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生涯(二)·丹华港畔(1)

瀚海沧浪

　　1974年12月18日是被深深镌刻在心里的日子。

那天，我们从丹华港登岸，迫不及待地冲上江堤，欲抢先领略长江的风光和农场的风景，却被一阵鞭炮锣鼓声从恍惚中惊醒。农场领导和十几名老场员，热情地迎了过来。我们提着行李，随他们走下江堤，穿过篱笆大门，来到宿舍楼前。

这是一栋两层楼，专为知青而建，在那年代的农村，也算得稀有的高档建筑了。

知青团长在楼前作了简短讲话，我们就各自进了指定房间。楼上女生，楼下男生，四人一间，显得较为宽敞。新打的木板床，散发出原木的气味。我们手脚麻利地各自整理行李，铺好床铺。

走出房间，熟悉周围环境。房屋前有个晒谷场，隔着条河是我们农场的耕地。尽头是一道高大江堤，堤外即是浩瀚长江。宿舍楼后是一道老圩(土埂)，后面是广袤的农田和树木参差、小河环绕的村庄……。

晚饭后在食堂召开了全体知青会议。经领导介绍，我们对农场概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这里原来是“五七”干校，也就是文革期间关押“走资派”的“牛棚”，我们中间好多人的父辈(包括我父亲)，在这里待过几年。随着文革接近尾声，他们纷纷落实政策离开了，仅剩几名农场管理人员和十几位农工。当上山下乡运动轰轰烈烈进行时，县里决定将此处改建为专门安顿知识青年的农场。

县革会模仿生产建设兵团的模式，预计在此建一个知青团。因此，将我们第一批来的五十六人编为一个连，男女分开各编了若干个班。领导称团长，是位退伍军人，从人事局(知青办)抽调来的专职干部。还有若干位从学校调来的中小学教师，有任指导员的，有专管宣传、后勤等等事务的负责人，统称为带队干部，我们平时一概称他们为老师。临时班长、司务长、会计等等是从县里其它公社抽调来的几位老知青，他们参与了知青农场的筹建，作为骨干留了下来。

另外我们被告知，还受农场场部领导，纳入农场编制，排序为二区5队，又称知青队。农场有位副书记驻队蹲点，还为我们配备了生产队长，负责安排农活；几名老场员，作为传授农活技术的师傅。

得知农场有好几个名称，我们在底下悄悄议论开了。不喜欢的是最正式的名称——新生农场，重获新生的隐义令人反感。另一个挂牌名称“良种繁育场”——我县农业科研基地，承担着农作物、果树、家畜的良种繁育和推广的重任。这名称却引来知青们不怀好意地调侃，将其与“扎根一辈子”联系起来，认为有着滑稽而又深远的寓意。而民间根据它所处地域，称为敦义农场，是因为它处于敦义公社境内。

我私下却想着，丹华港的“丹华”二字最有情味。丹：鲜红的颜色；华：年代、年纪。组合在一起，不正是：火红的青春，炽烈的年华——知青岁月的写照!而且我们知青连就座落在丹华港畔。 这也是我将这部《插队纪事》中最重要部分标题为《丹华港畔》的原因。

领导还讲了生活待遇、纪律制度、组织建设、今后发展等等关系到知青切身利益的问题。

与插队农村生产队的知识青年们相比，我们的条件算是很好的了。月工资十三元，低于工厂徒工工资十四元八毛七分。口粮标准平时32斤，是那年代定量户口中最高的，并且额外向县里争取到大忙时节45斤/月的标准。后来我们才觉得这福利来之不易，虽然钱不够用，但知青们粮券富余，在那粮食匮乏的年代，还能为家庭作不少贡献。

农场性质是国营单位，知青是农业户口，但有技术职称。两年后我离开时，是二级农工(即农业工人)。

模仿的是军队建制，实施的是中学管理，制度很是完善。生产劳动、政治学习、文体活动等等，都有明确纪律约束。

知青中大部分刚从中学毕业，对这些规矩尚能接受，唯有对不准谈恋爱开起了玩笑，有人低声嘀咕:那良种怎么繁育?至于禁止男生去楼上女生宿舍就更有异议了，还不许团结友爱吗?当得知女指导员的宿舍就在楼梯旁，明显是为了监管，有人表示失望和无奈。

至于提及到的知青队其它设施和未来的计划，引起了大部分的兴趣。比如农场场部有蓝球场、知青队部有乒乓球桌、图书室、各种乐器及单杠、吊环、杠铃、石锁等练武(健身)器械，大家甚为满意。

关于筹备建立团组织、蓝球队、文娱宣传队等，又引起一波热议。

会议效果很好，看来农场还是有可期待前景的。

回到宿舍，同室四人又聊到大半夜，相互间熟悉了，共同的身份和即将面对的共同生活，将我们凝聚到了一起 。

夜深人静，我心情平复下来，想起从此自己就是农民，就要在这块土地上安家落户、度过一生，心中略觉仓皇。那时的宣传是“扎根”一辈子，心理上只能默默接受这现实，对未来是麻木的，没认真去想，更不知道世事会发生巨变。

(当时住过的知青宿舍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