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行车的回忆

渭水渔夫

　　自行车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农村，那绝对是人们最时髦的交通工具，但这种现看来最简单的代步工具，在那个缺吃少穿年代，并不是每个农村家庭都能买得起的。

我是恢复高考之后上的大学，在上大学之前，我从未体会到自行车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有多么的重要。因为，那时的农民，整天被束缚在生产队，什么地方都不去，自行车几乎派不上用场。在农村最实用的却是架子车，社员每天三晌活，晌晌都离不开它。人们用它运肥、拉土、搞运输，架子车成为每个家庭不可或缺的生产劳动工具。至于自行车，在我看来，那是生活宽裕家庭的奢侈品，一般家庭可有可无。

我考上大学后，每年要多次坐长途客车去西安 ，我们家距离县城十五里，往返县城这段路徒步要花费很长时间。那时，县城发往省城西安的客车全天只有一趟。记得当时的长途班车座位很少，整车好像只有三十个座位。每天早上五点半开始售票，在候车室窗口只售不到二十张票，其余十几张票已经在先前下午让熟人从后门拿走了。因此，每到开学要去西安时，那一张车票对我来说很难抢到。为了能抢到一张去西安的车票，每次到了报到时间的先一天下午，我就要腆着脸皮去村里有自行车的人家借自行车。然后第二天凌晨三点半，让大哥用自行车驮着我去县城汽车站候车室挤那一张车票。

那个时候，农村人文明程度低，不懂得先来后到，更没有排队的意识与习惯，就是一个字“抢！”当时，候车室卖票的窗口非常小，小到你扒在窗口，竟看不到卖票人的脸面。窗口周围又没有栅栏隔离，大家凭力气挤，谁能挤到窗口并用手抓住窗沿，谁才有与卖票员交流的可能，否则，你只有着急却毫无办法。为了这张票，大哥让我靠着墙体，他双手托住我，铆足劲用身体顶住我向窗口挤。大哥身材魁梧，力气非常大，每次在他的全力推挤下，我才能买到那张去西安的车票。拿到票后，大哥一直陪着我，等我上车后，他才骑自行车回去给别人还车。每次学校放假，我从西安返回长武，大哥都要借别人家的自行车来县城接我，在上大学的四年里，让我感觉最难堪的，就是老去借别人家的自行车和大哥一起去抢那一张去西安的车票。

大学毕业，我分配回到我县县城唯一的高中任教。当时，农村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既没有牲畜也没有机械，收种碾打等农活全靠人工完成。因此，每到农忙季节，我都要趁周日回老家帮助干农活。只是自己刚毕业，没有自行车，往返三十里路程，徒步就需三个多钟头。回家后，人已疲惫不堪，还要下地干活，身体还真有点吃不消。

那时，全国都在抓教育，县城高中高考压力很大，六天的教学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已让我身心疲惫，没有想到星期天家里还有那么多的农活等着我。我多么渴望自已有一辆自行车，如果有了自行车，往返家乡与县城我就不会这么辛苦了。当时，学校有七十多名教职工，有自行车的全是“一头沉”，（即家属是农村户口）。双职工教师，人家在县城根本用不上自行车，因此，双职工之家也就没有自行车。所以，到了星期六下午放学，“一头沉”教师，他们全都骑自行车回家了，你就是想借，也无处可借。

借不到自行车，我只能徒步往返于老家学校之间。这样徒步往返了半年，校长看到了我的难处，于是，他亲自去找商业局局长，把学校新一年里的自行车购买指标要回来给了我。这指标是一辆天津产的飞鸽牌二八大杠自行车。当我拿到这张购买票，内心感动不已。当时，自行车购买指标非常难得，县上并不是每个单位都可分到指标，只有大单位才能分到一辆。尤其是像“飞鸽”、“永久”这些名牌自行车，实属紧俏商品，购买指标一般很难分得到。当时学校老师有人给学校校长提意见。认为将这样的紧俏自行车指标给一个工作刚半年的青年教师有失公平公正，为此，校长还在全校职工大会上郑重其事作了解说：他这样做就是重视支持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因为，这是恢复高考后分配来的第一位本科生，看到他每周日徒步往返三十里路程太辛苦，于心不忍。经他说明后，才平息了一些教师的怨气。

有了购买指标，但自己当时却没有购买的能力。当时，一辆飞鸽二八大杠自行车售价一百八十元。尽管我已工作半年，却什么钱也没攒下。当时我每月工资57元（没有试用期，因我上学前是民办教师）。除去每月生活费十三四元，每到收种时节还给家里补贴几十元，半年下来，自己没攒几个钱。为了买这辆飞鸽二八大杠，我几乎借遍了村上和学校所有的相好，几乎还了整整一年的账。

这辆飞鸽加重自行车伴随着我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自我有了摩托车后，才将它转送亲戚。现在回想这些往事，真让人感慨不已。既为计划经济时代商品的紧缺而遗憾，又为老校长体恤民情而感动，更为那时的风清气正、全社会尊师重教的社会氛围而欣慰。

洪晓

2024年12月21日于长武