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十六军成立92周年纪念

文史编委

今天是红26军建立92周年，不能忘记红26军在中国革命中做出的贡献！

回忆《红二十六军》

           汪锋

......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进行政组。改组后的省委由孟坚构任书记，李艮、王松年任常委，杨珊（已出狱）任秘书长，原书记杜偷密开省委，改任红二十六军政委。

年龄不到 22 周岁的汪锋接替高维翰，任省委委员、省委军委书记一职，走上了省委军事领导岗位。

压在汪锋肩上的重担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继续联系张汉民、阎揆要和警卫团的党组织;

二是负责杨虎城十七路军及陕西地方保安团队中的党的工作；

三是领导陕甘游击队和红军创建新苏区，这也是三个重担之中最重要的任务。

之所以最重要，其原因要归结于 5个月以来，中共临时中央与陕西省委上下的互动与联系。

3月20日，陕西省委决定将仅仅成立一个多月的陝甘游击队改编为正规红军，并向临时中央请求番号。同时，又指示陝甘游击队迅速由关中以北的山区丘陵地带向滑河北岸的平原地区发展，以配合武装农民和城市革命，夺取渭北政治、经济中心三原县，建立红色政权，然后进攻泾阳咸阳，截断渭河交通。

4月20日，临时中央针对欧西省委的决定，对欧甘游击队及其仓造的陕甘边新苏区的工作作出了一个相应的决议。決议决定并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决定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并由省委一名常委任军政委。决议还要求更多地在开展游击队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及陕甘边苏区。但是，关于游击队的行动方向问题却给予否定，并严肃指出：“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应将游击队活动的正宁、 旬邑、耀县等地发展为根据地，然后再向泾渭扩大。”

中共陕西省委接受了临时中央的决议精神，于6 月1日作出《关于创造陕甘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

6月26日，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时任陝西省委书记的杜衡代表陕西出席会议。会议作出 《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 》，将创建陕甘边苏区和建立红二十六军作为北方觉组织的“第一项基本任务”。

8 月1日，临时中央又向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信中要求省委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特别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执行中央北方联席会议精神，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立即成立红军一个团。信中派孟坚担任省委书记，李艮、王松年任常委，杜衡负责陕甘游击队，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同时，还指示陕西省委要重视甘肃党的工作，负责建立甘肃省委，组织领导兵变，配合农民斗争，建立陕甘边苏区。

8月25日，孟坚到陕后立即召开 省委会议，传达北方各省委联席会议精神和 “八一指示信”，正式改组了省委。会议根据“八一指示信”精神作出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觉四次“围剿”，创造陕甘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渭北特委，并派干部去陕南，同时去陕北、陕甘边、甘肃兰州等地开展工作，配合陕南农民斗争，建立川陕边苏区。

汪锋任省委军委书记不久，9 月初，陕西、甘肃之敌以4 个团的正规武装和一些反动民团分别由甘肃陇东的正宁、宁县，陕西的同官（今铜川、彬县、旬邑、富平、耀县等，向陕甘游击队发动新一轮的 “围剿”，企图将陕甘游击队一举消灭在照金地区。陕西省委适时地向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游击队发出粉碎 “国剿”指示，向临时中央报告了陕甘边反〝围剿”的计划。游击队总指挥部按照省委的指示精神将部队主动撤离照金，“围剿之敌扑空，以为游击队“溃逃”而放松警戒。游击队抓佳战机，杀了个回马枪，连夜奔袭照金，一举歼灭深入照金的反动民团 400 余人，活捉民团长，缴获长短枪共 300 余支，然后转入西北方向的淳化县，又歼敌一部，摆脱敌陕甘军警备旅的追击，进入陕西旬邑的马栏一带。

9月中旬，转移到陕甘交界南梁二将川地区的陕甘游击队，经过10来天的休整，于25 日攻打陕西省保安（今志丹）县城，由于情报有误，致使攻击失利，游击队伤亡较大，被迫向南梁一带转移，途中遭敌袭击，游击队再度损失，刘志丹、谢子长、阁红彦等不得不带领队伍分路游击。

10 月中旬，阎红彦、杨重远率部在燿县老爷岭地区筹集了一批经费，返回南梁，解決了游击队的给养问题，然后进入延安以北的安塞、安定（今子长）一带活动，又筹集到一批经费。刘志丹率部在甘肃陇东的合水、庆阳一带开展游击，筹集到一批粮食，游击队的给养有了保障。由谢子长带领的游击队部分 伤病员，在平定川山林也基本休养康复。11 月，陕甘游击队在照金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组建了芋园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陝甘游击队元气恢复，士气高涨，保存了革命力量。12 月中向，各路游击队重新集结于陇东合水县-黑木塬，为发展和改编为正规红军创造了条件。

1932年12 月24日，陕甘游击队集结于陕西宜君县的转角镇（今属旬邑县），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汪锋任党委书记，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任政治处处长。

这是士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北方地区创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

节选自《汪锋传》

《回忆红二十六军》

王世泰

转角改编

1932年4月20日，党中央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苏区的决议》。决议要求陕西省委，“首先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红军”。并强调“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

6月下旬，党中央在上海召开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建立北方苏区议题时，专门研究了陕西工作，确定立即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任命杜衡为军政委。

8月下旬，陕西省委在西安召开会议，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团，争取在近期内改编成一个师，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通过创建陕甘边新苏区及二十六军决议案。

9月中旬，省委又制定了《边区军事计划》。

12月18日，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接着，杜衡以中共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书记（杜本人说的，后得知当时他已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身份，由渭北游击队护送来到陕甘游击队。杜衡是带着框框来的。这个框框代表着省委一些人对以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多年浴血苦战创建的陕甘游击队的看法。他们坐镇西安遥控，违背客观实际，多次强制陕甘游击队做它力所不及的工作，

10个月内撤换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四任总指挥，使一支成立不到一年的游击队，几经挫折，元气大伤。在他们的眼里，陕甘游击队是一伙“乌合之众”；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领导，是“机会主义分子”。

因此，1932年12月22日，杜衡以省委书记和即将上任的红二十六军政委名义，召开党员大会。会上，杜衡首先宣布党中央、陕西省委关于改编陕甘游击队的指令，接着大讲一通“全国大好形势”，最后声色俱厉地陈述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的所谓错误，扣上“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等等大帽子。言称，必须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当场宣布撤销刘、谢、阎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赴上海中央局受训。对于改编陕甘游击队为正规红军，指战员无不衷心拥护。但是，硬要给志丹、子长、红彦等强加罪名，撤职调离，大家无论如何想不通。特别是多年跟随志丹、子长的老战士，在峥嵘的岁月里，出生入死，患难与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深知志丹、子长等，对党绝无二心。一时，全队议论纷纷，对杜衡表示强烈不满，不少战士偷偷地找志丹、子长诉说。志丹、子长以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顾全大局，对战士们晓之以理，让大伙服从党的决定，教育我们千万不能闹事，稳定了部队的情绪。

1932年12月24日，部队开到宜君县（今旬邑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民主选举团长，举行改编仪式。选举团长，共进行两次，一次是在党内选举，一次是由军人大会选举。党内选举，提两个候选人，有曹胜荣（中队长，连级干部）和我（班长），我当选；军人大会选举，结果我又当选。接着，杜衡正式宣布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当场拿出由中央军委署名的红军番号任命书。与此同时，杜衡以军政委名义任命红二团各级领导。

团长：王世泰，团政委：杜衡（兼）团参谋长：郑毅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团经理处长：刘约三团管理处长：杨琪共青团委书记：师克寿骑兵连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步兵连连长：李亚夫指导员：李秉荣少年先锋队队长：王有福指导员：魏武全团共计200余人，枪支弹药齐备。这样的改编，广大指战员迷惑不解，但敢怒而不敢言。部分战士表示要离开部队回家。志丹、子长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影响部队，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子长还从党的利益和部队建设的实际出发，建议把志丹留下。而我则闹得更凶，表示坚决不当团长，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我虽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一直是个普通的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杜衡听了大为光火，不容分辨地说：“这是党的命令。”我说：“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杜衡给我作了好一阵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作为一个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这是党性所不允许的。所以，我最后要求道：“要我干也行，得把志丹、子长这两个老领导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部队不好掌握，思索了一会儿，问我：“你看留下谁合适？”我说：“留志丹。”因为子长提出过留志丹。杜衡最后同意把志丹留下来，但只给了个政治部副主任职务。找了杜衡，我又找志丹说。自从1930年跟志丹参加武装斗争以来，我最钦佩他、尊重他，他对我也很信任，有些问题，我想不通，就愿意找他谈，即使挨一顿批评，也心甘情愿。我对志丹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

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接着又说：“你打了几年仗，总还是个老兵吧！我要不走，会帮你的。”听了志丹的话，我好像吃了“定心丸”。事实上，嗣后的仗大多都是由志丹亲自领导和指挥的。志丹在受排挤的困难条件下，坚持工作，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坦荡胸怀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随后，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错误主张

杜衡由西安二返红二团，正值敌人对红二团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之时。面对困难的形势，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

5月25日，红二团结束外线作战的任务，返回照金。在照金北梁，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根据高锦纯回忆，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师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因当时敌人离我们很近，我留下掌握部队，未能参加会议。会上，有两种意见。以杜衡为一方，认为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

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志丹、金理科等为一方，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志丹等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志丹等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者感到疑惑不解，但又说不出道理来。对于杜衡的个人专断，事实上也难以限制，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最终形成。

会后，志丹给我传达会议精神，他神情严肃，用低沉的语调说：“会议决定红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听到要南下，我也不解，就凭我们几百号人，几百条枪，进入敌人腹地，能行吗？但同样说不出个道道来。接着志丹问我：“你的看法呢？”我当时还很幼稚，想着只要有志丹撑腰，到哪里都一样为革命打仗。顺口说道：“你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志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是呀！组织的决定只能服从，尽力把仗打好。”其实，志丹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既为红二团的命运担忧，又为当时所作的错误决定而揪心，只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罢了。.......

陈家坡会议

在严峻的形势下，照金根据地依然傲立。陕甘边特委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敌人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红四团、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相继进入照金根据地，使根据地的红军力量有所增强。但是，这几支部队没有在一起作过战，因此组建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边特委的肩上。

为此，1933年8月2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边特委负责人和各部红军连以上干部。会前，高岗在西安脱险后，来到根据地，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历时三天，对目前形势和今后任务进行了认真而又热烈的讨论。会议开始时，有个别人认为形势严峻，曾提出过部队分散活动的主张，遭到大家的反对。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形势虽然严峻，困难很多，但我们仍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这股力量集中起来，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只有力的拳头；同时，照金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人民觉悟高，可以同仇敌忾地与敌人作斗争。

如果分散活动，在强敌面前，失去统一指挥，失去照金根据地的依托，就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最后，会议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通过了保卫陕甘边根据地和组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陈家坡会议，是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它充分显示了陕甘边特委领导的正确。陈家坡会议所作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之后，集中兵力，东西出击。

8月下旬，先后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打败耀县雷天益的民团，缴获了一批武器，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偷袭民团成功。9月初，指挥部带领所属各部西进彬县，在龙马、高村、柏子沟一带袭击地方民团连连得手，随即又转道北上正宁锦村庙一带，消灭了部分地主武装，缴长短枪数十支及一批物资。东西出击大获全胜，不仅恢复了部分根据地，而且扩大了革命武装，提高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

9月中旬，临时总指挥部为扩大有利形势，决定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率红四团、义勇军和耀县三支队去合水县一带寻找战机。部队到达合水古城川，与强世卿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此时的一支队已有70余人，马30余匹。

两军会合，使部队战斗力骤然增加，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会合后，部队挥戈南下，巧夺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消灭民团百余人，缴获了大批物资，镇压了旬邑县长、县党部书记、民团团长等10余人。这一仗震慑了敌人，壮大了自己。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红二团的干部陆续回到照金根据地。较早回来的有杨琪、吴岱峰、高锦纯、惠泽仁、黄罗斌、王兆湘、刘约三、魏武、芮四、康健民、于占彪、牛刚等。这批干部大部分被派到抗日义勇军、陕北一支队和照金游击队工作，加强了各部队的骨干力量。

10月4日刘志丹和我们几人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照金。

志丹的回来，给根据地军民增添了主心骨。刘志丹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我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节选自《王世泰回忆录》

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回来干部......

刘志丹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利后突围......

于占彪在红二十六军红二团南下失利突围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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