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班人“刘大爷”

铁钢467510

　这是一幅70年代珍贵的历史照片，定格了盖县九垄地古家子大队领导与鞍山68届知青的合影。中排左三为带班人刘永海，依次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吴大明、团支部书记邹素珍。这张照片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更见证了刘大爷与知青们的深厚情谊。

　刘永海也是我们这届下乡知青的带班人。记得那年他54岁，中等身材，浓眉大眼，质朴正直，大家亲切地称呼他“刘大爷”。他是我下乡接触到的第一位农民，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老党员。时光荏苒，半个世纪过去，每当回忆起那段知青岁月，刘大爷那亲切的面庞总会在脑海中浮现，仿佛时光倒流，一切历历在目。

　我们是鞍山71届中学毕业生。12月25日是我们下乡的日子。那天早上六点多钟，同学们便来到了学校。先是送走去盘锦曙光农场的同学，然后校领导宣布了去盖县九垄地公社各大队的名单。我们四班的6名、还有二、三班的3名同学被分到了古家子大队。大客车缓缓驶离喧嚣的校园，车厢内渐渐安静下来。当年才十七八岁，既有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也有对陌生环境的迷茫。途中飘起了小雪，车队走得很慢，在盖县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抵达九垄地公社时已是晚上五点来钟。

　迎接我们的就是带班人刘大爷。他亲自上手将我们的行李和木箱装上马车，然后略显歉意地解释道，原本大队安排了两挂马车来接我们，不巧其中一挂车坏了，我们只能和他一起步行去大队了。天色渐暗，四周显得空旷，我们在雪地里向公社以东的方向走。伴随着脚下“咯吱”、“咯吱”的踏雪声，路上大家七嘴八舌，刘大爷都耐心地一一作答，非常亲切，让大家心里感到很踏实。大约走了三里多路，穿过一处无人看守的铁路道口的坡道，前方出现了几排矮矮平房的灯光。刘大爷告诉我们，那就是古家子，你们的新家！

　古家子不大，以前叫孤家子，只有两个小队。青年点、碾米房、大队部都在一趟房。点里有鞍山68届老知青8名。大队干部和知青战友早已等候多时，我们一到青年点，大哥哥大姐姐们便张罗开饭，对我们非常热情。大盆大盆的往上端菜，还有本队雪白喷香的大米饭，尽管放得稍有点凉，但我还是第一次和这么多人在一起吃饭，感到特别的热闹，这大锅饭吃起来也格外有味道。吃过晚饭，大队干部、带班人和新老知青在一起举行了座谈会，公社两名宣传队的也参加了。散会后，刘大爷细心地为我们每个人都安排好房间，这才放心离去。在这乡村寒冷的冬日里，我们感受到了农村贫下中农带来的温暖。

　我们大队党支部非常重视知青工作，不仅书记亲自抓，还从老党员中挑选刘大爷进驻青年点带班，协助点委会做好日常管理。刘大爷虽然文化不高，但党性观念非常强，对待我们这些小青年就像自己的孩子。他常对我们说：“你们城里的父母把你们送到乡下，我们要为你们的成长负责，将来对你们父母也好有个交代！”他不仅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有了刘大爷的传帮带，让我们这些初出校门的懵懂青年有了主心骨。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我们都是怀着满腔热情，决心在广阔天地里有所作为。然而，如何具体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心中仍有些迷茫。直到学习结束后，第一次跟随刘大爷去果园送粪卸车的经历，我才真正见识到了农民最朴实、实干的一面。毕竟是第一天干活，我们5个都想好好表现一下，我也挺卖力气的，干得一头汗，帽子也摘了。但卸车时风一刮，粪土飞扬，我便自然躲到了上风头。刘大爷见出现空位，便立刻站到了下风头，任凭粪土扑面而来，也不退缩。这一幕令我深受触动，脸颊不由得红了起来。好在大家都在埋头干活，无人注意到我的尴尬。刘大爷似乎并未在意此事，以后也从未提起过。

　第一次参加农村劳动的感触，让我详细记录在笔记中，成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一课”。没想到，这些笔记中的所见所思，竟成了我知青岁月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天后，公社“五七办”前来检查我们这批知青的安置情况，他们翻阅了大家的学习笔记后，不仅高度肯定了带班人的作用，也对我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认为我是真心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此后，公社举办知青培训班、五七大军学习班时，先后抽调我参与写版报、编写情况简报等。春节放假回来后，大队领导安排我担任大队通讯员，搬出了青年点，住进了“单间”。我暗自以刘大爷为榜样，踏踏实实工作，主动为社员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看到不时有背米袋的社员等着加工，我便主动学会了碾米，遇有碾米工不在就上前帮忙，不时弄得一身一脸米糠。大队新买一匹大红马，一时没找到饲养员，我便兼职当了一段饲养员。我的实干精神，很快得到全大队社员们的认可，不到半年便加入了团的组织。

　正当我的大队通讯员干得得心应手，上下都很满意时，二队的保管员因故被撤职，刘大爷又推荐我接任当了保管员。送我上任的路上，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保管员掌管的是集体的财物，去了后大家都会关注你，一定要坚持原则，为全队社员守好这个家。”刘大爷的话给我敲了警钟，我铭记于心，时时戒勉自己。为了当好队里的管家，我仓房钥匙时刻不离身，随叫随到，对进出库的农药、化肥等严格管理。还建立社员往来账本，做到帐目公开。那时的生产队干部也很廉洁，起码我任职期间没见有半点贪占行为。由于赢得了生产队长和社员的满意，在我后来已经离开生产队的情况下，又将我第二次要回担任主管会计，并于1974年4月发展我加入了党的组织。前些日子我去延安梁家河知青旧居参观，意外地发现我与总书记还是同时期入党的党员呢。

　在我当保管员那段时间，整天长在生产队里，在青年点待的时间少了。不久刘大爷去一队当队长，青年点的战友们都舍不得让他走。1968年第一批知青下乡时，大队还没来得及给青年点建房，刘大爷主动将三个男青年接到家中，晚上和他睡在一铺炕。他当带班人六七年了，早已成为大家的主心骨。从到市场往回抓猪崽子，到杀年猪去温泉卖肉；从开春自留地种菜，到入冬院内挖菜窖；从炕洞坏了盘炕，到谁生病过河去医院，处处少不了他的身影。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不少知青经选调回城走了，但留下的没听谁对他有过意见。1974年底，我被调去公社工作，临行前去他家告别，以后没有再见过刘大爷。

　1975年8月，我虽然参加招工回了城，但心中一直很怀念古家子。农村虽然艰苦，但党组织培养教育了我，刘大爷等老贫农的淳朴影响了我，让我确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现，养成了以队为家、吃苦耐劳等传统作风，完成了自已人生的蜕变。经过在农村的历练，后来不论到了什么地区、从事什么工作、遇到什么困难，都觉得没有什么不适应的。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一直想回古家子住两天，和刘大爷还有老支书说说心里话，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

　直到2011年4月，我和一位在乡青年朋友取得了联系，这才得知吳书记、刘大爷等已经过世了！后来又得知，刘大爷的子女至今仍然珍藏着他生前和知青的合照，这让我的内心更加感动。多年的思潮再也无法平息，于是我联系了一同下乡的臣久同学，从沈阳、鞍山乘坐火车到熊岳。在原大队副书记徐力的友情安排下，我们回到了阔别36年的古家子。这片土地，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己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仍然让我们感受到了父老乡亲这些对知青的温情。在乡村干部陈德权、王素云陪同下，我们看望了健在的老队长、老会计，还急切的去村头祭拜了已故的村干部。

　当我和知友手捧花篮静默在刘大爷墓前时，远望远方的山川、河流，心中充满了愧疚和感慨。过去孩子们常问我，当年知青下乡条件很艰苦，你为何依然难以忘怀？我真想在这片土地上大声回答，这里是养育我们成长的第二故乡！不仅有我们无怨无悔的青春岁月，还有刘大爷这样许多可亲可敬的父老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