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原道原文及翻译赏析

加木

《文心雕龙》第一章：原道 原文及翻译赏析

文心雕龙原道原文及翻译赏析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本篇主要论述刘勰对文学的基本观点：文原于道。“原”是本，“道”是“自然之道”;“原道”，就是文本于“自然之道”。所谓“自然之道”，刘勰是用以指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他认为日月山川、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从物到人，都是有其物必有其形，有其形则有其自然形成之美。这种自然美，刘勰叫做“道之文”。从这种观点出发，刘勰主张文学作品应有动人的文采，强调艺术技巧;但又反对当时过分雕琢的形式主义创作倾向，因为这样的作品违反了“自然之道”。这就是刘勰论文要首标“原道”的主要原因。

文心雕龙原道原文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皞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剬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情性，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

　　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

　　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文心雕龙原道翻译

　　文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和天地一起产生，怎么诠释它更为合适呢?从宇宙混沌到天地分判，出现了两块圆玉似的日月，显示出天上光辉灿烂的景象;山河壮阔，来展示大地的相貌。这也许就是大自然所作的文章了吧。抬头就可以看到星光璀璨，低头就可以看到山河逶迤。上下的位置确定后，天地就产生了。天地之间的人与二者互相匹配，成就了天下万物生灵，这就是道家所称的“三才”。人是万物的灵长，是天地的本心。人都具有思想感情，从而产生出语言来;语言产生之后，就会有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间的规律。

　　将文章的理念推广到世间万物，无论是动物或植物都有文章可循。龙和凤以美丽的鳞羽，表现出吉祥的征兆;虎和豹以身上的花纹，来呈现英姿。云霞的彩色，比画师的点染还美妙;草木的花朵，也并不依靠匠人来加工点缀。这些都不是外加的装饰，都是自然的文章罢了。还有林木的孔窍因风而发出声响，好像琴瑟和鸣一般;泉流石上激起的音韵，又好像磬钟齐奏一般。所以，形体确立之后自然的文章也就完成了，声音就是文章的词句。就连这些没有意识的事物，都有浓郁的文采;那么富有智慧的人，怎么能没有文章出现呢?

　　人类最早的文章，应当是始于天地分开前的那一团气。深刻地阐明这个微妙的道理的，应该是《易经》中的卦象。伏羲以八卦开头，而孔子以辅助性的《十翼》结尾。而对《乾》、《坤》两卦，孔子特地写了《文言》进行解释。可见语言需要文字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来辅助渲染，这才是天地之间的本心所在。如果说伏羲的八卦是因为黄河里的龙马献上了图，大禹制定九畴是因为神龟送来书，那么玉板金字和绿竹赤文又是谁做的呢?也许只有神才会给出这样的启示吧。

　　自从古人从鸟爪感悟出文字代替了结绳记事后，文章的作用就开始显露了。炎帝和太皞遗留的事迹，被记载在《三坟》里，但因为年代久远而无从追寻。唐虞时代的文章，其文采开始丰富。天子开始用唱歌的形式来表达心中的情怀和志向;伯益和后稷进谏的意见，也展示了进言的风尚。夏朝兴盛了起来，其业绩非常宏大，各个领域都井井有条，称赞夏朝的功勋和功德。到了商周时期，文采要比之前的质朴风格更加精彩，《雅》和《颂》的出现，使得文章更加文采斐然且日新月异。周文王受难时所作的卦辞和爻辞，其内涵丰富且文采俱佳，意义精深且内涵坚毅。更有周公才华横溢，振兴文王的事业，作诗作颂引导大众的言论和辞藻。直到孔子继承了先圣的遗志，超过了前人的光辉，编定六经，成为先贤文采的集大成者;同时他潜心陶冶情操，组织修辞，使他的教令就像铃声一样能够收到千里之外民众的响应，他的思想就像是珍珠一样流传千古，发扬了天地的光辉，同时也开启了万世子民的智慧。

　　从伏羲到孔子，前者开创，后者加以发挥，都是根据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来进行著作，钻研精深的道理来从事教育。他们效法河图和洛书用蓍草和龟甲来占卜，观察天文以穷究各种变化，学习过去的典籍来完成教化;然后才能治理国家，制定出恒久的根本大法，发展各种事业，使文辞义理发挥巨大的作用。由此可知：自然之道依靠圣人来表达在文章里边，圣人通过文章来阐明自然之道;到处都行得通而没有阻碍，天天可以运用而不觉得贫乏。《周易·系辞》里说：“能够鼓动天下的，主要在于文辞。”文辞之所以能够鼓动天下，就因为它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原故。

　　总结：

　　自然之道的基本精神是精妙的，应根据这种精妙的道理来设立教化。古代圣人使这些道理发出光芒，也使伦理道德获得了宣扬。

　　这是由于最早有了黄河里的龙献出了图，洛水里的龟献出了书。因此，在观察天文的同时，也该学习人文来完成教育。

文心雕龙原道赏析

　　刘勰提出“自然之道”的意图和“征圣”、“宗经”的关系如何?《原道》的最后一段已讲到这个问题：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在《原道》的讨论中，曾有人提出：“刘勰的《原道》，完全着眼在文上。”这个意见是不错的，论者正看到了刘勰写《原道》篇的真正意图。如前所述，“自然之道”作为刘勰论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指万事万物必有其自然之美的规律，这是刘勰论证一切作品应有一定文采的理论根据。他不仅认为文采“与天地并生”，甚至断言：“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情采》)可见，文章应该有文采，在刘勰看来是天经地义的。刘勰论文而首标“原道第一”，其用意就在于此。他虽然崇拜儒家圣人，却认为圣人也必须本于“自然之道”，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所以说，从伏牺到孔子，“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这里的“神理”亦即“道心”，就是“自然之道”，圣人只有本于“自然之道”，研究“自然之道”，才能写成文章，完成教化作用。圣人的著作其所以能鼓动天下，刘勰认为，就因为他们的著作“乃道之文也”。这就表明，必须要有符合“自然之道”的文采，其著作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力量;而圣人的作用，只在于能掌握“自然之道”，能很好地发挥“自然之道”的作用，所以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就是“自然之道”和圣人的关系。

　　原道

　　对“道”和“圣”的关系，上述理解是“自然之道”和儒家圣人(主要指周、孔)的关系。最近出现一种新的理解是：“道(佛道)沿圣(孔子)以垂文(儒家之经)，圣(孔子)因文(儒家之经)而明道(佛道)。”“道”不等于“佛道”，前已略及。这种“道圣”关系的新说，主要基于对“玄圣创典，素王述训”的如下新解： “玄圣”(佛)创《佛经》之典，孔子述“玄圣”所创之佛典为儒家之六经，故孔子之所述为“训”。 此说的关键在于对“玄圣”的解释，论者“肯定”是“指佛言而无疑”，实则大有可疑。其说主要根据有三：一、宗炳的《答何衡阳书》、孙绰的《游天台山赋》中说的“玄圣”是指“佛”;二、《庄子》、《后汉书》、班固、何承天等虽用到“玄圣”，但“注家皆不得其确解”;三、刘勰之前的宗炳、孙绰，刘勰之后唐初的法琳，均以“玄圣”专指佛，处于其间的刘勰也是佛徒，不能不也是指佛。这些理由是很难成其为理由的。宗、孙之文，“玄圣”指“佛”是不错的，却无法证明刘勰所说的“玄圣”也指“佛”。道理很简单，“玄圣”二字与“佛”也好“儒”也好，都没有必然联系，各家都可用以指自家的远古之圣。仅以刘勰一家来看：《史传》篇的“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不是佛而是孔;甚至同一篇《原道》，“光采玄圣，炳耀仁孝”，岂能说使“仁孝”焕发光彩的“玄圣”是“佛”?上二例只能指孔，而“玄圣创典”的“玄圣”却并非指孔，但也不指“佛”(详下)。同一人，同一篇的“玄圣”尚各有所指，怎能据宗、孙的“玄圣”判定刘勰的“玄圣”必同指一物?前面说过，佛入东土之后，为了宣传效果，往往借用儒、道的一些概念和词汇。怎能把宗、孙等借用道家与儒家早已运用的“玄圣”一词，来反证儒道的概念源于佛家呢? 《庄子·天道》和班固《典引》都用过“玄圣”，论者却以为“注家皆不得其确解”。纵使不得确解，也不能证明“玄圣”即“佛”，何况并非未得确解?成玄英注《庄子》的“玄圣、素王”为“老君、尼父是也”，“玄圣”指“老君”，“素王”指“尼父”，这怎是“泛指”，怎么不确呢?至于班固《典引》等文中的“玄圣”二字，说“均是泛指‘老君、尼父者也’”，那就不知何据了。李善注《典引》：“玄圣，孔子也”;李贤注《后汉书》中所录《典引》：“玄圣，谓孔丘也。《春秋演孔图》曰：‘孔子母征在，梦感黑帝而生，故曰玄圣。’”77这都是很明确的。 第三条理由就无待细辨了，论者自己所列《上白鸠颂》的作者何承天、《后汉书》的作者范晔，都是孙绰之后、与宗炳同时、略早于刘勰的人，范晔在《王充(等)传论》中说的“玄圣御世”，是无法解为不“御世”的“佛”的，何承天则是宋初著名的反佛者，岂能颂佛为“玄圣”?“能不能说偏偏处于中间的刘勰”不用“玄圣”指“佛”，也就很清楚了。 “玄圣创典”一句的“玄圣”所指何圣，要从刘勰的具体用意来定。他的原话本来讲得很明确： 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 如把这几句中的“玄圣”解为“佛”，上二句又作何解释呢?要是不割断上二句，则只能理解为“玄圣”指“风姓”，“素王”指“孔氏”，这就能顺理成章，勿劳旁搜博证。要求旁证，也应于《原道》本篇求之： 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

　　文心

　　这四句不正是上四句最好的注脚吗?“风姓”即伏牺。相传伏牺画八卦，演而为《易》，孔子作《十翼》以解释，这就是“翼其终”了，“述训”正指孔子的“翼其终”，“创典”则是伏牺的“画其始”了。所以，“玄圣创典”不是佛主创典，而是伏牺创典。如此，孔子要“述训”的，也就不是什么“《佛经》之典”，“圣”与“道”的关系，就不是儒家之圣和佛家之道的关系了。

编辑于 2024-03-23 21:14・

《文心雕龙》第四十五章：时序 原文及翻译赏析

文心雕龙时序原文及翻译、赏析

《文心雕龙·时序》是《文心雕龙》里的其中一篇。《文心雕龙》是南北朝时期梁代大文论家刘勰的文学理论专著，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最杰出的重要著作。其中《时序》篇专门讲文学和社会时代的关系。

文心雕龙时序原文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咏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尽其美者何?乃心乐而声泰也。至大禹敷土，九序咏功，成汤圣敬，“猗欤”作颂。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邠风》乐而不淫。幽厉昏而《板》、《荡》怒，平王微而《黍离》哀。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

　　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孟轲宾馆，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风，兰陵郁其茂俗，邹子以谈天飞誉，驺奭以雕龙驰响，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故知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于文景，经术颇兴，而辞人勿用，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辞藻竞骛∶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集雕篆之轶材，发绮縠之高喻，于是王褒之伦，底禄待诏。自元暨成，降意图籍，美玉屑之谈，清金马之路。子云锐思于千首，子政雠校于六艺，亦已美矣。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馀影，于是乎在。自哀、平陵替，光武中兴，深怀图谶，颇略文华，然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虽非旁求，亦不遐弃。及明帝叠耀，崇爱儒术，肄礼璧堂，讲文虎观，孟坚珥笔于国史，贾逵给札于瑞颂;东平擅其懿文，沛王振其通论;帝则藩仪，辉光相照矣。自和安以下，迄至顺桓，则有班傅三崔，王马张蔡，磊落鸿儒，才不时乏，而文章之选，存而不论。然中兴之后，群才稍改前辙，华实所附，斟酌经辞，盖历政讲聚，故渐靡儒风者也。降及灵帝，时好辞制，造皇羲之书，开鸿都之赋，而乐松之徒，招集浅陋，故杨赐号为驩兜，蔡邕比之俳优，其馀风遗文，盖蔑如也。

　　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至明帝纂戎，制诗度曲，征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观，何刘群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贵英雅，顾盼含章，动言成论。于时正始馀风，篇体轻澹，而嵇阮应缪，并驰文路矣。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胶序篇章，弗简皇虑。降及怀愍，缀旒而已。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满玄席;澹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

　　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较。

　　暨皇齐驭宝，运集休明∶太祖以圣武膺箓，世祖以睿文纂业，文帝以贰离含章，高宗以上哲兴运，并文明自天，缉熙景祚。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驭飞龙于天衢，驾骐骥于万里。经典礼章，跨周轹汉，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鸿风懿采，短笔敢陈;扬言赞时，请寄明哲!

　　赞曰∶

　　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质文沿时，崇替在选。终古虽远，僾焉如面。

文心雕龙时序翻译

　　随着时代交替推移的变化发展，质朴和华丽的文风也跟着变化。古往今来的写作情况和道理，大概还可以论述一下吧?从前在唐尧时期，恩德隆盛，教化普及;所以者百姓做了《击壤歌》，儿童们也唱了《康衢谣》。接着是虞舜时期，政治昌明，百姓安闲;于是舜写了《南风歌》，群臣也和他同唱了《卿云歌》。这些作品为什么给人非常美好的感觉呢?就是因为大家心情舒畅，所以诗歌音调也是安乐的。到夏禹治理好国土，各项工作都走上轨道，所以产生了歌颂的作品。商汤英明严肃，因而出现了《诗经·商颂》里的《那》诗。后来周文王恩德隆盛，这时《周南》中的诗篇，体现了当时作者勤劳而无怨言的思想;文王以前，太王的教化很淳厚，所以《豳风》里的诗歌表达了作者快乐而不过分的心情。但是后来厉王、幽王时期政治黑暗，因而《大雅》里的《板》、《荡》等诗充满愤怒;平王时，周室渐渐衰落，于是出现了情调悲哀的《王风·黍离》。这些歌谣写作的道理，是和时代一起演变的;时代像风一样在上边刮着，文学就像波浪一样在下边跟着震动。

　　春秋以后，列国群雄互相争战;儒家经典不被重视，诸子百家风起云涌地出现了。这时韩、魏诸国使用武力争夺胜负，燕赵诸国相信权谋;而秦国对于韩非所谓五种害国的蛀虫，商鞅所说六种害国的虱子，都控制得很严格。只有齐、楚两国还颇有文化学术：齐国准备了大公馆，楚国扩大了兰台宫，来款待贤人;孟子到齐国去做贵宾，荀子到楚国去做兰陵令;所以齐国的稷下就传开优良的风气，楚国的兰陵也形成美好的习俗;邹衍以谈天称著，驺奭以文才驰名，屈原的诗篇更可媲美日月，宋玉的文采也美如风云。从文采上看他们美好的言论和著作，简直超过了《诗经》;可见他们光芒四射的幻想，来自这时纵横驰骋的不平凡的风气。

　　到汉朝，时间处在秦始皇焚书后，汉高祖崇尚武功，戏弄儒生，怠慢学者。虽然国家礼制律法已开始创作，但还没来得及整理研究《诗经》《尚书》这些典籍，尽管如此，但汉高祖的《大风歌》和《鸿鹄歌》，也称得上是天才之作。汉高祖的尚武爱好影响到孝惠帝，直到汉文帝、汉景帝，经学才稍微兴起，但文人仍得不到重用，这点看看贾谊遭到排斥贬抑，邹阳枚乘地位低下久不得志，就能明白。到了汉武帝，开始尊崇儒家学说，并用华丽文采粉饰鸿大功绩，于是制礼作乐，光辉争相放映，文辞与华藻竞相纷驰。汉武帝曾在柏梁台席宴与群臣联句做《柏梁诗》，在黄河堤坝作忧民的《金堤咏》，还用安稳舒适的蒲轮车征聘枚乘，给主父偃以鼎食高官礼遇，因为公孙弘的对策好，就提拔他加以任用，倪宽写的奏章文采非同一般，因此受到赞叹，贫穷以卖柴为生的朱买臣，被重用得以穿上官服锦衣，生活窘迫只能在酒馆洗杯碗的司马相如，披上皇家绣袍担任使节，于是这个时期，司马迁、吾丘寿王这些人，严安、终军、枚皋一类人，有的回应问题确实想法灵变，有的文章写得很多，其风流文采也遗传下来，文学氛围没有比那时更兴盛的了。经过汉昭帝到汉宣帝，确实继承了汉武帝的事业，群儒学者在石渠阁展开经学辩论，文士们在文会从容讨论，既聚集了众多具有辞赋创作天赋的杰出人才，又发出了贬低辞赋尊重经书的高论。这时，像王褒这些有文才的人，凭着文采能等到皇帝诏令得到高官厚禄。从汉元帝到汉成帝，很重视收集整理图书典籍，赞美像温润珠玉的美好言辞，这为文人扫清了通向金马门的道路，因此扬雄在上千首篇赋中极尽心思，刘向整理校订的六经，很是精心到家。自从汉武帝开始重视辞赋写作起，到汉成帝、汉哀帝，虽然历史发展经历百余年，文人辞赋创作变化很多，然而从总体趋势来看，还是继承了《楚辞》传统，屈原留下的深远影响，在这些作品中都能看到。

　　

　　到了哀帝平帝的时候，汉朝已经开始趋向衰微没落，光武帝重建东汉王朝;他只惦记着谁能得天下的预言，却不关心文学艺术。但是杜笃因诔文做得好就减免刑罚，班彪因起草奏文被赏识而做了县令;可见光武帝虽然没有广泛搜罗文士，但也没有完全不理会。到明帝、章帝两朝，较为尊崇儒学;在辟雍里学习古礼，在白虎观研究经学。这时班固撰述国史，贾逵作《神雀颂》，刘苍写了不少好文章，刘辅也著了《五经论》。天子与藩王的典范，就发出相互辉映的光彩了。从安帝、和帝以后，直到顺帝、桓帝时期，则有班固、傅毅、崔骃、崔瑗、崔寔、王延寿、马融、张衡、蔡邕等大量作家。此外，还有不少大儒，他们都颇有才华，其中文章做得好的，就不必一一列举了。不过东汉作家走的道路和以前不同，他们在文采和思想内容上，是依据儒家的经典;这就因为他们有政治经验，又不断讲述经学，所以渐渐接受了儒家的影响。后来灵帝喜爱文学，曾著《皇羲篇》一书，并召集文士到鸿都门写作。可是乐松等人，却引来一些不学无术之辈;所以杨赐称之为“驩兜”一类的坏人，而蔡邕则比之于弄臣。他们的文风和作品，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自从汉献帝流离迁移后，文人学士也像蓬草一样随风飘荡辗转四方;直到建安末年，北方地区才渐渐安定，曹操居丞相和魏王的地位，很喜爱诗章;曹丕身为魏王太子，善于写作辞赋;曹植是豪华的公子，更写出不少珠玉般的作品。他们三人都重视文才，所以吸引来许多优秀作家：王粲从荆州来归顺，陈琳从冀州来听命，徐幹从北海来从仕，刘桢从东平来归附;应玚运用其丰盛的文思，阮瑀以施展才华为乐趣;还有路粹、繁钦之流，邯鄣淳、杨修等辈，都有威仪地优游于诗酒之间，从容不迫地周旋于筵席之上，下笔而成高歌，挥毫可助谈笑。试看这一时期的作品，常常慷慨激昂;的确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风气衰落，人心怨恨，因而作者情志比较深刻，笔意比较深长，作品也就常常激昂慷慨而气势旺盛了。到魏明帝继位，自己能写作诗歌;同时也搜罗文士，设立崇文观。何晏、刘劭等人，都相继发挥才华。在以后几代年青皇帝中，只有高贵乡公尚有文才;他举目就有了文章，发言便成了理论。这时还有正始年间留下的风气，作品风格比较轻淡;嵇康、阮籍、应璩、缪袭等人，都活跃于当时的文坛上。

　　到了晋宣帝司马懿开始打下家国基础，晋景帝、晋文帝继承父志;他们在行为上忽略儒学风雅，致力于皇权地位争夺的阴谋权术。至晋武帝建立新王朝称帝后，关于学校和辞章的修正普及，却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下传到晋怀帝和晋愍帝，皇帝只成了装饰品，哪有余力谈文章事业!然而，晋代皇帝虽不重视文学事业，但实际上有才之人却很多：张华摇动笔杆像会落下珍珠，左思挥洒墨汁就像展开的锦绣，潘岳、夏侯湛的文章像双璧映照，陆机、陆云显示出个人文采，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之徒，孙楚、挚虞、成公绥之辈，文章辞藻都清新英俊，兼有风韵华艳细腻的特点。以前史学家认为时代进入末世，这些人都没尽量发挥才华，确实是这样，这一点也使人叹息!

　　东晋元帝，大力提倡文学事业，兴建学校。文人刘隗、刁协精通礼法制度并受到皇帝尊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受到优先提拔。到了晋明帝，他天资聪明，素来好与文人学士会聚，从被立为太子到继位，都孜孜不懈地讲论六经，在写作诰书、策问上倾情注意研讨，在辞赋上发挥特长，庾亮因有写作才华愈加受到亲近，温峤因文思敏捷而越发受到厚待。晋明帝在提倡文风方面，算得上是东晋时代的汉武帝了。后来孝成帝康帝寿运短促，穆帝哀帝在位时间也不长。简文帝时文学事业突然兴起，气度深沉，风格清新，精妙语言，深厚道理，常常充满在玄学清谈的讲席上;道家思想，浓厚文采，时时流布到文学苑池上来。到了孝武帝，因为没有合适继承人，政权逐渐被刘裕转移并篡夺，到安帝和恭帝，东晋王朝就完结了。这段时期的文学家兼史学家有袁宏、殷仲文等人，孙盛、干宝等辈，虽然他们的才智各有浅深，但也像珍珠宝玉般被朝廷采用了。

　　自从晋朝看重文学清谈，到东晋南渡后这种风气更为流行，受清谈玄学风气的影响，文坛形成一种新的文风。所以尽管当时的世道极度艰难，但同期的文学作品文辞平静宽缓，诗歌一定是以老子庄子思想作为宗旨和归宿，辞赋只能是以老子庄子著作做讲义解释。所以我们知道文章变化总是受时代情况感染，不同文体的发展兴衰和历史时代的发展兴衰相联系，探究它的开始，总归它的终结，即使是百世文学变化也能推知。

　　自从宋武帝爱好文学，到宋文帝也是儒雅彬彬，宋武帝具有宋文帝的德行才华，多才多艺，文章辞采丰富。从宋明帝以下，文辞儒学的风气便衰退了。刘宋时代的士大夫中，文士像云霞艳丽众多，影响力像狂风突起。王僧达和袁淑两宗族中接连出现文才人物;颜延之和谢灵运两世家的子弟也有好几代以文采著名;还有何逊、范云、张邵、沈约等人，多得不胜枚举。这里只就当时著名的文人，约略说下大概情况。

　　到大齐建国后，国运昌盛。齐高帝英明创业，齐武帝善于继承，文惠太子富有文采，齐明帝加以发展：他们都有天才，前途光明远大。当今皇帝刚刚继位，文化学术普遍开展;山川钟灵毓秀，产生了大量卓越的作家;像乘着神龙飞跃天上，像驾着良马驰骋万里。著作和制度都超过了周汉两代，简直和唐虞时期的文章一样，正当兴盛之际!对于这些既有巨大教育意义，又有美好文采的作品，我哪敢妄加论述?分析评论的工作，请交给高明的评论家吧。

　　总结：

　　在这十个朝代中，文学经历了许多的变化。时代是中心，文学围绕着它不断演进。

　　文风的朴质与华丽随时而变，文坛的繁荣与衰落也与世相关。历史虽然很长久，只要掌握文学和时代的关系，就清楚得如在眼前了。

文心雕龙时序赏析

　　《时序》的“时”是时代，“序”是顺序。“时序”即时代发展。本篇就从历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变化情况，来探讨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全篇分五部分：一、讲先秦时期的文学情况。二、讲两汉时期的文学情况。三、讲建安、正始文学情况。四、讲晋代文学情况。五、讲南朝宋、齐文学情况。

　　本篇是一篇文学简史或文学简史论，集中讨论了各代文学的发展变化和原因。刘勰提出“十代九变”，可以看出他是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更重要的是在探讨各代文学发展变化的原因时提出了精到的见解。首先，他认为文学创作和社会现实之间有复杂的关系，作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科学论断。其次，从各代文学的继承发展中看到了文学一经产生，即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对于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发布于 2024-03-26 20:10・

《文心雕龙》第二十六章：神思 原文及翻译赏析

文心雕龙神思篇原文及翻译赏析

《神思》是《文心雕龙》的第二十六篇，主要探讨艺术构思问题。从本篇到《总术》的十九篇，是《文心雕龙》的创作论部分。刘勰把艺术构思列为其创作论的第一个问题，除了他认为艺术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外，更如本书引论所说，《神思》篇是刘勰创作论的总纲。创作论以下各篇所讨论的问题，本篇从物与情、物与言和情与言三种关系的角度，概括地提出了他的基本主张和要求。

文心雕龙神思篇原文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实而难巧也。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是以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也。人之禀才，迟速异分，文之制体，大小殊功。相如含笔而腐毫，扬雄辍翰而惊梦，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充气竭于思虑，张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练都以一纪。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淮南崇朝而赋《骚》，枚皋应诏而成赋，子建援牍如口诵，仲宣举笔似宿构，阮禹据案而制书，祢衡当食而草奏，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

　　若夫骏发之士，心总要术，敏在虑前，应机立断;覃思之人，情饶歧路，鉴在虑后，研虑方定。机敏故造次而成功，虑疑故愈久而致绩。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辞溺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贵，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至精而后阐其妙，至变而后通其数，伊挚不能言鼎，轮扁不能语斤，其微矣乎!

　　赞曰：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结虑司契，垂帷制胜。

文心雕龙神思篇翻译

　　古人说：“躯体在朝廷之外，心思却飞到了朝廷之内。”这里所说的就是文章写作中的想象方法了。构思文章时，想象力可以飞得很远。所以，聚精会神地思考时，念头可能就接通了千年;悄悄地改变容颜，好像就看到了万里之外的地方。在吟诵咏唱的时候，就能发出如同珠玉般的悦耳声响;仿佛在眉眼之间，就已经历了云卷云舒、风云变幻的景象：这都是写文章时想象力运用到极致的缘故啊!所以，写作构思的妙处，能让想象力在内心与外界之间游走。想象力就存在于作者的内心，受到意志和体气的支配;外界事物通过作者的耳目传达内心，而通过言辞来表达。当这个构思畅通之后，文章的样子就可以描绘出来了，不会受到遮蔽;如果这个构思阻塞了，那神奇的想象力也就逃遁了。

　　所以在酝酿文章的时候，重要的是虚静自己的心志，消除内心的既成观点，达到宁静而专一的状态。要运用好想象力，就需要专心学习，积累学识以沉淀其中的瑰宝，斟酌各种事理来丰富自己的才学，研读各种情况求得彻底的内心观照，用作文的构思寻求最恰当的文辞，然后才能调动通灵的心灵，以声律的原则排布文辞的顺序，就像是看法独到的工匠用斧凿凭想象创作一样。这就是驾驭文思的首要原则，也是谋划全篇的重要步骤。

　　想象刚开始运转的时候，各种思路及物象都纷纷涌现，要在没有形成的文思中孕育内容，要在没有定形的文思中雕刻形象。这个时候，登上高山，山间的景色就充溢于情思之中，站在海边，海上波涛汹涌的风光就占据个人的情意。想象才能的多少，完全是与风云并驾齐驱的，不可计量。刚刚拿起笔来，气势就像倍增了许多，可是等到文章写成之后，开始想到的东西就已经折损了一半。这是为什么呢?凭空而起的想象非常奇特，文字却非常实在，难以表现作者奇特的想象。所以，作者的感情支配了文章的内容，而文章的内容又支配了所能使用的言辞，三者密切结合文章才能天衣无缝，三者相互疏离则相距千里。有的道理就在心里但要去很远的地方搜求，有的意义近在咫尺却又像隔了大江大河。所以秉持自己的内心而强化自己的文学修养，而不需要冥思苦想，体悟外界的美好而不需要去劳累自己的心情。

　　至于思维敏捷的人，心里总是装着创作的范式，思维的敏捷就像是事前就有了成熟的思考，所以才表现得当机立断。而文思迟缓的人，总是在理不出头绪的时候瞻前顾后，在鉴明事理之后才有所行动。才思机敏所以能在仓促之间写出成功的文章，疑虑多所以要很久才能写成文章。看起来快和慢、易和难有着很大的不同，但都需要有广博的积累和熟练的运用。学识浅薄的即使是慢慢写也无所得，才识疏鄙的却要快速完成同样难以做到，以这样的条件能写出好的文章，似乎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所以，创作过程中的文思酝酿，必然会遇到两个困难：文思淤滞的人会苦于缺乏想象力，文辞贫弱的人会苦于文理陷入混乱。这样的情况下，拥有广博的见闻就成为补充想象力缺乏的粮食，一以贯之就成为拯救文理混乱的良方，能做到这两者，才能对创作构思的能力产生很大帮助啊!

　　作品的内容是非常复杂的，风格也各式各样。粗糙的文辞中会蕴藏着巧妙的道理，平凡的叙事中也可能产生新颖的意思。这就像布和麻一样，麻比布虽说并不更贵重些，但是麻经人工织成了布，就有光彩而值得珍贵了。此外有些为思考所不及的细微的意义，或者为文辞所难表达的曲折的情致，这是不易说清楚的，也就不必多谈了。必须有精细的文笔，才能阐明其中的微妙之处;也必须有懂得一切变化的头脑，才能理解各种写作方法。从前伊尹不能详述烹饪的奥妙，轮扁也难说明用斧的技巧，这的确是很微妙的。

　　总结：

　　作家的精神活动和万物的形象相结合，从而构成作品的各种内容。外界事物以它们不同的形貌来打动作家，作家内心就根据一定的法则而产生相应的活动。

　　然后推敲作品的音节，运用比兴的方法。倘能掌握构思的法则，创作一定能够成功。

文心雕龙神思篇赏析

　　全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艺术构思的特点和作用。为了做好构思工作，强调作家要注意积累知识，辨明事理，善于利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训练自己的情致。第二部分以过去的作家为例，说明艺术构思的不同类型。但无论作家构思的快慢难易如何不同，除都需要经常练习写作外，更要努力增进见识，在构思中抓住重点;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创作的成功。第三部分提出艺术加工的必要性，说明艺术构思的具体复杂情况，本篇不可能完全说清楚。

　　《神思》是古代文论中比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艺术构思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所提出的“神与物游”的构思活动，初步总结了形象思维的基本特点。刘勰所讲的“物”，虽然主要是自然景色，而未明确提到社会生活，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他所强调的“研阅”、“博见”等，不仅包括社会现象在内，也说明刘勰对艺术构思的物质基础是相当注意的。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发布于 2024-03-25 19:51・

《文心雕龙•明诗》原文、注释和翻译（01）

《明诗》是《文心雕龙》的第六篇，是文体论的重要篇章之一，不仅总结了四言诗和五言诗的“雅润”、“清丽”的语言形式的特点，还涉及到它们的历史发展，强调诗歌“持人情性”和“顺美匡恶”的教育作用。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诗的含义及其教育作用，第二部分讲先秦到晋宋的诗歌发展情况，第三部分总结上述诗歌发展情况。

大舜云【虞舜，虞帝之号曰舜】：“诗言志，歌永言。【《尚书·舜典》“诗言志，歌永言。”谓诗用来表达思想感情，歌用来咏叹自己的心声。志，心之所至。歌，诗歌】”

虞舜说：“诗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志趣的，歌用来咏叹自己的心声。”

圣谟所析【圣谟，圣贤经典，圣人之教诲。人格最高者谓之圣人，如文王、周公、孔子等。谟，议谋，犹言计策。《尚书·伊训》“圣谟洋洋，嘉言孔彰。”析：剖析，引申为教诲】，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有了圣贤在经典中的分析，已把诗的含义讲明白了。所以“存在于内心的是意志、愿望，用一定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歌。”

舒文载实【舒，伸展，比喻铺陈文章。载：乘、胜。《易》“君子以厚德载物”。实：诚也。言其实而不虚。如实在、实情】，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扶助。如言匡持】，持人情性【矫正、陶冶人的情性。情性，犹性情，谓人之禀赋及气质。《易》“利贞者性情也”】。

铺陈文章可以表达思想情感，道理就在这里啊！诗的含义就是扶助，可以用来矫正和陶冶人的情性。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言《诗》虽有三百篇之多，列举一句当尽其理也。圣人所云：“无邪”，向来被解释为用《诗》陶冶情性，使情性归于正，而不流入异端，是对《诗经》的总体美学评价。蔽，当，即胜任，如言担当】。持之为训【持，执也。训，言之可为法则者曰训，如古训、经训】，有符焉尔【符，瑞征曰符。此言圣训】。

《诗》有三百篇的内容，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用《诗》陶冶情性，使情性归于正，而不流入异端，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原文

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是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翻译

虞舜说：“诗用来表达思想感情和志趣的，歌用来咏叹自己的心声。”有了圣贤在经典中的分析，已把诗的含义讲明白了。所以“存在于内心的是意志、愿望，用一定的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歌。”铺陈文章可以表达思想情感，道理就在这里啊！诗的含义就是扶助，可以用来矫正和陶冶人的情性。《诗》虽有三百篇的内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没有不正当的思想”。用《诗》陶冶情性，使情性归于正，而不流入异端，和孔子说的道理是符合的。

发布于 2023-04-01 00:34・

《文心雕龙》第三十四章：章句 原文及翻译赏析

文心雕龙章句原文及翻译、分析

《章句》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四篇，专论分章造句及其密切关系。刘勰所说的“章”，是沿用《诗经》乐章的“章”，用以指作品表达了某一内容的段落。本篇译注中用“章节”二字，亦即此意，和现在论著中常说的“章节”不同。刘勰的所谓“句”，也和后来“句子”的概念有别。如其中说“以二言为句”，只指语言的一个停顿。古有句、逗之分，本篇所说的“句”，都包括在内。

文心雕龙章句原文

　　夫设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联字以分疆;明情者，总义以包体。区畛相异，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

　　夫裁文匠笔，篇有大小;离章合句，调有缓急;随变适会，莫见定准。句司数字，待相接以为用;章总一义，须意穷而成体。其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

　　寻诗人拟喻，虽断章取义，然章句在篇，如茧之抽绪，原始要终，体必鳞次。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若辞失其朋，则羁旅而无友，事乖其次，则飘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斯固情趣之指归，文笔之同致也。

　　若夫章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至于诗颂大体，以四言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为句。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三言兴于虞时，《元首》之诗是也;四言广于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见于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杂出《诗》、《骚》;两体之篇，成于西汉。情数运周，随时代用矣。

　　若乃改韵从调，所以节文辞气。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

　　又诗人以“兮”字入于句限，《楚辞》用之，字出于句外。寻兮字承句，乃语助馀声。舜咏《南风》，用之久矣，而魏武弗好，岂不以无益文义耶!至于“夫惟盖故”者，发端之首唱;“之而于以”者，乃札句之旧体;“乎哉矣也”者，亦送末之常科。据事似闲，在用实切。巧者回运，弥缝文体，将令数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字难谬，况章句欤。

　　赞曰∶

　　断章有检，积句不恒。理资配主，辞忌失朋。

　　环情革调，宛转相腾。离合同异，以尽厥能。

文心雕龙章句翻译

　　创作的时候要把意境设置在恰当的地方，语言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情景设置在恰当的地方叫做“章”，语言放在合适位置上叫做“句”。所谓“章”，就是明白;所谓“句”，就是分界。分界语言，连接字词才能够分成各个单位，明确情境，概述所包含的思想并把它融入到既定的体裁里，即便章句二者的界限不同，它却能够像道路一般相互连接。人们所谓的写作，是用字词组成句，句多了成章，章多了成篇。全篇之所以能够文采焕发，是因为章没有瑕疵的缘故;章之所以能够文笔华丽，是因为句没有瑕疵的缘故;句之所以清新秀美，是因为字没有混乱的缘故;就好比震动树的根本而树叶也会随之晃动一样，知道根本的原则就能够概括全部的事例。

　　韵文和散文创作，篇幅大小不一;分离章整合句，调子也是有缓有急;随着内容的变化而适当的调配，并没有固定的标准。不管句子的字数是多少，只有将字词连接起来才能够起到作用;一章讲述了一个意思，只有让意思明确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其中所要掌控的情理，有时宕开有时承接，就好比跳舞来回旋转一般，要有行列位置;又好像声色美妙的歌曲一样，带有高低清浊的节奏。

　　检验诗人的比拟譬喻时，虽然会有断章取义，然而每一章一句都在整篇之内，就好像剥茧抽丝，有开始就要有结束，好像紧密的鱼鳞排列一般有秩序。刚开始的行文言辞，就应该为中篇的写作埋下隐线，最后结尾的字词，要和前句的意思相呼应才行;如果能做到文字如交织的花纹，内涵融会贯通，好比花萼和子房的连接，首尾形成一体。如果言辞匹配不恰当，那么就好比在异乡的旅客般孤苦无依，叙述事情的顺序颠倒，就好比旅居在外的人一样无法安定。所以造句的时候不要颠倒秩序，断章的时候看重行文顺序，这原本就是情意表达的最终归宿，韵文和散文的写作要求也是这样的。

　　至于散文，虽没有固定的句式，其中的字却有一定的规律：四字句比较紧凑但不促迫，六字句虽然较长，但不松散;有时变化为三字句、五字句，是情景变化的需要。至于诗体、颂体的一般格式，大都是以四言为主。但《诗经·小雅·祈父》中以“祈父”二字成句，《诗经·周颂·维清》中以“肇禋”二字成句。查二字句的作品开始于黄帝时期，如《弹歌》这个歌谣就是;三字句的作品产生于虞舜时期，传为帝舜所作《元首》歌便是;四字句的作品发展于夏代，传为太康之弟在洛水边所作《五子之歌》就是;五字句的作品出现在周代，《诗经·召南》中《行露》篇就有部分五言句。六字、七字的句子，在《诗经》、《楚辞》中已搀杂出现;整篇文字或七字的作品，到两汉时期才完成。随着发展中内容不断复杂，各种句式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而更换使用了。

　　至于改换韵脚，变动音调，是为了调节文章的语气。贾谊和枚乘的辞赋，是两韵一换;刘歆和桓谭的作品，则是一韵到底：这就是各人的爱好不同了。从前曹操论赋，不满于同韵的重复，而主张善于变换。陆云也说：“四言句的转变，以四句一换为好。”他对用韵的意见，和枚乘、贾谊相同。但两韵一换，声调音韵略嫌急促;如较长的辞赋一韵到底，读起来又会使人感到疲劳。才情昂扬的作者，虽然运思顺畅，怎如折中用韵，不疏不密，可保不出大的毛病。

　　《诗经》的作者把“兮”字写入句内，《楚辞》中用“兮”字，常常在句子之外。查究用“兮”字组成句子，只是为了辅助语气的声音。从舜帝的《南风歌》以来，“兮”字的运用已很长久了。曹操讨厌用“兮”字，大概是他认为对作品的内容没有什么益处吧。至于“夫”、“惟”、“盖”、“故”等，是句子开头的发语词;“之”、“而”、“于”、“以”等，是插入句中的常用语;“乎”、“哉”、“矣”、“也”等，则是用于句末的老话头。对于说明事理，这些虚词本身似乎没有具体意义，但在句子中的作用却是很必要的。高明的作者加以灵活运用，组合成完整的作品，将使若干个句子，靠一虚词的帮助而很好地联系起来。既然虚字还惟恐其不妥，何况所有的章句呢?

　　总结：

　　处理章节有一定的法度，积字成句却没有常规。章节的内容应该配合主旨，每个句子的文辞应该避免不连贯。

　　围绕内容来安排音韵，就能紧密结合而相互发扬。根据实际划分章句，以此尽力发挥出章句的作用。

文心雕龙章句分析

　　本篇分两大部分。首段为第一部分，论“章句”的意义和分章造句的基本原理;要求做到文采交织于外，脉络贯注于内，结构严密，首尾一体。后三段为第二部分：第二段论句子的字数，要求短句不促迫，长句不松散;第三段论用韵，既反对“两句辄易”，也不赞成“百句不迁”而主张“折之中和”;第四段论虚字，认为虚字虽无实际意义，但“在用切实”，为诗文创作所必需。

　　纪昀评本篇第二部分“但考字数，无所发明”;“论押韵特精，论语助亦无高论”，基本上是对的。这部分所论三个问题都一般化，论韵虽略有可取，亦非“特精”。但第一部分的一些意见，是有可取之处的。刘勰从任何作品都必须由字而句，由句而章，然后积章成篇的道理，提出要写好文章，就要一句不苟，一字不妄;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篇章字句的关系，也有力地说明了“振本而末从”在写作中的必要。对章句的处理，其总的要求是“搜句忌于颠倒，裁章贵于顺序”;但又注意到问题的复杂性，所以，一方面主张根据具体内容而“随变适会”，一方面又强调章句的运用如舞蹈有定位、歌唱有定节，不能乖离其基本原理。只有这样，才能“原始要终，体必鳞次”，把文章写成一个有条不紊、结构严密的整体。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发布于 2024-03-26 10:15・

《文心雕龙》第三十五章：丽辞 原文及翻译赏析

《丽辞》是《文心雕龙》的第三十五篇，论述文辞的对偶问题。作者是刘勰。

文心雕龙丽辞原文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唐虞之世，辞未极文，而皋陶赞云∶“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益陈谟云∶“满招损，谦受益。”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自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至魏晋群才，析句弥密，联字合趣，剖毫析厘。然契机者入巧，浮假者无功。

　　故丽辞之体，凡有四对∶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言对者，双比空辞者也;事对者，并举人验者也;反对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对者，事异义同者也。长卿《上林赋》云：“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此言对之类也。宋玉《神女赋》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此事对之类也。仲宣《登楼》云∶“钟仪幽而楚奏，庄舄显而越吟。”此反对之类也。孟阳《七哀》云∶“汉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对之类也。凡偶辞胸臆，言对所以为易也;征人资学，事对所以为难也;幽显同志，反对所以为优也;并贵共心，正对所以为劣也。又以事对，各有反正，指类而求，万条自昭然矣。

　　张华诗称∶“游雁比翼翔，归鸿知接翮。”刘琨诗言：“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出，即对句之骈枝也。

　　是以言对为美，贵在精巧;事对所先，务在允当。若两言相配，而优劣不均，是骥在左骖，驽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与相偶，是夔之一足，趻踔而行也。若气无奇类，文乏异采，碌碌丽辞，则昏睡耳目。必使理圆事密，联璧其章。迭用奇偶，节以杂佩，乃其贵耳。类此而思，理斯见也。

　　赞曰∶

　　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

　　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

文心雕龙丽辞翻译

　　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必然是成双成对;这种自然规律所起的作用，使事物不可能孤独形成。经由人心产生的作品，作者对各种思虑的安排处理，要使得前后上下配置适当，自然就形成了对句。唐尧虞舜时期的作品，虽然还未充分讲究文采，可是皋陶在赞助舜帝的话中就讲到：“罪过有疑问要从轻处理，功劳有疑问应从重奖励。”益向舜陈说谋议中也讲到：“自满必带来损害，谦虚必受到益处。”这岂是有意制造对偶?只是随意讲出，自然成对。《周易》中的《文言》、《系辞》，是经圣人精思写成的。《乾卦》中讲“元、亨、利、贞”的一段，是句句排偶;讲“云从龙、风从虎”等同类相感的话，则字字相对;讲乾易坤简的道理，就婉转曲折相对;讲“日往则月来”等，便和“寒往则暑来”等遥相对应：这些论述的字句变化虽然有所不同，但意思相对是一致的。至于《诗经》中的诗篇，春秋时期各国大夫的应对辞令，其对句和散句都是随着不同的内容在变化，并非可以安排。到汉代扬雄、司马相如、张衡、蔡邕等杰出的作者，特别爱好骈俪;他们的作品，有如古代宋国的绘画，吴国的冶铸，在作品上精雕细刻，使骈偶句子和丰富的文采交相辉映，相对的意义和高雅的韵味并驾齐驱。到魏晋时期的作者们，造句更为精密，对字偶意，推敲得细致入微。但对偶得当者达于精巧，滥凑浮华者便无成效。

　　对偶的格式，约有四种：言对是易对的，事对是难对的，反对是好对，正对是劣对。所谓“言对”，只是文辞上的对偶;所谓“事对”，是用两种前人故实组成的对偶;所谓“反对”，是事理相反而旨趣相合的对偶;所谓“正对”，是事虽有异而意义相同的对偶。如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所说：“(帝王)应用《礼》来修饰容仪，在《书》中遨游学习。”这就属于言对一类。宋玉《神女赋》中所说：“毛嫱遮上衣袖，不足法式;西施掩住面容，比之逊色。”这就属于事对一类。王粲《登楼赋》中所说：“钟仪被囚禁在晋国，仍然弹奏楚声;庄易做高官于楚国，病中仍发出越吟。”这就属于反对一类。张载在《七哀》诗中所说：“汉高祖怀念家乡枌榆，光武帝思念家乡白水。”这就属于正对一类。这几种对偶中，司马相如的对句只由内心组辞而成，所以言对比较易作;宋玉是征引前人故实成对，所以事对比较难作;王粲是用被囚和官显两种相反的人来说明“人情同于怀土”，所以反对是较好的;张载的出句和对句都是说帝王怀乡，所以正对是较差的。无论言对事对，都各有反正两种，照此推究，各种对偶的类型就很清楚了。

　　张华的《杂诗》中说：“远游的雁并翅飞翔，归来的鸿连翼而飞。”刘琨的《重赠卢谌》诗中说：“孔子听说获麟而悲伤，孔丘因鲁国打猎获麟而哭泣。”这种重复，就是对偶中多余的枝指了。因此，真正美好的言对，以精巧为贵;高明的事对，必求其恰当。如以两事相对，而优劣不相称，就如驾车，左边是良马而右边是劣马。若所写事物是孤立的，没有什么和它相对，就像只有一足的夔跳着走路了。即使有了对偶，但没有奇异的同类，缺乏特殊的文采，写得平平常常，就会让读的人昏昏欲睡。所以，必须做到事理圆合，对偶精密，有如双双璧玉的章采;并交错运用偶句和散句，就像用各种不同的佩玉加以调节，这就是完美的俪辞了。按照这种要求来思考，运用对偶的道理自然就清楚了。

　　总结：

　　事物本身自然成双，文辞也往往俱有对偶。创作中能上下左右兼顾，偶辞的精巧及其所含意味就能同时得到表现。

　　这种对偶像光彩的并蒂鲜花，具有明净的千姿百态。对偶句和单句都加润饰，就如那兼有各色玉器的杂佩。

文心雕龙丽辞赏析

　　全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对偶的形成原因及其源流梗概。刘勰认为，大自然赋予万物的形体是成双的，因此，反映万物的文学创作，只要对事物作全面考虑，就可“自然成对”。这个道理虽然很不全面，但它不是从追求华丽出发，而是从客观事物的自然之美出发。联系下面所讲“奇偶适变，不劳经营”等观点来看，用不用对偶，取决于内容，则对偶的运用，也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客观事物。因此，刘勰认为古书上的对偶，如“满招损，谦受益”之类，并不是有意为对，而是事实如此，“率然对尔”。到汉代以后(主要是东汉以后)，逐渐“崇盛丽辞”，才愈来愈讲求精细，并发展而为繁滥。

　　第二部分讲对偶的种类。刘勰将古来对偶归纳为四种类型：言对、事对、反对、正对。言对、事对“各有反正”，也包括在四种基本类型之中了。刘勰认为这四种对，言对易，事对难，反对优，正对劣。他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

　　第三部分首先列举几种应该避免的弊病，如相对两方的内容重复、优劣不均、孤立无偶和对偶平庸等，然后提出总的要求：要对得合理恰当，并美如联璧;对句和散句应交错运用，像用种种不同的玉器加以调节。

作者简介

　　刘勰(约公元465——520)，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代，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汉族，生于京口(今镇江)，祖籍山东莒县(今山东省莒县)东莞镇大沈庄(大沈刘庄)。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北)定林寺。刘勰虽任多种官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发布于 2024-03-26 1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