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

凤英

纪实文学/首发/约35000余字

提示：如音乐🎵影响阅读，可以关闭右上角的音乐开关，静静的阅读。

　　记忆…（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凤英

“记忆是人类发展生存的必需；记忆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必需；记忆是人类学习知识的必需；时间承载着记忆，每一种记忆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 题记

前言

“那年是一张退色的照片，那年总是魂绕梦牵，那年是我们共同的从前，那年我们说过再见。让时光倒流一次吧，让记忆张望从前，让童真回驻心田，回到回不去的从前… ” 这是一首《回到那年》里的一段歌词，一首很好听却又有点伤感的老歌。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尘封已久的记忆总是在我脑海的边缘徘徊。往事如烟，思绪万千，尘封的往事，尘封的从前，似乎又断断续续重现在我眼前，忽隐忽现。

这是我父亲母亲的真实故事，也是我们家的真实故事。也许是到了一定年龄的缘故吧，总想能在我们父辈和我们这代人里，留下一点我们生活过往的一些记忆。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尝试和学习，一来，给退休之后的生活增加一点色彩和乐趣。二来，给将要慢慢退化的大脑补充一些“营养素和润滑剂。”人的大脑就像一部“机器，”只有不停地运转和不断地保养，才能正常地使用和运行，不然就会加速老化。

很早，就想写点我父亲母亲和我们家那个年代的往事，这个心愿已经在我心里埋藏了好久，却一直迟迟地未能动笔，不知如何动笔。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可一旦你动了笔，大脑的思路就会慢慢的拓宽，顺着思路往下写，就会容易很多。

小时候母亲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她和父亲生活过往的那些故事，在听她絮叨的时候，有时会全神贯注的听。因为我没离开过家，听母亲说的多一些，知道的也就多一些。

我印象中的父亲是一位忠厚老实不善言语的一个人，关于他的故事和人生经历，基本都是从母亲那里得知。父亲是一位抗日战争老革命，也是一位残废军人（三等乙级）。他当年的部队是陈毅属下的二十二军“华东野战军。”打过日本鬼子，打过国民党，参加过不少大小战役，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受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伤，从北方一直打到南方。

中国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60万对敌80万。“淮海战役”的整个过程，共歼灭和争取起义和投诚国民党军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计55、5万余人。“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中歼敌数量最多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上一次辉煌以少胜多的经典战役，父亲有过亲身经历。“渡江战役”虽不在三大战役之中，可“百万雄师过大江”那场面也算得上是一场大战役，父亲也身在其中。至今，家里还保留着当年参加这两项战役的军人，部队颁发给父亲“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两枚纪念章。

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岁月的变迁，有些事已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有些已模模糊糊的记不清。在这里，我只想把我脑海里所存的记忆用文字叙述记录下来，给我们父辈和我们的那年留下一些永远也回不去的生活过往的时光记忆。

父亲、母亲、姐妹；快乐、苦涩、童年；悲伤、无奈、心酸；每一段记忆，似乎都有一个无形的密码。无论尘封多久，打开密码，那年、那事、那人、那景，那些生活过往的片段，那些久远的记忆似呼慢慢地被唤醒和捡起，重新在脑海中拉开帷幕……

目录：

一（离家）

二（寻亲)

三（探亲）

四（随军之后）

五（搬家）

六（生活的烦恼）

七（失之交臂）

八（记忆中的老人）

九（父亲的思绪）

十（我们的童年）

十一（过年）

十二（文革）

十三（上山下乡）

十四（病重）

十五（离伤）

十六（最后的悼念）

十七（生活的安排）

十八（平凡的日子）

十九（拆迁）

二十（衰老）

二一（生命的尽头）

后记

年轻时的父亲

（一）离家

时间不可倒退是宇宙的基本法则，而文字则可以成为我们穿越时空、探索历史、表达思想和情感的强大工具。正是这种独特的关系，使得人类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也使得我们的精神世界得以丰富和升华。

一九四三年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关键时期。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停战，持续了八年的全国抗日战争宣告结束。一九四六年六月，第二阶段内战，国共内战之“解放战争”，也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在运筹帷幄中拉开序幕……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结束大规模战争。

同年，一九四三年，战争频仍的阴影笼罩在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在那个动荡不安年代的某一天，北方~安徽~怀远农村的一个小村庄里，一对新人在举行婚礼，这对新人就是我的父亲母亲。这场简单而朴素的婚礼，就像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一束光，照亮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与梦想。即使战争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和伤痛，但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坚守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

那年，21岁的父亲和19岁的母亲是通过媒人介绍结的婚。可就在结婚的第二天，国民党军队闯进村里来抓壮丁。得知此事，村里的青壮年男人连夜慌不择路地全都逃出了村。届时的父亲顾不了新婚的妻子，跟着他们一起也逃了出去，离开了新婚的家。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妇女，可他这一走却和母亲长达五年断了音讯，八年没见面。

在那个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一对刚结婚才一天的新婚夫妻，能经历岁月长时间的分离靠的是怎样一种信念。在那个“父母做主媒妁之言”的旧社会年代，婚前根本就没有感情基础，有的根本连面都没见过。他们的坚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封建社会的顺从与默认，还是对爱情与婚姻忠贞与承诺的等待与期盼，我不得而知。八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却被那无情的战争给剥夺了。

听母亲说，父亲家兄弟姐妹有七八个，父亲已经排在了后面，不知是老七还是老八。父亲这一走，一个刚过门的媳妇，尤其是过门才一天丈夫就不在身边的儿媳。面对这还不熟悉的一大家子，公婆哥嫂弟妹生活吃住都在一起，这对母亲来说是多么的陌生而又孤独。在这个大家庭里的未来生活对母亲是一种挑战。在父亲音信全无的那几年里，母亲在夫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遥遥无期的日子，每天做着儿媳该做的一切。母亲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她的性格跟哥嫂弟妹合不来，时不时会有摩擦口角和不愉快。生活中的磕磕绊绊、酸甜苦辣只有母亲自己知道，日子过的很不容易。每次母亲说起她在老家的生活有时说着就会落泪，所以她一般不太愿意说。

在父亲不在的那几年里，父亲跟他们一起逃出去的那些年轻人，无论生死基本上陆续都有了消息，可就一直没有父亲的音讯。当时家人都说父亲已不在人世了，就连村里人也都这么认为。他们都说：“出去这么些年，要是人还在总得有封信吧，连个音讯都没有，不可能回来了。”他们都劝母亲改嫁别在等了，可母亲自己早已拿定了主意，她认定没得到父亲的消息决不改嫁。无论他们怎么劝，母亲始终无动于衷，这就是母亲的个性。

一九四七年，就在父亲走后的第五个年头，“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当母亲收到父亲第一封信时，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捧着父亲的信，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嘴里不停的念叨：“等到啦---终于等到啦---总算是有希望---有盼头啦。”家人得知父亲还在，同样也很开心。在父亲的来信里得知父亲逃走后，后来参加了新四军，跟着部队居无定所地打仗，所以一直没法和家里联系。现在部队正在（某地）修整，才有机会给家里写信。在战争年代，每打完一次仗，死的死、伤的伤，部队都要进行修整，重新编排和补充人员，所以在某地要暂时住上一段时间。

在接到信的第二天，根据信上的地址，母亲默默做出了一个决定，她要去部队找我父亲。当母亲把这个决定告诉家人时，没得到家人同意。公婆和哥嫂们都说：“不行，在这么个兵荒马乱的时候，外面到处都在打仗，你一个小媳妇又从未出过远门，你这双小脚又能走多远。这一路上有多危险你知道吗？”当时母亲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无论有多危险我也一定要去，谁也拦不住了我。”

说起母亲的脚，她的脚是封建社会的半牺牲品，母亲出生在一九二四年，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国初期，在那个封建旧社会的年代，有的农村小女孩到四.五岁时都会被父母强制用绑带缠脚。说:“女孩要是小时候不缠脚，长大了一双大脚丫就会找不到婆家嫁不出去，”所以母亲也不例外。

缠脚对四.五岁的小女孩来说，是一件很痛苦很残忍的事，有的女孩实在忍受不了疼痛，中途会拆掉绑带。母亲是属于中途拆掉的那种。因为，从“五四运动”开始，随着反封建、反传统呼声高涨，裹脚陋习才陆续逐渐被彻底废除。

母亲的脚就如同人们所说的“三寸金莲”那种，但不止三寸，大约在五.六寸左右的样子。她的脚跟我们正常人的脚是不一样的。除了大脚指头正常以外，其余八个脚指头都是压在脚底板下面的，脚背是弓着的。

因为，对于四.五岁的小女孩来说骨骼正在发育中，一下子被固定了骨骼得不到自由生长，就会自然而然地弓着往上长。所以，小脚女人的脚背都是弓着的，就像一张拉开的弓箭，因为她们脚的前半部有八个脚趾头压在脚底板下面，走路根本就用不出力。小脚女人一般都是用脚后跟走路。就像运动会项目里的竞走。母亲的脚后跟比我们正常的脚后跟要大的多，粗壮，走起路来要比正常人慢。

（二）寻亲

母亲决定好的事谁都无法改变，这就是母亲的个性。家人拗不过我母亲，可又不放心她一个人出远门。后来决定就让我的一位叔伯陪她一起去，不知道是第几位叔伯。 那年二十三岁的母亲和我叔伯第一次出远门，带了点干粮和简单的行李，怀里揣着我父亲的信，满怀希望地踏上了寻夫和寻亲之路。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很不方便，一路上根本就没有客车，只有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车。因为部队要打仗，居无定所，部队有规定不允许家属去部队，因为路上安全没有保证。

他们顺着铁路不停地走，一路走一路问，每到一个站台他们都要向铁路工作人员打听，跟他们说明原因，我们要去找部队要搭车。他们把带在身上的信给铁路工作人员看，问他们有没有去信上地址方向的火车。可是，铁路工作人员说：“不行，军用货车不允许带人，这是部队规定的，国民党飞机随时都要来侦察，见车厢里有人就要用机关枪扫射很危险，”劝他们赶紧回去。

可是，工作人员的劝说对母亲寻亲的坚持毫无作用，他们呆在站台守望着每一辆在站台停靠的火车。每开来一辆他们就向司机打听，这辆车是去哪里的，那辆车又是去哪里的。终于打听到一辆是去我父亲信上地址的那个地方。他们就乘工作人员不在的时候，躲进了这辆车的车厢里，等着火车启动。那时火车一般都在晚上开，因为晚上开要比白天安全一点。

可没过多久忽然听见飞机的轰鸣声，国民党飞机真来了。这时他们虽然心里有所准备，铁路工作人员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但他们还是一下子紧张起来，手忙脚乱地招呼着赶紧躲进了车厢最隐蔽的地方，紧缩着一动不动，连大气都不敢出。

飞机飞的很低，在车厢上面不停的盘旋，侦察车厢里有没有人，飞机在车厢上面转了好几圈，可能是没发现他们就“嗖”地一下飞走了。等飞机完全离开看不见了，他们这才慢慢的松了口气，旋着的心才慢慢的放下。

当母亲说到这儿的时候，我问母亲：“当时你们怕不怕，”母亲说：“怕，哪能不怕。”我说：“那要是真被国民党飞机发现了呢？”母亲说：“真被他们发现了，那肯定就没命了。”母亲听人说，经常会有人爬车搭车的老百姓被国民党飞机发现打死的。母亲说：“他们才不管你们是军人还是老百姓，见军用车厢里有人，就用机关枪扫射。”听到这里我的心同样也提到了嗓子眼，而母亲却淡淡的说：“当时什么都没想，死就死了呗，”当然，这已是后话。

就这样，他们躲在车厢里等到天黑，在每一次火车启动之前，铁路工作人员都要进行检查，因为他们经常会遇到有人爬火车搭车的。工作人员拿着棍子，光---光---光---不停地敲打着车厢铁皮喊着：“有人吗？有人赶紧下来，车厢里不能待人，路上危险。”这时，母亲他们躲在车厢里一动不动，一点声音都不敢出。他们待在车厢里也不知待了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停了，到了父亲地址上的那个地方。可一打听，父亲的部队已经不在那里了，接到上级命令换防了，换到哪里去了不知道，当时部队换防都是保密的。

在那个战争年代，交通很不方便，一封信从寄出到收到，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半年到一年，有的可能就一直收不到。也许，收到父亲信的时候和父亲寄出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了没赶上。也许，父亲的部队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临时转移了。怎么办？没办法也只能无功而返了。于是，他们又重新搭上了一趟返回的火车各自带着遗憾地回到了家。

回到家以后的那几年了里，陆续收到过父亲几封信。母亲也托人给父亲写了回信，把找部队的事跟父亲说了。后来父亲在信里跟母亲说，让母亲别再去找部队了，因为时局不稳定要打仗，父亲的部队经常换地方，所以母亲一直没再去找我父亲。在这几年里，公婆相继去世，因为母亲性格比较强，跟哥嫂弟妹们又合不来，相处不好。后来也就跟哥嫂弟妹们分了家，分了房屋和田地。虽然大家都还住在一起，但吃、种、住、都是各归各的，日子过的也还行。母亲因为是军属，所以，地里的活一般都不用自己动手，每到播种和收割时，村支书都会派人帮忙收割和播种，打点好送到家里。（这是当时政府规定的）

这张照片是父亲和母亲结婚八年后的第一张照片。

（三）探亲

一九五零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来之不易的江山，为了祖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去支援朝鲜。那时，父亲向上级递交了申请要去朝鲜战场。因为当时父亲正在部队养伤，伤还没完全好，上级领导没同意，所以就没去成。持续了三年的朝鲜战争，我国志愿军战士参战一百多万，共牺牲约19.万人。

有时我傻傻地在想，当年父亲要真去了朝鲜战场，那还会有这个家吗？还会有我们吗？子弹它不会每次都那么幸运地绕着走吧，也许也没我们的存在了吧。

同年，一九五零年，这年是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分离的第八年。全国已经解放，时局也基本稳定了。部队也允许家属去部队探亲，这时父亲给母亲来信让母亲去部队。当时父亲在部队已被提升为正营级干部了。

收到父亲的信之后，母亲立刻动身收拾好家里的琐事，打点好一切之后锁好门，告别了家人村支书和村里的乡亲，带了点简单行李干粮和父亲的信上了路。这年二十六岁的母亲第二次出远门，这次母亲没人陪，当时母亲根本没把部队当家，只是去探亲而已。因为全国已经解放，部队基本也都稳定，所以去部队探亲的家属很多。当时部队专门安排了军用客车，在每个中转站也都安排了军人招待所，专门有人指点和接送。把统一部队番号的军人家属都集中在一起，一同送往目的地，所以，母亲也就很顺利地到达了部队。

到了部队，才真正过上了夫妻间该有的蜜月生活。部队生活对母亲来说一切都很新鲜。部队对家属的到来从生活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到部队不久母亲就怀孕了，在部队住了几个月，将近半年的时间。这时母亲在部队呆不住了，就跟父亲说：“想回家看看，家里没人不放心。”父亲很惊讶说：“这怎么行，你怀着孕呢，这一路上你这身体能行吗？”母亲说：“没事，”当时母亲根本没把怀孕当回事。父亲拗不过母亲也只能同意，就用部队的军车陪着怀孕近五个多月的母亲去军区火车站。由于路况不平，一路颠簸又加上母亲晕车，这一路把母亲折腾的够呛。到了军区火车站，父亲把母亲托付给了车上的工作人员，同时又叮嘱母亲自己路上要小心，之后也就回部队了。

母亲坐上火车踏上了回家之路，可天不随人愿，火车没开多久母亲就觉得不对劲了，肚子剧烈的疼痛。这可吓坏了母亲，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跟车上的工作人员说了，这下把车上的工作人员也吓坏了。怎么办？经火车工作人员商量后，只能在前站赶紧停靠送医院。工作人员把母亲送进了军区医院，又赶紧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了母亲的情况。

父亲接到电话后，立刻赶到了军区医院。医生对父亲说：“你爱人流产了，很可惜是个男孩，胎儿已经成形了。”父亲听了惊讶无比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却又不能责怪母亲。母亲心里也不好受，事已出了，孩子没了，可又能怎么办呢？但难受归难受也只能认命了。后来父亲陪着母亲在医院里呆了几天，身体恢复了，母亲再次坐上火车，踏上重返回家之路。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终于到家了。可到家以后顿时傻眼了，母亲万万没想到已经没有自己的落脚之处了。房门已被他们撬开，自己的房间也被他们占用了，地里收割上来的粮食也全被他们分光了。母亲一看到这情景，气不打一处来，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可他们说：“我们以为你去部队不会再回来了。”这时的母亲已经火冒三丈，本来刚失去孩子心情就不快，再加上这么一来，一下子控制不了情绪就跟他们大吵了起来。说：“这是我的家，我怎么可能不回来，谁跟你们说我不回来了。”这样一吵本来就不是很和睦的亲戚关系更加僵硬了，弄得全家都很不开心。

后来，他们还是把母亲的屋子腾了出来归还给了母亲，把母亲的粮食也归还一部分给母亲。过了一段时间，母亲托人给父亲写信，把家里发生的事一五一十都跟父亲说了。父亲接到信后，立刻给母亲回了信，信里对我母亲说：“你来部队吧，别在家里呆了。”可母亲还是舍不得老家，在老家又呆了一段时间，还是过得不开心，后来决定离开老家去部队。就这样，母亲带着无奈和不快的心情第三次离开老家，这一次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离家的那一刻，母亲当着全家人的面，跪天发誓：“我这辈子就是死在外面，葬在外面，再也不会回这个家了。”这就是母亲那倔强的个性。每当母亲说到这些往事，她的心情会很不平静。那种委屈和无奈，说着说着她就会伤心流泪。母亲自打离开老家以后，就再也没回过一次老家。

幼年时的老大

（四）随军之后

母亲随军以后，在部队那几年里，她对父亲说，想在部队找事做。因为母亲没上过学不认字，只能做一些服务性之类的工作。比如军区卫生院做护士照顾病人，或者部队服装厂做军服，还有后勤服务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母亲都考虑过，可父亲觉得这些工作都比较辛苦，再说自己的工资也够用了，就一直不太愿意。后来拖了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合适的工作，也就慢慢地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到了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老大和我相继在杭州出生，我和老大相差两岁，为了照顾我们，后来母亲就一直没再找工作。

到了一九五八年，为了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大批军人从部队转业到了地方，搞社会主义建设。当时十万复转官兵陆续挺进北大荒，打响了一场大规模开荒生产的特殊战斗。父亲也转业了，转到了杭州浙建公司搞建筑。因为当年父亲的部队就驻扎在杭州。在我一岁多时，组织上又把父亲调到了湖州湖建公司，担任党委书记当了一把手。我们一家也随父亲的调动，跟着父亲一起来到了湖州。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的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其中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了负增长。那时候没有计划生育，国家号召多生娃，你生的多还会给你一个“光荣妈妈”称号。所以我们这一代大部分家庭都是多子女，少之两三个多之四五个，五六个，有的家庭甚至还要多。一九五九年，老三我的大妹出生了。

听母亲说，自从父亲当兵出来，母亲随军之后，父亲也一直没回过老家。但是，父亲还是跟在老家的哥嫂弟妹们时不时地有着不多的通信来往。自从母亲从老家出来以后，那是带着情绪出来的，时间一长，把在老家跟哥嫂弟妹的不愉快也慢慢的给淡忘了，毕竟还是一家人嘛。

大概在一九六一年左右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那段时间里。老家给父亲来信说，因为家里招灾了吃不饱饭，我的一位大伯生病了，想要到我们这里来看病。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的亲戚在外当官当领导生活条件肯定要比他们好。当时，父亲跟母亲说了这事，母亲想想他们也够难的，那就让他来吧。

后来大伯来了，当母亲第一眼看到大伯的时候，一下子呆住了。就这几年的时间，我大伯整个人就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面黄肌瘦，全身浮肿，弱不禁风的样子。父亲一看到这情景，马上把我大伯送进了医院进行治疗，经医生检查，由于营养不良，全身浮肿，而且得了肾病。后来经过医生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再加上生活上的调理，病情慢慢地好转，整个人的身体和脸色明显好看多了。大伯在我们家大概住了有好几个月，病基本上也治好了。后来一直到他回去的时候，母亲说，整个人跟来时完全变了样。大伯住院的所有医疗费用全是我们自己出的。

我的百日照

（五）搬家

在父亲调到湖州之后的几年里，家里人口在不断地增加，房子不够住，我们相继搬了几次家。刚来湖州时我们住在当时的“青年公园”（就是现在的莲花庄）原来的湖州中学不到一点有一个小学叫潮音小学，我们上小学都是在潮音小学读的，当时我们就住在小学里面的一个小平房里。原来的莲花庄和青年公园是分开的，现在合并在一起了。

第二次搬家换到了原来第二医院大门前面（现在老中心医院前面）原来左右各有一幢二层楼的房子，我们住在楼下。（后来房屋改造拆除了）最后一次搬家是父亲自己单位新建造的两层楼房，那时候在大家眼里是一座很不错的“小洋楼”。当时我们居住的房屋都是公家分的，每月交房租。

这幢“小洋楼”一层两边各五户，两层共二十户人家，就是一排栏杆带走廊的那种，门跟栏杆之间大约有一米多宽的走廊。楼中间有一个大楼梯，楼梯很宽，宽度大概有一米四、五左右。是现在住宅楼梯的两个宽度还不止，上了楼，中间有一个公用大厅。在文革期间，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我们这幢楼里的住户每天拿着“红语录”在那里“早请示晚汇报，”同时也是在那里组织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场地。

我们家被分在西面二楼最后一间，大概有二十多三十不到平米的样子，中间用一堵墙隔开，分成前后两间。红彤彤的地板，房间很明亮，两间屋子有四个大窗户，南窗是三开窗很大、还有西窗、北窗，东面是门。在这幢楼房的后面还有一幢小平房，我们也分到了一间，是两家人和拼的，大概也有三至四个平米左右作为厨房。

我们住的这幢楼房前面，有一条大概五六十米宽的小河，是一条跟外河相通的市河叫新开河。离我们家不远有个轮船码头，那时公路不通，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轮船，都是从这条河里开出去的。这条河的水很干净，河面上或者河边的台阶边上经常会有小鱼，一堆、一堆地在那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有时还有小虾在河边跳来跳去，河壁上一抓一把螺丝。

那时，我们的生活用水都是用这条河里的水，每家人家里都有几口大缸，把河里的水用水桶挑回家，在水里放点“明矾”搅拌一下，沉淀后的河水跟自来水没什么两样。缸里的水基本都是吃的，每缸水吃完后清洗一次缸底。那时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河里洗，一直到后来，在离我们家大概三四十米左右的地方，装了自来水，我们就开始挑自来水吃了，一分钱一担。

（六）生活的烦恼

父亲和母亲他们也经常会吵架，他们俩的个性和脾气有点相似，可又有点不太相似。父亲的性格忠厚老实，不善言语。可要是发起脾气来就好像换了个人是的，脾气暴躁，不太理智。小时候我们都有点怕他，这可能跟他当过兵打过仗有一定关系。可他一般发脾气的时候很少，从小到大他从来没打过我们，连句重话都没说过。

那时在农村，家里条件不好，所以女孩基本都没机会上学，母亲也是，没进过一天学堂。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名字，另外，还零零碎碎认识几个简单的字，但不会写。可她在1234……算数方面很内行，出去买东西或买菜时，钱从来不会算错。那时，父亲每个月工资全交给母亲，母亲每天精打细算地过日子。

母亲是个急性子，一句话不对就会发脾气，抬手就打，在那个年代父母打孩子是常态，棍棒底下出孝子嘛。也可能跟个人的性格有一定关系。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我经常会被母亲打。可能是我一直没离开过家，在家的时间比较长的原因。我的性格有点像父亲，脾气也很倔，有时跟母亲不开心或和母亲吵架时，会跟母亲赌气对着干，每次吵架过后会几天不跟她说话。那时年轻好胜不懂事，随着年龄增长，已经改了好多。

记得有一次，我在隔壁邻居家玩，他们正好要称东西，就说跟我们家借杆秤用。我把我们家那杆秤拿给邻居用，后来邻居用好了让我拿回家。也许是“好奇心”的驱使吧，在我拿回家的同时，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在琢磨秤杆上的几斤几两，一不小心把秤杆卡在了门缝里。但脚步还在往前走，“咔嚓”一声秤杆被折断了，那时候买杆秤也是要点钱的。母亲一看秤杆断了，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心疼的不得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脸就上来了，我躲都来不及。后来邻居听到了响动赶紧跑过来劝母亲，弄的邻居也有点不好意思了。

那时父亲喜欢喝点酒抽口烟，这是父亲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因为父亲身体不太好，肝脏不是很好，一直有肝肿的病症，医生嘱咐不让父亲喝酒。可父亲又喜欢喝酒，一有了荤菜父亲就想到了酒，母亲一看他拿酒瓶子心里就不开心，所以他们两个经常为这事吵架。可他们吵完架，没几天很快就会和好。就如人们所说的“不是冤家不聚头”的那种夫妻吧。分离了八年各自想念、等待、期盼，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可又经常为了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吵。有时候他们吵完架后，父亲对母亲说：“我们别再吵啦，我们有这个家不容易，八年的分离和等待，要是我在战场上战死了，我们也没这个家了，要是你在家里改嫁了，我们也没这个家了。”

在那战争年代的婚姻，这种例子不是没有，有的丈夫在外从军，时间一长没了消息也就各奔东西。有的在外碰到了志同道合的人，又重新结婚生子重组家庭，造成了老家一个外面又一个，两边都有子女。他们那一代人，特别是农村的，他们的婚姻大多是没有结婚证的，安法律来说也算不上重婚。后来母亲想想也是，我们有这个家也真的是不容易，慢慢的也就好了很多。不过有时他们俩要碰到了什么事沟通不了还是会吵。

大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一九六一年至六二年间，母亲又怀孕了，当时母亲怀孕大概七，八个月时，挺着大肚子。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父亲和母亲又吵起来了，这次他们吵的很厉害，针尖对麦芒的谁都不让谁。后来两人居然发生了肢体冲突动手打了起来，吓的我们哇哇大哭。赶紧跑出去叫邻居阿姨，邻居阿姨一听我爸妈打架了，赶紧跑来一边劝一边说：“哎呀你们俩干嘛呀，什么事啊动静这么大，大着肚子还动起手来了，会吓坏孩子的”一边把他们俩劝开。事过之后，过了几天后两人又和好了。

几个月后，母亲生产了，这次生的是男孩，他俩别提有多开心了。盼着生儿子，儿子终于盼来了，那时我们虽小，但我们也很开心，又多了一位小弟弟。可一家人没开心多久就出事了，孩子出生没几天就出现了身体异常。后来经医生检查和诊断，孩子得了先天性心脏病。父亲和母亲一听傻了。想着，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啊，前几个都好好的，这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急的他俩整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求着医生一定要把孩子的病治好。

当时，医生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尽量全力以赴地给孩子治疗。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的医疗水平下，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孩子。来到人世间只和我们呆了六个多月的小弟弟还是离开了我们。后来，父亲叫了单位木工小组的师傅做了个小木箱子，把可怜的小弟弟给埋了，也不知埋在了哪里。

他们俩后来事过以后反复地在想，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母亲怀孕七八个月时的那次吵架。动静大了，孩子在母亲肚子里受到了惊吓（这是母亲说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无论他们当时的这种想法是否有科学依据。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在母亲第一次怀孕时不那么心急地要回老家，那个男孩也许会留下来，如果这次母亲在怀孕期间他们没有吵架，这个男孩也许也会留下来，可生活中会有那么多如果吗？

这是我们儿时的全家福，那时老四还没出生。前排（我～老大～老三）

（七）失之交臂

到了一九六四年，在母亲四十岁那年，老四，我的小妹出生了，那年我七岁。因为那时是困难时期，孩子一个个的出生，父亲的工资就那么点没有增加，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当年老四出生时差一点被送人。母亲说，在老四刚出生没几天，跟母亲同病房住院的一位阿姨想要抱养老四，因为她看我们已经有三个女孩了，这次母亲又生了个女孩，她们家不知道是没孩子还是没女孩。看着刚出生没几天的小妹，大大的眼睛喜欢的不得了，死活都要让母亲把老四送给她们，当时母亲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

后来母亲把这事跟父亲说了，父亲想了想说：“既然她们那么喜欢那就给她们吧，以后我们就当作亲戚来往。”母亲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后来也跟那位阿姨说好了，到出院时就让她抱走。过了几天到了该出院时，当那位阿姨把小孩的衣服、裤子、被子全是新的都准备的一应俱全来抱时。这时的母亲呆呆地看着身边刚出生才几天的老四，忽然间就要被别人抱走了。在那一瞬间，也许，是作为一位母亲的本能反应吧，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悔了，不愿意了。弄得那个阿姨好尴尬，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不知说什么好了。

其实，母亲同意把老四送人后，心里一直在犯嘀咕，想想自己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孩子为什么要送给别人。难道就因为她是个女孩吗？为什么自己就不能把她带大，就缺她一口吃的吗？既然她来到了我们身边，就跟我们家有缘。无论生活怎样困难，一个是带、两个也是带、三个四个不同样也是带吗？不就多添了一张嘴吗？其实母亲真正的还是舍不得，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不知是老天爷“造化弄人”还是老天爷给他们俩开了个不该开的“玩笑”。赐于他们两个儿子，可又匆匆地给收了回去，却留下了我们姐妹四。也许，这就是命运的安排，也许父亲母亲他们这一生中跟儿子没缘分吧。

就在老四出生后半年到一年的那段时间里，有一天，天才蒙蒙亮。在我们这幢楼的一楼楼梯旁边，忽然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大家都跑去看，母亲也去了。原来是个弃婴裹着小被子放在一个篮子里，有人把被子解开一看是个男孩，里面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婴儿的生辰八字和出生年月。在不远处有个女的看上去很年轻，不停地往这边张望。大家猜想这孩子应该是她的，也许是个私生子。

在我们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生下来的孩子是报不了户口的。没有户口就等于没有口粮，没有口粮你拿什么来养孩子，所以，只能丢弃或送人。不像现在未婚先孕只要你想要，那就光明正大的生。后来父亲知道了跟母亲说：“是个男孩我们抱养吧。”母亲想了想说:“怎么抱啊，我们家已经有四个啦，再抱一个你拿什么养啊，又不是自己亲生的，长大了总归是两样的。”父亲说：“养儿防老，女孩长大了总要嫁人的。”母亲说：“到我们老了难道你那四个闺女嫁了人就不会管你了吗？不会照顾你了吗？”父亲默默无语。由于母亲一直坚持不愿抱养，父亲也没再坚持，后来邻居就把那弃婴送进了孤儿院。

当时父亲的部队级别是17级，每月工资91块5角+3块粮食补助，总共94块5角。因父亲是残废军人，每年有二十四块钱的残疾补助费，每个月两块。在那个六十年代，父亲一个月九十多块钱的工资，已经算是高工资了，在邻居和别人眼里都很羡慕。虽然父亲工资高，但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维持一家六口人的日常生活，也真的是不容易。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那个三年自然灾害或者说三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样样都要凭票，就算你有钱，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得到东西。有时手里拿着各类票证半夜三更去排队，稍微晚点就会买不到。在那几年里，因为每人规定的粮食不够吃，我们几个又都在长身体，肚子里又没有“油水”，所以饭量特别大。母亲只能每天两顿红薯（早晚）,只有一顿米饭或粥和馒头。那时买红薯是在粮店买的，不要粮票，但要对照户口本，每人配你多少斤就只能买多少斤，不可多买。因为父亲母亲都是北方人，吃面粉比较多一点，吃米饭少一点。就这样每天搭配着吃，管饱肚子是可以的。所以，在那三年困难时期也就基本上没饿着我们。

（八）记忆中的老人

在我们家对面，（我们是西面最后一家，他们是东面最后一家），住着一家和我们同姓的一位老人，给我印象非常深刻，记忆犹新。他是一位残疾老红军，他的残废很严重，是战争时期留下的后遗症。他个子不高，瘸着腿，弓着背，走路一瘸一拐的。他的大脑在打仗时多次受到炮弹爆炸震荡的刺激，已经失去了我们正常人的思维能力，精神不太正常。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个“精神病”患者。

他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跟正常人一样，坏的时候他就会骂人，自言自语，语无伦次，高唱红歌。他的嗓门很大，说话声音很响，一唱起歌来歌声嘹亮，整幢楼都能听得见。他丧失了工作和生活能力，没结过婚，无儿无女。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给他安排了一位老伴，那时我们都叫他们陈爷爷和陈奶奶。可在父亲眼里从来没把他当精神病患者来看，还一直关照我们：“你们别把陈爷爷当傻子。”所以我们一直把陈爷爷当正常人看，有时还会帮他们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陈奶奶有个儿子，这个儿子个子很高，大概有一米八以上，眼睛很小，脸庞很大。脸上总是带着一种似笑非笑的表情，也不知道她这个儿子是她亲生的还是过继过来的，有跟没有一个样，一年半载也来不了几回。

在我们这幢楼里，就我们家和这位陈爷爷家是从战场中“摸爬滚打”过来的军人家庭，又属同性。所以，父亲跟陈爷爷特别谈得来，只要父亲一有空，他们俩就会在一起喝酒畅谈。有时父亲上他们家，有时他来我们家。在这位陈爷爷的大脑里已经容不下其他的信息，他的记忆和思维已经定格在那个战争的年代。他们谈话的内容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谈他们的“枪林弹雨，”谈他们的“炮火连天，”谈他们那段“革命生涯”的艰苦岁月。

到了夏天，那时候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一到傍晚吃过晚饭、洗完澡，大家都搬个躺椅或者小凳子，手里拿把蒲扇在河边乘凉。那时我们住的房屋是人字顶的木结构建筑，不隔热，同样也不隔冷。夏天外面多热屋里就有多热，地板和床手摸上去都是烫的。冬天也同样，外面多冷屋里就有多冷。所以，到了夏天吃过晚饭要在外面乘凉到很晚，把屋子里的热气散净，才能回屋睡觉。住在楼下的人家有的直接在自家门前搭个床，干脆整晚都睡在外面。

陈爷爷也跟我们一样，每天吃过晚饭拿把椅子在河边乘凉。那时，我们就搬个小凳拿把扇子，围在陈爷爷身边，给他扇着扇子，让他给我们讲两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这时的陈爷爷很享受，他很愿意给我们讲他所亲身经历过的战争故事，可有时说着说着就会“跑题”串内容。说着这个故事一会而又串到另一个故事，把我们逗的哈哈大笑。有时讲到激动的时候就唱起了红歌，“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解放军。”一边唱一边还不规范地打着拍子。

陈爷爷会唱很多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可他唱着唱着也会串歌，这支歌串到了另一支歌，就像歌曲联唱里面的“串烧”，而且毫无规律。听着陈爷爷那欢快洪亮的歌喉，让我们沉醉其中，不知不觉我们也一起跟着唱了起来，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咱亲人解放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那欢快的旋律在空气中跳跃，嘹亮的歌声回荡在整幢楼的河边，久久不能散去。那种余音绕梁欢快的情景让人心生向往，回味无穷，特别能治愈心灵。每当回想起那一刻，往往伴随着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激发出内心深处的热情与梦想，感受生活的美好与真谛。

有一天傍晚，陈爷爷的老伴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说：“陈书记啊，（那时候邻居都叫父亲陈书记叫母亲陈师母）我家那老头子正在吃晚饭，吃着吃着整个人一下子滑到桌子底下去了，叫他也不答应，我也拉不动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们也正在吃晚饭，父亲一听赶紧放下碗筷，跑过去看，我们也跟着父亲一起跑过去，看到陈爷爷已经不省人事瘫倒在桌子底下。父亲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送到九八医院，经过医生检查脑溢血人已经去世，然后就直接送进了太平间。父亲跟陈奶奶说：“脑溢血人没了，已经走了，”陈奶奶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父亲跟陈奶奶说：“通知你儿子吧，”后来陈奶奶告诉了她儿子，她那所谓的儿子去太平间看了一眼就回家了。

第二天，父亲一大早就去医院太平间看陈爷爷，可没想到的是，他那所谓的儿子已经叫好了灵车，准备送往火葬场，父亲一下子愣住了。由于是家人的决定，父亲无话可说，也无可奈何。望着陈爷爷远去的灵车，父亲心里“五味杂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回家之后一声长叹对母亲说：“唉，人呐，革命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仗，到老却落的如此凄凉。”

父亲这“一声长叹”不仅仅是对陈爷爷，在那个年代，又有多少像陈爷爷这样的老革命者，在各自的家乡默默地生活，静静的离去。又有多少能留下来的，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都交给了医院。

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忘记，是他们老一辈革命者的付出，是他们的流血牺牲，是他们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坚定意志，换来了如今太平盛世的和平年代！“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九）父亲的思绪

那时，看电影自己不用买票，都是团体票，是单位工会买票发给职工看的，这是当时职工的福利，每个单位都一样。在一般情况下，单位发电影票父亲一般都不太会去看，有时拿来给我们看。有一次电影院放《渡江侦察记》，那时还是黑白的。当父亲从工会主席手中拿到电影票时，听说是《渡江侦察记》父亲一下子兴奋起来，这是他盼望已久的电影，也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场面，所以他一定要去看看。

当他看完电影回到家时，他那激动的心情再也无法控制。平时不太爱说话的他，这时却滔滔不绝地跟母亲说：“这电影拍的好啊，真好，拍的太真实了，跟我们那时渡江过来的场景是一模一样，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时父亲的思绪仿佛慢慢地又回到了他那“硝烟弥漫”的战场…

那是1949年4月20日，当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决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后，渡江战役正式打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共120万军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强渡江河战役，号称“百万雄师过大江。”人民解放军在强大的炮兵和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奋勇渡江，向对岸的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

渡江战役历时42天，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解放军士气高昂，节节胜利，已经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各个解放区已连成一片。面对节节败退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一面做着逃离的准备，一面又命令国民党军队死守长江防线，千方百计地阻止解放军过江，做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渡江战役靠的是当地老百姓的资源，“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他们用土办法造木筏子、小木船，几万只木筏子和小木船一起出动，还有我们的大炮做掩护。

垂死挣扎的国民党，他们拼命的阻止解放军过江，大炮、机关枪混合在一起，轮番的轰炸和扫射。解放军用大炮做掩护把机关枪架在木筏上激烈的反击。战士们一面拼命地划着木筏前行，一面拼命地还击。硝烟弥漫、炮火连天，震天动地。他们顾不了身边中弹随江水而去的战友，顾不了江水已染成了红色，高喊着他们的豪言壮语，“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们拼命地划着小船和木筏子争取时间。

在这样铁骨铮铮的英雄汉子面前，他们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那“惊天地、泣鬼神”的场景，震撼了大地，惊醒了神灵。谁又能阻挡得了他们迈向自由、迈向和平、迈向没有剥削、没有压迫那前进的步伐。迈向他们向往的新世界！长江安徽段至今流传着老百姓当年的一段顺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块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个儿，送军过大江。” 依靠人民，这是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关键。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能够克服任何困难，无往而不胜背后的磅礴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每到炎炎夏日，父亲光着膀子的时候，整个身上，腿上全都是大大小小的疤。有的像碗口大，有的像拳头大，有的像铜钱大，全身基本没多少好皮肤。小时候不懂，我们只知道每个人出生后都要种牛痘，（就是打疫苗）臂膀上会留下一个牛痘疤。父亲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疤，以为是牛痘疤。有时就问父亲：“爸，你身上怎么种了这么多牛痘，怎么会有这么多疤呀。”父亲说：“孩子啊，这不是牛痘疤，这是打仗时炮弹片留下的疤，每到阴雨天，浑身都会酸痛很不好受。”哦，我们这才明白，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就是我印象的父亲，一位久经沙场，浴血奋战的父亲，一位让人尊敬又让人敬佩的父亲！

（十）我们的童年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们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读书都免费，每学期大概交五块钱的书本费，有些困难家庭书本费都会免去。那个年代是国家义务教育“扫盲”的年代，同时也是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的年代。那时的老师没有教学压力，学生也没有学习压力，老师只要按部就班的教，学生只要按部就班的学。读书成绩好不好，没人会来管你。因为我们那一代的父母文化水平大都不高，有的父母都没读过书，读过的也大致初小水平。

那时读小学的功课很简单，除了语文和算术，体育和音乐再没其他课了。到了初中，好像多了几门课，政治、自然和英语。每天放学后的回家作业很少，做回家作业老师都会安排学习小组，一个小组大概4-5个或5-6个同学一起，每个小组选一位小组长负责。在某位同学家里，般一个小凳围着桌子大家一起做。成绩好的帮助成绩差的，会做的帮助不会做的，互帮互助，一会儿功课就做完了。这里面根本没有家长什么事，也不用家长签字。做完功课后，同学之间尽情地玩耍一阵子，然后自己就各自回家。不像现在学生的家庭作业，出了校门都推给家长，家长辅导，家长监督，家长签字，好像家长都是万能的。不过现在大部分学生家长要比我们那时的家长文化水平要高的多。

星期六和星期天，或者是放寒暑假，每到秋风扫落叶时，我们就拿着麻袋和扫把跟着其他的孩子一起出去捡柴。把大风刮下来的干树叶和干树枝捡回家当柴火烧，那时每家家里都有个小灶台。到了下雨天，下过雨之后，我们就去公园的草坪里捡一些“地皮”回家。那是一种菌类植物，下过雨后它就会自己长出来。跟黑木耳差不多，但要比黑木耳软，软软的，滑滑的，稍带一点绿色，一堆、一堆地长在草丛里。那时我们湖州方言叫它“地滑踏”。捡回家洗干净可以当菜吃，烧豆腐或者炒鸡蛋做蛋花汤之类的菜，很好吃。现在连续下几天雨后。有时菜市场偶尔也能见到卖菜的农民在卖“地滑踏”，可买的人很少。现在已经没人去吃那东西了，有的年轻人也许都不认识，再说，现在的草坪也没我们小时候那么放心了。

到了冬天，腊梅花开了，我们就去公园捡那些掉在地上的腊梅花，有时看周边没人也会在树上偷偷地摘几朵快要掉落的花朵，捡回家晒干后卖到药店，可以做药材。到莲藕上市的季节，农民就会把种在藕塘里的莲藕都拔出来，用小船遥到城里来卖。那时的米黄街(下北街)就是现在的（河畔居），延河边有好几个台阶码头，湖州话叫桥石步。那时，农民从农村小船装来的农产品都停在那里卖，大概就跟现在的（农贸批发市场）差不多吧，只要是农产品什么都有。他们在卖莲藕时会把莲藕跟莲藕中间的那个节去掉，那时我们就去把它捡回来洗干净晒干后，也可以卖到药店做药材，换点零花钱用。现在菜市场莲藕上市的时候他们卖莲藕时，也会把莲藕中间的藕节给去掉，只可惜这些藕节都当垃圾处理了。

在离我们家大概有四五百米左右，有个轮船码头。每年到夏天会有一些旅客在等轮船的时，他们会买一些西瓜解渴。我们就和其他的孩子一起去捡西瓜子，把瓜子捡回来洗干净晒干存起来。有时候母亲也会给我们买西瓜吃，我们也会把西瓜子洗净留着，放到过年炒熟后当零食吃，有时候平时也炒着吃，解解馋。还有西瓜皮也从来不扔，把最外面青的部分肖掉，剩下白的部分放点盐腌制一下，凉拌当菜吃，脆脆的很好吃。

因为在当时那个年代，物质很缺乏，能吃饱肚子已经很不错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副食品和零食之类的东西吃。每到过年，我们的小舅就会从安徽老家寄点花生米过来，当时不知是母亲不舍得买，还是我们南方这里没有，买不到，平时没这种东西吃。

到了每年的夏天，因为家门前有条河，河水很干净，挡不住河水的“诱惑”很多孩子不分男女每到吃过午饭后，都会下到河里去学游泳，有时候大人也下河教孩子们游。虽然，每年都会有“溺水生亡”的小孩，那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害怕。也许，在那个年龄段，对危险和死亡的概念还是有点模糊吧。我们姐妹几个也不例外，跟个假小子似的，每天吃过午饭后就下河，泡在水里很长时间。有些家长不放心就拿个小板凳坐在河边，一边扇着扇子一边看着。母亲也同样，每次我们下水都规定好时间，她都会在河边看着我们，时间一到就会叫我们上岸，一次两次三次地叫，我们这才恋恋不舍地上了岸。

那时，我们游泳都是在河里学会的，难得去游泳池，因为游泳池里人实在是多，没办法游。一直在河里游到十四五岁，胸部开始发育，有点不好意思了。那时，夏天我们穿的都是母亲自己做的“园领衫”和短裤，就直接下到河里，里面是不穿内衣和游泳衣的，大家都一样。在水里还行，一上岸湿衣服紧贴在身上，那叫一个“尴尬”双手抱胸三步并两步地跑回了家，后来慢慢的也就不再下河了。一晃几十年没下水了，如今也不知道下了水还能不能浮的起来。总之，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童年时光虽然清苦，但很快乐，无拘无束，可快乐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

（十一）过年

小时候，一到过年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过年有新衣服穿，有好吃的。每年大年三十晚上，母亲都会做上一大桌子菜。那时家里的桌子是正方形的八仙桌，说是一大桌子，其实也就五六个或七八个菜，只不过有平时吃不到的荤菜多一些，蔬菜少一些。有鸡，鱼，肉，鸡蛋，尽管买这些食物，我们都要拿着各类票证深更半夜去排队。但我们还是很开心很乐意地去排，因为平时实在是没什么吃的。肉要凭票买，每个月每人也就“定量”的那点肉票，最多也只能一个月吃一两吨肉。鱼好像难得吃上几次，是那种小鱼。

在我们这幢楼里有一家邻居阿姨，她是开船的船老大，开的是菱湖班，每天湖州~菱湖~湖州地来回跑。经常会从菱湖小镇上买那种小鱼小虾的回来吃，有时邻居阿姨也会帮我们带点来。那些大鱼，比如草鱼、胖头鱼（花莲）记忆中也只有过年才有的吃，过年买这些鱼都是要凭票买的。

鸡是我们自己养的，那时基本每家人家里都会养几只鸡，有的鸭子也养。平时有乡下农民挑着箩筐，箩筐里装着小鸡苗和小鸭苗来城里卖。我们就买几只自己养，等小鸡养大下蛋了，我们就把鸡蛋一个一个存起来。平时母亲也会炒鸡蛋给我们吃，但每次炒鸡蛋时都会在鸡蛋里放点面粉，这样看上去炒的鸡蛋会多一些，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每年我们姐妹几个到生日那天，那时没有生日蛋糕吃。除了吃一碗母亲亲手做的生日手擀面，很宽的那种，母亲还会煮两个带壳的白煮蛋给我们吃。生日吃面条寓意，人的生命如同面条一般，绵长不断。在生日这一特殊的日子里，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就如同为自己祈求一份长久的生命和健康。鸡蛋是新生命的象征，孵化小鸡的过程，就像新生儿诞生一样，寓意生命的延续和繁衍。这就是我们每次过生日要吃面~生日蛋糕~鸡蛋的寓意，

生蛋的母鸡每年都会抱窝，抱窝的母鸡不再下蛋，整天呆在鸡窝里咕咕咕咕地叫个不停，赶都赶不走。为了不让它老呆在鸡窝里，我们就会拿一张红色的纸用细绳绑在老母鸡的尾巴上。这下老母鸡窝里呆不住了，以为屁股后面“着火”了，吓得老母鸡“咯咯咯咯”地满地乱跑。有时候老母鸡抱窝时，我们也会在它的鸡窝里放几个鸡蛋，让它孵小鸡。等小鸡出来了，老母鸡就不再抱窝，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找食吃。等小鸡长大了，到了过年我们才会把老母鸡杀了，平时舍不得杀。

可现在孵小鸡已经和老母鸡不搭嘎了，大批使用科学机械化孵小鸡了。我们那时候养的鸡，至少也要养到两年多才舍得杀，在煮鸡的时候那真叫一个香啊。说夸张一点，随着风向整个楼道都能闻到鸡香味，也正是应了那句老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喽。可这种鸡，现在是吃不到啦，现在吃的鸡，连鸡种都变啦。哪怕你用再高的价钱买回来的鸡，炖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小时候那味道啦。除非是乡下农民自家养给自己吃的鸡，那味道也是很不错的。

大年三十晚上的这顿年夜饭，母亲不管我们，让我们放开肚子吃。这一晚我们真的是肚子吃到实在吃不下为止，撑的肚子圆圆的。吃过年夜饭收拾好碗筷后，我们就开始炒花生和瓜子，炒完花生瓜子后等花生瓜子凉了，母亲就给我们每人分一堆花生，一堆瓜子还有颗粒糖和一两毛钱的压岁钱。然后，就把那些零食锁进箱子里，钥匙挂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每年都是这样。因为，要是母亲不把这些吃的锁进箱子里，过不了几天就会被我们几个“偷”吃光的。到了新年里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或者邻居来拜年了母亲就拿不出来啦。

大年三十吃过年夜饭，在睡觉前我们会把母亲给我们做的新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好放在枕头边。到了大年初一一大早就起床，穿上新衣服，新裤子，新鞋子，从上到下都是新的，心里那叫一个美啊。过了年三十，母亲就把年三十没吃完的菜收起来啦。特别是荤菜，每天有计划地搭配蔬菜一起吃，荤菜烧了一次又一次，一直要吃到正月十五，这年才算过完。

我们这一代是多子女年代，兄弟姐妹多，母亲每年给我们姐妹几个一人做一身新衣服，平时我们是没有新衣服穿的。因为我们都是女孩子，年龄相差不大，身高也都差不多。小时候我们姐妹穿衣服不分你我，有的衣服穿着大点就大点，小了就小点，没那么讲究，都是轮着穿，轮着换，轮着洗的。衣服基本没有停歇的时候，都是在身上。时间长了衣服就会破，因为那时一件衣服要穿好几年，老大穿过老二穿，老二穿过老三穿。那时候的布料又都是纯棉的，经不起洗，所以穿到最后免不了要打补丁。我们小时候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只到长大以后衣服才各穿各的。

那个年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计划生产、计划分配，那时的生活都是“配计制”，是按人头户口本分配的。不是说你想拿钱去买吃穿的生活用品就能买得到的。那时候有很多票证，基本上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要凭票。粮票 、布票、棉花票、油票、煤球票、豆腐票、还有肉票、鱼票，只要是生活用品没有不要票的，没有票就是你有钱也买不到。除非偷着去黑市上买，那价钱要高出配给制的好几倍，我们是买不起的。

在过年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把母亲分给我们的零食，花生、瓜子、糖，都舍不得吃。特别是糖，有时候和别人家的孩子一起玩一种叫“盯糖”的游戏。就是把一颗糖放在楼梯台阶的边上，拿另一颗糖对准台阶边上的那颗糖落下去，打着了就算赢，糖归谁，打不着，就算输。赢了糖会越来越多，输了糖会越来越少。就这样互相来回地盯来盯去，一直把装在口袋里的糖都化了，糖和糖纸都分不开了，才舍得把它吃掉。

（十二）文革

一九六六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文革的那几年里，父亲因为是当权派，大势所趋受到了“冲击”被他们打倒了。那时我已十多岁，所以有些事我记忆犹新。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整天被他们挂着牌子批来斗去。在炎炎夏日，气温高达三十七、八度，湛蓝的天空就像一望无际的一块淡蓝色布，光溜溜没有一丝云彩。太阳如金色火球直射大地，将地面炙烤得滚烫。空气中弥漫着热浪，仿佛连呼吸都带着一丝焦灼，能点燃一切。知了成了这个季节最活跃的昆虫，紧紧依附在枝干上，张开它那散发热量的翅膀，发出知呀——知呀的声音叫个不停，就像音乐家在演奏动听的音乐。忽高忽低，忽近忽远，忽长忽短，此起彼伏。

有一天，隔壁邻居的小孩跑来跟我说：“你爸在仪凤桥站在桌子上挂个牌子在那里晒太阳。”因为已不是第一次，我听了习以为常。之后，还是忍不住跑去看，看到父亲站在桌子上，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打倒xxx，这种例子当时在造反派的眼里他们对父亲已经算是“客气”了。

烈日的阳光直射父亲的身体，没一丝遮挡，一站就是大半天，我站在离父亲不远的地方，默默的望着父亲那柔弱的身体，汗珠从父亲的脸上不停地往下掉，站都站不稳。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疼父亲，又无可奈何，又不能帮他什么，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默默在心里难受。

记得有一次，到了中午下班吃饭时间，已经过了十二到一点之间了，父亲还没回家吃饭。母亲知道又被他们缠住了，就让老大把父亲的饭送去。母亲把父亲的饭弄好，装在一个大杯子里，在饭的下面放了一块肉，上面放点蔬菜。老大拿着父亲的饭，到了父亲办公室一看，（我们家跟父亲上班的地方没多少路）在父亲的办公室里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屋子人。围着父亲，整个屋子围的水泄不通。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事，不让父亲下班。老大被堵在门外，根本就进不去，看不见父亲。当时老大大概十几岁，后来只能把杯子交给屋子里的人一个一个地传进去，等父亲吃好了，又一个一个地传出来。老大拿着杯子回到家，把情况跟母亲说了，母亲打开杯子一看，带去的饭，父亲没吃多少，放在饭下面的肉，父亲没吃，原封不动地又带了回来。这时的母亲望着杯子里的那快肉，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流。

有一天，他们带着一帮人来抄我们的家，翻箱倒柜的乱翻一气，什么也没翻到，两手空空地走了。当时我们那个家除了几件旧家具和我们一家人的几件换洗衣服，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连个像样的床都没有。我们姐妹几个当时睡的床是那种用毛竹编制起来的床叫竹榻，一头一个条凳，把竹榻驾在上面那就叫床。睡在上面翻个身，床就会咯吱咯吱地响。夏天睡在上面倒是凉快，可到了冬天就吃不消啦。那时小妹还小跟父母一起睡，我们姐妹仨睡在一起，上面一条被子，盖在身上你拉来我拉去，总是盖不全。下面一条棉胎，连一条多余的被子和棉胎都没有。那时候买棉胎都是要棉花票的，就算你有钱没有票也是买不到的。有时睡到半夜都会冻醒，后来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了稻草，在棉胎下面铺上厚厚的稻草，这样一来就暖和了好多。

记得有一年冬天，天很冷，大半夜，大概是晚上十二点多，我们一家人都已经睡了。忽然听到一阵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母亲起来开门一看，门外有一大帮人，大概有十多个，个个手里都拿着一米多长的木棍和很长的手电筒。一看到这情形，吓的我们直打哆嗦，母亲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找我父亲，要父亲跟他们一起去杭州省城“告状，”至于告什么状我们不清楚。这大半夜的，那些造反派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不知道哪来的那股子邪劲。父亲看着这帮人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起床跟他们走。

冬夜，漆黑如墨的公路像一条巨龙蜿蜒在寂静的夜色中，公路两旁枯黄的树木在寒风中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空气冷得刺骨，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吸入冰冷的刀片，让人忍不住缩紧了衣领，将双手深深地藏进口袋里。远处，偶尔有车辆驶过，车灯在黑暗中划出一道道短暂而明亮的光线，仿佛是寒夜中的一抹温暖。然而，这温暖只是瞬息即逝，随着车辆的远去，公路又重新陷入了寂静和寒冷的黑夜之中。

父亲跟着他们一帮人沿着公路一直走，一直走，伸手不见五指，打着手电筒，就这么走着。大概走了几个小时，也许，他们自己有些害怕了；也许，他们自己有可能也冻的吃不消了；也许，他们认为就这样走到杭州去，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后来他们决定不去了又原路返回。父亲无可奈何地跟着那帮人，就这样瞎折腾了大半夜。当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东方的天际，已泛起一抹淡淡的鱼肚白。太阳露出它第一缕光芒，晨光熹微慢慢地、稳稳地升起。那是一道细微而耀眼的光线，穿透了云层，洒向大地。然而，父亲吃过早饭还照样要按时去单位上班，听从他们那帮人的“摆布”。

在离我们家旁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货运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仓库，是个物资存放点，专门存放轮船卸下的货物。到了晚上经常会有惨叫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声音特别大，我们经常会被这种“毛骨悚然”的惨叫声吓醒。他们经常在那个仓库里把人吊起来打，打的遍体鳞伤，血流满地，甚至有的被打死。到了早上，他们就用水把地上的血冲干净，血水顺着大门底下往外流，看到此景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 触目惊心。

有的当权派被他们折磨的实在受不了了，就逃回老家。后来又被他们从老家给抓回来继续折磨，有的实在忍受不了那种痛苦，就爬到工厂那高大的烟囱上往下跳，选择自杀。告别那个痛苦的年代，那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在那个混乱与疯狂和不安的年代里，真的是让人胆战心惊。

（十三）上山下乡

在那场浩劫、动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几年里，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全国各地一天到晚搞串连，吃饭不花钱，乘车不买票。搞武斗、打、砸、抢，造反派跟保皇派整天的打打杀杀。在离我们家大概三四百米左右有一座桥，叫（朝音桥），那是一座年代很久的桥，始建于明朝嘉靖十八年。桥下还有一座小桥叫桥中桥，也可以通人行走。在我们家趴在窗台就能看到这座桥，过了桥没多远，就是湖州中学。

我们那时上初中都是在湖州中学读的，那时学校都已经停课了，学校大门口驾着机关枪，专门有人把守，站岗，不让任何人进出。有时，他们还会把机关枪驾在桥上，不让任何人通过。经常会有俩派之间的造反派发生冲突被打死的。有时在我们家就能听到机关枪扫射的突突声，当时我们真的是害怕极了，心想他们会不会往我们家里打啊。

在文化大革命那几年里，初中、高中的学生都成了“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全国大专院校招生中断，工厂招工减少，到1968年底，全国积压了三年的在校初、高中毕业生突破一千万人。后来，人们习惯地把1966、1967、1968这三届初、高中毕业生合称“老三届”。

1968年12月22日，刊出了毛主席的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的子女送到乡下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从这一年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逐渐进入了高潮，大部分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还有一部分则是去了各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虽然也是务农，但他们屯垦与备战兼顾，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

生产建设兵团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管理严格，政治活动多，劳动强度大。但通常能拿到固定工资，有较先进的农用机械，吃饭在食堂，住宿在集体宿舍，每年（或每两年）有探亲假（报销路费），所以生活相对稳定。

今天，人们所了解的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正是从老三届开始的。于是，老三届毕业生除一些天之骄子能留城参军外，绝大部分都上山下乡了。在“老三届”学生的毕业证书上，赫然印着慑人心魄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到了1970年，全国共组建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2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以此为起点，直至1979年，全国共有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往农村去“战天斗地”了。

在那个愚昧、无知，极左最极端的1966年至1976年，史称“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中。极端信仰、登峰造极，吃饭不花钱、造反有理，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都成了“牛鬼蛇神”，劳动改造。造成社会倒退，文明劫难，经济几乎崩溃，把整个国家搞的鸡飞狗跳，一地鸡毛，使整个社会倒退了二十年。又有多少人被迫害含冤而死，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经济有多大的损失，文化有多大的破坏，一直说法不一，很难确定。

一九七二年，老大初中毕业去了嘉兴建设兵团。当时我读初一，老三老四上小学。到了一九七四年，我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在家等分配。那时的工作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在等分配的那段时间里，国家没有招工指标，所以，一直在家等了两年多。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后来又被组织上调到了湖州造纸厂，（那时候叫纸浆厂）让父亲去办水泥厂，水泥厂在造纸厂的边上。造纸厂在湖州郊区，当时要坐四十五分钟的轮船，(也就是现在影视城的地址)因为父亲当时在造纸厂上班，所以我就跟着父亲去造纸厂做外包工。打了一段时间的临时工，吃住在厂里，一个礼拜回家一次。

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底，我们在社会上等待分配的这批社会青年，终于等到了国家分配。当时国家有规定，每家人家里最起码要有一个人下放在农村，第二个才可以分配工作。我家因老大去了建设兵团，建设兵团虽然每个月拿工资但也属于下放。所以我可以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湖州达昌绸厂做三班倒。后来老三高中毕业去了农村，因为当时父亲在造纸厂上班，所以把老三的户口落实到了造纸厂边上的一个生产队里。生产队长看老三身体比较单薄，因为老三比较瘦，就把老三安排在造纸厂食堂后面的一个养猪场养猪，吃住都在造纸厂。还算有幸，老三虽然也下放了，但没怎么下过地，农田活干的很少，一直在养猪场养猪。

（十四）病重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反革命集团及其帮派骨干，“四人帮”垮台。这场号称十年动乱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终于宣告结束。

一九七七年市委组织部从各个单位抽调了部分当权派领导，成立了市委工作组，进入各个单位对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和整顿。这时市委组织部又把父亲从造纸厂调到了市委工作组，当时父亲工作组蹲点的单位是湖丰绸厂。父亲在工作组的工作很忙很辛苦，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各个单位遗留下来的问题很多，都需要清理和解决，所以有时候休息天也要上班。

就在工作组工作的那段时间里父亲生病了，记得有一天，父亲在家靠在躺椅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老二你去隔壁货运站打个电话到单位，叫厂里派个人来。”父亲指的单位是造纸厂，因为组织关系还都在造纸厂，市委工作组只是临时借调。当时我知道父亲生病了，在这之前父亲已经牙疼牙出血有一段时间了，身体很疲惫。因为工作比较忙一直拖着没去看医生。母亲一直都在催父亲去看病，父亲说：“工作太忙没时间，”所以一直拖着没去看，仍然坚持在上班。后来父亲可能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才让我打电话去单位。

因为那时我从未接触过电话，不知道电话怎么打。就跟父亲说：“爸，我不会打电话，”父亲说:“你跟货运站的工作人员说，让他们帮忙打，他们知道造纸厂单位的电话号码。”后来我就去了货运站，跟货运站的工作人员说明情况，货运站的工作人员很快就帮我接通了造纸厂的电话。就把电话交给我，让我自己跟单位里说。当时，我接过电话忽然一下子紧张起来，不知道该怎么说，傻傻的站在那里。工作人员看我拿着电话不说话，后来又把电话拿了过去，自己和造纸厂的人说明了情况，让造纸厂派个人过来。

造纸厂接到电话后马上派人来了，父亲把自己的身体状况跟单位来的人说了，单位的人跟父亲说：让父亲马上去医院看病，并一同陪着父亲到了医院。经过医生的检查之后，医生要父亲立刻停止工作需要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父亲生了什么病，不知道父亲的病有多严重，母亲也不清楚，根本就不懂。老大又不在家，老三下放农村也不常回家，家里只有我和老四，老四在上小学大概十三岁左右。

那年我二十岁，刚进单位才几个月，也是处在似懂非懂的年龄。所以医生把父亲的病情直接跟造纸厂的领导说了，造纸厂的领导跟父亲说，你要住院治疗不能再拖了。同时他们也跟市委工作组的人说了。工作组马上派人来跟造纸厂单位的领导商量后，决定马上联系医院让父亲住院治疗。他们帮助联系了九八医院，因为九八医院是部队医院，医疗条件比较好，医院里的医生护士都是军人。当时的九八医院还没对外开放，老百姓生病是住不进去的。因为父亲当过兵，是军人出生，符合医院的条件，所以就住进了九八医院。

父亲住院治疗了一段时间，病情仍未见好转。后来医生跟父亲单位领导说，建议让父亲去杭州医院检查，单位领导跟母亲说，父亲需要去杭州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这时，母亲已经有所察觉，父亲的病不是很好，至于不好到什么程度，她也不清楚。后来母亲决定让老大回来，陪父亲去杭州看病。老大接到信后马上赶了回来，跟父亲单位的领导陪着父亲一起去了杭州当时的（半山医院），也就是现在所称的（肿瘤医院）。到了杭州经过医院的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在杭州医院住了几天，大概十来天吧，又重新回到了湖州九八医院进行保守治疗。

在父亲住院治疗的那段时间里，母亲基本上都在医院陪父亲。在父亲住院期间，他的老战友，单位同事，市委工作人员经常去医院看望父亲。父亲的病时好时坏，医生当时一直没跟我们说，所以我们一直都不是很清楚父亲病情的好坏。只知道父亲一直躺在病床上，每天打着吊针，有时候起来坐坐，有时候扶着墙壁在病房外走走。病房里的病号都是部队当兵的，没一个老百姓。医院门口每天都有当兵的站岗，外面的老百姓当时是不让随便进出的，进出都要登记。因为父亲在里面住院，所以我们可以随便进出。

因为是部队医院，到了晚上，每个礼拜都会放几场露天电影，病房里的轻病号每到晚上放电影时，都拿着凳子到操场上去看电影。还有住在医院里面的部队家属，放电影时操场上每次都挤满了人。当时我们也不例外，每次都跟着他们一起去看露天电影。因为医院门口有当兵的站岗，外面的老百姓进不去，有的小孩就会经常翻墙进去看电影。

一九七七年那个年代，没有信息来源，不要说网络、电视，我们家连个半导体收音机都没有。“癌症”这个词在我们的印象中模糊而又陌生。不知道“癌症”是什么病，“肝癌晚期”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得而之，他们没告诉我们。也可能当时在我们那个年龄，还没到理解这两个字的程度吧。要是放到现在上网一查，一切都一目了然了。

当时母亲可能已经知道父亲的病很严重，但她也不知道这病究竟能不能治的好，结果会怎样。当时我们一直都认为父亲只是生病了而已，在父亲住院的那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处在模模糊糊之中，我们只知道父亲肝不好，因为父亲一直就有肝肿的毛病，一直以为父亲的病会一天天好起来。整天还在那没心没肺的玩，一点心思和担忧都没有，现在想想当时真的是很幼稚，很傻。

父亲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病情一直未见好转，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这时的父亲已经有所察觉，知道自己的病可能治不好了，属于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经历过枪林弹雨死里逃生的父亲，面对死亡他并不害怕，可是他放心不下我们。有一天就对坐在病床前的母亲说：“我这病可能好不了了，万一到了那一天，你一定要通知你弟，孩子她小舅，几个孩子还小，她们还不懂事，不懂国家政策，叫她小舅过来，她小舅是大学生，懂国家政策，要求政府帮你们解决生活问题。”

小舅比母亲小十三岁，当年小舅四十一岁，母亲五十四岁，父亲五十六岁。母亲自己兄弟姐妹也有好几个，在我的印象中有大舅和小舅，还有大姨和小姨。只不过从没来往过，只是听母亲说过，也从未见过面没什么印象。只有小舅经常有书信来往，印象很深。因为当时我外公外婆过世很早，小舅就成了孤儿。

听母亲说，我的外婆是被日本人打死的。因为外公外婆她们都是农民，经常会在地里干活，在离他们地里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日本人的“碉堡”。在碉堡里站岗小日本，他们时不时地会心血来潮拿活人当“靶子”来炼枪法，外婆就是这样被他们打死的。那时在老家的大舅和大姨小姨都在农村，生活很困难。小舅每年上学的书学费都是国家全免的。当时母亲每个月都会寄给小舅五块钱的生活费，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所以在我的记忆里，小舅的印象是很深的。

（十五）离伤

在父亲住院的最后期间，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从肝硬化~肝腹水~到肝昏迷，一天不如一天。医生几次下了病危通知书，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当时我们根本没当回事，一直很幼稚地幻想着父亲会好起来，会有出院回家的那一天，就一直没去做准备。直到有一天，那是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号，我记得很清楚。医生再一次下了病危通知书，而且要我们把父亲过世后的东西带去医院。这时的我们一下子傻了，慌了手脚，一样都没有准备。

当时父亲已经快不行了，母亲当时也没了主意，一直不停的在哭。后来，母亲让老大赶紧去买布料，邻居得知了这个消息，七手八脚火急火燎地帮助缝制，因为邻居家有缝纫机，我们家没有也不会用。当时我呆呆地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感到茫然所错。从小到大从未碰到过亲人离世的场景。那种无助、害怕、恐惧和无奈的心情，如同黑暗中的幽灵，占据了整个心理，不知如何是好。

病床前有护士陪着，还有父亲的老战友，父亲的这位老战友是他们在部队时，在同一战壕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又属同乡。他的部队级别比父亲高一级，是团级干部。他的残疾也比父亲严重，他伤在了腿上，走路一瘸一瘸的，伤残的级别也比父亲高。

当时父亲嘴角边流出了血，我不知道是由于病痛难以忍受咬破了嘴唇流出的血，还是其它原因。旁边的护士递给我一个小棉球，示意，让我把父亲嘴角边的血迹擦一下，可是我不敢接棉球，我害怕不敢去擦。后来护士大概看出了我害怕，就自己用棉球把父亲嘴角边的血迹擦干净。

小时候，每当我看到邻居和别人家门前放有花圈，就知道这家人有人死了。我就很害怕，不敢从门前过，一定会绕着走。直到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慢慢地懂得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也就慢慢的不害怕了。

当时，母亲已经支撑不住了，被他们扶到了医院病房边的一个大礼堂里坐着。我站在父亲的病床前，望着父亲那毫无血色苍白的脸，鼻孔里插着氧气管，眼睛睁的很大，望着天花板，眼珠一动不动。我在病床前一边哭一边不停的叫着父亲：“爸、爸、女儿在跟你说话，你听得到吗，你答应女儿一声吧，”可父亲毫无反应，一点意识都没有。我不知道当时的父亲究竟是处在“弥留之际”还是已经走在了通往“奈何桥”的黄泉路路上……

其实，当时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带着遗憾和无奈走的，在他离开我们的最后时光眼睛也没闭上，他是睁着眼走的，他“死不瞑目”啊。后来还是护士用手把父亲的眼睛给合闭上的。当写到这儿的时候“触景伤情”我的视线模糊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文字，模糊一片。当回想起这些情景心里很不好受，忍不住要流泪。即便是流泪，那也是一种怀念。就算是流泪，再也回不到从前。

是啊，当时父亲的眼睛怎么能闭得上，他放心不下我们，靠着父亲一人的工资养活这一大家子。可他这一走，扔下这一大家子，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他的心怎么能放得下。我不知道父亲开始牙疼牙出血是不是发病的“导火索，”还是病状早已经存在，自己没注意到。父亲从发病开始到离开我们仅仅只有六个月。

在我的印象中，从我父母的身上，我们没看到他们轰轰烈烈的爱情，尽管有时还经常会吵架。却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他们之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那份情感。也许，这就是他们那代人对爱情，婚姻，家庭的认知和理解吧！

（十六）最后的悼念

父亲过世后，医院，第一时间通知了父亲单位。单位，第一时间通知了市委工作组。同时母亲也让老大给小舅拍了电报，小舅接到电报立刻赶了过来。这时，市委工作组和造纸厂的领导，同时也通知了父亲的老单位湖建公司领导，三方立刻派人成立了料理父亲后事的“治丧”小组。当时母亲和我们已经完全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直都处在恍恍惚惚之中。我们一切都听从单位领导的安排，一下子变成了“配角。”

医院料理好父亲以后，把父亲送进了太平间。这时造纸厂领导看我们都是女孩子，就从厂里派了四位小伙子在太平间门前为父亲守灵，把母亲和我们全都劝回了家。因为父亲生病是在市委工作组工作的那段时间，蹲点的单位是湖丰绸厂。所以，第二天，市委就通知了各个丝绸单位和其他单位，各个单位都陆续送来了花圈，也包括我的工作单位达昌绸厂。

经过治丧小组和父亲的老单位湖建公司领导商量决定，父亲的追悼会放在湖建公司大礼堂举行。开追悼会那天，湖建公司领导决定，全厂职工停工半天，为他们的第一任老书记送行。他们把我们事先安排在湖建公司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们一家待在办公室的房间里。

这时，来参加追悼会湖建公司的职工，还有其他人都陆续抵达。有些人不停来门口张望，投来了惋惜和同情的目光，有的还自言自语地说：“哎呀，一棵大树倒了，往后这一家人该怎么生活啊。”这其中有我们认识的，也有我们不认识的。因为，父亲当年在湖建公司工作的时候，母亲在父亲单位的木工小组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小时候我们也经常会去父亲单位里玩，所以有的人都认识我们。认识我们的人走进来跟我们打招呼，安慰我们，劝我们节哀。当时的我们不知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跟傻了是的，呆呆地坐在那里，默默的在流眼泪。

会场布置好了，参加追悼会的人也都陆续到齐了，工作组的领导把我们带到了大礼堂。让我们站在讲台下面的边上，低声对我们说：“现在要开追悼会，会场需要安静，你们别哭，克制一下。”小舅也劝我们别哭，当时我们点点头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这时的大礼堂里已经挤满了人，礼堂的两边放满了各个单位送来的花圈，一直放到了门外。主持追悼会的是造纸厂的领导还有市委工作组同志。市委领导和市委书记也来参加了父亲的追悼会，他们一一的都跟我们握手安慰我们，劝我们节哀。

当时，市委书记为父亲的追悼会做了悼词，悼词里给了父亲很高的评价。虽然悼词里的很多话后来都忘了，但有一句词，我始终没忘掉，那就是“两袖清风”。虽然在当时那个年龄对这四个字还处在半知不解的状态中。不知怎的，却把这四个字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永远都挥之不去。

（十七）生活的安排

办完父亲的后事，把父亲的骨灰盒存放在火葬场之后，市委领导和工作组还有其他的人都各自回了家。造纸厂有几位领导跟我们一起回了家，后来在酒店叫了几个菜陪着我们一家一起吃了一顿饭。我不知道这顿饭的钱是谁出的，其实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顿饭谁出的钱已经不重要了。

把父亲的事情料理完后，小舅就跟造纸厂的领导商量，讨论关于我们以后的生活补助和医疗保障问题。因为小舅是请假来的，没几天假期，要赶着回去上班，所以要及时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处理好。因为父亲生前调到市委工作组的时间并不长，组织关系一直都在造纸厂，关于我们的生活补助问题都归造纸厂管。

当时，我们家的情况，母亲没有工作，老大在嘉兴建设兵团，我刚参加工作半年，老三下放农村，老四在上小学。造纸厂领导提议，老三顶父亲的职进造纸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母亲和老四给我们一次性补助，当时小舅想了想一口就拒绝了。说：“不行，一次性补助肯定不行，你一次性补助给了她们，十年、二十年之后，她们人还在，钱没了你让她们怎么办。到那时，你们该退的退了，该走的走了，该调的调了，你让她们找谁去，她们烧香都找不着庙门，这肯定是不行的。”

其实当时造纸厂领导也许首次碰到这种事，不知道有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国家政策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小舅来时带来了一本厚厚的文件资料书，就是有关遗孀的处理问题。后来小舅跟他们一起查资料，因为父亲是残废军人，当时国家文件有规定，残废军人遗孀可以享受国家每月的生活补贴和医疗保险，经过商量安国家规定给母亲和老四每月十五快钱的生活补助，享受国家医疗75%报销，老四到参加工作为止。小舅把我们的生活问题和有关其他事情安排好之后就回去了。

在父亲走后的那段时间里，老大在家呆了几天后也回嘉兴建设兵团去了。老三仍回造纸厂养猪，过了一段时间，造纸厂领导把老三顶职的手续办好了，老三也进造纸厂上班了。造纸厂领导也很照顾，把老三安排在电话总机室工作，相对轻松一点。老三在造纸厂上班一个礼拜回家一次，平时家里就剩下我跟老四和母亲三人，生活又从归于平静。

（十八）平凡的日子

那时我刚进单位在学徒期间，每月学徒工资十五块加两块粮食补助共十七块。自己留两块零花钱，十五块钱全交给了母亲（这也是母亲的要求）。加上母亲和老四每人每月的十五块生活补助，总共四十五块钱，维持一家人生活的所有开支。后来老大也从嘉兴建设兵团调回了湖州三天门茶厂，之后又托人调到了造纸厂和老三在一个单位上班。母亲和小妹的生活补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也跟着水涨船高陆续在同步增加。虽然每次增加的数目不是很多，但是，每年或者过几年都会加一点。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就这样平平淡淡、简简单单、按部就班地过着。转眼间到了一九八一年，小妹初中毕业了，那年小妹十七岁，被分配到湖州丝厂，做了一名一线缫丝工。缫丝工的工作很苦，两只手一天到晚要泡在热水里，时间长了两只手就会烂和脱皮。所以母亲从来不叫小妹做家务活，母亲自己除了买菜做饭其他的家务活也基本不做。因为老大老三不经常在家，所以，所有的家务活基本都是我做。

那时做家务活不像现在都在家里做，冬天洗菜、洗碗、水凉可以往水里加热水，或者用热水器直接放热水，洗衣服，洗被褥基本都用洗衣机。那时候根本没这个条件，所有的洗刷都要去门前的河里洗，特别是到了冬天，河里的水刺骨的寒冷，有时河面结了冰，就是把冰砸开也要去河里洗菜、洗碗、洗衣服和被褥。每年到了冬天，我的两只手上全是冻疮，肿的跟馒头式的，有时候破皮了还会烂。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时间如潺潺流水，无声无息地从“指缝间”滑过，不知不觉我们姐妹也陆续的都到了该出嫁的年龄，一个个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结婚成了家。此时，儿时的家也就剩下母亲一人，遵循母亲的要求，每人结婚后每月补贴给母亲五快钱的生活费。后来生活水平也不断地在提高，物价也在不断地上涨。我们的经济收入也陆续的在增加，所以给母亲的生活费也从每月五快增加到每月十快。母亲自己的那份生活补贴也陆续的再增加。这样，母亲的生活在经济上也基本不成问题了。那时候母亲六七十岁，身体一直很好没什么毛病，一年四季基本不去医院。

生前的母亲，在莲花住拍的。

（十九)拆迁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转眼间到了一九九零年左右，母亲居住的房屋也是我们儿时的家要拆迁了，那时我们住的房屋都是公家的，是按每月付房租。当时的拆迁规定是按户口人头算的，无论你现有住房多大，一律都按户口本人头算，户口本上多少人就能分到多少平米，当时拆迁规定，每人九个平米。那时我们家的户口本上就剩下母亲一人，因为我们姐妹陆续都已结婚，户口也陆续的都签走了。

当时听拆迁办人说，新房的户型不可能有九个平米的，一人居住的住户只能重新分一间小的旧房。这样一来，母亲居住的房屋拆迁后很有可能就分不到新房。我们一听这话顿时就着急了，这怎么可能，一位接近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拆迁后居然分不到新房，还让她住没有水卫设施的旧房，这是绝对不行的。怎么办，后来我们想了想，只能求助于政府。

于是我们就给市委组织部写信，因为一个人居住的住户也不止我们一家。还有一位老红军的遗孀，就是前面提到的陈爷爷的老伴陈奶奶。市委组织部收到信后很重视，后来经过组织部研究讨论决定，一人居住的住户按两人分配住房。这样一来母亲的住房拆迁后可以顺利分到建筑面积大约二十八平米左右，厨、卫齐全的一居室新房了。虽然比我们原来住的小了点，但母亲一个人住也差不多够了。在拆迁的那段时间过度中，母亲在我们姐妹四家轮流住。大概有两年多左右的时间吧，拿到新房之后母亲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仍然一个人居住。前面提到的陈奶奶就住在母亲楼下，陈奶奶是一楼，母亲是二楼。

母亲身体一直很好，没什么大病，平时有点伤风感冒或者头疼脑热的也从不去医院。有时候我们说带她去医院看一下，她总是说不用，吃点药过几天就会好的。当时母亲虽然已经七十多岁，但个人的生活起居没有问题，当时母亲的生活补助从每月的几十快也慢慢地增加到了几百快，加上我们姐妹四个每月补贴给她的生活费总共也有好几百了，生活基本没有问题，我们时不时有空就去看她，有好吃的就给她带去。

（二十)衰老

日月如梭，岁月匆匆，时间如流水，逝去不回头。转眼间到了二零零四年，母亲已到了八十高龄。身体状况从以前的很好也慢慢的不如从前了。心脏、血压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大概在母亲八十一岁那年，有一天我去母亲那里，母亲对我说：“她今天有点不舒服，心跳的厉害，还有胸闷，有点喘不上气来。”我说：“那我们去医院看看吧，”母亲说好。我就和老大老三我们一起叫了一辆三轮车陪着母亲来到医院，医生看了看说：“老年人岁数大了还是住院治疗吧，”我们说：“好，那就住院吧。”

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母亲有些小毛小病的从来不去医院，也从未住过医院。这次，医生让住院治疗，那就住吧，各个方面检查一下也好。安常规的医学常理，根据母亲的病情应该安排在心血管科。但不知道是啥原因，那个医生把母亲送到了呼吸科，当时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心里在犯嘀咕。住院后经医生全面检查，该做的检查全都做了，身体的各项指标基本都还可以，就是心脏有点肥大，血压有点高，我们问医生要紧吗？医生说：“应该没什么问题，这都是老年人的常规病，毕竟岁数大了。”

在住院期间母亲每天打吊针，我们每天轮班陪着。有一天正好我在，母亲斜靠在病床上一边挂盐水一边在吃早点，突然手里的早点（馒头）掉地上了，我问母亲说：“怎么了？”把掉在地上的馒头捡起来。母亲呆在那里说：“我的手好像没感觉了。”啊，怎么回事？我问母亲，又赶紧动了动她的腿，问有没有感觉，母亲摇了摇头说没有。我一下子着急了，赶紧去叫护士，护士过来立刻把盐水停掉叫来了医生，我问医生怎么回事？医生没有回答，让我们马上去做脑部CT，我们赶紧找来了推床送母亲去做CT。说来也怪，就在去做CT的路上，母亲对我说，她的手好像有点感觉了。

经过CT对脑部的检查没发现新的异常，就是有一些老的斑块之类的痕迹。做完CT回到病房，医生把原来的盐水换掉了，又给母亲重新挂了一瓶，把原来的药也换掉了。后来我们又去问医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医生说是脑梗，当时我们不知道医生给母亲用的是什么药，我们也看不懂。突然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是用药的原因还是病人自身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后来也没再追问。

经过这次生病住院，出院后的母亲身体状况大不如从前，后来手和腿也慢慢地恢复了知觉。但是，终究没有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手脚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虽然还能走动，但有时候要扶着墙壁和凳子慢慢地走，她的左手手指头也没有以前灵活了。

从那以后，母亲的生活自理受到了一定限制，自己不能随意出去了，只能在家里慢慢地走动。这样一来，母亲的生活起居一日三餐，也就由我们姐妹几个轮班的负责。冬天还可以，荤菜素菜多买点放在家里，她自己能做，做一顿能吃上几天。可是到了夏天就不行了，母亲是个很怕热的人，一到夏天，人就喘不上气来。自己的一日三餐就顾不上来了，所以一到夏天我们几个就论着班地给她送饭，每年如此。

大概到了二零零七年，母亲八十四岁那年，有一天上午，大概八、九点钟，我买了菜去母亲那里。门关着，我用钥匙开进去，母亲睡在床上还没起来。我问母亲：“怎么了，今天怎么这么晚还没起床，不舒服吗？”母亲流着眼泪说：“我的半边身子没有知觉了，起不来了。”我脑子翁的一下，赶紧掀开被子，床上已经湿了一大片。这时，我大脑中的第一反应，母亲又一次中风了。我赶紧打电话通知老大和老三，同时也打了120急救电话。老大老三很快就赶来了，我们把母亲的湿裤子赶紧换下，擦干身体，换上干净的衣裤。没多久120急救车也来了，七手八脚把母亲抬上急救车送往医院。

经过医院的检查，母亲又一次脑梗，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始终没有恢复过来。医生说：“母亲岁数大了，又是多次脑梗，治是治不好了，只能回家慢慢养。”意思是已经没必要治了。医生让我们出院，既然医生这么说了，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出院。

出院后的母亲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们就在母亲的床边（中间隔了一张桌子）放了一张钢丝床，姐妹仨两天一换，白天晚上轮着班地照顾母亲。那时我们都已经退休和内退，老四还在上班，到休息日来换我们的班。

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二年多。在这二年多里，母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反反复复住了好几次医院，最后住进了南街的中医院。中医院里的病人基本都是老人，他们不会赶病号走，我们姐妹几个轮着班，在重症监护室里陪护，这二年多也是我们姐妹几个最辛苦的一段时间。

（二十一）生命的尽头

到了二零零九年八月中的某一天，凌晨两点左右，母亲走到了她人生的终点，永远离开了我们。把母亲料理好之后，第二天一早六点多，老大给小舅打了电话，告诉他母亲过世了。我不知道人的大脑是不是真的有第六感应（预感）。当小舅一大早看到来电显示的电话号码和区域范围（湖州）打来的。已经预感到了，一下子坐到床边呆了好长时间，这是小舅后来给母亲上坟时说的。

也许人真的会有第六感应，在母亲病重期间小舅经常打电话来问母亲身体好不好，也许他早已预感到了什么。我们一直都没告诉他母亲的病情，都说还可以，毕竟小舅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要是知道了，他一定会赶过来看母亲。在他们这代人里，母亲是他们兄弟姐妹之间的最后一位亲姐姐了，其他几个都已离世。小舅拿起话筒说，他要来见母亲最后一面，那几天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气温高达三十五度以上。而且，那时中医院的太平间是没有空调的，我们都受不了，那年小舅已七十三岁。

老大一听他们要过来，就劝他们不要来了，天那么热，路又那么远，你身体吃不消的。小舅说：“儿子陪他一起来，车票已经买好了。”老大说：“那也不行，天那么热，你这么大年纪，万一要是有个什么闪失，你让我们做晚辈的如何担待得起啊。”由于老大的一再劝阻,小舅也不再坚持了。后来把火车票退了，并关照我们叫我们帮他替母亲买个花圈，等来年给母亲来上坟，我们说好。这年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三十二年，母亲终年八十六岁。

母亲离世的第二年，大概三、四月份，小舅和舅妈还有他们的女婿开车送他们来给母亲上坟。我们姐妹几个陪同他们来到了父亲和母亲的坟前。这时的小舅望着墓碑上母亲的名字，在他生命中三十多年未见的亲姐姐，手足之情、血脉相连，如今已阴阳两隔，今生今世再也无法相见。在这一刻，这位七十四老人的情感再也控制不住了，一下子双膝跪在了母亲坟前嚎啕大哭，足足吓了我们一大跳。我们赶紧把他扶住，劝他节哀，保重身体。他们给母亲烧了纸钱（纸钱是他们自己带来的）叩拜了母亲，在母亲坟边的条凳上坐了一会，然后，我们陪同小舅他们回到了宾馆。

小舅他们大概住了三到四天左右，在这几天里，我们带他们到太湖的各个景点玩了一下，小舅感慨地说：“三十多年没来了，变了、一切都变了，路都不认识了。”我说：“是啊，三十多年了，城市变大了、楼房变高了、马路变宽了、桥变多了、城市也变的漂亮了，”小舅说：“是啊，变化真大。”办完事玩好之后，我们彼此相拥依依不舍地跟他们告了别，目送他们回程。

生命的旅途在不断前行，与顺其自然的方式迎来送别，生活的规律随着时代的变化，同时也在不断地改变原来的模式。岁月的离去，亲人离开的模样慢慢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和思念。可在一起生活过往的那段记忆，人间烟火，柴米油盐、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了一段永远也回不去的时光记忆。“年少不解其中意，读懂已是文中人！”……

后记

日月既往，不可复追，蓦然回首，才知岁月无声，生命无常。时间如流水般悄然滑过，每一刻都仿佛是一颗独特的珍珠，串联起我们生命的历程。过去的时光再不可拥有，只有回忆能印证生命的痕迹。光阴荏苒，岁月匆匆，不知不觉父亲离世已过去四十多年，母亲离世也过去了十多年。

四十多年的时光，让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曾经的低矮楼房，如今已被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所取代。街道也变得更加宽敞，车流如织，川流不息。曾经的狭窄小巷，如今已被繁华的商业街区所替代，各种品牌的店铺琳琅满目，吸引着无数消费者的目光。

四十多年的时光，让这座城市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它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繁荣、更加宜居。而我们作为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也将继续见证和参与它的变迁，共同书写着属于我们的城市篇章。

在时间的河流中，我们经历着生命的起伏与变迁，品味着人生的酸甜苦辣。从晨曦的微光到夜幕的深沉，从青春的热烈到暮年的宁静。我们在这条时间的长河中，既是过客，也是主角。用自己的生命和经历，编织属于自己的时间篇章。红樱桃、绿芭蕉、流光逝去容颜老，转眼间我们也过了耳顺之年。

四季的更迭，如同时间的指针，在无尽的循环中缓缓转动，标志着自然界一年又一年的变迁与重生。时代的轮回，不断推动着人类历史的车轮向前滚动。每一个季节，都承载着不同的意义与象征，映射出时代的变迁与社会的演进。随着四季的变换，历史的篇章一页一页翻过，人类社会经历了无数的变迁。春天的新生、夏天的热情、秋天的收获、冬天的沉淀。每个季节都在默默诉说着人类的故事，见证文明与发展的起起落落。

记忆，它是时间的馈赠，是岁月的痕迹；记忆，它不仅仅是过去的回顾，更是未来的启示；记忆是时间的见证者，它承载着我们一生的轨迹。每一次回首，都能从中找到那些已经消逝的日子。那些记忆，如同古老的照片，虽与褪色，却仍能让我们“回味无穷”倍感亲切与温暖。每个家庭都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故事，我们家也只是千万家庭中普普通通的一家。“百岁流光如过客，人生得闲且开襟。”最后同样用一首老歌的歌词作为此文的结束语。

“光阴一年一年在流转，我们一年一年在变老。翻看发黄的老照片，不变的是那纯真的笑脸。打开尘封的日记本，如烟的往事重现在眼前。时光带走了我们的青春，却留下了难忘的从前。岁月改变了我们的容颜，却改变不了那份深深的怀念。过去一天一天变遥远，回忆一点、一点在增添”……

此文完成于2024年1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