事情需要组织一个团队去完成，我个人的观点是这个团队一定要短小精干，人不要太多，每个人都要有该有的岗位明确的工作任务，并且要让他明白自己在这个岗位上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该做的事。也是在1967年，应该是4月之后“二月镇反”已被否定吧，我带着“七毛”几位成员到人民南路百货大楼顶楼上建了一个广播站，主要是宣传粉碎“二月逆流”，我们这个广播站就很精干，大概就五六个人吧，一位是管广播器材的，这个岗位很重要技术性也很强，记忆中是“七毛”中一位姓杨的初三同学，他是身体力行的独立担纲把这个岗位的工作任务做得好上加好。当时使用的广播器材都是用的电子管，电子管烧久了就会发烫影响广播效果，有时甚至会卡住断电终断广播，他凭着他精湛的技术自始至终都保证了我们广播的顺利播出。

其他几位是我根据广播时段的需要选定的，他们就像正式的广播电台一样各自分配了一个时段，他不仅在那个时段要广播，而且要负责去组织编辑他所广播的内容。至于我是担纲了每天下午七点左右黄金时间的粉碎“二月逆流”的专题广播，主要内容是播送和宣讲“北京来电”消息。当年我们这个广播站在市中心影响很大，当时城区产业军的势力还比较大，我们像一颗钉子似的插在其中，驻足在人民南路广场上百货大楼楼下的听众络绎不绝，特别是我所广播的那个时间，楼下是人山人海黑压压地一片。我在广播中虽然也要宣讲，但我刻意不把宣讲内容讲得很深很透，在播送了当天北京传来的粉碎“二月逆流”来电内容后，我更多的是在很多很关键的地方做重复广播强调重点，引导听众们去自我思考，这样达到的效果很好，这也是这个时段听众最多的原因。

上边说道理在1967年2月到4月我所做的这两件事，在我看来是很好的展示了哪个年龄的我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做好这些事情的才干，其实当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兴趣之处也就是想实践一下自己处理一些比较难办的事情的能力，是完全没有其他的功利上的目的的。“七毛”是成都七中的八二六派红卫兵组织，而我是一个红成的人，长远的看这些事情做得怎样，最终的结果都与我无关。事实上当年的过程也是这样的，当“二月镇反”的恶浪稍许有些平静时，“七毛”内部就传出对我去应付7237部队的质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主动避开了那个环境，带着几位同学去了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建立广播站，当两派联合起来共同打击产业军即将完胜之时，还是有“七毛”中的同学对我领导和员责这个广播站提出质疑，我知道两派再次分裂对抗亦不可避免，由我这个红成派的执管“七毛”这个广播站确实不妥，所以便提出主动离开，尽管好友刘仁清从学校赶到百货大楼挽留我，我虽然也很感谢他的好意，但也明白两派的分裂在即，以他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让我继续掌管“七毛”在城区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广播站的，而且事实上我继续留下来是给自己出难题，两派分裂之后这个广播站必然要成为两派纷争的宣传喉舌，一定会成为八二六攻击红成的桥头堡，我留下来岂不是是自己为难吗？

上边谈到的两件事是1967年上半年的前几个月中我作为红卫兵成都部队成员在八二六派的“七毛”中做的我自认为颇能展示自己在做具体事情上的才能，同样的情况在我为红卫兵成都部队工作时也出现过。1967年6月，我和在成都七中同班的一位刘姓同学前住北京与成都电信工程学院的一位大学生组成红成驻北京联络处，由于当时形势发展的急迫性，按照联络处的意见由我专程回成都向红成总部汇报不要提出“打倒刘张”的意见和建议。

我回成都后形势己经又有了更大的发展，事实上“打倒刘张”的口号已不可收回，但红成总部还是安排了很认真的听取我们汇报的会议，记忆中武陵江石福全都参加了会议，不知道为什么蔡文斌没有参加。因为我们北京联络组的思路是很清晰的，所以我给总部的汇报应该也很完美，我感觉几位头头也很满意，只不过已于事无济，不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事实上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汇报会上总部的头头们议了下一步区域的发展趋势，当时成都市区多数区域己被八二六派控制，所以很强调控制南边的西昌地区以及通往西昌的雅安石棉两地的重要性，会后几位头头决定我参加红成总部对外联络部的工作，主要负责与红成总部与专县上的联络。

我当时的工作是每天晚上7:00之后到位于将军衙门的四川省委组织部去打上几个小时的长途电话，了解红成派在各个专县的状况。当时两派的纷争十分激烈，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是专县上的红成派不仅是汇报情况，有时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总部明确表态，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情况还不十分紧急，我会告诉他们第二天这个时候我会来向他们传达总部对他们工作的指示意见，因为第二天白天我会找到红成总部的相关人员，向他们汇报这个专县的情况并得到相应的指示意见，但也有好几次遇到了很紧迫的情况，我就不得不在电话上以我个人对红成总部头头们关于区域发展的意见给他们作出引导性的下一步工作意见，而要做好这一点是需要自己有一定的魄力和才干的。

记得当时有两个大方向的工作印象很深刻。一个是当时川北与川南红成派的力量比较薄弱，特别是川南宜宾一片犹为明显。他们有时在电话上讲到形势太严峻了，希望总部能同意他们向成都靠拢。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要根据我对总部大的发展意图的理解，引导他们不要致力于向西与成都靠拢，而是要想办法向东与重庆靠拢，除了重庆地区与红成同一观点的八一五派几乎占据了整个重庆对立面砸派的力量很弱之外，向东与重庆靠拢所付出的代价会比向西与成都靠拢所付出的代价小得多。另一个方向就是经雅安石棉到西昌，在与他们联络的时候，经常要反复强调一定要保障雅安石棉到西昌的通道以及西昌地区红成派的大势力，为了这个目标要不惜一切代价。这些事情现在回忆记叙起来好像是轻飘飘的，而我当年其实还没有满20岁，在哪个年龄要担当这一份工作并且要把它做好，应当对我还是一种考验，当然也是尚且年轻的我的一种魄力和才干的展示。

还有一件事情是在1968年三·一五之后。上面说道在1967年的六七月份，我在红成总部承担与专县上的联络工作，但这个事情也没有做到多长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左右吧，起因是当时有“红毛七”的同学到红成总部反映，说我与八二六派的“七毛”过往甚密，特别是与“七毛”的几个头头私交甚好，他们说在1967年上半年的二三四几个月，我为八二六派的“七毛”做了不少事，包括在人民南路百货大楼上建办了那个很有影响力的广播站，总部听到这些反映后也很为难，他们告诉了我这个情况，我很坦然的告诉他们“红毛七”的同学来反映的确是事实，为了不使总部的大学生哥哥姐姐为难，我主动提出退出在红成总部的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68年春节前夕，我实实在在的在家中当了真正的逍遥派，其实我退出红成总部的工作也不是被动和无奈，其实我早已经有了一些离去之意，因为当时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我认为为这种兄弟之争去耗费精力和时间没有多大意思，所以有“红毛七”同学去反映我也正好就“借驴下坡”了却此事。在家中当逍遥派的这半年中，成都七中发生了“8.10”工学院十·一战团攻打并烧成都七中行政楼的事件，以及“1.20”七毛的同学攻回成都七中的事件，我当时目睹了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看到“七毛”和“红毛七”两派同学都有伤亡，从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惋惜和难过。

1968年春节后，我回到成都七中参加了“红毛七”的一些工作，主要是负责广播宣传的组稿工作。当时的广播宣传不是只在成都七中，在这一片区中包括成都工学院四川医学院科分院等当然也有成都七中在广播上已经连成一个局域网，每天的广播是由这几个学校轮流，也就是成都七中“红毛七”隔几天就需要组织稿件负责某一天的区域广播，我记得的当时“红毛七”播音人员中有余世杰敖以莎等。刚开始的情况还很正常，播音稿的组织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处，后来就遇到了“三·一五”。比较巧的是区域广播网这一天的广播正好轮流到了“红毛七”负责，整个大的形势和局面是如此，该广播些什么内容呢？我记得当时余世杰敖以莎找到我，问我今天晚上播送什么内容？

其实从当天下午传来中央“三·一五”会议的消息后，我就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来向我问的这个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很头痛很难办的问题。肯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广播“打倒刘张”的内容了，因为中央的会议已经明确表态刘张不能打倒，肯定也不能像两派纷争时广播指责攻击八二六派的内容了，因为中央的会议上反复强调两派要团结起来尽快组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但也不能够到时候不广播，因为每天这个时候的区域联播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如果今天没有广播的话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内部都会感到遗憾的。到底当天晚上的广播以什么内容为好呢？

最后我告诉几位广播员，今晚的例行区域联播时间中，我们反复播送中共中央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和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我作出反复播送这两个文件是经过慎重考虑后自己认为是最合适最得体的，第一，我们当晚的区域联播没有中断正常进行，说明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大家的心态很正常的，我们该做什么就在做什么。第二，这两份文件在当年是毛大爷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在某个意义上肯定了红卫兵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勋，红卫兵成都部队作为成都地区的老造反派红卫兵，有着这些该有的殊荣，我们当前虽然有了一些挫折和坡坎，但仍然不失老造反派红卫兵的风范。我想当年能够做出广播这些内容的考虑，也应该是自己个人魄力和才干的一种表现，也是自己在面对某些挫折的时候荣辱不惊的一种定力。

有些事情的完成不仅需要魄力和才干，有时更需要的是担当，不过我这里所说的担当不只是那种勇夫式的仅去承担，更是一种睿智，也就是一种有把握能够解决问题的魄力。想再次从这一个角度说说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已经说了不少的发生在我在大塘公司当知青的时候的所谓“打贫下中农狗”的事情。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当那位被他姐姐托咐我照顾的楞小子背着打死的狗兴高采烈地走到我的住处的时候，我立刻就意识到事情糟了，特别是看到与他同行的另一位他的同队知青的神态，便知道事情已经很严重了。我一边和他们一起烹饪狗肉，一边就在琢磨这个事情的可能发展走向以及我的应对方法，我知道这个事情早晚会败露的，也知道事情败露后如果由那个楞小子去承担责任，会使得事情一发不可收拾，潜意识中便萌生可能得由我出面去承担责任也许稍好些的想法，因为由我这个表现很好的知识青年承认是打错了狗而又愿意赔偿，问题的解决也许会少好些。我有这些想法确实不是匹夫之勇，除了有觉得事情扯到公社去后那位郑书记一定会对我高高举起狠狠批评但又会轻轻放下使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外，更是因为我所知道当地农民养狗的一种习俗，当地农民养狗习惯上就像养鸡养鸭养猪养羊一样，是一种生活上的经营方式，他们养狗的目的看家护院不是主要目的，主要是到了冬天人们需要狗肉进补的时候去买狗肉获取收入。

幸好在炖狗的过程中我一边与几位知青队友交流，一边有着这些虽然凌乱但后来却表现得十分重要的思考，因为当我们的狗还没有炖耙但已经香气四溢的时候，我所住的这座大院落的后门响起了敲门声。我住的这座院落很大房间很多，是生产队一位郑姓中农的，他给我住的房间中除了有住的床等家具之外还有煮饭的锅灶，这间房子外边就是这个院落的后门。其实那位楞小子兄弟与他的队友背着狗到我这里不久，狗的主人家就来到了小门外边，一直静静的在门外蹲守着，等到我们狗肉的香味出来的时候，别人就敲门了，不是说你一句话叫“捉贼捉脏”吗？别人要找到你打狗的证据。

我听到敲门声就知道事情发了，因为这个小门平常除了我进出之外，郑家的人住在大院落的另一个方向，进出都不走这个门。我打开门就看到楞小子兄弟生产队的两位贫下中农了，因为当年我在整个生产大队和公社还是有一个优秀知识青年的名声，他们也好像认识我因此双方都比较客气。我看事情已经是这样了，还没有等他们开口，我就笑呵呵的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们刚才打了一只野狗正在炖，马上就要好了，进来尝尝吧”。这几句话一开口，先是把房间中的另外三位知青队友说楞了，不过他们马上反应过来了也就顺着我的话请他们进来吃狗肉，这个时候那二位贫下中农开口了，他们说“啥子野狗呵，就是我们家的狗”。

听到这话我只好像演戏一样故作惊讶的说，“是你们家的狗啊，还以为是哪个地方跑来的野狗”，并且马上表示对不起，打错了狗我们愿意照价赔偿，但他们不依不饶的一定要到大队去解决，因为他们说那个楞小子兄弟是认得到这条狗的，后来才知道楞小子兄弟和他的队友就住在这家贫下中农家中，与那条狗平时还十分热啰。事已至此我当然不能改口，坚持说我们是认为是野狗打错了，也同意他们到大队上去解决。到了大队，各方面的原因大队书记和队长都说最好到公社去解决，这之中很重要的是他们看到我参与.了这件事,觉得到公社解决要好一些，当然，我刻意的引导也是原因之一。后来问题的解决情况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已经记叙得很详细了，就不在这里赘述了。

现在年逾古稀，回忆起这件事来，还是颇有感悟。除了对当年那位姐姐是我成都七中同学的楞小子兄弟为什么要去打那条狗十分不解，当然还有的就是要自我表扬当年还应该算年轻的我吧。事发的那年我大概不到24岁吧，当然也不算很年轻了，首先要给自己点赞的还是那份担当，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可能由我承担要好些，尽管之中有一点楞小子兄弟姐姐托嘱的因素，更多的还是自我担当感的驱使，我既然已身在事情之中，审势度时的通盘考虑还是决定站出来为好，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要为这份担当首肯，为能在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份担当而自誉自慰。

这就是处理事情的技巧性，事发实在太突然，如果没有当时随机应变的把事情坚决的说成是打了一只野狗，在当年那种政治背景下被说成是知识青年有意打了贫下中农的狗，那事情的发展和解决恐怕不是很容易的。当然一方面坚持是说打错了但同时又始终表态要赔偿，这也是抓住了农民的物质第一的心态，农民最大的特点就是实际，这一点我是看准了的，所以当到了公社接受了郑书记的高调批评后，我庚即表态按市价两倍赔偿，这种让贫下中农正中下怀的最后的一把火是事情得以解决的关键。好像有点把自己表扬的过分了，但都这把年龄了，回忆起年轻之事还是想听听这些好话。

接下来想自我表扬自我陶醉的是我已经记叙过多次的事，不过以往是记叙事情过程与结果为主，现在想从个人能力方面说说。这件事是我列为这几十年中做得最精彩也是最得意的三件事之一，就是1976年把兄弟从农村弄回城和给妹子办免下农村手续。现在回过头来看，还真有点欣赏自己当年的才干，特别是睿智坚韧和敏锐。当年那个事情也算是机缘巧合，算是上天给了我们兄妹三人一个机会吧，商业部要在那年弄一个流动冷库，四川省食品公司就选中了金牛区商业局在苏坡桥的那块地，而我就在那一年在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独自负责各种零碎杂事，这算第一个巧合吧。这个事情当年商业都很急，接受任务具体操作的四川省食品公司更急，时间也很急，春节后开始的工作要在酷夏到来之前的六月底完成，都急偏偏地方上金牛区不急，这个事在管着二十个人民公社几十万农民的金牛区甚至不能算个事，在急与不急之间，我的作用便凸显出来了，这是第二个巧合。其它细节上的巧合就更多了，比如四川省食品公司拿到的招收什邡县知识青年的指标不仅有甚至有两个，䣁个与我关系甚好的商业局第五把手副局长居然会在会议上发彪从而帮了我的忙，也就不一一赘述了。

将近50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最值得自己自我欣赏的是我的敏锐。记得那天是省食品公司来了两个干部，到了商业局后，很快就有人把他们指点到我的办公室中，因为在大家看来这种有点乱七八糟莫名其妙没有专人管的事情最好推到小许那个地方去。我接待了他们，坐下来一谈我立即就感到这件事似乎有点什么机会，因为他们在交流中说到了这是一个新建单位，他们有招工指标从知识青年中招工。不过当天来的两个省食品公司的干部对我这个金牛区商业局的年轻干部并不在意，只是催着要求见局领导，于是我领着他们去见了一下当天在家里的局长，对这种不做边际看起来有些麻烦的事局长最后给他们说的是后边的事还是找小许联系。

接下来是我要把他们的基本情况搞清楚了，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到什邡招工的指标，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很急，所以很快的我就把基本情况摸清楚了。虽然当我弄清楚他们在什邡有招工指标后便决定全力以赴的促成此事，但我知道我不能太着急，我得让他们逐渐认识清楚在这个事情上我能够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一点确实表现出来当年我的魄力和才干，因为能够沉得住气这不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一直到他们已经十分着急的时候，我才告诉他们我们这种块块上的机构事情杂多，且不说区委区政府管看20个人民公社，就是我们区商业局也管着20个供销社，直到他们憋不住了问我该怎样办时，我才告诉他们也许我可以起点作用。当时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向区领导汇报，我跟他们说我去试试，在他们将信将疑的等待了一天后，我带给他们的消息是区委区政府和区财贸部领导都同意了，可以往下进行具体事宜了。

事情之所以这么快其实是在这之前还在胶作着的时候，我已经提前做了不少工作，比如给区财贸部杨部长的汇报，我已经在一次聊天中给他说了，也算是运气好我居然在有另一件事情要找分管财贸的区委副书记时也顺便把这个事情给他说了一下，其实也就算是汇报了。这件事后边的过程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记叙得比较详细，当然最精彩的插曲是那位第5把手副局长在联席会上的扯拐需要我去协调和我到火车北站找书记签字，有了那两个事情后，省食品公司已经把工作推进的希望全部放在我身上了。现在来回忆这些事情，心里边还是很自我欣赏甚至有点自嗨的，因为前边的回忆录说到的，尽管到什邡县去招我兄弟回城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坡坎，但投桃报李省食品公司因为我对他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促进，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最后把我兄弟从什邡农村招工回城了的。

回忆记叙了一些年轻时候展示自己魄力和才干的事情，对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讲应该是十分愉悦的，毕竟自己年轻的时候还能够并且做了那些使自己才华得到表现的事，那个时候确实年轻所以更值得回忆，至于后来参加工作了读了大学了，大学毕业又分到高等学校当老师了，这之后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人生桥段，但毕竟那个时候已经比较成熟了，与年轻的时候相比似乎觉得能做出什么精彩的事情也不奇怪了。我这一生中前30年经历的是“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后40多年是改革开放的时代，这40多年中我既在体制内的高等学校任教，也在体制外的市场经济中的游弋，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觉得年轻的时候那些所作所为是特别的有意思，回忆起来特别令人愉悦。

接下来想说说我的“文字”，这也是有点自我飘扬的内容，前面已经说了不少自我表扬的“锁事”让老年人很高兴，既然能高兴那就多说点吧，老年人还是要自己去找一些能让自己高兴的事。关于一个人的文字，有一句话说的是“文如其人”，说的是一个人的文字是如象这个人一样，好像更多的说的是一个人撰写的文字就像这个人一样，这里说的是撰写文字的过程，我把它再加上四个字“文似其人”，想要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文字特别是它的风格是与这个人很相似的，更多的想说的是一个人已经形成的文字与他其实是很相似的，这里说的是所写成文字的结果，当然这两句话说的内容是很接近容易混淆的，不过仔细体会它还是有各自的侧重。

对文字撰写的喜爱可以追溯到少年，当年有一点文化的父亲会多会少起了一些作用，我记得引起老师和同学们关注和表扬的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我写的一篇作文。那篇老师的命题作文的标题已经记不起来了，内容是对在成都市人民体育场内国庆节放熖花的记叙，当年放熖花不像后来更不像现在那样从地面射向天空起爆，而是把各种类型的鞭炮之类的熖花捆绑在一个架子上进行燃放，这个架子被称为“熖花架”，那个时候的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用通俗的成都话把看燃放熖花说去看“烟火架”。

解放初期的最早的烟火架是在皇城坝燃放的，捆绑烟花的架子就架在皇城坝上老皇城的正大门前，市民都拥挤在皇城坝上看放熖花。1953年占地面积90000m²的成都人民体育场建成，它有观众席位25000个，场内有400米跑道10条及足球场一个，是成都市主要体育活动中心。1953年的四川省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有近3万人参加各地选拔，1200多名选手到大会参赛，观众达48万人次。成都市人民体育场建成后，1954年国庆节燃放烟花的“烟火架”就由皇城坝迁移到了这里，“烟火架”是架在足球场中的，观看的市民都坐在看台上观看。

我那篇作文就是描述和记叙的当年燃放熖花的情况，绝大多数同学在完成老师的命题作文时，都把重点放在熖花的然放上，我的得到老师肯定和表扬的那篇作文，写作的重点不是熖花的燃放，而是对熖花燃放前熙熙攘攘的人群在等待焰火燃放时的众生莹莹像上，主要是描述和记叙了观看熖花的人们熙熙攘攘拥拥挤挤的情况，特别是人们在等待燃放熖花的时候那种欢喜但又略有焦灼的心情。老师把我这篇作文在向全班同学阅读时，重点表扬了我对熖花燃放前先是人声鼎沸，待第一炮熖花燃爆时全场瞬间安静下来的那段文字，我现在还依稀记得当时用了很长的一段排比句来描述看台上人们的攘声，诸如“男人的吼叫声、女人的尖叫声、小孩的哭闹声、大人的呵斥声”等等，然后是听到砰的一声后全场迅疾的安静，人们很快就进入了观看熖花的角色。作文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阅读宣讲，这种在幼年时候就得到的殊荣应该说是开启了我对文字撰写的喜好之心。

对自己文字能力有所提高的是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时承担的一份编黑板报的社会工作，当然这份工作是由好友洪时明兄与我合作承担的，我负责每期黑板报的组稿和编辑工作。最大的锻炼是要独立构思出每一期黑板报的中心思想，当然也包括为展示这一中心思想的一篇核心文章，正是这份社会工作让我明白了如何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维，更是让我享受到了能用文字恰当的得体的表达自己思想的乐趣，当自己所想所思成为文字摆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一种满意和自得油然而生。做这份工作时当年和洪兄为了赶急有时就迫不由己由我口述文章洪兄抄写，因为不是用粉笔在写而是用毛笔彩粉在写，所以我口述的文章应尽量不出需要修改的文字错误，这一点客观上对我的文字表达是一个很大的锻炼。

其实更大的锻炼是黑板报的编辑和组稿工作。每一期黑板报都得有一个中心思想，当年虽然是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但比较好的是校方没有任何人向我们提出要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其实真要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心思想和主题反而容易确定了，因为没有这种政治色彩上的东西，使我在确定每期的主题和中心思想的时候还是要下点心思和功夫的，当时首先着眼于功课学习上，为此我和很多科任老师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听取他们的指导和意见。再有就是关于音体美文艺方面的一些内容，在这方面我很弱，但洪兄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他时不时的点拨和建议也会让我确定这方面的一些宣传主题和中心内容，当然也会有一些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识呀甚至注意事项呀成为主题和中心思想。

后来读高中了读大学了工作了，回过头来看这份确定每期黑板报主题和中心思想的工作也许是我漫漫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起步点，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每周都有这么一项事情需要去思维去思考，最终由自己去决定一个东西，这样的锻炼机会事实上是不多的，至少对多数的初中学生来讲不容易得到这样的锻炼机会。后来几十年的工作生涯中，自我总结我对每一份工作都是安排得井井有序，特别是对工作的轻重缓急总是考虑的比较仔细和到家，这恐怕和少年时代的这种锻炼分不开的。

每期黑板报确定了主题和中心思想后，便是组织稿件的工作，说一句当时工作的实际情况的心里话，就是向同学们去组织稿件困难之大还不如我自己去写。首先当年是出于大家饭都不大吃得饱的年代，很多同学对于读书都感到没有多大兴趣，谁还愿意来写这种黑板报稿件。再就是对于每期的主题和中心内容，我得要去物色和选择比较适合写相应文章的同学，说一句不得体的夸张话，就有点像导演去找演员一样，找到了那位同学除了苦口婆心希望他能撰写稿件外，还得像导演说戏一样给他讲明这期板报的主题和中心思想，他这篇压轴的文章怎样写写成怎样对我们黑板报很重要，有时甚至想干脆像老师的命题作文一样给他出个题目让他写，但客观的现实显然这样是很不好的，还得让黑板报文章的作者们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当然事实上和客观上当年我自己捉刀撰写的文章也不少，但这更多的是无奈之举。所以更多的时候在想还不如我自己动笔写了还省事些，但这显然是不行的，还得刻意的尽量的找一些各个班的同学来写稿。

这项组织稿件的工作对我的锻炼也是很大的，让我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受益匪浅。在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还是80年代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特别是承担组建四川省数量经济学会和组织全国高校一大批老师编写数学教材，以及90年代下海经商既要自己公司经营还要帮助很多朋友管理公司，特别是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我担任了几个民办高校的院长工作，所有我的工作所涉及到的人，包括领导和同事、工作的对象和工作的团队，都认为我这个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沟通，很多事情特别是有些看似很难的工作，在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事情的由来和发展，特别是很明白我的思维和思考，使得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完成。我想这应该是尚是少年的我在当年就得到了这种与同学作深度沟通交流的机会的结果吧。

在这段时间中我所撰写的文字在风格上出现了一个比较显着的特点，就是它的逻辑性在加强，似乎也有一点追求哲理性的倾向，这恐怕与我从初中时就开始在数学等理科课程上表现出来的喜好有关。在初中阶段我对于数学物理化学甚至包括生物这些理科课程，我逐渐表现出一种挚爱与喜好，尽管对语文课程还是很喜欢，特别是考人成都七中后，这种对数学的偏爱就更为明显。数学严密的逻辑思维不知怎的有点逐渐进入了我的文章风格之中。记得当年由我执笔所写出的成都七中第一篇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有用心的同学在读了之后与我交流的时候半开玩笑的说到，许胖子你这篇大字写得就像在做一道大的数学题，在提出论点之后尽力的在用各种证据一层一层的在推理，希望用论据去证明论点的合理性。这句话确实一语中的，当年我在与好友刘仁清交流了大字报的主题和中心内容后，文章的架构包括论点与论据一直在我头脑中盘旋，我始终在寻求论点和论据的和谐与统一，重点想要说明的就是“是什么”与“为什么”，所以当晚一气呵成的这篇大字报确实是很致力于逻辑性的。

这种逻辑性偏强的文字风格，给我后来的很多文字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上世纪70年代我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从事文字秘书工作，尽管当年的工作量以及实际的工作成绩都是比较大的，但我应付起来是似乎驾熟就轻比较得心应手。其实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中，几乎所有上得了台面的文字都是“当代八股”，架构都是千篇一律只能那样写，我不是说八股文就逻辑性强，但八股文是比较适合我这种比较喜好逻辑思维的人去写的，至少写起来不是很费劲。当年我主持了金牛区商业局的工作《情况简报》几乎每周都要出一期，还要负责每年一度的商业工作会议的局长工作报告起草，也就是在那几年中我还在《成都晚报》上发了几十篇通讯稿，有的通讯稿还有相当的影响，但这些工作做起来至少我自己没有感到多大的压力和难度，当然在外部的人特别是领导们看来工作量和工作成绩都是很显着的，这为我争取到了那几年我的工作是处于一个没有人安排和管理的特殊状况，实现了工作时间的自由。

这之中还有一件当年很奇特也很有趣的事。1975年按照金牛区机关干部工作安排的惯例我是在胜利公社参加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大概是3月底10月初吧，一天金牛区商业局第5把手的副局长来工作队找到我，给我说局里边要在4月中旬召开商业工作会议，现在有个棘手和麻烦的事是没有人起草商业工作会议上最重要的局长工作报告，我感觉很奇怪，因为局里边能做这项工作的就两个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就是办公室主任，今年他是在局里面工作的呵。这位副局长委婉的告诉我，办公室主任以他去年也就是1974年没有在局里边工作，不了解去年的工作状况为由表示起草不了这份局长工作报告，所以他只好他到胜利公社来找到我，很客气的跟我说看我能不能起草这份局长工作报告，他并且告诉我，找我之前他向工作的领导也就是区委副书记财贸部部长请示汇报过这个事，两位领导没有表示同意还是不同意，让他自己来找我商量，由我决定是否愿意帮商业局做这项工作，这个“帮”字也表示了领导们认为这项工作不是我的份内工作。

我立刻明白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内在联系了。先说说那位办公室主任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份工作？当年凡是能够做一点舞文弄墨工作的人都知道任何文字都是八股，不存在了不了解情况的问题。因为这位办公室主任既是我的顶头上司，与我个人的私交也甚好，我完全明白他的心思，他是在回避当时比较尖锐的一个矛盾问题。1974年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是那些被整了两三年的造反派向当权派反攻倒算的一年，1975年初小平同志重新出山后提出要整顿，而3月份的时候形势还不太明朗，这位办公室主任显然不愿意掺和到这个比较麻烦的事中去，所以找理由推脱不愿意起草局长工作报告，因为工作报告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去年也就是1974年工作的总结，在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之下最理想的就是回避。

至于工作队两位领导的表态我也很明白他们的心思，首先他们认为这不是我的工作，因此也不愿意加重我的日常工作负担，但为什么他们又不一口拒绝了呢？这里边也隐藏着一份他们对我的关心，他们对我的情况都比较了解，也明白我毕竟是商业局的干部，做不做这个事情最好由我自己来决定对我是最好的。如果我不答应去做，他们已经有言在先这不是我的工作，会为我拒绝做这项工作承担领导责任的，如果我答应去做，他们也许从更深的考虑会觉得这样对我还有其它更多的好处，也不会阻止我为商业局起草这份局长工作报告。当时我在做了一定的考虑之后，略微客套的推托了一下也就答应了那位副局长的要求，那位农民出身的副局长确实很爽直，他在听到我答应之后真的是常常的松了一口气。

其实要起草这份局长工作报告对我真不是太大的难事，就是一份官样的八股文章嘛，只不过需要花一点时间，因为当年不像现在文字工作条件很好有手机电脑，当然是需要一个一个字格子写出来的。我答应做这件事了其实后来得到了不少的益处，首先是解决了商业局里边的工作难处，更直接的是让那位农民出身的副局长建立了更加良好的关系，这在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为把兄弟招回城出让苏坡桥那块土地时便显现想出来。再就是在区委副书记和财务部长心目中，对我的感觉和印象更好了，除了让他们感觉到商业局好像离了小许这根红萝卜就做不成席外，他们也为我这么爽快的答应做这个事认为表现了我的单纯与质朴。

我的这种逻辑性和哲理性偏强的文风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从成都科技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也就是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发挥，因为当年的文字上的工作主要就是写论文专著或编写教材，这两份工作特别是撰写论文专著本身就需要文章有逻辑性，如果在深度上有一定的哲理性更能表现出文章的风采，所以我的这种比较务实的文风让我撰写出来的文字让人好读易懂。记得1984年暑假我参加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司和金融研究所组织的一个在湖北承德避暑山庄举行的一个只有15个人参加的小型研讨会，主要是闭门研讨一下当年货币发行的情况是否正常，参加这个会议是以征文的方式，也就是以金融研究所在国家一级刊物《金融研究》上发起论文征集，让希望和愿意参加这个会议的研究人员向《金融研究》提交对当年货币发行量发行是否正常的论文，然后根据论文的情况确定是否请你参加会议。

我在当年就以《货币发行量适度规模的模糊数学模型》为题撰写了论文报名，后来被选中通知我去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参加了会议。我那篇论文实际上是从理科数学的角度建立模糊数学模型去实务测算当年货币发行量是否正常，当年《金融研究》的编辑老师多数都是金融财政等经济管理专业的，他们后来告诉我，在初次读到我的论文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完全读得很明白的，因为他们毕竟是文科类专业的老师，但是他们说因为我的论文逻辑性很强，也有相当的哲理，他们虽然没有完全读明白我的论文，但从大的方面是完全明白我的论文里架构和所想要表达的意思，他们觉得很有新意，所以就通知我参加会议了，这也许是一个偶然中的必然吧，至少说明了我的逻辑性较强的文风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对最合适的人还是能起到较好的作用的。

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学科研的这些年中，除了撰写论文外我还撰写出版了好几本专著，文字总数大约接近100万吧，另外由我主编的各类教材，总字数大约有五、六百万，除了我自己执笔撰写的内容约有一百万字左右外，这五、六百万字作为主编我都需要全部编审修改，应该说这么多文字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在我的感受中文风的逻辑性较强确实是对我的工作很大的一个支撑，有的时候在执笔撰写或者修改文字的时候，常有一种思绪涌涌一气呵成的感觉，更多的是能够得到一种文字撰写的享受，而不是通常意义下作为一份工作有一种承受压力的感受。

上世纪90年代在商海游弋的时候文字工作做得最多的是《项目报告书》和《可行性报告分析》，除了因为当时要进行的各种项目涉及到的政府相关部门和银行都要求提供这两个材料外，其实自己也需要对项目进行客观的实际的分析，因为这毕竟是实打实的在做具体事情，需要把项目可能的情况方方面面都弄清楚明白。这两个材料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项目的财务核算，也就是收入成本毛利费用纯利是多少，他们的计算依据是什么，他们的风险是什么有多大，这部分内容的分析撰写与我的思维与文风是很适应的，所以写出的材料最大的特点是清晰明白，当年很多相关部门读到我这些材料的时候，都感觉到很直观很明白很清爽，特别是没有多余的没有用的话。当年这种材料写得较多，是因为不仅我自己的公司要经常撰写，我替朋友们管理的公司也因为项目较多这种材料也写的比较多，朋友们的公司，把这些材料送给有关部门后，有的部门还问这些个材料是哪位写的完全是教授级的，朋友们回答人家本身就是教授嘛。

在撰写文字材料方面，我从来的习惯都是喜欢自己动手，不大喜欢让人代笔，特别是在我给几个民办高校担任院长期间，需要我自己去讲话的发言稿，我从来不让办公室写，都是我自己在亲笔撰写，其中包括每个学期开学时关于上个学期工作总结和本学期工作安排的在学校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稿，以及每年一次的六月学生毕业典礼致词和九月的新生开学典礼致辞等。我自己动笔撰写这些文稿，想法也很简单，这些重要的会议或者是典礼上，既然我要讲话肯定就是要讲自己想讲的话，如果让学校办公室文秘们代笔，不管他们怎样和我沟通交流，也无论我怎么样用语言向他们表达我想要讲的东西，最终他们可能写出来的东西，一定离我想要讲的东西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与其如此还不如我自己动笔写好一些，想说什么我就写什么，这其实是一件很愉快并且很令人享受的事。

当然自己动手写这些讲话稿还是有些趣味与意思的，也有不同的难易程度。比如同学们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致辞，撰写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因为这两个材料在典礼上致词的时候，基本上是一气呵成的，不太可能有临场脱稿发挥的情况发生，所以讲话稿也很连贯也是一气呵成的，并且要相当注意致辞的文彩，毕竟是在几千学生入学或者是毕业的时候给他们的致辞，其中应该有学校当然也包括我这个院长对他们的希望和要求。而相对而言在全院教职工大会上的讲话，它的临场发挥的情况是比较多的，不需要形成一个一气呵成的文稿到时照本宣科，在那样的大会上照本宣科读稿子效果是很不好的，加之这种大会都是在室内举行的，有多媒体做支撑需要撰写的发言稿实际上是一组PPT，所以在撰写的时候形成的不是一个word文档，而是一页一页的PPT，这样可以临场发挥的发言稿撰写的难度显然要低点。

在个人的人生观念上我有两个比较显然的思维特点。一个是比较善于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当然主要指的是看人或看事，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我对一个问题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尽管我肯定认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是正确的，但对于其他的理解和看法，不管与我的理解和看法有差异甚至差异很大，但我总有一个观念是这些其他的理解和看法，尽管我经过思维和考虑之后不会接受，但我始终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其他的理解和看法还是有他自身的道理的，所以在听到或者看到这些其他的理解和看法的时候，我都会很平静认为这很正常很自然，我把这一点归纳为是我个人的包容性比较强。二是比较容易接受客观现实，比如对某个问题提出某种诉求，肯定最初的诉求是比较理想化的，但只要接触和进入到实际，一旦我感到客观实际情况并非我想象那样的时候，我会比较平静的调整也就是降低自己的诉求，也就是有进有退退而求其次嘛。我认为我的这两个思维特点是我这一辈子生活比较顺利比较愉悦的基础，当然也是我取得某些成功的基础，最大的优点是它们使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很平静恬淡，不偏执更不去折腾，“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随他去吧”使我在接受现实中生活得比较快乐自在。

我的文笔把我这两个人生观念中的比较显着的思维特点表现的很栩栩如生。现在我回过头来看自己撰写的回忆录，文字之中确实充分表现了我的思维特点，比如“他们有这种想法也能理解”，“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做不到也在情理之中”，“无可奈何之下，只有退而求其次了”，这些语言在回忆录中经常可以见到，真的是很充分的表达了我的思维特点。就是在分析一些重大问题时，我也经常表现出这种思维特点，比如关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这些重大民生问题，出现市场化的偏差主要责任在于政府，就是政府把不该市场化的东西推给了市场，是政府在推卸自己该尽的责任，但我在分析中还是比较客观的谈到了方方面面都是促成这种状况的因素，好像方方面面都有一点责任，这不仅是文字上是这样表述的，我个人确实也是这样来看的，这些现实问题的。

其实在思维和心态上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处事之道，那就是对自己所遇到的所有的事都不大以成败论英雄，也就是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不太容易让我的情绪出现一种高昂和偏激的情况，好事好的结果不会使我过分的高兴，不太好的事不太好的结果也不会是我过分沮丧，最主要是我内心深处很相信那个典故“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年逾古稀了回过头来看这一辈子说经历的很多事情，确实颇有点“福祸相依”味道，也就是不少事情的结果它到底是好是孬还真不容易说得清楚。在成都七中读高中的三年中，在高二上学期未的时候因为一些很偶然的因素，我突然从学校团委委员和预定的学生会主席岗位上结束了学生社会工作，看起来好像这不是个好事情，在当年那个政治氛围下似乎有点落魄的味道，没有想到的是这在学业上给了我很大的机会，使我能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潜心钻研学科学问，也就是在这之后稍晚一点的时候，谢晋超先生让我在高二暑假中给他完成一份历年高考试题解，这对我的学业发展至关重大，从时间上来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巧合，更不知道如果当年我还有那么繁重的学生社会工作，谢先生会不会让我做这件事。

后来成都七中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和刘仁清龙向东刘正富都是成都七中第一张有影响的大字报的签名人，用当年那个历史背景来看就应该是老资格造反派了。后来阴差阳错的因为方方面面的很多因素，他们三位分别成了两派红卫兵的负责人，而我却成了资格的逍遥派，尽管做逍遥派是自己所求，但毕竟在当年的环境下我还是显得很落寂，至少会有他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各种言语。但谁又知道后来历史情况的变化确实是多样的，后来相当一段时间的生活中，我这个落寂的逍遥派从来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有过被难为之事，但那几位校友去多多少少有一些不愉快之事，当然还好在没有太严重的影响。所以有些时候看起来不如意，但他也有意想不到的一些好处，所以人世间阴差阳错的事情经常很多。

但这个老造反派红卫兵的背景有时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上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因为很多原因被广泛的认为我是局长接班人，至少大家认为各方面是在有意培养我。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地方上的造反派就是为了权力而来的，像我这种潜在的所谓接班人本来应该是他们关注来自攻击的目标。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到去了解了一下我的前世今生，才知道我是成都七中老资格的老造反派红卫兵，用他们自嘲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还在街上工人斗学生的时候，小许你就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了，于是他们对我就分外客气起来，也就提供了交流的气氛让我告诉他们我无意也不可能去谋取他们想要争夺的东西。历史的反反复复的轮回有时似乎很搞笑。

上世纪80年代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从工作的角度来讲我是教学科研工作成果特别优秀的老师，所以来向我做工作希望我靠拢共产党组织的友人还是不少，有校系领导也有共事的老师，这个事情还是搞得有点使人为难的，大家把话说了那么多我总得有点态度嘛。所以尽管我内心深处不大愿意受任何组织的管理和约束，但也向系上的党总支抵了入党申请书，没有想到阴差阳错的这份入党申请书会被身为书记的朋友老康在家中放谜了找不到了，在南下干部老康极其复杂的方方面面的心态之下，居然帮我拖过了那两年，让我最终没有加入组织受到管束。我真的很难想象当年如果加入了组织，我的后几十年会怎么样，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我会按照组织的指引和安排走上从政的路，这个我确实不太喜欢，并且按照我的情况来看也很危险。

从政这个事情肯定不适合我，首先是它不适合我的习性会让我生活的很不自在很不愉悦。更重要的是我这个人的多面性，善于适应一种状况会让我走到一定的位置，但同时我是个很物质的人，所以自我估计真走到那一步其实对我是很危险的。我曾经多次想过，如果当年真的是去从政为官了，我的后来路程一定会走得很坎坷，对物质的过分追求会让我走上歧路，那到了现在的古稀之年，一切就不会像现在一样很潇洒自如了。但当年不走从政为官之路，不仅有朋友感到惋惜，有时自己也难免有过惆怅，但最终看来不去选择那个看起来比较风光的路径，才是比较典型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我这一生过得比较顺利，客观的说我还是同意很多朋友对我的评价，不少友人认为我这个人能力是比较强的，尽管面对这种评价我有谦虚之举，但从客观上来看我还是不否认这一点。学习阶段就不多说了，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我都是学业上的佼佼者，特别是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更是突出，想要强调的是不仅仅是各科学业优秀，更重要的是我在学习阶段学到了很多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方法，这些方法是我这一辈子都能处于终身学习的状态的保障。至于工作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第2个十年，这五个十年中我基本上是在五种不同的层面工作，每一个阶段都显示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的比较强的能力，我确实借助于比较强的工作能力，把工作做的比较理想和到位，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以工作优势实现了自我在环境和时间上的自由。

先说说通过终身学习不断的充实自己，让工作在自己的通过充电之后的能力面前比较得心应手地区解决。始终都要铭刻在心的还是成都七中高中那三年在恩师们的指导下学到的学习方法，自我学习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读书，书该怎样去读？当年谢晋超先生有一个很形象的很精辟的说法，他说“先要把书读厚然后再去把它读薄”。他具体的解释是你去读一本不厚不薄的书的时候，先要顺着它的内容把书读厚，这个厚是在你心目中头脑中，也就是你读了这本书后你所悟出的东西远比这本书的内容丰富，书中提到的问题你有更多于书中的回答。当你觉得这本书在你心目中头脑中已经很厚的时候，你再去把他读薄，薄到书在你心目中头脑中只有几页纸，上边是这本书的全部精髓。你要用到这本书的东西时，记忆中的内容就是这几页纸，能够引伸展开的内容就是你读厚了的那本书。

这种把书读厚又读薄的方法对我的指导和帮助是很大的，通常的学习和知识更新把这种方法用得很娴熟，在实际工作中也尝到了这种学习方法的甜头。第一次用这个方法是1967年我在当逍遥派时读隔壁邻居卓老师书架上那本《简明政治经济学》，这本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书从某个角度来讲还是比较难读的，好在当年逍遥派时间充裕，我反复读了多次让这本书在我的心中厚了起来，然后我开始精练它，当时在脑海中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基本概念是：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劳动创造剩余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书在我的心目中读薄了。特别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在我头脑中十分清晰，这在后来上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工作的时候，以及80年代初分配到四川财经学院进行教学科研的时候，这些比较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对我的工作起到了很好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是我在进入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广泛浏览了经济管理各个专业的书籍，因为读的书比较多时间也比较紧张，所以在读的时候首先是让它们尽快膨胀，把一本书迅速的读得厚起来，然后把它读薄到一本书就是几页纸留在脑海中。这种读书方法在我后来的科研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当年我完成的两个国家级科研项目，涉及到很重要的两个经济概念，一个是货币流通必要量，一个是保险总准备金，因为对这两个经济概念它的内涵和外延有比较深刻的理解，再用模糊数学予以量化，提出了“适度货币流通必要量”和“保险总准备金适度规模”的数量化概念，使这两个科研课题有了比较好的实务效果。

上世纪90年代我在进行自己的公司和朋友的公司的管理中，特别强调财务管理，能做到这一点也是用这种读书的方法学习与掌握会计与财务管理知识的结果。当年涉及到的基本读的比较多的书是《商业会计》、《工业会计》、《成本会计》与《财务管理》，还有一本很务实的《企业财务报表阅读与分析》，用谢先生所教诲的方法泛读和精读了这些书，使我在企业管理中确认了财务管理是管理的核心的理念和观点，始终坚持以财务管理为主线进行企业全方位的管理，这在实际中起到了十分良好的作用，也有明显的效果。在进入2000年我回到西南财经大学重执教鞭后，还结合当年企业管理中的实际情况撰写和出版了《企业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分析》专著。

学习时的工作能力比较强除了上边说到的先生们教诲的读书方法外，还有就是逻辑思维习惯和能力的培养，这之中首先还是要感谢成都七中谢晋超先生等一批数理化教师，是他们在教学中潜移默化的培养了我们成都七中学子当然也包括我的逻辑思维习惯和能力，当然我也要庆幸自己酷爱数学学科，数学本身就是建立在逻辑思维的基础上的，对数学的执着和酷爱使我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培养起了逻辑思维的好习惯。在我的记忆中，从结束了在成都七中知识学习的开始，比较好的逻辑思维习惯就使我要做的事总是经常显得井井有条，包括在文化大革命那两三年中的思考和摸索，在农村当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艰难磨练，以及在走上工作岗位后的工作表现和成绩，所有这一切中都有逻辑思维的习惯和能力在伴陪着我与我同行。

几十年工作的顺利和小有成就还要感谢在中学阶段特别是在成都七中先生们的教诲中所赋予我的文字能力，特别是成都七中的白敦仁先生。说来也奇怪，我是一个典型的理工科学生，对数理化特别是数学有着理工科学生的执着与酷爱，多数情况下理工科学生多少有点对文科偏科，我却不竟然是这样，除了对历史地理这些知识性的东西比较喜爱阅读外，语文中的阅读和写作特别是写作一直是我中学时候的一种特殊的爱好，我喜欢撰写文字，如同前面我已经说到过的一样，我的文字能力也颇有数学的逻辑思维特点，我其实自己也知道我的文字并不具有多好的文采，但它比较朴实耐读也就是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这种文字上的特点对我后来几十年的工作帮助是十分大的，因为工作中需要的更多的是一些实际实用的应用文，我的那种并不华丽没有多少文采的文风，因为它的客观实际朴实和简单使得我在工作所需要的应用文撰写中受益匪浅。

说说上一世化70年代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的情况吧，当年大的政治环境和我个人的特殊情况，本来是应该使我谨小㥧为举步维艰的，结果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我的所学让我在复杂的环境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不仅很好的完成了让各方面都很满意的日常工作，并且在最后有条件和机会的时候，完成了对当年一个普通家庭太凝重太艰难的大事，那就是把在农村呆了五六年的兄弟招回成都工作和为妹子办了免下农村的手续。当年我在金牛区商业局的工作岗位是局办公室，虽然说起来好像办公室的人员有六个人，但其中包括一名打字员一名炊事员和一名烧开水打扫卫生的工人，办公室中的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人，一位办公室主任，一位主要是管公章的内务老大姐，然后就是我。按照当年金牛区的工作习惯，各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干部都要轮流参加区委组织的基本路线工作队到人民公社去驻点工作一年，我和那位办公室主任几乎是轮流着每隔一年就要去一次，所以办公室中真要处理各种事宜特别是文字工作的人，要么是那位办公室主任，要么就是我这个一般工作人员。

记得我到了商业局办公室工作后没有多久，那位管内勤的老大姐有一天突然跟我说，小许，我把办公室放公章的铁盒钥匙给你一把，把放这个铁盒的保险柜密码也告诉你，主要是我不在特别是晚上要用公章的时候你方便处理，因为那个时候我晚上是住在商业局里面的。这个事情后来想起来还是很慎重的，但过程却有点奇怪，也没有领导出面给我讲点什么，就是这位大姐自己就安排了，当然从她的角度工作上是轻松了一些，因为当年那种环境与情况下，时不时求确实晚上要用公章，我有了钥匙和密码她就用不着晚上来商业局了。但公章在当年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这样子安排好像有点怪怪的，不过我思考了一下还是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我想这种安排这位大姐不可能不向领导汇报，这毕竟还是一种比较重大的事情，我相信这位共产党员的大姐在当年那个政治氛围下是不可能自行其事的。

当年在金牛区的工作中，我文字上的能力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是极大的，当然比较好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当年的金牛区因为历史的原因，它的干部多数都是本地的，农民出身的背景使他们的文化程度都不太高，我这点一成都七中高中六六级的墨水，在金牛区商业局就有点凤毛麟角算是文化程度最高的了。可以说，当年我是用这点高中毕业的文墨，让众人包括领导们都惊诧的看到在他们看来令人难以相信的我的工作成果，从而使他们认为我已经做到的工作，己经远远超过了我应该做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再去管理和安排我的日常工作。当年我主要是完成了几件在当时众人眼中十分重要而又困难的几项文字工作，首先是每年召开全区商业工作会议时局长要宣读的年度工作报名，当然也包括参加金牛区每年一度的全区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名的起草工作，主要是提供其中内容不多的财贸主要是商业工作的基础资料。

其次是编发商业局日常工作的《情况简报》，这份日常工作简报在我去之前就有，不过状况很一般，一年发不了几期，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影响都不大，我去了之后局面大为改观，一是数量上我是按照一周一份在作工作努力的，一年要编发四十期左右，另外就是它上报下发范围有了较大的扩大，上报到市委财贸部区委办公室市第三商业局等部门，这样影响也增大了，受到各方面好评。第三项工作有点偶然，在当年那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应该算是我的运气比较好，这项工作就是我也当年的《成都晚报》的通讯员，在那些年中前前后后在《成都晚报》上发表了几十份新闻稿，这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不仅是金牛区商业局就是整个金牛区当年还是一种农村农民的文化范畴，能有这么些文章在党的机关报上发表，一个比较直接的结果就是众人对我的刮目相看。

当年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确实很自由，我几乎没有直接领导，没有人来安排我管理我的工作，我每天要到什么地方去去做些什么事都是自己在安排的，最多是给办公室那位老大姐说一下，让有人到办公室来找我的时候，她可以告诉他我今天到哪里去了。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来找我的人不管是领导还是其他什么人，听到我不在是到其他地方去了，都会认为很正常甚至是很必要，都会告诉老大姐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让老大姐给我转达他来找过我就行了，当然在听到老大姐转达之后，我会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尽快地和他联系。所以真的要感谢母校成都七中培养我的那点文墨，让我在当年那种严谨的政治环境下能得到时间和管理上的无比宽松的自由。

再有就是当年敢于去管那些没有人愿意管敢管的事，其实也绝对不是一种莽撞和妄为，更不是一时的冲动，其实对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与这些事情可能相关的一些人的状况与心思，我是比较认真客观的思考分析过的，思路其实是很清晰的。当年一位与我同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相处的老辈子曾经给人讲过，他说许仁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看到一些事情的本质，更能观察到与这些事情相关的一些人他们心里边想的是什么，这句话就是到了今天我确实也是认为他说对了。当年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些事情是客观的摆在那里的，虽然当年的政治环境让绝大多数人都在想尽办法的远离那些麻烦的事，但作为一个机关这些事情最终还是要解决才行，而和这些事情相关的一些人，特别是领导的相处中，我其实心中很明白他们是希望我去管管这些事的，但这个希望在当年的情况下谁也不能也不敢明说，那就只有我自己去有所为了。

后来当我主动积极大胆的承担了这些麻烦事的工作后，出现的情况和结果与我的思维和分析是一致的，我因为去承担解决了这些事情除了工作本身外，还取得了方方面面的很多隐性的好处，比如商业局的上级部门金牛区委财贸部和成都市第三商业局的认同，这些上级部门当时有一种潜在的观念就是要想把一项比较急的工作尽快尽好的实现和完成，在办事之前与金牛区商业局办公室的小许沟通交流一下会有好处的。所以确实很感谢母校成都七中的一批数理化老师特别是谢晋超先生在教给我知识的同时，让我学习掌握了极为重要的逻辑思维方法，因为能有那位长辈所评价的能力，完全得益于个人学习到的逻辑思维。

在商业局工作的那几年中，比较动荡和混乱们1974年，办公室主任下乡了，机关办公室中就只有我和那位老大姐负责办公室的各项工作。说那一年比较动荡和混乱，是因为那一年政治上的中心运动是“批林批孔”，那个时候林彪已经折戈温都尔汗两三年了，孔夫子也被批判了若干年了，所以“批林批孔”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运动的核心是被压制了好几年的造反派要再次夺权。其实不仅仅是被压制，实际上在前二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中，不少造反派因为身上多少有点劣迹屁股上有粑粑受到了打击，现在大的形势对他们很有利了，所以他们要反攻要夺回在前两年失去的权利。而另一方面，当年的情况己不像文化大革命初期的1966年下半年1967年初，不可能以牺牲国民经济比较正常运转的代价再来一次，也就是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还得正常运转，不能让它再次乱起来甚至停产停课，这样处在负责当年环城一周的大金牛区几十万人口的农业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物资供应的金牛区商业局便面临着十分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政治上造反派们的猛烈攻击下，有着文化大革命前车之鉴的当权派也就是局长们，全部精力都在应付政治运动，避免不要重蹈文化大革命的覆辙，根本无暇顾及经济上的日常业务工作，但商业局的日常工作还得推进下去。

整个1974年的大半年中，局面都很胶着也很混沌，当年的造反派们在各个层面来势汹涌，紧逼当权派的目的当然是要分享权力。机关干部们都人心惶惶，似乎都在考虑如何站队或者躱避站队。金牛区商业局也是如此，造反派们把当权派弄到会议室日复一日的“批林批孔”、“斗私批修”，局里的工作没有人敢领导更没有人敢负责，日常业务工作就任其自行进行。我在这时的观点却与众人极不相同，也许是双方争斗的局外人要看得清楚些，当然更是当年经历的一左一右的文化大命让我明白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所以我没有躲避纷争的漩涡，反而身在其中为他们服务，甚至开出了一个在会议白热化时进去卖烟的玩笑。我的目的和用意是提醒造反派们悠着点不要逼人太甚，给自己留条后多少是有好处的，当然私下里我也给与我关系较好也听得进去我的话人讲，适可而止不要把局面弄得太僵。

其实这个事情从最简单的角度来看是最清楚不过的，如果当时最高领袖要坚决的支持造反派们重新全面掌权，就不会在1969年实现全国山河一片红，团结胜利九大召开之后，有连续两三年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所以这是一个一左一右的轮回，所以站在局外的我还是希望尽量调和金牛区商业系统造反派和当权派之间的矛盾，希望他们不要相互打压的太历害太凶狠，让大家最终都没有退路，应该说我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当年还是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的。能有这些分析和看法，与当年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最初两三年的历程有关，当年就看到了作为伟大舵手的毛先生，他掌舵的这条文化大革命大船一直就是一左一右的言不由衷的航行着，想来伟大领袖面对左右两派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发挥领袖和导师的权威，一左一右的协调着左右两派，看来伟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也有凡人也就是平常人与生俱有的苦恼和烦劳。

在成都七中学习和掌握到的文字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在上世纪80年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专注教学科研的时候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那几年中我自己撰写的文字超过百万，需要我编撰的文字，更是有好几百万，好在是我的文字功底能力是我应付这些工作游刃有余。当然无论是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还是撰写专著教材，逻辑思维能力至关重要，而这一点一直是我的一个长处，文字和思维的逻辑性保障了我在这么大的工作量面前，能够心中有数从容不迫的完成所有工作任务。

今天是2024年的母亲节，在前边的回忆录中曾经说到我母亲的娘家在郫县三道堰，也就是今天的成都自来水六厂所在地，儿时以及1970年“赖”在成都没下乡时那段时间常去那里玩耍，现在年过古稀回顾起来还是特别有趣。那个时候作为“成都府”的人，根本不知道不了乡村农民生活艰苦的具体情况，仅管母亲也打个招呼，让到舅舅家玩耍时要随着他们的习惯，但毕竟城乡两地生活方式和状态相差太大，所以有一些事情现在回忆起来多少有点抱歉。

我母亲是兄妹三人，但因为我爷爷太过贫苦，解放初期被评为雇农成份，这个阶级成份比贫农还“好”，因为他更穷更无财产，是实实在在我们党坚定的依靠对象。也正是因为贫苦，我奶奶才上“成都府”给资本阶级的罗家当老妈子，我母亲也跟随我奶奶经常住在罗家玩耍，荣幸的被罗家三兄妹称为“惠姐”，因为我母亲姓张名字为惠兰，我想“惠姐”这个昵称肯定不是我那从未读过书解放前目不识丁的母亲自己取的，一定是成份为资本家但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的罗家长者让自己几个孩子这样称呼的。当然，也是这位资本家的罗姓长者，把从抗日战争初期从安徽逃难到四川的孤苦伶仃的我的父亲收为学徒，最后牵线让我母亲嫁给了我的父亲，从而有了许姓一家人的。

话稍许说远了点，还是回到我母亲的娘家说吧，我爷爷因为太穷，据说是为了讨生活挣钱早年涉水过河时不幸丧身，我母亲有一个大哥也因为家境贫穷去世也早。我母亲有一位小弟，解放初期刚好成年就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作战，停战后回国了也就基本独自生活没有家，不知整的他后来神经有点轻微错乱，喜欢大声高歌但所唱又不成曲调，所以按四川人的习惯被众人称为“老讽”。因为这些原因我母亲亲哥亲弟也就是我的亲舅舅与我们几兄妹都没有太多的往来和联系，反而是我母亲的几位表哥也就是我的几位表舅与我们几兄妹的联系比较多，在几位表舅中二舅与么舅来往比较多。

从小我就喜欢到舅舅们家去玩，特别对农田中种植的各种农作物感兴趣，住在舅舅家中也觉得环境很适合我，当然也由此学到了很多关于农村种庄稼种植的知识，这对于我后来下乡当知识青年时很有帮助。经常住的地方是幺舅家，他家子女很多也就是我的表兄妹很多，舅妈前后生了十个子女，除了最后一个老十确实因为营养不足是被饿死的外，其余9个表兄妹都很不错。因为很喜欢舅舅家中，有几年就是过春节也是在那里过的，当年农村过春节一个传统的程序就是吃完早饭当然也就是汤圆后，大家都要到三道堰街上去逛耍。每每到了这个时候幺舅家就很繁忙了，舅母在这一年中为每一个表兄妹都准备有一套新衣服，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衣服都是舅妈购买的棉花自己纺纱织布缝纫而成，虽然不及所谓的洋布细腻丝滑，被称为土布的这些衣服在我看来还是很漂亮的，因为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表弟表妹，舅妈要给力他们穿着，所以当大家出门的时候就比较晚了。

到了三道堰街上，可以说是人挤人水泄不通，应该说大年初一一大早周围的农民都涌到街上来了，我这个城里人对这种乡村的大年初一还是颇感兴趣的。街上也有很多卖小零食小玩具的，表兄妹们用他们平时节攒下来的钱也要买点东西享用，毕竟是过年嘛。么舅对我这个城里人是很看重的，他会带着我去街上的茶铺去喝茶，那个场合是农村中人际关系的一个最好的展示，当然了那里都是男人是一家之主，每当有一个新客迈进茶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老茶客都要站起来争着为他给菜钱，开始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后来逐渐明白了，这是农村中社交关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能有多少人为你给茶钱以及哪些人能接受你的茶钱，能充分展示出你在农村这种男人社会中的地位支持份量，这之中比较重要的人是茶铺的堂官，也就是那个给茶客们掺茶倒水的伙计，他得察言观色申时度势的在每一位新客进茶铺大家都争着给钱的时候，确定是哪一位老茶客为这位新茶客买茶，因为在众多的人争抢着要给新客差钱的时候，最终是由他决定收下哪一位老茶客的茶钱。

在舅舅家玩耍有几件事使我很兴奋，一是每天中午舅妈要煮饭时，她要考虑和决定今天中午吃什么菜，然后让大表哥到自留地中去砍或者收这种菜，这个时候我一定会蹦蹦跳跳的跟着大表哥到地中去看他如何采摘这些新鲜蔬菜。再有一个事情就是看幺舅耕田，生产队有一只耕牛是分配给我幺舅家饲养和使用，在春耕开始的时候幺舅会扛着犁头或者耕耙去耕田。当年农民对土地的养护是很重视的，小春除了要种麦子油菜外，大约有1/3的水田是种上苕菜，这种苕菜除了少量食用外，都是到了春耕的时候通过犁田把它翻入田中，然后放水后用耕耙把它完全的割碎作为田中绿肥。幺舅耕田时我总要跟随其后站在田坎上看他操作，他会威风凛凛的吆喝着庞大的耕牛在田中穿梭自如，这个时候在我心目中幺舅的形象是很无比高大的。

当然还有一件事是我和几个表哥表弟在夏天暑假的时候，每天中午饭后到就在家旁边的小河中游泳，这条小河实际上是农田的灌溉渠，水的源头实际上是都江堰分流下来的，当年的水可以说是十分的清澈干净，农村人把游泳称为洗澡，与我不同的是我多少总还要穿着一条游泳裤下水，表哥表弟们就没有那么讲究了，都是一道河边就脱光身上的所有衣服光着屁股就下河了。表哥表弟们游泳时也不讲什么姿势，他们都是清一色的用所谓的狗刨沙方式，好像这个姿势也还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刨泳”。

其实当年舅舅们的家虽然在被称为“金温江银郫县”的郫县三道堰，其实农村的生活还是很贫穷的，而少不更事的我当年确实年龄太小，是不能体会到农村的艰苦的。记得有一天下午我和表兄妹们在院子的林盘中玩耍，突然觉得有点饿了，正好幺舅迎面走过来我就给他说舅舅我饿了。舅舅就领着我去了厨房，亲自用面粉给我烙了一个放有糖的煎饼，舅舅是当地比较有名的厨师，在家中都是舅妈下厨他是不会做饭的，但他这次就为我下厨烙了一张很好吃的饼。其实和我一起玩耍的那些表兄妹们一定也很饿了，但舅舅带着我进厨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跟进来而是去做各人的事情了，当年我还奇怪他们为什么不一起来吃烙饼，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因为贫穷表兄妹们都不会来的，他们即是饿了也只有坚持。

当年农村中的这种贫穷，有两件事情足以见得。一件事是是我的舅妈生了10个孩子，我其实当时很不理解为什么要生这么多，舅妈生孩子都是在家中她自己分娩，不仅不上医院甚至没有请一个人帮忙。当然后来通过了解才逐步知道，这和当年农村人的分配政策有关，当年一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扣除上缴的公粮之后，余下的就被称为口粮，口粮的分配政策是生产队先确定一个基本口粮的数量，它其实占了口粮的很大的比例，基本口粮是按照人头来分配的，基本口粮分配之后余下的才按照劳动情况也就是你挣的工分来分配。这种粮食的分配办法让农民会多生孩子，因为刚出生的一个小孩子他所分配的基本口粮和成人是一样的，可见政策才是促使人们多生还是少生的关键。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的二舅家，有一个我们称为二姐的表姐，二姐每年春节一过完，就要到城里我们家中住上两三个月，到春耕大忙时才回去挣工分。我们是很喜欢二姐到家中来的，因为每次她来几乎包揽了家中的所有家务事，不仅很听我母亲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弟妹们有什么要求她也也有求必应。但是后来我才慢慢知道了，她每次到城里来住上两三个月，其实是家里边没有口粮了，二舅家的家境不如幺舅家，每年春节一过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日子，二姐这个时候跑到城里边住在孃孃也就是我母亲家，也就是为了有一口饱饭吃，这一点对我们生长生活在城里边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当然这足以见得当年农村的贫苦，二姐的家还在富裕的郫县，那些更远的更贫穷的山区，农民的生活状况就一定更艰难了。

当年去玩耍得最频繁的时候应该是7000人大会之后，农村中还是有相当大的变化的，一个是自留地被确定下来了由农民自主耕种，再有就是能饲养的家畜家禽被放宽了，特别是养猪。在这种比较宽松的情况下，各个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确实就要看自己的经营和管理了。幺舅这一家子女很多，但幺舅母很会管理，她除了让孩子们分担家庭的劳务之外，也鼓励我那些表哥表姐表弟表妹自己词养些兔子之类的小家畜，所以整个家庭表现的经济活力很强。其他的几位舅舅家总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的弱点，使得家庭经济状况还是不是特别的顺利，比如二姐所在的二舅家，二舅母管理上就比么舅母差远了，所以每年春节一过到小春麦子收获之前，家中甚至会出现粮食短缺的情况，使得二姐不得不跑到城中孃孃家来，这样可以为自己的家节省点口粮。

当年在农村舅舅家中门玩耍时，还有一件十分巧合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十分有趣。那是在1970年，我当时在成都市当“赖青”，就是已经下了乡，但是户口又没有落到生产队去，但户口在手中又上不回城市户口，暂时性的让你每个月凭户口迁移证到粮站去领那个月的粮票，大概是上半年三四月份，我和情况和我相仿的两位七中校友徐光祝和何万勋相约去了三道堰我么舅家中耍两天。一天我们三人正在农村的乡间小道上溜达，这种农村乡间小道大概也就最多是一米宽，主要是保障当时农村用的很普遍的鸡公车通过，当然更多的是行人行走和当时还不太多的自行车通过。

我们在路上漫步，突然看到前边有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歪歪斜斜的向我们驶来，到了我们面前因为我们三个人站在路上，他也就不由自主的停下车来，一停下他的自行车龙头就在打转转。这时徐光祝就给他说，你这个自行车的龙头上有一个轴承上反了，他也赶忙说就是有毛病我就是准备要到街上去修。徐光祝顺手就在自己腰带上取下一个钥匙串，上边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活动扳手，他就用这个扳手先把龙头从车身上取下来，然后把龙头上的那个轴承重新调转了方向，当再把龙头安上自行车的时候，一切就很正常了。这个年轻人千恩万谢的走了，庚即这个事情就传遍这一片乡村，都说我么舅家的这几个成都客人真是神人，两三分钟就把他们乡村人无可奈何的自行车修好了，让他们既省事又省钱。

当年在舅舅家中玩耍时，附近的几个场镇是经常要去赶的，我么舅家的位置在三道堰、马街、唐昌这三个乡镇围起来的一个三角形的中央，所以这三个场镇当年都经常去逛。今天这几个场镇已经被改造建设成为古镇。特别是三道堰，完全被修的面目全非，现在面积很大街道很多，十分十分的商业化，唯一就是没有自己儿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乡村场镇的味道。当年的三道堰最核心的主体是那一座几平是全木制的大桥，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讲这座大桥都是无与伦比的。从郫县北门出来的一条大道，大约有十多里后便进入三道堰场镇，一条不是很宽的长长的小街走完后便到了这座木桥前，穿过这座大桥后便走出了三道堰这个乡镇，出桥后它就有三条路分别通向马街、唐昌和团结三个乡镇，当时是三个人民公社的所在地。看到今天建成的三道堰古镇，颇有点若有所思若有所叹的味道。

关于评价一个人特别是评价自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如果要最客观的评价自己，我更愿意说自己仅仅只是一个靠谱的人，仅此而己。所谓靠谱的人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自我希望自己做一个靠谱的人，就像佛门所说“出家人不打诳语”一样，另一个自己周围的人认为自己靠谱，别人认为自己讲的话靠得住。我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靠谱的人，或者至少是做一个想靠谱的人，可能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性有关，也就是跟性格有些关系，日常中我不是那种比较张扬的人，对外的表现比较收敛，也就是言语中把自己看得比较一般平庸，其实不仅是言语中实际上在思维上就不认为自己能怎么样，碰到要做的事往往更多的是认为自己不太行，能完成能做好的把握不大，甚至出现绕开些不要去做的想法与做法。

这种小心谨慎也许是我们家族的一个特点，从老一辈人的影响来看，我父亲在前三十年中一直处于“老运动员”的状况，低头做人小心说话一直是他的常态，就是这种小心谨慎的状态也使他多年都遭遇厄运，所以他能够传承给我们的不可能让自己自视其高做人做事有信心。至于我的母亲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女强人”，但她的那种剑拔弩张是一种色厉内荏，这从她为了争取到自己的一些利益不得不经常耍弄一些小聪明可以看出。我自己做人的谨小慎为后面会谈到很多，就是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似乎也传承了这种谨慎与低调。两个儿子其实学业上很优秀，高中就读成都七中和树德中学，大学考上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他们读书的过程和理想很难让人想向，比如由初中升高中他们好像从来没得一种自我的欲望与志向，在我向他们建议是不是要考一下重点中学的时候，他们居然问我“为什么要读四七九”，报考大学也是如此，读书时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志向要考清华北大北航，都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看到分数可以报北大北航才去填报的这些好学校。

我那件小棉袄更是如此。她小学四年级就跳级两年上了初中，中考是考了比较好的成绩考上了成都树德中学，她居然反复给我们说，考上那个比较好的分数是侥幸。因为希望去日本，2019年五、六月我在成都给她筛选了几家日语培训机构的学校，这些培训机构办日语班的目标就是考上日语等级考试N2，报名的时候她还在西班牙读第二个硕士学位，我告诉了她筛选培训班的情况并告诉她这些班都是在当年12月初要参加日语等级考试N2，她居然给我回的一句话是“您把考N2说的那么容易嗦”，结果进了培训班先是成了学习的典型，任课老师经常用她的学习状况来引导和鼓励同学们，然后是12月初参加日语等级考试后考上了N2。

至于我自己是从来很少高看自己的，做人做事总是首先是考虑到和看到自己的不足，尽管有很多同学同事和朋友评价我是比较能干的人，但我自己却不是这样看的。当年在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中当造反派红卫兵时，作为一个老资格的老造反派红卫兵，我居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文化大革命由文斗转入武斗的1967年七、八月成了彻底的真资格的逍遥派，它的具体表现是我没有在两派红卫兵群众组织中担任负责人的职务，从资格上来讲我应该是红卫兵组织的勤务组成员的，成都七中第一篇大字报署名的四个人中，除我之外的其他三人都分别是二派群众组织勤务组成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认为我不适合在哪一个群众组织中负责，本质上也就是自我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不具备作勤务员这种资格。

记得当初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那几年，外界方方面面的人还是很看好我的，有文化能写文章，说我是秘书呀接班人呀，其实我自己是很缺乏自信心的，表现在从来没有一个什么想法和规划。当时和各级领导关系确实很好，好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但我居然从来没向他们提出过任何诉求，当然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不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人才，外界罩在我身上的光环在我看来那是虚无缥缈的，是一种想象一种神话，我就是我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俗人，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的，那个时候只要对自己有稍稍高一点的评价，也许后来的发展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当时的我确实自我评价很低。

其实说起来真有点矛盾，我一方面用自己出众的工作能力把工作完成的十分优秀，以至于达到各方面都十分满意而不安排不管理我的工作状况的程度，为我争取到了在当时其实十分宝贵的工作自由，这在当时其实还是很惊人的。但另一方面我又对自我评价十分的低，从来没有想象过自己可能怎么样应该怎么样，然后就昏昏戳戳的在享有工作时间自由的情况下混日子，而没有利用这种好条件好机会去开拓自己的前程。仔细想来这真是一个矛盾体，我当然指的是我这个个体，一方面能够驾熟就轻的用当时外人看得特别强的能力，去处理好在外人看来根本办不好的事情，但另一方面自己又特别缺乏自信力，缺乏的程度甚至达到了自卑的状况境界，真的是矛盾之至。

这种性格上的谨小慎微表现在行为上就是谨言慎行，当然它的好的一面就是做事比较靠谱，也就是不讲大话不包打天下。我自己就认为对所有我要去做的事情我都是比较靠谱的，如果一个事情自己觉得自己做不了，我是绝不会去招揽它的。经常出现的情况是，这个事情我有百分之九十好几，甚至100%的可能性能把它做好，但我内心始终把它想成最多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对外讲就往往说成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把握吧。比较与说话行事形成反差的是，往往由我操办的很多事情，在实际完成的时候都是按照我的思路我的做法最终有十分良好的结果，这些情况又使外界形成了认为我是一个极为靠谱的人的感觉和说法。

1976年四川省食品公司领下了商业部建设流动冷库的任务，他们上上下下心急如焚，算着一天天过去的时间但却无法推动工作，因为他们到金牛区商业局来时，能够找得到见得到的人就是我，我也积极的向局长们汇报过，但局长们不是不愿意见他们，而是根本没有这种时间，并且他们本身就认为这个事情由我来处理就行了。事情发展到一定的时间阶段，万般无奈的省食品公司的干部们也意识到，只有靠我来帮他们把这件事情弄好了，我虽然也知道这个事情最终是能够弄好的，但因为说话做事太靠谱，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表示过这个事情我能弄好的意思。随着戏剧般的一桩桩事情的进展，他们最后也好像看出了这个事情的一些门道，也逐渐把这个事情能不能办好办成完全挂在我身上了，因为最终他们认为我是个靠谱的人，只要我还在推进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一定能成功。当然这个事情最终圆满实现后，他们回顾到整个过程中我从来没有向他们说过一句让他们放心宽心的话，但问题最终解决特别是几个很关键的环节，比如商业局领导之间的协调比如到车站上去找书记签字，都是由我一手具体办成的，这让他们形成了一种我是特别靠谱的人的良好感觉。

1986年我开始组织全国经济院校的数学老师们编写数学教材，前后编写了五六套教材，因为这些教材都需要组织各个财经院校的老师们参加编写，所以协调工作尤为重要。这么多套教材的编写中，第一套教材编写的组织工作更是关键，除了要取得编写中各个环节工作的经验外，参与学校的各方面老师对于我来组织编写也有他们自我的判断，第一次嘛建立信任很重要。我的这种靠谱的天性在这第一次的编写组织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工作是由1986年暑假开始的，当时我到大连去参加了一个全国经济院校数学学会的年会，联系到了大约有十所左右的学校来参加教材编写，并确定开学后的九月份在成都召开教材编写会议。正是9月份召开的这一次教材编写会议，让参会的绝大多数院校，都认同了我的学术业务能力和工作组织能力，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许老师办事很靠谱”，纷纷表示要按照会议所取得的一致意见完成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工作，这为今后编写多次教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所谓靠谱，当时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教材编写大纲，我从大连参加会议回成都后，便抓紧时间形成了所要编写的基本教材的编写大纲，因为对教材编写中很多重要关键环节的处理很得体，使得参加会议的各个学校老师们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确定在经过大家修改增添意见后的我所提出的那份编写大纲的基础上撰写教材。因为编写大纲意见统一得快，便腾出了很多时间让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在成都游玩，老师们中有很多都是第一次来成都，我运用在西南财经大学和茶店子旅馆的良好条件，把老师们的旅游活动组织的很好。同时也利用当时成都物价特别低的优势，发挥我当年在茶店子旅馆那些同伴们的友谊作用，把教材编写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主要是伙食与回馈给老师们的礼品做得尽量的完善完美，让参加会议的各个学校老师们取得了对我的认同与信任。这之中我的基本表现就是做靠谱的事做靠谱的人，正是这种没有夸张的靠谱，使得不仅这第一次教材编写取得了完美的成果，并为后来好几套教材的编写取得了经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实做一个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最终得益最大的是自己，因为这大大的降低了自己运行的成本，这一点我是有很深的感悟和体会的。上世纪90年代我在市场经济的游弋过程中，需要我承担的各方面的工作可以用难以想象来形容，首先我不愿意脱离西南财经大学这个体制内的机构，所以得到学校去履行一个高校教师的工作职责，然后要承担两个双胞胎儿子中学学历的管理和指导，并且要身体力行的为他们进行超前学习，这需要相当的精力和时间，而作为当时增加收入也就是挣钱的主渠道是公司经营与管理，除了自己的公司需要相当的精力和时间外，我还为朋友们管理着好几家公司的财务。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如果在沟通和交流上去耗费很多无效的付出，根本不可能同时去完成这么多的工作事务。而正是我这与大家包括上上下下的人等交住的过程中，许老师是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得到了他们的认同和肯定，所以沟通交流的成本很低，很多事情不需要我做更多的解释，一件事只要得到我的点头或者是相反的拒绝，相关的人都会按照我的意思共同朝一个方向努力，使所要办的事和问题得到理想的圆满解决。

进入新世纪后我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在西南大财经大学开展的通识课程教学改革中，我担任了《科学技术史》和《大学物理》两门自然科学课程的负责人，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很搞笑的。除了当时没有老师愿意承头负责㚈，我当时也向相关方面说明从专业的角度我不是最好的人选，特别是《科学技术史》我事实上是一个专业上的新人，但学校的相关各方面硬是坚决的把我推上了阵，除了当时确实找不到人来承头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各方面认定我是一个靠谱的人，他们认为像我这样靠谱的人既然愿意参与这些课程，就说明我一定会很好努力把这些课程组织好，承担起一个课程负责人该有的工作和职责。当然我事实上确实也不负众望，把课程负责人的工作尽力的组织得很好，从接收工作一直干到我退休后还坚持了两三年，直到后来我担任了民办高校的院长后，工作实在太繁忙才脱离了这些课程的，当然也顺势把课程负责人的工作交出去了。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担任了好几个民办高校的院长工作，在这几个民办高校的工作应该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辉煌的顶峰。在这几个民办高校的工作中，我都用自己特有的工作方式从不同角度完成了让自己也叹为观止的工作，除了这个时候工作经验丰富，也就是具有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和在市场经济中游弋的体验积累，更多的是在这几所院校的工作中，得到了一大批教职员工的认同和肯定，而这种认同和肯定是以大家认为我是一个靠谱的人做靠谱的事为基础的。当年我接手的几个民办院校，院长的工作还是很艰巨的，尽管我自信自己是有能力有胆识做好这份院长工作，下边中层干部和教职员工的支持，也是我在这几个院校做好院长工作的有力支撑和保障。

记得在四川天一学院，先是面临着一个教职员工大量流失的严峻局面，稍许把工作理顺之后举办方又提出了很多难度比较大的工作希望我们能完成。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是深深感到天一学院广大的教职员工是我工作的坚强后盾。比如在我刚接受学院的院长工作后，教职员工批量流失的情况居然暂停下来了，这使得我能够把工作的精力完全放在补充已经离开天一学院的老师们留下的工作岗位上，在短短的两三个星期内就保证了9月1号开学时教师的满员。后来得知教职员工们批量流失的势头暂时止下来，其实是员工们对我的一种认同，他们认为许院长在天一上课这段时间，明显就是一个做靠谱事情的靠谱人，他们愿意留下来看一看，看许院长能不能和投资方沟通交流，保持住高等院校教师作为主流力量的传统，让天一学院的老师们能够有尽可能大的自主办学的条件。我是真没有想到，这个一个人靠不靠谱的观察与评价，会带来这么大的力量，让老师们愿意留下来看看，看看你是不是一个可以风雨同舟的人。

后来天一学院发生的更多的事情，更说明了认为你靠谱的力量。度过了天一学院最艰难的时刻后，我们面临着一个要保护师生员工自身利益的局面，而这之中教职员工的紧密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居面稍有稳定稍有好转。举办方的高管们便又迫不及待的想插进来，在这批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好大喜功但能力平平，最要命的是这些人基本上不懂高等教育。如果只凭我一个人的一己之力，是抵挡不住这些善于钻营的高管们的，让人惊讶更让人宽慰的是，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们从上到下形成了一种让这些高管们无能为力的局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这些高管们不仅是不可能在天一学院做一些自己想向上表功的事情，就是领到了投资方最高层的一些工作想法，他们根本不可能进入到学院去推行，简单的说就是学院的系部处室没有人去理睬他们，他们只有先到我这里来与我沟通，这就形成了后来众口一词的“在天一学院要办成一件事没有同许院长沟通是不行的”的局面。当然这种局面对于投资方来讲其实也有很多优点，他们想要在学院中进行的很多工作，不管工作难度有多大，只要得到了我们的认同，是完全可以办得特别好的，比如当年把学院从金堂整体搬迁到绵竹，这种难度高得在他们的高管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办成的事情，却由由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圆圆满满的完成了。

今天是2024年6月12日，我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去办理白内障手术的预入院手续，办事过程中的几件小事触发了我对当年经历过的事的一些回忆。我原以为白内障手术的预入院手续很简单，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也没有一大早就去，到医院时已经将近十点钟了，结果去了才知道它有一大堆的入院前检查，上周先进行的门诊检查就让我跑来跑去的弄了一个上午，今天的入院前检查项目也很多，一直弄到了中午12点过。最后一个检查项目要把瞳孔放大再检查，这使我想起了六十年前的一件事，也在这里回忆回忆记叙记叙一下，什么事情呢？是六十年前的1964年三、四月份吧，空军某部队到成都七中招飞行员，我作为学校的推荐对象进入了身体检查。飞行员的身体检查很严格，前后进行了好几天将近一周，地点就设在当今太古里旁的大慈寺里，那个时候大慈寺作为城区少有的寺庙没有对外开放。我们一批被推荐的同学每天一大早就去到了大慈寺，进行各种各样的身体检查，每天都有同学因为某项身体条件不合格被淘汰，所以越到后来参加体检的同学就越少，我是进行了好几天体检后余下的少有的几名进行到对眼睛进行深度检查的成都七中学生。

那天进行眼睛深度检查时，边检查便有同学被告知终止检查，检查的军队医生讲眼睛是能否做飞行员的特别重要的身体指标，我一直走到了眼睛检查的最后阶段，这个时候医生给我两只眼滴了像今天滴的药水一样的液体，然后被告知这是在放大我的瞳孔以便进行深度检查。呆了二十分钟左右，我自己感觉到眼睛不大看得清楚了，人走路也有点晃晃悠悠的味道，这时医生让我进去检查了，因为余下的同学已经很少了，所以医生检查的特别仔细，在仪器上很仔细的观察了许久后，这位医生又去请了大约三、四位医生进来，轮流的在仪器上看了较长时间，最后医生们在商讨了之后，很遗憾的告诉我，说我的右眼有一条黄标，时不时的在眼球晶体中穿梭，他们告诉我飞行员在高空飞行时，这种黄标会对视力有比较严重的影响，所以在这一条标准前面，我也就不符合飞行员的合格体检条件了，对我的飞行员体检也就只能终止了。

那个时候年龄还没有到17岁，懵懵懂懂的好像也不感觉到有什么遗憾，只是瞳孔放大了之后看什么都不太清楚，走路更是晃晃荡荡的。但我还是急着要赶回学校上课，就像今天瞳孔放大之后已经是中午12:00过了，我还要赶着去社区和街道办事处交白内障手术的补贴申请表，尽管部队的医生们建议我在大慈寺休息一下再走，但听到他们说要彻底恢复需要将近两个小时左右时间的时候，我就没有休息，在眼睛模模糊糊身体晃晃悠悠的情况走上了回学校的路，好在大慈寺距成都七中不是很远，小心谨慎的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也就回到了学校，坐在教室里听先生讲课眼睛其实是模模糊糊的看不大清楚黑板上的板书。

今天的情况也像60年前一样，瞳孔被放大进行深度检查后，市第三人民医院给我办理了预入院手续，同时给我填了申请老年白内障手术补贴的申请表，医院盖章后让我去到社区向街道办事处提交申请，同样的也是不愿意在医院中静等两个小时左右，另外需提交申请报告的地方在桂花巷，离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很近，所以我也就像60年前一样摸摸索索的上路了，当然很特别的小心谨慎，因为我知道我已经不再年轻，已经是年逾花甲奔八的老人了。市第三人民医院在羊市街，穿过东城根街后便依次是商业街、多子巷、仁厚街、斌升街，最后到了桂花巷，我要提交申请的政府机关就在这里。经过这些街口的时候，突然想起了30多年前在这一片很熟悉的经历了将近两年的生涯，那是1988年底到1990年中，我在这片区域为一家现在称为民营企业的集体所有制公司服务工作了将近两年。1988年底还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担任处级行政职务当然也是高校教师的我，在成都七中一位校友的推荐和带领下，到了一家集体所有制公司担任经济顾问，当年还没有公司法，那种挂着集体所有制招牌的企业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民营企业。这家注册在甘孜州康定县的企业，主要的经营活动其实都在成都，公司日常经营活动地址在多子巷，是一处有一幢二层楼房子的大院落，环境宽敞安静。

我前后为这个公司服务了将近五个年头，其中有将近两年是在这个地方工作的。这个地方位于少城片区，今天走过的很多街道都在公司所在地的附近，因为每天要解决外出吃中午饭的问题，结果把这一个片区走得十分熟悉了。少城片区夹在东起东城根街西至同仁路南临蜀都大道北傍羊市街西延线也就东门街槐树街的这片区域内，当然人民公园那一片也是少城片区的一部门，人民公园最早就是叫少城公园。这一片如果把长顺街看成中轴线的话，它两边有很多小街道，东边有后商业街、商业街、多子巷、仁厚街、桂花巷、斌升街、东胜街、将军街，西边有吉祥街、奎星楼街、小通巷、栅子街、实业街、泡通树街、支矶石街、宽巷子、窄巷子、井巷子、西胜街，诸多大大小小的街道巷落上有很多精美的食品店和餐饮店。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一个片区还没有旧城改造，更没有形成像现在这样的宽窄巷子旅游景点，整条长顺街就是一个综合的农贸市场，市场也扩展延伸长顺街两边的小巷中，各种各样丰富的食品很多很多。在这一个片区工作的将近两年中，很多时间都要在这一个片区吃中午饭，应该说那真是一个价廉物美的地方，各类吃食应有尽有，味道那是不摆了，价格也相当合适。更有乐趣的是它的很多吃食都是当街制作，这让喜欢观看食品制作的我经常在吃了午饭后会在这里遛涟一点时间，像儿时在皇城坝一样观看精致的食品的制作，那段时间中有时如果待在公司有点闷工作又不是很紧张时，我会走出公司在那个热热闹闹的综合农贸大市场中走走看看。今天走在这一个片区中，感觉到了城市建设的巨大力量，当年的那些农贸市场热闹场面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都是整齐规范的钢筋水泥建筑，到是十分整洁干净了，但那种熙熙攘攘让人留恋的人烟气息也没有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也在这个少城片区的小通巷呆了两三年，那个时候我的一个西财校友的公司在这里，从1998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我在这里为朋友的公司担任总经理。那个时候少城片区随着90年代上半叶府南河旧城改造的完成，这个片区的面目已经完全改观了，长顺街的综合农贸市场撤掉了，宽窄巷子的旅游景点正在规划建设，当年长顺街头的那些摊点，包括很多有名的吃食，按照规划似乎都要在宽窄巷子旅游景点建成后迁入到那里去，我们今天看到的宽窄巷子旅游景点的状况，也许就是当年规划建设时想象和计划中的模样。

我在性格或者说是性情上不是那种风风火火的急性子人，在微观上也就是具体事情有时我也表现出急切或者急迫的性情，在宏观上也就是大的事情上我绝对是一个慢性子人，信奉的格言是“等等看不招急”，这种性格或者说是性情对我几十年过往生涯中的很多事情起到积极的良好作用。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叶，应该是1984年下半年到1985年上半年吧，因为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比较突出的教学科研成绩，让我成为了党委的培养对象，当年我的成都七中的校友贾秀兰的先生，因为七七、七八年高考时我们在一起复习功课就很熟，他在1985年上半年作为教育厅的一个工作组成员在西南财经大学待了一两个月，他后来跟我说老许你真成了西南财大的青年教师典型，党委无论在汇报哪一项工作中你都是典型例子。确实当时来找我交流希望我向组织靠拢的人很多，但我这个人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但组织纪律性极差更不愿意受到组织约束，所以一直没有向党组织提交申请书。这其中有一个小播曲就是我天性不急，尽管上上下下有很多人来找我交流谈话，做各种各样的动员，但我也是慢妥妥的没有把这个事情提到日程上去，当然当时我手中的教学科研工作确实也比较多。

其实如果我在1985年比较及时积极的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情况的发展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的那种意外了。1985年上半年我还在基础部数学教研室，当时经济信息管理系还没有成立，而基础部的党总支书记是一个风风火火的急性子人，另外基础部没有学生，总支书记很重要的一份工作就是在教师中培养积极分子，我与这位书记没有过密的私交，他一定会按照学校党委的指示抓紧时间积极培养发展我的。我当时拖拖拉拉的就没有及时向组织提交申请书，一直拖到1985年下半年经济信息工程系成立，我也就到了经济信息工程系，经济信息工程系的党总支书记是一位南下干部，这位我称得上长者的书记生性豁达开朗，更重要的是他与我私交甚密甚好，当然也有点把什么事都不以为然的僻好。我都到了1985年末，因为来谈话交流的人太多，才写了一份申请书交给了他。

没有想到一交给了他，就有一年多没有人来找我谈这个事情了，我当然也不在意。后来得知是因为新成立的经济信息工程系，第一届招的学生中工作很多需要党总支去做，另外当时经济工信息工程系又招了20多个新的青年教师，党组织做好学生和青年教师工作的压力很大。更为搞笑的是，这位作为好友的党总支书记，因为听人家说我的文笔很好，便把我的申请书带回家中去想仔细看一下，没有想到家中太凌乱居然一下子放谜找不到了。这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个太好的事情了，因为天性我不喜欢有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来约束我，虽然我很热爱和拥护共产党，但也没有成为其中一员的真正意愿，现在好了，总支书记老康把我的申请书放谜了，因为太忙他也没有及时与我交流和处理这个事情，都是一年多之后他可能要调离去其它岗位才跟我说了这个事。

看来这个拖拖踏踏的“等等看不招急”的天性或者说是习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了，如果在经济信息工程系成立之前我就递交了这份申请书，也许机缘巧合我就会很快的加入组织了，一旦加入也极有可能从政了。现在年逾古稀在奔八的路上回过头来看这个事，还真有点庆幸不已，因为如果我一旦从政，人生的路途便不会是现在这种比较满意的状况了，也许会很坎坷麻烦，因为我的自知之明告诉我，如果从政我可以把工作做得很好甚至做到极致，但我也知道自己在物欲上的贪婪，物欲贪婪人皆有之但最要命的是我自我的克制力不高，能力和贪婪会把我送到一个很糟糕的地方去的。所以当年那种拖沓的习性让我走上了另一条人生途径，既做了一辈子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人生结果。

这种慢悠悠的天性让我在不少事情上有所补益。五年前的2019年，我从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休，闲下来没有多久就遇上了新冠疫情，这便得人们当然也包括我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空间缩小时间处在拉长，这几年的漫漫岁月中，总还是有些事要遇上，有些问题要处理，这个时候那种“等等看不招急”的性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首先是它使我能够静下心来，安排悠悠漫漫岁月中的日常生活，开始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撰写这部回忆录。记得应该是2020年春节过后吧，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把大家都封闭在家中了，虽然不是说不能出门，等方方面面都在高调提醒多在家少出门，特别是对我们这种老年人更是这样，其实不仅是外部要求，面对当时那种状况自己也觉得还是少动为好。

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很自然的就想到记录一下自己几十年来的学习与工作生涯，最初确实就是想记录一下，没有想到这是写回忆录这个事情，也只确定了写两个篇章，一篇是记录自己读书学习的情况，一篇是记录自己工作的情况。后来读到我的这些资料的友人都谬赞我记性好，说这么几十年前的事情我都记得很清楚，我的感受是不是我记性好，而是一旦决定了要动笔写写过往的事情，那些记忆中的片段便会很自然的涌入你的脑海之中，成为你文字记录最美妙的原始资料。事实上确实如此，因为这两个篇章记录的都是当年经历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写起来也特别顺利，大约就是一两个月吧，十多万字的两个篇章就完成了，我给它们取了两个标题《三人行必有我师——我的学习生活》和《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得——我的工作生涯》。

这种写实的记录性文字完成起来是比较轻松也比较容易的，因为当年经历的事情就是那样，不过据实把它记载下来就行了，不需要什么文字的修饰文笔的描写。当完成这两个主要的记录自己几十年学习和生活的文字后，才发现有点是写回忆录的味道，因为自己在子女的教育和子女他们自身的成长上还是有些故事和感悟，所以我又顺势写了《愿他们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我的子女教育》这一个也是写实的篇章。既然是写实其实内容是很多的，因为年逾古稀七八十年走过来的历程中相关的人与事还是很多的，比如在理财方面我还是小有点成就和感悟，算是一种小结式的回顾吧，我又接着写了《天下熙熙皆为财来，天下攘攘皆为财往——我的理财》。还有一个比较可笑的事情是，我这个人从来就很懒惰，并且有讳疾忌医的不好习惯，加之青少年时家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成年自己独立之后又忙于工作的琐碎事情之中，所以我这一生中其实发生了很多身体上的不适也就是生病了，有的病症状还很严重，但我经常是拖拖拉拉疲疲沓㳫不是及时去诊断就医，这大概是最经典的“等等看”吧，结果身体上曾经发生的很多病症就在这种拖拖沓沓的过程中居然又被拖过去了，潜意识深处有一种想法是人身体的病状应该多数都是可以自愈的，但需要探讨它能够自愈的机理和原因，所以我又完成了一段记叙我从小到大身体状况的文字，篇章名为《体为心声 体为心生——我的身体健康》，想留的身体资料供人参考。

写上面这些文字的时候，都是新冠病毒已在世界范围内危害人类的时候了，局面上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世界旅游完全被停止了，因为当时连出门都被提醒要小心注意。比较庆幸的是在新冠暴发前几年，我陆陆续续在欧洲和美国旅游了多次，特别是进行了四次欧洲游，加之当时我们大学同学的班网开辟了一个旅游专栏，邀请大家撰文投稿，于是我便以《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的旅游》为篇章名写下了我的欧洲旅游与美国旅游的记实文章。不过这段文章的撰写过程难度就大多了，虽然也是记实，但在比较集中的也就是不是很长的时间中集中的跑了很多旅游景点，回忆和撰写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我足足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才完成了这篇文字的记叙与撰写。不过这篇文字完成的时候，我内心还是很高兴和满意的，甚至颇有点自得之心，这应该是对当年集中的打卡式旅游是一个极其完美的补充，我自己把它视成是欧美的二次旅游。

都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有点撰写回忆录的想法了，这个时候整个文字大概已经有了20万左右。除了自我写作意识的升华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从欧美旅游的文字在我们大学班网上发表后，其他篇章已经完成的文字也在大学班网上刊出了，并且在一定的友人范围内传看，应该说是看了我的文字的朋友们对我鼓励性的肯定，让我有了要认认真真写一下回忆录的想法，不过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20年的未，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已经是日复一日了。既然有了撰写回忆录的明确想法，首先要做的是审视前边已经写成了文字，仔细阅读了自己所写的文字后，才发现最主干的内容也就是我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生涯，因为当初不是特别有想法，所以文字记录得还是特别的粗糙，当然客观现实的率真性还是有的，文字既反映了我个人的生活，也表现出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比较客观真实的社会背景。

这个当然要想办法弥补一下了，在有了认真写一部回忆录的想法下，更多的篇章内容的设计进入了我的脑海。后来出现的三个篇章《欢乐与成功同在，遗憾与教训同行——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胸无大志 随意而行——我的人生自描》和《充实自知自信自明——我的人生追求》，除了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内容重点外，在记叙和撰写过程中也格外注意了一下对最前面二个篇章内容的补充与修饰。到这个时候70多年人生中的相关的事情记叙得不少了，但对人的回忆和描写都不太多，除了像对谢晋超先生、赵泽书老师、毕吉祥老师、大塘公社郑书记等这些我的贵人有所提及和记叙外，对我这一辈子所结交的很多同学、朋友及至亲人都很少提及，一部回忆录是不能仅仅是只有事而没有人的，所以比较详细的记叙和撰写一下这些友人和亲人很自然的进入了我撰写回忆录的内容设计中。

也几乎是在同时，一种想把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与社会发展融合在一起来回忆记叙撰写的想法也油然面生。我们这一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的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共和国的同龄人，人生的经历和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紧密连在一起的，社会造就了我们的人生，七个“十年”使我们以孩提进入古稀。刻骨铭心的前三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改革开放的后四十年，让我们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迁，于是一个以《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的七个“年代”回眸》篇章。开始作为回忆录的重头内容记叙撰写，七个“十年”的回忆把我们带回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及至老年，除了那些个年代的个人经历外，还有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进程。

这段文字完成在2022年，那一年新冠病毒的横行已经使人类的活动空间大为缩小，防疫中出现的很多虽然是迫不得已但确实有些令人难于想向和接受的举措，使得人们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有些时候有的情况下是被封闭在小区和家中。估计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吧，我形成的这段七个“年代”回眸的文字，在传递的过程中阅读的人比较多起来，当然每一个时段所记叙到的社会状况现实也引起了不同年龄段的友人共鸣，从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首肯和表扬，甚至有不恰当的“许老师版《人世间》”的比喻，以及太夸张一些了的“白天读许老师回忆录，晚上看电视剧《人世间》”的不很得体的形容。尽管表扬得过分了一些，但这对鼓励我把回忆录尽力写好却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也是在2022年，我完成了又一段文字内容，那就是以我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时所讲授的《科学技术史》课程为基础，在有一定新意下为我们大学班网撰了有一定科普味道的文章。将近十万字的文字除了讲述科学技术历史外，更多的还是想着墨讨论“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发生发展在欧洲”这一李约瑟之问，当然也研究分析了这对东西方各自发展的影响和后果。近日有文字报道讲顶级数学家邱成侗先生说中国现今数学还没有达到美国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中国数学落后世界80年，个人认为邱先生虽然讲得比较极致了，但落后并且差距很大是不争的事实。我在写的这篇科普文章中，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我们科学技术严重落后的事实与原因。这段文字后来被我以《教学相长 学在教中——我的教学心得与感悟》收进了回忆录中，主要原因是它的基础是我在西南财经大学讲授的课程《科学技术史》，而这门课程我在西南财经大学讲授了8年。

也是在2022年，我完成了回忆录中几乎完全是务虚的内容，那就是以《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点》为篇章名的文字。奋力完成的这个篇章，是我多年来观察了解分析研究这几大民生问题的结果，表达了我对这几大民生问题的市场化批评，明确地表示虽然形成这几大民生问题的目前极其混乱和严峻状况的成因很多，但政府把这些不该市场化的民生问题推给了市场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原因，除了没有资金支持全民医疗全民教育全民养老外，对这几个民生领域的导向错误它也有难疚其责的缺位与过失。在这一年写出这段文章从回忆录撰写的角度上来讲因素很多，当然主要的原因是上面说到的研究和分析的过程与结果，但当时我的回忆录一直想进入关于对人的记叙，但真要的动笔写人的时候才知道它远比记事难度大的多，所以回忆记录人的内容的延迟与推后使得这段关于民生问题的内容较早动笔。

关于几个民生问题市场化问题讨论的文字完成后，已经到了2022年的年末，从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病毒防疫工作已经进行了三年，三年的漫长过程确实有点一言难尽的味道，不过到了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却发生了戏剧般的变化，就在这一个月上旬严防死守了三年的封闭控制简称封控突然毫无征兆的放开了，当然最主要或者说最根本的原因是封控不住了。其实早在2021年底就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放开了封控，这是因为新冠病毒的多次变异使得它的传染性加强，相应变异后的病毒在降低，因为传染加快造成了无法封控的局面，既然无法封控毒性又在降低那就放开吧。我们在2022年迎来了最坚定的清零封控，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也应该是无奈之举，到了2022年十二月，病毒的强传染性终于使我们也坚持不住封控了，客观的事实是也封控不住了，所以就毫无征兆的放开了。

放开之后新冠病毒感染就大面积的普遍化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阳了”的过程，有的人还不止一次。我在放开后一个星期左右就被感染了，主要的原因是在那一个星期。我因为各种复杂的原因连续去了三次医院，在医院中中招的概率是很大的。其实最终我是不是被感染了或者说是“阳了”并没有医学上的根据，我是自我判断我感染了，依据就是身体出现的状态。从开始发烧起发病的症状是很严重的，在我的记忆中是我几十年人生生涯中生病最严重的一次，我几乎是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当时提到的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几乎所有症状我都来过一次。发烧持续了几天，虽然温度不高但一天几次周期性的发烧使得全身软绵绵的起不了床，然后就是恶心呕吐和腹泻，最严重的时候有短暂失禁情况出现。我没有去医院进行核酸检查确诊，也没有到医院去诊断，就是按照平时自己的习惯吃了一些抗生素类药，虽然当时强调抗生素类药对新冠病毒无效，但自己的身体我是感觉到我有炎症的，所以也就服了抗生素的药了。在床上躺了几天之后，慢慢的身体也恢复了。

关于新冠病毒的防疫三年是有很多可以回忆记载的文字的，我准备在后边比较详细的记叙，这里还是回到我回忆录的写着上来吧。新冠病毒“阳了”并且症状也正常之后，己经进入了2023年，我仍然是按照计划按部就班的撰写回忆录。这个时候怎样在回忆录中记叙撰写几十年人生经历的人特别是友人的思路也逐渐清晣起来，回顾几十年漫漫人生道路上，除了有很多贵人帮助与支持，还有更多的友人相伴同行，如果把人生看作是一所社会大学，这些贵人和友人都是我的老师，加之我几十年人生都与实际中的大学紧密相连，于是萌生出在《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篇章名下继续回忆录的撰写，其中更多的也是很主要的内容就是记叙几十年来在社会大学中结识的人们，他们都是我的大学老师。这个篇章的撰写耗时是比较多的，我的记叙也比较投入，过程也十分愉悦，毕竟所回忆所记叙的都是几十年来与我密切相处的友人。

十分愉悦完成了《我的“大学”》以记人为主的篇章的撰写，美妙的心情使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把记事的回忆录撰写展示一下，尽管在整个回忆录中记叙的事情已经不少了。所谓另一个角度就是记叙这一辈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一些印象深刻令人难以忘却的事，这些事“既包括令人沾沾自喜乃至忘形的得意之事，也包括令人沮丧乃至叹息的唏嘘之事，当然也有虽然平淡但自己认为该记叙一下的有趣之事”。于是在进入2023年没有新冠病毒的骚扰以及为了“清零”的封控后，拟就了《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篇章名，继续着我的回忆录的愉悦记叙撰写。

在这一篇章回忆录的记叙撰写中间，我和家人们去了一趟泰国普吉岛，这是新冠病毒封控解除之后我的第一次境外游，前后在普吉岛游了十天，其间正好撞上了泰国泼水节。因为是第二次游普吉岛，我在这十天的旅游中写下了每日一篇的游记《安达曼海的明珠—再游普吉》，作为我的回忆录中海外旅游的一部分内容。十天的再游普吉岛结束后，我继续以十分愉悦的心情完成了《我的“城南记事”》的记叙撰写。

《我的“大学”》与《我的“城南记事”》这两个回忆录篇章的撰写过程充满着愉悦，除了新冠病毒三年的骚扰所造成的阴霾心情一扫而去外，所回忆的人与事也确实让人心情特好，正如在《我的“城南记事”》开篇文字中写到的“年过古稀，一个花甲的七十余载中，与众多的同学朋友同事一样，经历了很多事件，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人的一生就是由这许多事件以及与在上一篇中记载过的很多人的交往所构成的，所以能把这一生中所经历的自己觉得应该记载下来的事情做记叙回忆，既是一桩快乐的事，也是我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

完成这两个充满愉悦心情的回忆录篇章后，开始了又一个我一直计划动笔撰写的内容，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关于中国的教育。尽管几十年中我曾经涉猎过多项职业范畴，但自己从内心深处还是认为自己是教育者，是一名职业教师，正是从职业教师的角度上嗯，我对中国教育目前盛行的机制多有诟言，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失败的机制，应当尽力让他彻底改变。于是在《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我的教育观念》篇章名下，我畅所欲言地写下了这段文字，这应该是一个职业教育工作者的肺腑之言，我们的教育机制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它需要有一个彻底的变革。

完成这个沉重话题的篇章后，我进入了两个话题比较轻松的内容撰写，轻松使得这两个话题的记叙过程肯定是愉悦的，我甚至在文章的写作起意和撰写过程中刻意的为我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找乐子。这二段文字一段篇章取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它比较详细的回顾记叙了我的吃穿、居住与行动，客观的说因为这几十年个人的生活状态还是比较好的，个人的物质化倾向也让我比较注重这些东西，所以这些回忆总结记叙撰写让人心情十分轻快，愉悦也随之而来。另一段文字篇章名为《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也就是现在正在写着的内容，这应该是我的回忆录的收篇吧，除了还有一个《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的篇章计划外，这个篇章的标题使我可以在今后还想记叙点什么东西的时候，都可以把它归入这个篇章之中慢慢回忆撰写。

这样我的回忆录一共十八个篇章，如果以平均每个篇章5~6万子计数，这部回忆录字数应该在90~100万之间。我把这18个篇章的篇章名辑录如下

‍三人行 必有吾师焉——我的学习生活

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我的工作生涯

愿他们在海阔天空中自由翱翔——我的子女教育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的理财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的海外旅游

体为心声 体由心生——我的身体健康

欢乐与成功同在 遗憾与教训同行——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

胸无大志 随意而行——我的人生自描

充实自知自信自明——我的人生追求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

教学相长 学在教中——我的教学心得与感悟

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点

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我的“城南纪事”

海阔凭鱼跃 天高任鸟飞——我的教育观念

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

回忆录主要是在三年新冠病毒防疫期间撰写的，也是我二次退休之后几年中做成的很主要的一个事情，虽然不能说现在已经完成了，因为我还在缓缓的回忆着记叙着撰写着，而且将近百万字的初稿还需要校正修改乃至提升。已经有不少的友人在询问成书之事，我当然明白他们关心的是出版，但这个事情可能还不是我能够决定的，它能否出版发行牵涉到方方面面，但最终要它形成一本印刷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几年中经历的又一种大事便是新冠病毒的三年防疫，如同所有的国人都有过的经历一样，它留给我们的也是刻骨铭心的，我肯定也在其中不会例外，所以作为回忆录的一部分，还是想用心媲美的把它留在我的文字中。

我是2019年下半年从最后的工作岗位上退休下来的，当时计划还是蛮好的，首先是想继续进行海外旅游，当然也顺便进行一下海外资产的考察，所以在2019年最后一个月，我和我的一个儿子去了泰国普吉岛。应该几乎是我们待在普吉岛的相同时间，在武汉发现了新冠病毒，不幸过世的吹哨人李文亮先生以医生的敏锐最先向各方面发出警示，遗憾的是非但没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有关方面以传统的思维与做法对他进行了传唤警告。当然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对李文亮先生的警示能够充分重视并有相应的措施，武汉乃至全国的后来的局面会好一些。在羞羞答答的掩盖中度过了2020年春节后，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迅速的一发不可收拾，它最终导致了武汉的匆忙封城，封城准备的不充分使得百万武汉人赏尽了生活的苦楚，当然同时也诞生了备受争议和责难的记录这些苦楚的《方方日记》。

匆忙的武汉封城并没有阻止住新冠病毒的迅速传播，很快全国各地都拉响了警报。因为对新冠病毒没有特效的治疗药品，在整个2020年中人们摸索出来的经验就是隔离，也就是全力以赴的切断新冠病毒的传播。确诊病人肯定是要送到医院去隔离治疗的，比较重点的工作是在密切接触人的排查上，密切接触人肯定是需要隔离的，隔离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居家隔离强制隔离集中隔离硬隔离等等，为了使工作更有效对密切接触人的接触者也需要排查，称为次密切接触人，后来还衍生出n次密切接触人的概念。除了对人的隔离外，还有就是管控，包括单元楼栋小区和区域的管控，它的顶级形式就是封闭。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冲着的一个终极目标“清零”，包括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社会面动态清零、社会面基本清零、总体社会面清零等。

应该说2020年这些管控措施既是当年没有更多更好办法的无可奈何之举，从效果上还是收到了积极的成效。刚开始的管控中，除了武汉来得特别仓促有些被动外，很多地方出现新冠病毒传播时，比较有节制的管控措施大家都还是能接受，事实上当年这些管控举措在很多地方施行时，对人们的生活乃至经济的运行虽有影响但还没有特别大的妨碍。人们对这种管控还没有特别大的异议，比较有趣的是当年进行了美国总统的选举，一个远隔万里的大洋彼岸国家领导人的选举，牵动了成千上万无数中国人的思绪，无疑也分散了国人的精力。

到了2021年情况就比较严峻起来了，除了世界范围以内新冠病毒传播日益严重外，国内的情况也日趋严峻，防疫的各种各样的管控措施都在完善与加强。于是，核酸检测普遍化了，健康码出现了，隔离和封闭的设计与实施都在提高与提升。这些对民众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经济的运行的影响与妨碍在加强，一些基层比较过头的执行举措也使大家时有诟言。除了核酸检测外，新冠病毒的多种疫苗也相继问世，应该说几乎是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都自觉主动或不自觉不主动的打了疫苗。到了2021年下半年特别是年底，国外科学界和医学界关于新冠病毒变种传播性加强病毒减弱的研究与实操，让世界喘了一口气，但我们的反应因为习惯性的惯性使得各种管控更为加强，直至出现了2022年上半年作为东方魔珠的上海也出现了封城。整个2022年的新冠防疫是十分严谨和到位，很多科技的东西进入到防疫领城，比如核酸检测就有单采、混采、双采、单检、混检、预防性全员核酸检测、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常态化核酸的提法与举措，至于健康码管理就有绿码、黄码、红码、灰码、场所码，行程码等等。

前边我已经说过了，到了2022年最后一个月，变异了的新冠病毒传播速度加快，想要用隔离封控这些传统的“清零”手段显然不行了，于封控这没有任何预兆和告之的情况下放开了，当然这种急匆匆的放开，也迎来了大面积的感染。因为放开的太突然太仓促，方方面面包括医院和个人都没有做好准备，所以从2022年12月份开始，到2023年元旦春节前后，所有的医院都是人满为患。我在前边的记叙中已经说了我在2022年12月分开不久就中招“阳了”的情况，因为我个人习惯性的对就医的堕性，生病了就在家中休息，按自己的方式吃点药，基本上是挺过去的，没去医院就医也就没有进行核酸检测，说自己“阳了”也是自我推测。而更多的人习惯上不是这样的，有病了就要到医院去就医，而那段时间大批的人都迅速中招“阳了”，大家都涌入医院求医问药，使得几乎所有的医院都是一床难求。

2023年元旦春节前后的两三个月中，最为困难的是老年人，我的母亲当年95岁了，放开不久后也很快感染，送到四川省第五人民医院之后，仅管医院庚即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仍然住不了院，好在我那个执着的兄弟，他也是70岁的老人了，没日没夜的守在第五医院门诊部，最后死乞百赖的在门诊部弄了一个临时床位治疗，当时母亲的肺部CT显示已经2/3白肺了，医生们对这种九十高龄的老人都认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但老母亲的顽强坚持居然让她挺了过来，在经历了门诊临时病床的十来天治疗后，最后五医院为母亲在骨科安排了一个床位。为什么是在骨科呢？因为那段时间全部都是新冠病人，医院里所有的科室都成了“呼吸科”，在医院与母亲及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她终于逐渐好转了，我们庆幸和祝愿今年已经迈入九十七岁的母亲健康长寿。

在新冠“口罩”这几年中，成都特别是我所在的青羊区还是比较幸运的，成都虽然每年都还是有几次拉响警报，但几乎每次都是有惊无险化解的比较快。特别是我所在的青羊区，一直是比较安全的区域，成都市的成华区、锦江区、武候区、龙泉驿区和金牛区都曾经是一个重灾区，而青羊区虽然也有过惊险，但给人感觉影响都不是很大，所以在我的感觉中，那种封闭隔离好像离我们还是比较遥远。至于我个人，因为习惯性的讳疾避医以及“等等看不招急”的思维，几年中除了很听话的尽量减少外出外，其他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发生过。比如核酸检测，头两年我是从来没去做过的，潜意识深处我在想就是检测出来阳了又怎么呢？都是到了2022年，因为各方面的要求日益加强，比如乘坐地铁等公共交通都要查验健康码是否绿码，我才开始去做核酸检测。至于新冠疫苗，我就一直没有去打，不是对新冠疫苗有什么想法，而是我从来就没有自觉主动的打疫苗的思维和习惯，这使我成了少有没有打新冠疫苗的老人，这两年说新冠疫苗副作用的多了，当然我私下里还是很为自己没有去打疫苗而庆幸的。

遭遇新冠病毒防疫应该是我二次退休以来所经历的一个人生桥段，当然它是很被动的，完全被新冠病毒以及由此而引发的防疫安排所支配，比较庆幸的是我的运气还比较好，方方面面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自我的一些因素还没有使我在这个令人不堪回首的人生桥段中太难过。撰写回忆录和遭遇新冠病毒防疫，是这几年相辅相成结伴而行的兄弟，回忆录的主体部分都是在三年“口罩”期间完成的，新冠病毒的防疫让回忆录的撰写有了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而愉悦的回忆录的记叙撰写使得这三年的生活还不至于太枯燥无味单调简陋。恶梦般的“口罩”三年好像已经逝去，除了经济有些怪异令人难以捉摸外，世界旅游好像也恢复了正常。新冠防疫结束后的第一年也就是2023年只尝试性去了一趟泰国普吉岛，今年也就是2024年想多去点地方，除了3月份已经去了日本之外，今年计划中还有一次10月左右泰国曼谷和普吉岛之行，年底这边进入冬季的时候还想到温暖的澳大利亚一游。

这几年中还想记叙的第三件事便是朋友的交流，严格的说是同学的聚会，这些聚会中尤以中学同学特别是成都七中校友的聚会更令人难以忘怀。退休老人的朋友交流，本来应该是很广泛的，工作了几十年单位同事之间应该交流是比较多的，但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现在退休老人的朋友聚会其实能够常态化的就是同学的聚会，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大学77、78级的特点，大学同学有比较大的年龄差距，加之大学同学毕业后聚集在一个地方的不多，所以同学聚会中更多的是中学同学的聚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成都七中的老三届校友大家在相处的时间特别长，最长的甚至有十七、八年，短的也有五、六年，时间跨度从1960年到1977年，也就是1960年从初一开始，6年的中学学习到1966年，然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底，最后下乡当知识青年，有的甚至是1977、 78年高考开始时才考入大学，所以前前后后最大的时间跨度有10多年。

这里所说的长达十七、八年的相处当然是一个很极端的特殊情况，但确实是可能存在的。几位同学如果在1960年上初一时就进入成都七中，初中三年中考后又继续在成都七中读高中到1966年，后来进行了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到1968年底，1969年初下乡当知青时大家又集体下乡在一起，中途没有被招工，直到1977年或1978年才考入大学，这样这些同学确实就在成都七中的名义下相处了十七、八年。我在成都七中和同学相处的时间没有这么长，我初中不是成都七中的，到1963年9月才进入成都七中部高中，后来文化大革一直到1968年底，下乡我没有随着成都七中集体到西昌冕宁县，这样与其中校友们相处的时间是五年多。

尽管相处的时间不是特别的长，但特殊的原因使我在成都七中结交的同学朋友不少。首先是读高中那三年，一方面我因为学习成绩比较好受到大家关注，另一方面曾经担任过校团委的宣教委员也使我与不少同学有广泛交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前三个月，我先是执笔写出了那份在学校引起争议的大字报，继而在驱赶工作组的活动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这些行为引发了同学们对我的关注也进而结交了很多朋友。两派分裂后，一方面作为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我，在“红毛七”中有很多观点一致的战友，但另一方面因为老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份，我又与八•二六派的“七毛”中的不少同学交往甚密，并且几度在“七毛”中发挥一定作用。所有这些，使我在五、六年的时间中结识和交往了成都七中相当一批同学。

在我的印象中，成都七中老三届同学开始有一定规模的聚会，始于1996年，那一年是我们高六六级毕业30年，先是校友会组织在成都七中林荫街校区内活动了一次，然后又有一批同学发起组织，先后在龙泉驿与都江堰青城山等地有几次较大规模的聚会，那年大家都年近五十了吧，年岁的增长让同学相聚的意念日益扩展，几次聚会来的同学都不上，几次大的聚会后各种形式的较小规模的聚会便有点常态化了。比如我们高六六二班就在那段时间举行了多次班级聚会，跨班级的聚会也不少，我就曾经和刘仁清等同学一起到高六六六班李改珍和杨丽家中去聚会过，去的同学还不少有十来位吧。麻将这个东西是当年同学们聚会一个比较合适的平台，我记得当年在城西门那一片工作的同学，其中有李荣华皮天祥龙向东等不少同学大家虽然在上班，中午大家都从不同地方聚集在卧牛巷高六六一班孙晓涛经营的一家火锅兼棋牌店中打麻将聚会。

进入新世纪后的第一个十年，我已经结束了在商海中的游弋回到西南财经大学任教，较为宽裕的时间让我在这段时间中与大家相聚的比较多。有两个地方是常去的，一个地方是在合江亭边的一座酒店中，常去的有王守知、李荣华、皮天祥、龙向东和我，有时我们班上的万志强也来凑趣。当年王守之所在的公用局客管处立了一个关于成都市交通规划的研究课题，是由王守知在主持，这个项目与日本的相关机构有合作并得了赞叻，他们在这个酒店包了一间房作为办公地点，这间房内设有机麻，就成了我们经常聚会打麻将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每周末大家都要相约到郊区的农家乐去游玩兼打麻将，常一同前往的有龙向东童乐军夫妇、李荣华吴文华夫妇、王守知张爱华夫妇，以及我与皮天祥，还有一位高二的校友夫妇。那个时候我的女儿还不大，她妈妈也带着她与我们一起到农家乐玩耍。

后来在2000年的第二个十年中，我因为在几个民办高校中先后担任院长，工作的繁忙使我在这十年中参加七中同学聚会很少，当年一年一度的“春天有约”聚会活动，我只参加了为数极少的几次，有两次还是在下午从工作地方的民办高校赶过去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抱歉和遗憾的。因为那个时候老三届的多数同学都已年过六十，惬意的退休生活让大家多有聚会，而我在这个时候却仍然担负着比在公办院校还更多的工作，当然那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很多情况确实有点身不由己的味道。所以好不容易坚持到了2019年，那个时候已经年逾古稀，我才利用一些机会向作为朋友的老板辞掉了院长工作，实现了二次退休。

本以为这下有时间和同学们相聚了，没有想到遭遇了新冠疫情，所以“口罩”那几年大家的聚会还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好在成都的疫情几年中都没有十分的严重过，有关方面的管控也还比较适度，所以成都七中同学们的聚会还是比较经常的在进行。同学聚会有一个费用问题，比较通行也是比较好的方法就是AA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特别是对参加聚会同学的尊重，我也很赞同这种方法，并且从内心深处认为这种方法确实不错。只是这种方法在操作上给聚会的组织者会产生不少难处，在聚会的前期沟通组织中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概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这种AA制的同学聚会组织的频率在逐渐降低，反而是那种以打麻将为主的同学聚会还比较闹热，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AA制形成机制溶于了打麻将的规则之中，组织起来相对容易得多。

我想尝试一些新的同学聚会组织方式，于是在2021年重阳节，在张昭同学的帮助和组织下，邀请了我们高六六二班上20多位同学聚会，我考虑的形式就是由我支付聚会费用，同学们自由参加。当然一开始没有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确，加之又是张昭在出面张罗这个事情，所以还是有同学到会后提出是不是还是AA制的问题，不过我也趁机明确了是我请客邀请大家聚会。那次聚会选择在红杏酒家光华店的那个大包间中，它的一张大桌子最多能坐26人，我们也有26人参加坐满了包间，只是比较遗憾的是组织者张昭没有能够来跟大家聚餐，她是午饭后过一点时间来跟大家见面的。班上的同学来了20多位，在成都能来的几乎都来了，另外还邀请了李荣华和皮天祥参加，包括有几位同学当年在农家乐打麻将的夫人们，重阳节那个好日子中大家聚会得十分愉悦。

高中班上同学这一次聚会的组织方式让我认识和体会到，校友聚会的方式可以多元化一点，AA制有它的优点和长处，其他的方式也不妨可以试试。第二年也就是2022年的1月18日，在这个汉语言比较吉利的“1.18”日子中，在好友吕帖、李荣华特别是王俊频的具体协㫑下，我又邀请了一批同学在红杏酒楼光华店聚会，这一次年级的范围宽泛了很多，老三届六个年级都有，当然从人员的熟悉程度上来讲主要是当年红成那一拨人，这次聚会上龙向东李祥生皮天祥王守知都来参加了聚会，人数也正好坐满了那个大包间的26人。在高兴愉悦的聚会环境中，好友李荣华又开了个玩笑，他说“老许，初一的一拨小妹妹还说你欠他们一顿饭呢”，虽说是玩笑之语但高兴之余我也就顺势说把这一顿欠饭还了嘛，于是又有了2022年5月中旬的那一次人数更多一点的聚会。

这一次聚会好友李荣华跟我说就不要在酒楼中搞了，换一个环境比较宽松的地方，最后确定在杜甫草堂旁的一家川菜酒家，时间2022年的5月28日。参加的人数有30多人，既有原来红成的那一拨老友当然也包括让我补她们一顿饭的初一小妹妹，也有我们高中班上的几位同学，还有就是一直和我比较熟悉的几位高六六级校友的夫人。在这个地方用餐的优势在于隔壁就是杜甫草堂公园，老年人免费自由进入，所以大家在餐后都去了杜甫草堂公园，有的喝茶有的逛耍确实很不错。从这一次聚会开始，笔名为“山河美”的初一校友刘彩芬开始为聚会制作视频和美篇，使得聚会的闹热和风采得以在群中和线上拓展，把同学聚会的氛围进一步推向高潮。

制作视频和美篇确实是让同学聚会更加精彩的极好形式，好友李荣华说，本来也就是一次普普通通的同学聚会，大家参加了也不觉得它有什么独到之处，结果把大家的照片和现场视频做成一个同学聚会的专题视频，然后又把它在美篇上拓展，这样聚会的效果就大不一样了。确实是如此，大家有机会在聚会后数日内通过观看和讨论专题视频和美篇，让聚会的愉悦氛围得以延续，更可以留下很多照片保存，这对我们这些老年人确实十分重要和必要。当然辛苦了的是现场拍摄人和视频制作人，在整个聚会活动过程中，她们要耗费很多精力和时间获取现场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因为2022年底新冠防疫的放开，在度过了紧张忙乱的元旦春节前后二、三个月后，似乎也逐渐正常起来了，于是因为新㓂防疫停办了几年的成都七中老三届“春天有约”活动在2023年4月恢复举行。其实在没有举办比较大型集中的“春天有约”活动的这几年中，一直有一个春秋二季每月一次的小规模老三届校友聚会举行，它主要是颜泽鲁等校友操办的，地点定在望江公园，每次都有二三十位同学参加。这是一个很不错的聚会活动，它最大的特点是包容性，一直使得因为有红成八二六那段过往在交流上的某种不熟悉，在这个聚会上被完全溶合了，来的校友各年级的都有，当年“毛七”与“七毛”的同学都有，更有不少当年居住在川大工学院的教工子弟，追溯远一点还有当年“望江楼小学”同学的背景。

2023年的“春天有约”成都七中老三届聚会，来了有300个同学，据说这是这个活动开始以来人数最多的一次。举办的地点在望江公园，新冠疫情结束后的第一次，同学们年岁渐高又多年未见，望江公园这个开阔交通又方便的举办地，可能都是这一届来的同学创新高的原因。当然因为望江公园是一个开放性的公众游览场地，所以举办的形式不像从前在农家乐度假村，仪式性的活动十分简捷，更多的时间留给了校友们自由攀谈交流，应该说效果还是特别好的。因为紧跟着的2024年成都七中老三届“春天有约”仍然在望江公园举行，来的同学比前一年还多，300多校友再一次创造新高，当然活动的组织者也付出了辛劳的工作。

我们高中班这一次来的同学不是很多，特别是女同学来得不多，于是我萌生了请班上同学聚一聚的想法，就像2021年重阳节一样邀请同学们聚会。其实在2024年成都七中老三届“春天有约”的前一周，应该是4月18日吧，我已经邀请我们成都二十九中初中六三二班上的同学在红杏酒家光华店聚会了一次，我们初中班上当初考高中时分流的很好，有不少同学都去读了中专，上普高的成都七中就我一个，另外还有几位同学在十二中十六中十七中。初中毕业之后我们班上的同学聚的不多，后来大家退休后有不少聚会活动我也因为忙参加得不多，所以这次特意的邀请能够请得到的初中同学聚了一下。一共来了16位同学，大家说这已经是近年来初中同学聚会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了，大家多年未见相聚在一起是十分高兴和愉悦的，聚会使大家联系得更紧密了。

这次聚会一个意外的收获是班上一直很活跃的李广武同学来了，他是一个摄影摄像爱好者，做视频是他的爱好和专长。他这次来仍然和前几次的聚会一样，带来了摄像和拍照的专业设备，那天在聚会后给大家制作了十分美丽漂亮让人留恋的视频。更为重要的是，他还保存着三十多年前也就是1993年我们正值壮年时候，在成都市人民公园聚会的摄像和照片资料，趁着这次再次聚会的兴趣，他把1993年人民公园的聚会也制作了视频，让大家看到了30多年前正值壮年的自我。他还带来了他所保存的我们1963年毕业时的很多照片资料，这让大家看到了六十多年前我们十五、六岁时青涩而纯洁质朴的少年像。

因为以前多次的校友聚会都是在城中进行的，这次萌发了一种想在农家乐度假村活动的想法，一是环境宽松人多了散得开，二是也想尝尝乡村菜的味道。这里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交通要方便，大家都年岁大了，最方便的交通是地铁，聚会点应当距离地铁站很较近才行。班上王守知跟我说，他住家的温江凤凰大街地铁站附近，有很多就在光华大道两边的农家乐，距地铁站只有几百米远，环境都很不错。经过实际考察了解后，最后选取了一个家叫“福苑农家乐”的地方，在2024年5月14日聚会。当天参加聚会的同学除了我们高六六二的十六位校友外，还邀请了李荣华皮天祥吕帖三位成都七中其它班的校友参加，以及一位七中初六三级的校友梁虹一起聚会。

应该说选择的这个地方确实不错，地点很大很宽敞，绿化与设施也不错，空气很清新，树荫下大家喝茶聊天很是惬意。这次班上来的女同学很多，能够来的都来了，弥补了上一次在望江公园聚会时候女同学来的少的遗憾，比较巧的是来的女同学基本上都是在七中读了初中再上高中的校友，这也是上面说到的邀请了一位七中初六三级梁虹同学的原因之一。男同学中殷昭泉在安徽老家待了好几年后今年初回到了成都，所以也就把这次同学聚会增添了一个为班上这位年龄最小同学接风的内容。比较遗憾的是龙向东因为身体有些不适没有到会，不过这个遗憾在半个月后我邀请的另一次同学聚会中得到了弥补。

这家农家乐吃的东西选择比较多，肯定有品种繁多的川菜，它的特色是柴火鸡与排骨鸡汤锅，我们确定了选择先品尝一下排骨鸡汤锅，同时点了几个川菜。我给要喝酒的男同学们准备了一瓶起码有储存期15年以上的白酒，除了饮料之外还有啤酒，品尝之后大家觉得菜品还不错。在农家乐耍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茶水机麻免费，午饭后女同学们大家继续聊天，几位瘾比较大的男同学就开始他们的麻将大战了。请几位外班来的同学参加，有一个目的是要请他们看看这个地方行不行，因为计划中还会有两三拨成都七中校友聚会，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在这个地方举行如何？因为环境确实比较好，交通也比较方便，这个地方也得到大家的肯定。有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是虽然拍了很多照片，但最终没有能做成聚会视频，这从后来做了视频的校友聚会相比确确实实多多少少算是一个遗憾，

我在聚会中提出了一个2027年重阳节大家八十大寿的时候再聚，并且表示仍然由我做东请大家，目的就是想让大家都努力往前奔，奔八路上活好自我。其实这个提议我在初中同学四月份的聚会中就提出过，希望大家在2027年满八十时，重阳节一个也不能少的由我做东聚会。这个受到大家欢迎和拥护的建议我在五月底和六月中旬举行的另外两次校友聚会中再次提起，我把它作为一个小目标，时间不长不短，太长了说个五年八年没有实际意义，太短了一两年又不能说成是个什么目标，三年后的2027年重阳节应该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好日子，衷心祝愿到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都能来相聚。

2024年5月30日仍然在福苑农家乐举行的成都七中老三届校友聚会有二十多人参加，主要是原来红成那拨我熟悉的校友。这个聚会组织起来比较轻车熟路，上次没有参加我们班聚会的龙向东也来了，特别邀请的还有一位高六六五班的胡家明同学，我其实本来与他不是特别的熟悉，因为在微信群中的交流感到大家还是比较投契，所以也邀请了他见面一叙。来的同学中高六六四班的陈观中，是全副正规装备骑着越野自行车来的，他是一位骑着自行车几乎游遍全国的骑游爱好者，他的这种来参加聚会的方式引起了同学们的惊叹乃自欢呼。这一拨来参加聚会的同学对选择这个地方坐校友聚会都予以了肯定，这一次我们午餐选择的是柴火鸡，当然也另外配搭了几个川菜。

我在聚会中向同学们敬酒的时候再次提到了2027年重阳节再聚的小目标，得到大家的赞同。更巧的是得知陈观中的生日正好是重阳节，所以我们2027年重阳节祝贺大家八十大寿时那天也正好是他的生日。这次聚会更大的一个拓展是制作了聚会视频，现场的拍摄是邢庭和等校友，视频包括后来的美篇是由刘彩芬制作的，聚会视频的制作把聚会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刘彩芬邢庭和制作的视频对校友聚会的作用，远高于我邀请大家搭建了一个聚会平台的效果，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再次感谢刘彩芬他们这些校友。

接下来是筹备和组织下一个聚会，参加人员主要是原来“七毛”中我熟悉的校友。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成都七中的校友中，无论是红卫兵成都部队观点的“毛七”，还是八二六观点的“七毛”，我都有一批交往甚密关系也特别好的校友，所以我也准备在今年邀请一批原来“七毛”校友聚会。因为很多比较特殊的原因，我把这次聚会地点确定在红杏酒家光华店，仍然是那个能坐26个人的豪华大包间。比较费心思的是人员的邀请，也同样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与“七毛”中熟悉的校友要更多些，也是因为历史的原因，我在邀请那些同学参加的时候还得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在拉出一个大约三十人的大名单后，仍然是麻烦刘彩芬制作了邀请函，顺便说到每次我邀请校友聚会时，都是请刘彩芬制作的邀请函，精美漂亮的邀请函为校友聚会增添色不少。

邀请函发出后，反馈回来各种各样的信息，共同的特点是大家都很高兴表示愿意来聚会，多数校友都表示要来参加聚会，他们中有高六六一班的刘正富、我们高六六二班的路建平，高六六三班的兰炳元与夫人曹王虹、顾彦先、张旭、高六六四班的何章亮、高六六五班的冯学礼、张应平、皮天祥、张灿中与夫人张学明、李兴仁、李建兴、赵正伦等，其他年级几位同学有刘荣富、曾华成、尹毛龙、刘乃琦、王文浩、罗昌明、曾华蓉、宁沛、谢显宁、㴝庆平等。有不少校友因为时间冲突来不了，包括高三一班的张翠平高三五班黄树凯及其它年级的李天华、颜泽鲁、毛心等校友。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些未能前来参加聚会的校友，包括在海外的郑大琛、徐光祝同学都向校友聚会表示祝贺，祝参加聚会的同学们快乐愉悦。发出的邀请中，给刘仁清的邀请函是托请刘正富转送，刘正富后来告诉我刘仁清去日本看女儿了，再就是周光熔的邀请函也是托同学转送的，回复的信息虽表示了不能前来参加聚会，但对同学们的校友聚会表示衷心的祝福。

聚会的时间定在2024年6月13日，临近聚会的前两天，原已确定要应邀而来参加聚会的曾华成、冯学礼、宁沛、顾彦先、刘彩芬五位校友因有一些突发客观原因不能前来，很抱歉的告之了我并表示遗憾。那一天来参加聚会的校友们都相聚甚欢，我在聚会会餐前刻意的向到来的校友们通报了邀请情况，特别是说明了那些当天不能前来参加聚会的校友的具体情况和原因，并转达了他们对聚会同学们的美好祝福。因为有对刘荣富同学在近30多年中把一个几近破产的街道工业小组带成一个上市公司的敬佩，特别是对解决了很多七中校友的就业的敬重，我在聚餐前向客人的敬酒致词中，第一杯酒是祝贺大家在此相聚，第二杯酒是提出2027年重阳节大家奔八路上再次相聚的小目标，第三杯酒是隆重的请刘荣福给大家讲几句话。

愉悦欢快的聚会中大家畅所交流，言语中洋溢着同学友谊。刘正富同学向我赠送了他的大作《花蕊夫人传奇》并即席讲话，参加聚会的刘乃琦几年前与我一样同时都在担任民办高校的院长，他在四川托普计算机学院，我在四川天一学院，当年办学时就有不少交流，几年后相见甚是感慨。聚会也使我了解到更多的校友状况和情谊，高三5班的李建新在聚会中一直和刘荣富交流甚欢，后来得知是在当年彩虹集团发展过程中，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银企关系所以联系甚密。聚会中罗昌明同学拍摄了很多照片，不少同学也录制了很多视频，最后仍然请原定当天参加聚会的刘彩芬制作了精美的聚会视频和美篇，让大家的聚会丰彩得以拓展，也让大家留下了宝贵的图象资料。

从4月中旬开始的今年邀请同学聚会的话动，在6月18号这个很好的日子中以一个小型聚会的形式结束。那一天我仍然在温江福苑农家乐请了几位同学聚会，他们中有三位也就是杜懋陆、盛祖强与胡令是我原计划在6月13日邀请参加在红杏酒楼光华店聚会的，计划了这一个聚会后也就没有邀请他们参加那天的聚会了，一位老大哥张旭已经收到了那天聚会的邀请函，后来改为没有去那边而是参加了这边聚会，还有一位陈康生也是多年十分熟悉的校友，再有就是这次聚会的主角我的高中同班同学陈大沛。温江福乐苑农家乐确实一个聊天聚会的好地方，那天我们七个人从上午十点聊天到了下午四点半，午餐是吃的农家乐的乡村川菜，它的味道还真不错。仍然感到比较荣幸的是，我们随手照的几张照片发到群中后，刘彩芬同学看见了把它们收入了6月13号那次校友聚会的美篇之中，让我们有了可以保存的珍贵图像资料。

比起两年前的2022年，今年邀请的同学聚会要多一些，前前后后一共邀请了五批同学聚会。现在出了一个巧合，就是我在每次校友聚会中都给大家提出了一个2027年重阳节八十大寿聚会的目标，真到了那一天是不可能在几个地方分别举行的，所以我现在的计划是到时找一个宽敞当然必须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大家就聚在一起欢度自己的八十大寿或者是奔八路上的愉悦吧。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要都能来参加聚会，一个也不能少，祝贺了八十大寿或者奔八之后，我们继续提出“活好当下”的目标，在合适的时间再次聚会。

回忆撰写了从2019年我二次退休以来到现在为止的将近五年时间中所做和所经历的主要的三件事，那就是撰写回忆录、参与新冠防疫以及参加同学聚会。其实这五年多中。可以记叙的事情还是很多的，比如这几年大家在微信和微信群中的交流还是有很多比较有意思的事情的。用微信有十多年了，二次退休之前主要是用于工作交流，最初的工作交流大家都用QQ，有了微信之后好像觉得微信更方便点便改用了微信。2019年下半年二次退休之后，开始加入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当然主要是同学群。除了成都七中几个同学群之外，也加了大学校友群。记忆中好像是2019年上半年吧，加入了一个四川大学校友群的很大的群，这个群据说是2018年学校校庆的时候回学校的校友们建立的，因为四川大学是由三所一本重点大学即老四川大学、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和华西医科大学合并组建的，所以他的校友群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进群没有几天，还没有搞清楚群的基本情况，才发现群里面的氛围突然很紧张了，我虽然刚进群但也意识到之前群里边已经发生过了比较严重的争论，因为我看到的氛围紧张已经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而是己经提高了的一些原则问题，不少校友的语言很咄咄逼人。也还是我还没有太反应的过来，群主就突然在群中宣布决定解散这个群。这个很大的校友群解散后，很快就产生了很多新的群，我大学班上的同学也把我拉进了这些新组建的群中，这些新的群有些是以学校划分的，比如成都科大群华西医大群，有些好像是以见解或者说观点建立的，也就是进入这个群的大家的观点都是相近至少是相似的。有了群大家都可以在群中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这对于同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沟通无疑是很好的。

每个群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点，有的群包容性很强，海纳百川对不同观点都能容纳，虽然群中也有很多争论，但不同见解的人都可以在群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更多的群不是这样，几乎都是不太容易容纳得下观点相异的，经常会发生激烈的争吵。现代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所以这种争吵也不是在转换着内容。比如2020年美国大选，在支持川普还是拜登上，一些原本观念相同的群，突然分裂成二派争吵不休。说来也很奇怪，美国人选个自己的总统，别人自己也许还不是这么关心，你看每次选举的时候都有不少美国人都不去投票，就说明他们认为这个事没有多大意思，但恰恰是我们这些不是美国人的人的群中，对别人总统的选举格外上心，发表着自己不同的见解。

记得当初的讨论争吵情况也很搞笑，刚开始还比较正常，支持川普还是支持拜登的人都能在群中比较正常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其中主要的是对两位候选人的施政方针的评价，大家也能比较平心近和的讨论，就是有争吵激烈的程度也不大。慢慢的随着选举进程的发展，二拨人的争吵便逐渐激烈起来，特别是后来投票前后更是激烈。因为当时又出现了一个选举是否有作弊的情况，这又成了一个争吵的焦点。因为很多原因当时支持川普的同学在群中逐渐占了上风，情绪最偏激的时候群中几乎看不到除支持川普外的不同意见了。

新冠“口罩”三年中，对国人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影响较大，很严谨的防疫措施是以封控为基调的，时不时要封闭楼幢小区一个片区乃至全城，封控之后经济活动是要受到严重影响的。原来以为放开之后一切都会逐步恢复正常，现在看来情况还不是如此。封控放开也有一年多了，但好像经济发展还没有缓过气来。一个表现是外部，好像来中国的外国人在新冠之后少多了，可能是欧美西方人崇尚自由开放的性态让他们对当年严谨的封控心有余悸吧，今年3月份我去了一趟日本，去的时候在北京回来的时候在南京转机，包括在成都天府机场看到的游客都很少，特别是外国人更少，完全没有了新冠之前机场人头转动的情况，5月份去了一趟香港，情况也基本如此，人来得少对外部经济肯定还是有些影响的。

再就是内部，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内需，好像状况也不太好，新冠之后国人在消费显然更谨慎了，直截了当的说就是不大愿意花钱了。我住家所在的青羊新区，小区附近有很多商业特别是饮食的经营点，我在日常溜达的过程中看到客人明显的减少了，很多的饮食服务点客人都很少，显然是因为经营上的原因不少饮食店铺都经营时间不长便关闭了。旅游上好像国人也有所收缩，往年在旅游旺季到成都旅游的人还是不少的，但现在明显的感觉到来旅游的人减少了。当然经济上一个最大的情况是楼市股市都不太好，A股就不说了，近来二十年一直很旺盛的楼市，这一年多出了很多刺激购买的政策，但好像作用都不大，房子供大于求这个矛盾好像一时还得不到缓解，这对我们的经济还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在产业结构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调整的前提下，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老是这样一蹶不振，对国内经济发展还真不是一个好事情。

都已经说到了当前的经济问题了，那就再稍稍深入讨论分析一下吧。从表象上来看，状况确实不是很好，当然从个人的角度也只能谈谈对这些表象的感受。前面已经说到过了，个人能够观察得到的是外部环境与内部消费都有些趋势不太好的变化，现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的主导因素不在我们了，好像主要的发达国家包括欧美的和大洋洲与亚洲的，似乎都比较主动的在远离我们，他们要与我们脱钩的说法不绝于耳，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和好兆头，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经济的发展，主要还是新世纪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进入了世界大家庭后才有了飞速发展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脱钩或者即便是远离对我们经济的发展都不是好事情，当然这也不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事，还得看整体形势的发展，现在看来好像情况不是很好，多种多样的原因使得外部世界好像都在逐渐远离我们。

至于内需也就是国内消费，预期收入的降低降级，不仅表现在房市一直一蹶不振，就是日常的生活消费也明显地表现出十分疲软，这种通货紧缩的信号和现象需要警惕，不要出现需求减少企业艰难就业不易收入降低的恶性循环。现在比较麻烦的还是房市，因为前二十多年的超速发展，毋庸讳言房子是修多了，它早已经大大的超过需求了，前几轮的房价高涨，是因为传统的中国人的理财观念也就是置地买房，让国人争相购买和储存房子，现在因为多种多样的原因，大家不抢购房子了，这就带来了方方面面十分严峻的问题。我在前边回忆录的很多地方都说过，房价下跌是方方面面都不能承受之重，政府不行银行不行开发商不行老百姓也不行，所以即便现在房子早已大大的供过于求了，但还得千方百计把房地产弄上去，把楼市托住也就是不能让房价大跌乃至崩盘，这很难但又不得不做。

我曾经在前面的回忆录中说到了一个如何保住房价的个人见解，那就是让人民币大幅度的“贬值”，这种所谓的贬值是表现在收入上的，举例说你现在每月工资1万，房价一平方米3万，你买一套80平方的房子要不吃不喝20年，如果你的每月工资增加到2万，那么这套房子只需要10年就行了，当然还是必须不吃不喝。这个时候一些刚需可能会入市买房了，而房价至少没有大跌。在开放式的自由经济金融体系中，这种保房价的方法会有汇率崩溃的风险，但好像我们在这方面还有点优势，因为我们的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人民币大幅贬值之后多出来的钱只会推进通货膨胀。这之中还得有一个前提，就是房子不能再修了，把现在已经严重供过于求的房子处理好，让它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良性循环，如果再去大势修房子那就会是事情最终不能收拾了。

当然这是有不少问题的，但这对化解眼前的燃眉之急还是有不少好处的，除了保住房价外，就是稀释了债务，这个债务不仅是有政府的城投债，也有购房者的按揭还款，同样的还款金额在月收入1万时会有相当压力，但在月收入2万的情况下应是好多了。问题中有一个是通货膨胀后日常生活品物价高了国人的承受能力，这个问题根据这三、四十工资上涨的情况看好像也能逐步适应，毕竟日常生活用品所占消费支出的比例不是很大。其实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工资几十元到九十年代的一、二百元，进入新世纪后更有大幅提高，生活用品价格也大幅提高了，但好像也适应过来了。

真正要让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增加国人收入及减轻国人负担。如果收入增加了而国人的医疗教育养老特别是医疗实现真正的全民免费了，国人就敢于积极消费提高生活品质了。消费必然刺激生产刺激就业刺激分配最终结果是增加收入，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这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的模式，只不过凯恩斯主义是在西方经济大危机时提出的，它刺激消费的主要手段是政府财政赤字扩大投资启动和刺激消费，这一点好像对我们不是十分适合。我们现在不是需要什么投资来启动消费，是要让国人手中实实在在的有钱，而且要没有什么民生问题的后顾之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医疗。如果医疗有了真真实实的全民免费保障，教育有更多的免费福利刺激，养老有切实的社会保障，那么大家一定会把手中的钱消费出去的。

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增加收入？主要还是增加就业提升工资，当然也有专家提到了政府给老百姓发钱，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发钱之前要解决好全民免费医疗问题，包括全民免费教育和全民免费养老，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要想我们这个社会进入良性消费状态，除了政府还有很多事需要做之外，还有对民众价值观消费观的引导，前者是解决民众后顾之忧从而敢于消费，后者是解决观点与理念从而愿意消费。说到民众价值观消费观的引导，有一个客观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要对国内投资理财这种“消费”作一个分析，国内投资理财品种不多，房市股市是主要的两种，品种不多对国人未见得不是好事，品种多了让人眼花缭乱，以国人惯有的性态是不大容易弄好的。

先来说一下我一直在告诫朋友们最好不要去涉及的股市，前面的回忆录中我已经讲了很多了，现在再重点的说一下。A股从设立开始定位就有很大的偏差，尽管在当时因为客观的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后来的情况表明，当时目光短浅的短暂收获比起后来的剧烈损失完全是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由于中国最终没有实现完全的自由的市场经济，被各方面刻意为之的双轨制，使得A股在30多年的过程中被弄得面目全非。中国股民的赌博心态，使基础本来就十分糟糕的A股更是雪上加霜。现在的A股只有投机性没有投资性更没有成长性，各方面包括机构和个人用赌博的心态和方式参与其中，最终是自食恶果相互成了韭菜。今年有人把A股市场定义为诈骗，这个说法似乎过了一些，但不要去A股当韭菜倒是天真地义的。

至于房市国人可以把它当作投资理财的一个畜水池，但要适可而止，千万不要有解放前地主老财买田置地越多越好的欲望和念头。怎么讲呢？就是首先得有至少一套自住房，条件允许可以有两套甚至三套，但要注意都是为了自住，当然作为资产它当然有沉淀资金也就是保值的作用。条件比较好时可以有一点用于出租赚取收入的房产，但也一定要适度，有一点即好即可。千万不能有投资买房赚钱的想法，从这一个角度说“房住不炒”确实是有道理的，现在国内房子的实际情况已经是严重的供过于求，价格也基本上处于高位了，所以想靠投资房产赚钱这种效应已经不复存在了。

A股不能去，房市适可而止，在社会和国家提供了医疗教育养老保障之后，中国人也应该解放思想像西方人那样不仅是“活在当下”应当是“活好当下”了，也就是说收入增加了之后手中有钱了，还是该潇洒潇洒让自己生活的更愉悦些，也就是把钱花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去了，记住那些可能是实现自我的愉悦事。当然这么多文字是描述了一种理想美妙的图像，现实中我们面临的问题还很严重，这些严重的问题有日复一日日趋恶化的可能，多年来沉积的问题太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不是一日一时能够解决的，仅就那个横亘在人们面前的全民免费医疗问题，就很难看到有解决的希望，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从财政上拿钱出来的问题，它涉及到已经病入膏肓的方方面面的状态，当然首要的问题还是需要先决定财政要拿出钱来事情才可能起步。

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前面我已经说过了投资从现实的角度也不太能够操作，确实如有些专家所言，再去投资建造型钢筋水泥基础设施还不如把钱直接发给民众。至于外贸出口，多种多样的原因也使国际上要与我们脱钩的说法甚嚣其上，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本来经济就是一个竞争性很强的事情，加之诸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外贸出口的预后相当不好。所以三驾马车中只有靠消费了，消费我们可是可以自主的，是可以自己努力的，但前提是要有前面已经谈到了很多的民众的收入增加，而且还要有很多诸如医疗等问题的民生保障，以及正确的价值观和消费观，才能使消费有效的进行和增长，而从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来，它还很任重而道远，还需要各方多加努力，让这架马车能够真正很好的跑起来。

这段时间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断与治疗老年白内障，当然主要是手术治疗植入一个人造晶体，成熟的老年白内障手术十分简单大约20分钟左右就完成了，但为此进行的前期诊断过程还不少。先是门诊，校友宁沛推荐三医院眼科专家刘主任，在她那里先是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现场检验，确认是老年白内障后进行了更深入的门诊检查，完事后由刘主任开了预入院治疗通知，到眼科检测中心去办理。去了之后护士妹妹告诉我不能办理，是因为我的血常规检验中白血球偏高不达标，让我去先治疗炎症让白血球达标，这当然也是我的一个疏忽，我的慢阻肺实际上肺部是长期炎症，加之这一年多又在服激素，白血球不达标是常事。于是只好回来吃了一个多星期的头孢抗生素，顺便也停了一个多星期的激素，拿到了当地卫生院的血常规检验合格报告后，然后是第二次去了三医院办理预入院手续。

原以为办理预入院手续很简单，结果比第一次还麻烦，因为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入院检查，我因为觉得简单就去的比较迟，上午10:00才到三医院，结果一系列检查下来已经接近中午，而且为了检查还给我放大了瞳孔。当然这一次检查一切合格，护士妹妹通知我6月28日手术，虽然手术确定是在下午，但上午一早就要去进行空腹血液检验，同时护士妹妹也给我办理了到社区申请白内障补助的相关手续，因为社区离市三医院也不远，尽管被放大了瞳孔，但我也有了前边回忆录曾经说到的在视力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离开三医院去了社区。

第3次去市三医院就是6月28日的手术了，一大早就空腹去了医院查血，原以为会在医院等上一个上午，没有想到手术前的各种安排还是很多的，当然主要是告诉老人们手术中手术后有哪些事情要注意，根据个人眼睛的不同情况选择晶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我的右眼有一块黄斑，估计就是六十年前考飞行员时医生们说的那个黄标的发展，这个眼睛的基础条件使我只能选择单焦晶体，所以对我来讲晶体的选择就很简单了，单焦晶体只有两种，一种是国产的一种是美国进口的，医生讲无论价格和质量两者差异都不大，我也就选了一个美国进口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讲还是比较遗憾的，我一直比较钟情于双焦或者多焦，因为单焦只能解决近视问题，而双焦或者多焦可以解决远视也就是戴老花镜的问题，但眼睛条件基础如此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下午的手术总的说来是比较顺利的，手术的时间其实也就是十多分钟，但我进去大概有半个小时，主要是手术有一个禁忌就是咳嗽，要求在手术期间不要咳嗽。这对对我这个慢阻肺病人来讲，还是个需要努力的事情，特别是进入手术室后空调的温差，使我突然咳嗽起来，好在关于咳嗽的经验我比较丰富，用了几分钟集中的咳嗽之后，做了这种准备使得后来的手术十多分钟还是坚持住了没有咳嗽。手术后第2天是第4次去市三医院，当然说是所谓的撤线而主要是护士妹妹讲解接下来复查前一周中多种眼药水的使用注意事项。

最后一次去三医院是一周后的复查，这应当是一个例行事项，这样我这个老年白内障手术便前前后后去了五次市第三人民医院，也是这五次在医院里边前前后后多处的奔波检查，突然使我触景生情的回忆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商海游弋的一些事。触到了什么景生了什么情呢？原来现在的市第三人民医院面积是比较大的了，除了原来在八宝街上的那两栋比较高的门诊楼住院部之外，在后来的城区改造中原来市政府办公区靠着羊市街这一大片，都被市第三人民医院使用了。原来市政府办公区中很多楼层不高的办公楼，都成了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就医的处所，因为市政府办公区的楼幢都不大，使得市第三人民医院门诊诊断和检查的地方也比较分散，这也导致了我去做的几次眼科检查来来去去的在医院转了多趟，因为除了在临八宝街的门诊大楼有眼科门诊外，眼科的检查以及眼科的测评中心都是设在原来市政府办公区的那些小楼和平房中的。

这个市政府原来的办公区，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市场经济中游弋的时候去的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当时的成都市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也就是市外经委的办公地址在这里，从羊市街市政府大门进去右转有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便是当年它的办公楼。尽管通过城市改造当年的状况有点面目全非的味道，但最后我还是判断出来从地铁4号线骡马市站A口出来走不了多远便是那栋小楼，它现在是市三医院的一个康复门诊部。上个世纪90年代小平先生南巡后，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加大，一些外资当年首先是港澳台资金来到国内投资，当时合作的平台是外商投资企业，也就是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在成都市举办的这些企业，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的时候，前置文件主要就是成都市外经委的同意成立批文。当年我经手办了好几个中外合资企业，除了我自己经营丝绸的公司外，其他好几位朋友的合资企业也是由我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所以当年成都市政府办公区内的成都市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便是我多次去的地方了。

当年小平先生南巡前后，一个下海潮正在形成，小平先生1992年南巡讲话传达后，兴办公司成为了一种下海人的趋势。我其实在1988年底便以兼职的形式在商海中游弋了，所谓兼职就是一方面还是西南财经大学的高校教师，教学之余便出来从事一些市场经济活动，当时主要是为一些朋友管理公司，进行生产经营销售和财务管理。小平先生南巡后，我也办了自己的公司，也帮一起从西南财大出来的老师办了公司，当时《公司法》还没有颁布，要办公司名义上还是集体所有制的，特别是需要有一个政府机关作为你的主管部门。当时的金牛区区委书记陈佐国是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就认识的领导，与他比较熟悉打过不少交道，他对我很了解和信任，于是我去找了他由他指定了金牛区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也就是区外经委作为我所办的公司的主管部门，另一位西财校友的公司是金牛区乡镇企业局作为主管部门。

小平先生南巡讲话后，改革使市场经济发展很快，开放让很多海外投资者来到中国，其中很多是港澳台同胞，我这边也接待了台湾与香港的投资者共建中外合资企业，这就是当年我到市政府办公区市外经委去得比较多的缘由。申办一个中外合资企业，首先要取得市外经委的批文，也就是向市外经委递交举办申请，其中最主要的是立项报告与可行性分折报告，这两份材料是向中方企业所在地的区外经委报告由他们批复同意后，出具区外经委给市外经委的同意批复报告，最后由市外经委发出同意举办设立中外合资企业的批复。

有了这个批复，便可向成都市工商局申请中外合资企业的营业执照了，届时需要提供的主要材料是合同与章程，也就是中方企业与外方企业关于举办合资企业的合同以及企业章程。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在验资上与举办内资企业不同，申请举办内资企业需要先验资，即要先把注册资金打入验资账户由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而申请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则不需要先验资，是发给了营业执照后再验资。所以在申办注册外商投资企业的时候，取得成都市外经委的批复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当年我跑成都市政府也就是现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所在的比较多的原因，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商海中游弋的时候，做得比较多也比较游刃有余的事情，主要的还不是很具体的生意业务，生意业务有具体的朋友在跑，我做的很多的就是这种与政府机关部门有关的事，再一个就是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与政府机关打交道是要取得他们的经营许可，当年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府机关部门的权利还是很大的，包括成立注册公司，不像后来公司法颁布之后独立的自然人就可以申请注册，而是必须要得到一个政府机关部门的同意，挂靠在它下边成立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尽管是挂着集体的羊头卖的是私营的狗肉，但办事的程序就是如此。至于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打交道，那是为了取得经营资金，有了钱才好进行各种业务项目的推进。恰恰是在与政府机关和银行打交道中，我有着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上世纪70年代我就在政府机关中工作过好几年，对政府机关的工作习惯和流程比较熟悉，交流语言也很通畅，而西南财经大学教授的背景，使我在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打交通时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和优势。

当年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很偶尔的结识了与我同年的台湾著名歌星高凌风先生，他在台湾的艺名叫“青蛙王子”，他在台北注册的公司就叫“青蛙王子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就是后来我办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外资方。以我的观感，高凌风先生是一位人品和格调都很不错的人，当年两岸交流刚开始不久，他祖籍成都人，讲一口地道的成都话，他的朋友陈彼得先生告诉他成都音乐市场很大，他就来看一看。以某个意义上来讲，我给他做了一两年的免费的经纪人，而能够做这个事情主要还是借助了我对政府机关工作程序比较熟悉的条件，他想在成都就像陈彼得先生那样能开音乐会，我用我可能的关系联系了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文化局，让他去拜访交流，虽然地方上的文化官员们很热情，但当年要在成都开上一个港澳台明星的音乐会，需要文化部批准，所以这个事情最终没有弄成，尽管我也去跑过北京文化部，但多种多样的原因还是无功而返。

当年企业要正常运营，涉及到政府的事情还不少，比如工商税务等等都需要去协调，所以我自己的企业以及朋友们办的企业，有这些方面的事情都借助于我与地方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关系，以及我在政府机关工作过的经验由我在处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已经有了初步的招商引资概念，当年不像现在有GDP数据来统计业绩，但有一个辖区内工业生产企业的产值统计作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考核，所以地方政府对引进企业特别是生产性企业还是很积极的。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都争相出得有优惠政策，主要是工商税务上的优惠，所以处理好企业运营的这些问题只要方法得体难度也不是很大。

比较麻烦的是与银行打交道，因为当年大家办了很多企业，基本上都没有自有资金，都是负债经营所以从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取得资金支持是企业运营很重要的环节。我在西南财经大学做教授的背景，在与金融机构打交道中优势便显现出来了，很多金融机构中有不少都是当年教过的学生，老师的概念在学生们心目中是很深刻的，所以他有着特殊的信用价值。再就是在西南财经大学所学习和掌握到的那些金融知识，把它与实际工作的结合也显现出很特殊的作用，比如当年人民银行管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就是一条叫存贷比的规定，它虽然是动态的但也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如果企业能够配合银行做好月末季末年末的存款，银行对企业的感觉是比较好的，所以在我的企业和我为朋友们管理企业中，我都很注意月末季末半年末年末的企业存款。

因为很多很特殊的原因，我不仅是在企业与银行之间作交流沟通协调，后来实际上也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朋友们融合在一起，共同为银行之间的资金融通做方方面面的工作。比如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有一个比较重要和频繁的业务叫同业拆借，就是金融机构之间相互借钱，同业拆借的利率按人民银行的规定是一个动态的区间，这之中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一般说来借出货币的金融机构都希望利率高一点，当然去拆借货币的银行希望利率低一点，这之中就有一个沟通交流协调的问题，而且它也表现出来了相当的业务技术性，如果对这些业务的技术性很熟悉，加上良好的沟通交流，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拆借会实现一个对双方都很有利的双赢局面，当年我就籍㫑于与金融机构人缘比较熟悉的背景，加之对这些技术性业务的了解，帮助和支持不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实现了双赢的同业拆借业务，当然也通过这种工作让企业也得到银行的支持。

这些有一定技术含量的事，做起来觉得有兴趣些，比起纯粹的做生意卖进卖出有意思得多。中国的商业环境很差，国人的信用观念也很差，严重缺乏契约精神，这就使得生意做起来很无趣。比方说是先款后货还是先货后款，这个问题在实际处理中就很令人烦恼，让客户先款后货吧他不放心，商家这边先货后款吧自己不放心，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就很难了也特别乏味，因为更多的时候还是买方市场，只有把货先发出去等待收款，等待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煎熬，这种事情日复一日的做着就没有多大意思了。

中国版的市场经济会出现这种情况，以我自己的观察其中蕴含着很多人性的因素，其实在成功的贸易往来中，款货最后都是双清了的，真正出了问题的情况是不多的，但这种没有游戏规则也就是没有法律保障的商业贸易，让人始终心悬一线确实没有多大意思。说到商业活动中的人性，当年一起共事的友人中，情况的差异确实很大，比如当年银企关系，在有一段不算短的时期中，更多的还是对人的信任，后来形成规则的抵押担保在最初其实是一种形式，而不同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性态。有的人很重视信誉，受人滴水之恩亦当涌泉相报，我在回忆我在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学院作院长时，说到学院的投资方亦是当年的朋友，这位老板便是那种在我看来心性极好的人，其为人做事都展示了人性中应当赞扬的一年。

应该说当年交往的商界朋友中，这种人还是占着多数，我当年和他们有着比较深入密切的经济往来，但无论是在过程中还是最终的结果上，我们相互之间都表现出那种该有的人性追求。但在交往的人中，也确有人让人不耻与不屑，正儿八经的生意没有做成几桩，更谈不上从生意中去积累财富，而是一门心思都是放在不很正当的渠道上，用各种毁掉做人信誉的方法，去积累着资产和财富，而更为让人感到不屑的是，这种人把他所做的那些不耻的事，从内心深处是当作自己的本事，毫不羞愧做着各种各样极不妥当地勾当，让人很难与他面对。

当然人性是个很复杂的东西，且不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态，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下，他的心性也会发生变化。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恰逢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很关注而它本身也很热闹的一个事情，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原来是现任总统拜登与前任总统特朗普两个80岁左右的老人角逐，没想到在六月份的一次辩论后，多种原因现任总统拜登退出了总统竞选，现在前任总统特朗普很有可能是与现任副总统哈里斯竞争。上次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基于很多原因我是支持特朗普的，他后来落选了我还十分遗憾，但这次他出来竞选下任美国总统，其他的事特别是美国国内的事情我们搞不清楚，但他的对外政策中有两点确实让人大跌眼镜，让我对他甚至有点反感。

一点是对俄乌战争，特朗普宣称他当选后可以在24小时内结束这场战争，后来得知他结束这场战争的方法就是不继续提供军援压乌克兰以土地换和平，也就是割让国土给俄罗斯换取和平。这之中就完全没有了正义和是非的观念，这是一场俄罗斯向一个主权国家发起侵略的战争，怎么能够让被侵略的主权国家以土地换取和平呢？如果这样正义何在，特朗普这种不问是非不分清侵略与被侵略表现出他人性上极大的一个缺陷。如果他上台按他的方式解决俄乌战争，那今后世界就会乱了套，大国强国持强凌弱欺负小国弱国便有了先例。另外特朗普在关于台湾的问题上也很奇特，他首先考虑到的是要让台湾增加军费，还要让台湾向美国交保护费，真不知道他是怎样想的。

这实际上表现出特朗普人性上的缺陷，他也许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商业那个环境中他表现得很自如很成功，但他如果以商人的思维来从政，从商人是以谋取具体的物质利益为目标的行为方式来处理国际问题，把政治上所有的国际问题都当作可以交换的商品，把所有的国际事务都赋予商业的价值，然后按照商业的运作进行利益交换，这充分地表现出他在政治上人性的一个巨大缺陷。当然也说明了人性这个东西在不同的环境中他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状况，特朗普这个人可能在商业上他的人性很健全，但环境变成了政治同样的人心性就发生变化了。其实不仅是不同的空间环境，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他的心性也会有不同的表现。我已经渡过了古稀之年，正在向米寿迈进，已经走过的70多年中，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实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中，作为一个人我都有自己客观的心路历程，我把这种心路历程看作是自我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走过的几十年现在回头来看，感觉这些心路历程还是有记录回忆的必要，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可以看作是一种人生反省吧。

回忆自己几十年来的心路历程，这个话题在某个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大的，人生几何会经历不少的事交往不少的人，在同人与事的交往中，不管客观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但最终总是自己的思想在起作用，这在某个意义上来讲也应该算是自己人性的一种展示吧，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沉重的。其实这个比较大也比较沉重的话题，本来也是可以独立成章作为我的回忆录的一个篇章的，我把它放在这个篇章中，是因为我的回忆录撰写已接近尾声，想要写该要写的内容已经不多，这个篇章我把它命名为《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也有在接近尾声的回忆录的撰写中，把各种零零碎碎觉得还可以记叙一下的过往人生中的往事，都放在这个篇章中来记叙来回忆来撰写的目的和意思。

先从主要是童年时期的1958年之前记叙起吧，我用明媚和愉悦这两个词来形容和刻画它，仅管没有《童年》那首名曲中的诗情画意，但客观的说，在城中心皇城坝旁度过的这十年中，我确实是过得阳光明媚心情愉悦的。从自我个体的角度来讲，当年人还小真的是童年，天真无邪童心纯洁，接触到的都认为是美好的。从大的范围来讲，那个阶段的社会氛围总的说来还不是很糟糕，特别是50年代的头几年，被苏联老大哥斯大林忽悠到朝鲜半岛去与联合国军的战斗，成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举国一致的战斗决心使得社会氛围特别的好。尽管后来有三反五反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教育与改造，但都是对事不对人，以思想教育和改造为主，基本没有涉及到对人的打击。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重要文章，定调了当年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1957年里反右斗争。

童年过的愉悦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当年我的家庭用现在的话来讲也许勉强可以算做一个中产阶级，父亲因为对丝绸和棉布业务的熟悉，无论是早期的为老板做事，还是公私合营后成为棉布店的公方经理，收入是稳定偏好的，能干的母亲在参加工作前就自产自销拖帕弥补家用，参加工作后他们就成了50年代不多的双职工家庭。再有就是那个罗家，除了被称作资本家其实是高级知识分子的罗家长者的善良敦厚外，罗家三位小哥哥小姐姐始终是我童年生涯中欢乐的主曲调，与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幸福和愉悦的美好感觉，特别是通过他们让我认识到了大学。

还有就是当年在九眼桥头看到的纤夫拖船逆水上行，以及钓者在桥头甩白杆钓鱼的激动人心的场面，让开始进入少年的我有了一种社会认识其实是一种社会震动，那应该是一种劳动的伟大吧。这种伟大激励着我让我得以在思想上和这种劳动同步，年龄和不谙世事使我只看到了劳动的伟大，而不可能知晓纤夫和钓者劳作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与生存，这是他们为了在社会上能够立足而不得不为之的工作。当然在这种心境之下，一切都是美好的，美好能够带来的当然是阳光明媚和心情愉悦了。

尽管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我接触到了些许阴暗，但年龄尚幼也体会不到那场敲断中国知识分子脊梁运动的严酷，特别是父亲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了批判的磨难，但因为他毕竟出身工人最终没有被划成右派分子，这使得我的家庭虽有些风波但也没有掀起大浪。加之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逐步走入我所喜爱的大学，在大学中能看到的一切似乎更多的是惊讶与惊喜，这种惊讶与惊喜也能驱散那些阴暗，至少使这些许的阴暗不至于影响到明媚与愉悦的心情。

接下来从1958年到1963年的这五六年间，应该算是我的少年时期吧，伴随着国家大环境的急剧变动，我在这几年中也经历了亢奋焦灼担忧甚至忧郁但总体还是积极向上的心路历程，虽有一些压抑但总体还是不错的。50年代的最后两年特别是1958年，全国人民都处于一种亢奋之中，我自然也不会例外，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宣传，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中比较具体实际的一个目标是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这确实很激奋人心。超英赶美一个典型的街头活报剧是《金龙赶帕克》，主要是表现我们的金龙钢笔超过了美国的帕克钢笔，这个活报剧我是由城中心的皇城埧起一直看到了郊区的四川大学，因为1958年的上半年我还住在城中心的光华街，在陕西街小学读书，到了下半年就搬到了郊区的四川大学教工十四宿舍，到望江路小学也就是川大附小读书了。

与社会主义总路线宣传紧密相连的是大跃进，而少年的我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大炼钢铁，为了完成1958年钢产量达到1080万的目标，全国各地都在兴建小高炉炼钢，这是一个壮观。同时还有的就是关于人民公社的宣传，一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让少年的我对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的大食堂十分崇拜欣赏，而对于亩产几十万斤的水稻卫星更是深信不疑。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鼓舞激励着全国人民，让全国人民当然也包括我都处于一种极度的兴奋其实是亢奋之中。毛泽东那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使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深信不疑，都亢奋的盼望着未来的好日子。

但情况发展变化的很快，还没有等到迈入60年代，从1959年起开始的物资供应特别是主副食品供应的短缺很快让人处于一种焦灼和担忧之中，因为这是很现实的，人的肚皮吃没有吃饱它是不骗人的。60年代的前几年都是在一种饥肠辘辘状态中渡过的，饥饿的感觉始终与你形影不离，其实当年主食还是吃的不少的，中学生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32斤，一天吃一斤的大米饭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虽然有些担心和焦灼，但我积极向上的心境还是不错的，一是经常性的涉河过锦江穿过望江公园和四川大学到成都二十九中上课，使我儿时就有的那种对路径的探索精神有了更大的满足，当然我那能干的母亲时不时能搞到成都罐头厂的清真猪肉罐头也使日常饥肠辘辘的全家人能一饱口福。

如果说在那几年的环境中我的心境还能积极向上，主要还是我在成都二十九中读书的学业状况。从进入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起，我的学历便十分优秀，这表现在功课的方方面面，不仅有我所喜爱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理科学科，就是历史地理特别是语文我也表现出学习上的优秀。学生以学为主，学习成绩的优秀自然要得到各方面的赞扬，自己内心深处肯定是沾沾自喜的。因为功课的优秀使我有比较大的精力和比较多的时间投入学生社会工作，在得到锻炼的同时自然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在那几年每年6月1日我都会从团队专职干部彭老师处得到一张儿童节音乐会票，这是四川音乐学院每年都要为成都的少年儿童举办的节日音乐会。

从1963年秋天到1969年初，我都是在成都七中待过的，长达七个年头的跨度是因为有三年的时间在那里读高中，另外有两年多是1966年高考取消大学梦破灭后在那里渡过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十年浩刼的头两年，这七年是我人生中极为重要和宝贵的青年时光。在青年这个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逐步形成的这几年中，我经历了人生历程中自信自豪乃至骄傲但同时又有忧郁怀疑乃至沮丧的极端状态，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我还是认为这个历史阶段是我人生旅途中极为辉煌时段，是我在方方面面的客观表现超越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该有和可能有的情况和状态的时期。

说起自信自豪和骄傲，首先得从我进入成都七中读高中说起，那就是学业上的突飞猛进。成都七中一直是四川乃至全国都有名的省级重点中学，当年并不完全以高考成绩为标准评价中学优秀程度，这让成都七中成为能让各方面人才都能在学校中得到发展的典范。除了在学生社会工作上我先后担任了班级团支部书记与学校团委委员外，能够引为自豪骄傲的是我的各科学业，进入成都七中后我沿袭了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的学业优势，一方面在我酷爱的数理化特别是数学上发展极好，成为了各科专任老师青睐和重视的尖子生，同时在语文这个学科上主要是阅读和写作上发展也不错。我从5年前开始撰写的这部回忆录现在已成文九十多万字，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它真的是得益于我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所接受到的文字教育和锻炼，是成都七中母校给了我写出这么长这么多文字的基础和能力。

进入1966年后，学业上的优异使我感觉到大学在向我招手，北大清华北航好像近在咫尺，我像天之骄子一样在自信自豪和骄傲中飘飘然几近忘形，没有想到高考前一个月的政治变动让我当然也包括我的同学们的大学梦破灭。其实这也不是没有预兆的，将近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中，一方面有着学业优秀的兴奋自信自豪乃至骄傲，但同时也有着因为当时一天比一天提得紧迫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给我们青年学子当然也包括我带来的压抑疑虑不解乃至忧郁。从1963年底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阶级斗争就成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话题，这个话题反映在对我们青年学生的教育中，提出了一个“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伪命题，这个反科学的伪命题压得当年的青年学子自然也包括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们一方面在对这个“阶级成分论”疑虑和不解，但同时又在全力以赴的学习它落实它，这种学习和落实给我们这些刚成年的青年学子形成了极大的压抑和忧郁，面面俱到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使任何一个客观现实的青年人谁也不能逃脱它的说教，当然我们也在这个说教过程中逐渐的接受了极左的社会思维与思潮。这个接受了极左的社会思维与思潮最典型但同时也是最搞笑的是，当1966年6月开始停课闹革命并且相继暂停和终止高考时，我们当然也包括我竟然一点也不为自己的大学梦破灭而失望与惋惜，而是一门心思的积极投入了伟大领袖所倡导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都是两年多后我们被打发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知道我们已经痛失人生中最好的发展机会。

接下来的在成都七中两年多的时间都是参加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有过狂热乃至偏激，有过自得乃至骄傲，有过疑惑乃至动摇，也有过失落乃至沮丧。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在年轻的时候都“左”过，要成年甚至成熟之后他会逐渐“右”起来，这句话委实不错，我自然也是如此，而且我有着几乎所有那个时代的青少年都有过的传统教育熏陶。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经过之前好几年的政治教育，学生们也就是后来成为红卫兵小将的群体，满脑袋都是左倾偏激的观念，所以只要伟大领袖一挥手，成为红卫兵小将的学生们便义无反顾地冲到了第一线。我在1966年6月份，先是执笔写出了最后由4位同学署名的成都七中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进而又身先士卒的带领一批同学与成都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交锋，要求撤走成都七中文化大革命工作组。

客观的说，无论是第一份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还是驱赶文化大革命工作组，所持有的依据也就是论据并不是很充分，有着很多左倾偏激的观点，这是当年青年学生的一种共性，正是这种偏激的个性，让成为红卫兵的青年学生，成了一场政治斗争的棋子和牺牲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年还不到20岁的我，和其他与我同龄的同学们一起，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具有一种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洞察能力，做出了在今天看来也让人叹为观止的举动，也充分彰显了一种能力，一种让人自得乃至骄傲的能力，这种先知先觉的能力对青年是难为可贵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还是为当年这种能力的表现而自豪。

那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伟大领袖的指引下忽左忽右，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使身在其中的我逐渐产生疑虑，在今天年过古稀的我看来，当年的那些许疑虑更是难能可贵，对那么一场伟大的运动产生怀疑与顾虑，因为这些怀疑和顾虑进而产生了动摇，而这场运动是由伟大领袖发动和领导的，在这个背景下来看这种疑虑和动摇便更是表现出一种在人云亦云的喧哗中的清醒与明智。当然在当年那个大环境下，这种疑虑和动摇是不能也不敢表现出来的，但这种疑虑和动摇使我最终从一个老造反派红卫兵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逍遥派，而这种过程和结果恰恰又为我日后的生涯带来了福音。

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特别是中学红卫兵最终的去向是很搞笑的，应该是一种凄凉的无可奈何吧。先是经历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迈着工人阶级的雄伟步伐，浩浩荡荡的开进大中学校，实现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中学生们沉默并回到教室中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时候，迷茫的中学生们才知道自己的最终归宿是到农村去，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个时候当年心高气傲的中学红卫兵们，才真正知道其实自己什么都不是，成年了但却不能养活自己，还得靠父母补贴着到农村当知青，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同大家一样很是失落很是沮丧，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更不知道哪里是自己的归宿。

当然回过头来看，客观的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的作为，包括在乡下所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对当年老三届六个年级的中学生，还是一个值得珍惜的锻炼机会。后来的77、78届大学生，在方方面面都很崭露头角，这批大学生老三届中的成员不少，他们能做出令人瞩目的成绩，除了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外，当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上山下乡当知青的锻炼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个人后来在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在市场经济中游弋有所一定成就，个人感悟是同年轻的时候各种各样锻炼机会分不开的，当年在客观环境中的磨练，让我有了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手段。

把在乡下当知青也当作工作，那从1969年到1978年这十年是我读大学前的第一个工作阶段，这十年中我的心路历程在前好几年是在成熟明事淡泊宁静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中磨过的，后两年是在希望的鞭笞和鼓舞下充满自我的奋进与拼搏。那十年中有多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运动，我因为特殊的情况表现得格外淡泊宁静，经过1966年到1968年的疾风暴雨，我好像重新认识了自我变得成熟了，因为各种原因我变得颇有点无欲无求，但无欲无求却又自视其高，这主要是下乡招工回城后被安排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我那点成都七中高六六级的墨水居然成了单位上最高的文化水平。当然无欲无求的心态让我似乎是与世无争，于是我便十分自如的做着在当年人们看来有点奇怪的工作，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管着很多不该我管好像也不能由我管的事。

所谓自视其高，现在回顾起来有这么一些东西：一是文化主要是文字表达能力，我确实把当年我手中的文字工作做到了极致，让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人等都对我刮目相视甚至惊讶。二是做了一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都是能躲就躲能跑就跑的工作，其实也不能叫工作，因为它本身就不是我的事，包括经济上去管高档自行车及高档烟的分配，政治上去管那些造反派和当权派的纷争，甚至在他们斗争白热化的时候为缓解气氛去卖烟。三是同领导也就是当时人们称为当权派的官员，有让人意想不到的良好关系，这些关系没有权力的交换，我本身就是一介白丁，完全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聊天基础上的，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当权派愿意和喜欢与小许聊天。这些事情表现是客观的，但我的自视其高却是主观的，我是通过那些客观的表现看到了我主观上的自我，所以时不时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味道。

无欲无求是我当年能够淡泊宁静的基础，因为没有欲望没有要求，于是在某个意义上我自由了，想做的事能做的事都是我自己愿意做的高兴做的，没有功利的观念，更没有物质的牵挂和制肘。当年在蒲江县大塘公社与那位贵人郑书记聊天时，真的没有想过通过他为我办点诸如回城的事，他提起什么聊天话题想听点什么，我就毫无保留的侃侃而谈，绝没有出现过顾左右而言其他的敷衍状况。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去管那些闲事，完全是个人兴趣所致，首先是自己高兴，同时判断自己也能把它管好，于是也就挺身而出的去管了。这个年代过去了，我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因为有了物质的欲望，人反而变得没有自由没有自我，都是进入本世纪后，我已经享受到了多方面的财务自由，才能在那个时候特是第二个十年管理民办高等学校中再一次无欲无求天马行空般的有所作为。

我第一个十年工作阶段中的后两年多，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孕育与初始阶段，说“我是在希望的鞭笞和鼓舞下充满自我的奋进与拼搏”确实不假，从196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开始，人生的希望就伴随着我鼓舞着我。这里有两点原因，一个是宏观上政治大的变化让人对这种希望有了期盼，当然微观上解决了家里边兄弟和妹子上山下山的问题也让我有所解脱，不再是无欲无求而是对个人进退有所考虑。

“四人帮”粉碎不到半年，邓小平先生便再次出山，他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技，并且决定在1977年恢复高考。解决了家庭中后顾之忧的我，从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最后1978年9月，我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高考之中，这是一种人生希望，改变人生的途径集结于此，经过多番磨难并参加了两次高考之后，我于1978年10月迈入了成都科学技术大学，它当时还叫成都工学院，后来并入了四川大学。这一两年中还特别关注的是哪场“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两个凡是”的被推翻，让我们迎来了思想大解放的春天，进入大学的我不仅再是被希望所鞭笞所鼓舞，而是身体力行进行着自我该有的奋斗与拼搏。

从1978年九月进入大学读书到1988年十月这一个十年中，是经历了四年大学求学分配到今天的西南财经大学任教的十年。前四年的大学读书可以用“累并快乐着”来形容，我虽然是带薪读书，但在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后，便徒感亚力山大。首先是在经济上，二级工的收入是不堪开支的，用我早年工作时的积储支撑到毕业时，我已是一贫如洗。再就是累，带着两个婴儿，白天上课后回到家先得料理孩子的事，孩子入睡后才能说到温习功课，累是难以言表的。仅管是累，但却是特别快乐，除了有读大学并且是自己喜欢的专业这个难得的机会外，还有一种企盼鼓舞着我，那就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工资收入会连升三级，当然两个儿子的可爱也增添了这种快乐。

我其实一直是在体制内西南财经大学工作到退休，为什么把这一段的回忆时间上是仅到1988年十月呢？这是因为从1982年6月分配到西南财经大学后，到1988年10月这六年，我都是特别专注的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高校教师的教学科研工作，而从1988年10月开始到1998年这一个十年，我除了在西南财经大学作高校教师外，也到市场经济中一些民营公司作兼职管理，从工作的内容和范围上来看，还是有相当差异的。在那段时间中，刚从大学毕业的我，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和信心，不过首先要解决在我面前的问题，仍然是经济压力问题，虽然大学毕业工资连升了三级，只能说是稍许改变了一些窘迫的状况，家庭的经济负担因为一对双胞胎还是挺大的。这个问题解决的很快，显示了知识改变现状的力量，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我便迅速脱贫，至少从家庭日常生活方面已经没有什么经济压力了。

在这一段时间中，我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努力做好高校教师教学科研工作的信心与毅力，进入西南财经大学当时还叫四川财经学院不久，我便在教学科研各方面崭露头角，除了优秀的教学使得学生特别满意外，科研上在几年的实践中先后承担了两个国家级研究课题，撰写和发表了不少论文，编写和出版了多套教材。在上世纪80年代是经济体制改革摸索前进的过程中，我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践行了自己所确定的脚踏实地努力向前的人生设计，在这段时间中我的心态在平静中充满着努力与奋进，我努力用自己工作的成绩在方方面面提升着人生的价值，争取着自己最好的人生收获。还想说的是在这一个时间阶段中，我除了生活得很努力充实外，还有就是对未来发展似乎十分清楚明白，我把自己定位在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位置上，对来自其他方面的诱惑表现出漫不经心的随意状况。对“生活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的我，在这几年中确实在“平静中充满着努力与奋进”，取得了一个中青年知识分子优异的教学科研成绩。

到了1988年第四季度，一个很偶然的原因使我从大学走向了社会，走进了蓬蓬勃勃的市场经济中，用当年很时貌的话来讲就是“下海”了。首先想要说明的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又一个十年中，身在商海中游弋的我，目标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挣一些钱去改变高校教师比较清苦的状况。如同在西南财经大学全身心做教学科研不愿意从政一样，我把在市场经济中下海经商也看是一个短暂的挣钱机会，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是我没有像其他从高校中下海的老师一样辞去高校公职，而是始终保持着西南财经大学体制内高校教师的身份。这一段时间肯定是愉悦快乐的，因为有钱挣有收入当然很高兴，但这绝不是生活的全部，它也有着因为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层次太低所带来的烦恼和无奈。

不过这一个十年中我的收获是满满的，除了经济收入实现了相当大程度的财务自由外，我也体会到了成熟男人的自由与成功。早年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政府机构工作的经历和积累，后来在西南财经大学在经济学上做教学科研的成果和经验，充分的展示在了我在市场经济游弋的方方面面，使人有一种自知自信自觉自明的感觉。这一个十年也是我那一对双胞胎小子完成基础教育的重要和关键，在他们自身的努力和我们的帮助下，在二十世纪末的1999年，他们分别从就读的成都七中和成都树德中学，考入了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某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这一点比能实现多方面的财务自由更令人高兴和欣慰。

如果说到心路历程中的个人思维，除了前边已经说到的“愉悦快乐烦恼无奈”和“自知自信自觉自明”外，这一个十年如同上一个十年一样，我很清楚明白的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我下海不是要去当什么企业家，就是挣点钱实现多方面的财务自由，除了挣的钱差不多够用了就赶忙撤退出商海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我不像其他那些有志把企业做大做强的老板，喜欢招兵买马也就是把自己的同学家人朋友都动员出来到公司来工作，我虽然也办了公司但没有招唻过自己任何一位亲戚朋友家人同学一起到公司共同发展，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是一个短期的行为，又何必把亲戚朋友家人同学拉下水呢？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当我最后要从商海撤退的时候，我没有这些亲戚朋友家人同学需要善后，一直是独来独往的没有他人需要牵挂，把债权债务处理好公司注销了就行了，这一点也是使我很欣慰的。

处理好商海的事务回到西南财经大学时，已经是进入新世纪了，我已经走过了“知天命”的五十岁，行走在“耳顺”的奔六十的岁中，从这个时候起到2009年九月，这一个十年中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高等学校教师工作的自由度和自我方方面面的财务自由，让我真的是在天马行空随心所欲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这十年我的心情可以用惬意随心自由愉悦来表达，没有丝毫一点紧迫感，西南财大吧你只要去完成了教学工作任务就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来管理你，而上一个世纪80年代的教学科研积累，让我在这个时候完成我的教学科研任务真的是小菜一碟，上个世纪90年代商海中的游弋所得，加上把这种所得正好放在了合适的理财项目上，使在经济上我各方面的财务自由度相对比较大，于是我就是相对的随性而为了，也就是十年中我是很有选择性的做着自己高兴想做的事。

做的事情中，有参加西南财经大学《科学技术史》通识课程的教学，这是一桩当时我就兴趣比较大，后来看来对我的知识结构甚至包括世界观都有所补益的惬意的事，它还让我结识了一批科学技史学科上的权威学者朋友。另一件还是我十分洋洋自得的事，是践行了缩短我女儿基础教育学制时间的事，让我女儿用四年时间完成了小学学习，不到11岁就上了中学，17岁就完成全部基础教育，后来到国外读书，22岁就获得了两个海外硕士学位。再有就是身体力行的去进行房屋的改造装修，这项工作的良好结果，除了增加了收益之外，还让我享受到很多实践工人的技术工作的乐趣。当然还得提及一个在那个十年里国人普遍都享受到的财富增值的快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们进入了世界经济大家庭，使国人们有了一个坐享财富增长的机会，而我因为有上个世纪90年代较好的收入，以及把这种收入放在比较好的地方，这种坐享财富增长的愉悦还是让人很高兴的。

这一个十年我过得很悠闲，日常的生活过得很悠哉悠哉的有点无所事事的样子，状况有点像上世纪70年代我第一个工作阶段一样，没有压力过得很随意。两个阶段都是因为内心的无欲无求而十分放松，不同的是上一个阶段我是凭着自己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特别优秀的工作状况让我取得工作上的自由，而这一个阶段似乎一切都很驾熟就轻，什么事情做起来都好像比较简单，我想这也许就是成熟的标志吧。这种悠闲自得的日子一直过到2009年9月，这一年按照我的法定年龄我从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退休了，一个很偶然的原因让我开始了在一个新环境中的再次工作，这个新的也是最后一个十年工作阶段，在我个人看来是我人生工作经历中最为辉煌最有感悟最能让人留念的。

2009年9月我到了四川天一学院这个民办高校教书上课，由此开始了一直到2019年9月的又一个在民办高校工作的十年。上面说到了自我认为这十年在民办高校的工作“是我人生工作经历中最为辉煌最有感悟最能让人留念的”人生阶段，而在这十年中我的心路历程是最为放任最为自由最为兴奋因而也最为愉悦的。如果没有这些放任自由兴奋和愉悦，我不会在四川天一学院上了两年的课后，去担任一个民办高校的院长职务，更不会后来又连续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担任院长。从我自己决定要去担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时，我就以放任自由的心态确定了我这个院长的工作定位，首先是要维护天一学院教工学生的权益，尽量让他们在一个高等学校应该有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其次确定了要以我个人的阅历和天赋在当时相互关系已经比较紧张的举办方与学院教职员工之间作出应有的协调。

当时由于举办方比较过分和出格的企业管理文化，已经使得天一学院教职员工处于人心涣散，人员大量离职的状况也使举办方感到很焦灼。我用自己体制内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对高等教育的经验，迅速的解决了当时已经很紧迫的当年9月开学时学生的师资配备问题，在举办方高层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也用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做生意的语言，直言地告诉他们，大学还是要老师们这种知识分子来管的，他的高管们不要把学院的具体事情管得很深。在我担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的将近三年中，一方面是这种真挚的告诫在起作用，当然我也用我的方法实现了那几年四川天一学院的相对比较独立的教职员工自主管理。

我当时在四川天一学院的作为，很多已经离职的老天一员工特别是院级高层还是很不理解的，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认为学院既然已经被投资方搞得这样糟了，那就没有必要为他们收拾烂摊子，看最后投资方怎样整。但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大家都撒手不管了，举办方在学院的高管既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责任心，几千学生怎么办，一时还没有走的教职员工怎么办，艰难时刻总得有人站出来收拾局面。一走了之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轻松的，真正最难做的事情是，如何在投资方的高管们不懂高等教育的情况下，让他们少插手学校的具体事务，让学校的知识分子老师们和教职员工们，有尽量宽松的环境自主的管理学校，我想当年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工作能力和工作手段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的心态，那就是放任和自由，没有什么人能束缚我的思维，更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放不下。在我的观念深处，民办高校的院长就是投资方聘请的一个民营企业的总经理，他不能和公办院校的院校长们相提并论，其实对已经完全行政化了的公办院校院校长管理机制，我也是很不了然并不认同的。我记得当年师兄梁成华教授从四川天一学院管理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休时，曾来问过我愿不愿意去做管理系的主任，我是以自己的本能认识拒绝了的，当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师兄离职半年之后，我居然抗不住几个年轻人的真诚和软拖硬磨无可奈何的答应了她们担任此职。既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当权的领导，经济上虽然投资方给出的院长薪酬也不菲，但用我一个儿子的话来说就是这个薪酬对我来讲“边际收入效益太低”，所以在当院长的这些年中，我确实就很放任自由的放飞自我了。

我不认为这个民办高校的院长是一个什么领导，对举办方给出的院长薪酬也抱可有可无的态度，于是再一次出现了无欲无求的状态，自我就很放任自由了。除了我和天一学院众多的教职员工都能接受的那位陶校外，举办方其他的高管想要进入天一做点事表点功，都被我和我的教职员工们很有礼貌很客气的拒之门外，方式也十分简单就是不搭理他们。我可以为受到不公平公正待遇的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用可能有的办法正名正利，比如聘请被要求离开工作岗位的员工为院长秘书，甚至为受到委屈的二位我从教师岗位上请出来主持两个大系工作的老师与举办方派驻学院的陶校大吵大闹，如此等等。能够这样做，全在于我的内心深处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正是这种良好的心态，让我和我的教职员工们在那两三年的时间中，比较好地实现了让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们自主办学的局面。

我在前边说到这一个十年是我的工作生涯中“最为辉煌最有感悟最能让人留念的”，确实如此。在“六十而耳顺”的这十年中，我积在体制内公办学校西南财经大学长期工作的经验，用在市场经济游弋时的工作方法，在无欲无求没有后顾之忧的心态下，在几个工作过的民办高校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把工作做到了极致，无论是工作过程还是工作成果，都是我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最为辉煌的十年。而让我最有感悟的是，十年的民办高校工作让我结识了一批教职员工朋友，特别是青年教师朋友，与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无论心态还是身体我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这些辉煌而令人感悟的民办高校十年工作怎么能不被留念呢，事实上它比我任何一个阶段的工作都让我难以忘却。

今天是2024年8月10日，从2019年9月我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岗位上二次退休刚好整整五年，这是“七十随心所欲”的五年，实际的情况也有点这个味道。五年中有三年的时间都是新冠病毒防疫，虽说当时常有封闭隔离、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健康绿码等诸种事项发生，不过我还好受到的干扰的影响不大，算是运气比较好吧，可能最大的原因是居住在成都市青羊区，这是一个相对波澜不惊的福地。也就是在这五年中，我比较随心所欲的撰写了自己70多年人生的回忆录，在今天向八十米寿迈进的日子，回过头来看自己70多年的生涯，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这部将近有100万字的回忆录，它不仅记录下了我七十多年的人生过往，其实更多的是记叙了我这几十年的人生感悟，我觉得这是留给我自己当然也是留给亲人朋友们最为珍贵的一件记念礼物。

记叙了这几十年人生经历中的心路历程后，突然有一种感悟，就是想在我的回忆录即将完成的时候，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对自我做一个评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首先在自我评价上就应该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客观上对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做评价，如果说比较全面应该包括过程和结果。另一个是主观上对我这个人的自我评价，既有我的优点长处当然也应该有我的弱点短板。除了内容决定了这个话题比较大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撰写难度，上面我已经说过我在近百万字的回忆录已接近撰写尾声，说真的从撰写难度上来讲，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感到是有相当难度的。之前有朋友谬赞我文笔好，我还要客气谦虚几句，其实在客气谦虚背后我还是有几分自得的，因为这近百万字的回忆录，在这几年的撰写过程中，虽然也有感到有一定难度的时候和地方，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感到撰写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到了要写自我评价的内容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感到有难度甚至有点压力了。因为自我评价不同于回忆记叙，回忆记叙把事情按照实际情况客观地写下来就行了，而自我评价是主观地描述自己，这种主观因素自然会有很多压力了。

这一个十年我过得很悠闲，日常的生活过得很悠哉悠哉的有点无所事事的样子，状况有点像上世纪70年代我第一个工作阶段一样，没有压力过得很随意。两个阶段都是因为内心的无欲无求而十分放松，不同的是上一个阶段我是凭着自己超凡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努力，特别优秀的工作状况让我取得工作上的自由，而这一个阶段似乎一切都很驾熟就轻，什么事情做起来都好像比较简单，我想这也许就是成熟的标志吧。这种悠闲自得的日子一直过到2009年9月，这一年按照我的法定年龄我从体制内的西南财经大学退休了，一个很偶然的原因让我开始了在一个新环境中的再次工作，这个新的也是最后一个十年工作阶段，在我个人看来是我人生工作经历中最为辉煌最有感悟最能让人留念的。

2009年9月我到了四川天一学院这个民办高校教书上课，由此开始了一直到2019年9月的又一个在民办高校工作的十年。上面说到了自我认为这十年在民办高校的工作“是我人生工作经历中最为辉煌最有感悟最能让人留念的”人生阶段，而在这十年中我的心路历程是最为放任最为自由最为兴奋因而也最为愉悦的。如果没有这些放任自由兴奋和愉悦，我不会在四川天一学院上了两年的课后，去担任一个民办高校的院长职务，更不会后来又连续在四川长江职业学院和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担任院长。从我自己决定要去担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时，我就以放任自由的心态确定了我这个院长的工作定位，首先是要维护天一学院教工学生的权益，尽量让他们在一个高等学校应该有的环境中工作学习，其次确定了要以我个人的阅历和天赋在当时相互关系已经比较紧张的举办方与学院教职员工之间作出应有的协调。

当时由于举办方比较过分和出格的企业管理文化，已经使得天一学院教职员工处于人心涣散，人员大量离职的状况也使举办方感到很焦灼。我用自己体制内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对高等教育的经验，迅速的解决了当时已经很紧迫的当年9月开学时学生的师资配备问题，在举办方高层松下一口气的时候，我也用自己在市场经济中做生意的语言，直言地告诉他们，大学还是要老师们这种知识分子来管的，他的高管们不要把学院的具体事情管得很深。在我担任四川天一学院院长的将近三年中，一方面是这种真挚的告诫在起作用，当然我也用我的方法实现了那几年四川天一学院的相对比较独立的教职员工自主管理。

我当时在四川天一学院的作为，很多已经离职的老天一员工特别是院级高层还是很不理解的，在他们的潜意识深处认为学院既然已经被投资方搞得这样糟了，那就没有必要为他们收拾烂摊子，看最后投资方怎样整。但我不是这样认为的，大家都撒手不管了，举办方在学院的高管既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责任心，几千学生怎么办，一时还没有走的教职员工怎么办，艰难时刻总得有人站出来收拾局面。一走了之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轻松的，真正最难做的事情是，如何在投资方的高管们不懂高等教育的情况下，让他们少插手学校的具体事务，让学校的知识分子老师们和教职员工们，有尽量宽松的环境自主的管理学校，我想当年我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能够做到这一点，除了工作能力和工作手段外，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的心态，那就是放任和自由，没有什么人能束缚我的思维，更没有什么事能让我放不下。在我的观念深处，民办高校的院长就是投资方聘请的一个民营企业的总经理，他不能和公办院校的院校长们相提并论，其实对已经完全行政化了的公办院校院校长管理机制，我也是很不了然并不认同的。我记得当年师兄梁成华教授从四川天一学院管理系主任的岗位上退休时，曾来问过我愿不愿意去做管理系的主任，我是以自己的本能认识拒绝了的，当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师兄离职半年之后，我居然抗不住几个年轻人的真诚和软拖硬磨无可奈何的答应了她们担任此职。既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当权的领导，经济上虽然投资方给出的院长薪酬也不菲，但用我一个儿子的话来说就是这个薪酬对我来讲“边际收入效益太低”，所以在当院长的这些年中，我确实就很放任自由的放飞自我了。

我不认为这个民办高校的院长是一个什么领导，对举办方给出的院长薪酬也抱可有可无的态度，于是再一次出现了无欲无求的状态，自我就很放任自由了。除了我和天一学院众多的教职员工都能接受的那位陶校外，举办方其他的高管想要进入天一做点事表点功，都被我和我的教职员工们很有礼貌很客气的拒之门外，方式也十分简单就是不搭理他们。我可以为受到不公平公正待遇的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用可能有的办法正名正利，比如聘请被要求离开工作岗位的员工为院长秘书，甚至为受到委屈的二位我从教师岗位上请出来主持两个大系工作的老师与举办方派驻学院的陶校大吵大闹，如此等等。能够这样做，全在于我的内心深处没有什么顾虑没有什么不能放下的，正是这种良好的心态，让我和我的教职员工们在那两三年的时间中，比较好地实现了让天一学院的教职员工们自主办学的局面。

我在前边说到这一个十年是我的工作生涯中“最为辉煌最有感悟最能让人留念的”，确实如此。在“六十而耳顺”的这十年中，我积在体制内公办学校西南财经大学长期工作的经验，用在市场经济游弋时的工作方法，在无欲无求没有后顾之忧的心态下，在几个工作过的民办高校老师们的支持和帮助下，把工作做到了极致，无论是工作过程还是工作成果，都是我几十年工作经历中最为辉煌的十年。而让我最有感悟的是，十年的民办高校工作让我结识了一批教职员工朋友，特别是青年教师朋友，与这些年轻人在一起工作，无论心态还是身体我自己也觉得年轻了。这些辉煌而令人感悟的民办高校十年工作怎么能不被留念呢，事实上它比我任何一个阶段的工作都让我难以忘却。

今天是2024年8月10日，从2019年9月我从成都信息工程学院银杏酒店管理学院院长岗位上二次退休刚好整整五年，这是“七十随心所欲”的五年，实际的情况也有点这个味道。五年中有三年的时间都是新冠病毒防疫，虽说当时常有封闭隔离、核酸检测、疫苗接种、健康绿码等诸种事项发生，不过我还好受到的干扰的影响不大，算是运气比较好吧，可能最大的原因是居住在成都市青羊区，这是一个相对波澜不惊的福地。也就是在这五年中，我比较随心所欲的撰写了自己70多年人生的回忆录，在今天向八十米寿迈进的日子，回过头来看自己70多年的生涯，觉得最有意义的还是这部将近有100万字的回忆录，它不仅记录下了我七十多年的人生过往，其实更多的是记叙了我这几十年的人生感悟，我觉得这是留给我自己当然也是留给亲人朋友们最为珍贵的一件记念礼物。

记叙了这几十年人生经历中的心路历程后，突然有一种感悟，就是想在我的回忆录即将完成的时候，比较客观比较全面的对自我做一个评价。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首先在自我评价上就应该有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客观上对我这一辈子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做评价，如果说比较全面应该包括过程和结果。另一个是主观上对我这个人的自我评价，既有我的优点长处当然也应该有我的弱点短板。除了内容决定了这个话题比较大之外，还有就是他的撰写难度，上面我已经说过我在近百万字的回忆录已接近撰写尾声，说真的从撰写难度上来讲，我现在才是真正的感到是有相当难度的。之前有朋友谬赞我文笔好，我还要客气谦虚几句，其实在客气谦虚背后我还是有几分自得的，因为这近百万字的回忆录，在这几年的撰写过程中，虽然也有感到有一定难度的时候和地方，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感到撰写是比较顺畅的，现在到了要写自我评价的内容的时候，我还是真的感到有难度甚至有点压力了。因为自我评价不同于回忆记叙，回忆记叙把事情按照实际情况客观地写下来就行了，而自我评价是主观地描述自己，这种主观因素自然会有很多压力了。

先从70多年中做的事情的所为所得说起吧，从做事的角度我真的是个杂家，所做的事情名目繁多涉及面很广。当过教授做过院长也任过董事长总经理，做过“什么事也管不了什么事都在管”的机关小办事员，做学生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在学校中接受教育读书的时间跨度很长，大学毕业时已经35岁，做过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也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完成过国家级科研课题撰写论文编写教材，也身体力行的深入过建筑装修甚至学习和践行过电工泥工，认真的为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的教育助力，也对做一手美味菜肴十分上心，在房市股市上有相当的收益，也开过顺风车做过民宿。说好听一点是“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说客观点就是一盒万金油，治不了大病但哪个地方不舒服都可以去抹一点，但自己对这种广泛的涉猎扮演多种角色还是颇为自得的，它们表现了我是个俗人的真实。

对几十年来经历和做过的这许多事，我是很满意的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从过程上看不少事情堪称圆满，比如在极其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为兄妹回城留城的努力，多次组织全国各地高校的数学老师到成都召开学科会议，独自操盘完成对成都市装潢印刷厂的兼并，支持和帮助两个儿子考上优秀大学，引导和帮助女儿四年完成小学基础教育，组织实现天一学院整体搬迁绵竹，完成近百万字的回忆录撰写，不少这些类似事情完成之后我自己都感到十分惊讶。对青少年时代不少似乎有些超出年龄局限所为的事情自我也是很欣赏的，比如儿时多次步行探索由城中心光华街到九眼桥及四川大学的路径，读高中时完成谢先生交代的历年高考试题解答，1966年6月起草第一份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及率众驱赶工作组，这些青少年时代的行为在今天看来也让我为之瞩目。

当然从这些事情的结果上来看我就更是自我满意了，经济上通过下海经商与理财得到了恰如其份的财务自由，子女培养上两个儿子上的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女儿不到22岁就获得英国卡迪夫大学和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两个硕士学位。作为一名学者，除了完成两个国家级课题和撰写主编了几百万字的专著论文与教材外，还专题研究了国内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问题，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双轨制”的缺陷与弊端。当然，没有去从政也没有去深陷商海，使我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度，这种自由度对于自然人是优为重要性。

对于几十年的人生轨迹，我还是比较自主自由的行驶在自我的轨道上，特别是因为选择了高校教师这个自由职业，加上自己比较特殊的一些工作能力，使得几十年来我的人生主基调都是自主的更是自由的，实现了自我“既不愿被人管，更不愿去管人”的人生目标，当然自主自由是微观的相对的。这个微观范围中自主自由的人生主基调使我几十年来人生能有一定成就的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无论是工作还是个人成就，能够有比较满意的结果，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几十年来各个人生阶段，我都是在自主自由的环境条件下做人做事，这种没有来自其它方面管理甚至束缚是我能在很多方面取得成效的基础更是主要的原因。

做事是这样的，做人呢？个人认为在做人上还是基本保持了自己人性方面的本来面目的，当然这仍然指的是微观的局部的具体的。因为各种各样多种的缘由吧，我似乎从小就认为自己是个平常人普通人，表现在少年时期几乎没有过什么理想呀人生目标呀的概念，经过躁动的青年时期到成年后，更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很普通的平常人上，有些时候因为惰性我甚至认为自己是个庸人，做一个平常的普通人成了我做人的信条，也是自我人性的本来面目。我没有做大事情的冲动与欲望，更没有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就是想做一个普通人平常人甚至庸人，在如何做人上我是完完全全的恪守了自己人生信条，保持了自己人性的本来面目。

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往，我似乎在不少人生阶段都有着通常人们所说的发展机会，但我从没有去主动抓紧过，甚至有的时候还在有意无意的地避开它。比如从政，自从我担任了一届机关处级职务后就意识和觉得自己不谙此道，至少这不是我想要的，因为它太不自由，所以当为官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便跑开躲得远远的去了。当然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我在前面的回忆录中已经说过，我如果走上从政的道路，自我人性上缺乏克服贪婪的自制力，最终会有一个肯定是十分悲惨的结局的，这是大家包括我自己和我的亲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至于下海经商，我当时确实面临着比很多创业者都好的多的条件，比如地方政府一把手与我相互信任的关系不需要去人为培养，取得创业资金的金融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与我有好的关系，但我的定位很低，就是挣点钱实现多方面的财务自由，至于把企业和公司做大做强我压根就没想过。因为对中国商业的游戏不感兴趣，所以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赶紧收缩回到西南财经大学再执教鞭。也正是因为定位很低，我下海经商没有辞掉西南财经大学公职，办的公司也没有招来亲朋好友同学，所以撤退的时候也很清爽方便，处理好公司的债权债务就行了。也许是运气好吧，退出商海的时候把挣点钱多数都放在了房产上，而那个时候的房产价位是比较低的，这也算是一个抓住机会吧。

保持自己的人性真实，显示自己人性真实面目是我认为做人的基础，少一点伪装多一点真实会使自己活得轻松愉快。我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现在回过头去看走过的几十年，我确实是生活得比较自在愉悦的。几十年的生活历程中我就这样漫无目标的走着，特别是在一些重要的关头，我没有违背自己的心愿去刻意的追求一些东西，我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东西，但我却知道自己不想要的是什么东西，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千万不要去努力。某个东西好不好不是舆论说了算而是自己说了算，我很庆幸在很多时候我都没有顺着人云亦云的舆论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更没有去追逐舆论认为是好的东西，这样在今天年逾古稀的时候才发现活的真实是人生最美好的愿景。

使人感到欣慰的是这种过平凡人普通人生活的理念,在孩子们那里也在继续。在我看来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从小就在一个良好正常的环境中，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带给他们的都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生活的观念，所以仅管他们的学习与生活情况都很优秀，但在过程中始终表现出一种平淡安然与祥和。他们都接受了成都优质中学的基础教育，进入了优秀的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但在过程中始终没有人为的设定目标，这也许是一种家庭传承吧。

说了不少大的宏观方面的自我认识与评价，还是说点微观上的具体自我观感吧，这也许会很零碎甚至烦琐。首先我认为自己在与外界沟通交流上是比较通畅的，其实善于与他人聊天一直是我的特点与长处。在语言上我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更不具有滔滔不绝的语言天赋，但在与人沟通交流聊天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好的判断对方想聊什么与怎样聊的能力，这使得他人与我聊天时会产生一种兴趣甚至好奇，因而能使沟通交流能很顺利流畅的进行。回忆起来这种善于聊天与人沟通的能力应是起于中学阶段，在成都二十九中读初中时，每到临近考试时就会有一群同学围着我听我考前讲解，这时对我最重要的是要去与他们聊天判断这些同学们的基础情况，从而讲出他们能听懂并且考试有用的课程基础知识，不然就是对他们说了一通废话，这对我聊天本事的锻炼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

后来在成都七中读高中，学业上与先生和同学们的沟通集中在数理化特别是数学课程上，这些课程的逻辑性都很强，沟通时的聊天表现在语言上，而更深刻的是在思维中，这种逻辑性偏强的沟通交流在语言和思维同步上让我得到很大的学习和锻炼，应该说这为今后的更为广泛的话题的聊天沟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成都七中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20岁左右，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使得与人沟通交流时除了积极思维很重要外，还得审时度势的判断与人沟通交流时聊天对方所传递出来的语言信息，这无疑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有了读书期间关于聊天交流的锻炼，为我日后再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这一生中与人沟通交流聊天的对象中有两个群体，这两个群体实际上处于两个极端，一个是有一定地位的或者说就是领导吧，另一个就是在我工作环境中一些所谓“小人物”，我用不同的情感和方式与这两类人交流，都能获得聊天的愉悦。与居于一定的领导地位也就是有权人的聊天，始于我在蒲江县大塘公社插队当知青时公社党委郑书记，与他的聊天是开始于1971年七月我和他一起参加的蒲江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一天枯燥的会议结束之后，他会以当地人的身份带着我在蒲江县城溜达，肯定是当时边走边聊的对话引起了他对我的兴趣，会议结束之后他居然让我今后有空就多到公社去找他聊天。从那个时候开始到1972年一月他把我推荐招工回城的半年中，记忆中我确实只要有空就到公社去与他聊天，有时居然一聊就是半天，话题主要是北京成都的当年文化大革命历史情况，而这一方面确实是我的长处，因为我太了解它们了。我确认和他是通过聊天达到了“君子之交”缘分的，这从他后来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让我在仅仅在农村呆了严格的说还不到一年的状况中，确实是运用他的权力把我招工“弄”回了成都。

后来与领导们的交往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上世纪70年代那个扭曲的环境中，我同一批包括金牛区委常委书记在内一班领导有了特别信任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的多数都是通过聊天建立起来的，当然也有是因为我特别出众的工作能力和工作状况造成的。与他们的聊天话题很广泛，不过主要还是围绕着当年金牛区财贸商业系统工作环境的情况和状态的来进行的，能够把聊天持久有趣的进行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聊天中我确实很清楚他们心中想的是什么。上世纪80年代我在西南财经大学工作时，应该说和当时的书记校长们都有比较良好的关系，除了还是因为工作能力和状况外，聊天也是建立良好关系很重要的一种促进。

与这些领导的聊天或者说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在我这一方面绝对没有什么功利的观点和需求，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能有良好的聊天基础，当年的政治环境很复杂，没有这种基础那些居于领导岗位上的人是不可能与我聊天到如此之深的，他们正是知道我是无欲无求的，也就没有什么更多的顾虑了。其实在和这些领导们聊天的过程中，我在潜意识深处真的是认为我与他们是平等的，只不过他们处于领导的岗位上而已。人与人从本质上来讲是平等的观念我觉得是刻入了我骨子里的，如果说要寻求它的发生发展的萌芽阶段，应该归咎到儿时与那个罗家特别是罗家三位哥哥姐姐的相处。当年实际的情况是罗家是富裕之家，无论是罗家长者还是三位小哥哥小姐姐都是极有教养值得人敬仰之人，但他们对我当然也包括我的母亲没有一点点的另眼，对我这个小弟弟特别的关爱，还有就是一口一个“惠姐”的称呼我母亲，应该是从哪个时候开始，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理念就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了。

人与人是相互平等的这种理念在我内心是根深蒂固的，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很多草根朋友可以聊天交往的基础，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在与草根朋友的聊天交往过程中能够带给我的愉悦，比与领导们聊天交往时要多一些自然一些。所谓的草根朋友其实有所着他们在外人看来不易发现的优点其实是优势，他们一般都比较低调，甚至有一种拒人于门外的味道，但你真与他们达到无话不说的状态，你会发觉他们其实是很有趣也很值得交往的。成都七中读高中时以及上世纪70年代在金牛区工作时，都有着这样很好的朋友，他们在当年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带给你的慰藉与愉悦，是十分难得和难能可贵的。我想只要有一个平等待人之心，人世间是有着很多可以聊天可以交流之人的，仅管从表象上看来他们好像不很出众，好像与你有一定甚至相当的差异，但他们都能成为你真挚的朋友。

这些所谓的草根朋友，用“草根”来表示其实是不大妥当的，我并不是说他们就是通常意义下大家所理解大家所认为的草根，只是想说这些朋友他们在与我相处为朋友时，与我彼时的情况有些相异，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颇有层次的，或者颇有些一技之长。在我生活和工作的不同阶段中，他们甚至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群体，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中给了我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因为很多特殊的或具体的原因，我晚上是住在局机关的所在地茶店子的，那个枯燥的年代时间还是不容易打发的，而我也是因为很多特殊的原因晚上几乎无事可做，这个时候局机关中几位打扫卫生烧开水及煮饭的炊事员工人师傅，还有就是当时工业品经理部组装自行车的一些工人师傅，都成了我极好的朋友。他们也是晚上不回家的，我们除了在一起聊天外，就是打一种叫“乱戳”的长牌，这种古老的中国式“扑克牌”玩起来它还有一定的技艺性，个人觉得它比现在我们大家打的血战到底的麻将牌要更有技术性些因而也更有趣些。

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我有两位至好的朋友在国营茶店子旅馆工作，一位是经理，另一位是客房服务员，所以我也经常在那里玩耍，有些时候也是工作。这个国营茶店子旅馆是新组建的单位，主要是为金牛区政府各种会议服务，管理上隶属于金牛区商业局，组建的时候由商业局发出通知，让所管辖的二十个供销社各推荐出一位优秀职工到茶店子旅馆工作，商业局低估了各供销社主任的自私性，被推荐出来的员工优秀倒是优秀，但都是一些不太好领导的刺头，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十多年后上世纪80年代我组织了不少全国财经高校的老师来成都召开各种学术业务会议，这个茶店子旅馆就成为了我的据点，因为从经理到员工都是我当年的朋友，所以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好解决。首先需要解决的最主要问题是会议经费问题，当年那个特殊的财务管理背景，要想组织出一个高质量的会议费用上总是捉襟见肘的，我和我的经理朋友以及具体操作的员工朋友把这个问题解决的很好，让与会的老师们都感到特别满意。

当然还有就是会务服务的问题，当年无论会议的规模有多大，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发现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操持。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感到很惊奇，后来老师们才发现这个旅馆的几十名员工，从领导到客房服务员到餐厅炊事员，都是我的会务组工作人员，他们在会议中需要解决的任何问题，整个旅馆的任何一个员工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他们解决的很满意。这种全方位高水平的服务，加上解决得很好的会议经费问题，使得我所组织的这些会议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因为会议的成功增加了老师们对我的信任度，会议要解决的业务工作问题也得到很好的推进，这让我感受到了十多年前这批草根朋友的友谊对我工作的支持与帮助。

这种工作中的群体朋友还有好几个。比如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下海经商的时候就结交了一大拨这样的朋友，那几年也就是在与这帮朋友的交流中渡过的，当然无论过程和结果都有点在商言商的味道，做生意嘛当然是各取所需了。这拨朋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当年成都七中一位校友的大学同学所创建的一个公司中分离出来的，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在那个公司工作，后来便分道扬镳各自办了自己的公司，我一直和他们相伴了多年，当然也有这批朋友所带来的一批新朋友。这些人说起来都是生意人，但他们在各自的某些方面也颇有造诣，与他们聊起天来还是感到特别有趣，当然在聊天的过程中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从而也促进了各自生意的发展。

比较遗憾的是这些朋友创立建办的公司，在当年那种不算特别健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虽然都有过自己发展的辉煌期，但最终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主要是市场环境的原因，导致他们最终也创业失败，多数都在不太好的市场环境中无疾而终。这不能说这些朋友欠缺经商的经验和才能，他们其实在各自的经营范畴内都是行业的行家里手，只是当年市场经济竞争的环境太过严酷激烈，他们创办的公司都比较小，在惨烈的市场竞争下自然也就多数都无疾而终了。有一个不是很准确的统计数据，讲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平均生存时间只有两年，由此可见市场的环境确实很严峻。

另一个朋友群体便真有点下里巴人的草根味道了，那是本世纪第一个10年我所结交的一批装修工人，有木工电工漆工主要是泥工。认识他们主要还是自己装修房子的需要，不是自己住的房子，是改建的一批出租房。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在桥头装修工人劳务市场上认识的，当然也有他们相互推荐之后认识的，所以一开始是雇佣的劳务关系，但在过程中他们的实在直爽和我的众生平等理念，让我们最终成为了特别聊得起来的朋友，有的还成了我技术上的师傅。我和他们的关系是真正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平等基础上的，这些有着特殊技术的手艺人，其实有着各自的人生经历，与他们的交流交往可以窥视到社会底层民众的喜怒哀乐。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来看，这批劳力者有着质朴实在的天性，他们有着像农民一样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十分纯洁和基础的私有观念，其实他们本身就来自农村就是农民。

在这种大家都共同遵守的“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私有财产理念下，我和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这也是他们会相互推荐给我介绍更多的装修工人的主要原因，当然他们也认为像许老师这样的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能与他们这样平等的交流交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与他们的交流包括共同商量我那些房子如何改造修建装修，因为有不少的装修方案都是由他们建立出来的，所以双方在劳动报酬上经常都是洽谈的十分合情合理，所谓合情合理就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该要的，我也是恰如其分地付出了我该付出的，这种过程和结果往往使得我们双方都很愉悦。当然交流中也有他们各自的生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也尽量的帮他们解决，比如我曾经帮助一位泥工解决了他的女儿在驻家附近上小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很难办，如果办不了要交好几千元的费用，而在我这边却是举手之劳的事情，所以我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一家人是千恩万谢的向我表示感谢。

交流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向他们学习，我一直对这种劳力的技术工作比较感兴趣，刚开始的时候是我给他们打打下手，起初他们还不大好意思使唤我，后来发现许老师特别的平易近人，并且对他们所做的技术活也特别感兴趣，于是在打下手的过程中有点边做边教的味道了。当然从我这边来讲，要想学得一点东西就得有学生的味道，所以对有些关键的技术问题我也是不耻下问，这些师傅们看我如此认真，也就不吝赐教了。与这批民工朋友打交道最爽的感觉是说话做事不必太转弯抹角，他们质朴的天性最喜欢你直来直往，这同我打交道的另外几批知识分子朋友是有很大差异的，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也得到了自己十分想往和追求的那种朴实的欢乐。

与这批下里巴人般的民工打交道的同时，我在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学中还有一帮阳春白雪的教授学者朋友，二个极端不同的交往交流感受让人享受着不同的乐趣。在西南财经大学任教几十年，老师或者说老师群体朋友其实是不少的，包括教研室的老师系上的老师学院的老师，不同学院的老师朋友也很多，为何单独提到这个教授学者群体呢？因为这个教授学者群体来自于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不同的教学科研单位，大家为了西南财经大学2006年开始的通识教育课程《科学技术史》从不同地方聚集在一起，大家都是教授学者地位的高级知识分子，为了一门课程集合在一起自然另有一份乐趣。我当时因为各种很特殊的原因，成了这门课程的负责人，所以与大家沟通交流的机会相对就多了一些。

与这些教授学者朋友交往的时间，正好和那批装修工人朋友交往的时间平行，两个反差极大的朋友群体无论是交流内容还是沟通方式都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客观的说是有相当的层次差异，而我在同这两个极端的群体交往中享受着难能得到的不同乐趣。有一个共同点是这两个群体中的朋友在某个意义上来讲都是我的老师，装修工师傅们成为我技术上的指点人前面已经说到，至于这批教授学者朋友，他们在《科学技术史》这门课程某些内容上是我的先生。讲授《科学技术史》在自然科学的内容与史实上我有着优势，因为我的专业是数学，“数理不分家”让我对这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史实在讲授上有自我的特点。

但《科学技术史》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是哲学，物理学最早就被称为自然哲学，牛顿的那部物理学巨著就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自然科学的哲学原理的方面，我这个数学老师还是有相当的欠缺的，而这些专长哲学研究的教授学者朋友，很自然的就成了我经常要请教的先生，所以也很感谢这门课程，它让我在知识结构的完善和补充上有这么好的机会，能够在共同教学的时候有这么一批良师益友。这门课程从2006年开始，我一直担任课程负责人到2012年，长达六、七年的时间中，我们这批大家都是教授学者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交往中的聊天沟通交流不仅让人感到十分有趣，更是让人感到身心愉悦。

想要说到的另一批知识分子群体朋友，是我在民办高校担任院长的十年中所结交的老师朋友们，她们实际上是我在那十年工作中对我支持和帮助极大的中坚。这批教师群体朋友，尽管我们的交流沟通十分通畅，但其实相互之间的差异还是极大的。首先是年龄，这是我的一批年轻朋友，我与她们交往的时候她们大致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年龄几乎小了我一半，是我事实上的忘年交朋友，在与她们的沟通交流聊天中，我最大的享受是好像我也年轻了。虽然有年龄上的如此差异，但我与她们的聊天交流丝毫也感受不到这种差异，当然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和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工作目标，就是把我们所在的民办高等学校办好，让民办高校的学子们能在条件并不算特别好的学校中学到更多更好的知识。

除了年龄之外，我与她们之间的更大的差异在于各自的身份，我其实是她们的领导并且是最高领导，作为民办高校院长的我，在民办高校那种机制中，对她们这些老师下属们几乎有着绝对的管理权利，比较庆幸的是这种身份上的极大差异，并没有影响到我与她们的沟通交流，这种沟通交流不是上下级之间的，而是朋友之间的。民办高等院校的工作环境并不是很好，从某个意义上来讲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差，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我和她们的沟通有了良好的坚实基础，当年我和她们的聊天中，更多的话题是如何共同努力去改善这种不算太好的办学条件，让我们的学生们能够尽量地学习到更多更好的知识和技能。

关于聊天的事情写了那么多文字，自己归纳总结起来，我与朋友们的聊天有这么一些特点。一是针对性，我比较善于在聊天的过程中发现或者说捕捉到对方所思所想，这使得我们聊天的话题与范围既广泛又集中，这样聊天的氛围对双方来讲都是愉悦的，进行下去也比较容易。当然能做到这一点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个人还是不谦虚的说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天赋吧，但在聊天交流中集中精力注意聆听对方的讲话，从他的语言中分析思考到他的所思所想也是很必要和重要的。二是聊天对象的广泛性，我聊天对象的范围很广，最主要是观念上有“人皆平等”的理念，这个理念除了让我没有对聊天对象有刻意的选择外，它也使我能在聊天的时候和各种身份各种背景的朋友都能很坦率真挚。聊天对象中既有教授学者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劳力的装修工清洁工炊事员，有身居一定位置掌握相当权力的领导，也有与我一样无欲无求的布衣。

聊天是沟通交流很重要的介质与手段，我这辈子在一些方面小有成就，从方法的角度来讲我认为善于聊天是我有一定收获和成绩的基础和保障，所以用了相当的篇幅记叙了我的聊天的特点。其实能够取得这些收获和成就，我自己认为还有一条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不是一个只动口不动手的人，我很身体力行的喜欢做具体的事情，对去做并且做好一件具体的事情，我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和欲望，对每一桩具体的事情，它肯定有该有的功利的所得在驱使我去努力和争取，但它更有那种完成一桩具体事情的过程美妙在吸引我投入和践行。在回顾自己几十年人生经历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能够取得一些收获和成就，除了有一些大的宏观的审时度势因素外，更多的还跟自己喜欢去做具体事情密切相关。

喜欢身体力行的做具体事情有两个层面上的意思，一个是我个人自己就喜欢去做那些很具体的事情，也就是个人自己动手去做。另一个是我会组织和带着一批人大家一起去完成一件具体的事情，我肯定要参与其中而不是只动口不动手。喜欢做具体的事情带有执着的味道，自从为了省掉过锦江那一分钱的船费开始探索如何从光华街走路到九眼桥，儿时的我在这条道上不知往返了多少趟，乐此不疲的少年对这一桩具体的事情始终有一种追求般的兴趣，直到最后把这条道走得畅通无阻。这种儿时就开始的自己动手动脚完成一项具体事情的习惯与兴趣，后来贯穿了我这一辈的几十年，有很多事情就是兴趣造成的习惯让我主动去做的，记得当年谢晋超先生让我们数学课外小组办一份《数学小报》，他是从来没有点过张昭与我的名让我们承担的，一半原因是因为他给我们班上的课多一点与我们联系多一点，另一半原因至少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讲多多少少有一些主动性吧，可能张昭同学当年也和我一样有此之心。

喜欢自己动手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可能有一个不太好的原因就是个人太相信自己，潜意识深处好像总是觉得只有自己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直接了当的说就是不太相信他人。记得当年在成都七中起草那份第一张把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时，我与好友刘仁清就成都七中当时的事态充分的交换了意见，说到了要有一种方式表达一下我们这种观点，但如何表达确是我自己在思索和考虑了，我主动要去起草和完成这份大字报，除了我身边有像吴伯贤周光熔那样的坚强后盾可以助力外，潜意识深处可能是我认为我自己来起草这份大字报，才能把我和刘仁清所交换的意见表达得更清晰准确些。其实从文章丰釆的角度刘仁清的文笔远在我之上很多，但我潜意识深处肯定自己觉得从思维的逻辑性来讲，也许我这个喜好理科特别是数学的人来写会更好些。

包括那一次6月24日在成都七中驱赶文化大革命工作组，仅管开始不久后刘仁清就到了现场，但他一直在教室门外听我与肖菊仁的对话，长达五六个小时的时间没有进入会场。尽管这五六个小时中我多次出去一趟一趟地与他交换意见，也提到过请他一起到教室中来与肖菊仁对话，但在他很坚定很执意的拒绝下我也没有强求，除掉当时也许他有一些更全面的想法外，我自己对参与一些具体事情的兴趣与欲望也是我没有坚决的请他进教室的因素之一。我想出现这种局面最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我的潜意识深处就完成一桩具体事情有着自我的一种难以摆脱的求索，我希望自己也相信自己能够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努力完成好这件事，而这种努力恰恰是我的兴趣所在。

后来有很多事情其实也是我的主动所致，比如在“二月镇反”开始七毛回到成都七中后，并不是刘仁清刘正富希望和要求我去应付7237部队的官兵的，当是出现了一些比较严峻的问题，以刘仁清刘正富的人品和人格，他们是不会开口让我出面去应付他们不方便应付的那些问题的，当时的情况恰恰是我自己主动站出来的，7237部队的那位李参谋已经到了学校，已经很严肃地说明要弄清楚七毛在成都军区静坐绝食情况，我当时确实是自己认为也许我挺身而出事情会方便些，于是告知了他们一下便出去见那位李参谋了。到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去建广播站情况也与这很类似，是我自己提出并与刘仁清商量后就带着一拨人去了。

所有这些都表现出青年时代的我有一种去参与和完成具体事情的兴趣与欲望，我其实并没有对做这些事情于大局有些什么重要性作过深思熟虑，更多的其实是源于我对做一个具体事情的兴趣与追求，我总是觉得一个具体的事情很有趣，过程中需要去努力，这本身就蕴涵在我看来是无穷无尽的乐趣，而通过努力实现的事情的结果会使人更感到满意和欣慰。对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似乎更能激发出我积极努力参与和完成的兴趣与激情，当年在大唐公社当知青时，那位愣小子也就是我成都七中同学的兄弟稀里糊涂把农民家的狗打了烹食时，我挺身站出来把打狗责任拉扯扯到自己身上，除了客观上当时己无可奈何我只能这样子做之外，主观上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还是有一种来自本能的参与欲望。

从1972年到1976年那几年中我在金牛区商业局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奇葩的，综合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我个人的小环境做这些事情都是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而我居然就去做了，当然过程和结果都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有一种事情是必须要做的，那就是1976年我把兄妹的事情完成了，但就是在做那桩不得不做必须要完成的事情中，在充满做戏剧性的过程中，也把自我那种对参与和完成一个具体事情的兴趣和欲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也许就是那桩事情的复杂性，九曲一湾的变化，难以想象的意外和接踵而来的坡坎，激起了我去挑战一件看起来难以完成的事情的激情，让我不顾一切的用自己可能用的方法，投身于完成这个事情之中去，最终让与这个事有关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美好结果，当然我自己也完成了让兄妹回城留城的重任。

除了这一件家庭十分重要的事情外，当年在金牛区商业局所做的其他很多事情真的是因为参与和完成做具体事情的兴趣所至，因为这些事情完全没有必要由我出面去做，更没有什么人要求我去做。我当年在工作单位上已经完全取得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安排上的自由，这些事情在各方面看来绝对不是我该做的事，但我却去做了并表现出一定的主动与积极，主要的原因确实就是对做这些具体事情的兴趣所致了。比如去管那些高档自行车缝纫机的安排与分配，去给把会议开得很沉闷的当权派与造反派卖烟，去区财贸部甚至区委汇报一些我完全可以不管并且也不该由我去汇报的工作，这些事情我都很坦然很积极很主动的去做了，当然也享受了做这些事情的乐趣与自我满足。有些事情我也未必不知道它有毛病，比如局长们都不方便去财贸部汇报并得到解决的工作，由我去汇报并得到解决了，心胸坦荡开阔的领导也许会认为是利用了小许的工作，但如果心胸狭窄一些的领导，她其实还是很介意这种工作程序的。

其实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还是比较简单容易的，因为做什么怎样做的行为方式都是由你自己在指挥在操作，随心所欲的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过程还是结果效果都应该是很好的。如果一个具体事情需要一批人去做，就有个协调的问题了，协调首先是思想的协调，你得把参与这个具体事情的人的思想统一起来，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是在做什么该怎样做，思想先统一起来行为的协调就好办了。上世纪80年代我组织了不少全国财经院校高校老师的工作会议，除了我已经说到的那个茶店子旅馆的经理和员工都是我的会务工作人员外，其实还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大家来承担，这对我来讲就有一个协调组织的问题了，因为老师们一般说来对这种会议的服务工作都不是很熟悉的，当然也就不是很在行了，需要加强组织安排工作。

按当年举办会议的实际情况和需要，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为参加会议的老师们买到返程的飞机票或者火车票，这个在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年确是能否把会议举办成功的重中之重，当然与这项工作相关的就是到机场或火车站接送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另外就是要去组织参加会议的老师们在会议期间外出旅游，这就牵涉到旅游大巴车的租用以及陪伴旅游，当年这方面还不像现在那么商业化，是需要组织专门的人员的。最比较重要的是会议结束的时候一定要请到西南财经大学的校领导给会议代表们见见面，因为领导的工作很忙务必要提前约好。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们教研室的老师们分头承担的，我在会议那几天中完全是要蹲在茶店子旅馆，与参加会议的其他学校老师们做好很多沟通交流，所以我得在会议召开前给教研室各位老师明确好工作任务，让大家明白自己的会议期间该做什么事，好在老师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强调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思想方面到还不需要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市场经济中游弋的时候，由于很特殊的原因事情是比较多的，主要是涉及到要管理的公司较多，除了我自己的公司外，还有好几个朋友办的公司我也在参与管理。我为朋友们管理的公司主要是管理它的财务，这涉及到工商税务特别是银行，与银行相关的实际上就是公司的资金使用与调度，这些事还是比较繁杂的，特别是有的时候突发性很强，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处理，那就是有三头六臂可能也忙不过来。我当时的主要办法就是在这些公司中直接由我配备了财务人员，有些公司的财务人员实际上就是我培养出来的，她们在日常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财务人员她们在心思上是与我完全相通的，她们很能明白在我看来事情的轻重缓急，她们虽然不能直接去决定什么事情，但却能够随时与我一样站在工作的角度去面临公司遇到的问题，尽量的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一个公司在银行有一笔贷款，在临近需要归还贷款重新贷出的时候，我需要调剂和储存资金，这个事情这些财务人员们心里边也很明白这是重中之重，因为这牵涉到企业在银行心目中的地位和状况。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归还贷款的资金筹集够了，但业务上也急着要用钱，这个时候孰先孰后技术性就很强了，如果业务先把钱用了，没有钱归还银行的到期贷款，虽然最后我也会出面尽量去协调好与银行的关系，但费时费劲效果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公司的财务人员一定会头脑很清醒的把好这个关，把这笔资金先用去还了到期银行贷款，然后抓紧在银行贷出新的贷款后，再让业务上用，这样公司的日常工作就显得有条不紊地十分有序了，而外界特别是银行对企业的观感也很不错。

这些具体事情不管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独立的去做，还是要组织更多的人去参与和完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我的兴趣，我确实对很多具体事情经常会产生十分浓厚的兴趣，有些时候事情很小会让一些旁人认为我何以会有这种兴趣。比如房屋装修中的电工泥工木工漆工各个工序，我是特别感兴趣的，除了对装修中的工序之外，对每个工作的细节我也很感兴趣，只要有机会便拜工人为师傅自己主动的身体力行的去参与。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我改建和装修了很多房子，对每一处房子里改建装修我都很有兴趣的参加的很仔细，所以可以不谦虚的说，就装修房子这个事情来说，我当好一个包工头是绰绰有余的。

在有很浓厚的兴趣去做具体事情的时候，因为是兴趣所至，我还会经常对做这个具体事情的过程和结果进行拔高提升。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8月，我在承担四川天一学院举办方要求把招生时通知在金堂上课的3000多名成人高考学生，在学生和送他们来的家长已经到金堂报到时动员他们到绵竹新校区学习这项工作。这个事情在举办方看来很难，因为他那么多高管没人敢承担这个事情，而在我看来虽然有相当的难度，但我和我的团队一定能够办成这个事。在与举办方的讨价还价达到了提高天一学院教职员工福利待遇目的后，我在设计工作方案以及给工作团队布置工作的时候，又按照自己的兴趣给工作加了码，其实严格的说来也不完全是个人的兴趣，从工作的角度所加的这个码对天一学院的发展，特别是对即将入学的学生们还是很重要的。

当时这3000多的成教学生其实不属于我这个院长管，从分工的角度我这个院长只管统招，也就是参加一年一度高考被天一学院录取的学生，至于参加成人高考的这3000多学生，举办方有一个专门的成人教育学院在负责。因为举办方的高管对高等教育不是很熟悉更缺乏经验，他们常年从事的是中等职业教育，这3000多学生报考大专的学生，还有在这之前招收的成人教育学院的大专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居然没有高等学校应该有的人才培养方案，学习的课程是“走到哪里黑就在哪里息”，随意性很强，这对学生是很不好的也是不对的。我在接受动员这3000多学生从金堂到绵竹去上课的时候，在做工作方案和向团队布置工作的时候，提出了要赶在开学前为这3000多各个专业的学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并且与举办方协调好撤销成人教育学院，把成教学生归入到天一学院的各个系部中，由天一学院的各个系部负责教学与管理。

这件事情我其实是可以不做的，正如后来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我和我的团队很成功的在2014年8月， 用了三天的时间把本应该在金堂报到学习的这三千学生动员去了绵竹报道，这就是我与举办方达成的工作意向，能够这样举办方就十分满意了。而我提出要为这批学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是锦上添花的让这批学生能更好地接受高等教育。当然我提出要做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这项工作，也不是茫然的心中无数的，当时天一学院经过两三年我和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团队的建设已经达到相当好的程度，老师们是肯定能够很好的完成我所提出的这项工作设想的。事实上所制定出来的这3000多学生的人才培养方案，对推动四川天一学院的发展，对让通过成人高考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的重大作用，对这些学生来讲也是天大的福音。

对做一项具体事情的兴趣，在我这边还是很执着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一旦决定要参与要完成，一般来说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比如我给女儿设计和践行四年完成小学学习，从有了想法开始计划起，便做了长达四、五年的时间，因为这个过程得伴随着女儿一年一年读小学的时间缓慢进行，在四、五年的时间中几乎每天都会有事情要做，这是需要一定的执着才能坚持的。另外这桩事情的知识性技术性也很强，小学的两门主要课程语文数学中，语文在操作上难度还稍稍小一点，我只要下定决心放弃了让女儿不去注重学习汉语语法，不去花功夫费时间的弄清楚明白句子的主谓宾定状等小学汉语语法，而专注于阅读和写作就行了。而数学则麻烦的多，我是用了大学数学专业老师的优势，加上自己对初等数学有较好的认识和体会，才设计出一套在四、五年的时间中的方案。

对做具体事情感兴趣很多时候正是来自于这些技术性知识性，事情的知识性高技术性经常让我痴迷于其中而乐此不疲。上边说到的为我女儿设计和践行四年完成小学初等教育，前前后后花费了将近五年的时间，从女儿还没有进入小学就开始，一直到她读完小学四年级进入初中学习。当然能够设计出这样的方案并具体操作，也给我女儿的情况相关，她确实特别听话并且悟性较高，因为在这长达四年的读小学的时间中，每天都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数学新课程，所谓数学新课程就是完全脱离了她在学校中的数学学习程序与节奏，完全执行我这边设计出来的一整套内容。

不少友人在读到我关于女儿小学学习阶段的回忆录内容时，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希望有更多的了解，其实关于女儿这四年学习状况特别是具体的操作方案，我在前边的回忆录《愿他们在广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我的子女教育》中有很详尽的记叙，包括四年数学教育的具体内容。应该说这个事本身还是值得神往的，毕竟能够为一个女孩省出两年的时间完成基础教育，它的实际效果对于女孩自身是特别有益的，事实上我的女儿在还没有满22岁时就获得两个海外硕士学位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但这个事情的可操作性需要㥧重，特别是需要孩子的配合，因为这毕竟是一个需要四年的时间来长期进行的事，家长和孩子双方的纫性都是会面临一番考验的。

说到这里，确实想再次为中国的教育机制提点建议，或者说是再次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点感慨吧，所谓再次是因为我已经在回忆录的多处地方谈到了中国的教育，并且还有专门的讨论和记叙中国教育问题的篇章《海阔凭鱼跃 天空任鸟飞——我的教育观念》。作为一个资深的工作了几十年的教育工作者，也有三个子女接受了较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我在这里想说到的仍然是中国孩子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中国长达六年的小学教育学制实在是太长了，而它以束缚和灌输为主的教育方式实在是需要彻底改变了。我认为小学教育的学制四年就够了，或者是把它与中学教育合在一起形成义务教育的十年一贯制。要想缩短学制首先得精简内容，我们需要全面审视小学六年孩子们被灌输的内容，主要当然是语文和数学，需要去鉴别这两门主要学科中哪些内容是可以扬弃的。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我的发言权还是比较充分的，我已经在上面的记叙中说到，我在我的女儿身上成功的实现了小学四年完成学业的。这里要特别再强调一下，我的女儿在由小学四年级升入初中时，接收她的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曾经组织了一个考核班子对孩子进行了全面考察，当然主要是语文数学和外语，结论是具有小学毕业生的基础水准，可以升入初中学习。当年对我女儿进行的这一个全面考察，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实验外国语学校还是特别慎重和负责的，整个考察是全封闭的，来自语文数学外语的几位老师既有试题笔试，也有交流式的语言面试，他们得出的对我女儿小学学业状况的评价还是很有依据的。

我再一次强调我的观点，作为母语没有必要把汉语语法弄得那么严肃那么慎重，必须认得二、三千个汉字对中国孩子来讲已经是无可奈何之事，至于词汇的分类句子的成分就不要弄得太细太细了吧，强调阅读和写作，有很多东西是会在阅读和写作中不教自明的。只要语文教学中扬弃了汉语语法的学习内容，始终专注于阅读和写作，那么整个教与学的方法也会有根本的质的改观，孩子们会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体，他们在自我的阅读和写作中，会发现外部的宏观世界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也能审视到人的微观自我需要怎样去观察大自然。

说数学这个事情对我来讲有点尴尬，因为我是数学专业的专业人士，终身从事的都是数学教学。但小学数学中到底有哪些内容是我们的孩子们必须要学的，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做深层次的研究和探讨。我想指出一个事实是，我们现在的成年人中，不管受教育的层次怎样，汉语言的学习是使我们终身受益的，我们一生都必须用自己的母语进行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所以耗费了一定的时间去学习汉语言特别是阅读和写作，应该是很必须的并且是有益的。但数学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成年人中，又有多少人还能记得住小学数学学习中的一些内容呢，比如分数在实际中的意义，比如分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这些小时候学得很认真的知识现在还记得清吗，或者更直接一点就是你现在还在用它们吗。

我不是说要去否定小学数学教学中那些很基础的内容，我在完成我女儿的四年数学教育中，对整数分数小数的实际意义，以及他们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都是很严格严谨的让她学习了的，毕竟我是数学专业的知道哪些数学知识是必须的。但小学数学教学的很多内容过于繁琐过于细化，不仅因此占用了很多孩子们的学习时间，更重要的是这种繁琐和细化的教学内容，会背离数学教育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就是对孩子们进行初级的逻辑思维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能够理性的观察和分析事件与自我。一个让人觉得很悲哀和遗憾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进行数学教育的很多先生，由于极为特殊的原因，自身就没有接受过逻辑学的系统学习，所以要指望由这些老师们对我们的孩子进行逻辑思维的启蒙教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是难度很大的。

前两年曾经听到过新任教育部部长关于改革基础教育，实行中小学九年或者十年一贯制的学制变革，我还曾经为之一震，觉得高层既然有人管这个事了，基础教育学制缩短的事情也许会逐渐提到工作日程上去。但当时说了一下，现在也没有什么消息更没有什么动静了，仔细想来这确实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一个事情已经几十年这样进行了，不仅让人们形成了习惯，更重要的是在时间的推移中还会形成一些利益分割，岂是一个新任教育部长说要改想要改就能改的事情吗。也许新任教育部长有这样很好的想法，但牵一发而动全身，有好的想法并不一定就能很好的推进下去，所以关于基础教育学制缩短的建议也许也只能说说而已。

我现在正在撰写的回忆录，前前后后已经写了将近四年，也表现出我对做一件具体事情的痴谜和执着。刚开始写的时候是很随意的，2020年初新冠病毒的疫情提倡老人尽量不要外出，闲着无事后萌生了写点文字回忆几十年学习与工作生活的想法，几个记实的篇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的学习生活》、《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我的工作生活》、《愿他们在海阔天空中自由翱翔——我的子女教育》、《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的理财》、《 体为心声 体由心生——我的身体健康》完成得很快，过程和结果让我体会到回忆撰写的愉悦，也让我逐渐入迷，这种迷就是对做这样一件具体事情的感悟和兴奋。

接下来完成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的海外旅游》，仅管有较长的篇幅较多的文字，因为内容毕竟是写实的，所以文字虽然不是旅游的即时创作，但撰写起来也很顺畅。到这个时候，完成的回忆录已经有30多万字，而我做这个事情的兴趣已经完全被激发了出来，想把这个事认真做好的愿望让我回头仔细阅读这30多万文字，因为当初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很多目的性，也没有做特别的计划与安排，所以这30多万文字虽然内容和记叙也很不错，但自己还是不是特别的满意。这时我已经进入了很好的撰写一部回忆录的佳境，对回忆录想要回忆想要表达的东西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目标。比较大的一个思维突破就是回忆录不必全部是写实的，一个人一生中的对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认识与思考，也是他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撰写回忆录需要记叙的。

于是接下来有了一些篇章，包括《欢乐与成功同在 遗憾与教训同行——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胸无大志 随意而行——我的人生自描》、《充实自知自信自明——我的人生追求》，这些篇章在回忆我的人生过往的客观时，还有不少个人主观上对过往人生的认识与思考，包括对自己的一些总结与评价。在一个主要写人的《书山有径 学海无涯——我的“大学”》和另一个主要记事的《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的篇章中，记叙下自己人生一辈子许多难忘的人和难忘的事，算是对前面比较匆忙完成的回忆录很多内容的补充与完善吧。还有一个篇章它的写作起意很深刻，那就是把自己在七个年代中与共和国同步走过的历史予以回忆记叙，这个篇章是《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它回顾撰写了我们这代人走过的七个十年。

在写这个七个十年的过程中，一个想法萌然而生跃然涌动，那就是表达一下自己对很多社会问题的认识，除了七个十年中本身就有很多看法和思考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分析和研究。于是在回忆录中有了好几个比较趋于务虚的篇章，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 ——我的民生观点》、《 海阔凭鱼跃 天空任鸟飞——我的教育观念》、《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在这些篇章中我对现实中很多实际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表达了自己对市场经济变革中一些过分市场化的行为的不安和担忧，因为这些社会问题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按目前这种完全市场化的状况发展下去是前景堪忧的。

有一个篇章的内容进入回忆录有些偶然，也有些唐突并且似乎稍有不妥，那就是由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所讲授的《科学技术史》课程拓展而来的《教学相长 学在教中——我的教学心得与感悟》，它其实讨论了几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的很多有趣问题，不少友人在读后感到很有意思。在回忆录的撰写逐渐进入尾声的时候，我的思路也变得比较直接和零碎起来，所以也就有了《油盐柴米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和《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这两个篇章，前者很如实的记叙了我的日常生活，至于后者也就是现在正在写作的这些文字，更多的是为了把想要回忆记叙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归入这个回忆录的收官篇章吧。

这部回忆录的撰写前后耗时将近四个年头，目前文字已经超过90万字，说实在话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四年中会写了这么多，这应该算是最典型的我个人喜欢做具体事情的代表吧。我想我如果没有那种喜欢做具体事情的执着，是不会饶有兴趣的在这个四个年头中几乎每天都乐此不疲的。尽管我已经说到我的回忆录撰写已经接近尾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就此搁笔，只要自己觉得还有可以回忆记载的人生过往，我会继续往下写的，何况生活本身还在行进，会有更多的内容值得自己去记叙的。

对自己做评价的文字好像冗长了点，好像需要回顾一下:先是写到了对自己做事做人比较宏观的评价，接着在比较细微的微观也已经写到了两点：一是我比较善于与人通过聊天沟通交流，二是我对身体力行的做具体的事颇有兴趣。接下来还想还会说到的内容有这么一些：在人生目标上我比较随和，无论宏观还是微观都比较随缘，其实也就是比较善于修改目标；在人生步伐上不太追求热点，更不愿意随波逐流；尊重他人是自尊的基础与前提，也是相互尊重的基础与前提，相互尊重才能才会有相互信任。

随缘这一自我评价中包含的意思比较广泛，既有不太为自己设计人生轨道的意思，也有努力争取的事一旦不太如意似乎也不特别介意，至少是不是特别的认真的意思。这里边有点宿命的味道，但作为一个少年时代就酷爱自然科学的理工科人，好像方方面面都比较唯物，当然我也不是说宿命就是唯心，但从大的方面来讲，从事了一辈子理工科工作特别是教学的我，对于天道命运归宿等等似乎也并不太相信。虽然自认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对于许多传统的说法，比如“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还有“生死在天，富贵在命”、“缘分天定”这些说法其实好像我还是相信的，至少潜意识深处还是认为说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道理不用说那么多，至少不用说到基本的信念观念上去，但有一点是很实在具体的，那就是如果你相信或者有了随缘的观念，其实你会过得比较愉悦和自由的，至少不会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不必要的烦恼。我记得在成都七中读高中时，前三个学期我承担了很多学生社会工作，第一学期是班上的团支部书记，第二学期和第三学期担任了成都七中的团委委员，学校还确定从第四学期起我去担任成都七中的学生会主席，校方已经给我淡了话，我也和前任学生会主席进行了沟通交流，这个时候出现的一个偶然情况让担任学生工作的事嘎然为止。我从喧闹的学生社会工作中退了下来，让从第四学期开始的后三个学期全身心的投入了学业之中。要说当时没有一点情绪那也不是真话，但我很快的就认识这好像是缘分，所以很快的调整了心理状况，投入了后来看来是真正很重要很关键的功课学习中去了。

在成都七中参加文化大革命中，我有着很辉煌的老造反派红卫兵的光环，起草了成都七中第一篇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大字报，带领了几十个同学与市委宣传部肖菊仁部长讨论撤走工作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驱赶工作组。因为这些异类的表现，我和刘仁清等几位同学被内定为反革命右派学生，后来在得到解放之后学校也就进入了群众组织纷纷诞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和刘仁清等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叫《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组织，虽然能干的骨干同学不少，但总的人数不多。这种情况下我居然提出了一个“我们需要一个雷打不动的少数，而不需要一个乌合之众的多数”，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万般无奈下我只有同意刘仁清几位同学的意见，让《东方红公社》与“七毛”合并，其实是被兼并了。我好像也很随缘，看到在成都七中活动的场所和机会不大，便一股脑儿扎到成都电讯工程学院，与那些大学生哥哥姐姐红卫兵一起投入了两派日复一日争夺《四川日报》和《成都晚报》的斗争。

要随缘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在成都市金牛区商业局工作时，好像我一定要加入共产党组织似乎也不是不可能，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与各级领导的关系也特别好，但对这个事情似乎就特别随缘，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年经过了两次高考，才在1978年进入了当时的成都工学院读大学，以自己在成都七中读书的基础与状态，似乎应该考一个更好一点的大学，但当时的环境和状况就是那样，我也就很随缘的两次都是报考的成都工学院。1988年四季度西南财经大学刚任命了我担任科研处的处级职务，成都七中的好友刘仁清便来邀请我参加他为他的四川师范大学的学弟的公司组织的顾问团，尽管当时我在西南财经大学无论是从事教学科研还是从政都有很好的基础和前景，但我也很随缘的走向了社会，用当年时髦的话来讲就是下海了，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在市场经济中的游弋。

我理解的随缘也就是做人做事的随和，随和这个词说起来容易，真要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任何一个人多少总有点自己的个性的。但做人做事随和一点确实很重要，这里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不要过分的去纷争，中国有句老话“上前一步眼前窄，退后一步自然宽”讲出了进退宽窄的至理，至于南京“六尺巷”典故中“千里修书只为墙，退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尚书回信，更是深刻地说明了纷争的亳无意义。纷争其实是因为利益所至，人们在做蛋糕的时候还是很齐心合力的，蛋糕一旦做成如何分配变成了纷争的根源，有人把做蛋糕说成是经济把分蛋糕说成是政治，虽然有点过分通俗但也不是毫无道理。如何在分蛋糕的时候尽量随和一点，对于多数的人来讲还是很难的，至于我自己因为比较相信“是你的终归是你的”，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比较将就，当然实际的情况和结果还是说明了随和一点最终你还是很不错的。

说到人生旅途上的热点，我与大家一样也经历了不少，只是在这方面我比较淡漠或者是反应迟缓，当然就更看不上随波逐流了。我觉得个人的人生的后几十年会是这样，是年轻的时候经历的一桩事情让我有所顿悟，这件事就是在1966年中到1968年底，我所经历所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当年确实是怀抱一片虔诚的信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那场革命中去，当上了伟大统帅的红卫兵。我基本上是按照伟大舵手所指点的路途，写出了成都七中第一篇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字报，也引领了驱赶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活动，更是积极的投入了“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斗争。但也是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我逐渐感到好像还是有些不对头，我们这些偏激的学生，不过是伟大领袖的下一盘大棋中的一个棋子，当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被舵手指引着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时，才敏悟过来政治热点不过是过眼云烟。

好像从此之后就有了对热点不怎么样感兴趣的意识，认为热点就是他人所制造出来让你去追逐的迷障，一旦散去一切都会烟飞云散。对从政经商我都经历过这样的热点，当年虽然是非党人士我已经被西南财经大学任命为处级干部，虽然这任命西南财经大学就可以作出，但按照当时的程序还是需要到省委组织部去备案的，但后来这个从政的途径与下海创造收入有矛盾时，我便毫不犹豫的辞掉了这个职务，这让当年很多倾心走这一条仕途的人感到十分可惜，知道这个情况的人要么在背后议论纷纷，有的更是直接在我面前表示惋惜，因为我拒绝和丢失了一条上升发展的通道。至于我自己想的很简单，从政为官既然不是我想要的，我又何必人云亦云的去追逐呢。

下海经商也是如此，大家对此越是亦步亦趋，我倒反而有了一些防备之心，所以无论在商海中陷得有多深，也不论在商海中游得如何如鱼似水，我都始终没有辞掉西南财经大学高校教师的公职，虽然大家把海说得很闹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我始终确定了一种挣一点钱差不多见好就收的观念，不仅在经商的同时坚持完成高校公职教师的工作任务，而且也特别重视子女教育这个大事。当然当年下海之势确实像澎湃海潮汹涌而来，但它也像海潮退去一样消失得也很快，我能够在商海中坚持十年之久缓缓游弋，虽没有去追逐下海海热潮，但能够坚持的时间还是很不错的。

在理财上我也是不去追逐热点的，比较典型的就是A股市场去炒股。我虽然进入A股市场较早，也确实在A股市场赚了钱，但那是一种偶然。在每一次A股市场高潮来临的时候，我都很是不以为然，不仅警惕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投入资金，也要招呼孩子告诫朋友不要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在很多地方我都在提醒大家，像A股市场这种你杀我我杀你相互博弈的投机地方，千万不要进去千万不要介入。当然现在是更多的人都认识到了A股市场确实是不要不能轻易进入的，但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一波一波的热点人群的涌进涌出，让A股市场成了最大的韭菜基地。至于买房投资，很多的时候我都是在行情不太好的时候低价买入的，所以现在不管房价怎样跌，它无论如何是跌不到我当初买入的价格的。

做一件事情的兴趣或者激情最多两三年的毛病，几乎贯穿了我人生的几十年。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毛病对我的一生还是起着很重要的支配作用，所以我虽然说它是一个毛病，但也并不是认为它一无是处。从不好的方面来说，这个毛病使我整个人生能够执着的成就很少，比如说做学问，作为一个高等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我虽然也小有成果，但最终也是昙花一现。我在前边的回忆录中说到了我的至交洪时明先生，称他为“科学研究上真正的学者，而我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己”，洪兄还谦虚的向我表示对他过奖了而对自己太过贬了，但那是我的真心话，在我看来我们成都七中的校友中，在学术上有建树的学者还不少，比如洪兄的高中同班同学我的小学同学杜懋牧先生也是一个典范。我一生做过很多事情，不少事情也小有成就，但我自己看来我就是一盒万金油至多是一片四环素，是做不了也成不了大事的。

当然这种兴趣和激情不能持久的毛病，也使我的人生比较丰富，涉猎的人生范畴经过的人生历程内容和过程都较多，从这个角度看这个毛病它也有一些好处。历数这几十年来前前后后做了很多事，如果没有这个毛病做什么事都从一而终，可能我的人生也就比较单调了，从这一点上来说，这个毛病还不能全然说是坏事。还有一点就是因为不是挚着单一的去做一件事事，所以在做的这一件事情在想结束的时候比较容易脱身，因为做的时间不长久，它牵涉的方方面面不会特别的深，至少不会是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感触比较深的就是当年下海做生意，在那种环境下又不是生意做不起走了公司垮了要被动的脱身，而是主动的想在公司还在正常经营的时候结束生意回到学校，如果不是因为对生意并不太痴迷而使各方面的牵扯不多，要想结束生意还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在前面的回忆路中曾经说到自己的包容性比较强，那是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优点或者优势来说的，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看这也是我的一个弱点或者说是缺点。有些事情过犹不及，过头了好事就变成了坏事，我的这个包容性强，现在自我检讨起来，就常有过犹不及的毛病，有些事情该说的时候还是应该说，但我这边的实际情况是经常不去说，不少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当年在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办的那个广播站，一直效果很好收听人群很多，后来两派纷争即将开始的时候，七毛中有同学说这个广播站不应该由我这个红成这个人来掌管，我听了之后也很随和的就退出了这个广播站一走了之，让七毛中有意见的同学来接管了。但因为来接管的七毛同学两派争斗的偏激性太强很快让广播站成了两派争斗的喉舌，十分偏激的广播内容使得这个广播站很快的就失去了听众群体而无疾而终了，其实当初给各方面讲讲我个人对广播站该如何办的意见，也许情况会稍许好一些。

包容性强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我认为任何一个人他的看法和见解即便是错误的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在很多的时候都很愿意尊重他人的意见和想法。每个人的看发和见解意见和想法肯定有他的道理，但有道理的东西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所以有的时候该需要坚持还是要去坚持。当年在商海中游弋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很执着的想去做他认为很理想的事情，事情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头年在资金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他赚了一笔钱，以此类比他想资金规模如果扩大若干倍，便能够赚若干倍这样的钱，我知道他这种想法是不妥当的，也曾经建议式的规劝过他不能这样类比，但因为我劝说的态度不很坚决，他最终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做了。最后的情况是比较糟糕的，因为在资金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他个人的能力掌控得很好，因而很成功的赚了不少钱，但资金规模扩大若干倍后，已经超过了他能够掌控的能力，使得事与愿违后来出现的情况与结果都很狼狈，如果当初我劝着他的态度坚决点也许情况要好些。

我的回忆录写的这一篇，撰写的文字已经将近有一百万，自己也感到想回忆想记叙的内容也差不多了，所以主观上想把回忆录撰写到这一篇为止，之所以说是主观上是因为这是自己的想法，如果今后在实际中有了还想记叙还想回忆的内容，是不会因为曾经主观上有了这个想法而不去撰写的，一切随缘嘛。但既然主观上有了这种想法，就还是想把这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的内容归纳一下，已经完成的回忆录一共有18个篇章，它们大至可以分析归纳为四种文字写作状况，这四种状况是写实、夹叙夹议、叙中记实和议论。

写实的内容和文字主要是前几个篇章，包括《第一篇 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我的学习生活》、《第二篇 吾有所思吾有所为吾有所乐——我的工作生活》、《第三篇 愿他们在海阔天空中自由翱翔——我的子女教育》、《第四篇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我的理财》《第五篇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的海外旅游》和《第六篇 体为心声 体由心生——我的身体健康》。这部分内容它的优点和长处是文字简洁干净，基本上就是如实记叙了我的几十年人生经历，就事论事的记录了我人生中工作学习等等方面的过程，几乎没有自己作为笔者的看法与见解。当然美中不足的是这部分文字当初撰写时比较匆忙，思路和文笔都比较随意，因而严格地说无论内容还是文字还是比较粗糙的，这应该是因为当初动笔记叙它们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更没有做好准备是在撰写个人的回忆录。

夹叙夹议的内容有《第七篇 欢乐与成功同在 遗憾与教训同行——我工作与生活中的“得失”》、《第八篇 胸无大志随意而行——我的人生自描》、《第九篇 充实自知自信自明——我的人生追求》、《第十篇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我所经历的七个年代回眸》和《第十一篇 教学相长学在教中——我的教学心得与感悟》。撰写这几个篇章的时候，已经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样随意了，无论思路还是文字上都有了是在撰写自己人生回忆的准备，所以形成了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字。当然这一部分内容包括后边的一些内容在撰写上是有弥补一下前边写实内容较为匆忙和随意因而有粗糙之嫌的意思的，事实上在内容和文字上确实是这样的。

叙中记实的内容有《第十三篇 书山有径学海无涯——我的“大学”》、《笫十四篇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我的“城南纪事”》、《第十六篇 柴米油盐酱醋茶——我的衣食住行》和《第十八篇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生活中的繁锁小事》。其中《我的“大学”》是以我在实体大学和社会大学中度过的几十年为载体，记叙了我的很多同学朋友同事以及我的老师与贵人。《我的“城南纪事”》则是以几十年中我工作学习生活的环境为载体，记叙了当年发生在我或者我们身上的很多事，这里的记事正好与上边的记人相互倍仗。至于《我的衣食住行》是实实在在的记叙了几十年来我的客观生活状况，人的一生说到底其实也就是一个衣食住行的问题。最后那个《我生活中的繁琐小事》是在我的回忆录进入了收尾阶段后，把我那些可以记叙想要记叙的零碎小事都归入了这个篇章，当然也是为了我的回忆录撰写能够更好的收尾。

议论的篇章有《第十二篇 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的市场化——我的民生观点》、《第十五篇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我的教育观念》、《第十七篇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的市场经济面面观》。这几篇政论性文字，采取以分析客观现实的实际情况为主线条，阐发了我在这些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这之中除了客观事实的描述之外，更多的还有作为一个学者对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的思考。所涉及到的几个问题，都是事关民生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学者又是事情的当事者，还是颇有一些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的回忆录的撰写好像已经进入了应该封笔的时候，当然不是说今后就不再写了，如果有还应该撰写可以撰写的内容，我还是会继续写下去的。但是现在主要的精力我会放在整理这已经形成了将近百万字的文稿上面，这里面好像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首先是校正，接着就是编辑，不少友人问到我是否有印刷出版的打算，答案应该是肯定的，我会在完成校正和编辑之后，以积极向前向上的态势，争取让这百万之作能够得到出版和印刷。文字的最后我要感谢这几年一直伴随着我和我的回忆录的家人与朋友，你们的肯定支持和表扬，是我在这几年中能坚持笔耕的主要原因，我要在这里发自内心真诚的说一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