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汪塘边》

宝珍亚

《大汪塘边》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凡是就读过临泽小学的学生，对“大汪田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大汪田边”，原来指的是临泽镇西面的一大片水汪田及周边，约十几亩地，以种植茨菇、荸荠、茭白、水芹菜等水作物为主。后因古镇向西扩展，在大汪田的西边建了小学，把原有的大汪田改造成了大汪塘。开挖出来的土方堆积在临泽小学操场的西面，形成了一长溜高高的土堆，成了种植宝地。记得在这个土堆上种出来的山芋、萝卜大多数都有好几斤重。可以说是种什么成什么，就连种下的几十棵养蚕的桑树，叶子长出来也是又肥又亮。原因是从水汪田里挖岀来的泥土，尽是肥土。

自从大汪田变成了大汪塘以后，临泽人一直都将大汪田边和大汪塘边混淆在一起，纠结不已。时间久了，干脆用临泽方言把它给读白了，成了“大汪头边”。所谓的“大汪头边”，在我的认知中，其实就是一个大池塘，水面比足球场还大，就在临泽小学的大门前面。

当年的“大汪头边”还是有风景的，汪塘四周尽是姿态各异的柳树，垂柳倒映在水中，柳条柳叶随风摇摆，颇有几分诗意。得闲功夫的人，可以绕着大汪塘散步，到了夜晚，繁星满天，“亮月子”落在水里，看起来比天上的月亮还要清楚。

夏日里，大汪塘中冒出了很多荷叶和菱角，在荷花绽放的时节，菱角也在悄悄地开花，虽然没有荷花那么显眼，但细看也很漂亮，白色的花瓣，鹅黄色的花蕊。清晨，水面上时常会飘浮起一层薄雾，蒸气中不时地有鱼儿跃出水面。有一种比麻雀还小的水鸟，不停地俯贴着水面飞来飞去。

大汪塘的东面是古镇的居民区，往里走不远处是派出所，穿过派出所，再过几条小巷子就到了文化站广场。属临泽镇的中心地，这一带住着我众多的良师益友，其中潘建奇、龚定煜的家离文化站最近，仅几步之差；殷作安、孙树伟、殷锋、成实、成勇的家到文化站也就百十来步；就连房林、姜文定和许伟忠的家步行到文化站也就五分钟的距离，这么多文化名人都是从临泽文化站广场附近走出来的，不能不说是临泽镇的传奇。

从文化站广场再向西走，就回到了大汪塘的北岸。临泽镇的三街九巷都是相通的，转来转去，都是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人。临泽人习惯称自己是“街上”的人，招呼周边四邻八乡的人来临泽镇，叫“上来啦？”农村人称自己到镇上来，叫“上街”。由此可见，临泽镇是个商业发达的古镇，这里的人喜欢把镇上称之为“街上”，从骨子里透着一种繁荣的市井气息。

大汪塘的水看上去是不流动的，但大汪塘的水是干净的。东岸边有几个生活小码头，供附近的人家在这里洗菜、淘米、洗衣服，透着浓浓的烟火气。从一些老人的口中得知，大汪塘里有个秘密，开挖池塘的时候，有心人在塘中间不同的位置打了几口暗井，这些井都是活井，常年不断地有地下水涌出。在大汪塘的西南角上有一个调节水位的水闸，连接供销社后面的排水沟，通往小汪塘至西河边。如果雨下大了，多余的水就会从闸门流出去，久不下雨的时候，汪塘里的几口暗井就会往塘中补水，确保大汪塘的水质和水位。如此巧妙地构建，形成了一个自动控制的水循环，从中可以体会到前人留给后人的礼物，往往都是看不见的智慧。

围绕着大汪塘，每天放学后都有几个小孩蹲在岸边钓鱼，因为是野钓，又没有专业钓具，每次只能钓几条小鱼喂猫。后来，有人划着杀猪的大木桶在塘中放网捕鱼，把原本安静的水面弄的乱糟糟的。还有那些冬天穿着皮衣的捕鱼人来塘里摸鱼，他们先用木棍在水面上奋力敲打，鱼在水下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不敢动弹，然后就被徒手摸了上来，本来清澈干净的汪塘被搅得稀混，这种摸鱼的方式简单粗暴，显然是大煞风景。后来，周边的居民只要见到这些人来塘里捕鱼，就会毫不留情地上前加以制止。

说来也很奇怪，大汪塘这么大的水面，多年以来，鲜有人溺水，曾经有人在大汪塘里寻过短见，但很难成功。说是每次当人快失去意识下沉的时候，水下就会有东西把他们托了上来。当然这只是被淹了半死的人告诉大家的，真假难辨。不管怎样，人活下来就好，应该感恩菩萨带给临泽人的福气！但菩萨也有疏忽的时候，听说在汪塘的东南角上有一位年轻女教师还是被带走了。

临泽人从不避讳大汪塘的水深水浅，每年的七夕，都会聚集不少看晚霞的有心人。当年在大汪塘的东岸是看七月巧云的最佳位置，姑娘们比着吃菱角，比穿针引线，看牛郎织女在鹊桥相会！心怀美好的向往和祝福，目送着太阳从学校的西边渐渐落下……。黄昏中临泽小学，在晚霞的映衬下成了一幅夕阳剪影画，水中的倒影洋溢着一种奇幻的温馨。

临泽小学建于清代晚期，全名叫丽泽初等小学堂，第一任校长是叶其蓁，他是宣统时期的举人，但不入仕，坚持回乡办学堂。校址设在大士庙的西院，那个校区一直保留到我上小学的时候。（大约是1968年）“大汪头边”的临泽小学没有一、二年级，我是三年级才转到这边来的。那时临泽小学的全名叫临泽中心小学，校长是颜须仁，应该是历任校长中任职时间较长的一位。颜校长就住在大汪头边的东北角上，是个白色山墙的大房子。他很会端着校长的架子，中等偏高的身材，略显富态，一身的米灰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为人比较圆滑。

我一、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叫高安群，她是临泽镇的老姑娘，终生未婚，比一般人胖一些，大眼晴，大嗓门，卷发，主教语文。上课时手中带着戒尺，但学生们并不怕她，原因是她在课堂上老是忍不住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陆建明同学总能把她逗笑了。因为学生不怕她，所以她上课才需要带着戒尺，刚用戒尺打完学生又忍不住笑。教算术的大吴老师就不用带戒尺，因为她很严肃，天生的不会笑，所以学生们都怕她。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逻辑关系。

清末民初，临泽小学的第四任校长是韦子廉，韦子廉的爷爷韦伯森是晚清著名诗人。临泽人称他为大先生，著有《菱川竹枝词》《秦邮竹枝词》两本各百首诗集，有“独步江淮之誉”！韦子廉原名韦鹤琴，字潜道人，曾教过大作家汪曾祺先生桐城派古文和古代书法，被汪曾祺尊称为“江湖遍地一纯儒”。我早年无意中曾收藏了一方鹤琴、潜道人刻的闲章，篆刻水平相当不错，我一直将此印保存至今。韦子廉不但是临泽小学的校长，而且是游走四方的古文学教育家，是位了不起的人物。

颜须仁校长在文革后期还是未能幸免被时代冲击的命运，大约在我读四年级的上半学期，这位临泽小学的校长终于靠边站了。接替他工作的是女政治老师左国卿，个子不高，标志性的齐耳短发，她属于那种不太自然的女政工干部，显得有点生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能硬着头皮让学校可以正常开课，勉强说得过去。不过最终组织上并没有正式任命她的校长职务，她在学校负责人的位置上约半年左右的时间，评价是无功、无过、无作为。

我在临泽小学读四年级的时候，赶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时期，“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正值深入人心。我们临泽小学也附和国内国际形势作出了全力的对应，每天在教室里挖防空洞，至于为什么要挖防空洞？连学校负责人也说不明白。按字面上的理解是挖地窖、存粮食，粮食存多了还不做超级大国的意思。后来，在一次体育课上，体育老师刘劲松向我们具体讲了为什么要深挖洞的重要性。他说苏修在我国边境地区屯兵百万，并在珍宝岛和我解放军打了一仗，结果是苏修打败了。解放军俘获了不少苏联士兵，发现这些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口袋里只有几个土豆。但是苏修有原子弹，他们可能会向我们临泽这样的鱼米之乡进行空中打击。我们现在必须要挖地道，一方面是为了防原子弹，另一方面在地道里多存粮食，用以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同学们这回算是听懂了，但也害怕了，这就意味着如果发生了核战争，我们都要转入到地下生活几年。于是大家增添了挖地道的动力，体育课全力挖地道，课余时间也挖地道。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们四（一）班终于和四（二）班挖通了！隔壁班的同学从地道里爬过来的时候，全班欢呼雀跃……，隔壁班也在欢呼，就像红军长征在延安会师一样的开心！

“大汪头边”的小学广场曾经经历过一次很大的“破四旧”运动，运动来得很凶，把临泽镇所有的寺庙、道观和尼姑庵里的菩萨以及各种宗教物件全部都抄出来，拉到了小学广场，堆成几座小山，一把火烧了好几天，弄得整个临泽镇都乌烟瘴气，大街小巷的地上都散落了各种佛珠和佛教饰品。这次破四旧运动进行得很彻底，就连普通人家里供奉的一些东西也都集中到这里被烧了。毫不夸张地说，光是大小菩萨雕塑就有上百尊，其它的物品不计其数。镇上的救火队还来做了消防演习，他们手提着油壶火把、钢叉和钯子，抬着救火桶，围着大汪塘走了好几圈，火把倒映在水中，伴随着救火桶叮叮铛铛的响声，令人汗毛倒竖。那天没风，但等大火烧起来以后，就来风了，滚烫的气旋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我们不敢靠近，怕被气旋吸到火里，只能站在远处看着。不一会儿，火堆里传来了劈劈啪啪的声音，有时候还有炸裂的爆破声。随后是一阵阵清香扑鼻而来，应该是那些大菩萨乘火供回天上了……！有些上岁数的念佛之人一边流泪，一边嘴里轻轻地念“阿弥陀佛”。他们怕被别人看见，就偷偷地躲在角落里叹气念经。那么多的菩萨像被烧，不要说是信佛的人伤心，就连我们这些小孩子看了也觉得不是件好事，真是太疯狂了，这是我童年时期见到过的最不好的事情。可是那些参与“破四旧”的积极分子，个个都显得亢奋不已，似乎已经不受理性的控制。就像是被压抑了太久的病人一样，这种盲从跟风的效应，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病。不过在这次“破四旧”运动中，他们拿菩萨出气……，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小学广场是开放式的，周末会在这里放露天电影，那时候的电影，除了样板戏之外，就是《新闻简报》。后来政治风向略有转变，电影内容也慢慢地丰富了起来，经常可以看到几个友好国家的电影。当时有个顺口溜总结得很精辟：“越南的电影飞机大炮；罗马尼亚的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的电影哭哭笑笑；中国的电影是新闻简报。”尽管如此，比起每天背语录，跳忠字舞，临泽人的文艺生活还是有了一些改善。随着《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三大电影的公映，文化传播的风向进入了新的阶段。《英雄儿女》、《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电影也开始陆续上映，生活中开始出现了新的话题。特别是《列宁在1918》的电影里出现了芭蕾舞《天鹅湖》的镜头，令半大小子们第一次认识到了女性身体的美妙。大家在下午就扛着板凳去小学广场占位置，孩子们都喜欢把凳子放在放影机旁。等到电影开放前试镜头，他们就争先恐后地用双手做出各种剪影象形动态，不少来晚了的观众，只好坐在银幕的背面。

时间来到了七十年代，《闪闪的红星》和《春苖》等众多电影如雨后春笋一样的出现，令人目不暇接，一些文艺团体经常到临泽老大礼堂演出，就连文化站展厅也摆开了评话书场。临泽镇的社会生活开始向多样化转变。各种流动摊贩也公开地进入了露天电影的现场，虽然只是几分钱的小生意，但本质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萌芽，是改革开放的星火。临泽镇的头头们开始坐不住了，计划在大汪塘边北岸建一个大会堂，这样既满足了各类大型会议的需求，更适用于各类文艺演出，同时还能解决常年在露天看电影的不便，并尝试售票创收。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好事情的快速发展总是会让一些当局者迷失方向，结果是大会堂还没有开工，他们就决定先把大汪塘给填了。随着当局者头脑一热，大手一挥，这个造福一方的大汪塘说填就真的被填了。往日的荷花菱角，水中的月亮和晚霞的倒影，还有伴随临泽镇几代人的“大汪头边”情怀也一起被埋到了黄土下面……。大汪塘就此永久消失在临泽人的视线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大会堂广场。

今天的人想往日的旧事，总是那么风轻云淡，大汪田边也好，大汪塘边也罢，都已经不存在了，就连大会堂广场也已经成为了过去，此时此刻只能在文字中找回一些往日的记忆。

2024年冬至西班牙，宝珍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