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俊江｜“商”本是夏人“有辛氏”国号

辛姓文化研究

　　作者简介：谭俊江 吉林大学教授 先秦史学研究专家

　　摘 要：将有关汤灭夏的历史信息有机贯穿，可以隐约构成一条或然的逻辑线索：汤娶夏人有辛氏首领之女而与其翁结盟，并奉其“桀众”以克“有夏”。而通过对“商”“辛”二字的分析我们发现：“商”就是图腾之“辛”的文字表达，即“商”字表示的是夏人“有辛氏”图腾，那么显然，名号之“商”就是夏人有辛氏“国号”。汤是奉有辛氏为主、打其旗号、借其族众而灭夏的。其后出现的先是有辛氏“商朝”。而为人熟知的则是后来“因商号以代商政”的殷人之“商”即“殷商”。殷商最后被自称“有夏”的周人所灭，因而殷人与有辛氏皆成“有夏”之罪人。这为《说文》释辛“罪也”找到了根源，也为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体现的，其夏都原城址在进入“商”纪年后依然为夏人占据且繁荣依旧的“奇怪现象”提供了当然的解释。更关键的是，相关资料表明，直到夏灭之时，殷人还只是“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落后部落”。所以，商代繁盛的青铜文明和成熟的甲骨文体系，都只能是从夏人那里继承而来的。这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字的初创和青铜文明的出现及其繁荣时期的认定，必须大大提前！而其逻辑结果和必然结论的指向则是：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是可信的！

关键词：辛；有辛氏；图腾；国号；商；殷商

　　史载，“有辛氏”为大禹之后[1]、夏后启所封，[2]汤妃其女[3]。此皆见“辛”之不凡。而《说文》谓辛：“辠（罪）也。”高贵如辛氏者竞以“罪辛”为号，何也？墨子有云：“汤奉桀众以克有（夏）。”[4]此“桀众”谁人是也？屈子问天：“汤谋易旅，何以厚之？”[5]——汤所奉之“桀众”得到了什么回报？二里头遗址发掘证明，在一般认为已实现了夏商王朝更替的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夏人仍居夏都且享繁华依旧并有新建宫室宫墙[6]。此岂“亡国奴”之境遇？这群依然在夏都享乐的夏人，是否就是汤所奉之“桀众”呢？毁宗庙迁社稷乃灭国标志，而“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7]又意味着什么呢？

将上述信息如此排列，已隐约可以看到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汤应是利用与有辛氏老丈人的结盟，借夏人有辛氏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完成灭夏兴商大业的。而后文的举证与分析，不仅会对此予以必要的核实，而且将证明，“商”本是有辛氏国号，而我们目前所知的“商朝”则是殷人“因商号而代商政”的商朝。

于是，那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将变得清晰起来，甚至某些具体情节的生动画面都可以在我们面前浮现出来：大约3600年前的一天，伊河波涌，洛水浪翻。伏牛风急，熊耳云湍[8]。汤，一个来自北方游牧部落的首领，手持一把“辛形大钺”[9]，率领着“有辛氏”夏人同盟军和他野蛮骁勇的“殷人”将士，将一面“商”字大旗插上了当年的夏朝国都、位于今天偃师西南二里头村的斟鄩城头，完成了他鸠占鹊巢连环大计的关键步骤——以商代夏。

那面“商字大旗”，是汤从老丈人——夏人有辛氏首领那里“借”来的。也就是说，这面大旗是夏人有辛氏的旗号！显然，这是有关“商灭夏”历史掌故的一个“新版本”。但它或许正是“汤奉桀众以克有夏”的真实历史。而墨子所谓的“桀众”，大概就是指夏人有辛氏。

请参看图例。图1和下文中的图3，是笔者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参考《下七垣文化与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分布示意图》，综合笔者的研究结果绘制或标注的。

　　辛氏”是姒姓夏人即大禹后裔中的一支[10]，其在夏朝政治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因为对“辛”字初文本义理解的欠缺一直未被真正认识到。

《说文》释辛：“罪也”，即“辛”表“有罪”。可是联系到大禹后裔包括“辛氏”一族的事实，你能相信这一释义真是“辛”字本义吗？甲骨文出土后人们发现，原来高贵的龙凤字：如：、、（龙）如：、（凤）,似乎也多从“辛”（指诸字头上所顶之或简笔之形）。就连“从辛”的“妾”字如、似乎也无卑贱之义，甚至用来称呼商先王之“妻”[11]。因此很多学者提出了对“辛表有罪”的质疑。但一些头上并无或形的“龙凤字”如、（龙）如、（凤）以及不少“妾”用为祭祀人牲的案例，则是坚持“辛表有罪说”的证据。双方各有所据，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

当时并没有人把大禹后裔包括“辛氏”一族作为论据，因为在人们印象中，“辛氏”之“辛”如《元和姓纂》所记，应是由“莘”去“艹”而来。但其实这不符合文字发展规律——早期文字是没有偏旁部首的，所以只能是先有“辛”而后有“莘”。而来源悠久的“有辛氏”，其氏称的形成大概正处于文字的初创期，所以，表达这一氏称的文字很可能就是“辛”的最古形式。根本不可能起源于“莘”，更不可能本表“有罪”。这一点当时并没有被注意到[12]（惯常的认识即使存在明显谬误，如不仔细品味，也难有所察觉）。这样，虽然以“辛表有罪说”看待甲骨文早已漏洞百出，但新说依然难以成立。后来争论沉寂下来，学界观点基本统一到基于《说文》而对龙凤又别而论之的主流中来。即：“辛”为“剞劂”[13]、引申为“辠黥刑余”（受过黥刑）。而“龙”“凤”于卜辞虽有“从辛作者”，但其“辛”乃“象龙凤头上之冠……龙凤均非从辛若辛之字，其义亦判然有别。”[14]

　　如今，这个问题已不再引人热议。然而笔者发现，甲骨文“龙”“凤”头上所戴之形不是别的，而是“倒书”的甲骨文（王）字！而置于龙凤头上的倒书之“王”与龙凤历来象征“王者”的完全契合，则说明此形此义明显相关。故之此用绝非仅表饰物。在得知（不管它是不是“辛”）为倒书（王）字的基础上，就可以从（王）字“初文本义”来源于斧钺之形，推知或验证同有斧钺之形（甲骨文实物字颠倒，所表之物不变，文字本质义也不变）且亦表“王”义了。“从辛”“龙”“凤”之“王者气象”，正由此来。此时，我们再看“王亥妾”、“示壬妾”中戴戴之“妾”，就不仅仅是王亥、示壬之妻，而直接可以视作“王妃”了。

当然，“龙”“凤”头上也有并非王者标记而所戴类似“头饰”者，但那不应理解为文字创制者的“表意图式”（戴有明确王者标记或之“龙”“凤”，才有区别于其他普通虫禽的根本性义符），而应视作文字使用者的“书法发挥”。就像今天也频繁出现于各种场合的“不规范字”一样（当时的文字刚脱胎于“图画”“不久”，自由发挥的可能性更大。但“表意”才是中国文字古已有之的主流发展方向，也是先贤中最智者注入文字的本质内容。而对这种表意成分的不渝追寻和清醒把握，才是使文字研究不脱离理性并与先贤思维“同频共振”的前提）。至于甲骨卜辞中“妾”被用为祭祀“人牲”的例子，更是不足为奇。这与用“方伯”（方国国君）作为牺牲的案例[15]同出一理——牺牲者越是高贵，越能表示献祭者的诚意，何况那多是敌国的高贵者。

形所表应是斧钺类兵器，锋刃向上：，类似后世“钺铲”。曾作为执法“法器”。砍头之刑古称“大辟”，其中“辟”字甲古文作或，就是文字化的“以砍头示意图”（是的简化，就刑前；表就刑后头颅已落。掉头之人本应倒下，但文字毕竟不是图画。甲骨契刻为圆不易，故头颅以方形为之。金文则作圆形）。从“辟”字甲骨文为形可以得知，其中之“辛”就是来源于，这实际意味着：就应是“辛”字的甲骨文形态。依此，“龙”“凤”字就不仅从辛，而且其“王者之相”也正是以“辛”标示了。同样，“妾”字的“王妃”义符也因从辛而来。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辛表有罪”就只能是周革殷命之后的事情了。这一点在后面的讨论中将变得显而易见，在情在理。请注意，斧钺在执法砍头的刹那，是锋刃向下的。正如、所示[16]。而（王）字，正如执法之斧钺（包括执法之即）：。所以“王”字本义就是“执法”或“执法者”之义。

形所表乃是“示威显贵之斧钺”而非“执法刹那之斧钺”。它有执法威慑之威严，而无执法刹那之血腥，故可作为“王者标记”而置于龙、凤、妾诸字头上而绝非砍其头之义。这就意味着，在夏商时代，不仅代表着威权，而且象征着高贵。在此，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而如果真是甲骨文“辛”字即“有辛氏”氏称之“辛”的话，那么“有辛氏”可就不是等闲之辈了。然而，这首先会引起严重的质疑——“有辛氏”在夏朝政治格局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它的“族称”怎么会有按后世常理来说只有最高统治者才配拥有的“王者意味”呢？！这恰恰就是“早期国家”的特点。大禹之子夏后启是夏朝“姒姓家天下”的开创者。所谓“姒姓家天下”是指，夏朝政权和疆域的控制把握在姒姓夏人亲族手里。与之相适应的必然是以血亲分封为主要内容的“宗法制度”。当初分封时，启应是把长子留在身边作为“储后”的。毋庸置疑，这支血脉就是所谓的“夏后氏”。而启的另一个儿子，应该是英勇善战的一个，则被封到位于夏都东方今天河南杞县一带的封地。其族裔则被称为所谓“莘氏”，实为“辛氏”即“有辛氏”[17]

关于有辛氏地望流传甚广的另一种说法是陕西合阳，但当时此地应该不会被夏启用来分封自己的儿子。从后文提到的被封到今殷墟一带的启第五子“观”之国名和其“以西河叛”的史实，就可以说明，漳河流域的今殷墟一带，对于夏人已属边远了。之所以有陕西地望的说法是有其原因的，详见后文。

　　“有辛氏”之所以有此族称，应是因为其部族被赋予了“夏人核心武装力量”的职能和地位，其首领则被托付了“为夏后征讨杀伐”的指挥权。这一权力的信物和象征，就是一把“辛形大钺”（相当于后世代表皇家军事指挥权的“黄钺”）：所以这一部族才被称作“有辛氏”。

也就是说：有辛氏首领“为夏方伯，得专征伐”。此语后世被用于形容殷人首领汤[18]。正可谓：古帝命武辛，征御彼四邻。这一句式后来变为《诗经•商颂》里的“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19]。有辛氏的这种权力叫作“王权”，即当时的“军事执法权”（源自更远古代的临时军事统帅的“战时执法权”）。而后世的世俗“王权”，恰恰就是从远古时代代表“军事执法权”的“王权”发展而来的[20]。如此看来，斧钺之为“有辛氏”氏称之“辛”不仅可能，而是“必须的”了。那么，我们将“夏后氏”置于何地呢？

所谓“夏后”，就是“夏朝天下大祭司”。夏朝历代“夏后”，都只能出自于“夏后氏”即姒姓嫡系正脉。甲骨文“后”字也就是“祭司”的“司”字，作（后）或（司）。当时“后”与“司”相当于同一个字。其中之（口）代表祭祀中向神祝告的“祝告者之口”，（刀，通常作）则代表割取牺牲之肉的“献祭刀匕”。、相合（或），代表“献祭兼祝告者”即“司掌祭祀者”，也就是“大祭司”。 “夏后”就相当于“姒姓家族”的“大族长”，最重要的家族大权都由大族长把握。而“族长”最崇高最神圣的权力，就是对祖先的祭祀之权。而当时姒姓的家族权力，就是其“家天下”的权力。所以“夏后”就是“天子”，即负有祭祀祖先职责与权力的“天之长子”。“天子”的祖先当然就包括“天”，所以，夏朝祭始祖、祭天地的神权，专属于“夏后”。而这种祭天神权的归属，就明确意味着“天下”的归属。至于当时与有辛氏“王权”相关的，则主要是为夏后出征杀伐的义务。而其军事执法权，则来自夏后的“授予”。也就是说，有辛氏的“王权”是为夏后“神权”服务的，最初地位远远低于夏后的神权。不过，在姒姓支脉中，有辛氏的地位还是比较特殊的。

那么，“有辛氏”的旗号会是什么样子呢？所谓旗号，是说大旗上有什么标志。“有辛氏”的旗号标志，当然就是“有辛氏”族徽。而“有辛氏”的族徽，显然就应该是“辛”的图式即图腾。其主体必然是：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姒姓夏人中另一个同样以兵器为氏的“戈氏”。“戈氏”的族徽铭文很容易找到。如、、等，其中都有青铜戈、的形状。有的还系着饰物。它们都插在兵器架上。其中（丙）就是兵器架的一种表达方式。上述完整铭文表示的都是作为“仪仗”而陈列的“戈”。这样的“仪仗之戈”更显端庄与稳重，也更适合用于族徽、图腾。既然“戈氏”的族徽是“戈插在架上的图腾”：（戈卣铭文）即：那么“辛氏”的族徽就应该是“辛插在架上的图腾”了：而将其变成文字形式就是：而，恰恰就是甲骨文“商”字！——“商”字就是图腾之“辛”的文字表达！所以，毫无疑问，作为名号的“商”，就是有辛氏的国号！而“有辛氏”首领的称呼就是“执法之辛”的名号——“王”，即“得专征伐”的“夏方伯”。“商”！这个几千年来一直被归之于殷人的“国号”，竟然本是属于夏人“有辛氏”的！多么生动诡谲又难以置信啊！

再看看前面的“殷人势力发展及灭夏态势图”。“夏后氏”所据之夏都及周边的“京畿地区”，是夏朝的宗教、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夏后氏在这里发布各种号令，享受“万邦来朝”。这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在这里主要粗略分析一下与夏后氏统治关系最密切的几个方国的地理关系和所起作用：“昆吾”除了作为夏都东南方向的重要屏障之外，还有另外的重要地位。夏后启曾经在昆吾铸鼎，“鼎成……以祭于昆吾之虚。”[21]由此观之，这里应该有夏后氏重要的郊祭神坛。所以对“天下大祭司”夏后来说，这里是一个行使神权，沟通人神、凝聚天下的重要所在。“有辛 氏”之“商”作为“世受重托”的夏后氏天下栋梁，挺身在夏都东方的适当位置，进可攻，退可守，随时准备征伐四方。“顾”，甲骨文作，为“鸟窥于窗”之形，有“打探”之义。“顾”是夏后氏在东北方向稍远的山东甄城一带派出的“侦查前哨”。在顾国西北方向的“西河”（濮阳北）地区，文献还提到，有过一个启第五子所封之“观国”[22]，其所负之责应与“顾国”类似，为观察北边动向。但五子可能对所封之地边远不满而“以西河叛”。引来父亲的征伐，并在史籍中留下了一笔启“征西河”[23]的字样。后来“观国”没有再在史料中出现过，其故地在夏商之交也早已成为殷人的“传统根据地”（参看图一更容易理解）。

这种关系，从“观”“顾”两国国名和观国为启五子所封即可看出[30]。从汤灭夏前翦除夏桀羽翼的顺序也可以看出：葛-韋-顾-昆吾，最后才是灭夏。——先以征伐“异姓异心之国”为由，由远及近地翦除与夏桀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方国，再由远及近地离间并翦除与夏桀同姓的姒姓方国。这非常符合“温水煮青蛙”或“治（得）大国如烹小鲜”的逻辑，这大概就是夏桀对汤的一系列动作反应如此迟钝的原因吧。上述“姒姓”“己姓”“同姓异字”的情况，应形成于夏朝灭亡后姒姓所处的险恶环境。族裔漫长的离散状态也会造成姓氏字书写和读音的变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差别”只应是相对于夏朝的“后世存在”，而并非亲疏关系十分明确的当时情形。

实际上，文献谈及即图1展示的诸方国及其态势，就是当时直接关系夏后氏政权安危的主要势力的基本格局。时至夏朝末年，其历史已过去了近五百年，夏人各部落方国间的血缘关系和亲情已实际地越来越疏远，尤其是拥有“王权”的有辛氏与掌握“神权”的夏后氏之间的关系更是微妙。但历史的钟摆依然按照惯性继续摆动着。然而，外力出现了。因为殷人的到来和殷、商联盟的形成，因为汤成为有辛氏商王的乘龙快婿以及汤与伊尹的“风云际会”（夏人伊尹虽因地位低下怀才不遇于夏人之间，成为“汤妃”陪嫁奴隶后，却受到新兴王者殷人汤的重用[31]），历史即将发生巨变。有辛氏与殷人汤之间的通婚，就意味着其各自事先就有后来暴露出来的意图。因为在部落时代，各部落都有比较固定的传统通婚部落，而且通婚就意味着联盟。所以，与殷人通婚，可不是一件无关轻重之事。它不仅意味着两族的结盟，甚至能根本改变原有部落的关系格局。而后来的事实正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具体的“故事细节”可以给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但历史发展基本的逻辑走向也就没有多少主观猜测的余地了。其后发生的一切，基本势在必然：汤成为“商王”女婿后，“为老丈人”打下不少领地。同时不断地膨胀着其野心。有辛氏对作为天下共主的“夏后”后位及其神权向往已久。现在又正置夏后桀骄奢淫逸，颓势尽显，怨声载道，民心可用之际。所以他日益倚重汤及其有生力量。而汤希望从老丈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更多。在一系列东征西讨的战例中，汤应是打着“有辛氏”征讨杀伐旗号，以践行夏后启对有辛氏所托护夏之责为招牌进行的。所以在外人看来，这一切不过是有辛氏在行使自己的职责而已。而在翦除夏桀羽翼时之所以依葛-韋-顾-昆吾的顺序即由疏到亲、由远及近的顺序进行，就是为了让夏后氏在“煮青蛙的温水”中慢慢死去。而为每次行动都找到一个能掩人耳目的理由，对于伊尹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在最后的灭夏战役中，汤应是以“驱逐无道夏桀，匡正夏后祭坛”为“公开口号”、以“为老丈人争取后位”为“内部半公开口号”发动的。他早已为“老商王”吊起了更令其神往的“神权后位”的胃口，而他自己则盯住了那个在他看来更实在的“商王”王位。从文献记载看，灭夏之后，汤应该很顺利地获得了“王位”。

如果说灭夏战争是彻底推翻夏人统治的大事变，那么汤登王位是自然的。但有关“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的记载，却留下了千古难解之谜。灭其国必毁其宗庙社稷，何来“不可迁社”之说！更加奇怪的是，考古发掘证明，夏朝灭亡后，夏人贵族依旧在夏都斟鄩宫城里，过着优厚的“后族”生活，而且还在扩建宫城、新建宫殿！这些事实十分明确，但一时却让学界无法解释，甚至对商夏兴替的时间分界重生疑窦。而根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和做出的分析，这一切却恰在情理之中：因为此时，汤已把夏后氏的后位神权夺来，并交到了有辛氏老丈人手里。此时已经进入商朝，而形式上的最高统治者依然是夏人，只是换成了“有辛氏”。有辛氏占据着夏后氏都城，遂有上述考古学发现。有辛氏或许新立了本族宗庙，但毁弃或拆迁与自己祖宗关联的“夏社”是否妥当，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也就是说，在笔者相关分析构建的框架内，一系列所谓难解现象都是顺理成章的。这里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只是：有辛氏可能把王位即军事指挥权交给殷人汤吗？从文献“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32]的记述看，有辛氏早已把军事指挥权交给汤了。这也意味着，有辛氏是仰仗汤所率领的殷人“虎狼之师”夺得夏后氏天下的。而战后，有辛氏也没有底气把权力收回。其实，有辛氏也早已没落，在生气勃勃的殷人面前同样不堪一击。汤此时如果用尽全力，应该是能够剥夺有辛氏的一切的。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时机未到。汤的希望应是，借助与有辛氏的通婚关系“漂白”并提升自己和殷人的血统。最终不露痕迹地披上有辛氏的外衣。让自己的身份与古帝之命挂起钩来。殷人后来极力标榜的正是这些。

汤在距离老丈人的“商后都城”（即原来的夏后都城斟鄩）仅有6公里的东北方向建起了一座监控夏人的“大兵营”，（后来发展为“偃师商城”，功用也发生了变化）。两地如此之近的毗邻是颇有意味的。“商王汤”完全可以声称是为了护卫老丈人的“商后都城”，但6公里的距离已经大大突破了“两人之间”应有的“安全距离”，“新商王”只要抬臂一挥，就可以把虚弱垂老的老丈人连同他同样虚弱的“有辛氏”傀儡神权打翻在地。其后具体发生了什么，文献实不足征，我们无从知晓。从传统文献的表面信息看，殷人似乎真有可能与有辛氏不留痕迹地融为一体并自然地成为了商朝的主人。但从甲骨卜辞体现出来的完全消除了夏人痕迹的情况看，从二里头城址的突然废弃看，情况一定不是这样。

那么在周人眼里，有辛氏当然是“有夏”的罪人。这样，“辛表有罪”在周朝必然是铁板钉钉、毫无疑议了。于是有辛氏纷纷避“辛”而用“莘”。“艹”恰恰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出现的。“辛由莘来说”及“莘氏陕西地望说”大概也是那之后形成的。可见有辛氏在周朝所承受的压力之大、苦难之深重。难免会有“辛氏，苦啊！”之感叹。“辛苦”一词，应由此来。很久以后，辛氏又多有去“莘”之“艹”而恢复用“辛”者，于是便形成了“辛氏之‘辛’源自于‘莘’”这样违背文字发展规律的印象。

“商”是民族称号，“商”字应反映族徽图腾。然而，这个族徽图腾字，却怎么也和殷人的“姓氏”或族源传说挂不起钩来（有殷人“子”姓之说；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很多人曾经做过努力，但皆归于徒劳。而一旦将“商”字与有辛氏挂起钩来，一切将顺理成章。如今，历史只留下了殷人是商朝主人的相关故事，有辛氏曾跃身为商朝初年的“商后氏”，并一度成为“正统商后”的情形，则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正是殷人希望的。任何一个统治族群，都会极力美化自己的历史，强调自己血统的神圣。所以殷人是不愿意让后人知道上述历史真相的。从今天的情况看，殷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周革殷命”之后周人不愿称“殷”为“商”的情况看，当时还保留着相关的历史记忆。郭沫若先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37]笔者曾以为初得天下的周人会忌惮“商”字中的“王者气象”。现在看来，有可能是因为知道其“底细”的缘故。“衣”“殷”“因”古音相同，以“衣”“殷”名之，或许是指其“衣”他人之皮、“因”他人国号、冒领他人天命天佑之义。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殷”或“殷商”称殷人之“商”似乎都是一种积习。而这种积习即应与前述之上古甄别结论有关。而这一切，本是殷人极力想在人们记忆中彻底抹去的。这就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盘庚迁殷更根本的意图了。其中就应包括：在殷人自己的传统根据地上，呈现一个自己的繁荣“商朝”，更容易撇清：一，殷人的大多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基本因袭于夏人、二，殷人的国号、图腾、王权和古帝之命完全因袭于夏人有辛氏，并可能对其原来的主人进行过残酷镇压的那些不算神圣甚至是自感卑劣的历史，并在撇清上述历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把华夏文明成果的创造功绩都揽于自己名下。为此，在“迁殷”之前，殷人就需要把能说明上述情况、暴露其真实底细的一切痕迹，做全面而彻底的销毁，包括殷人自己与此相关的一切遗迹遗存和记录资料。而“迁殷”这一民族大迁徙和殷、商、夏旧都旧居的废弃，是销毁以往痕迹的最好机会。这大概就是在此地寻找甲骨文资料比殷墟地区困难的原因。这种销毁所造成的华夏文明脉络完整性的损失应该是极其巨大的。从有辛氏历史存在的彻底湮灭，就可以感知到华夏历史湮灭的程度。

（殷人）先商文化（以下七垣文化为主）考古资料表明，汤和他“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落后部落”[38]，直到灭夏之前，都没有文字使用和青铜容器制造的历史，“找寻不到一丁点文明的印记”[39]。突兀地出现于二里岗的个别“先商”青铜容器只应理解为殷人与有辛氏通婚联盟的获得物或技术援助。那么殷人怎么会突然创造出如此成熟的甲骨文文字体系，又怎么能突然地创造出繁盛的青铜文明呢？

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是从夏人手里直接拿来的！也就是说，在殷人“创造”这些文明成果之前，它们就早已存在于那里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甲骨文文字体系以及青铜文明，是在夏代就已经走向成熟的。而其主创者就是夏人（包括其先人）。然而，在所见的盘庚迁殷后的商代甲骨文中，却已找不到任何夏人的痕迹。这就足见殷人对夏人历史及有其标记的文化遗存抹煞之彻底。由于这种抹煞，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俨然就是从3600年前殷人“入主”开端的！所以，对华夏文明更久远历史的探寻已经因此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而如果不还这段历史以本来面目，这种阻碍就将继续持续。我们揭露这段历史，并不是企图否认当时夏朝统治已走向没落，更不是为了否定殷人改朝换代的势在必然。我们的目标所在，是在夏朝统治没落之前，必然存在的远古华夏文明的曾经辉煌。而这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字的初创和青铜文明的出现及其繁荣时期的认定，必须大大提前！而其逻辑结果和必然结论的指向则是：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是可信的！

[1]司马迁：《史记•夏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2]林宝：《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55页。

[3]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集解。

[4]毕沅：《墨子•非攻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页。

[5]屈原：《天问》，见王逸《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6]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7]司马迁：《史记•殷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6页。

[8]夏都斟鄩位于伊河、洛水之间；伏牛、熊耳是其西侧山脉。殷人祖先以牧牛为业，夏禹有化熊传说。

[9]司马迁：《史记•殷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页：“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夏。”

[10]司马迁:《史记·夏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9页。

[11]甲骨卜辞中有“妾”指先王妻之例，如:

、,

《甲骨文合集》660:“（侑）于王亥妾”、2385：“侑于示壬妾”。其中先王之“妾”皆为祭祀的对象。

[12]但即使是这一点，也会因形“干支辛”在卜辞中的普遍存在和其与形的明显差异，而给人留下形“辛”或许才是“辛”之“古字”的印象。

[13]“剞劂”本泛指斤斧或雕凿工具，但在此处却单被当作在面部刺字的行刑工具。

[14]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干支》，上海，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第12-13页。

[15]郭沫若、胡厚轩：《甲骨文合集》26925：“羌二方白（伯）其用于祖丁、父甲”（“羌”是牺牲处理方法：羌两个方国国君用来祭祀祖丁、父甲）；《合集》32287：“其報三邦白（伯）于父丁”（“報”是祭祀方法：以報祭的形式向父亲丁贡献三个作为祭品的方国国君。）[16]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卷二：杀人形鼎，155页、杀人形父乙鼎，186页。[17]李泰：《括地志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81页。[18]司马迁：《史记•殷本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4页，集解。[19]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商颂•玄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166页。[20]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版修订版上，第53页。

[21]吴毓江：《墨子校注·耕柱》，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41页。[22]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页。[23]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记年辑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页。[24]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商颂·长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181页。郑玄笺：“韋，豕韋，彭姓也。”又见林宝:《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125-126页。周赧王灭其国后以国为氏。[25]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50页。[26]左丘明：《春秋左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36-838页，正义。[27]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商颂·长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1181页。郑玄笺：“顾、昆吾皆己姓也。”[28]司马迁:《史记·夏本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9页。又见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修己…吞神珠…背剖而生禹……”。[29]形“以”的来源非常悠久，可上推至母系时代（通过文字衍化关系的分析，有据可查，另有专论），进入父系时代发展出形“以”，后讹变为形。“以”字之形就来源（隶定）于形。

[30]笔者冒昧地估计，宗主之“夏”与“昆吾”“商”“顾”“观”分别是启之长子、次子、三子、四子、五子所封之地。

[31]毕沅:《墨子·尚贤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页:“昔伊尹为莘氏女师仆，使为庖人。”伊尹是被女巫师用作厨师的仆人。[32]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5页。[33]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慎大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6页。[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1页。[35]见于辛氏相关谱牒资料。[36]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0、387、406页。[37]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38]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政治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49页。[39]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