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

素华

2024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推动儒学及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故宫博物院、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览在故宫午门展厅展出。主题“大道之行”语出《礼记·礼运》篇，表达了儒家对建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美好社会秩序和道德风尚的追求，不仅是儒家“大同”社会理想的经典表述，也被不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理解和使命担当。 第一单元溯古寻儒 新石器时代，华夏先民进入文明时代，创立了以等级制度、祭祀制度为核心的早期礼制，并在夏商时期趋于成熟。西周初年，建立的以宗法制度为基础的道德秩序和礼乐制度，成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者所推崇的文化范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大动荡、大分裂的环境中提出各自的思想主张，极大地拓展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秦汉时期开启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序幕，汉武帝选择儒家思想作为官方正统思想，奠定了此后两千余年传统文化的基调。‍‍考古出土文物中所见最早的孔子形象——西汉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复制品）。衣镜由青铜镜、镜掩、镜框三部分构成。镜掩正面最上一栏左为孔子，右为颜回；中间一栏左为子赣（子贡），右为子路；最下一栏左为子羽，右为子夏。图像两侧墨书内容为相应人物传记。将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绘制于日常所用器物上，反映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地位的上升。 ▲孔子衣镜（复制品）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江西省南昌市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开启礼乐文明先声的贾湖骨笛。此件骨笛系鹤类尺骨制成。贾湖骨笛的出土，说明在9000年之前的中原地区已开始绽放音乐文明的曙光，为后世儒家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骨笛距今约9000年 1986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夏商周时期，鼎作力重要礼器，逐渐演变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下为郑州商代王都首次发现的白陶鼎，其形制应出自对青铜礼器的模仿，并反映早期不同文化的技术交流。 ▲白陶鼎商（公元 1600～前1046年） 2021年河南郑州商城书院街墓地出土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此套组玉佩为西周时期晋靖侯所用。西周时期，玉器成为舆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后世儒家经典《周礼》等记载的重点内容。 ▲五联璜玉组佩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1994年山西省曲沃北赵晋侯墓地M91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青玉龙纹璧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故宫博物院藏‍‍反映周人禁酒制度的宝鸡石鼓山兽面纹铜禁。西周铜禁共发现三套，此系唯一科学考古出土品。禁为承放酒器的器具，出现于西周，其得名可能与周人禁酒有关。商代因酒亡国，周人引以为戒，实行禁酒政策。武王灭商后，周公发布禁酒令《酒诰（gào）》，文中有“无彝酒”“饮惟祀”之语，意思是不要经常饮酒，只有祭祀时才可以饮酒。以“酒戒”所代表的修身律己精神，成为儒家“克己复礼”道德观念的重要渊源。 ▲兽面纹铜禁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商周墓地3号墓出土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格伯簋传世共4件，铭文记录了西周中期的一次土地买卖，并记述了定立合约的全过程，反映了西周政治与法律制度的运作情况。铭文中“格伯”，近年由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证实即是“霸伯”，为霸国国君。 ▲格伯簋（音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故宫博物院藏 ▲蟠螭纹镈（音伯）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故宫博物院藏‍‍上古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相互交融，逐渐形成“重瓣花朵”式的文明格局，孕育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基本底色。早期陶器特定的礼制组合模式，在龙山文化中业已存在，成为夏商周三代礼器发展的重要渊源。 ▲玉玦（音决）新石器时代兴隆洼文化（约公元前6000～前5000年）故宫博物院藏‍‍陶罐器身遍施红衣，肩颈结合部有四处两两对应的白彩短线组合。其中一组与后世的卦符“豫”卦相似，为探讨儒家经典《周易》的形成提供了崭新而重要的线索。同出陶罐内多发现霉菌、酵母和具有发酵损伤特征的稻米、薏米、块根等植物淀粉粒，证明曾用于储酒，这也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酒器。 ▲符号陶罐新石器时代上山文化（约公元前8000～前6500年）浙江省义乌市桥头村遗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白陶鬶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300～前1800年）故宫博物院藏、红陶鬶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约公元前4000～前2300年）故宫博物院藏 ▲红陶人面像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前2800年） 1967年甘肃省天水市柴家坪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彩陶罐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200年）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人首肖家屋脊文化（约公元前2200～前1800年）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神祖像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约公元前4500～前3000年）故宫博物院藏 ▲青玉人兽神像肖家屋脊文化（约公元前2200～前1800年）故宫博物院藏 ▲玉璧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100～前2300年）故宫博物院藏‍‍从原始社会至商周时期，礼乐文明既有传承，又有调整变化，即孔子所谓三代损益。先民对天神的崇拜，对巫觋文化的热衷，在商周鼎革之后，逐渐转变对祖先的尊崇，对天命、道德的关注，趋于人文理性化。中华文明的统一、包容、和平等诸多特性，亦在此时臻于成熟，并成为儒家所推崇的基本价值观。 ▲青铜兽面纹钺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故宫博物院藏 ▲白陶壶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故宫博物院藏 ▲刻辞龟甲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故宫博物院藏 ▲册方斝（音甲）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故宫博物院藏‍‍商周酒器的具体功能与使用方式，随着考古发现得以不断明晰。所谓“觚”，系宋人定名，学界长期沿用。今据西周内史亳觚，可知其自名本为“同”，且与祼（音灌）礼相关。河南洛阳北窑西周早期墓反映，漆“同”与玉柄形器“瓒”配套使用。浙江遂昌好川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漆觚及棍状物组合，证实这种器物制度应滥觞于新石器时代，三代古礼源远流长。 ▲左侧为受觚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故宫博物院藏 ▲玉龙凤纹柄形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故宫博物院藏‍‍青铜跪坐人像具有强烈的古蜀文明特色。商代甲骨卜辞中有“蜀”“羌”等，学者多认为与古蜀文明有关。 ▲青铜跪坐人像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喇叭形座顶上用补铸法铸有一跪坐人像，人像头部顶尊。尊是殷商常见青铜酒器，可证古蜀文明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青铜跪坐顶尊人像商（公元前1600～前1046年） 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器壁内铸铭“鲁侯作觞，鬯觞，用尊用盟。”鲁侯即鲁公。西周初年，周公受封鲁国，但为辅佐成王，周公长期驻在洛邑，由其子伯禽代就封，此为鲁国国君之始。因周公功勋卓著，成王特许鲁国世世代代以天子之礼乐祭祀周公，造就了鲁国浓厚的礼乐文化氛围，时人谓“周礼尽在鲁”。 ▲鲁侯爵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故宫博物院藏‍‍神鸟纹方座簋将商式鸟纹的喙由方折变为浑圆，头上的凸齿冠变成波曲冠，削弱了凶悍之感。方座簋的器型也从未见于商墓，应为新生文化因素。 ▲神鸟纹方座簋（音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2012年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商周墓地3号墓出土宝鸡市渭滨区博物馆藏‍‍圆体四耳簋，甚为罕见。作器者荣，多见于西周铜器策命金文，是周王室的重臣。此簋铭文提及“王休赐厥臣父荣瓒、王祼（guàn)、贝百朋”等，表明做器者是王的叔父及朝臣，故称“臣父荣”。 ▲荣簋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故宫博物院藏 ▲敔（音宇）簋（音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 1990年河南省平顶山市应国墓地M95出土河南博物院藏‍‍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雄，西周建立的礼乐制度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国历史也随之进入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孔子以复兴“周礼”为已任，寄希望以传统礼乐制度重塑社会秩序，并采取“以仁释礼”的方法，建立了一套与人之本性联系紧密、涵盖丰富的思想道德体系。秦汉天下一统，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汉武帝时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器自名为“铺”。器、盖对铭，从铭文内容可知其为鲁国大司徒厚氏元用器。孔子曾任鲁国大司寇，此器与之年代相当。 ▲鲁大司徒铺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 1932年山东省曲阜市林前村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陈子匜（音仪）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故宫博物院藏‍‍戈援两面有八字铭文：“邗王是野，作为元用。”学者考据认为“邗王是野”即吴王夫差，此戈为吴国灭邗后制作。 ▲邗（音韩）王是野戈春秋（公元前770～前476年）故宫博物院藏 ▲青铜宴乐攻战渔猎纹壶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故宫博物院藏‍‍故宫博物院藏有楚王酓前簠三件，均出自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器口铭文12字：“楚王酓前乍铸金簠，以供岁尝。”。器底分别有铭文“乙”“辛”“戊寅”，为记录编号。三件楚王酓前簠的铭文、形制，与近年安徽淮南武王墩出土铜簠几乎完全一致。学者多认为“酓前”是传世文献中的“熊元”或“熊完”，即楚考烈王。 ▲楚王酓（音演）前簠（fǔ）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 1933年安徽省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辟大夫虎符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故宫博物院藏 ▲秦始皇诏铁权秦（公元前221年～前207年）甘肃省博物馆藏 ▲“汉并天下”铭文瓦当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故宫博物院藏 第二单元化成天下 儒家文化的核心，关乎天下，求诸内心。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以建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膝的“大同”社会为理想。儒家对美好社会秋序和道德风尚的追求，被不断赋子新的时代内涵，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理解和使命担当。‍‍历代学者著书立说，传道授业；儒家典籍传承有绪，经久不衰。先哲时贤，人文荟萃，践行并弘扬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与社会风尚。经历了两汉经学兴盛、魏晋南北朝玄学流行、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发展、清代朴学繁荣等不同阶段，儒家思想始终绵延相继，又不断应物变化，焕发出新的生机。 图绘孔子端坐于苍松、杏树之下授业解惑，面前一弟子拱立聆听，三弟子侍立，另有十六名弟子沿山路而来。孔子倡导“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 ▲孔子讲学图轴（局部）明（1368～1644年）孔子博物馆藏‍‍先秦儒学是儒家思想的起源和形成阶段。春秋末年，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倡导“仁”与“礼”，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孟子以“仁义”游说诸侯，苟子强调“礼法”并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广泛传播。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西汉中期以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相继发展。东汉时期，郑玄广采众说，将今古文经学融会为一。 魏晋时期，玄学家既熟捻儒家经典，又倾心老庄之学，在“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中开拓出复杂多变的玄学。 隋唐儒释道并立，三者既各自发展又相互影响。韩愈确立儒学道统的传承谱系。 朱熹，字元晦，号啄庵，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南宋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理学集大成者。此二札为朱熹中年所书，笔法遒劲精简，风格深沉古雅。 ▲朱熹上时宰二札卷（局部）南宋（1127~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顾炎武，苏州昆山人，提倡学以经世，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此札为顾炎武抄录隋代哲学家王通语。 ▲顾炎武书札卷清（1644~1911年）故宫博物院藏 ▲熹平石经《尚书》东汉（25～220年）山东博物馆藏‍‍儒家以修身为本，讲求以良知的自觉来孕育君子之德，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要求；注重对个人性情的涵养，达到平和、宁静、豁达的精神境界。儒家将加强自身修养、完善自身人格视作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礼记正义》南宋绍熙三年（1192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宋元递修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儒家用玉比拟君子之德。《礼记•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聘义》记子贡问孔子，为何“君子贵玉”？孔子回答“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以玉有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等多种美好品质。玉也成为儒家文化中君子之德的象征。‍‍木盒题有“含章比德”四字隶书。玉圭刻乾隆帝《咏汉玉斧佩》：‍ 玉德具温润，斧形寓决戕。 佩兼古西董，用协此柔刚。 中蕴脂羊白，外彰蒸栗黄。‍ 周欤将汉也，世代卒难详。 ▲玉圭二里头文化（约公元前1800～前1500年）故宫博物院藏 ▲青白玉三友图花插明（1368～1644年）故宫博物院藏‍‍下页取自“濂溪爱莲”的典故，濂溪即北宋文学家、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名作《爱莲说》借莲花自喻洁身自爱、清雅高贵的君子品质。 ▲王树穀人物图册•爱莲清（1644~1911年）故宫博物院藏 ▲黑釉“仁义礼智”铭枕宋（960~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儒家强调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始终关心社会现实，倡导积极人世，谋求“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无数仁人志士，以天下兴亡为已任，励精图治，经邦济世，不仅为后世树立了道德楷模和行为典范，也激发了人们追求高尚道德品质和伟大理想的热情。‍‍诸葛亮《出师表》系北上伐魏时给后主刘禅的上表，行文恳切委婉，文天祥称其“鬼神泣壮烈”，体现了儒家理想中的恪忠品格，成为后世书法家屡为书写的名篇。 ▲赵孟頫出师表卷（局部）元（1271〜1368年）故宫博物院藏‍‍唐大历九年（774年）三月，时任湖州刺史的颜真卿在竹山堂与李萼、陆羽、释皎然等人聚会，并连句作诗。此册为南宋御府旧藏，传为颜真卿墨迹。颜真卿作为唐代名臣，后世评价极高，被称为“极忠不避难，临难不违义”，是儒家忠义人格的代表人物。颜真卿书法雄伟刚劲、开张博大，被认为是其精忠大节的体现。 ▲颜真卿竹山堂连句册唐大历九年（774年）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修像轴明（1368～1644年）故宫博物院藏‍‍儒家“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以民众福祉为根本，主张以德化民，推行仁政，实现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儒家将“孝”视作民众道德的基石，推崇尊老敬长、各序其宜等价值理念，以构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社会。“天下为公”既是中国大一统政治传统的精神支撑，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理念。 ▼铜鸠杖首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故宫博物院藏 木简出土时悬挂于鸠杖之上，是反映汉代尊老养老制度的重要史料。简文内容包括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幼伯受王杖事，西汉建始二年（前31年）九月颁布的“年七十受王杖”诏书，以及和平元年（前28年）一位叫吴赏的下层官吏触犯朝廷养老律令，命随从殴打持有鸠杖的老者而受到严厉惩处的案例。 ▲王杖十简东汉（25～220年） 195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磨咀子18号汉墓甘肃省博物馆‍藏 ▲寿山石双兽钮“亲贤爱民”印清雍正（1723~1735年）故宫博物院藏‍‍《视学》是我国第一本透视学专著。该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阐明了西方绘画原理，并以之应用于中国器物、建筑的绘画。从明代晚期徐光启等人对透视与明暗的讨论，到透视画法在清代宫延画中的应用及相关专著的刊布，反映了宫延与民间对西方科学的吸收与学习，也是对宋明理学“格物致知”理念的应用实践。 此器造型源自西亚地区的黄铜制品。在年希尧所著关于线性透视法的几何学原则论著《视学》中，绘有同类器物。雍正年间，年希尧曾负责淮安关务，并遥领景德镇御窑陶务。《视学》中严谨规范的透视原则，应对其督理下的御窑器物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青花缠枝花纹带流瓶清雍正（1723~1735年）故宫博物院藏 ▲紫檀木边画玻璃西洋人物风景图挂屏清（1644~1911年）故宫博物院藏‍‍此镜九字铭文：“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荣启奇即荣启期，为春秋隐士。二人问答故事典出《列子•天瑞》，记录了荣启期与孔子谈“人生三乐”。其故事的流传，体现了时人对孔子思想兼容并包的理解。 ▲“荣启奇问曰答孔夫子”铭葵式镜唐（618~907年）故宫博物院藏‍‍下图为《历代名笔集胜册》之一，绘三人于松荫下各持书卷，背景泉石云雾，颇似世外景象。三人一着儒装，一服僧袍，一作道家采药人打扮，为三教论道题材。 ▲松荫谈道图页宋（960~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松荫谈道图页换展之后，展出梁楷三高游赏图页。下图为《宋人名流集藻册》之一，上题乾隆帝御制诗，有“粉本疑从陆仲仁”句。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载陆仲仁曾画王義之、高僧支道林、道士许迈三人为“三高图”。或说此图内容为表现僧人慧远、道士陆修静及陶渊明交往的“虎溪三笑”。无论何者，其主题均反映儒家与佛、道二家的交流与融合。 ▲（传）梁楷三高游赏图页宋（960~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笔筒外壁以青花书《后赤壁赋》，并绘一儒一僧一道泛舟江上，围桌品茗，儒士打扮者应为苏轼，另有佛印与黄庭坚，分别象征释与道。 ▲青花题《后赤壁赋》笔筒清雍正（1723~1735年）故宫博物院藏‍‍儒家文化博采众长，善于吸收其他思想流派的精华，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在汉代，儒家与阴阳家等思想结合，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宋明时期，又吸收佛道思想，发展出理学和心学。儒家文化兼容并包，能够接纳不同地域文化的优势，使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强大的生命力。‍‍画像石从上往下包含“泗水捞鼎”“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等画面。其中“孔子见老子”图，老子在右，孔子在左，其间为神童项橐（音驼）。这不仅是两位学者的历史会面，更体现了儒道思想的交流与沟通，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泗水捞鼎”“孔子见老子”“周公辅成王”画像石东汉（25～220年）山东博物馆藏‍‍下图绘伏生授经故事。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和百家书籍，博士伏生冒险将所习《尚书》藏于屋壁之中。汉文帝时，《尚书》濒临失传，朝廷派大臣晁错向伏生求问。伏生以九十岁高龄口授《尚书》二十八篇，使得这一重要儒家经典传承接续。‍‍画面中一位老者匍匐于几案上，他身披薄纱，盘坐蒲团，枯瘦的左手以肘部紧紧撑住案几，右臂缘案伸出，握着一轴纸卷，似乎费力地说着什么。这位老人是济南人名伏生，生于战国时期，为秦博士。 ▲（传）王维伏生授经图卷（局部）唐（618～907年）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此卷前有南宋高宗题“王维写济南伏生”及多位名家题跋，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王维作品。此图因富有感染力的故事主题、超逸的艺术水平和传奇的作者身份，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崇高地位。 如果伏生没有冒死将《尚书》保存，或者没有活到九十多岁的高龄，能等到国家重视儒家经典的年代，那么《尚书》之学或许就此失传。中华上古的很大一部分的历史，或许就因此毁灭。中国历史的轨迹，可能会有很大不同。 ▲卷后刘墉题跋‍‍伏生授经图卷换展之后，展出孔子弟子像卷。图以分段工笔设色的形式描绘孔子及颜回、闵子骞等三十六名孔子弟子，皆有榜题。孔子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从学弟子甚多。《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仲尼弟子列传》则说“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后世逐渐固定为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人的说法。唐代以孔子七十二弟子从祀孔庙，而以颜回、闵子骞等“十哲”居前。此卷前段排序，大致与唐代“十哲”相符。 ▲孔子弟子像卷（局部）宋（960~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 ▲孔子弟子像卷（局部）宋（960~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 ▲孔子弟子像卷（局部）宋（960~1279年）故宫博物院藏 ▲卷后王穉登题跋 第三单元万世师表 孔子被后世奉为万世师表。他的道德准则与好学精神，垂范后世；他的教育理念和方法，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倡导的礼仪、秋序，对维护国家稳定意义深远。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中国文化的走向，也对亚洲乃至世界产生积极作用。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有益启迪。 “宫学”指为皇族子弟设立的学校。元代宫学主修经学和史学，入学者多是勋旧贵戚的年幼子弟，教学人员学识渊博。周伯琦曾任教于宫学，所书《宫学箴》是对学生的告诚之言。 ▲▼周伯琦宫学、国史二箴卷元（1271〜1368年）故宫博物院藏 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中，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哥白尼、牛顿、达尔文、培根、阿奎那、伏尔泰、康德共同当选，其中孔子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耶律羽之为辽太祖阿保机的堂弟，曾担任契丹东丹国左相。此壶以孝子图为装饰，侧面反映了他深受孝道现念影响。 ▲孝子图鎏金银壶辽（907～1125年） 1992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内象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藏‍‍中国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西周时期，贵族教育制度已较为成熟。孔子推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基础。两千余年来，人们怀着崇仰之情纪念孔子，以庄重之礼祭祀孔子，传承着尊师重教、慎终追远的儒家文化传统。 ▲孔子像轴明（1368～1644年）故宫博物院藏‍‍为教导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辑历代帝王贤愚故事，配以图文，编纂成册，是为《帝鉴图说》。此书也受清宫重视，是皇子的启蒙教材之一。 ▲《帝鉴图说》明张居正等编明万历元年（1573年）经厂刻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为皇帝讲书而设的御前讲席有经筵和日讲两种形式。此画描绘的是万历十三年（1585年）文华殿经筵的场景，正中端坐的是万历皇帝，书案前站立的是经筵讲官徐显卿。 ▲余士、吴钺徐显卿宦迹图册•经筵进讲（局部）明（1368～1644年）故宫博物院藏‍‍屏心浮雕芦苇丛及螃蟹三只，左上角篆书题刻“天开黄甲”。螃蟹有甲，芦苇谐音“胪”，取意“三甲传胪”。 ▲三甲传胪图插屏清（1644～1911年）故宫博物院藏‍‍汉高祖刘邦路过曲阜，以太牢祭祀孔子，为帝王祭孔之始。此后，祭孔地点从阙里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由唐至清，祭祀礼制日趋成熟，对所用祭器和祭品的种类、数量均有明确要求，反映了世人对儒学的尊崇以及对孔子的缅怀。‍‍此组仿古铜器出土于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文庙附近的一处宋代铜器窖藏，包括爵、鼎、簋、尊、觥、勺等器。爵上有“州学祭器”铭文，爵、勺可与《释奠仪图》所列礼器图式对照。 ▲文庙祭器南宋（1127 ~ 1279年）武义县博物馆藏‍‍明正德时期孔庙祭器残毁，兖州知府罗凤新铸一批并用于阙里孔庙祭祀。此套纪年祭器均为仿古造型，与明弘治时期陈镐撰《阙里志》中所绘一致。 ▲“正德丁丑”铭孔庙祭器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孔子博物馆藏‍‍孔子后裔得封衍圣公，始自宋仁宗时期。清顺治元年（1644年）规定衍圣公袭封由督抚代为奏请，吏部具题，长子承袭。康熙时期颁布银印，乾隆时期提高制式等级，以示尊崇。此印为孔子第七十一代嫡孙孔昭焕所执。 ▲银柱钮“袭封衍圣公印” 乾隆十四年（1749年）故宫博物院藏‍‍儒家思想恢宏广博，对维护国家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稳定发展的社会状态，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程中，各民族对儒家思想的学习与接受，不断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内向凝聚，使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古圣贤像传略》刘秉忠像清顾沅辑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故宫博物院藏‍‍刘秉忠（1216~1274年），金元时期邢州（今河北邢台）人，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臣，是创立元朝、设计两都（上都和大都）、裁定典章的关键人物。此碑原立于河北省邢台市贾村刘秉忠家族墓地。 ▲刘秉忠碑邢台郭守敬纪念馆藏‍‍“至元”是元世祖年号，取周易“至哉坤元”之义。此为元代较为流行的铜镜类型，风格厚重华贵，是元代多种文化交流并存的结晶。 ▲“至元四年”双龙纹镜元至元四年（1267年）故宫博物院藏‍‍元朝建立后，重用儒士，推行儒学，尊崇孔子。元武宗时，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宋代的基础上增加了“大成”二字，将其封号提升到新高度。 孔尚任是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康熙帝在南巡回銮途中，专程至曲阜孔庙拜谒，孔尚任为之引驾并讲《大学》和《中庸》。 ▲孔尚任引驾图轴清（1644～1911年）孔子博物馆藏‍‍清代初期非常重视儒家典籍的翻译，和素与其父阿什坦都是著名的翻译家。其父曾翻译《大学》《中庸》《孝经》等儒家经典，和素则校译《孝经》，并翻译有《左传》《资治通鉴纲目》等。和素还是清代满文辞典《御制清文鉴》的主编之一，为满语的学习、交流和翻译提供了便利。 ▲和素像轴（局部）清（1644～1911年）故宫博物院藏 ▲《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清蒋维乔、庄俞编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府精写满蒙汉合璧本故宫博物院藏‍‍儒家文化以超越时代、地域、民族的力量，塑造了古代东方的精神世界。日本、韩国、越南等地的孔庙至今仍受到保护与重视，成为儒家思想深刻影响东亚、东南亚地区的历史见证。儒家文化更越岭渡洋，为西方启蒙运动注入重要的思想灵感，为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供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思想诞生于中华大地，在人类文明浩瀚星空中熠熠生辉，光照四海。‍‍碑文由崔致远撰并书，开篇有“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句。崔致远（857年～？），新罗国人，十二岁入唐求学，学成归国。他被朝鲜、韩国学术界尊为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 ▲明拓新罗国真鉴禅师碑册刻石年代：新罗郑康王二年（887年）故宫博物院藏‍‍此屏由“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扇组成。20世纪初，韩国屏风逐渐从屏蔽性强的功能家具演变为装饰物品，兼具寄予美好祝愿之功用。此屏风图文结合，将儒家思想作为主题绘于其上，充分体现对儒家立化的继承与重视。 ▲文字图屏风 20世纪初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藏‍‍《琉球土语》是一部以汉语标音的汉语琉球语双语词典，分天文、地理、时令、人物、身体、衣服、饮食、器用、宫室、草木、鸟兽等门类。 ▲《琉球土语》清西域馆编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内府精写本故宫博物院藏‍‍1687年，从中国归来的传教士在法国巴黎出版拉丁文版《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此书是首部欧洲语言译本儒家经典，对西方了解孔子、了解中国具有重要作用。书中的孔子像是根据从中国带回的孔子肖像刻印而成。 “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共有380件（组）展品，其中部分展品按照规定时间撤换成其他展品，要想看全至少需要进宫三次。了解儒家文化，值得一次又一次走进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